明清倒退之一例

作者：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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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三月廿五日甲寅

          耶穌2021年5月6日

我們(men) 從(cong)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看到的北宋東(dong) 京街市繁華——“邑屋之繁，舟車之盛，商賈財貨之充羨盈溢”，當然不是從(cong) 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唐宋變革”背景下，商業(ye) 文明與(yu) 市民力量經過百年博弈，突破了坊市製、夜禁製與(yu) 過所製的三重壓抑才得以實現的。

但令人喟歎的是，宋亡之後，中世紀式的坊市製、夜禁製與(yu) 過所製又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回潮。

雖然被推倒的坊牆沒有重建，北魏—隋唐式的坊市結構不可能完全恢複，但明清時期的官府找到了坊牆的替代品，那就是柵欄，在城市的各個(ge) 巷口設置柵欄。明代弘治元年（1488），朝廷開始在“京城內(nei) 外小巷路口置立柵欄，夜間關(guan) 閉”，但由於(yu) 財政沒有撥款，工程未完成就停止了，已建好的柵攔，質量也很差，“其已修完柵欄亦不如法，不久損壞”；正德十一年（1516），京城再次修建柵欄，“除寬街大路不必置立外，但係小街巷口相應設門去處，各置立門柵，遇夜關(guan) 閉”。到明末，來到中國的意大利傳(chuan) 教士利瑪竇發現，中國各個(ge) 城市的“街道上都有鐵柵，並且上鎖”。

清代的城市也是如此。京師內(nei) 城先建了柵欄，隨後“城外各巷口，照城內(nei) 設立柵欄，定更後，官員軍(jun) 民等不許行走，犯者照例懲治”。同治年間，北京內(nei) 城已有“柵欄一千一百餘(yu) 道”，外城柵欄莫知其數。其他城市也是柵欄遍布，如江寧府“每夜升放號炮，聞炮之後，柵欄齊閉，違禁行走者，即行拿懲，仍不時委員明查暗緝”。

正如盛唐之時，坊市製與(yu) 夜禁製是相配套的製度，明清時期的柵欄也是為(wei) 配合夜禁而誕生的城市設置，入夜，夜禁開始，即關(guan) 閉柵欄，並上鎖，禁止行人出入：“內(nei) 外城夜禁，均於(yu) 起更後關(guan) 閉柵欄，王公以下官民人等皆禁行走。”柵欄的功能，跟坊牆差不多。

宋時已經鬆懈了的夜禁製度，入元之後也得到強化。元朝法律規定：“一更三點，鍾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鍾聲動，聽人行。”夜禁時間從(cong) “一更三點”（大約是晚上8：10）開始，比宋時提前了三個(ge) 小時；犯夜之人，“笞二十七”，比唐宋時增加了七下。忽必烈時代，朝廷還一度取締了元宵“放夜”的慣例：“世祖臨(lin) 禦三十餘(yu) 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

明承元製，清又承明製，《大明律》與(yu) 《大清律》均規定了夜禁製度：“凡京城夜禁，一更三點，鍾聲已靜之後，五更三點，鍾聲未動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鎮各減一等。其公務急速，疾病、生產(chan) 、死喪(sang) 不在禁限。”都是從(cong) “一更三點”開始禁夜行，而且對二更至四更時段的犯夜，懲罰更重。

清代有些地方，定更之後，不但“大街小巷鐍固柵門，不許人行走”，還不準居民“於(yu) 門外坐臥乘涼”，隻有每年的五六七月，盛夏炎暑，才“不禁居民開門納涼”。太不可思議。

我們(men) 知道，唐時夜禁開始後，居民若有緊急事外出，可以向本坊的坊正申請公驗。清朝時，“居民昏夜有生產(chan) 急病、請穩延醫者”，也允許夜行，但需要先向保甲長申領一塊“夜行牌”。夜行牌“長五寸、闊三寸”，由州縣衙門核發，蓋有官押，並塗上一層桐油，“付第幾保第幾甲長收執”。出行人申領夜行牌，例由保甲長“驗明本人麵目、其家產(chan) 病果真”，若屬實，“許給此牌，守柵人問明所至地方，開柵放行；回時即繳；如無此牌者，一概不許放行”。

清朝人發明的這個(ge) 民用夜行牌（元朝時亦有“夜行象牙圓牌”，供“公務急速”的官吏夜間出行使用），功能相當於(yu) 唐代的過所。實際上，元明清三朝都恢複了漢唐時期的過所製度，隻不過將“過所”的名稱改成了“文引”、“路引”。

元朝中統五年（1264），中書(shu) 省欽奉忽必烈聖旨：“諸斡脫商賈，凡行路之人，先於(yu) 見住處司縣官司具狀招保，給公憑，方許他處勾當，若公引限滿，其公事未畢，依所在倒給。如管民官、軍(jun) 官並其餘(yu) 諸投下人員，若無上司文麵勾當，欲往他處勾當，亦聽以次人於(yu) 本處官司告給文引，經過關(guan) 津渡口，驗此放行，經司縣呈押，如無司縣，於(yu) 尉司或巡檢呈押。無公引者，並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戶亦驗引，明附店曆，每上下半月，違者，止理見發之家，笞二十七下。”依此法令，凡商人、管民官、軍(jun) 官及諸投下人員，如果出遠門，都需要辦理文引，連住店都必須勘驗文引。

至元二十三年（1286），由於(yu) “腹裏州城諸投下官司信從(cong) 人戶，以江南等處作買(mai) 賣為(wei) 由，濫放文引”，元廷又規定：“今後，諸人若因事或為(wei) 商賈，前去他所勾當，經由有司衙門陳告，取問鄰佑是實，令人保管，別無違礙，方許出給差引，明置文簿銷照。”可以看出來，元朝的文引製，與(yu) 《唐律疏議》確立的過所製是大同小異的。

明朝的路引製度更加苛嚴(yan) ：“凡軍(jun) 民人等往來，但出百裏者即驗文引”；“凡天下要衝(chong) 去處，設立巡檢司，專(zhuan) 一盤詰往來奸細及販賣私鹽犯人、逃軍(jun) 、逃囚、無引麵生可疑之人”。出行路程百裏以上，即需要辦理路引，這是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動管製。如果居民不帶路引、擅自出遠門呢？後果很嚴(yan) 重，被官方發現、抓獲的話，輕則打板子，重則充軍(jun) 、處死。懲罰之重，也是史無前例。

洪武六年（1373），常州府有一名居民，因“祖母病篤，遠出求醫急”，來不及申請路引，結果途中被“呂城巡檢司盤獲”，“送法司論罪”。還是洪武年間，一名被朝廷征集到南京開胭脂河的工役，因“工滿將辭歸，偶失去路引”，竟然“分該死，莫為(wei) 謀”，後幸虧(kui) 有督工百戶向朱元璋求情，才免一死。成化末年，由於(yu) “京師多盜”，兵部尚書(shu) 派官兵“分投街巷，望門審驗”流動人口，“凡遇寄居無引者，輒以為(wei) 盜，悉送係兵司馬。一二日間，監房不能容，都市店肆傭(yong) 工，皆聞風匿避，至閉門罷市者累日”。沒有攜帶路引的流動人口，都被當成強盜抓了起來。

當過刑部侍郎、禦史官、巡撫、知縣的晚明大學者呂坤，曾設計了一款路引，叫做“遠行丁引”。這款路引登記的個(ge) 人信息，絕對比今天的戶口簿都要詳盡：“照得本州縣衛所某百戶某人，年若幹歲，身長幾尺，無須微須，方麵瓜子麵，白色黑色紫棠色，有無麻疤。今由某處，前至某處，何項生理，家有父某人，母某氏，子某人某人，兄某人，弟某人。……右給付某處某人，準此。州押印，縣押印”。凡出遠門之人，都需向戶籍所在州縣的衙門申請遠行丁引；回鄉(xiang) 之日再將丁引繳還原發衙門注銷。若無丁引擅自出行，或者雖有丁引而“腳色不對”，則“所至店家鄰佑，或在官各色人等，（將其）拿赴所在衙門，即以奸盜押回原籍查究”。

清代的行政指南書(shu) 《未信編》亦收錄有一份“路引式”，不過其券麵登記的信息卻不如呂坤丁引之周詳，就不贅引了。

總而言之，當曆史發展到宋代時，隨著“唐宋變革”的完成，坊市製、夜禁製、過所製所代表的社會(hui) 管製已經日益鬆動、逐漸消亡，可是到了元明清時期，這三項中世紀製度又都死灰複燃了。不能不說，這是曆史的倒退。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