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簡與(yu) 西周史研究

作者：劉國忠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2021年第1期

摘要：經過學術界十多年的持續努力，清華簡目前已出版10輯整理報告。其中所收入文獻，絕大多數是失傳(chuan) 兩(liang) 千多年的珍本秘籍。清華簡中所發現的眾(zhong) 多與(yu) 西周史有關(guan) 篇目，有助於(yu) 加深對西周史相關(guan) 文獻的理解與(yu) 認識，揭示西周史事真相，推動西周文學史、思想文化史和製度史研究。其中的諸多記載，不僅(jin) 解決(jue) 了西周史研究中許多爭(zheng) 論已久的疑難問題，同時為(wei) 西周史研究的進一步開展提供了嶄新機遇。清華簡的整理與(yu) 研究工作已經深刻影響了西周史研究的麵貌。利用清華簡研究西周曆史文化，已成為(wei) 當前深化西周史研究的一條有效途徑。

關(guan) 鍵詞：清華簡 西周史 古典學

作者：劉國忠，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yu) 保護中心教授（北京100084）。

2008年7月15日，經校友捐贈，清華大學入藏了一批流散到香港文物市場的戰國竹簡，通稱清華簡。清華簡總數近2500枚，是目前已知戰國竹簡中數量最大的一批。經碳14測定，清華簡的抄寫(xie) 時間大約為(wei) 公元前305年，屬於(yu) 戰國中期的後半段，相當於(yu) 孟子、莊子、屈原等先哲們(men) 生活的時代。由於(yu) 久埋地下，清華簡躲過了秦代的焚書(shu) 之厄，從(cong) 而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先秦古籍的原貌。經過編排，清華簡總共約有70篇文獻，全部都是古書(shu) ，而且多數是經、史一類珍本佚籍，以及與(yu) 思想史、文學史、科技史相關(guan) 的篇目，學術價(jia) 值可謂空前。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yu) 保護中心科研人員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清華簡已經整理出版了10輯整理報告，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關(guan) 注。

在2008年10月召開的清華簡鑒定會(hui) 議上，與(yu) 會(hui) 專(zhuan) 家即已指出：“（清華簡）是十分珍貴的曆史文物，涉及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核心內(nei) 容，是前所罕見的重大發現，必將受到國內(nei) 外學者重視，對曆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文獻學等學科將會(hui) 產(chan) 生廣泛深遠的影響。”十多年來，清華簡的整理與(yu) 研究工作，已經在多方麵推動了先秦曆史文化的研究，成為(wei) 海內(nei) 外文史研究者關(guan) 注的焦點。其中，《程寤》《保訓》《耆夜》《金縢》《皇門》《祭公》《楚居》《係年》《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命訓》《厚父》《封許之命》《攝命》《四告》等諸多篇目，對於(yu) 西周史研究具有重要推動作用。

一、加深對西周史相關(guan) 文獻的理解與(yu) 認識

西周史的研究，離不開傳(chuan) 世文獻、考古學、出土文獻（包括西周甲骨、青銅器與(yu) 金文、簡帛等文字資料）以及理論探索等多條途徑的共同努力，其中傳(chuan) 世文獻與(yu) 出土文獻更是認識和解讀西周曆史的主要依據。不過，由於(yu) 相關(guan) 的傳(chuan) 世或出土文獻古奧艱澀，理解起來有很大困難；同時，對於(yu) 這些文獻的真偽(wei) 、年代和性質等方麵的認識，學者們(men) 也存在很大的分歧，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研究工作的深入。

清華簡諸篇的抄寫(xie) 時代是戰國中期，這就為(wei) 這些文獻提供了一個(ge) 明確的時間節點，即這些文獻均不會(hui) 晚於(yu) 這一時期；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它們(men) 的寫(xie) 作時代也屬同一時期，戰國中期隻是清華簡諸篇寫(xie) 作時代的下限，其中的多篇文獻，比如《封許之命》《皇門》《祭公》《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厚父》《攝命》《四告》等，都應是從(cong) 西周時期的原始檔案傳(chuan) 抄而來，保留了西周文獻的原來麵貌；另外的一些篇目，如《程寤》《保訓》《耆夜》《金縢》《命訓》等，雖然有可能經過了東(dong) 周時期人們(men) 的改寫(xie) ，但顯然也是根據西周時期流傳(chuan) 下來的材料編寫(xie) 而成，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獻價(jia) 值。更重要的是，清華簡中的一些篇目，如《皇門》《祭公》《金縢》等，都有傳(chuan) 世本可供比較，從(cong) 而為(wei) 解讀和研究這些周代文獻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從(cong) 文獻學角度看，清華簡的這些篇目主要有以下作用。

（一）糾正傳(chuan) 世文獻中的一些錯訛

這方麵最典型的例子是《逸周書(shu) 》的《祭公》篇。《祭公》在傳(chuan) 流過程中多有訛誤，但此前因沒有可資對勘的文本，許多錯誤無法得到辨識和糾正。清華簡《祭公之顧命》是目前所見《祭公》篇的最早寫(xie) 本，與(yu) 傳(chuan) 世本相對比，即可以見到傳(chuan) 世本中的諸多錯訛之處。其中最顯著者，莫過於(yu) 簡文中有一句“乃召畢、井利、毛班”，據簡文可知，畢、井利、毛班三人為(wei) 周穆王時的三公，這句話本來是文從(cong) 字順的，然而在傳(chuan) 世本中，該句竟被誤為(wei) “乃詔畢桓於(yu) 黎民般”，遂致麵目全非，不可卒讀。再比如傳(chuan) 世本《命訓》有“夫天道三，人道三：天有命，有禍，有福；人有醜(chou) ，有紼絻，有斧鉞”的記載，如果按照天道的順序，是“命”“禍”和“福”，而人道卻是“醜(chou) ”“紼絻”“斧鉞”，其順序不能完全對應。現在看清華簡《命訓》，該句作：“夫天道三，人道三：天有命，有福，有禍；人有佴（即‘恥’字），有巿冕，有斧鉞。”“巿冕”即今本的“紼絻”，竹簡本“有福”與(yu) “有禍”分別對應的是“有巿冕”和“有斧鉞”，次序非常合理，可見今本的“有禍”與(yu) “有福”二詞應當對調。這些重要發現遂使數千年來的文字錯誤得以大白於(yu) 天下。

（二）確認傳(chuan) 世文獻的真偽(wei) 、性質及學術價(jia) 值

還以《逸周書(shu) 》為(wei) 例，《逸周書(shu) 》是一部有關(guan) 周代曆史文化的文獻匯編，內(nei) 容珍貴重要。然而，由於(yu) 該書(shu) 被認為(wei) 是孔子刪《書(shu) 》之餘(yu) ，故在曆史上一直不太受學者重視，其流傳(chuan) 過程不夠清晰，文本的錯訛脫佚現象也十分嚴(yan) 重。雖然晉代孔晁曾為(wei) 之作注，但此後一千多年間，該書(shu) 基本處於(yu) 被“冷落”的狀態，甚至被冠以“偽(wei) 書(shu) ”之名。直到清代以後，這一情況才有所改觀，經過盧文弨、王念孫、朱右曾等學者的校訂整理，本書(shu) 才大致可讀；但是對於(yu) 該書(shu) 的學術價(jia) 值，學術界仍存在較大爭(zheng) 議。已公布的清華簡諸篇中，屬於(yu) 《逸周書(shu) 》的篇目有《命訓》《程寤》《皇門》和《祭公》4篇，可謂是《逸周書(shu) 》篇目的空前發現。這些篇目的重新麵世，不僅(jin) 校正了傳(chuan) 世本中的諸多問題，也使《逸周書(shu) 》一書(shu) 的學術價(jia) 值得到了確認。研究西周曆史，再不能忽視和棄用《逸周書(shu) 》中的這些重要篇目。

與(yu) 此同時，清華簡也使過去有關(guan) 《古文尚書(shu) 》真偽(wei) 問題的爭(zheng) 論有了直接證據。東(dong) 晉初年豫章內(nei) 史梅賾進獻給朝廷的《尚書(shu) 》中，《古文尚書(shu) 》這一部分的真實性引起了後人的長期討論。清華簡中有多篇可對應《古文尚書(shu) 》的篇目，比如，清華簡《尹誥》即《古書(shu) 尚書(shu) 》中的《鹹有一德》，《傅說之命》即《古文尚書(shu) 》中的《說命》，但是它們(men) 的內(nei) 容卻完全不同，足以證明東(dong) 晉時期出現的《古文尚書(shu) 》確實應該是出於(yu) 後人的偽(wei) 造。而屬於(yu) 西周時期文獻的清華簡《攝命》篇，經過學者們(men) 的研究，證明很可能即是《古文尚書(shu) 》中的《冏命》篇，而這二者之間的內(nei) 容也是沒有絲(si) 毫關(guan) 聯，這也進一步印證了東(dong) 晉以來傳(chuan) 流於(yu) 世的《古文尚書(shu) 》不會(hui) 是先秦《尚書(shu) 》的原本，而是出於(yu) 後人的偽(wei) 作。《古文尚書(shu) 》真偽(wei) 問題的討論，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個(ge) 重要話題，清華簡與(yu) 《古文尚書(shu) 》相關(guan) 諸篇的真偽(wei) 討論，其意義(yi) 自然非常重大。

已經公布的清華簡諸篇，內(nei) 容和體(ti) 裁極其豐(feng) 富，大大開闊了學者們(men) 的眼界。其中的《封許之命》是西周初年分封許國的文獻，使我們(men) 第一次看到了周初分邦建國的檔案資料，了解分封文件的格式與(yu) 內(nei) 容；《攝命》是周王冊(ce) 封伯攝的原始文獻，亦讓我們(men) 看到西周冊(ce) 命文獻的原貌，從(cong) 中可獲知金文中的冊(ce) 命內(nei) 容僅(jin) 為(wei) 冊(ce) 命文獻的節錄；《四告》是周公、伯禽、周穆王、召伯虎四人分別向神靈或先賢的禱告之辭，不僅(jin) 為(wei) 以往所未見，更可借此一窺周人的信仰與(yu) 觀念。這些文獻的重新發現，不僅(jin) 使我們(men) 對周代文獻的認識大為(wei) 豐(feng) 富，而且改變了我們(men) 對於(yu) 一些傳(chuan) 世周代文獻的已有認識。比如關(guan) 於(yu) 西周初年衛國的分封情況，由於(yu) 《尚書(shu) 》中有《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文獻的存在，一般認為(wei) 材料是最為(wei) 齊備的，《尚書(shu) 序》即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yu) 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分封的具體(ti) 細節見於(yu) 《左傳(chuan) 》定公四年記敘，並說是“命以《康誥》而封於(yu) 殷墟”，即把《康誥》等同於(yu) 分封的文獻。現在看來，在分封康叔的過程中，其實最為(wei) 原始的、類似於(yu) 《封許之命》的分封文件並沒有能夠保存下來，這一分封文件應該是詳細記錄了分封康叔時的封畛土略、以及賞賜民眾(zhong) 和物品的具體(ti) 內(nei) 容。至於(yu) 《康誥》諸篇，則應該是對即將赴任的康叔所做的告誡，不能與(yu) 分封的原始文獻相等同，對《康誥》篇的這種認識，也是一個(ge) 重要變化。

清華簡《厚父》篇的問世，也有助於(yu) 我們(men) 認識《尚書(shu) 》的《洪範》篇。周武王滅商後，一直致力於(yu) 總結夏、商興(xing) 亡的經驗教訓，因此才有“惟十有三祀，王訪於(yu) 箕子”而形成的《洪範》之篇。值得注意的是，周武王訪箕子，本來是要谘詢商朝亡國的原因，其目的與(yu) 《厚父》的主題顯然是一致的；隻是由於(yu) 箕子作為(wei) 一個(ge) 亡國之人，不忍心談論故國興(xing) 滅這個(ge) 敏感問題，最後雙方隻好避實言虛，討論起“天地之大法”。對此《史記·周本紀》曾言：“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chou) ，故問以天道。”如果箕子當時像厚父那樣很配合周武王的問詢，也許我們(men) 所看到的《洪範》就不是現在這個(ge) 麵貌了。

（三）關(guan) 注經學文獻的重新編寫(xie) 和整理問題

清華簡本《金縢》與(yu) 傳(chuan) 世本《金縢》的異同非常耐人尋味。竹簡本《金縢》原有自己的篇名，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誌”，與(yu) 《尚書(shu) 》中的“金縢”之名完全不同；在具體(ti) 內(nei) 容方麵，二者雖然除了一些異文之外，內(nei) 容基本相同，但其中存在一個(ge) 最大的差異，就是竹簡本《金縢》沒有傳(chuan) 世本中涉及占卜的兩(liang) 段文字。對於(yu) 這一現象，學者們(men) 的看法不一。其實，前一段文字中，周公向三王禱告，然後進行占卜；後麵的另一段文字中，周成王因為(wei) 看到了周公的禱告之辭，了解到天降災異的緣由，因而製止了占卜行為(wei) 。這兩(liang) 段文字的上下文銜接自然，與(yu) 周初的觀念和行為(wei) 相吻合，非常契合當時的形勢，應是其固有的內(nei) 容。簡文中沒有這兩(liang) 段文字，應該是由於(yu) 後人對原有文本的刪節和改寫(xie) 。那麽(me) ，竹簡本為(wei) 什麽(me) 要對《金縢》篇做這樣的加工處理呢？其實，竹簡本的篇名已經給了我們(men) 非常重要的提示。竹簡本的篇名“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誌”，已經標明這是一篇屬於(yu) “誌”的文獻。對於(yu) “誌”，我們(men) 並不陌生，《國語·楚語上》載，楚莊王時，太子之傅士亹向申叔時請教如何教育太子，申叔時給士亹提了係統的建議，其中就有“教之故誌，使知廢興(xing) 者而戒懼焉”，韋昭注：“故誌，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shu) 。”我們(men) 曾經指出，竹簡本《金縢》在標題中特意突出了“周武王”的稱呼，與(yu) 《書(shu) 序》所稱“武王”並不相同，很值得注意，這是一個(ge) 很有楚國特色的稱謂，其目的是為(wei) 了與(yu) “楚武王”相區別，《金縢》篇的改名和內(nei) 容的刪減，很可能就是出於(yu) 楚人之手，將之改編為(wei) 一篇“誌”也就是進行曆史教育的讀本。因此，竹簡本的形成應該是在春秋時楚國稱王之後，其定本顯然要晚於(yu) 傳(chuan) 世本《金縢》，是對傳(chuan) 世本所做的改編。這一做法使我們(men) 體(ti) 會(hui) 到，即使是像《尚書(shu) 》這樣涉及大經大法的經典文獻，也是可以根據具體(ti) 需要對其文本進行編輯加工的；同理，孔子在編選百篇《尚書(shu) 》時，也不排除對其內(nei) 容可能做過部分整理修訂工作，就如同他作《春秋》時，對魯國的史書(shu) 做了一些修訂一樣。

同時，我們(men) 也可以看到，在先秦時代，與(yu) 百篇《尚書(shu) 》相類似的文獻其實是非常多的，孔子雖然根據自己的需要選編了一百篇的《尚書(shu) 》，但是未被收入的文獻肯定更為(wei) 豐(feng) 富。其中一些篇目，後來被作為(wei) “孔子刪《書(shu) 》之餘(yu) ”而收錄在《逸周書(shu) 》裏麵，但是還有大量相關(guan) 文獻則在曆史演變中歸於(yu) 湮滅。清華簡的發現使學者們(men) 認識到，後來被稱作《逸周書(shu) 》的一些篇章，在當時至少有很大一部分被承認就是《書(shu) 》，另外，在《尚書(shu) 》《逸周書(shu) 》的這些篇目之外，還有極其豐(feng) 富的類似文獻。

（四）為(wei) 解讀其他出土古文字材料提供契機

清華簡的文字為(wei) 戰國時期的楚文字，內(nei) 容皆為(wei) 古書(shu) ，有些有傳(chuan) 世本，或在傳(chuan) 世本內(nei) 有類似材料，容易進行比照對讀，從(cong) 而為(wei) 釋讀出土的古文字資料提供了重要依據。比如陳劍教授曾從(cong) 清華簡《皇門》篇中字入手，將之與(yu) 郭店簡、上博簡、古璽中的相關(guan) 字形相結合，為(wei) 該字的釋讀提出重要意見；李學勤教授指出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疐天之不易”中的“疐”字應訓為(wei) “對”，並進而指出許多金文中的“疐”字都應讀為(wei) “對”，等等，都為(wei) 出土文獻的釋讀作出重要貢獻。

二、揭示西周史事真相

清華簡中所發現的眾(zhong) 多與(yu) 西周史有關(guan) 的文獻，為(wei) 研究西周史開辟了一個(ge) 新的天地。其中不少記載都為(wei) 傳(chuan) 世文獻所無，或與(yu) 傳(chuan) 統看法不同，為(wei) 我們(men) 揭示了西周許多不為(wei) 人知的曆史真相，也為(wei) 認識一些聚訟不休的曆史事件提供了重要依據。限於(yu) 篇幅，我們(men) 在此列舉(ju) 數例，以見一斑。

（一）先周曆史的新知

在周武王克商、建立周朝之前，周人已經曆了漫長的發展曆史，尤其是在周文王時，周人已獲得長足發展，擁有了強大的實力。清華簡《程寤》《保訓》《耆夜》諸篇都涉及先周曆史，所提供的信息極為(wei) 豐(feng) 富。比如，“文王受命”或“文、武受命”是西周曆史上的一個(ge) 重要話題，但是，對於(yu) 它們(men) 的確切含義(yi) ，學者們(men) 長期以來一直爭(zheng) 論不斷。直至20世紀初，王國維才敏銳地把“受命”與(yu) “降命”聯係起來，指出“受命”就是接受天命：“自人言之，謂之受命；自天言之，謂之降命。”王氏此論，與(yu) 傳(chuan) 世及出土文獻中有關(guan) “文王受命”的論述完全符合，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讚同。現在看來，“文王受命”實際上是從(cong) 政治上確立了周人代商的正義(yi) 性和合法性。但是“文王受命”的標誌是什麽(me) ，學者們(men) 卻一直未能予以正確揭示。清華簡《程寤》篇則告訴我們(men) ，文王受命是與(yu) 太姒所做的一個(ge) 夢境有關(guan) 。這篇簡文的重新發現與(yu) 公布，使我們(men) 獲知了“文王受命”的確切含義(yi) 和具體(ti) 標誌。至於(yu) “文、武受命”的提法，以往學者們(men) 多認為(wei) 要到西周晚期或中晚期才出現。現在看來，這種認識可能也需要重新加以考慮。其實，清華簡《程寤》中關(guan) 於(yu) “受命”的記載是“（文）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命於(yu) 皇上帝”，明確指出是周文王與(yu) 周武王（當時的太子發）共同接受了天命。因此，所謂的“文王受命”和“文、武受命”本身是一回事，“文王受命”是一個(ge) 概括的表述，“文、武受命”則是點明了接受天命的過程，周文王雖然獲得了天命，擁有了滅商的合理性，但在他生前並未完成滅商受大命的最終目標，這一任務最終到周武王時才得以實現。關(guan) 於(yu) 這一點，新公布的清華簡《四告》中也有重要的論述。周公在向皋陶禱告時曾說：“（上帝）乃命朕文考周王（即‘一’字）戎有殷，達有四方。在武王，弗敢忘天威命明罰，至戎於(yu) 殷，鹹戡厥敵”，把這一表述與(yu) 《祭公》中所說的“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文王受之，惟武王大敗之，成厥功”相比，二者的內(nei) 容可謂是一脈相承。因此，“文、武受命”的觀念應該是西周初年即已出現，而且在整個(ge) 西周時期都始終沒有改變。

清華簡《保訓》則與(yu) 周文王的遺囑相關(guan) 。周文王曾有遺囑，見於(yu) 《尚書(shu) 》的《顧命》篇，但是文王遺囑的內(nei) 容如何，卻為(wei) 以往學者所未知。清華簡《保訓》的發現彌補了這一缺憾。而且本篇簡文的紀年是“惟王五十年”的形式，說明周文王很可能早已經暗中稱王，再加上《程寤》中周文王有“惟商慼在周，周慼在商”的深刻論述，證明在商末時周文王早已在暗中積聚力量，為(wei) 滅商做準備。這就為(wei) 研究周文王時期的商、周關(guan) 係提供了全新視角。

清華簡《耆夜》則解開了關(guan) 於(yu) 西伯戡黎的種種疑問。《尚書(shu) 》有《西伯戡黎》篇，前人多以為(wei) 是文王時事，但是黎也就是耆這個(ge) 地方迫近紂都，如果說周文王已征伐到那裏，與(yu) 曆史情勢並不相合，因而自宋代胡宏《皇王大紀》以來，不少著作推測應該是周武王時事，卻苦於(yu) 沒有證據。清華簡《耆夜》一開始就說“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還，乃飲至於(yu) 文大室”，印證了宋人的懷疑是合理的。周武王八年伐黎，九年觀兵於(yu) 孟津，至十一年伐紂，正好展現了周人逐步東(dong) 進的曆程。

（二）三監之亂(luan) 與(yu) 秦人始源

周武王滅商後不久即因病去世，繼位的周成王由於(yu) 年幼，故由周公輔佐朝政，不久即爆發三監之亂(luan) ，使建立不久的西周政權處於(yu) 風雨飄搖之中。在最近公布的清華簡《四告》中，周公在給先賢皋陶的告辭中說“商邑興(xing) 反，四方禍亂(luan) 未定，多侯邦伯，率去不朝”，這一記述形象說明，武庚等人的叛亂(luan) 得到了商奄等商朝原有盟國的全力支持和配合，而在這危急關(guan) 頭，以三監為(wei) 代表的“多侯邦國”卻趁機落井下石，“率去不朝”，其不臣之心已經昭然若揭。在危急關(guan) 頭，周成王與(yu) 周公采取了堅定措施，出兵平定了叛亂(luan) ，鞏固了建立不久的西周政權。

清華簡的多篇文獻都涉及了三監之亂(luan) 這一重大事件，並對傳(chuan) 世文獻有重要的補充作用。傳(chuan) 世本《金縢》篇有“周公居東(dong) 二年”的記載，對其含義(yi) 前人曾有各種推測，竹簡本《金縢》則作“周公石東(dong) 三年”，這裏的“石”即是楚文字中常見的（即“適”字），意為(wei) 前往。周公前往東(dong) 國三年，所指的正是周公東(dong) 征，從(cong) 而解開了這一曆史之謎。

周師在擒殺武庚等人之後，又繼續東(dong) 進，擊敗參與(yu) 叛亂(luan) 的商奄等國，殺死飛廉等首惡分子，並把參與(yu) 叛亂(luan) 的一部分商奄之民西遷到朱圉山（位於(yu) 今甘肅省甘穀縣）一帶，令其防禦西北的戎人，而這些西遷的商奄之民則成為(wei) 後來秦人的祖先。清華簡中關(guan) 於(yu) 秦人始源的這一記述，完全顛覆了人們(men) 的原有認識，對於(yu) 早期秦人與(yu) 秦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yi) 。

（三）衛國與(yu) 許國的分封

周武王滅商後，曾采取分封政策，封建一些古代聖王的後裔，並在商朝的王畿地區設立三監，以加強對原商朝核心區域的防範。但大規模的分封舉(ju) 措，則到周成王平定三監之亂(luan) 後才得以施行。清華簡《係年》稱：“周成王、周公既遷殷民於(yu) 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設出宗子，以作周厚屏。”這正是對當時分封情況的總結。通過清華簡的記述，過去關(guan) 於(yu) 周初分封的一些疑竇之處也得以澄清。比如衛國的分封，過去曾有一種觀點認為(wei) 發生於(yu) 周武王時，也有人認為(wei) 衛國曾有兩(liang) 次分封。現在通過《係年》，可以知道周成王把康叔分封到康丘（這也是後人之所以稱其為(wei) 康叔的原因），後來康叔又把都城從(cong) 康丘遷到淇衛，這就完美地解釋了衛國的始封時間和都城前後出現變化的緣由。

有關(guan) 許國分封的誤解也同樣得以糾正。過去學者們(men) 根據許慎《說文解字·敘》和杜預《春秋釋例》等材料，以為(wei) 許國的始封者是許文叔，受封的原因則是許為(wei) “堯四嶽伯夷之後”，受封的時間是在周武王時。然而在清華簡中發現了周初封建許國的文件《封許之命》，從(cong) 中我們(men) 可以知道，許國的始封之君是呂丁，他曾輔佐周文王和周武王，功勳卓著，因此周成王時把他分封於(yu) 許。清華簡《封許之命》的發現，糾正了傳(chuan) 世文獻中關(guan) 於(yu) 許國論述的諸多不準確之處。其中許多具體(ti) 的分封細節和賞賜物品，有助於(yu) 我們(men) 了解西周初年的分封製度。

與(yu) 分封相關(guan) 的記載，還有《四告》篇中伯禽的禱告之辭。該文是伯禽被分封於(yu) 魯之後，在即將就封時向天神的禱告之辭，其中也談到周天子賞賜給了“林寶、金玉庶器”，補充了傳(chuan) 世文獻的不足。

（四）周公攝政與(yu) 製禮作樂(le)

西周初年的政治一度出現嚴(yan) 重危機，端賴周公輔佐朝政，力挽狂瀾。有關(guan) 周公攝政的問題也一直是曆代學者關(guan) 注的話題，特別是周公攝政時有沒有稱王，從(cong) 古至今爭(zheng) 論不斷。清華簡中發現了《逸周書(shu) 》的《皇門》篇，學者多認為(wei) 該篇文獻是周公攝政時所作，簡文記敘周公的講話時稱“公若曰”，證明周公當時並未稱王；周公在講話中訓誡群臣要以史為(wei) 鑒，獻言薦賢，對於(yu) 我們(men) 了解周公攝政時期的施政理念有很好的作用；另外，在清華簡中所發現的《周公之琴舞》，乃是一組樂(le) 詩，學者多認為(wei) 作於(yu) 周公歸政成王之時，其中對周公與(yu) 成王的君臣關(guan) 係也做了嚴(yan) 格區分，這也進一步印證了周公沒有稱王這一事實。

最近發表的清華簡《四告》篇也為(wei) 這一問題提供了佐證。《四告》的第一篇，是周公向古代賢臣皋陶的禱告之辭，在禱辭中，周公追述了周武王去世後，自己勤勉輔佐成王的情形：“乃唯餘(yu) 旦明弼保茲(zi) 辟王孺子，用肇弘三台，以討征不服，方行天下，至於(yu) 海表出日，亡不率比……”其中強調自己“明弼保茲(zi) 辟王孺子”，更為(wei) 周公不曾稱王提供了充分證據。

學者們(men) 已經指出，《四告》的內(nei) 容，與(yu) 《尚書(shu) 》的《立政》篇關(guan) 係十分密切。筆者認為(wei) ，周公的禱告之辭中說：“翌日，其會(hui) 邦君、諸侯、大正、小子、師氏、禦事，箴告孺子誦……”，其內(nei) 容與(yu) 《尚書(shu) ·立政》正好完全吻合，可知周公的禱告時間是在舉(ju) 行還政成王儀(yi) 式的前一天；而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則是紀念周公還政、成王嗣位而舉(ju) 行的樂(le) 舞儀(yi) 式。這3篇文獻在時間上互相銜接，內(nei) 容上彼此呼應，應該是從(cong) 不同角度記載這一重大事件的多篇原始文獻。這對於(yu) 確定《尚書(shu) ·立政》篇的時代和背景，以及考察周公攝政時期的曆史，也具有重要意義(yi) 。

有關(guan) 周公製禮作樂(le) 的情況，在清華簡《周公之琴舞》中也已經透露出相關(guan) 信息，《周公之琴舞》以周公致政成王為(wei) 背景，是一組結構緊密的樂(le) 詩，它的麵世，不僅(jin) 是佚詩的發現，也是佚樂(le) 的發現，可謂是周初製禮作樂(le) 的一個(ge) 典型事例。在清華簡《四告》中，周公也表明要“永念天畏，王家無常，周邦之無綱紀，畏喪(sang) 文、武所作周邦刑法典律”，因此采取各種措施來經營周邦。這些記敘表明，周公確曾製禮作樂(le) ，建立和完善了周代的各項製度，古書(shu) 的相關(guan) 記載是真實可靠的。周公的這些舉(ju) 措，對周王朝的鞏固與(yu) 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五）兩(liang) 周之際史事

關(guan) 於(yu) 兩(liang) 周之際的曆史進程，《史記》所述，多有疏漏之處。以往學者多據《古本竹書(shu) 紀年》的佚文來訂正這段曆史，然而一些缺環始終無法厘清。清華簡《係年》很完整係統地講述了兩(liang) 周之際的曆史演變過程，在很多方麵給我們(men) 提供了新知，如：周幽王的妻子來自位於(yu) 犬戎附近的西申，而不是來自位於(yu) 今天河南南陽一帶的南申，這就解開了申人之所以能與(yu) 犬戎聯合攻周的曆史之謎；周幽王與(yu) 其子伯盤曾一起去攻打西申，最終為(wei) 犬戎、繒、西申的聯軍(jun) 所攻滅，這一曆史為(wei) 過去所未知；周幽王死後，朝廷擁戴周幽王之弟餘(yu) 臣為(wei) 王（即攜惠王），與(yu) 被廢的太子宜臼之間展開長達21年的王位爭(zheng) 奪，其中許多細節也是以往學者所不曾了解的；周平王東(dong) 遷經曆了漫長的曆程，而不是過去所理解的一蹴而就；等等。

此外，清華簡對於(yu) 楚國的起源與(yu) 早期曆史研究也有重大推進，比如據清華簡《楚居》可知，楚人的先祖穴熊即是鬻熊，另外，該篇簡文中關(guan) 於(yu) 楚人早期的活動範圍，楚國與(yu) 鄀國的關(guan) 係，都提供了大量珍貴史料；再比如，據清華簡《係年》，可以確認共和行政是由共伯和代執朝政，而不是由周公、召公共同執掌朝政，從(cong) 而為(wei) 共和行政之謎的解決(jue) 提供了一個(ge) 有利佐證。

三、推動西周文學史、思想文化史和製度史研究

對於(yu) 西周時期的文學史、思想文化史和製度史的研究，以往囿於(yu) 有限的材料，往往難以展開討論。清華簡中所出現的大量與(yu) 西周史相關(guan) 的文獻，為(wei) 這些領域研究的突破創造了極為(wei) 重要的條件。

（一）文學史研究方麵

清華簡的《耆夜》《芮良夫毖》《周公之琴舞》等篇收有眾(zhong) 多詩歌，而且多數為(wei) 佚詩，為(wei) 西周文學史的研究提供了眾(zhong) 多嶄新材料，可謂是先秦詩歌研究的重大契機。其中，《耆夜》中的《蟋蟀》詩和《周公之琴舞》中的《敬之》詩同時見於(yu) 《詩經》，文字亦多有不同，這對於(yu) 《詩經》有關(guan) 篇目的寫(xie) 作時代、具體(ti) 含義(yi) 的研究均有重要意義(yi) 。

（二）思想文化史方麵

清華簡《保訓》所敘的周文王遺囑中多次提到“中”這個(ge) 詞，證明“中”的觀念是全篇的核心。關(guan) 於(yu) 《保訓》“中”的思想，學者們(men) 做過很多討論，李學勤先生曾指出，《保訓》的“中”很可能與(yu) 後來儒家的中道思想有關(guan) 。這對於(yu) 研究儒家思想的淵源和傳(chuan) 統，無疑具有很重要的意義(yi) 。

西周建立後，統治者一再強調“我不可不監於(yu) 有夏，亦不可不監於(yu) 有殷”（《尚書(shu) ·召誥》），希望從(cong) 夏、商的興(xing) 亡中汲取經驗教訓，但是在傳(chuan) 世的文獻中，所見多為(wei) 西周王室取鑒於(yu) 有殷的內(nei) 容，而很少有關(guan) 於(yu) 取鑒於(yu) 有夏的論述。清華簡《厚父》篇的發現，使我們(men) 第一次有機會(hui) 看到西周初年對於(yu) 夏朝興(xing) 亡所做的歸納和總結，其中蘊含有豐(feng) 富的民本思想和德政思想，更為(wei) 中國思想史的研究開辟了新的局麵。周代對“德”的提倡，也體(ti) 現在對“處士”的重視之中。《荀子·非十二子》言：“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處士由於(yu) 德行高潔，才華出眾(zhong) ，雖然尚未任職，但卻是國家的重要倚靠。在清華簡《皇門》中，周公曾說：“朕寡邑小邦，蔑有耆耇、事屏朕位。”其中所提到的“事”，在《四告》中則作“士”，二者所論其實都是“處士”。無論是《皇門》中對“處士”的期盼，還是《四告》中對商末之時“處士”所作所為(wei) 的批評，實際上都是希望“處士”能以自己的德行在社會(hui) 上發揮表率的作用，這也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反映了周初的德政理念。

清華簡《筮法》所涉及的數字卦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jia) 值。數字卦的研究，是20世紀易學研究的重大突破，但是商、周時期的數字卦是否一直延續到戰國時代，學者們(men) 曾有不同意見。清華簡《筮法》的出現，證實在戰國時期數字卦仍然存在，這對於(yu) 研究數字卦的發展和演變也具有積極意義(yi) 。

清華簡《耆夜》講述了周武王八年周師伐耆，獲勝返回後於(yu) 文王宗廟舉(ju) 行慶功的“飲至”典禮，這一記敘亦非常重要。我們(men) 知道，關(guan) 於(yu) “飲至”的記載，在傳(chuan) 世文獻中主要見於(yu) 《左傳(chuan) 》等書(shu) ；在出土文獻方麵，此前在周原甲骨和西周初年的方鼎中也都提到舉(ju) 行“飲至”典禮，但沒有更詳細的內(nei) 容，清華簡《耆夜》則為(wei) 我們(men) 展現了西周時期“飲至”典禮的生動情景。

新公布的清華簡《四告》篇分別有周公、伯禽、周穆王、召伯虎4人向先賢或神靈的禱告之辭，具有極高的學術價(jia) 值。周人在遇到大事時，往往會(hui) 向上天神靈或祖先禱告，比如據何尊（《殷周金文集成》6014）所載，周武王滅商後，“則廷告於(yu) 天，曰：餘(yu) 其宅茲(zi) 中國，自之民”。周武王因為(wei) 營建東(dong) 都一事，專(zhuan) 門向上天禱告，這可以說是西周時期最早的禱告活動之一。除何尊外，還有不少金文也與(yu) 周人的禱告活動有關(guan) ，但由於(yu) 鏤於(yu) 吉金之上，內(nei) 容均極簡略；在傳(chuan) 世文獻方麵，《尚書(shu) ·金縢》載，周武王生病時，周公曾向太王、王季和文王禱告，等等，但其禱辭顯然也是節引。《四告》篇完整記載了4篇禱告之辭，使我們(men) 對西周時代天人之間的交流及其內(nei) 容有了更全麵的認識。

（三）製度史方麵

籍田製度是周代的一項重要製度，周宣王時“不籍千畝(mu) ”，曾在曆史上有重要的影響，但是關(guan) 於(yu) 其具體(ti) 內(nei) 容，學術界長期存在爭(zheng) 論。據清華簡《係年》可知，周武王時即已建立“帝籍”製度，名之曰“千畝(mu) ”，用以祭祀上帝天神。這不僅(jin) 印證了傳(chuan) 世文獻關(guan) 於(yu) “帝籍”與(yu) 祭祀上帝有關(guan) 的說法，而且第一次揭示了西周時期的“帝籍”和“千畝(mu) ”的由來，從(cong) “千畝(mu) ”產(chan) 生的源頭上揭示了“籍田”的性質，即它的確是周王室為(wei) 生產(chan) “上帝之粢盛”而專(zhuan) 門開辟的祭祀田地。《係年》的有關(guan) 記載，為(wei) 研究西周時期籍田製度的產(chan) 生、發展和演變提供了重要依據。

分封和冊(ce) 命製度。西周時期采用封邦建國的國策，分封了眾(zhong) 多諸侯國；而對於(yu) 官員的任命，也往往需要舉(ju) 行儀(yi) 式，封官授職。清華簡《封許之命》是一件原始的封建文獻，使我們(men) 有機會(hui) 了解西周分封製度的諸多細節。另外，在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中，提到鄭桓公受命就封時隻帶“車七乘、徒卅人”，其力量之弱小超出了我們(men) 的想象。聯係到《史記·齊世家》所載齊太公就國時曾夜宿旅店，後來為(wei) 防範萊人前來爭(zheng) 奪封地而夜衣而行，及時阻止了萊人的行為(wei) 。從(cong) 《齊太公世家》所述情況看，齊太公當年就封時，所帶的隨從(cong) 似乎也不會(hui) 太多。看來周代分封時“授民授疆土”，更多的隻是在國家層麵上對諸侯統治權的一個(ge) 確認，具體(ti) 的發展則有待於(yu) 受封者的個(ge) 人努力。在冊(ce) 命研究方麵，清華簡《攝命》則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迄今為(wei) 止最為(wei) 完整的一件冊(ce) 命文獻，這對於(yu) 冊(ce) 命製度的研究無疑會(hui) 有很好的推動。

三公製度也是西周時期的一項重要製度。清華簡《祭公之顧命》第一次讓我們(men) 了解到周穆王時期的三公人選，確認了當時三公製度的存在，從(cong) 而為(wei) 研究西周的三公製度提供了重要資料。

早在1981年，李學勤先生就曾根據當時的各種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指出，以往對於(yu) 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時間和發展程度的估計顯然是偏低了；他認為(wei) ，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應該把考古學的成果和文獻的科學研究更好地結合起來，對中國古代文明做出實事求是的重新估價(jia) 。2013年，裘錫圭先生在《出土文獻與(yu) 古典學的重建》一文中，也指出要立足於(yu) 各種新出土文獻，同時結合其他的出土文獻和傳(chuan) 世文獻，做好古典學的重建工作。兩(liang) 位先生的論述雖然不完全一致，但都充分肯定了簡帛等新出土文獻對於(yu) 先秦典籍、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從(cong) 本文上述的論述中可以看出，清華簡中所發現的眾(zhong) 多與(yu) 西周史有關(guan) 的篇目，已經對西周史研究的方方麵麵產(chan) 生深刻影響，其中諸多記載，不僅(jin) 解決(jue) 了西周史研究中許多爭(zheng) 論已久的疑難問題，同時又為(wei) 西周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嶄新機遇。清華簡的整理與(yu) 研究工作已經深刻影響了西周史研究的麵貌，這已成為(wei) 多數學者的普遍共識。利用清華簡來研究西周曆史文化，已成為(wei) 當前西周史研究的一條有效途徑，並已取得豐(feng) 碩成果。

當前，清華簡已經整理出版了10輯整理報告，資料的整理公布工作已過大半，但尚未整理出來的清華簡篇目還有不少，預計還需要編成6輯左右的整理報告。整理工作目前仍在緊張持續進行之中，相信還有更多有關(guan) 的新材料麵世，成為(wei) 西周史研究的重要依據。同時，除了清華簡，有關(guan) 西周史的各種考古發現也層出不窮，而與(yu) 西周史有關(guan) 的甲骨、金文、簡帛等文字資料也在不斷發現，西周史的研究正在以空前的廣度和深度得以展開。我們(men) 有理由相信，西周史的研究一定可以獲得更大發展，取得更好成績。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