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借事明義(yi) ”說辨析：《公羊傳(chuan) 》的傳(chuan) 統與(yu) 宋代理學的新詮

作者：王沁淩（寧夏銀川人，哲學博士，（蘭(lan) 州730000）蘭(lan) 州大學哲學社會(hui) 學院講師）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1年第2期

摘要

“借事明義(yi) ”是《春秋公羊傳(chuan) 》詮釋《春秋》經義(yi) 的基本方法。這一方法由董仲舒點明，經何休《春秋公羊解詁》推闡，而成為(wei) 貫通《公羊》學“三科九旨”諸說與(yu) 《春秋》經文的無形脈絡。宋代理學化的經學家在注解《春秋》時也自稱運用“借事明義(yi) ”之方，其代表程頤、胡安國以“窮理”統攝《春秋》經解的一切方法，將“借事明義(yi) ”等同於(yu) “格物窮理”，並對《春秋》所包含的“聖人之心”進行了新的詮釋。

關(guan) 鍵詞

《春秋》；《公羊傳(chuan) 》；借事明義(yi) ；窮理

正文

“借事明義(yi) ”是《春秋公羊傳(chuan) 》詮釋《春秋》經文、申發“微言大義(yi) ”的基本方法。這一方法由董仲舒點明，經何休《春秋公羊解詁》的推闡條例、依傳(chuan) 疏解，而成為(wei) 貫通《公羊》學“三科九旨”與(yu) 《春秋》經文的無形脈絡。此外，宋代理學化的經學家在詮釋《春秋》經義(yi) 時也常自稱運用“借事明義(yi) ”之方，程頤與(yu) “私淑洛學而大成者”[1]胡安國為(wei) 其代表。然而，理學語境之下的“借事明義(yi) ”與(yu) 《公羊》學傳(chuan) 統中的方法相去甚遠，浸染了濃厚的理學色彩。本文擬對《公羊》學傳(chuan) 統中的“借事明義(yi) ”方法與(yu) 宋人的“借事明義(yi) ”新說加以探析，以展現這一方法在經義(yi) 詮釋中的樞紐地位及其在宋代思想語境中的重大變化，為(wei) 揭示傳(chuan) 統經學方法在思想潮流變遷的過程中所可能具有的張力提供一個(ge) 具體(ti) 例證。

一、“借事明義(yi) ”：《公羊傳(chuan) 》的申義(yi) 之方

《春秋繁露·俞序》對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和特點，有這樣一段概述：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wan) 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wei) 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2]

蘇輿以《俞序》為(wei) 董子書(shu) 的“自序”（《春秋繁露義(yi) 證》，頁158-159），“載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經由董仲舒而被確認為(wei) 理解《春秋》的一個(ge) 關(guan) 鍵，是無疑問的。

孔子作《春秋》乃“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即借助魯十二公的“衰世之事”，將他對“王心”、“是非”等重大問題的思索以某種易於(yu) 為(wei) 人知解的方式呈現出來。然而，“非天子，不議禮，不製度，不考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le) 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le) 焉”[3]，孔子的身份使得他本不能表達所謂“王心”；《春秋》的“衰世之事”，與(yu) 待後聖而行的“王心”在性質上形成了對立。若我們(men) 認同《春秋》與(yu) 孔子的密切關(guan) 係，就需要麵對這種雙重對立。《孟子》為(wei) 理解這一雙重對立提供了基本方向：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四書(shu) 章句集注》，頁272）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yi) 則丘竊取之矣。’”（同上）

這些論述最早且直接闡明了孔子與(yu) 《春秋》的關(guan) 係，“奠定了《春秋》作為(wei) 儒家經典的地位”[4]：麵對衰亂(luan) 之世，孔子無聖人之位而有聖人之心，作《春秋》有平治天下之意，是為(wei) “天子之事”；無時王之位而欲申明誅亂(luan) 討賊之道，不免於(yu) 僭越之嫌，是為(wei) “知我罪我”。孔子的“道”無法真正施行，《春秋》不過垂言以教人；垂教的方式，乃根據魯之《春秋》舊史，以“進退是非”的筆法加以新義(yi) ，謙言之為(wei) “竊取”，示與(yu) 舊史不同。而《春秋繁露·玉杯》雲(yun) ：“孔子立新王之道。”（《春秋繁露義(yi) 證》，頁28）《三代改製質文》雲(yun) ：“《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春秋繁露義(yi) 證》，頁187）將“天子之事”明言為(wei) “改製”、“新王之事”。何休《文諡例》更將“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yi) ”，總結為(wei) 《春秋》“矯枉撥亂(luan) ，為(wei) 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紀”[5]的基本內(nei) 容，其中“三科九旨”具有中心地位。“故何氏作《文諡例》雲(yun) ：‘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雲(yun)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chuan) 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頁5）

“三科九旨”於(yu) 《春秋繁露》中數見其端。《三代改製質文》稱：“《春秋》上絀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le) ，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春秋繁露義(yi) 證》，頁198）此說將《春秋》“道名分”的特點解讀為(wei) “通三統”的製度構建。“張三世”本於(yu) 《公羊傳(chuan) 》的“三世異辭”說。《楚莊王》雲(yun) ：“《春秋》分十二世以為(wei) 三等，有見，有聞，有傳(chuan) 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chuan) 聞五世。……於(yu) 所見微其辭，於(yu) 所聞痛其禍，於(yu) 傳(chuan) 聞殺其恩，與(yu) 情俱也。”（《春秋繁露義(yi) 證》，頁9～10）“三世異辭”呈現了《春秋》“近近而遠遠，親(qin) 親(qin) 而疏疏，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春秋繁露義(yi) 證》，頁11）的義(yi) 理之用。《解詁》則深入探討了“三世異辭”結構背後的“王道”致治思想：

於(yu) 所傳(chuan) 聞之世，見治起於(yu) 衰亂(luan) 之中，用心尚麄觕，故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nei) 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nei) 小惡書(shu) ，外小惡不書(shu) ，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nei) 離會(hui) 書(shu) ，外離會(hui) 不書(shu) 是也。於(yu) 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書(shu) 外離會(hui) ，小國有大夫，……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於(yu) 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yi) ，譏二名。（《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頁26）

辭之密意味著治世之心的廣而博、“深而詳”，意味著《春秋》治世之法的充分完成。治法與(yu) 史事相為(wei) 背反，“三科九旨”所代表的《春秋》治法既不能不寄寓於(yu) 魯史舊文以形成其特定的表達方式，又不可能將“大義(yi) ”的闡述完全依附於(yu) 史事的具體(ti) 內(nei) 容。義(yi) 與(yu) 事的關(guan) 係，是表麵相即、內(nei) 在相離的。這種特殊關(guan) 係，惟經由“借事明義(yi) ”之方的勾連才能成立。清人皮錫瑞在《經學通論》中指出：“世愈亂(luan) 而《春秋》之文愈治，其義(yi) 與(yu) 時事正相反。蓋《春秋》本據亂(luan) 而作，孔子欲明馴致太平之義(yi) ，故借十二公之行事為(wei) 進化之程度，以示後人治撥亂(luan) 之世應如何、治升平之世應如何、治太平之世應如何。義(yi) 本假借，與(yu) 事不相比附。”[6]這就提醒讀者須恰當領會(hui) 《春秋》之“事”背後的“義(yi) ”。錫瑞又雲(yun) ：

借事明義(yi) 是一部《春秋》大旨，非止祭仲一事。不明此旨，《春秋》必不能解。董子曰：“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wei) 天下儀(yi) 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錫瑞案：董子引孔子之言，與(yu) 孟子引孔子之言，皆《春秋》之要旨，極可信據。“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後人亦多稱述，而未必人人能解。《春秋》一書(shu) ，亦止是載之空言，如何說是“見之行事”？即後世能實行《春秋》之法，見之行事亦非孔子之所及見，何以見其“深切著明”？此二語看似尋常之言，有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者，必明於(yu) 《公羊》“借事明義(yi) ”之旨，方能解之。蓋所謂“見之行事”，謂托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褒貶之義(yi) 也。孔子知道不行而作《春秋》，斟酌損益，立一王之法以待後世。然不能實指其用法之處，則其意不可見；即專(zhuan) 著一書(shu) 說明立法之意如何、變法之意如何，仍是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使人易曉。猶今之《大清律》，必引舊案以為(wei) 比例，然後辦案乃有把握。故不得不借當時之事，以明褒貶之義(yi) ；即褒貶之義(yi) ，以為(wei) 後來之法。（《經學通論》，《春秋》頁21）

皮錫瑞認為(wei) ，孔子將“三王之道”斟酌損益為(wei) 一王之法，留與(yu) 後世。作為(wei) 一種政治構想，“王道”終究要用於(yu) 實際，倘若隻做抽象陳述，那立法之意還是不免脫離實際，使人難知難行。因此，《春秋》借助對時人時事的褒貶與(yu) 奪，力圖呈現立法的精神，使後人深切明白之。這就如同製訂《大清律》者必引舊案以為(wei) 例證，使辦案之人依例而知如何用法。“載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的“空言”是“王道”，“行事”是春秋史實，“空言”與(yu) “行事”本不相關(guan) 。《春秋》的產(chan) 生時代與(yu) 其立言宗旨的巨大反差，使得夫子不得不將理想中的“一王之法”以這種看似悖謬的方式呈現出來。所謂的“見諸行事”，乃是托事而假借，是借此喻彼。

《公羊》學能夠運用“借事明義(yi) ”之方闡發經義(yi) ，表達具有高度思想性的“三科九旨”，蓋源於(yu) 該派學者對《春秋》“經史之別”問題的認識。皮錫瑞雲(yun) ：“經史體(ti) 例所以異者，史是據事直書(shu) ，不立褒貶，是非自見；經是必借褒貶是非，以定製立法，為(wei) 百王不易之常經。”（《經學通論》，《春秋》頁2）《春秋》非史，不為(wei) “紀實以征信”而作，這一看法因隋唐之後《左氏》學長期占據《春秋》經典解釋的統治地位而逐漸成為(wei) 《公羊》學派乃至眾(zhong) 多推崇《春秋》包含“微言大義(yi) ”的學者的共識。他們(men) 普遍認為(wei) ，若以《春秋》為(wei) 史，則對經典的解釋將淪為(wei) 具體(ti) 史實的糾纏，夫子寄寓於(yu) 經典中的深刻內(nei) 涵反不可得見了。

二、“格物窮理”：宋代理學對“借事明義(yi) ”的新解

程頤重視對《春秋》的解說，親(qin) 作《春秋傳(chuan) 》，書(shu) 未及成而歿。胡安國作為(wei) “私淑洛學而大成者”，繼承了程子疏解《春秋》的基本思路，積力三十餘(yu) 載修成《春秋傳(chuan) 》。該書(shu) 貫徹了宋代理學的倫(lun) 理政治原則和解經特色，為(wei) 運用理學賦予《春秋》經義(yi) 新解的代表。本節從(cong) 程頤、胡安國對“借事明義(yi) ”之方的闡釋入手，試圖呈現宋代理學對這一傳(chuan) 統《公羊》學解經思路的重構。

《春秋胡氏傳(chuan) ·述綱領》引董仲舒之言，第一句便是“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yu)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7]。《進表》又說：“臣伏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備矣。仲尼因事屬詞，深切著明，非《五經》比也。”（《春秋胡氏傳(chuan) 》，頁6）胡安國把“因事”“見之行事”概括為(wei) 《春秋》有別於(yu) 五經的特點，其說本於(yu) 程頤。程頤雲(yun) ：

《詩》《書(shu) 》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一本此下雲(yun)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yu) 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詩》《書(shu) 》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shu) ，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8]

《詩》《書(shu) 》《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複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shu) 》《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shu) 》《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二程集》，頁401）

程頤認為(wei) 五經述作之意同出一爐，然其間有體(ti) 用之別；《詩》《書(shu) 》《易》是道之體(ti) ，《春秋》見道之用。孔子有聖德而無其位，於(yu) 經典“止能述而已”，他晚年親(qin) 作《春秋》，意在以之呈現救世之道的具體(ti) 運用。如以《詩》《書(shu) 》《易》為(wei) 法律、藥方，《春秋》就像依律斷案與(yu) 用藥治病，通過對具體(ti) 行事的裁量褒貶而展現王道運用的典範。學“聖人之道”者，必經《春秋》的“斷案”方可以深入理解其他諸經的“道”，這是“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的含義(yi) 。

“《春秋》聖人之用”的觀點與(yu) 《孟子》對“權”的討論相關(guan) 。程頤在《春秋傳(chuan) 序》中將《春秋》推為(wei) “製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二程集》，頁1124-1125）。他將“權”的含義(yi) 與(yu) “窮理”聯係起來，為(wei) “聖人之用”賦予了鮮明的理學色彩：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yu) 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yi) ，《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wei) 要。嚐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個(ge) 義(yi) 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為(wei) 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wei) 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yu) 此為(wei) 中；當閉戶不出，則於(yu) 此為(wei) 中。權之為(wei) 言，秤錘之義(yi) 也。何物為(wei) 權？義(yi) 也。然也隻是說得到義(yi) ，義(yi) 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二程集》，頁164）

《論語》《孟子》義(yi) 理直白易見，為(wei) 治《春秋》之本原。《中庸》的“時而為(wei) 中”提綱挈領，使得學者得以脫開傳(chuan) 統義(yi) 例說的局限，一以“聖人之道”為(wei) 疏通《春秋》“筆法”的準繩。“製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表明，“權”在《春秋》中呈現為(wei) 見之於(yu) 史事的具有政治和倫(lun) 理典範意義(yi) 的判斷；《春秋》的“見之行事”是於(yu) 特殊中見普遍的。

胡安國繼承發展了程頤的思想，以《論》《孟》為(wei) 《春秋》經義(yi) 的頭腦，廣泛引用五經內(nei) 容作為(wei) 旁證，將一切便於(yu) 疏通經文、推原是非的方法歸入“窮理之方”中加以靈活運用。其《春秋傳(chuan) 序》雲(yun) ：

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jue) 大疑能不惑者，鮮矣。……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qin) 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春秋胡氏傳(chuan) 》，頁2）

治《春秋》應以窮究義(yi) 理之用及其中的根本精神為(wei) 目標。《春秋》之“用”關(guan) 乎政治與(yu) 人倫(lun) 的大端，學《春秋》就是學處經事之宜與(yu) 變事之權。“聖人之道”或“天理”既是儒家經典的核心所在，又呈現於(yu) 人心，是對人心之同好同惡的提煉與(yu) 抽象。體(ti) 現王道之用的“《春秋》之權度”出於(yu) 聖人，後人如能夠即經典而窮究聖人之道，對“權度”的理解和把握就見於(yu) 後人之心了。

胡安國還承續了程頤折衷三傳(chuan) 的思路。程頤認為(wei) ：“《春秋》，傳(chuan) 為(wei) 案，經為(wei) 斷。”（《二程集》，頁164）如將傳(chuan) 文比作記錄事件因果的卷宗，將經文比作裁決(jue) ，這裏的《傳(chuan) 》顯然指長於(yu) 記事的《左傳(chuan) 》。《公》《穀》所說義(yi) 理，多為(wei) 伊川所不滿，故“又次於(yu) 《左氏》”（《二程集》，頁266）。總體(ti) 而言，對待三傳(chuan) 應當“以傳(chuan) 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chuan) 之真偽(wei) ”（《二程集》，頁266）。《春秋胡氏傳(chuan) ·敘傳(chuan) 授》也認為(wei) ：

傳(chuan) 《春秋》者三家，《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詞辨而義(yi) 精。學經以傳(chuan) 為(wei) 按，則當閱《左氏》；玩詞以義(yi) 為(wei) 主，則當習(xi) 《公》、《穀》。……萬(wan) 物紛錯懸諸天，眾(zhong) 言淆亂(luan) 折諸聖，要在反求於(yu) 心，斷之以理，精擇而慎取之，則美玉之與(yu) 武砆，必有能辨之者。（《春秋胡氏傳(chuan) 》，頁13-14）

三傳(chuan) 各有短長，裁斷三傳(chuan) 的最終依據在於(yu) “聖人之心”或“天理”。運用“聖人之心”裁斷三傳(chuan) 的過程，就是學者“窮理”的過程。學者“深切著明”地理解《春秋》大義(yi) 並將之化為(wei) 己用，其關(guan) 鍵就在於(yu) “懸諸天”、“折諸聖”，靈活地運用儒家經典尤其是《論》《孟》所揭示的治道與(yu) 人倫(lun) 之理，對經文和三傳(chuan) 進行通觀、思考，從(cong) 而形成一套關(guan) 於(yu) 經文的判斷及其解釋，並以此為(wei) 標準，對三傳(chuan) 及後人的注釋進行裁斷。這正是伊川在談到“何由窮理”時所說的根據具體(ti) 對象去“反複研究而思索之，求止於(yu) 至善”（《二程集》，頁1191）。

程頤認為(wei) ：“《春秋》大率所書(shu) 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yi) ，非可例拘也。”（《二程集》，頁1092）“例”是事同則辭同的現象，同時《春秋》經文中存在許多事同辭異之處，不可以例拘。《春秋胡氏傳(chuan) ·明類例》也說：

《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yi) ，於(yu) 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春秋胡氏傳(chuan) 》，頁11）

胡安國將“事同而詞異”者概括為(wei) “變例”。“例”呈現了文字與(yu) 事實的關(guan) 係。《春秋》經文蘊含著對史事的褒貶與(yu) 奪，“例”作為(wei) 對經文進行歸類分析的基本方法，是學者探究經義(yi) 的首要途徑。胡安國認為(wei) ，聖人借正例樹立了政治和人倫(lun) 的基本原則；變例則是這些基本原則在特殊時遇中的特殊運用，是對具體(ti) 境遇進行權衡比較、綜合考慮的結果。由於(yu) 《春秋》所揭示的政治原則和人倫(lun) 準則本乎天理，具有越度時間和地域的普遍性，正例作為(wei) 這些原則的呈現，就被稱為(wei) “天地之常經”；這表明它所揭示的雖是人類社會(hui) 的法則，卻具有與(yu) 天地之道同其久大的崇高地位。變例在形式上突破了正例，卻並非對正例的違反；聖人所以能根據具體(ti) 的變化進行裁斷，是因為(wei) 他深刻把握了抽象原則背後的精神，那些與(yu) 人的本質貫為(wei) 一體(ti) 的內(nei) 容，由於(yu) 這些內(nei) 容的存在，治道和人倫(lun) 的基本原則才能被稱為(wei) “人心之所同然”，才能為(wei) 後人重新理解和運用。因此變例被稱為(wei) “古今之通誼”，它包含著越度古今而不改的天理的基本精神，同樣能對後世產(chan) 生的示範作用。“正例”與(yu) “變例”根本上是一體(ti) ，“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二者都是聖人之心的呈現；“天地常經”與(yu) “古今通誼”的概括，則表明《春秋》是“天子之事”、是經不是史的性質。

胡安國認為(wei) ，對於(yu) 正例，當“於(yu) 例中見法”，對事同而辭同的關(guan) 係做出解釋，總結其中的“常經大法”。對於(yu) 變例，則當於(yu) “例外通類”。關(guan) 於(yu) “類”，《孟子•告子上》雲(yun) ：“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wei) 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集注》雲(yun)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四書(shu) 章句集注》，頁334）“知類”指知大小輕重之辨，即知“權”。胡安國的“例外通類”亦指挖掘“變例”的“行權”之處，從(cong) 而探索聖人借“變例”權衡輕重、求得“時中”的思想過程。例反映著具體(ti) 的文事關(guan) 係、理事關(guan) 係，對此種關(guan) 係的探究亦屬於(yu) 窮格物理而知其所以然的範圍。概言之，“窮理”是程頤、胡安國疏解《春秋》經傳(chuan) 的總體(ti) 方法，“惟窮理精義(yi) ”，才能對《春秋》學所積累的解釋傳(chuan) 統進行衡量和裁斷，形成關(guan) 於(yu) 《春秋》之經世大義(yi) 的恰當看法。

三、解釋差異舉(ju) 例：宋襄行仁義(yi) 師

春秋時代的第一位霸主齊桓公沒後，宋襄公伐齊、會(hui) 諸侯，頗有接續霸業(ye) 之誌；他最為(wei) 人所知的，是“行仁義(yi) 之師”事。《春秋經》載，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yu) 泓，宋師敗績”。按《左傳(chuan) 》，宋本有利機，而襄公必待楚濟河、成列後方與(yu) 之戰，於(yu) 是宋師大敗。國人咎公，宋襄猶雲(yun) ：“君子不重傷(shang) ，不禽二毛。古之為(wei) 軍(jun) 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yu) ，不鼓不成列。”[9]《公羊傳(chuan) 》依據“日月時例”，認為(wei) 此戰屬偏戰，當言日而不言朔，經書(shu) 朔，是以“辭繁而不殺”的形式表明此事“得正道”：“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lin) 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wei) 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頁246）《春秋繁露·俞序》亦認為(wei) ：“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xi) 俗而成王化也。”（《春秋繁露義(yi) 證》，頁162）《左傳(chuan) 》則借子魚之口批評襄公：“君未知戰，……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耈，獲則取之，何有於(yu) 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shang) 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shang) ，則如勿傷(shang) ；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jun) 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誌，鼓儳可也。”（《春秋左傳(chuan) 正義(yi) 》，頁404-405）《左傳(chuan) 》認為(wei) 戰爭(zheng) 本以勝敵為(wei) 目的，宋襄所謂的王道之行卻集中於(yu) “不重傷(shang) ，不禽二毛”的細節，未免迂闊難通；經文不過如實記史，並無褒義(yi) 。

皮錫瑞認為(wei) ：“宋襄非真能仁義(yi) 行師也，而《春秋》借宋襄之事以明仁義(yi) 行師之義(yi) 。所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孔子之意蓋是如此。故其所托之義(yi) ，與(yu) 其本事不必盡合。”（《經學通論》，《春秋》頁21-22）他既未如《公羊傳(chuan) 》和《春秋繁露》那樣以宋襄為(wei) 行仁義(yi) 師的代表，也未像《左傳(chuan) 》那樣徹底否定宋襄之行，而毋寧說是在“借事明義(yi) ”的方法下對二說進行折衷。他既承認宋襄“非真能仁義(yi) 行師也”，又指出“孔子並非不見國史，其所以特筆褒之者，止是借當時之事做一樣子，其事之合與(yu) 不合、備與(yu) 不備，本所不計”（《經學通論》，《春秋》頁21-22）。據此，《春秋》不過借宋襄之事引出“王者之師”的討論，指出仁義(yi) 之師當有“臨(lin) 大事而不忘大禮”“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的德行，更不論其所借為(wei) 引子者究竟合乎王道與(yu) 否。所借之事記在《春秋》，而所明之義(yi) 述在《公羊傳(chuan) 》；勾連起經文與(yu) 傳(chuan) 義(yi) 之關(guan) 係的，是反映文事關(guan) 係之常態與(yu) 變化的一係列“例”。反言之，“例”背後的微言大義(yi) 唯有依靠《公羊傳(chuan) 》才能顯明，無傳(chuan) ，則經文的種種“借事”將無法獲得理解。

在理學思想的浸潤下，胡安國對宋襄行仁義(yi) 師的評論，既有別於(yu) 《公羊》學傳(chuan) 統，亦不同於(yu) 《左傳(chuan) 》。他認為(wei) ，《春秋》經極簡要，“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春秋胡氏傳(chuan) 》，頁18）。書(shu) 泓之戰而言朔，確是“詞繁不殺”；“宋公及楚人戰於(yu) 泓”，“及”字又點明經文背後的“深貶”之義(yi) 。何以是貶，胡安國將宋襄圖霸的行徑鱗次比連，以發掘其行動背後的真實動機。據《左傳(chuan) 》，僖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春秋左傳(chuan) 正義(yi) 》，頁388），齊國陷入五子爭(zheng) 立的混亂(luan) 。齊桓、管仲生前曾屬公子昭（孝公）於(yu) 宋襄。僖十八年，襄公以納孝公為(wei) 由，帥曹、衛、邾伐齊。僖十九年春，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yu) 次雎之社，欲以屬東(dong) 夷”（《春秋左傳(chuan) 正義(yi) 》，頁393），杜注雲(yun) ：“蓋殺人而用祭。”（《春秋左傳(chuan) 正義(yi) 》，頁393）秋，以曹不服，圍之。僖二十年，宋襄欲合諸侯，認為(wei) 稱霸時機已經成熟。僖二十一年，春，襄公為(wei) 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yu) 楚”，公子目夷曰：“小國爭(zheng) 盟，禍也。”（《春秋左傳(chuan) 正義(yi) 》，頁398）是年秋諸侯會(hui) 於(yu) 盂之際，楚執宋襄公以伐宋，至冬乃釋之。僖二十二年夏，宋公伐鄭。楚人伐宋以救鄭，兩(liang) 軍(jun) 戰於(yu) 泓，才有了宋襄行仁義(yi) 師之事。次年夏，宋襄公以傷(shang) 於(yu) 泓而卒，其圖霸之業(ye) 走向了終點。總而言之，宋襄從(cong) 僖十八年到僖二十二年的作為(wei) ，至少有三罪：

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yu) 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謂“至仁大義(yi) ，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yu) ，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sang) ，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kui) 之惡，有敗績之傷(shang) ，此晉獻公之所以亂(luan) 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yi) 士猶曰薄德，而一會(hui) 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xing) 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yi) ，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shang) 與(yu) 二毛，則亦何異盜蹠之以分均出後為(wei) 仁義(yi) ，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yu) 陵為(wei) 廉乎？夫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shu) “及”，以深貶之也。（《春秋胡氏傳(chuan) 》，頁181）

《孟子》雲(yun)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四書(shu) 章句集注》，頁210）程頤、胡安國以“知權”為(wei) 窮理的根本內(nei) 容，而在眾(zhong) 多事物中辨知本末輕重並把為(wei) 本、為(wei) 重、為(wei) 始之事置於(yu) 踐行王道的首要位置，是“知權”的主幹。宋襄既有三罪，獨以“不鼓不成列”行仁義(yi) 師又何益？《春秋》的“詞繁不殺”正是為(wei) 了深貶宋襄的“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揭出其“不仁非義(yi) ”的本質。總之，《春秋胡氏傳(chuan) 》認為(wei) 《春秋》借宋襄之事說明的，不是“獨愛重傷(shang) 與(yu) 二毛”的仁義(yi) 皮毛，而是為(wei) 政的本末終始之辨。胡安國關(guan) 聯史事、推事原情，再據“聖人之心”對所推之事、所原之心加以裁斷評析的辦法，則是宋人以“格物窮理”之法探求《春秋》經義(yi) 的一個(ge) 範例。

四、小結：“借事明義(yi) ”的思想張力

“借事明義(yi) ”是《公羊》學疏解《春秋》經義(yi) 的基本方法。“借事”不過用史事“做一樣子”，以引出傳(chuan) 文“三科九旨”的微言大義(yi) 。這一方法，與(yu) 孔子作《春秋》這一事件的獨特性質、《公羊傳(chuan) 》所包含的“非常之論”，及解經者關(guan) 於(yu) “《春秋》是經不是史”的判斷密切相關(guan) 。所借之事與(yu) 所明之義(yi) 在根本上不具有必然關(guan) 係，這又為(wei) 解經者借經中事言心中義(yi) 打開了空間，一定程度上使得他們(men) 在探討《春秋》具體(ti) 史事的過程中能夠引入具有時代性和批判性的內(nei) 容，申發己意；這在清代後期的《公羊》學中表現得甚為(wei) 明顯。

與(yu) 《公羊》學傳(chuan) 統不同，程頤、胡安國以“窮理”統攝治《春秋》的一切方法，以“知權”為(wei) 窮格《春秋》經義(yi) 活動的重點。他們(men) 認為(wei) ，“借事明義(yi) ”就是分析史事而探明其義(yi) 理，而評價(jia) 史事合乎王道與(yu) 否的標準，則來自“人心所同”前提下對於(yu) “聖人之心”的把握和領會(hui) 。總體(ti) 而言，程頤、胡安國拋棄了傳(chuan) 統“借事明義(yi) ”中的事與(yu) 義(yi) 表麵相即、實則相離的關(guan) 係，以事中有義(yi) 、義(yi) 不離事作為(wei) “借事明義(yi) ”的基礎，把《論語》《孟子》中人人可知的“大義(yi) ”作為(wei) 《春秋》史事所要述明的對象，在繼承和總結的基礎上，實現了對《春秋》學傳(chuan) 統的某種方法突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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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疏：《春秋左傳正義（全三冊）》，李學勤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卷第十五，頁403-404。以下引用《春秋左傳正義》均出自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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