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中華文化基因的形成發展

作者：張劍偉(wei) 張彥修（分別係嶺南師範學院國學院院長、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二月初十日己巳

          耶穌2021年3月22日

【讀史劄記】

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ge) 大變革的時代，社會(hui) 生產(chan) 力迅速發展，政治、經濟、社會(hui) 等方麵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一時期，各種思想百家爭(zheng) 鳴、相互激蕩，極大地推動了文化的發展，可以說是中華文化基因的集中創製時期，這一時期形成的文化基因作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的基本要素長期影響著中華文化的發展和傳(chuan) 承。

百家爭(zheng) 鳴，海納百川

西周時期，人們(men) 突破原始的天道觀，提出敬天、保民、明德思想。春秋時期，鄭國的子產(chan) 明確提出“天道遠，人道邇”（《左傳(chuan) ·昭公十八年》）的主張，後來又出現了以“仁”為(wei) 本、和而不同、“不語怪、力、亂(luan) 、神”（《論語·述而》）的孔子，主張“道法自然”的老子和倡導“兼愛”“非攻”的墨子等，同時還出現了編年體(ti) 史《春秋》和《詩經》的十五“國風”等文化成果。所有這些文化創製，無不反映出當時人們(men) 思想的極度活躍與(yu) 開放。與(yu) 此相應，私人聚徒講學驟然興(xing) 起，打破了學在官府製度。孔子“以《詩》《書(shu) 》《禮》《樂(le) 》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孔子世家》）。墨子有弟子“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淮南子·泰族訓》）。墨家的另一個(ge) 巨子孟勝，為(wei) 楚國陽成君守城，“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呂氏春秋·上德》）。孔子、老子和墨家學說的創製與(yu) 私人聚徒講學之風的盛行，打破了貴族的學術壟斷，一改沉悶的文化氛圍，拉開了百家爭(zheng) 鳴的大幕。

戰國時期人們(men) 積極行動，認真思考，自然現象和社會(hui) 運動等都成為(wei) 他們(men) 認識和思考的對象，不同社會(hui) 階層與(yu) 各家學派紛紛提出別具一格的學術與(yu) 思想。司馬談把戰國百家之學概括為(wei) 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劉歆把戰國百家概括為(wei) 儒、墨、道、名、法、陰陽、農(nong) 、縱橫、雜、小說等十家。諸家分別從(cong) 不同的視角，用不同的方式力圖探索自然、社會(hui) 、曆史、人性以及道德的本質，提出諸多治國安民、富國強兵的奇謀良策。孔子的富而教之，老子的道法自然、無為(wei) 而治，墨子的兼愛、非攻、尚賢，孟子的王道與(yu) 仁政，莊子的“天地與(yu) 我並生，萬(wan) 物與(yu) 我為(wei) 一”、荀子的人定勝天，韓非子的法、術、勢等，無不如此。諸家之說未必盡善盡美，但都能開放包容，奮力創製，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展現出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築壘出百家爭(zheng) 鳴的文化氣象。

革故鼎新，開拓進取

春秋中期分封製、宗法製和禮樂(le) 製逐步瓦解，地方行政組織由采邑製轉變為(wei) 縣、郡製，鄭國、晉國先後頒布成文法，包括軍(jun) 隊編製、兵種、武器裝備、軍(jun) 賦征收等軍(jun) 事製度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這些變化的基礎上，改革改良之風逐漸興(xing) 起。齊國“三其國而伍其鄙”“相地衰征”；晉國“作爰田”“作州兵”；魯國“初稅畝(mu) ”“作丘甲”；楚國“書(shu) 土田”“量入修賦”。這些改革雖還不能與(yu) 戰國變法相提並論，但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卻成為(wei) 戰國變法的文化先導。

麵對殘酷、激烈、複雜的兼並和反兼並鬥爭(zheng) ，變法圖強成為(wei) 戰國曆史的主旋律。魏國李悝變法、趙國公仲連改革、楚國吳起變法、韓國申不害改革、齊國鄒忌變法、秦國商鞅變法、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等，雖然具體(ti) 內(nei) 容、深度、廣度以及推行的力度不盡相同，社會(hui) 效應與(yu) 曆史價(jia) 值也各有千秋，但所折射出的改革精神卻是相近的。戰國變法觸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關(guan) 涉所有社會(hui) 成員，改變了社會(hui) 形態與(yu) 戰國七雄的力量格局，也使整個(ge) 社會(hui) 充滿了進取改革的激情。敢於(yu) 開拓進取、勇於(yu) 改革創新不僅(jin) 成為(wei) 中國曆史上多次重大改革的思想動力，也成為(wei) 中華文化的重要特點和基本精神。

憂國憂民，居安思危

隨著春秋戰國時期社會(hui) 發展的動蕩起伏，在有識之士的思想深處，普遍孕育出一種“憂國憂民憂社稷”的憂患意識，成為(wei) 春秋戰國時期的共識。春秋時期，晉國的魏絳把居安思危作為(wei) 治理國家的重要規則，教導晉悼公：“‘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左傳(chuan) ·襄公十一年》）孔子對當時不修道德、不講學問帶來的社會(hui) 問題深感憂慮：“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yi) 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君子憂道不憂貧”“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論語·衛靈公》）等思想逐漸深入人心。

戰國時期，人們(men) 把憂患意識統稱為(wei) “憂社稷”，“憂社稷”被概括為(wei) 五種類型：第一種是“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第二種是“崇其爵，豐(feng) 其祿，以憂社稷者。”第三種是“斷脰決(jue) 腹，一瞑而萬(wan) 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第四種是“勞其身，愁其誌，以憂社稷者。”第五種是“不為(wei) 爵勸，不為(wei) 祿勉，以憂社稷者。”（《戰國策·楚策一》）

憂患意識是春秋戰國時期知識階層的主流社會(hui) 心理和意識，體(ti) 現了這個(ge) 階層的主體(ti) 意識、責任意識和擔當意識。孔子、墨子、孟子、荀子、韓非子、李悝、吳起、商鞅、黃歇、孫臏、蘇秦、張儀(yi) 等都是在憂患意識的驅動下，為(wei) 社會(hui) 發展與(yu) 穩定，或推行自己的學說，或實現自己的主張，不怕艱難困苦，不論成敗得失，四方奔走，努力拚搏，而憂患意識也深深熔鑄於(yu) 中華民族的文化深處。

英勇無畏，舍生取義(yi)

在春秋戰國的語境下，任何一種思想學說的推行和實踐都是一個(ge) 艱難的過程，需要剛強的意誌與(yu) 不怕犧牲的精神。孔子強調“仁者必有勇”（《論語·憲問》）並將“仁勇”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層麵。在精神層麵，誌士仁人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的氣概，做到“不降其誌，不辱其身。”（《論語·微子》）。在行動層麵，要見義(yi) 勇為(wei) ，臨(lin) 危不懼。孔子夾穀之會(hui) 怒斥齊景公、從(cong) 容麵對“畏於(yu) 匡”、桓魋追殺和“在陳絕糧”等困境，堪稱頂天立地之大勇。墨子亦是英勇過人，“摩頂放踵利天下，為(wei) 之”（《孟子·盡心上》）。其弟子中不乏赴湯蹈火、死不旋踵的勇士。

孔子的“仁勇”思想被孟子演繹發展為(wei) 舍生取義(yi) 。孟子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yi)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yi) 者也。”（《孟子·告子上》）“仁勇”與(yu) 舍生取義(yi) 在行為(wei) 層麵體(ti) 現為(wei) 不怕犧牲，敢於(yu) 獻身。魏國唐雎與(yu) 秦王政交涉安陵之事，針對秦王政所說的天子之怒而盛言布衣之怒：“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yu) 天，與(yu) 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戰國策·魏策四》）秦王政為(wei) 其無畏精神所震懾，最後不得不放棄以五百裏地換安陵的打算。戰國時期英勇無畏精神的集中體(ti) 現者是荊軻刺秦王。他“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戰國策·燕策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的慷慨悲歌與(yu) 視死如歸的豪俠(xia) 之氣撼人肝膽，千古流傳(chuan) 。

春秋戰國在繼承總結夏、商和西周文化的基礎上實現了一次新的文化集結，湧現出了眾(zhong) 多的曆史文化典籍，這些文化典籍和曆史活動所蘊含的文化精神長盛不衰，早已深深融入人們(men) 的日常行為(wei) 和語言之中。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三人行必有我師，老子的順其自然、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孟子的浩然之氣、舍生取義(yi) ，荀子的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裏、青取之於(yu) 藍而勝於(yu) 藍等，都以鮮活的語言述說著春秋戰國時期文化基因的曆史意義(y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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