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民成俗：明清書(shu) 院與(yu) 聖諭宣講

作者：鄧洪波 周文焰

來源：《湖南大學學報 （社會(hui) 科學版 ）》2020年第5期

［摘要］明清時期，聖諭宣講是基層教化的核心內(nei) 容之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宣講體(ti) 係。書(shu) 院聖諭宣講分書(shu) 院內(nei) 部和書(shu) 院之外的兩(liang) 個(ge) 層麵。書(shu) 院內(nei) 部的傳(chuan) 播形式主要以手抄、背誦、研習(xi) 、講會(hui) 等形式展開。書(shu) 院之外，社會(hui) 層麵，書(shu) 院內(nei) 外聖諭宣講並不避諱民眾(zhong) 的參入，一些書(shu) 院甚至聘專(zhuan) 人向普通民眾(zhong) 宣講聖諭，並且這種傳(chuan) 播不僅(jin) 僅(jin) 在於(yu) 宣講，更多地在於(yu) 把以聖諭為(wei) 核心的儒家正統觀念範導於(yu) 整個(ge) 社會(hui) 。宗族層麵，宗族書(shu) 院也多把聖諭寫(xie) 進族譜，對族人普及、宣傳(chuan) 。以書(shu) 院為(wei) 核心，書(shu) 院內(nei) 外的聖諭宣講具有普及性與(yu) 通俗性結合，層次性和針對性統一，形式上具有多樣性，場合上具有靈活性等特點。以書(shu) 院為(wei) 核心的聖諭宣講使書(shu) 院與(yu) 地方社會(hui) 和宗族保持高度互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書(shu) 院成為(wei) 傳(chuan) 播儒家思想文化的中心。儒家的綱常倫(lun) 理規範通過聖諭宣講以及士人引領示範、民眾(zhong) 的參入，滲透到整個(ge) 社會(hui) ，成為(wei) 社會(hui) 整合與(yu) 社會(hui) 控製的堅實力量。

［關(guan) 鍵詞］書(shu) 院；聖諭宣講；教化

明清時期，聖諭宣講主要包括對明太祖的聖諭六條、順治時期頒行的《六諭臥碑文》、康熙的《聖諭十六條》，以及雍正所作闡釋文字，達萬(wan) 言的《聖諭廣訓》等在內(nei) 的宣講傳(chuan) 播，是明清時期基層教化的核心內(nei) 容之一。書(shu) 院作為(wei) 儒家文化的大本營，其中的聖諭宣講分書(shu) 院內(nei) 部和書(shu) 院之外的兩(liang) 個(ge) 層麵。聖諭在書(shu) 院內(nei) 部的傳(chuan) 播主要以手抄、背誦、研習(xi) 等形式展開。書(shu) 院之外，社會(hui) 層麵，書(shu) 院內(nei) 外聖諭宣講並不避諱民眾(zhong) 的參入，一些書(shu) 院甚至聘專(zhuan) 人向普通民眾(zhong) 宣講聖諭，並且這種傳(chuan) 播不僅(jin) 僅(jin) 在於(yu) 宣講，更多地在於(yu) 把以聖諭為(wei) 核心的儒家正統觀念範導於(yu) 整個(ge) 社會(hui) 。宗族層麵，書(shu) 院士子把聖諭寫(xie) 進族譜，對族人普及、宣傳(chuan) 。通過這些措施，聖諭得以普及化、通俗化。

一、明清聖諭宣講的內(nei) 容及製度設計

明太祖朱元璋於(yu) 洪武三十年（１３９７）命戶部令天下每鄉(xiang) 裏置木鐸一，選擇年老及瞽者每月六次徇於(yu) 道路，反複吟唱六句話：“孝敬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xiang) 裏、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wei) 。”次年，朝廷頒布《教民榜文》，木鐸之製再次被強調［１］３６７７。其中一條規定：“每鄉(xiang) 裏，各置木鐸一個(ge) ，於(yu) 本裏內(nei) 選年老或殘疾不能生理之人，或瞽目者，令小兒(er) 牽引，持鐸循行本裏，俱令直言叫喚，使終聞知，勸其為(wei) 善，毋犯刑憲。其詞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xiang) 裏、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wei) 。’如此這每月六次。”［２］２９０木鐸宣唱的六句語言，是朱元璋為(wei) 基層教化設定的基本思想，被後世稱之為(wei) 聖諭、聖諭六條、六諭、六言等。而令老人或瞽者每月六次，敲木頭宣唱“孝順父母”等六句話的做法，則可算是一種“遊走的宣講。”［３］６５一直到明成化年間，木鐸之製仍然在鄉(xiang) 裏施行。蘇州人顧鼎臣（１４７３—１５４０）曾言：“某童稚時，每日五更，聞持鐸老人抗聲誦此數語，輒惕然自警。”［４］３８７縣誌中也雲(yun) ：“木鐸二人。論曰：‘木鐸老人，傳(chuan) 皇祖榜文而布之民者也……當令都鄉(xiang) 各立一人，擇貧老而健、粗有知識者主之，每日逐戶誦而遍告，加以講解焉。’”［５］９７木鐸之製衰微後，聖諭宣講主要采用與(yu) 鄉(xiang) 約結合的基層教化形式。到１６世紀，六諭成為(wei) 鄉(xiang) 約宣講的核心思想，而宣講時供奉寫(xie) 有六諭的聖諭牌也是最基礎的儀(yi) 規［６］。可見，從(cong) 明初木鐸之製到明中後期的鄉(xiang) 約宣講，明太祖六諭始終是鄉(xiang) 村教化的教旨［７］。

清承明製，入清以後，初期聖諭教化一依明製。“在正規教育之外，朝廷也關(guan) 注對百姓進行教化。為(wei) 了這一目的，朝廷頒布‘聖諭’，並在每月兩(liang) 度公眾(zhong) 講讀大會(hui) 上向百姓宣講，此種做法即所謂鄉(xiang) 約。”［８］２７３清世祖福臨(lin) 於(yu) 順治九年（１６５２）頒行《六諭臥碑文》，“頒行《六諭臥碑文》於(yu) 八旗、直隸、各省”［９］４９０，欽定六諭文內(nei) 容是：“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xiang) 裏、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wei) 。”［１０］２９１六渝文內(nei) 容上繼承明太祖聖諭六條。順治十六年，恐有司視為(wei) 故事，議準正式設立鄉(xiang) 約製度，申明六諭，以開導愚氓。通過朔望宣講的形式，六諭在清代基層社會(hui) 教化中具有合法性。

康熙九年（１６７０），本著“至治之世，不專(zhuan) 以法令為(wei) 事，而以教化為(wei) 先……欲法古帝王，尚德緩刑，化民成俗”的理念，康熙帝頒布《聖諭十六條》以取代《六諭臥碑文》（《聖諭六條》），並且要求“特頒上諭通行曉諭八旗、包衣佐領，並直隸、各省督撫，轉行府、州。縣、鄉(xiang) 村人等，切實遵行，務使軍(jun) 民鹹知尚德緩刑之至意”［１０］２９１。《聖諭十六條》相較“六諭”，在內(nei) 容上有大幅擴展，包括國家、社會(hui) 、個(ge) 人三層麵，尤其是在（國家）秩序層麵，“柔性”的“毋作非為(wei) ”更是擴展到政治、經濟等多方麵。

雍正皇帝對於(yu) 庶民的管控和教化，無論在形式上、內(nei) 容上，還是規模上都超越前代［１１］。清雍正二年（１７２４），世宗更是親(qin) 自撰寫(xie) 長達萬(wan) 言的《聖諭廣訓》，對康熙的十六條聖諭詳加詮釋，“頒發直省督撫學臣，轉行該地方文武各官及教職衙門，曉諭軍(jun) 民生童人等，通行講讀”。之後，《聖諭廣訓》取代其他版本，成為(wei) 有清一代聖諭宣講的主要依據。雍正七年奏準：“直省各州、縣、大鄉(xiang) 、大村於(yu) 人居稠密處，俱設立講約之所……每月朔望，齊集鄉(xiang) 之耆老、裏長及讀書(shu) 之人，宣講《聖諭廣訓》，‘詳示開導，務使鄉(xiang) 曲愚民，共知向善’。”［１０］２９２並且，在具體(ti) 執行過程中，以三年為(wei) 期，督查效果，對卓有成效者予以獎勵，對怠惰廢弛者，加以黜罰，對執行不力官員，著實參處。從(cong) 此，清代鄉(xiang) 約逐漸演變成單純的聖諭宣講。

乾隆即位之後，繼續議準宣講聖諭製度，並於(yu) 元年（１７３６）、二年、三年、五年分別嚴(yan) 飭各地方官，約正、值月於(yu) 各鄉(xiang) 實力奉行宣講聖諭，勤為(wei) 宣講，不得視為(wei) 具文；於(yu) 宣講聖諭之外，更與(yu) 欽定律條結合，刊布曉諭；並令各直省，“轉飭各州、縣，摘取簡明律例，並和睦鄉(xiang) 裏之上諭，匯刊成冊(ce) ，酌量大小各鄉(xiang) 村，遍行頒給”［１０］２９２。以後，他又多次強調巡講《聖渝廣訓》，包括在少說番民聚居之地，且在乾隆三十二年諭令中建議地方官除每月朔、望兩(liang) 次宣講外，“或於(yu) 聽訟之餘(yu) ，以及出行之便，隨事、隨時加以提命。不妨以土音諺語，敬謹詮釋，明白宣示，並將現禁一切邪教等律例，刊板刷印，遍貼曉諭”［１０］２９４。

此後，曆代清統治者都十分重視聖諭宣講，一再申飭地方官員實力奉行，不得視為(wei) 具文。在清代，作為(wei) 化民成俗之至意的禦製聖諭，在科舉(ju) 考試中的童試以及鄉(xiang) 試、會(hui) 試中均被列為(wei) 考核內(nei) 容，進行默寫(xie) ，不可有半點錯訛或添漏。對於(yu) 普通讀書(shu) 人來說，要求得功名，勢必需要將聖諭熟讀記誦。經過明清統治者的大力倡導和以上諭的形式規範引導，聖諭宣講成為(wei) 一種製度化設計。作為(wei) 讀書(shu) 人的大本營，且與(yu) 科舉(ju) 關(guan) 係緊密的書(shu) 院［１２］，理所當然的是教化的核心。其中的士子既作為(wei) 被教化的對象，又可能成為(wei) 宣講教化的執行者，因而，聖諭宣講在書(shu) 院內(nei) 外可以說是一種常態化製度設計。

二、明清書(shu) 院內(nei) 外的聖諭宣講

明代的書(shu) 院政策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初期，統治者通過興(xing) 辦官學，並與(yu) 科舉(ju) 結合，因而采取措施抑製打壓書(shu) 院的發展，造成明初書(shu) 院發展史上的百年沉寂［１３］９８－１０８。中期以後，隨著官學的衰弱、商品經濟發展、陽明心學興(xing) 起，以及王、湛及其弟子門人創立書(shu) 院、傳(chuan) 播學說、構建學派等努力，在成化、弘治年間漸興(xing) ，書(shu) 院開始步入正常軌道，獲得較快發展，呈現出書(shu) 院與(yu) 學術的共同繁榮，並且書(shu) 院講會(hui) 具有平民化傾(qing) 向［１４］３９６－４２０。

（一）明代書(shu) 院內(nei) 外聖諭宣講

明代書(shu) 院的聖諭宣講主要在明中後期。在書(shu) 院內(nei) 部，對太祖六諭的主要傳(chuan) 播形式是講解。鄭三俊在萬(wan) 曆間作的《重建東(dong) 山書(shu) 院序》中就雲(yun) ：“下建風教堂，為(wei) 宣揚聖諭之所。一時先達之士，相與(yu) 講德問業(ye) ，稱穆如矣。”［１５］卷１８嘉靖間，《風教堂記略》也規定書(shu) 院諸生，“每朔望謁先師畢，即往祠禮拜二先生，儼(yan) 儀(yi) 秉度，與(yu) 諸生講誠意正心之學，次而進各鄉(xiang) 之約正、保長而麵加提撕，申之以聖諭，導之以八行”。並且，宣講的效果比較明顯，“祁門士民鹹滌慮響風而率教，俗用丕變”。蕭雍於(yu) 萬(wan) 曆年間為(wei) 赤麓書(shu) 院所作的《赤山會(hui) 約》“遵諭”條，也規定：“《聖諭》六條，修身正家之道備矣。遵時，順也；違令，罪也。恭繹其義(yi) ，冠於(yu) 篇首。”［１６］４９７以上事例表明，對聖諭的宣揚，在嘉靖、萬(wan) 曆時期的書(shu) 院中並不少見。

如前所述，明中後期的聖諭宣講，往往與(yu) 鄉(xiang) 約結合，書(shu) 院中聖諭宣講也不例外。如《虞山書(shu) 院院規》中的《鄉(xiang) 約儀(yi) 》要求：“凡書(shu) 院講鄉(xiang) 約，堂上設聖諭牌，台上設講案。”並且，其中一個(ge) 重要環節就是宣唱聖諭，其雲(yun) ：

唱：班齊。唱：宣聖諭。鐸生出班詣講案前，南麵立。唱：皆跪。首鐸唱：聽著，太祖高皇帝教你們(men) 孝順父母。次鐸唱：教你們(men) 尊敬長上。三鐸唱：教你們(men) 和睦鄉(xiang) 裏。四鋒唱：教你們(men) 教訓子孫。五鐸唱：教你們(men) 各安生理。六鐸唱：教你們(men) 毋作非為(wei) 。眾(zhong) 齊聲應曰：諾。齊叩頭，唱：興(xing) ，平身。鐸生歸班，拜聖，唱：揖拜，興(xing) 拜，興(xing) 拜，興(xing) 拜，興(xing) 拜，叩頭，興(xing) ，平身。分班。各就本班中轉身，東(dong) 西相向交拜，唱：揖拜，興(xing) 拜，興(xing) ，平身。唱：皆坐。各就本班中本位而坐。官府、鄉(xiang) 宦坐椅，諸生、約正副人等坐凳，餘(yu) 眾(zhong) 坐於(yu) 地，各不許喧嘩，或疑百姓在官府前不可坐，然官府在聖牌前亦不可坐也。羅近溪《鄉(xiang) 約》有皆坐之文，必有所見，況堂台庭地之分，體(ti) 統原在，此教民親(qin) 愛之道也。［１６］２６８－２６９

上述文字清楚表明，書(shu) 院中的鄉(xiang) 約宣講，堂上設聖諭牌可能是“標配”。鐸生所宣唱的內(nei) 容主要是太祖《六諭》。並且，書(shu) 院中的教化，不僅(jin) 僅(jin) 體(ti) 現在語言，對於(yu) 官府、鄉(xiang) 宦坐椅，諸生、約正副人、其餘(yu) 諸人或坐凳、坐地的規範，也體(ti) 現在儒家所講的上下尊卑、“體(ti) 統原在”的思想上，體(ti) 現在人倫(lun) 日用之中。會(hui) 講結束，“本縣臨(lin) 時隨宜更講數句，以申聖諭之義(yi) ，以開百姓之心”。這是因為(wei) “蓋聖諭雖隻六條，而廣大精深，實有終日言之而不能盡者，未可以一講章拘定也”［１６］２６８－２６９。這體(ti) 現出，作為(wei) 父母官的縣令對於(yu) 宣講聖諭的熱情和重視。

從(cong) 形式上看，為(wei) 了更好地衍義(yi) 和宣傳(chuan) 聖諭、書(shu) 院會(hui) 講，不時穿插歌詩活動［１７］。書(shu) 院中的主體(ti) 是士子，同時他們(men) 也是地方和宗族建設的主要參與(yu) 者。家國一體(ti) 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以地方官為(wei) 主導，士人參與(yu) 的鄉(xiang) 約，一方麵以六諭為(wei) 精神內(nei) 核，另一方麵又多借助家族為(wei) 實施單位，朝廷以六諭曉諭生民的風示，推動了六諭與(yu) 族規家訓的進一步融合。族規家訓以各種形式接納六諭，同時又在對六諭的詮釋和宣講中體(ti) 現其宗族法規的特性［１８］。這或許是明代中後期，書(shu) 院聖諭宣講的一大特征。

（二）清代書(shu) 院與(yu) 聖諭宣講

清承明製，初期也不許別創書(shu) 院。盡管有“不許別創書(shu) 院”的禁令，統治者所關(guan) 注的在於(yu) 書(shu) 院生徒群聚講學、結黨(dang) 鬧事，但並未禁止書(shu) 院的祭祀等活動。康熙朝，隨著政局的穩固，統治者的書(shu) 院政策漸漸發生改變。盡管沒有立馬全麵放開，但也采取通過賜書(shu) 、賜額等方式，對一些書(shu) 院予以鼓勵。清代的書(shu) 院政策在雍正十一年時期，上諭“督、撫駐劄之所，為(wei) 省會(hui) 之地，著該督、撫商酌舉(ju) 行，賜帑金一千兩(liang) ”。從(cong) 此，清代書(shu) 院進入了一個(ge) 高速發展時期。書(shu) 院中的聖諭宣講在清代，無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達到一個(ge) 新的高度。

時任福建巡撫的張伯行在康熙年間《鼇峰書(shu) 院記》一文中說：“不佞恭膺簡命來撫斯邦，夙興(xing) 夜寐，惟是仰企昔賢，廣教化，進郡邑諸生，親(qin) 加考課，申嚴(yan) 規程，端厥趨向。至於(yu) 裏巷編氓，則演《聖諭十六章》，飭有司朔望勸講。”並且取得了“閩之士庶，幾幾向風矣”［１９］８８９的良好效果。魏象樞在為(wei) 劉公愚作行狀時也提到，“公出曆四省，所至必修學宮、建書(shu) 院講聖諭，以經術為(wei) 治，善撫百姓，如家人婦子待”［２０］５７６。張潤民在《南陽書(shu) 院學規序》中同樣也遵照上諭“飭各省督撫學臣示府州縣廣立義(yi) 學，《聖諭十六條》傳(chuan) 布，俾愚賤鹹能通曉”的要求，並實際躬行，在下車伊始，“即檄各郡州縣暨教官與(yu) 多士講《孝經》、《小學》，每月逢二六日，與(yu) 父老子弟解《聖諭十六條》，兢兢凜凜，以躬身複古為(wei) 務”［１６］９６１。無獨有偶，同是康熙年間的《南陽書(shu) 院講學紀事》也雲(yun) ：“語畢，複以《聖諭十六條》及所著《約言》、《士範》諸書(shu) 諄詳開諭。”［１６］９７４“會(hui) 蔡中丞懋德撫晉，崇重理學。德正首捐貲創河東(dong) 書(shu) 院，集官民講《聖諭六言》，朔望親(qin) 臨(lin) ，講性理諸書(shu) 相為(wei) 倡和。”［２１］卷１３這些都表明，康熙年間，書(shu) 院內(nei) 外對《聖諭十六條》的宣講是得到上至巡撫，下到州縣官的支持和落實。

雍正朝以後，在書(shu) 院內(nei) 外的聖諭宣講、研討更為(wei) 常見。如浙江金華書(shu) 院規定：“為(wei) 學之道，莫先於(yu) 忠孝大節。山長於(yu) 每月之朔望日，引諸生宣講《聖諭廣訓》數條，俾學者曉然於(yu) 君親(qin) 大義(yi) 。凡有奉到上諭關(guan) 係士習(xi) 風俗者，皆宜敬謹謄繕，懸貯講堂。”［１６］２２２書(shu) 院學規明確要求山長引導諸生宣講《聖諭廣訓》。雍正三年，查弼納在南京鍾山書(shu) 院《書(shu) 院長久規模告示》中也說：“為(wei) 人首在立品，立品全在講學，講學首重明倫(lun) ，明倫(lun) 全在忠孝。須常將聖祖《訓飭士子文》並皇上萬(wan) 言訓，宣明講說，觸目警心。”［１６］１８９查弼納由為(wei) 人到立品、講學、明倫(lun) 、忠孝，一步步推進，最終是要告誡書(shu) 院諸生問學間，要時常宣講聖諭。不僅(jin) 僅(jin) 是宣講，為(wei) 了使得書(shu) 院諸生對《聖諭廣訓》能記得牢固，背誦熟練，一些書(shu) 院要求書(shu) 院學子背誦、手抄，引證經史，以達到融會(hui) 貫通。茲(zi) 舉(ju) 例一則：

諸生案頭，宜可置《聖諭廣訓》一部。晨起盥洗畢，敬整衣書(shu) 案，默誦一則。惟諸生此書(shu) ，若用刻本，不足以昭誠敬。因令諸生到院一月內(nei) ，各用恭楷默為(wei) 一本，裝訂整齊，置之座右。本縣不時來院，即與(yu) 諸生在明倫(lun) 堂上宣講一則，諸生如能於(yu) 各條之下，引用經史，逐句疏證，融會(hui) 貫通。［１６］２１２

同上文要求類似，《重定正學東(dong) 湖廣文書(shu) 院規條》也要求“朔望清晨，詣神前行禮，山長前作揖後，手案頭恭誦《聖諭廣訓》一二條。每條《廣訓》應須詳閱，周而複始，以冀潛移默化”［１６］４４８。這些書(shu) 院學規都是規定在特定時間以抄寫(xie) 或誦讀或背誦等形式加強記憶和理解，並期望能達到潛移默化效果。一些書(shu) 院為(wei) 了保證聖諭宣講順利開展，甚至設置專(zhuan) 項經費。如營陵書(shu) 院在其章程中就規定：“又擬另聘紳耆一人在城鄉(xiang) 宣講聖諭，每間三日一講，每年送脩金二十四兩(liang) 。”並明確說明，“以上各項開銷，如錢價(jia) 昂貴小有不敷者，由書(shu) 院工程項下劃補，贏餘(yu) 亦歸入修理項下”［１６］７９０。書(shu) 院中對聖諭的宣講一直持續到科舉(ju) 廢除，書(shu) 院改學堂。但直到光緒三十一年（１９０５），詩山書(shu) 院仍然要求：“監院於(yu) 講堂學舍，務將《欽定臥碑》、《聖祖訓飭士子文》、列聖諭旨……錄懸四壁，俾諸生常觸目而懍步趨，亦教者之一助雲(yun) 。”［１６］６０１可見，書(shu) 院中的聖諭宣講伴隨著清朝始終。

三、明清書(shu) 院聖諭宣講的特點及意蘊

書(shu) 院內(nei) 外的聖諭宣講時間從(cong) 明代中期一直持續到清末，時間跨度很長，涉及範圍遍及城鄉(xiang) ，呈現出較為(wei) 鮮明的特色，部分取得了統治者預期效果。

（一）書(shu) 院聖諭宣講的特點

明清書(shu) 院聖諭宣講具有普及性與(yu) 通俗性特點。首先，從(cong) 明太祖的對聖諭六言的製度化設計，到清朝雍正七年上諭，要求“各州、縣、大鄉(xiang) 、大村於(yu) 人居稠密處，俱設立講約之所……每月朔望，齊集鄉(xiang) 之耆老、裏長及讀書(shu) 之人，宣講《聖諭廣訓》，詳示開導，務使鄉(xiang) 曲愚民，共知向善”［１０］２９２來看，聖諭宣講基本上遍及鄉(xiang) 村。並且，乾隆皇帝在宣講聖諭之外，更與(yu) 欽定律條結合，刊布曉諭，並令各直省，“轉飭各州、縣，摘取簡明律例，並和睦鄉(xiang) 裏之上諭，匯刊成冊(ce) ，酌量大小各鄉(xiang) 村，遍行頒給”［１０］２９２。至少，從(cong) 統治者的出發點來看，是期望聖諭宣講無遠弗屆。書(shu) 院中的聖諭宣講也貫徹了這一思想，包括一些鄉(xiang) 村書(shu) 院都要求宣講聖諭。

從(cong) 受眾(zhong) 者來說，常年月久的宣講，如果僅(jin) 僅(jin) 是內(nei) 容空洞、形式單調的反複說教，對普通民眾(zhong) 缺乏吸引力，影響也就大打折扣。即便是《聖諭廣訓》，也不過萬(wan) 言，朔望逐條宣講，曆時八個(ge) 月而已，而統治者要成年累月地進行，照本宣科的方式，令人生厭。並且，一個(ge) 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古代傳(chuan) 統社會(hui) ，識字率較低，麵對識字不多甚至文化程度較低的普通民眾(zhong) ，通俗化就顯得尤為(wei) 重要。誠如蕭公權先生所言：“精明的清朝統治者也沒有忽視控製人民大眾(zhong) 思想的重要性。他們(men) 認識到，大多數鄉(xiang) 人都是目不識丁的，用來控製士人的方法對他們(men) 並不適用，因而采取了多種多樣的通俗教化方法——其中最有趣的就是鄉(xiang) 約宣講體(ti) 係。”［２２］２２０因而，除了“不妨以土音諺語，敬謹詮釋，明白宣示，並將現禁一切邪教等律例，刊板刷印，遍貼曉諭”［１０］２９４的策略外，更有一些通俗性方式傳(chuan) 播，如圖事宣講、和律宣講。

康熙年間，太平府繁昌縣知縣梁延年在宣講時，除解讀條文外，依據每次宣講內(nei) 容，在參考焦竑的《養(yang) 正圖解》等書(shu) 的基礎上，挑選民眾(zhong) 熟悉的故事，采取“圖文並茂”的形式進行宣講，並由此輯錄形成《聖諭像解》一書(shu) 二十卷［２３］。另外，如晚清夏炘在婺源等地教諭任時，“農(nong) 閑之時，周曆鄉(xiang) 村，現身說法宣講聖諭鄉(xiang) 約”，“與(yu) 村民講約，以淺語闡發《聖諭十六條》”。時常對人說：“教官以教為(wei) 職，非獨教士，雖庶民與(yu) 遊責焉。”［２４］６０２３他最終也撰成《聖諭十六條附律易解》，並得到朝廷褒獎。像夏炘這樣擔任府、州、縣教授、訓導、教諭等教職，在清代尤其中後期，往往也是當地考課書(shu) 院的監院，或者是當地書(shu) 院考課製度的實際參與(yu) 者。又如，何太青於(yu) 嘉慶十六年由庶吉士知潛縣，任上“逢朔、望先赴各鄉(xiang) 宣講聖諭，然後至書(shu) 院扃試諸生，諄諄勸勉勖士子以敦品力學”［２５］卷１２２。正如馬鏞所說：“清代士子在考取舉(ju) 人、進士之前，除了如前所述，廣泛地拜師求學，在官學、私學受業(ye) 之外，還同時在書(shu) 院肄業(ye) 。”［２６］１７６因此，擔任鄉(xiang) 約宣講的約正、執年等也多是獲得低級科舉(ju) 功名的士子，尤其是在清代，他們(men) 也多有過書(shu) 院經曆。書(shu) 院士子作為(wei) 一種特殊群體(ti) “在書(shu) 院的教化活動中，發揮著主體(ti) 與(yu) 中介作用”［２７］。

明清書(shu) 院聖諭宣講還具有層次性和針對性。書(shu) 院聖諭宣講主要分書(shu) 院內(nei) 部和麵向庶民及自己宗族成員，在宣講傳(chuan) 播時候因對象的不同，在策略和方式上有差別。上諭中對各省督撫及有地方之責者，“凡京外書(shu) 院、學堂皆以講明《聖諭廣訓》為(wei) 根本。並責成各府、州、縣教官躬蒞其事，俾海內(nei) 外臣庶鹹知綱常名教之重，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毋得視為(wei) 具文”［２８］８５０的要求，主要針對的是教官對士子宣講，對他們(men) 的要求，當然比普通不識字的民眾(zhong) 要高。對士子的要求主要是背誦、誦讀、默寫(xie) ，以及引證經史加以闡釋、研習(xi) 。在童試及鄉(xiang) 試、會(hui) 試中均被列為(wei) 考核內(nei) 容，進行默寫(xie) ，不可有半點錯訛或添漏。並且不僅(jin) 僅(jin) 期望於(yu) 此，更是希望書(shu) 院士子能把聖諭為(wei) 代表的儒家正統觀念指導其日常人倫(lun) 物理之中，內(nei) 化為(wei) 自己的德行涵養(yang) ，熏陶其君子人格。

針對書(shu) 院之外的庶民及宗族中識字不多的族人，無論是在宣講方式還語言上，都更加通俗。蔡元培在清末的剡山書(shu) 院當山長時要求：“逢昂（房）、虛、昴、星日，院長午前講學，午後在院董事當集鄰近不識字人及兒(er) 童、婦女，為(wei) 講朱子《小學》及《聖諭廣訓》之屬。”［１６］４０７這種針對不識字人及兒(er) 童、婦女以講解、宣講形式，更具有平民性。

此外，針對族人教育，多有家族書(shu) 院或宗族書(shu) 院，值得注意的是聯宗書(shu) 院。書(shu) 院假宗祠而建，宗祠和書(shu) 院合二為(wei) 一，這種聯宗書(shu) 院在廣州等地極為(wei) 普遍［２９］。因而，書(shu) 院誌和族譜隻是名稱上的區別，書(shu) 院誌也具有族譜功能。以鄂東(dong) 地區麻城縣為(wei) 例，清代、民國時的不少宗譜在卷首或卷一位置，都刊刻有《聖諭十六條》或《聖諭廣訓》內(nei) 容。如民國三十六年（１９４７）麻城《施氏宗譜》、宣統元年（１９０９）《周氏西宗族譜》、光緒癸巳年（１８９３）《詹氏宗譜》等。

在傳(chuan) 播形式上，一般在祠堂祭祖時候，家族選擇聲音嘹亮者，大聲宣讀聖諭並用幾近俚語隨時闡釋、講明，使得婦孺皆知。這種針對性還表現在對聖諭詮釋具有地方性特色，都是針對當時的社會(hui) 問題［３０］３３５，尤其是在王朝後期“異說蜂起，愚民不免受其蠱惑”［１６］７９０之時，表現得更為(wei) 明顯。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家譜（書(shu) 院誌）修訂者、編纂者一般來說都具有科舉(ju) 功名，也多有書(shu) 院肄業(ye) 經曆。

明清書(shu) 院聖諭宣講在形式上具有多樣性，場合上具有靈活性。從(cong) 形式上看，聖諭宣講最開始采用木鐸製度，木鐸製度衰微後與(yu) 鄉(xiang) 約製度結合。從(cong) 文獻載體(ti) 上來說，既有紙本文獻，也有口耳相傳(chuan) 。具體(ti) 宣講措施上，除卻最基本的朔望宣講、通俗化宣講外，另有文字與(yu) 圖結合的圖事宣講，與(yu) 法律結合的附律宣講，或者是與(yu) 宗族文化結合，體(ti) 現出規訓作為(wei) 家族文化的載體(ti) ，揭示了儒學的浸潤、皇權與(yu) 族權的互動［３１］。另有如虞山書(shu) 院的歌詩形式等。總之，形式上不一，豐(feng) 富且多樣。在宣講場合上，書(shu) 院聖諭宣講，除了在書(shu) 院內(nei) 部的背誦、研習(xi) 、宣講外，也有具有教職的書(shu) 院山長或是書(shu) 院肄業(ye) 的士子進行的宣講，更有如營陵書(shu) 院聘專(zhuan) 人周曆鄉(xiang) 村，向民眾(zhong) 宣講。可見，宣講場合隨機，或是鄉(xiang) 村或是寺廟、道觀，或是宗族之內(nei) ，不一而足，體(ti) 現出聖諭宣講地點的靈活性。

（二）明清書(shu) 院內(nei) 外聖諭宣講的意蘊

書(shu) 院作為(wei) 社會(hui) 治理體(ti) 係中的一環，具有多方麵的功能和作用。明清書(shu) 院內(nei) 外的聖諭宣講，就是作為(wei) 其社會(hui) 教化功能方麵的一種體(ti) 現，已形成一套完整的體(ti) 製。無論是書(shu) 院內(nei) 部以手抄、背誦、研習(xi) 、講會(hui) 等形式展開的傳(chuan) 播形式，還是書(shu) 院之外，社會(hui) 層麵，聖諭宣講采取了與(yu) 鄉(xiang) 約結合，通過“朔望”宣講、“通俗”宣講、歌詩等具體(ti) 措施，麵向普通民眾(zhong) 的傳(chuan) 播亦或是宗族層麵，宗族書(shu) 院也多把聖諭寫(xie) 進族譜，對族人普及、宣傳(chuan) 。上述措施都是以書(shu) 院為(wei) 中心，對聖諭的研習(xi) 和傳(chuan) 播，是其教化功能的直接體(ti) 現。

此外，聖諭宣講不止於(yu) 宣講，更在於(yu) 踐履和落實。書(shu) 院士子以自身言行的引領和示範作用，於(yu) 人倫(lun) 日用之間，輻射至整個(ge) 社會(hui) ，成為(wei) 移風易俗、化民成俗的中間力量。書(shu) 院肄業(ye) 士子中的一部分，獲得高階功名，成為(wei) 一方官員，甚至出將入相。他們(men) 往往對書(shu) 院的教化功能和定位有較為(wei) 清楚的認知，因而具有明顯的書(shu) 院情節。如明代湛若水、王陽明，清代湯斌、張伯行、陳宏謀、李棠階、王昶等為(wei) 代表的一大批官僚士大夫的支持。他們(men) 或編定書(shu) 院條規，或參入書(shu) 院考課，通過多種方式關(guan) 心和支持書(shu) 院發展，貫徹帝王教化臣民的理念，貫徹自己職司牧民的職責。其最終的目的就是使得以聖諭為(wei) 濃縮的官方正統觀念，最終通過施政方針落實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倫(lun) 理，為(wei) 人處世方式之中。

更多低階功名書(shu) 院士子以自身言行的引領和示範作用，於(yu) 人倫(lun) 日用之間，影響整個(ge) 社會(hui) ，成為(wei) 移風易俗、化民成俗的主體(ti) 力量。低階功名或者無功名書(shu) 院學子則沉潛於(yu) 民間社會(hui) ，有的歸隱田園，徹底融入民間社會(hui) 之中。有的終身以推行教化、教書(shu) 育人、傳(chuan) 播知識文化為(wei) 業(ye) ，成為(wei) 民間禮儀(yi) 、鄉(xiang) 規民約的製訂、推行者，以及社會(hui) 輿論與(yu) 道德評判的主導者。他們(men) 在民間社會(hui) 擔當著精神領袖的角色，其自身的言行舉(ju) 止、待人接物的方式，也在民間社會(hui) 發揮著示範和引導作用，成為(wei) 民眾(zhong) 效仿和典範的對象。無論是明太祖聖諭六言，清代聖諭十六條，還是後來的《聖諭廣訓》，都體(ti) 現出統治者“不以法令為(wei) 先，而以教化為(wei) 亟”的教化宗旨。聖諭的核心思想，當然是傳(chuan) 統社會(hui) 統治者所倡導的儒家正統思想，尤其是理學思想。

四、結語

聖諭宣講作為(wei) 明清時期基層教化的核心內(nei) 容之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宣講體(ti) 係。書(shu) 院中的聖諭宣講分書(shu) 院內(nei) 部和書(shu) 院之外的兩(liang) 個(ge) 層麵。書(shu) 院內(nei) 部的傳(chuan) 播主要是以手抄、背誦、研習(xi) 、講會(hui) 等形式展開。書(shu) 院之外，社會(hui) 層麵，聖諭宣講采取了與(yu) 鄉(xiang) 約結合，通過“朔望”宣講、“通俗”宣講、歌詩等具體(ti) 措施傳(chuan) 播。宗族層麵，書(shu) 院肄業(ye) 士子也多把聖諭寫(xie) 進族譜，對族人普及、宣傳(chuan) 。書(shu) 院聖諭宣講具有普及性與(yu) 通俗性結合，層次性和針對性統一，形式上具有多樣性，場合上具有靈活性等特點。通過不同措施，聖諭得以普及化、通俗化，部分達到化民成俗的預期效果。誠如蕭公權先生所雲(yun) ：“鄉(xiang) 約製度（聖諭宣講），或許它是唯一把官方儒學的影響深深刻印在廣大鄉(xiang) 人腦海中的方法。”［２２］２３２同時，聖諭宣講不止於(yu) 宣講，更在於(yu) 踐履和落實。書(shu) 院士子以自身言行的引領和示範作用，於(yu) 人倫(lun) 日用之間，輻射至整個(ge) 社會(hui) ，成為(wei) 移風易俗、化民成俗的中間力量。

以書(shu) 院為(wei) 核心的聖諭宣講使書(shu) 院與(yu) 當地社會(hui) 保持高度互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書(shu) 院成為(wei) 以傳(chuan) 播儒家思想為(wei) 主的文化活動中心。儒家的綱常倫(lun) 理規範通過這種方式滲透到整個(ge) 社會(hui) ，成為(wei) 社會(hui) 整合與(yu) 社會(hui) 控製的堅實力量。可以說，書(shu) 院聖諭宣講成為(wei) 國家正統思想向書(shu) 院士子及民間社會(hui) 滲透、擴張的重要渠道。通過宣講，書(shu) 院的社會(hui) 教化功能得以充分發揮。

［參考文獻］
 
［１］明太祖實錄［Ｍ］．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１９６２．
 
［２］皇明製書［Ｍ］／／古籍珍本叢書（４６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
 
社，１９９８．
 
［３］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１９０１—１９１１［Ｍ］．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４］顧鼎臣．顧鼎臣集［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
 
［５］葉聯芳．嘉靖重修沙縣誌（外三種）［Ｍ］．魏定榔點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６］陳時龍．論六諭和明清族規家訓論［Ｊ］．安徽史學，２０１７（６）：１３７－１４４．
 
［７］趙克生．從循道宣誦到鄉約會講：明代地方社會的聖諭宣講［Ｊ］．史學月刊，２０１２（１）：４２－５２．
 
［８］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Ｍ］．範忠信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
 
［９］清世祖實錄［Ｍ］．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８５．
 
［１０］索爾訥，等．欽定學政全書校注［Ｍ］．霍有明，郭海文，校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５．
 
［１１］張禕琛．清代聖諭宣講類善書的刊刻與傳播［Ｊ］．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２０１１（３）：１３４－１４０．
 
［１２］李世愉．論清代書院與科舉之關係［Ｊ］．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２０１１（３）：５－１４．
 
［１３］趙連穩．士大夫和書院互動關係研究［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８．
 
［１４］鄧洪波．中國書院史（增訂版）［Ｍ］．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５］汪韻珊纂．（同治）安徽祁門縣誌［Ｍ］．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刊本．
 
［１６］鄧洪波．中國書院學規集成［Ｍ］．上海：中西書局，２０１１．
 
［１７］程嫩生．明清書院歌詩活動［Ｊ］．求索，２０１６（６）：１５２－１５８．
 
［１８］陳時龍．論六諭和明清族規家訓論［Ｊ］．安徽史學，２０１７（６）：１３７－１４４．
 
［１９］陳穀嘉，鄧洪波．中國書院史資料［Ｍ］．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０］魏象樞．寒鬆堂全集［Ｍ］．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６．
 
［２１］張夏．雒閩源流錄［Ｍ］．清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黃昌衢彜敘堂刻本．
 
［２２］蕭公權．中國鄉村：１９世紀的帝國控製［Ｍ］．張皓，張盛譯．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７．
 
［２３］汪強．敦風厲俗：清代《聖諭廣訓》施行措施的考察與啟示［Ｊ］．江淮論壇，２０１８（６）：１１１－１１６．
 
［２４］徐世昌．清儒學案［Ｍ］．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８．
 
［２５］陳璚修，清王棻纂．（民國）杭州府誌［Ｍ］．民國十一年（１９２２）木刻本．
 
［２６］馬鏞．清代鄉會試同年齒錄研究［Ｍ］．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７］肖永明，劉平．書院社會教化的實施途徑［Ｊ］．教育論，２００３（３）：８０－８２．
 
［２８］章開沅．清通鑒［Ｍ］．長沙：嶽麓書社，２０００．
 
［２９］王建軍．論清代廣州聯宗書院的教育功能［Ｊ］．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２０１３（１）：１６９－１７４．
 
［３０］馬鏞．中國教育製度通史（第５卷）［Ｍ］．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１］周國林，周文焰．明清以來麻城民間家訓研究［Ｊ］．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２０１６（６）：９４－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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