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學的多元思想與(yu) 地域學統

作者：朱漢民（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教授）

來源：《天津社會(hui) 科學》2021年第1期

摘要

為(wei) 了應對唐宋變革引發的思想文化轉型，宋代士大夫推動了儒學的複興(xing) 與(yu) 重建，最終使新儒學發展成為(wei) 宋元之後的學術主流與(yu) 思想核心。盡管宋儒普遍地表達出“明體(ti) 達用”的學術追求，但他們(men) 主要是通過非官方體(ti) 製的學術研究與(yu) 人才培養(yang) 途徑，故而使得宋以前儒、法、道、佛多元並存的文化格局，轉向了兩(liang) 宋時期一體(ti) 多元的宋學形態。不同地域的儒學學者在對道、學、政的普遍性精神追求中形成了具有地域差別的學術旨趣、思想傳(chuan) 統、精神氣質，使得宋學的多元思想往往通過“學統四起”的地域化形態而傳(chuan) 承與(yu) 衍化。

關(guan) 鍵詞

宋學 多元思想 地域學統 學術旨趣

在唐宋變革曆史背景下，宋儒通過儒學複興(xing) 而重新建構儒學，形成了中國學術史上重要學術形態——宋學。漢學的興(xing) 起和發展主要借助於(yu) 朝廷的官學體(ti) 製及博士製度，而宋學的學術研究、人才培養(yang) 主要是非官方的途徑。這使得宋學不僅(jin) 可以開拓出豐(feng) 富多元的思想，同時還能夠形成“學統四起”的地域化學派。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宋學為(wei) 什麽(me) 會(hui) 形成一體(ti) 多元的學術形態？宋學為(wei) 什麽(me) 能夠建構出思想不同、學術各異的地域學統？宋儒如何將一種普遍性精神衍化為(wei) 旨趣各異的地域性學統？

一、宋學的一體(ti) 與(yu) 多元

在明清以來的學術史敘述中，“宋學”往往等同於(yu) 程朱理學，這是由於(yu) 宋學經過兩(liang) 百多年的發展演變，經曆了由學統四起到理學獨尊的學術衍化之後，特別是經過明清學術的劇烈變革，清代乾嘉學者標榜複興(xing) 漢學，竭力批判宋學，導致宋學簡約為(wei) 程朱理學，程朱理學似乎成為(wei) 宋學的典範和代表。但曆史上的“宋學”恰恰不是單一的程朱理學（道學），而應該是一個(ge) 具有多元思想與(yu) 不同學派的整體(ti) 。為(wei) 了對宋學有一個(ge) 完整的理解和認識，首先需要當代學者對宋學的多元性思想有一個(ge) 客觀的認識，同時還要梳理這一代表性學術類型（程朱理學）與(yu) 整個(ge) 宋儒之學的關(guan) 係，包括程朱理學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體(ti) 現宋學的一般性特征和學術成就。

一講到“多元化思想”，人們(men) 就會(hui) 聯想到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及其各自建立的學術體(ti) 係。許多學者認為(wei) ，經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學成為(wei) 一統天下的學術。正如秦漢確立的中央集權政治體(ti) 製延續兩(liang) 千年一樣，西漢確立的儒學一元化思想體(ti) 製也一直延續到清末。從(cong) 表麵上看，這有一定的道理，因為(wei) 從(cong) 西漢到清末，一直以儒學為(wei) 意識形態、主流學術。但是，我們(men) 如果檢視兩(liang) 千多年的中國思想文化史，就可以發現，主導傳(chuan) 統中國的從(cong) 來不是單一的儒家思想，多樣化思想一直是從(cong) 事知識生產(chan) 的士大夫群體(ti) 的思想源泉。儒、法、道、佛等流派既是不同士大夫的價(jia) 值信仰、生活實踐的思想之源，也不同程度地影響甚至是主導著國家層麵的思想意識。同時，儒、道、佛的多元觀念和信仰也一直影響並主導傳(chuan) 統的民間社會(hui) 。

這裏重點探討精英學術，在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發展過程中，先後形成了兩(liang) 種多元化的思想形態與(yu) 文化格局。其一，多元並存的格局，即儒、法、道、佛等不同思想的多元並存。春秋戰國就是一個(ge) 諸子百家並存的時期。秦漢以後，盡管統一帝國需要統一的意識形態，但實際上還保留了不同思想的多元並存的局麵，包括漢代形成的儒法並用、霸王雜之，魏晉時期的儒道互補、名教本自然，唐朝的儒、佛、道三教並存，均可以看作一種多元並存的文化格局。其二，一體(ti) 多元的格局，即以一體(ti) 的儒學兼容多元思想。兩(liang) 宋時期的複興(xing) 儒學和重建儒學運動，推動儒學發展成為(wei) 一種明體(ti) 達用的學術形態，大大拓展了儒學的思想廣度、理論深度，使得儒學發展出更加豐(feng) 富的文化與(yu) 政治功能。宋代儒學重建原本是為(wei) 了因應唐宋轉型的多樣化思想需求，而豐(feng) 富多彩的宋學學派確實滿足了政教形態轉型多元需求。就像從(cong) 西周政教文化中孕育了諸子百家的多元思想一樣，宋代士大夫通過複興(xing) 儒學而孕育了宋學“學統四起”的多元思想。如果說宋學最大的學術特點是以義(yi) 理解經，那麽(me) 其最大的思想特點是以一體(ti) 化儒學表達士大夫的多元性思想。

經過唐宋之際的儒學複興(xing) 運動，特別是宋代士大夫對儒學的重建，儒學在學術界、教育界的一統天下最終得以實現。此後，宋元明清不同時期的儒學一直保持中國學術文化的主體(ti) 地位而沒有改變。縱觀宋代前後，中國學術文化的演變和發展的特點明顯不同。宋代以前，中國學術形態表現為(wei) 儒、法、道、佛等不同思想流派的相互爭(zheng) 勝和各領風騷，先秦諸子百家、秦朝法家、漢朝儒法、魏晉儒道、隋唐儒佛道並起，甚至不得不將魏晉玄學、隋唐佛學看作中國重大學術思潮、重要思想形態的代表。宋代重新確立了儒學的主體(ti) 地位，宋學成為(wei) 一種能夠兼容儒、法、道、佛等多元思想，同時又保留了儒學價(jia) 值信仰、學術體(ti) 係的“新儒學”。宋代以後，中國學術史的發展變成了儒學自身的變革和發展。明代心學、明清經世實學、清代考據學其實均是儒學內(nei) 部的變革，並且與(yu) 宋學有著密切的思想淵源和學術理路關(guan) 聯，甚至可以說，宋代以後儒學的發展是宋學的某一學派或某一特質的流變。譬如明代心學思潮與(yu) 南宋象山學派的關(guan) 係，明清經世實學與(yu) 宋代功利儒學的關(guan) 係，清代考據學派與(yu) 宋代疑經思潮的關(guan) 係。也就是說，從(cong) 宋代以後，中國傳(chuan) 統學術史的發展主要是儒學史的發展，並且與(yu) 宋學有著重要的學術關(guan) 聯。可見，兩(liang) 宋的儒學複興(xing) 運動推動宋學興(xing) 起之後，就確定了中國學術發展的一個(ge) 基本格局：士大夫群體(ti) 的多元性思想主要通過儒學內(nei) 部的不同流派而呈現出來。本來，先秦諸子的不同流派，均源於(yu) 西周的六藝之學，因傳(chuan) 承人各有其不同曆史經驗、思想視角，決(jue) 定了不同流派思想的形成及其有效性。而宋代士大夫以儒學為(wei) 體(ti) ，兼容佛、道、法諸家的不同思想，重新建構了一個(ge) 能夠“明體(ti) 達用”的“新儒學”，既可以是思想境界、修身工夫各異的內(nei) 聖之學，也可以是政治價(jia) 值、治理方法不同的外王之學。

所以，宋儒雖然是一個(ge) 前所未有的龐大學術群體(ti) ，但在這一個(ge) 龐大群體(ti) 中再也找不到所謂的“純儒”。越是有學術成就、思想影響的學者，其實也是越敢於(yu) 和善於(yu) 吸收其他不同思想的新型儒家。宋學內(nei) 部不同學派之間經常相互論辯，批判其他學派的儒家學者是“禪學”“老學”“申韓之學”“墨學”等，以證明自己學派的純正性。其實他們(men) 本人或學派往往受到後世儒者同樣的批判，其根本原因在於(yu) ，宋代每一個(ge) 學術流派需要回應和解決(jue) 新的曆史時期的問題，他們(men) 均須在充分挖掘儒家傳(chuan) 統資源的同時，大量學習(xi) 和吸收其他非儒學的思想。這樣就使得原本是依靠不同學術形態才能解決(jue) 的問題，變為(wei) 由宋代士大夫建構多元化的一體(ti) 儒學來解決(jue) 。

宋學學派興(xing) 起的北宋時期，既是全麵複興(xing) 儒學的複古時代，也是積極吸收其他思想重建儒學的創新時代，這一時期產(chan) 生了學術旨趣各異的不同儒學學派。其中包括範仲淹之學、胡瑗之學、孫複之學、石介之學、歐陽修之學、王安石之學、三蘇之學、周敦頤之學、張載之學、司馬光之學、二程之學等等。這些學術流派的共同點在於(yu) ，他們(men) 都對漢唐儒學不滿，希望複興(xing) 先秦儒學，通過詮釋儒家經典而重新建構義(yi) 理，創造一種新的內(nei) 聖外王之道、明體(ti) 達用之學，以一種新儒學形態因應兩(liang) 宋時期的曆史轉型、社會(hui) 發展的需要。這一新的儒學形態必須能夠滿足新時期的不同需求，故而要吸收其他流派的學術思想。

以王安石之學為(wei) 例，這個(ge) 學派就全麵包含著宋學追求的內(nei) 聖外王之道、明體(ti) 達用之學。為(wei) 了滿足時代對多元思想的現實需要，王安石大量吸收不同來源的學術思想，既包括“五經”學和“四書(shu) ”學，也包括佛學、老學、申韓之學等。王安石說：“道有本有末。本者，萬(wan) 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wan) 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wan) 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wan) 物以成也。”[1]具體(ti) 而言，王安石的學術體(ti) 係包括道之本與(yu) 道之用兩(liang) 個(ge) 方麵，它們(men) 依據的經典不同，並分別吸收了佛老之學與(yu) 申韓之學。王安石前期關(guan) 注內(nei) 聖之道的建構，熱衷於(yu) “性命之理”問題，主要通過《周易》《論語》《孟子》《禮記》而探究性命之理與(yu) 內(nei) 聖之道。這時他建構的“道之本”，就大量吸收佛道兩(liang) 教的思想學說，他描述的“萬(wan) 物之所以生”的“道之本”的特征，包括“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wan) 物以生也”的說法，明顯傳(chuan) 承自老子、王弼的思想。熙寧以後，王安石的政治地位、學術地位發生了重大變化，他必須將外王之道、新政改革放在首位。這時，王安石的學術重點是《三經新義(yi) 》，他關(guan) 注的“道之末”就吸收法家的政治治理、富國強兵的思想。故有人指出：“安石平居之間，則口必丘、旦；有為(wei) 之際，則身心管、商。”[2]可見，王安石的法家思想並不是直接以管商之學的學術形態表達出來，而是通過他對《周禮》等儒家經典的詮釋而呈現出來。所以南宋張九成說：“介甫所學者申、韓，文之以六經”[3]，應該是道出了部分事實。

程朱理學同樣是大量吸收了佛學、老學、申韓之學等內(nei) 容。由於(yu) 理學更為(wei) 關(guan) 注內(nei) 聖之學，即關(guan) 注“道之本”的問題，所以理學對佛老的吸收更為(wei) 明顯。清儒戴震曾經說:“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釋自老釋；談老釋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來，孔孟之書(shu) 盡失其解，儒者唯襲老釋之言以解之。”[4]這一說法有些誇大，但是宋代以來的理學家在詮釋孔孟之書(shu) 時，確實融入了大量佛老之學的思想，這既包括哲學思辨的形式，也包括精神境界、身心工夫。另外，宋代興(xing) 起了儒家功利主義(yi) 思潮，事功學派陳亮、葉適高度讚揚和倡導漢唐君主及其政治事功，明顯體(ti) 現出法家政治功利主義(yi) 的色彩。

由此可見，宋學之所以會(hui) 形成一體(ti) 多元的學術形態，與(yu) 宋代儒學一統天下的學術地位分不開。唐宋之際的儒學複興(xing) 運動，特別是新儒學的思想建構，使得儒學的思想兼容性大大增強，傳(chuan) 播輻射力大大拓展，儒學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如果說在唐代儒家、道家、佛家等不同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還可以活躍於(yu) 思想界的話，那麽(me) 宋代的士大夫常常隻能以儒家身份表達其不同的思想。宋以前儒、法、道、佛多元並存的思想文化局麵，變成了兩(liang) 宋時期以一體(ti) 儒學兼容多元思想的文化格局。

二、宋學的地域化學統

宋學是在複興(xing) 師道的思想激勵下發展起來的學術思潮，由於(yu) 宋代士大夫對“師道”抱有極大的熱情和自信，因此，他們(men) 不像漢儒依賴於(yu) 朝廷學術體(ti) 製的“師法”從(cong) 事學術與(yu) 教育，宋儒憑借自己個(ge) 人的學術資源與(yu) 學術同道的相互砥礪，就可以相對獨立地從(cong) 事學術研究與(yu) 人才培養(yang) 。追求學術創新的士人或在自己人脈通達的家鄉(xiang) ，或在自己宦遊、客居的地方，積極從(cong) 事學術和教育活動，以實現自己的“師道”理想。這樣，宋代儒學的學術教育出現一個(ge) 重大變化，即大量地域化學派的出現，形成“學統四起”的局麵。

儒學本來就與(yu) 現實政治密切關(guan) 聯，特別是漢武帝之後，儒學上升為(wei) 國家學術，儒家經學與(yu) 朝廷政製更是密不可分。漢以後的儒學傳(chuan) 承與(yu) 發展，都要借助於(yu) 帝國政治的支持。當然宋代也同樣如此，宋初儒家士大夫就承擔著一個(ge) 重要使命，即積極倡導崇儒重教的政策，鼓勵朝廷重用儒臣，推動強化儒學地位與(yu) 影響的科舉(ju) 改革、教育改革。宋學的興(xing) 起離不開宋儒麵向朝廷的上行路線，他們(men) 積極影響朝廷而推動儒學複興(xing) 和發展。在宋初的係列“祖宗家法”中，宋太祖有所謂“宰相須用讀書(shu) 人”與(yu) “道理最大”的記載，其實儒家士大夫參與(yu) 了這一類“祖宗家法”的篩選、解釋和建構，客觀上推動了宋代儒學的發展。同時，宋代還專(zhuan) 門設立了由儒臣給帝王講學的經筵講席，儒家士大夫利用經筵的機會(hui) 積極推廣儒學，以經典義(yi) 理引導君主，鼓勵他們(men) 從(cong) 經典中尋求治理國家、修養(yang) 品德的依據，這對兩(liang) 宋時期的崇儒重教風氣的形成與(yu) 宋學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此後，從(cong) 朝廷的太學到地方的州縣之學，均成為(wei) 宋儒推廣、傳(chuan) 播義(yi) 理之學的地方。最為(wei) 成功的是王安石的“新學”，成為(wei) 讀書(shu) 人“無敢不傳(chuan) 習(xi) ”的官學。《宋史本傳(chuan) 》記載：“初，安石訓釋《詩》、《書(shu) 》、《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yi) ’。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傅會(hui) 。其流入於(yu) 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chuan) 習(xi) ，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chuan) 注，一切廢不用。”[5]

但是另一方麵，宋學的多元發展更加依賴於(yu) 民間講學的下行路線。能夠有機會(hui) 擔任朝廷權臣通過上行路線推動自己認可的學術的士大夫畢竟是極少數。宋學是以複興(xing) 師道為(wei) 旗幟的，此“師道”就是強調儒家士大夫的主體(ti) 性，他們(men) 的學術創新主要源於(yu) 個(ge) 人生命體(ti) 認與(yu) 社會(hui) 政治思考。宋儒的明體(ti) 達用思想往往是通過經典詮釋而表達出來的，所以宋學的重要學術特征是以義(yi) 理解經，其不同學派的思想差別往往體(ti) 現為(wei) 不同“義(yi) 理”的差異，而這種思想差異與(yu) 漢儒官學身份的“師法”無關(guan) ，隻有依賴於(yu) 民間講學的“師道”精神才可能呈現出來。堅持師道精神的宋代士大夫往往各有自己認可的“明體(ti) 達用”之道，他們(men) 通過民間講學的下行路線，使宋學的多元思想得到傳(chuan) 播和發展。既然宋儒主要靠民間講學的下行路線來研究和推廣學術，這就使得宋學的主要學術基地、培養(yang) 人才的學校不在官學體(ti) 係，而是遍布全國各地民間書(shu) 院或地方學校。宋代儒家學者的家鄉(xiang) 或任何旅居地，均可能成為(wei) 他們(men) 講學著書(shu) 的地方。宋儒聚集講學的地方性書(shu) 院、講舍、書(shu) 堂、精舍，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無論有沒有正式的辦學機構名稱，重要的是均有講學傳(chuan) 道的實質，由此大量地域性學派、學統由此產(chan) 生。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描述了北宋慶曆“學統四起”的盛況：“慶曆之際，學統四起。齊、魯則有士建中、劉顏夾輔泰山（孫複）而興(xing) 。浙東(dong) 則有明州楊、杜五子，永嘉之儒誌（王開祖）、經行（丁昌期）二子，浙西則有杭之吳存仁，皆與(yu) 安定（胡瑗）湖學相應。閩中又有章望之、黃晞，亦古靈一輩人也。關(guan) 中之申、侯二子，實開橫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實開範正獻公之先。篳路藍縷，用啟山林，皆序錄者所不當遺”[6]。這是宋仁宗慶曆時期宋學初興(xing) 的時代，除了範仲淹在朝廷推動慶曆學術變革之外，在各個(ge) 地域的儒家士大夫們(men) 紛紛開展講學活動，致力於(yu) 學術研究以開創學統，其影響遍及齊魯、浙東(dong) 、浙西、閩、蜀、關(guan) 中等地。全祖望“慶曆之際，學統四起”的論斷描述了宋代學統的地域化形態初起的狀況，這也是宋學學派為(wei) 什麽(me) 會(hui) 以地域命名的緣由。

到了宋神宗熙寧新政時期，為(wei) 了“一道德”“義(yi) 理歸一”而重新統一思想，王安石將自撰的《周禮義(yi) 》和其子王雱撰寫(xie) 的《詩經義(yi) 》《尚書(shu) 義(yi) 》，合為(wei) 《三經新義(yi) 》並作序，經禦批頒行全國，成為(wei) 科舉(ju) 取士的重要內(nei) 容與(yu) 標準，完成了王安石之學的官學化。王安石雖然完成了官學化轉型，但是其他學者仍然依賴於(yu) 民間講學，這些宋學學者在不同地域講學，推動地域性學派學統的發展。學術史上著名的“北宋五子”，即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均在這一時期積極開展講學和創建學派的活動。他們(men) 不是直接為(wei) 朝廷服務的文化官僚，而是憑借一種“師道”精神從(cong) 事民間學術。盡管他們(men) 的學術追求是普遍意義(yi) 的性命之理、王道政治，但他們(men) 隻是在各自的家鄉(xiang) 、寓所從(cong) 事學術交流與(yu) 著述。故而人們(men) 將他們(men) 創建的學派稱為(wei) 濂學、關(guan) 學、洛學、百源學等。其實最初王安石之學也是地域學派，學術史上稱之為(wei) “臨(lin) 川之學”或“金陵之學”，隻是《三經新義(yi) 》的官學地位確立後，王安石之學才被稱為(wei) “荊公新學”，此“新學”就是取代“舊官學”的“新官學”。

宋學的地域形態，在南宋時期得到進一步繼承和發展。從(cong) 南宋高宗紹興(xing) 初年開始，到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間，是宋學得到進一步傳(chuan) 播和發展的時期。其中尤其是二程洛學一派，盡管一度受到朝廷的冷落和打擊，但是仍然活躍於(yu) 民間社會(hui) 並成為(wei) 南宋時期影響最大的學派。南宋也是以地域命名學派，包括湖湘學、閩學、江西學、浙學等。湖湘學派就是一個(ge) 很大的學者群體(ti) ，包括胡安國、胡寅、胡宏父子，以及張浚、張栻父子及其弟子們(men) 。閩學學派也是一個(ge) 很大的學者群體(ti) ，程門弟子楊時從(cong) 洛陽學成而歸，經羅從(cong) 彥、李侗而至朱熹，朱熹還將二程理學推向集大成的階段。另外，陸氏兄弟發展起來的江西之學，薛季宣、陳傅良、陳亮、葉適發展起來的浙學，均是南宋的重要地域學派。

宋學之所以形成了不同的地域學派，還與(yu) 宋代出現的一種新的民間性學術和教育機構——書(shu) 院密切聯係在一起。宋學的地域性學派之所以能夠在各個(ge) 地區從(cong) 事民間講學，在於(yu) 他們(men) 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選擇了一種最有利於(yu) 從(cong) 事民間講學的書(shu) 院。書(shu) 院製度出現於(yu) 唐末五代時期，到了宋代，很快就成為(wei) 宋儒複興(xing) 師道、從(cong) 事講學的教育機構。宋代複興(xing) 儒學的各個(ge) 學術流派、著名學者，往往都有創建或者主持書(shu) 院的經曆，如範仲淹與(yu) 應天府書(shu) 院、孫複與(yu) 泰山書(shu) 院、石介與(yu) 徂徠書(shu) 院、李覯與(yu) 盱江書(shu) 院、周敦頤與(yu) 濂溪書(shu) 堂、二程與(yu) 嵩陽書(shu) 院、胡宏與(yu) 碧泉書(shu) 院、張栻與(yu) 嶽麓書(shu) 院、朱熹與(yu) 武夷精舍及白鹿洞書(shu) 院、陸九淵與(yu) 象山精舍、呂祖謙與(yu) 麗(li) 澤書(shu) 院等等。書(shu) 院完全是一種因“士大夫留意斯文”而主導的教育機構，能夠表達和實現宋代士大夫“師道”精神之追求。正如理學家袁燮所說：“古者學校既設，複有澤宮。今長沙之嶽麓、衡之石鼓、武夷之精舍、星渚之白鹿，群居麗(li) 澤，服膺古訓，皆足以佐學校之不及。……儒者相與(yu) 講習(xi) ，有誌於(yu) 斯，以養(yang) 其心，立其身，而宏大其器業(ye) ，斯館（指東(dong) 湖書(shu) 院）之作，固有望於(yu) 斯也，豈非急務哉！”[7]他強調宋儒主持的書(shu) 院，“皆足以佐學校之不及”，因為(wei) 它們(men) 體(ti) 現了儒者應該有的師道精神。此外，書(shu) 院還有一個(ge) 重要特點，即兩(liang) 宋時期地方的文化教育中心，具有鮮明的地域性特點。在兩(liang) 宋的文化地理中，書(shu) 院成為(wei) 地域文化的重要標識，所以，宋儒在各個(ge) 不同地區書(shu) 院形成的學派，就成為(wei) 一種地域性的學派。

三、多元思想呈現於(yu) 地域學統

在討論了宋學的一體(ti) 多元思想與(yu) 地域化學統之後，就會(hui) 遇到一個(ge) 重要問題：宋學多元化思想與(yu) 地域化學統之間的關(guan) 聯。宋學發展中有一個(ge) 突出的現象，即宋學的多元化思想演變為(wei) 傳(chuan) 承各異的地域化學統。所以，許多從(cong) 事學術史編撰的學者不得不以地域來命名不同的宋學地域學派。譬如黃宗羲、全祖望編撰《宋元學案》，即以地域來命名不同學派。當然，有學者曾指出，地域命名主要是出於(yu) 曆史編撰者的方便，即這一類地域命名的學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示不同學派的發源地和活動中心，但不能理解為(wei) 這些學派就是地域性的學派[8]。但作為(wei) 普遍性精神追求的儒家學派，他們(men) 的思想到底有沒有實際的地域意義(yi) 呢？

毫無問題，精英文化與(yu) 民俗文化的重要區別之一，就是民俗文化往往表現為(wei) 有地域差異的方言俚語、風俗習(xi) 慣、民間信仰、民間藝術等方麵，而精英文化則是體(ti) 現為(wei) 追求普遍性的知識、道德、藝術、宗教，尤其是儒家學術的精英文化，更是以人類、天下、宇宙的普遍性價(jia) 值為(wei) 目標。所以，對儒學或儒學史的研究，需要這種普遍主義(yi) 的態度，不能夠讓地域性限製其學術視界。我們(men) 認為(wei) ，任何研究對象均應該是特殊性與(yu) 普遍性的統一，對精英文化與(yu) 民俗文化的研究也是如此。當然在研究方法上可能有一些區別：對方言俚語、風俗習(xi) 慣、民間信仰、民間藝術的研究往往是從(cong) 特殊性出發，進而達到對民俗文化具有普遍性特質的思考；而對儒家哲學、倫(lun) 理、政治的研究，則往往是從(cong) 其普遍性研究中發現其地域、時代方麵的特殊性。我們(men) 肯定宋學之所以存在大量地域性學派，不僅(jin) 僅(jin) 是因為(wei) 這些學派是以地域性命名，還因為(wei) 這些學派衍化為(wei) 一種地域性學術旨趣、學術風尚，故而形成了一種有實質地域意義(yi) 的學派、學統。

應該如何解釋宋學學派的地域性？首先需要闡明宋學學派的多元化思想的表現。一般來說，儒學具有三個(ge) 基本的精神麵向，宋代學者胡瑗概括得很全麵，儒學是“有體(ti) 、有用、有文”；清代學者魏源也將儒者一分為(wei) 三，即所謂明道之儒、政事之儒、治經之儒，他們(men) 二人所表述的思想內(nei) 涵其實非常接近。現代新儒家牟宗三、杜維明等也將儒學看作道、學、政三個(ge) 維度，他們(men) 經常講到的道統、學統、政統也是由此而來。可見，儒學的道（體(ti) ）、學（文）、政（用）三個(ge) 方麵，其實就是儒者的普遍性精神追求。可以說，宋學的任何一個(ge) 學者、學派均具有道（體(ti) ）、學（文）、政（用）的普遍性精神追求，他們(men) 還同時有共享的儒家學術經典、相同的曆史條件和政治背景。但是，宋學為(wei) 什麽(me) 又會(hui) 形成思想差異的不同學派呢？其實同樣與(yu) 儒學的三個(ge) 麵向相關(guan) 。不同學者、學派在道、學、政的普遍性精神追求中又會(hui) 表現出明顯的差別：其一，他們(men) 對儒學中的道、學、政三個(ge) 基本精神麵向的側(ce) 重點不同，有的更為(wei) 關(guan) 注價(jia) 值信仰的“道”，有的更為(wei) 關(guan) 注經世致用的“政”，而有的更為(wei) 關(guan) 注知識領域的“學”。其二，每一個(ge) 麵向的價(jia) 值取向、精神目標不同，“道”既可以是性命道德的人之道，也可以是陰陽五行的天之道；“政”既可以是以君為(wei) 本的王權之術，也可以是以民為(wei) 本的王者之道；“學”既可以偏重於(yu) 知識積累，也可以偏重於(yu) 生活實踐。其三，每一個(ge) 精神麵向吸收的學術資源不同，“道”既可以是《周易》《中庸》《孟子》等不同的儒家經典資源，還可以是佛、道的學術資源；同樣“政”的經典資源既有“五經”與(yu) “四書(shu) ”的明顯差異，更包括對管、商、申、韓思想的吸收。這是宋學統合道學政、兼融儒道釋，呈現出一體(ti) 多元思想的原因。

所以，盡管宋代儒學均具有共同的普世性精神追求和共享的學術資源，但是宋代學者在各個(ge) 不同地域、不同書(shu) 院從(cong) 事儒學建構時，會(hui) 形成一個(ge) 個(ge) 既有普遍性精神追求又有思想差別的地域性學派。如宋學之中的臨(lin) 川學、關(guan) 學、洛學、蜀學、閩學、浙學、贛學、湖湘學等。盡管這些學派的學術宗旨、知識旨趣均是儒家文化中具有普遍意義(yi) 的學術追求，並努力進入到學術思想前沿，建構在時空上具有普遍性、恒常性的文化價(jia) 值體(ti) 係，但宋學學者群體(ti) 仍然會(hui) 體(ti) 現出地域性思想觀念、學術旨趣的差別。這些差別會(hui) 通過學術師承、家學淵源、書(shu) 院學風、鄉(xiang) 賢祠堂等不同途徑的影響，最終形成地域性學術傳(chuan) 統。可見，宋學既可以成為(wei) 一種追求普遍精神的儒學思潮，表現出對天地之道、本原之性、王道之治、聖人之學的普遍化追求，也能夠形成特殊性的學術旨趣、思想傳(chuan) 統、精神氣質的地域性學派。

當然，這裏還有一個(ge) 重要的問題，就是不同地域為(wei) 什麽(me) 會(hui) 在道、學、政的普遍性精神追求中，形成特殊性學術旨趣、思想傳(chuan) 統、精神氣質的差別？換句話說，“地域性”對儒家普遍性精神的不同選擇、偏好起到什麽(me) 作用？這就涉及思想史研究的內(nei) 在學術理路與(yu) 外在曆史條件、學術傳(chuan) 承譜係與(yu) 社會(hui) 環境變化之間的關(guan) 係問題，而宋學思想的多元化普遍性與(yu) 地域化特殊性與(yu) 此密切相關(guan) 。一方麵，學術譜係、師承關(guan) 係是理解宋學內(nei) 部不同學派的重要原則。儒學作為(wei) 一種知識體(ti) 係、價(jia) 值信仰，是在對普遍性法則、原理、價(jia) 值、理想的追求中建構的思想體(ti) 係和知識體(ti) 係。這一套學術體(ti) 係不僅(jin) 有其獨立自足的完整性，同時還有因為(wei) 學術師承、思想譜係而體(ti) 現出傳(chuan) 承性，並且在師生傳(chuan) 承中體(ti) 現出知識譜係與(yu) 學術理路。在宋學的研究領域，有關(guan) 學術師承關(guan) 係的厘清十分重要，學術師承不僅(jin) 僅(jin) 是理解其思想淵源的依據，同時更是思想歸屬、學派劃分的依據。師承關(guan) 係體(ti) 現出不同儒家學者之間的學術繼承關(guan) 係，特別是在師道尊嚴(yan) 的傳(chuan) 統學術脈絡中，尊師重道是後學的基本準則。所以在宋代學術史的重要著作《宋元學案》中，作者總是要首先確立學者之間的學術師承關(guan) 係。而且，許多著名的學者的生徒往往是跨越地域的，如程顥、程頤的弟子來源就十分廣泛，除了洛陽附近幾個(ge) 地區外，還有南方的學者。其著名弟子楊時來自福建，楊時學成回歸，程顥曾有“吾道南矣”的欣慰之歎。另一方麵，“地域性”對宋代儒學的普遍性精神會(hui) 形成不同選擇、偏好，主要表現在三個(ge) 方麵：其一，不同地域的特殊自然的、經濟的、政治的條件，對該區域儒學普遍性精神的不同選擇、偏好，是可能產(chan) 生影響的。如南宋浙東(dong) 地區商品經濟發達，所以洛學流傳(chuan) 到浙東(dong) 地區時，產(chan) 生出事功傾(qing) 向的浙學。其二，不同地域的特殊風俗習(xi) 慣、民間信仰、民間藝術等民俗文化，以及曆史和現實中保存下來的佛道宗教文化等，也會(hui) 對該區域儒學普遍性精神的不同選擇產(chan) 生影響。其三，本地域的大儒名家的學術思想，會(hui) 受到後來學者的推崇，這些人物的學術旨趣、思想觀點，往往會(hui) 成為(wei) 後學模仿、追隨的學術典範。所以，地方上的大儒名家個(ge) 人的學術旨趣，會(hui) 對以後的思想選擇產(chan) 生影響，衍化成為(wei) 一種“地域性”學術傳(chuan) 統。

注釋
 
[1]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八《老子》，載王水照主編《王安石全集》第6冊，複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0頁。
 
[2]王明清：《揮塵錄》之《後錄餘話》卷一，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頁。
 
[3]張九成：《盡言集序》，載莊仲方編《中華傳世文選·南宋文範》卷48，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63頁。
 
[4]戴震：《答彭進士允初書》，載《孟子字義疏證》，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61頁。
 
[5]《宋史·王安石傳》卷三二七,中華書局1977年版。
 
[6]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六《士劉諸儒學案》，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51~252頁。
 
[7]袁燮：《東湖書院記》，載《絮齋集》卷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陳來：《儒學的普遍性與地域性》，《天津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宋學源流”（項目號：19ZDA028）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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