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明道：清初的學術反思與(yu) 學術史編纂

作者：王記錄

來源：《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20年第5期

內(nei) 容提要：明清易代，經曆了鼎革之變的清初學者，在反思曆史興(xing) 亡的同時反思學術精神，出現了學術史編纂的熱潮。這些學術史著述基本表現出三類明顯的思想取向：一是尊程朱而貶陸王，強化門戶意識，捍衛理學的道統正宗地位，以重振理學；二是把漢唐經學家納入學術史視野，貫通理學和經學，重新梳理理學源流，同時折衷朱陸，淡化理學宗派意識，以挽救理學頹勢；三是衝(chong) 破傳(chuan) 統道統論範式，以學術宗旨為(wei) 核心，博采兼收，共尊程朱陸王，試圖掙脫學術一統的枷鎖，建構新的道統譜係和學術體(ti) 係。清初學者對學術史的多元建構，以及在儒學框架內(nei) 對學術源流的多元探索，在中國傳(chuan) 統學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關(guan) 鍵詞：清初/學術史/學術反思/程朱理學/陸王心學/經學

作者簡介：王記錄(1964-)，男，河南範縣人，河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中國史學史、曆史文獻學(河南新鄉(xiang) 453007)。

明清易代，天崩地解，清初學者開始從(cong) 多個(ge) 層麵反思明亡教訓、省察過往曆史。在這一過程中，政治和學術是他們(men) 反複提及的話題。清初學者由批判總結曆史而批判總結學術，由分析政治得失而辨析學術精神，學術之於(yu) 政治的重要性成為(wei) 他們(men) 探討的重要問題。在此背景之下，他們(men) 從(cong) 不同角度思考學術發展的曆史、現狀及旨趣，形成了學術史編纂的熱潮。據統計，順、康兩(liang) 朝編纂刊行的各種學術史著作就有32種之多①，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絕無僅(jin) 有。對這一學術現象，學界雖有探討，且頗多精義(yi) ②，但筆者認為(wei) ，清初的學術史撰述，是對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發展的重新建構和闡釋，價(jia) 值取向和撰述旨趣極其複雜，涉及學脈源流、學術異同、學術門戶等諸多問題，值得深入探究。

一、尊程朱辟陸王與(yu) 理學史的編寫(xie)

明清易代在思想領域造成的最大影響，就是理學的合法性地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危機之下必有反彈，為(wei) 挽救理學發展的頹勢，人們(men) 編纂了諸多理學史著述，試圖以史立則，強化理學宗派意識，推尊程朱，貶抑陸王，捍衛道統，重振理學雄風。

(一)嚴(yan) 分體(ti) 例，為(wei) 理學明統定位

清初學術史編纂，有一個(ge) 明顯的特征，就是通過特定的學術史編纂之“史法”，辨別正閏，區分內(nei) 外，褒貶高下，把程朱、陸王兩(liang) 派思想對立起來，尊朱貶陸，強化理學宗派意識，為(wei) 程朱學派明統定位，確立其思想與(yu) 學術的“正宗”地位。熊賜履的《學統》、張夏的《洛閩源流錄》等都體(ti) 現出這樣的特點。

熊賜履著《學統》，核心任務就是“尊朱子，辟陽明”③。他解釋《學統》之“統”雲(yun) ：“統者，即正宗之謂，亦尤所為(wei) 真諦之說也。要之，不過‘天理’二字而已矣。”在熊賜履看來，學術“正宗”和“真諦”就是程朱理學所提倡的“天理”，《學統》之作就是要探究孔子以降兩(liang) 千餘(yu) 年間“道術正邪與(yu) 學脈絕續之故”，梳理學術正宗，尋找學術真諦，“究其淵源，分其支派，審是非之介，別同異之端，位置論列，寧嚴(yan) 毋濫”，讓學術“歸於(yu) 一是”④；“人心之不正，由於(yu) 道統之不明；道統之不明，由於(yu) 學術之不端。……《學統》一書(shu) ，繼正脈而扶大道，闡千聖之真諦，正萬(wan) 古之人心”⑤，其宗旨就是要闡明道統所歸，“繼正脈而扶大道”，排斥那些“亂(luan) 吾學”“害吾道”的學術“異端”。

首先，在編纂體(ti) 例上作文章，通過體(ti) 例編排來揚程朱、抑陸王，樹立程朱理學的正統地位。《學統》以傳(chuan) 記的方式網羅古今學術人物，把自先秦至明代的“學脈”分正統、翼統、附統、雜統和異統五大類。“正統”以孔子開其端，收錄孔子、顏回、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等9人，原因就是孔子“為(wei) 萬(wan) 世宗師”，其後8人“皆躬行心得，實接真傳(chuan) ，乃孔門之大宗子也，故並列正統焉”；“翼統”收錄閔子騫、冉雍、端木賜至明代薛镟、胡居仁、羅欽順等23人，此乃“能羽翼經傳(chuan) 、表彰絕學者”，是道統之功臣，故稱翼統；“附統”收錄冉伯牛、子路至明代鄧元錫、顧憲成、高攀龍等178人，此乃“聖門群賢，曆代諸儒”，“皆得與(yu) 於(yu) 斯文者也，名曰附統”；“雜統”收錄荀子、楊雄、陸九淵、王陽明等7人，“必為(wei) 之正其辜，使不得亂(luan) 吾統焉，故揭之曰雜統，明不純也”；“異統”則收錄老、莊、楊(揚)、墨及釋、道二氏，“曰異統，明不同也”。“雜統”和“異統”離經叛道，均為(wei) 道統之亂(luan) 臣賊子，“或明叛吾道，顯與(yu) 為(wei) 敵；或陰亂(luan) 吾實，陽竊其名，皆斯道之亂(luan) 臣賊子也”⑥。很顯然，熊賜履將古今學者各歸其類，以程朱理學為(wei) “正統”，以繼承、弘揚程朱理學者為(wei) “翼統”和“附統”，以陸王心學為(wei) “雜統”，以儒家之外學術為(wei) “異統”，竭盡全力樹立程朱理學的正統地位。李振裕雲(yun) ：“《學統》一書(shu) ，斷自鄒魯，迄於(yu) 有明，厘為(wei) 五類：曰‘正統’，猶族之有大宗也；曰‘翼統’，猶小宗也；曰‘附統’，猶外姻也；曰‘雜’，曰‘異’，則非我族矣。”⑦很形象地把古代學術比作一個(ge) 大家族，作為(wei) 接續孔孟正統的程朱理學是這個(ge) 家族的“大宗”或“正宗”，而陸王心學則直接被排除在儒學大家族之外，成為(wei) “非我族矣”的異類。

其次，通過篇末“按語”的方式表達尊程朱的學術立場。熊賜履稱讚二程：“二程子既以一敬接千聖之傳(chuan) ，而伊川則特為(wei) 主一無適之解，又從(cong) 而反覆發明之，庶幾學者有所持守，以為(wei) 超凡入聖之地。朱子稱程氏之有功於(yu) 後學，最是主敬得力。”⑧褒揚朱熹：“孔子集列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此古今之通論，非一人之私言也。……蓋居敬窮理之言，實與(yu) 堯舜精一、孔顏博約之旨，先後一揆。……夫朱子之道，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之道也。”⑨斥責陸九淵：“引釋亂(luan) 儒，借儒文釋，其筆鋒舌鍔，尤足以駕偽(wei) 而滅真。……陸氏之學，誠足以禍萬(wan) 世之人心而未有艾。”⑩批評王陽明：“不憚以身樹禪門之幟，顯然與(yu) 鄒、魯、洛、閩為(wei) 敵，而略無所忌”，導致“自有明正嘉而降，百餘(yu) 年間，斯文為(wei) 一大淪晦焉”(11)。

《學統》通過特有的體(ti) 例形式，區分古今學術流變，彰揚程朱，貶抑陸王，理學宗派意識極其濃厚。無獨有偶，張夏的《洛閩源流錄》也以類似的體(ti) 例形式明示學術正閏，與(yu) 《學統》異曲同工。該書(shu) 按“正宗”“羽翼”“儒林”把明代學者分為(wei) “三品”，學術最醇正者為(wei) “正宗”，其次為(wei) “羽翼”，最後為(wei) “儒林”，褒貶之意寓於(yu) 史書(shu) 編排之中。張夏雲(yun) ：“私纂故明一代諸儒學行梗概，溯統程朱，故題曰《洛閩源流錄》，蓋為(wei) 程朱後人作也。”(12)簡言之，張夏輯《洛閩源流錄》，核心目的就是要“溯統程朱”。

圍繞“溯統程朱”這一觀念，《洛閩源流錄》褒程朱、貶陸王，將程朱學者前置，或入正宗，或入羽翼，或入儒林；將王門學者後置，或入羽翼，或入儒林，無入正宗者。所謂“以洛閩為(wei) 宗主而標儒宗以示準的，次時代以鏡盛衰，分支派以定正閏，俾後學一覽廓然”(13)，充分體(ti) 現出以程朱理學為(wei) 宗主、以陽明之學為(wei) 異端的為(wei) 理學張目的思想。該書(shu) 貫徹“欲正之以孔孟，不若即正之以程朱；欲正之以程朱，不若即正之以學程朱之真儒”(14)的原則，目的就是要告訴世人，程朱理學為(wei) 學術正宗，不能被陸王異端之學淆亂(luan) 和湮沒，“大旨闡洛閩之緒，而力辟新會(hui) (陳獻章)、餘(yu) 姚(王守仁)之說”(15)。張夏極力貶斥王陽明，將其排除在“正宗”“羽翼”之外，理由就是陽明之學“所得不中不正，且自信太過，語言之失甚多，上得罪先賢，下開誤後學，迄今禍尚未艾”(16)。要之，該書(shu) 以正宗歸程朱，以儒林歸陽明，尊朱辟王的理學宗派意識十分鮮明。恰如黃聲諧所言：“其書(shu) 上稽洪、建，下迄啟、禎，別派分門，不差毫發，將以扶王道，正人倫(lun) ，翼聖真，解愚惑，用意良至誠。”(17)

(二)專(zhuan) 述道學，樹立“道統正宗”

專(zhuan) 門選取理學中人，編纂成書(shu) ，為(wei) “道統正宗”修史立傳(chuan) ，是清初學術史編纂中凸顯程朱理學的又一種形式。竇克勤《理學正宗》、張伯行《道統錄》《道南源委》《伊洛淵源續錄》、魏裔介《聖學知統錄》、耿介《中州道學編》等都是這類作品。

竇克勤的《理學正宗》隻收錄了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楊時、胡安國、羅從(cong) 彥、李侗、朱熹、張栻、呂祖謙、蔡沈、黃斡、許衡、薛镟等15人，全是著名理學家。該書(shu) “止錄正宗”，不錄那些“儒行駁而不純者”(18)。所謂“正宗”，即濂、洛、關(guan) 、閩諸大師，“理學正宗，無逾於(yu) 此者也”(19)，“聖道盡在《六經》《四書(shu) 》，而周、程、朱子之功亦盡在《六經》《四書(shu) 》，此道統之正傳(chuan) ，百世不易者也”(20)。至於(yu) 陸王之學，“駁而不純”，屬於(yu) 異端邪說，“舉(ju) 異端邪說為(wei) 吾道害者，悉掃蕩而廓清之”(21)，自然不在收錄之列。

竇克勤極為(wei) 推崇程朱理學，認為(wei) “後世溯道統正傳(chuan) 必以宋儒為(wei) 斷，而宋儒稱孔孟嫡派必以周、程、朱子為(wei) 歸。……所以直接薪傳(chuan) ，而淺學曲儒不敢望其項背”(22)。周、程、朱子不僅(jin) 接孔子之後“道統正傳(chuan) ”，而且發揚道統，“擁講席以聖道詔天下者，程朱兩(liang) 家而已”(23)，地位至為(wei) 崇高。因此，《理學正宗》通過學術史的梳理，指出：“接孔孟之心傳(chuan) 者濂洛關(guan) 閩，而朱子集諸儒大成脈絡於(yu) 龜山、豫章、延平、勉齋，而以許、薛直接紫陽道統，正宗確乎其不可易也。若康侯、九峰之羽翼聖經，東(dong) 萊、南軒之麗(li) 澤講貫，均為(wei) 有功聖道。”(24)同時，該書(shu) “崇正以黜邪”(25)，斥責陽明心學，“一部《正宗》，於(yu) 宋元明諸儒品評悉當，斥金溪、姚江之非，使邪說不至害正，一歸於(yu) 廓清”(26)。尊朱抑王，是竇克勤撰著《理學正宗》的重要目的。

與(yu) 《理學正宗》相比，張伯行撰輯的《道統錄》更是通過梳理自伏羲至程朱的學脈發展，建構了完整的道統譜係。《道統錄》所收皆道統傳(chuan) 承人物，分上卷、下卷、附錄三部分，上卷載伏羲、神農(nong) 、黃帝至子思、孟子15人，下卷載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5人，附錄載皋陶、稷、契至謝良佐、尹惇15人。“道統”經唐代韓愈明確提出來以後，意義(yi) 逐漸凸顯。尤其是宋明以來，周敦頤、張載、二程、朱熹等人，皆以接續孔孟道統自任，致力於(yu) 構建一個(ge) 完整的儒家道統傳(chuan) 承體(ti) 係。但張伯行在《道統錄》中構建的道統體(ti) 係與(yu) 韓愈等人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儒家道統隻追溯到堯，而皋陶等人不在其列。張伯行卻將道統追溯到伏羲、神農(nong) 、黃帝，並且將陸王完全排斥在外。在張伯行看來，“道”既包含事功，又包含理論。伏羲、神農(nong) 、黃帝及皋陶、稷、契等人屬於(yu) 君、相，“有行道之權”，“故繼天立極，讚襄輔翊，而道以位而行”；而“孔子雖不得位，然集群聖之大成，古今性命事功不出其範圍，後之言道者，必折衷焉”；孟子、顏回、子思等人窮理著書(shu) ，“任明道之責”，“故窮理著書(shu) ，授受丁寧，而道以言傳(chuan) ”。張伯行對“道統”之“道”陳義(yi) 甚高，“是道也，正綱維，立人極，端風化，開泰運，曲學雜霸不得假，百家邪說莫能亂(luan) ，昭著流布於(yu) 兩(liang) 間，真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者也”。(27)其備極推崇，前無古人。

張伯行撰著的《道南源委》是對閩學傳(chuan) 承的記載，收錄二程、楊時、遊酢、胡安國、胡宏、朱熹等近450人事跡；《伊洛淵源續錄》收錄羅從(cong) 彥、李侗、朱熹、張載等252人事跡，比較完備地記載了程朱一脈的傳(chuan) 承。從(cong) 張伯行的係列學術史著述中可以看出，他奉濂洛關(guan) 閩為(wei) 正學，尤尊程朱一脈為(wei) 正統，斥荀子、董仲舒和陸王為(wei) 異端，甚至認為(wei) “陸王之學不熄，程朱之學不明”(28)。

魏裔介撰寫(xie) 的《聖學知統錄》亦專(zhuan) 門為(wei) 闡明聖學道統而作。該書(shu) 收錄伏羲、神農(nong) 、黃帝、堯、舜、禹到周公、孔孟等古代聖賢19人，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等宋代學者5人，許衡、薛镟等元明學者2人，共26人。該書(shu) “博征經史，各為(wei) 紀傳(chuan) ，複引諸儒之說附於(yu) 各條之下，而衷以己說”(29)。和張伯行一樣，魏裔介也把道統追溯至伏羲，“由堯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學之本子天；由孔子而後，終於(yu) 許、薛，以明知學之不絕於(yu) 人”，意在說明道統本於(yu) 天而續於(yu) 人。魏裔介認為(wei) ，自秦、漢至明代，異端邪說盛行，致使聖學晦蝕、道統湮沒，所謂“自孟軻氏既沒，聖學晦蝕，火於(yu) 秦，雜霸於(yu) 漢，佛老於(yu) 六朝，詩賦於(yu) 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繼起，伊洛淵源，粲然可觀。其後為(wei) 虛無幻妄之說，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統遂不可問矣”。鑒於(yu) 這種情況，《聖學知統錄》嚴(yan) 格以維護醇儒正統地位為(wei) 標準篩選入傳(chuan) 人物，嚴(yan) 守儒家正統，摒棄任何泛雜學說。該書(shu) 堅持以孔、孟、程、朱為(wei) 道統正脈所係，排斥荀子和陸王心學，“發大中至正之極則，而功利雜霸、異端曲學之私，不敢一毫駁雜於(yu) 其間”，“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說，放淫辭，稍有助於(yu)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也”。(30)

與(yu) 以上諸書(shu) 相比，耿介輯纂的《中州道學編》則專(zhuan) 門考察理學在中原地區的發展演變，以突顯二程在中州道統傳(chuan) 承中的地位。耿介梳理中州道學源流，指出從(cong) 秦焚書(shu) 坑儒到唐末五代千餘(yu) 年間，中州學術“或騖於(yu) 記誦詞章，或流於(yu) 異端曲學，支離破裂，聖道湮晦”；到宋代，周敦頤“以《太極圖》授兩(liang) 程子，而洛學興(xing) 焉”，周、程諸子繼承孔孟衣缽，是中州道學發展的關(guan) 鍵，“由是洛伊統宗直上接孔孟不傳(chuan) 之緒”，千餘(yu) 年間“中絕”的孔孟道統被周、程諸子續接。二程弟子楊時“載道而南”，把理學傳(chuan) 至東(dong) 南，中經羅從(cong) 彥、李侗再到朱熹，閩學崛起，“此閩學所以繼洛學也”；金末元初許衡繼承二程朱熹學說，崛起中州，傳(chuan) 播理學；明代曹端、薛镟“皆謹守程朱，體(ti) 認精深，踐履篤實”，不斷光大中州道學，代有傳(chuan) 人，“從(cong) 此文獻之傳(chuan) ，仍歸中原矣”。二程洛學發祥中州，《中州道學編》考察理學在中州的授受源流，便以二程開其端，至清初陳愹止，入傳(chuan) 者57人，所謂“取程門以下諸儒之裨正學者，匯次成編”。(31)對此，耿介好友李來章認為(wei) ，“開列聖之統而不能不始於(yu) 伏羲，開諸儒之統而不能不始於(yu) 二程”，二程是開宋、元、明諸儒之統的關(guan) 鍵人物，因此《中州道學編》“以二程為(wei) 首，猶之述列聖之統而必以伏羲為(wei) 首，蓋天下之公論”(32)。

耿介以闡明和推尊“道學”為(wei) 己任，其《中州道學編》隻著錄中州程朱傳(chuan) 人，摒棄中州陸王傳(chuan) 人，“首列二程，示所宗也。其次諸儒，顯者詳之，隱者顯之。人從(cong) 其代，傳(chuan) 統於(yu) 人。……纚纚洋洋，遂使中州儒宗括於(yu) 卷帙森羅之內(nei) ”，“先生之編是書(shu) 也，存道脈也。存道脈則專(zhuan) 錄道學，非道學自不得旁及，例也。先生之編是書(shu) 也，為(wei) 中州存道脈也，為(wei) 中州存道脈，則專(zhuan) 錄中州道學，非中州道學亦自不得旁及，例也”(33)。耿介通過書(shu) 法義(yi) 例凸顯程朱理學在中州道統傳(chuan) 承中的地位，可謂用心良苦。

總之，熊賜履、張夏、竇克勤、張伯行、魏裔介、耿介等人通過學術史的體(ti) 例編排，彰顯自己的學術主張，為(wei) 理學的“道統正宗”張目，反映了理學在清初所遭遇的危機以及人們(men) 應對危機所作出的學術回應。

二、經學與(yu) 理學的會(hui) 通與(yu) 經學史的編纂

清初學者在編修學術史時，往往要麵對理學“道統”的承繼問題。堅持“衛道”的理學家，力主程、朱直接孔、孟的道統論，把漢唐經學家摒棄在道統傳(chuan) 承之外，認為(wei) 從(cong) 孔、孟到宋代的千餘(yu) 年間是“道喪(sang) 千載”。這樣的認識，實際上是割斷了道統思想發展的連續性，置曆史事實於(yu) 不顧。有鑒於(yu) 此，清初不少學者在為(wei) 理學修史的同時，開始把漢唐經學家納入學術史的視野，打通理學和經學的聯係，尊經重道，重新梳理理學源流，視野更加開闊。

(一)會(hui) 通經、道，折衷朱、陸

清初為(wei) 理學爭(zheng) 正統的學術史撰述，隻承認程朱上接孔孟，兩(liang) 漢、魏晉、隋唐的學術人物均不述及。這樣的認知，遭到不少學者的抵製。這些學者通過編纂學術史著作，會(hui) 通經道，把經學家與(yu) 理學家匯為(wei) 一史，同尊經學與(yu) 理學為(wei) “正學”，同時折衷朱、陸，將程朱與(yu) 陸王同編，試圖打破學術門戶，對學術發展進行重新清理。湯斌的《洛學編》、魏一鼇的《北學編》、萬(wan) 斯同的《儒林宗派》等，均為(wei) 此種學術史之作。

湯斌和魏一鼇都是清初北學泰鬥孫奇逢的學生，深得夏峰北學真傳(chuan) 。史載，孫奇逢撰寫(xie) 完《理學宗傳(chuan) 》後，深感大河南北學術綿遠深厚，“前有創而後有承，人傑地靈，相需甚殷”(34)，於(yu) 是命湯斌和魏一鼇分別編輯《洛學編》和《北學編》。湯、魏二人編輯《洛學編》和《北學編》，除了受老師學術思想影響外，還受到馮(feng) 從(cong) 吾《關(guan) 學編》的啟發。明末關(guan) 中學者馮(feng) 從(cong) 吾撰《關(guan) 學編》，專(zhuan) 門梳理關(guan) 中學術脈絡，其最大的特點是會(hui) 通經學、道學，兼綜程朱、陸王，“蓋統程、朱、陸、王而一之，集關(guan) 學之大成者”(35)。這一編撰思想對《洛學編》和《北學編》的影響很大，“昔馮(feng) 少墟先生輯《關(guan) 學編》，其後中州則有《洛學編》，湯文正公所訂也；畿輔則有《北學編》，魏蓮陸先生所集也”(36)。

湯斌輯《洛學編》一書(shu) ，由“前編”和“正編”兩(liang) 部分組成，以人係史，較為(wei) 係統地記述了自漢迄明洛學的授受源流。“前編”意在表彰經學，收錄漢唐經學家6人；“正編”意在表彰理學，收錄宋明理學家48人。縱觀中國儒學發展史，洛學占據核心地位。因此，梳理洛學源流，對於(yu) 正確認識儒學演化意義(yi) 重大，“蓋洛之有學，所以合天地之歸，定先後之統，所關(guan) 甚钜也”(37)。

作為(wei) 一部學術史，《洛學編》有自己的編輯特點。縱向上，其熔漢唐經學家與(yu) 宋明理學家於(yu) 一爐，主張“經道合一”；橫向上，重視程朱，兼顧陸王，倡導“朱王合一，返歸本旨”。此書(shu) 以漢唐諸儒為(wei) “前編”，以宋明諸儒為(wei) “正編”，既突出宋明理學家，又不棄漢唐經學家，“雖以宋儒為(wei) 主，而不廢漢唐儒者之所長”(38)，主次分明，“揭示了經學與(yu) 理學之間的關(guan) 係，即經學是理學發展之前導，而理學則是經學發展起來的”(39)。此書(shu) “前編”中的杜子春、鍾興(xing) 、鄭眾(zhong) 、服虔皆為(wei) 漢代經學大師，治學重經義(yi) 訓詁和家法師承；唐人韓愈極力複興(xing) “古文”，以繼承“道統”自居；宋人穆修傳(chuan) 陳摶《易》學，力倡古文經學。諸如此類，都是經學史上的重要人物。湯斌認為(wei) ，在《宋史》設立《道學傳(chuan) 》之前，隻有經學、儒學之名，而無理學、道學之名；《宋史》從(cong) “儒林”中析出“道學”，立《道學傳(chuan) 》，“道學經學自此分矣”；但實際上，道學與(yu) 經學有著密切的內(nei) 在關(guan) 聯，“夫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shu) 之旨體(ti) 驗於(yu) 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shu) 之外，更有不傳(chuan) 之道學也。故離經書(shu) 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40)。《洛學編》通過將經學家入“前編”，理學家入“正編”的編纂方式，梳理經學家、理學家的授受源流，揭示了經學與(yu) 理學問的承續和依存關(guan) 係，“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有關(guan) 漢唐時期中州經學源流演變的大致情況”(41)。

有宋一代，中州實為(wei) 二程洛學之天下，《洛學編》“正編”首述二程，次述邵雍、呂希哲，後述尹焞、謝良佐、張繹等二程及門弟子，把中州理學的開端、分支、傳(chuan) 衍梳理得清清楚楚。元代則述姚樞和許衡事跡，以明元代理學發展之統續。明初，由於(yu) 統治者提倡朱子之學，一時間，中州諸儒也多為(wei) 朱學傳(chuan) 人，薛镟、曹端為(wei) 其首，薛镟門人或私淑弟子如閻禹錫、何塘、崔銑、魯邦彥等亦一一表彰，以明其授受源流。可是，自明中葉以後，陽明心學崛起，宋、元、明初程朱理學一統中州的局麵發生了改變，中州出現了“闡明陽明之學”的王學傳(chuan) 人，如尤時熙、孟化鯉和徐養(yang) 相等。對此，《洛學編》亦為(wei) 之立傳(chuan) ，其弟子附傳(chuan) ，揭示他們(men) 的學術淵源及特點，顯示了“程朱陸王合一”的折衷態度。湯斌認為(wei) ，尤時熙“為(wei) 說大抵祖文成‘致良知’”，“有功文成”(42)；孟化鯉師事尤時熙，“仕以達道，學本無欲”(43)；徐養(yang) 相初宗濂洛之學，後轉信陽明，“蓋得陽明之心傳(chuan) 者也”(44)，均為(wei) 中州王學中堅。《洛學編》關(guan) 注王學傳(chuan) 人，“篤守程、朱，亦不薄陸、王”(45)，體(ti) 現了湯斌調和程朱陸王的思想。

與(yu) 湯斌類似，魏一鼇輯《北學編》，專(zhuan) 門考察畿輔地區(今河北省)自漢迄明的學術淵源流變。該書(shu) 上起漢，下迄明，既收錄董仲舒、韓嬰、毛萇、盧植、束皙、劉獻之、孔穎達、李翱等漢唐經學家，又收錄邵雍、劉安世、劉安禮、高伸振、邵子文、劉因、蘇天爵、黃潤玉、鹿善繼等宋明理學家，加上附載人物，共41人。在魏一鼇看來，自宋以後，學術界出現了將經學和道學判為(wei) 二學的現象，所謂“夫學自宋儒而後，幾判為(wei) 二：曰經學，曰道學。尊漢儒者以道學為(wei) 空虛，尊宋儒者視經學如糟粕”。因此，魏一鼇秉持“經道合一”的宗旨，打破經、道兩(liang) 分的學術局麵，堅持同尊經學與(yu) 理學為(wei) 孔孟“正學”的新道統觀，把經學家與(yu) 理學家熔於(yu) 一史。恰如補刊者所言：“登斯編者，自漢迄今，代不乏人，要皆經書(shu) 湛深，事功卓著，立身製行非托空談。……蓋合經學、道學而一之，正學也，亦實學也。”(46)魏一鼇對漢唐經師評價(jia) 甚高，稱頌董仲舒治經“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誇讚盧植“其學無所不窺，研精而不守章句，更不好詞賦。性剛毅，有大節，負濟世之誌”，表彰李翱“獨求端於(yu) 性情，動靜之際以發誠明之要”(47)，其目的是彰顯漢唐經學的傳(chuan) 道之功，說明經學與(yu) 理學有內(nei) 在的必然聯係——“其出處隱見，立言致行雖有不同，要皆願學孔子、不待文王而興(xing) 之人”(48)。

魏一鼇與(yu) 湯斌一樣，亦極力淡化宗派意識，折衷程朱陸王。其師孫奇逢言：“董、韓而後，若器之、靜修、伯玉，學本朱程，克恭、儕(chai) 鶴、伯順，力肩陳王。因念紫陽當五星聚東(dong) 井之際，及其身不免子偽(wei) 學之禁。陽明功在社稷，當日忌者奪其爵，禁其學。非兩(liang) 先生之不幸，誠世道之不幸也。我輩生諸賢之後，自待豈宜菲薄？”(49)魏一鼇對乃師的學術思想心領神會(hui) ，在《北學編》中極力彌合程朱陸王之舊痕，矯正黨(dang) 同伐異之成見。劉因學尊程朱，鹿善繼潛心陸王，都被編入《北學編》中，力破“分門別戶，黨(dang) 同伐異之弊”(50)，試圖通過調停程朱陸王來實現衛道續統的目的。

萬(wan) 斯同的《儒林宗派》亦是熔經學、理學於(yu) 一史的學術史著作。該書(shu) 共16卷，以時代發展為(wei) 經，以學派衍生為(wei) 緯，以史表為(wei) 形式，別具一格地把經學、理學等諸多學術人物有序組合起來，“紀孔子以下迄於(yu) 明末諸儒授受源流，各以時代為(wei) 次。其上無師承，後無弟子者，則別附著之”(51)，梳理了先秦迄於(yu) 明諸儒之間的師承關(guan) 係和各學派的分立嬗繼，所載人物之多，時間跨度之長，在清初學術史編纂中都是少見的。

《儒林宗派》在處理漢唐經師與(yu) 宋明理學的授受源流時，采取的形式略有不同。其記載漢唐經師，重視家法師承，以“五經”中各經的授受源委為(wei) 線索，每經又分出各家，表列先後，以明師承源流。如該書(shu) 卷三表列東(dong) 漢經學傳(chuan) 授，《易》分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費氏五家；《尚書(shu) 》分歐陽、大夏侯、小夏侯、古文四家；《詩》分魯、齊、韓、毛四家；《禮》分小戴、慶氏兩(liang) 家；《春秋》分公羊嚴(yan) 氏、公羊顏氏、公羊、左氏、穀梁五家。每家後麵羅列傳(chuan) 授者，以明師承關(guan) 係及授受源流。此外，傳(chuan) 《國語》《周官》《禮記》《孝經》《孟子》以及兼通五經者均一一表列其傳(chuan) 授者，其餘(yu) 通經學但無學派歸屬者也表列出來，讓人們(men) 看到經學在東(dong) 漢的發展概況。(52)其記載宋元明理學，則通過分門別派的方式，表列理學家之間的師承授受關(guan) 係，區分學術源流，明其統屬。無論是程朱學派，還是陸王學派，均表列其師承淵源，絕不厚此薄彼，更無門戶之私。如“程子學派”，表列二程及程氏門人；“張氏學派”，表列張載及張氏門人；“朱子學派”，表列朱熹及朱子門人；“陸氏學派”，表列陸九淵及陸氏門人；“薛氏學派”，表列薛镟及薛氏門人；“王氏學派”，表列王陽明及王氏門人等。那些沒有明顯師承淵源關(guan) 係的，則通過“諸儒博考”表列其姓名，以示絕無遺漏。

《四庫全書(shu) 總目》認為(wei) 消弭門戶、糾正明代理學之弊，是《儒林宗派》的撰述目的和學術價(jia) 值之所在。論曰：“明以來談道統者，揚己淩人，互相排軋，卒釀門戶之禍，流毒無窮。斯同目擊其弊，因著此書(shu) 。所載斷自孔子以下，杜僭王之失，以正綱常。凡漢後唐前傳(chuan) 經之儒，一一具列。除排擠之私，以消朋黨(dang) 。其持論獨為(wei) 平允。”(53)而實際上，《儒林宗派》以表為(wei) 文，重在反映諸儒授受源流，以明諸儒學問異同之故。簡言之，萬(wan) 斯同用“學術源流圖表”的形式，述學者家法師承，明學派淵源流別，使千百年間學術嬗遞了然於(yu) 篇卷之間。在為(wei) 2000多年學術清理學脈的過程中，萬(wan) 斯同對學術人物的取舍，對學派分合的整理，都反映出他不再斤斤於(yu) 學統、學派的區別，並力圖消除門戶的學術傾(qing) 向，“萬(wan) 斯同雖不是為(wei) 消彌門戶而撰《儒林宗派》，但這部著作在客觀上卻反映出萬(wan) 斯同絕少門戶之見的為(wei) 學旨趣”(54)。

要之，湯斌、魏一鼇、萬(wan) 斯同的學術史著述，雖編纂形式有所不同，但在梳理古代學術發展的淵源流變、會(hui) 通經道、折衷朱陸方麵，卻存在驚人的一致。他們(men) 既注意到理學與(yu) 經學的聯係，試圖矯正明代以來學術上重“道”輕“經”的流弊，給經學以應有的曆史地位，尊經重道，把經學和理學皆視為(wei) “正學”，又能夠突破程朱陸王的學術壁壘，曆史地再現學術發展的整體(ti) 麵貌。他們(men) 力圖將經學、理學、程朱、陸王熔為(wei) 一史，重構理學，挽救理學的頹勢，有著鮮明的時代印記，體(ti) 現了清初學術史編纂以及學術思想的新特點。

(二)專(zhuan) 為(wei) 經學家修史，彰揚經學為(wei) “正學”

在清初眾(zhong) 多學術史著作中，陳遇夫的《正學續》是朵奇葩。該書(shu) 獨辟蹊徑，專(zhuan) 為(wei) 漢唐經學家修史立傳(chuan) ，以經學的連續相承統貫全書(shu) ，旗幟鮮明地把經學視為(wei) “正學”。《正學續》共四卷，以人係史，卷一為(wei) 西漢，立傳(chuan) 人物有賈誼、董仲舒、兒(er) 寬、王吉、匡衡、龔勝(附龔舍)；卷二為(wei) 東(dong) 漢，立傳(chuan) 人物有杜林、鄭眾(zhong) (附鄭興(xing) 、陳元)、魯恭(附魯丕)、盧植、趙岐、鄭玄、邴原、諸葛亮；卷三為(wei) 晉、北朝、隋，立傳(chuan) 人物有虞溥、賀循、範宣(附範寧)、陶潛、遊肇、李謐(附李鬱、李瑒)、王通；卷四為(wei) 唐，立傳(chuan) 人物有王義(yi) 方、楊綰、陸贄、鄭餘(yu) 慶、韓愈、李翱；附宋儒崔與(yu) 之。全部為(wei) 漢唐間經學家，不涉及宋明理學家。陳遇夫在每朝代開篇撰有序言，每位人物傳(chuan) 記後撰有評論，表達自己對經學發展及經學家的看法。

宋明理學家普遍認為(wei) ，“自漢迄唐，聖人之道，幾於(yu) 熄滅。學聖人之學者，幾於(yu) 絕響。將千百餘(yu) 年之間，惟是黃老之虛無，佛氏之糟粕，刑名雜霸之紛紜，橫流充塞，而莫可救正”(55)，“孔孟而後，至有宋直接其傳(chuan) ，而他無聞”(56)。也就是說，自漢至唐的千年歲月裏，孔孟道統沒有人接續，屬於(yu) “道喪(sang) 千載”的狀態；隻有到宋代，程朱等大儒直接接續孔孟，道統才得以延續。對這樣的道統論，陳遇夫是懷疑的，“餘(yu) 少時，常閱宋明儒者彈駁漢唐之說，心竊疑之，以為(wei) 聖賢之道，如日月麗(li) 天，遺經具在，豈自漢至唐，一千年好學深思，得聖賢之旨者，僅(jin) 一二人而止？”為(wei) 了說明漢唐間經學傳(chuan) 授源流清晰可見，“道喪(sang) 千載”並不符合曆史事實，他在廣泛搜羅史實的基礎上，“自漢至唐，編傳(chuan) 二十有七，贅以所見，為(wei) 書(shu) 四卷，名曰《正學續》”(57)。所謂“正學”，乃“學以行道也。學正學，所以行正道也。道生天地，而行乎天地。天地不能離道，則麗(li) 於(yu) 人，人亦不能離道”(58)。所謂“續”，“續者，續其絕也。絕者續之，其不絕者可無續也”(59)，“續正學，所以續道也。唐續晉，晉續漢，聖人之道，行於(yu) 天下未嚐絕也”(60)。“正學”即孔孟的儒家經學，“續”即經學的接續和演變。也就是說，要通過對經學史的重新梳理和構建，展現經學的淵源流變，駁斥隻有宋儒才能接續道統的不實之詞，“不韙宋人道喪(sang) 千載之說，檢搜全史，得漢唐大儒二十有七人，人立一傳(chuan) ，述其學之所由來，行之所造極，加以論評，名曰《正學續》。續者何？續孔孟也。曷喪(sang) 焉？是書(shu) 成，使百世下諸儒先，身沒而名不彰、道不顯，一旦重開生麵，如聞其語，如見其人。先生有功於(yu) 諸儒，亦即有功於(yu) 刪述。經濟學術，因是可窺見一斑，豈不偉(wei) 哉”(61)。

宋明理學家的道統論具有明顯的黜漢唐經學、尊程朱理學的學術宗派意識。陳遇夫“撰《正學續》，以明漢唐諸儒學統相承，未嚐中絕”(62)，目的就是要表明漢唐經學家上有所承、學有淵源，破除宋明理學家尊道學、貶經學的道統論。故此，該書(shu) 隻為(wei) 漢唐諸儒立傳(chuan) ，意在說明其經學是直接孔孟的“正學”，表彰他們(men) 在經學方麵的“續道”之功。陳遇夫高度評價(jia) 漢儒在中國經學史上的“傳(chuan) 經”“續道”之績，認為(wei) 漢儒“得所考據，旁搜遠摭，而諸經畢集，聖道複明……記誦拾遺，皆有功於(yu) 聖門，不可沒也”(63)。漢儒和宋儒治經，一為(wei) “始事”，一為(wei) “繼起”。而“天下始事者難為(wei) 功，繼起者易為(wei) 力”，漢儒“始事”，解經雖有“不如宋人”之處，但就此斷言“漢儒窮經總無見於(yu) 聖人之道”，實屬一葉障目。由此，《正學續》將“漢儒窮經”與(yu) “聖道複明”聯係起來，肯定漢儒是“聖道複明”的繼統者，根本不存在所謂“道喪(sang) 千載”之說。“若漢唐諸儒，則皆湛深經術者也。輒言道喪(sang) 千載，夫誰信之？”(64)有鑒於(yu) 此，何溶認為(wei) ，該書(shu) “不獨為(wei) 漢唐諸儒功臣，實孔氏功臣也”(65)。

《正學續》除了表彰漢唐經學在續接孔孟道統中的重要作用外，還有兩(liang) 個(ge) 突出的特點。一是反對學術門戶。陳遇夫對朱、陸因異同之辨而爭(zheng) 詰不已的現象非常不滿，對明代學術門戶之爭(zheng) 更是反感，尤其是明代學者因學術之爭(zheng) 而結成朋黨(dang) ，就更讓人感到惋惜。他說：“蓋理學一途，自宋以來，朱、陸殊趨，至明而薛、王異派，嘉、隆以來，爭(zheng) 辯日甚。爭(zheng) 辯不已，各分宗旨，宗旨既分，遂成門戶，黨(dang) 同伐異，可為(wei) 三歎。”(66)明代學派林立，各標宗旨，有河東(dong) 、崇仁、白沙、甘泉、姚江以及江右、泰州、三原、楚中、閩粵、止修、東(dong) 林等學派，“附者尤眾(zhong) ，而攻者蜂起，遂成朋黨(dang) ，梯怨階禍，可勝惜哉！”(67)陳遇夫對學術派別並不反感，他反感的是因學術派別而立學術門戶，相互排斥，黨(dang) 同伐異，致使學術偏執，無益於(yu) 學術事業(ye) 的發展。二是提倡學術關(guan) 注社會(hui) ，經世致用。陳遇夫認為(wei) ：“夫學術者，治術所從(cong) 出也，必道德一而後風俗同。”(68)在他看來，學術應該有益於(yu) 治術，其在道德建設和風俗美化方麵起著重要作用。《正學續》對漢唐儒者的事跡有明確的取舍標準，最為(wei) 關(guan) 注“儒者分內(nei) 事”和“名教大節”，“行必衷諸經義(yi) ，言必發明聖教，訂訛補缺以承先，著論立訓以啟後，致君必本於(yu) 王道，立身必謹於(yu) 進退，達則正學校而育人材，窮則授門徒而化裏閭。此儒者分內(nei) 事，必謹書(shu) 之。至於(yu) 經世安民，事關(guan) 軍(jun) 國，見危授命，誌在忠孝，必屬名教大節，乃備舉(ju) 其詳”(69)。陳遇夫注重對經學家“經世安民”行為(wei) 的記載，恰恰反映了他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想。他還指出，“古人以經為(wei) 學”，是為(wei) 了“正心修身以至治國平天下”，但後世儒者“通經”，隻是“析理”，失去了“古人窮經致用之學”的本旨(70)。他作《正學續》，也隱含通經致用、扭轉虛妄學風、批評理學脫離實際的意蘊。

三、道統論範式的破壞與(yu) 學術史編修

打破門戶，共尊程朱陸王，衝(chong) 破傳(chuan) 統道統論範式，構建新的道統譜係和學術體(ti) 係，是清初學術史編修的第三種情況。這類學術史著作不把程朱與(yu) 陸王相對立，而是強調兩(liang) 派思想的互補和兼容，重視學術宗旨和學術流變。孫奇逢的《理學宗傳(chuan) 》、範鄗鼎的《理學備考》、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都屬於(yu) 這類學術史著作。

(一)共尊程朱陸王，重構道統譜係

孫奇逢是清初北學的代表人物，“北方學者，奉為(wei) 泰山、北鬥”(71)，影響巨大。《理學宗傳(chuan) 》乃孫氏一生心力所萃和心得所在。該書(shu) 共26卷，收錄曆代諸儒近170人。“是編有主有輔，有內(nei) 有外”(72)，即通過“主”“輔”、“內(nei) ”“外”的立傳(chuan) 方式，把曆代諸儒與(yu) 道統傳(chuan) 承的親(qin) 疏遠近關(guan) 係展示出來。所謂“主”，乃理學宗主，立傳(chuan) 11人，分別包括宋儒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朱熹、陸九淵以及明儒薛镟、王守仁、羅洪先、顧憲成，“直接道統之傳(chuan) ”的程朱陸王兩(liang) 大派四大家均在其中；所謂“輔”，乃傳(chuan) 承儒學、輔翼道統有功的曆代諸儒，分別以“漢儒考”“隋儒考”“唐儒考”“宋儒考”“元儒考”“明儒考”的形式立傳(chuan) ，其中在“宋儒考”中專(zhuan) 列“程門弟子”“朱門弟子”“陸門弟子”，在“明儒考”中專(zhuan) 列“王門弟子”，表彰程朱陸王門人。所謂“內(nei) ”，就是把“主”“輔”諸儒看作道學內(nei) 之人；所謂“外”，即以“補遺”的形式，收錄那些“與(yu) 聖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yan) 毫厘千裏之辨”的學者(73)，共有張九成、楊簡、王畿、羅汝芳、楊起元、周汝登6人。總之，孫奇逢麵對“理學真傳(chuan) ，後世不得其統宗，而是非同異罔所折衷”的現實，有為(wei) 而發，“乃取古今醇儒可曆代俎豆不祧者，得十一人，人各一傳(chuan) ，又裒集其著述，條縷訓斷，成十一卷。其餘(yu) 自漢迄元以來名儒以儒學著稱，或功存於(yu) 箋注，或附見於(yu) 師傳(chuan) 者，凡數十人，合十四傳(chuan) ，為(wei) 十四卷。又有學行精醇，見解超別，在諸儒品評微有水乳之未合，而不得不以俟後人論定者，因補遺六人為(wei) 一卷，共二十六卷，名曰《理學宗傳(chuan) 》”(74)。

《理學宗傳(chuan) 》的體(ti) 裁為(wei) 類傳(chuan) 體(ti) ，按人物分類立傳(chuan) ，然後節取諸儒著述言論，並加以案斷，“構成了傳(chuan) 記、學術資料選編、評箋三位一體(ti) 的編纂新格局”(75)。該書(shu) 的使命就是要重構儒學道統體(ti) 係，所謂“《理學宗傳(chuan) 》敘列從(cong) 古名儒修德講學之事，明道統也”(76)。孫奇逢雲(yun) ：“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係也……今欲稽國之運數，當必分正統焉；溯家之本原，當先定大宗焉；論學之宗傳(chuan) 而不本諸天者，其非善學者也。”(77)他認為(wei) 論學之宗傳(chuan) (道統)猶稽國之運數、溯家之本原，非等閑之事。緣此，他“身任道統，既輯《理學宗傳(chuan) 》，以明道之會(hui) 歸，並成《中州人物考》，以見道之散殊”(78)。可以斷言，《理學宗傳(chuan) 》是一部以道統重構為(wei) 旨趣的有為(wei) 之作，集中表達了孫奇逢對儒家道統的新見解。

首先，孫奇逢確立了程朱陸王在道統傳(chuan) 承中的共同的正統地位，尊程朱而不薄陸王。他在《理學宗傳(chuan) 》自敘中以《周易》元、亨、利、貞相況，比喻道統的發展，“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為(wei) 今日之貞乎？……蓋仲尼歿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yu) 歲矣，則姚江豈非紫陽之貞乎！餘(yu) 謂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孟子自負為(wei) 見知。靜言思之，接周子之統者，非姚江其誰與(yu) 歸”(79)，非常明確地指出了王陽明學派是直接周敦頤、朱子道統的儒學正宗。孫奇逢之所以把陸王心學也歸於(yu) 道統正宗，是有自己的理論根據的。在他眼裏，程朱陸王均源於(yu) “本天”之孔孟聖學，“道原諸天，體(ti) 天之理而有道之名，盡天之實而有學之名。……以‘宗傳(chuan) ’為(wei) 名，宗諸天也”(80)。孔子以降，“地各有其人，人各鳴其說，雖見有偏全，識有大小，莫不分聖人之一體(ti) 焉”(81)。程朱陸王入門不同，但都能“分聖人之一體(ti) ”，殊途同歸，均以闡明儒學精義(yi) 為(wei) 旨歸。“孔孟是大德之敦化，諸儒皆小德之川流。流者，流其所敦者也；敦者，敦其所流者也。亙(gen) 古來隻此一物，亙(gen) 古聖賢隻此一事。端緒稍異，便是異端。周子主靜，主此也；程子識仁，識此也；朱子窮理，窮此也；陸子先立，立此也；王子致知，致此也。所謂各人走路，疾徐遠近雖不同，畢竟有到的時候，所以雲(yun) ：殊途而同歸”(82)。在孫氏看來，“文成之良知，紫陽之格物，原非有異”(83)。正是因為(wei) 這樣，孫奇逢認為(wei) 程朱陸王的思想並非對立，而是相輔相成，不可專(zhuan) 尊一家而貶抑另一家，他的《理學宗傳(chuan) 》就是要調和兩(liang) 派對立，折衷兩(liang) 派異同，同尊程朱陸王為(wei) 理學“大宗”。所謂“仆所輯《宗傳(chuan) 》，謂專(zhuan) 尊朱而不敢遺陸王，謂專(zhuan) 尊陸王而不敢遺紫陽。蓋陸、王乃紫陽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無相悖”(84)。

孫奇逢在《理學宗傳(chuan) 》中極力論證程朱與(yu) 陸王之間的互補和兼容。他認為(wei) ，在朱陸異同問題上，人們(men) 隻知其異，未窺其同，朱熹“教人先博覽而後歸之約”，陸九淵“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熹“偏於(yu) 道問學”，陸九淵“偏於(yu) 尊德性”，確有很大不同。但是，“博後約，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也；約後博，尊德性自不離道問學也。……二公畢竟皆豪傑之士，異而同，同而異，此中正好參悟”(85)。程朱陸王異中有同，同中有異，不能將其截然對立。他還說：“愚謂陽明之致知，非陽明之致知，孔子之致知也。紫陽之窮理，非紫陽之窮理，孔子之窮理也。總不謬於(yu) 孔子而已矣，何至相抵牾分水火乎？”(86)朱熹的“窮理”，王陽明的“致知”，都源於(yu) 聖人，和聖人之意不相違拗，並非水火不容。正因如此，《理學宗傳(chuan) 》專(zhuan) 門為(wei) 程朱陸王的門人立學案，不分高下，同入翼統之列，試圖完成儒學道統譜係的重塑。

其次，視漢唐經學諸儒與(yu) 宋明理學諸儒為(wei) 一脈相承，為(wei) 漢唐“傳(chuan) 經之儒”立傳(chuan) 。學術的發展總是前有所承、後有所繼，但程朱學派的道統論卻拒不承認漢唐諸儒在傳(chuan) 經翼道中的作用。孫奇逢對此深為(wei) 不滿，他從(cong) 道統傳(chuan) 承的曆史實際出發，在《理學宗傳(chuan) 》中為(wei) 董仲舒(附申公、倪公、毛公)、鄭玄、王通(附門人董常、程元、薛收、仇璋、姚義(yi) )、韓愈(附門人李翱、趙德)立傳(chuan) ，雖然人數不多，卻“給漢唐諸儒在道統譜係中安置了一個(ge) 合法的位置”(87)。孫奇逢說：“顏子死而聖學不傳(chuan) ，孟氏歿而聞知有待。漢、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關(guan) 、閩五子大其統。”(88)在他看來，儒學道統由孔子及其以上諸聖王創立後，漢唐傳(chuan) 經諸儒董仲舒、王通、韓愈等“衍其端”，宋代理學大家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等“大其統”，這是一個(ge) 一脈相承的連續的發展演變過程，不能割裂。

孫奇逢對漢唐經學家評價(jia) 較高，他在《理學宗傳(chuan) ·漢儒考》中論董仲舒：“製策三篇，洋洋乎天人古今之統也。匠心獨詣，無所蹈襲，醇儒也哉。”論申培、兒(er) 寬、毛萇三人在漢初崇尚黃老的時代背景下彰揚儒術，“薪傳(chuan) 之功，豈容易視之耶”！對於(yu) 宋儒貶低鄭玄，他提出批評：“著述之富，莫過康成，而以學未顯著改祀於(yu) 鄉(xiang) ，蓋因宋儒以訓詁目之，未許其見道，遂沒其傳(chuan) 經之功。”他評價(jia) 王通：“以洙泗之事為(wei) 事，粹然無複可議者。”(89)評價(jia) 韓愈：“噫！學術關(guan) 乎氣運，益令人思韓子之功也。”(90)評價(jia) 李翱：“翱之時，諸儒未起，理學未明，而鑿鑿然以四子為(wei) 歸。……此而非儒也，誰可以當儒者哉？”(91)凡此種種，無非是要表彰漢唐諸儒的道統“薪傳(chuan) 之功”。

與(yu) 孫奇逢《理學宗傳(chuan) 》相類的學術史著作，還有範鄗鼎的《理學備考》。範鄗鼎，字漢銘，號彪西，學者稱婁山先生。《清儒學案》讚他“巍然為(wei) 清代山右儒宗”(92)。在學術史編纂方麵，主要有《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等。其學術史著作對孫奇逢多所繼承，“《理學備考》一書(shu) ，亦夏峰《宗傳(chuan) 》之亞(ya) 也”(93)。同時還吸納了辛全《理學名臣錄》、熊賜履《學統》、張夏《洛閩源流錄》、黃宗羲《明儒學案》等相關(guan) 內(nei) 容，不斷增補，加以己意，於(yu) 康熙三十三年完成定本34卷。範鄗鼎還撰有《廣理學備考》，與(yu) 《理學備考》成為(wei) 姊妹篇。其中，“《備考》係明代理學諸儒傳(chuan) 記匯編，以人存學，《廣備考》則專(zhuan) 輯諸家語錄、詩文，以言見人，先行後言，相得益彰”(94)。

範鄗鼎究心濂、洛、關(guan) 、閩之學，“知主河津(薛镟)而輔餘(yu) 姚(王陽明)，由河津餘(yu) 姚連類求之”(95)，撰成《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理學備考》所收為(wei) 有明一代學者，書(shu) 中既有程朱學派人物，又有陸王學派人物，無門戶之見。在範鄗鼎看來，“從(cong) 來理學不一人，學亦不一類。……薛、胡之學為(wei) 一類，王、陳之學為(wei) 一類。細分之，薛與(yu) 胡各為(wei) 一類，王與(yu) 陳各為(wei) 一類”，但是，“薛、胡之學，參以王、陳，而薛、胡明；而王、陳之學，亦因薛、胡而益明也”。他承認明代理學內(nei) 部各學派之學術存在差異，但同時又認為(wei) 薛镟、胡居仁之理學與(yu) 王陽明、陳獻章之心學可以相互參證，並且隻有相互參證，才能更加明了各自的主旨。在他眼裏，程朱陸王進入聖門的路徑雖然不同，但闡明儒家道統的努力是一致的，“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源，其致一也”，因此“備列其人，以俟大君子考之也”。(96)《理學備考》之名，便由此而得。

對於(yu) 清初一些理學史著作任意軒輊程朱陸王的現象，範鄗鼎極為(wei) 不滿。他說：“近人匯輯理學，必曰孰為(wei) 甲，孰為(wei) 乙；孰為(wei) 宗派，孰為(wei) 支流；孰為(wei) 正統，孰為(wei) 閏位。平心自揣，果能去取皆當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已。”他不否認理學內(nei) 部各學者之間學術思想存在差異，但又認為(wei) 這隻是學術宗旨的不同，不能因此而強分高下，“理學諸君子，有標天理者，有標本心者，有標主敬窮理者，有標複性者，有標致良知者。進而上之，有標仁者，有標仁義(yi) 者，有標慎獨者，有標未發者。……三代以降，學術分裂，夫子出而提仁，孟子出而增義(yi) ，宋儒出而主敬窮理，文成出而致良知。……合而觀之，其不能不標立門戶，提掇宗旨，既有然矣。鼎豈謂理學諸君子果無甲乙，果無宗派支流，果無正統閏位？但鼎自揣，委不敢甲之乙之。鼎即甲之乙之，當世未必以鼎之甲乙為(wei) 甲乙也。”(97)秉持此一宗旨，《理學備考》平等看待各派學術，以薛、胡、王、陳四家領袖群儒，不事甲乙，“大破世儒門戶之藩籬”，“輯錄諸儒，不別宗派，不分異同”，“直令有明一代理學盡無遺珠”(98)。當然，由於(yu) 《理學備考》參照前人著述較多，前後曆時數年，去取與(yu) 奪，難免存在一些問題。李顒對此多有批評，認為(wei) ：“《備考》一書(shu) ，去取布置及中間書(shu) 法，多有可商”，“虎穀(王雲(yun) 鳳)、虛齋(蔡清)、月湖(楊廉)、可久(段堅)諸人，雖以理學著聲，其於(yu) 理學實未深入，議論似無足觀”(99)。李顒所論，既指出《理學備考》去取不嚴(yan) ，存在濫收現象，也反映了他與(yu) 範鄗鼎學術觀點的不同。

總之，孫奇逢、範鄗鼎等人試圖掙脫傳(chuan) 統道統論的束縛，尊程朱而不薄陸王，將程朱陸王都看作是儒學正宗，通過學術史的編纂，重新構建新的道統傳(chuan) 承譜係，折射出清初學術思想的新變化。

(二)掙脫道統束縛，重建宋明學術史體(ti) 係

清初學術史的編寫(xie) ，無論是為(wei) 道統爭(zheng) 門戶，還是消弭門戶，抑或打通經學和理學，都還沒有完全脫離道統觀念。可是，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以及由他發凡起例，由黃百家、全祖望等人編纂的《宋元學案》已經明顯具有擺脫道統束縛、向真正的“學術史”發展的跡象。

筆者曾對清初所纂學術史著作的序、跋、凡例等進行過分析，發現一個(ge) 有趣的現象，在《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之外的學術史著述的序、跋、凡例中，頻繁出現的詞匯是“道統”“道學”“理學”“正宗”“正學”“正統”“續統”“衛道”“聖學”“正傳(chuan) ”等，幾乎全是和學術門戶相關(guan) 的詞語，這說明無論是“立門戶”還是“破門戶”，都在圍繞“道統”這一核心觀念打轉轉。但是，反觀《明儒學案》的序、跋、凡例，情況則大不相同(100)。在《明儒學案》的11篇序、跋和1篇“發凡”中，“道統”一詞隻出現了2次，“道學”“正宗”“正學”“正統”“衛道”等概念均未出現，出現最多的詞匯是“學術”“學人”“學問”“宗旨”“學脈”“師說”“師承”“源流”等。古人為(wei) 自己的著述作自序，或者為(wei) 他人的著述作序、跋，往往要點出著述的旨趣，其所使用的概念和詞匯常常反映了該著述的宗旨。《明儒學案》序、跋中所頻繁使用的“學術”“學問”“學人”“宗旨”等概念，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反映了該書(shu) 已開始超脫於(yu) 當時的“道統”之爭(zheng) ，真正上升到學術史的高度看待學術的離合、演變與(yu) 發展。

要之，《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不在“立門戶”或“破門戶”等“道統”問題上糾纏，而是總結宋元明學術發展的曆史，明學術盛衰，察學術利弊，抓學術宗旨，明顯突破了理學宗派的局限和道統觀念的束縛，立足於(yu) 學術史更為(wei) 廣闊的背景，超拔於(yu) 諸多學派之上，俯瞰學術發展的全局，“分其宗旨，別其源流”(101)，分析學者的學術宗旨，考察學派的淵源流變，探究學術轉化的因緣際會(hui) ，總結學術論爭(zheng) 的是非得失。兩(liang) 部《學案》通過書(shu) 寫(xie) 宋元明理學的發展演變，構建完成了新的學術史體(ti) 係，具有了近代意義(yi) 上的學術史意蘊。

其一，從(cong) 學術宗旨入手，考察學術淵源流變。與(yu) 清初大多數學術史著述不同，《明儒學案》《宋元學案》衝(chong) 破道統門戶的樊籬，站在學術宗旨的高度看待學術發展。換言之，黃宗羲等人言學術宗旨而不言道統門戶，立足於(yu) 學術宗旨這一核心，來反觀宋元明學術的演變。

對於(yu) 學術宗旨，黃宗羲相當看重並反複提及。他批評周汝登《聖學宗傳(chuan) 》以“一人之宗旨”代替“各家之宗旨”，批評孫奇逢《理學宗傳(chuan) 》批注各家學術，“未必得其要領”(102)。這裏的“要領”即“宗旨”，學術宗旨成了他衡評各家學術史著述的標尺。對於(yu) 明代“諸先生學不一途，師門宗旨，或析為(wei) 數家，終身學術，每久之而一變”(103)的現象，黃宗羲說他要做的工作就是“分其宗旨，別其源流”(104)，“為(wei) 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曆然”(105)。黃宗羲說：“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yi) 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即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luan) 絲(si) 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讀其書(shu) ，亦猶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106)很清楚，在黃氏看來，學術宗旨是學術精神的體(ti) 現，是學術思想的核心，源於(yu) 學者自身的切身體(ti) 悟，是學者最具特性的思想觀念。《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在考察宋元明學術淵源流變時，抓“宗旨”而不尚談“道統”，眼光高遠，所謂“分別宗旨，如燈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盤，橫斜圓直，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知是丸不能出於(yu) 盤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107)。學術演化無論多麽(me) 複雜，隻要抓住宗旨，就能提綱挈領，綱舉(ju) 目張。一句話，學脈學派由宗旨而分，學術流變因宗旨而定。正是因為(wei) 這樣，黃宗羲等人超越門戶之見，直接從(cong) “理一分殊”、“萬(wan) 殊總為(wei) 一致”的哲學高度看待學術的異同和衍化，認為(wei) ：“學術之不同，正以見道體(ti) 之無盡也。”“夫道猶海也，江、淮、河、漢以至涇、渭蹄趻，莫不晝夜曲折以趨之，其各自為(wei) 水者，至於(yu) 海而為(wei) 一水矣。”(108)學術流變猶如百川匯海，起始於(yu) “一本萬(wan) 殊”，結束於(yu) “萬(wan) 殊總為(wei) 一致”。如果沒有各種思想的涓涓細流，就不可能有學術的汪洋大海。思想的各種支流枯竭，大海也就不複存在，所謂“不待尾閭之泄，而蓬萊有清淺之患矣”(109)。黃宗羲從(cong) “一本萬(wan) 殊”的觀念出發，強調各種學術和學派的存在都具有合理性，盡管各學派在學術宗旨、治學路徑、治學方法等方麵存在差異，但都是對自然、社會(hui) 和人類思想的體(ti) 察。學術研究本來就應該百家並存、多元發展，那種標榜門戶，以自己為(wei) 正宗，以他人為(wei) “離經叛道”，試圖將學術定於(yu) 一尊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明儒學案》的每一學案基本上都由三部分組成：一是總論(序文)，意在考述學派源流，理清學脈，梳理案主及所在學派的師承演變、思想變遷、學術精要、地位或影響等；二是案主傳(chuan) 記，記載案主言行，以知行為(wei) 主，尤其注重提煉案主的學術宗旨；三是案主的學術言論選輯，所輯言論纂要鉤玄，擷英采華，意在反映案主“一生之精神”和為(wei) 學宗旨。《宋元學案》在《明儒學案》基礎上更加完善了學案體(ti) 體(ti) 例：一是在每個(ge) 學案前增加了“學案表”，表列該派學術授受源流；二是在案主傳(chuan) 記和論著選輯以外，增加“附錄”，以補充與(yu) 案主相關(guan) 的學術資料和學術傳(chuan) 授關(guan) 係；三是書(shu) 前有全祖望的“序錄”，簡明扼要地闡述各學案立案之依據及淵源傳(chuan) 授關(guan) 係。由於(yu) 《宋元學案》編纂時，黃宗羲已經去世，故而該書(shu) 所完善的學案體(ti) 體(ti) 例，更重視對學術師承流變的考量，宗旨意識稍差。正如侯外廬等人所說：“如果說，《宋元學案》的編纂和論述，側(ce) 重於(yu) 理學源流和學統師承的辨析，那麽(me) 《明儒學案》的編纂和論述，則側(ce) 重於(yu) 對理學不同流派的學術宗旨和學術思想的概括。”(110)

其二，窮源竟委，博采兼收。《明儒學案》與(yu) 《宋元學案》繼承了學術史上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並發揚光大，善於(yu) 在各種學術交匯發展、相互影響的複雜關(guan) 係中討論學術的源流，“窮源竟委，博采兼收”(111)，把各個(ge) 學派置於(yu) 宋元明學術發展的大背景下，把握其發生、發展、衰變的過程，從(cong) 而展示思潮變動的趨向。

兩(liang) 部《學案》都以究明各家學術源流為(wei) 基礎，從(cong) 整體(ti) 上呈現一代學術變遷之大勢。譬如，之前人們(men) 討論理學史開端，總是歸之於(yu) 濂洛之學。《宋元學案》論理學源流，則以宋初三先生胡瑗、孫複、石介為(wei) 開端。該書(shu) 在周、邵、張、二程等北宋五子之前設立“安定”(胡瑗等)、“泰山”(孫複、石介等)、“高平”(戚同文、範仲淹等)、“廬陵”(歐陽修等)、“古靈四先生”(陳襄等)、“士劉諸儒”(士建中等)、“涑水”(司馬光等)七個(ge) 學案，以反映濂、洛之學興(xing) 起前學術界的實際情況，所謂“慶曆之際，學統四起，齊、魯則有士建中、劉顏夾輔泰山而興(xing) ；浙東(dong) 則有明州楊、杜五子，永嘉之儒誌、經行二子，浙西則有杭之吳存仁，皆與(yu) 安定湖學相應；閩中又有章望之、黃晞，亦古靈一輩人也；關(guan) 中之申、侯二子，實開橫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實開範正獻公之先。篳路藍縷，用啟山林，皆序錄者所不當遺”(112)。在《宋元學案》作者看來，濂、洛、關(guan) 、閩之前，“學統四起”，這是宋代學術發展的實際，也是濂洛之學的發端。這種將濂洛之學的興(xing) 起置於(yu) 更為(wei) 闊大的學術視野中進行考察的做法，非斤斤於(yu) 道統正宗者所可比，已然是真正學術史的寫(xie) 法。《明儒學案》的視野更為(wei) 宏闊，從(cong) 立案學派來看，明代眾(zhong) 多思想流派，幾乎無所不包。有崇程朱者，有宗陸王者，有調停程朱陸王者，有自成體(ti) 係者，亦有無以名家者，盡皆納入書(shu) 中。該書(shu) 開篇便描述明初朱學的發展，設《崇仁學案》，表彰薛瑄、吳與(yu) 弼、胡居仁等朱子學者。到陳獻章，設《白沙學案》，明代的理學開始發生變化。由陳獻章而王陽明，王學興(xing) 起，並很快形成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中諸王學後勁。無法歸入理學或王門者，則以“諸儒學案”反映之。該書(shu) 以學術宗旨為(wei) 主線，不分門戶，縱向梳理明代學術流變的大勢，橫向考察各學派之間的關(guan) 聯和影響，把整個(ge) 明代學術發展的麵貌呈現了出來。

兩(liang) 部《學案》都非常注重梳理各家思想脈絡，辨析不同學派之間和同一學派內(nei) 思想的差異。《宋元學案》考察二程學術，認為(wei) 二程雖師承周敦頤，但“不盡由於(yu) 周子”(113)，顯然有自己的創造。朱熹師事諸家，胡憲、劉勉之、劉子翬、李侗皆為(wei) 其師，且上溯謝良佐，但他不名一師，集理學之大成。陸九淵“兄弟自為(wei) 師友，和而不同”(114)，學無師承，但王蘋、林季仲諸人“皆其前茅”(115)，朱陸學統同源。薛季宣“其學主禮樂(le) 製度，以求見之事功”(116)，為(wei) 永嘉功利學派開山。黃宗羲《明儒學案》考察明代學術，更重視於(yu) 細微處辨差異。吳與(yu) 弼和薛镟同守朱學家法，但吳與(yu) 弼重“涵養(yang) ”，薛镟重“踐履”。同為(wei) 江右王門諸先生，鄒守益主“戒懼”，羅洪先“主靜”，聶豹主“歸寂”，在信守師門宗旨的同時又各有發揮，同中有異。黃宗羲論王陽明學術前後三變，前三變是“始泛濫於(yu) 詞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shu) ”，最後“出入於(yu) 佛、老”，終於(yu) 通過領悟“格物致知之旨”而轉向心學，“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其後三變是：龍場悟道以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為(wei) 學的”；江右以後，“專(zhuan) 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xi) 不慮，出之自有天則”；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wan) 象畢照”。(117)此乃“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相關(guan) 分析，細致入微，無以複加。

總之，兩(liang) 部《學案》通過對宋元明學術發展的考察，以學術宗旨為(wei) 核心，察其源流，辨其異同，析其分合，掙脫道統論的束縛，以博大的胸懷建構了熔各家學術於(yu) 一爐的新的學術史體(ti) 係。從(cong) 這一點上說，這兩(liang) 部《學案》在清初諸多學術史著述中具有開風氣的意義(yi) 。

四、結論

清初學術史編纂出現高潮，最直接的動因就是明清易代的強烈刺激。明亡清興(xing) ，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易代改姓之民族危機對深明“春秋大義(yi) ”的知識分子的刺激是極其強烈的。清初學者認識到，明朝滅亡，原因眾(zhong) 多，學術上長於(yu) 空談、寡於(yu) 治道的空疏學風亦不能辭其咎。程朱理學之“封己守殘”，陸王心學之“遊談無根”，均流弊重重，無補於(yu) 世。由此，無論是程朱派學人，還是陸王派學人，都開始對理學與(yu) 心學存在的問題進行反思批判，紛紛撰述學術史，試圖通過對學術源流的清理，重新闡釋學術精神，思考學術發展，從(cong) 學術層麵認識社會(hui) 治亂(luan) 興(xing) 衰。

清初的學術史編纂，不僅(jin) 是客觀學術曆程的梳理和呈現，更是編纂者建構的結果。學術史作為(wei) 一種敘事方式，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是敘事者建構起來的，體(ti) 現的是敘事者的思想觀念。就清初學術史著述而言，雖然同樣麵對明清易代之社會(hui) 劇變所提出的學術問題以及幾千年儒學發展的客觀實際，但人們(men) 在清理學術源流時卻拿出了不同的學術史：或強化理學門戶、尊程朱貶陸王，為(wei) 理學明統定位；或會(hui) 通經學與(yu) 理學，折衷朱陸，淡化理學宗派意識；或共尊程朱陸王，突出學術宗旨，重構道統譜係和學術體(ti) 係。可見，不同學術陣營的學人在回應現實關(guan) 切時，均根據自身的需要“複原”學術史。什麽(me) 在學術史上更重要，學術史想凸顯什麽(me) ，都蘊含了編纂者自身的學術理念。清初不少學術史著述專(zhuan) 尊程朱，強化理學門戶者，把一部學術史寫(xie) 成程朱理學發展史，漠視程朱之外儒家各派的曆史價(jia) 值，試圖以此維護程朱理學的道統正宗地位。這實際上是編纂者在話語建構時進行了故意的凸顯和遮蔽。有怎樣的編纂者，就有怎樣的學術史，編纂者的門戶之見，必然會(hui) 阻礙他從(cong) 更廣闊的視野中審視學術的發展，並進而提出有價(jia) 值的學術見解。

清初所編學術史，有著價(jia) 值取向不同的多元探索，但又未能掙脫整個(ge) 儒學大框架。中國古代學術發展有一個(ge) 從(cong) 多元走向一元，然後又掙脫一元走向多元的過程。先秦時期，百家橫議，學術多元；兩(liang) 漢以後，儒術獨尊，學術逐漸走向儒學一脈獨傳(chuan) 的道路，百家學說受到抑製；唐宋以後，道統說盛行，學術更是被局限在“程朱直接孔孟”的狹隘道統論的天地中，與(yu) 之不同的一切學說都被排斥在學術正統之外；及至清初，這一狀況發生了變化，學術史編纂明顯出現了試圖掙脫孔孟道統而進行多元探索的新氣象。湯斌、魏一鼇、萬(wan) 斯同、陳遇夫等人把漢唐經學家納入學術史，會(hui) 通理學和經學，給“道喪(sang) 千載”的道統論以一擊。孫奇逢等人把陸王及其門人納入道統之中，共尊程朱陸王，破除道統論強烈的宗派性和排他性，重構道統體(ti) 係。黃宗羲等人從(cong) 學術宗旨入手，博采兼收，開始公正對待思孟學派以外的儒家各派的價(jia) 值，尊重學術發展的多元特質。所有這些都程度不同地反映出這一時期學術史編纂試圖掙脫學術一統的枷鎖，進行多元探索的努力。當然，清初的諸多學術史都自覺把釋、道排除在外，說明他們(men) 考鏡源流，區分異同，勾勒和呈現的仍是中國古代儒學發展的譜係，而包含儒學之外各種學說的整然一體(ti) 的中國學術史的編纂，此時尚未出現。

注釋：
 
①有學者統計，清初的學術史著作共26種(參見：史革新《略論清初的學術史編寫》，《史學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筆者根據文獻記載重新梳理，共得32種，分別是孫奇逢《理學宗傳》，黃宗羲《明儒學案》，黃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學案》，張能鱗《儒宗理要》，楊慶征《衣南堂教學淵源錄》，胡時忠《孔庭神在錄》，魏一鼇《北學編》，魏裔介《聖學知統錄》《聖學知統翼錄》，朱顯祖《希賢錄》，湯斌《洛學編》，耿介《中州道學編》，劉宗泗《中州道學存真錄》，費緯裪《聖宗集要》，範鄗鼎《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國朝理學備考》，熊賜履《學統》，萬斯同《儒林宗派》，竇克勤《理學正宗》，張伯行《道統錄》《伊洛淵源續錄》《道南源委》，沈佳《明儒言行錄》，汪佑《明儒通考》，王心敬《關學續編》，陳遇夫《正學續》，張夏《洛閩源流錄》，錢肅潤《道南正學編》，蔣垣《八閩理學源流》，朱搴《尊道集》，張恒《明儒林錄》等。
 
②參見：盧鍾鋒《論清初的社會思潮與學術史的編修》，《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4期；史革新《略論清初的學術史編寫》，《史學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③唐鑒撰輯《清學案小識》卷6《守道學案·熊敬修先生》，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197頁。
 
④熊賜履《學統自序》，熊賜履《學統》，徐公喜主編《理學淵源考辨叢刊》，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頁。
 
⑤《王新命序》，熊賜履《學統》，第11頁。
 
⑥《學統凡例》，熊賜履《學統》，第18頁。
 
⑦《李振裕序》，熊賜履《學統》，第13頁。
 
⑧熊賜履《學統》卷8《正統`程伊川先生》，第140頁。
 
⑨熊賜履《學統》卷9《正統·朱晦庵先生》，第168-169頁。
 
⑩熊賜履《學統》卷47《雜統·陸象山》，第499頁。
 
(11)熊賜履《學統》卷49《雜統`王陽明》，第523頁。
 
(12)《凡例》，張夏輯《洛閩源流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委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23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12頁。
 
(13)黃昌衢《校刻洛閩源流錄題後》，張夏輯《洛閩源流錄》，第11頁。
 
(14)張夏《洛閩源流錄序》，張夏輯《洛閩源流錄》，第8頁。
 
(15)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冊卷63《洛閩源流錄》條，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567頁。
 
(16)張夏輯《洛閩源流錄》卷15《王守仁》之“按語”，第240頁。
 
(17)黃聲諧《洛閩源流錄序》，張夏輯《洛閩源流錄》，第6-7頁。
 
(18)竇克勤《理學正宗凡例》，竇克勤輯《理學正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委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4冊，齊魯書社1995年版，第592頁。
 
(19)耿介《理學正宗序》，竇克勤輯《理學正宗》，第583頁。
 
(20)竇克勤《理學正宗序》，竇克勤輯《理學正宗》，第587-588頁。
 
(21)耿介《理學正宗序》，竇克勤輯《理學正宗》，第584頁。
 
(22)竇克勤《理學正宗序》，竇克勤輯《理學正宗》，第587頁。
 
(23)竇克勤《理學正宗凡例》，竇克勤輯《理學正宗》，第591頁。
 
(24)耿介《敬恕堂文集》第8卷《寄竇靜庵先生》，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52-453頁。
 
(25)湯右曾《征仕郎翰林院檢討靜庵竇公墓誌銘》，錢儀吉纂《碑傳集》卷46，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288頁。
 
(26)耿介《敬恕堂文集》第8卷《寄竇靜庵先生》，第453頁。
 
(27)張伯行《道統錄序》，周汝登、張伯行《聖學宗傳`道統錄》，鳳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399頁。
 
(28)張師栻、張師載編《張清恪公年譜》下卷“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續修四庫全書》編委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55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26頁。
 
(29)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冊卷63《聖學知統錄》條，第566頁。
 
(30)魏裔介《聖學知統錄序》，魏裔介《聖學知統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委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20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117頁。
 
(31)耿介《中州道學編序》，耿介輯《中州道學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委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21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9頁。
 
(32)李來章《中州道學編序》，耿介輯《中州道學編》，第2頁。
 
(33)竇克勤《中州道學編序》，耿介輯《中州道學編》，第3-4、3頁。
 
(34)孫奇逢《孫征君原序》，魏一鼇輯、尹會一等續補《北學編》，《續修四庫全書》編委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51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頁。
 
(35)柏景偉《關學編小識》，馮從吾《關學編(附續編)》，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69頁。
 
(36)尹會一《序》，魏一鼇輯、尹會一等續補《北學編》，第58頁。按：引文中的馮少墟，即馮從吾；魏蓮陸，即魏一鼇。
 
(37)孫奇逢《洛學編序》，湯斌《湯斌集》下冊，範誌亭、範哲輯校，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3頁。
 
(38)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冊卷63《洛學編》條，第566頁。
 
(39)王記錄、許二鳳《〈洛學編〉探析》，《曆史文獻研究》總第32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頁。
 
(40)《湯子遺書》卷3《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湯斌《湯斌集》上冊，範誌亭、範哲輯校，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頁。
 
(41)盧鍾鋒《中國傳統學術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8頁。
 
(42)《洛學編》卷3《尤西川先生時熙》，《湯斌集》下冊，第1551頁。
 
(43)湯斌輯《洛學編》卷3《孟雲浦先生化鯉》，《湯斌集》下冊，第1555頁。
 
(44)《洛學編》卷4《徐涵齋先生養相》，《湯斌集》下冊，第1559頁。
 
(45)徐世昌等編纂《清儒學案》卷9《潛庵學案》，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435頁。
 
(46)王發桂《補刊北學編序》，魏一鼇輯、尹會一等續補《北學編》，第57頁。
 
(47)魏一鼇輯、尹會一等續補《北學編》卷1，第63、66、68頁。
 
(48)孫奇逢《孫征君原序》，魏一鼇輯、尹會一等續補《北學編》，第63頁。
 
(49)孫奇逢《孫征君原序》，魏一鼇輯、尹會一等續補《北學編》，第63頁。
 
(50)王發桂《補刊北學編序》，魏一鼇輯、尹會一等續補《北學編》，第57-58頁。
 
(51)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冊卷58《儒林宗派》條，第528頁。
 
(52)萬斯同《儒林宗派》卷3《東漢》，永瑢、紀昀等編纂《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58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529-534頁。
 
(53)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上冊卷58《儒林宗派》條，第528頁。
 
(54)楊豔秋《關於萬斯同〈儒林宗派〉的幾個問題》，虞浩旭、饒國慶主編《萬斯同與〈明史〉——紀念萬斯同誕辰37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資料匯編》，寧波出版社2008年版，第373頁。
 
(55)薑朝俊《正學續序》，陳遇夫《正學續》(一)，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第3323冊，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3頁。
 
(56)陳世綰《弁言》，陳遇夫《正學續》(一)，第1頁。
 
(57)陳遇夫《正學續敘》，陳遇夫《正學續》(一)，第8頁。
 
(58)陳遇夫《正學續敘》，陳遇夫《正學續》(一)，第7頁。
 
(59)陳遇夫《論略》，陳遇夫《正學續》(一)，第2頁。
 
(60)陳遇夫《正學續敘》，陳遇夫《正學續》(一)，第8頁。
 
(61)周陳鼇《正學續後敘》，陳遇夫《正學續》(一)，第6頁。
 
(62)阮元修、陳昌齊等纂《廣東通誌》卷286《陳遇夫》，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4944頁。
 
(63)陳遇夫《正學續》(一)卷1《西漢》，第1頁。
 
(64)伍崇曜《跋》，陳遇夫《正學續》(二)，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第3324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124頁。
 
(65)何溶《謹識》，陳遇夫《正學續》(二)，第123頁。
 
(66)陳遇夫《白沙語錄後序》，轉引自：毛慶耆主編《嶺南學術百家》，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9頁。
 
(67)陳遇夫《論略》，陳遇夫《正學續》(一)，第4頁。
 
(68)陳遇夫《論略》，陳遇夫《正學續》(一)，第4頁。
 
(69)陳遇夫《論略》，陳遇夫《正學續》(一)，第2頁。
 
(70)陳遇夫《論略》，陳遇夫《正學續》(一)，第3頁。
 
(71)徐世昌等編纂《清儒學案》第一冊卷1《夏峰學案》，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頁。
 
(72)《義例》，孫奇逢《理學宗傳》，鳳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頁。
 
(73)孫奇逢《理學宗傳敘》，孫奇逢《理學宗傳》，第16頁。
 
(74)程啟朱《跋後》，孫奇逢《理學宗傳》，第536頁。
 
(75)陳祖武《中國學案史》，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93頁。
 
(76)孫奇逢《日譜》卷12，張顯清主編《孫奇逢集》(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62頁。
 
(77)孫奇逢《理學宗傳敘》，孫奇逢《理學宗傳》，第15頁。
 
(78)鄭元善《畿輔人物考序》，孫奇逢《畿輔人物考》，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頁。
 
(79)孫奇逢《理學宗傳敘》，孫奇逢《理學宗傳》，第15頁。
 
(80)張沐《理學宗傳敘》，孫奇逢《理學宗傳》，第13頁。
 
(81)孫奇逢《理學宗傳敘》，孫奇逢《理學宗傳》，第15頁。
 
(82)孫奇逢《日譜》卷6，張顯清主編《孫奇逢集》(下)，第233頁。
 
(83)孫奇逢《四書近指》卷1《大學之道章》，張顯清主編《孫奇逢集》(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頁。
 
(84)孫奇逢《夏峰先生集》卷7《與魏蓮陸》，張顯清主編《孫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27頁。
 
(85)孫奇逢《理學宗傳》卷7《陸子文安》，第129頁。
 
(86)孫奇逢《理學宗傳》卷22《明儒考·尤季美公時熙》，第407頁。
 
(87)孔定芳《孫奇逢〈理學宗傳〉的道統建構》，《清史論叢》2016年第1輯(總第31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80頁。
 
(88)孫奇逢《理學宗傳敘》，孫奇逢《理學宗傳》，第15頁。
 
(89)孫奇逢《理學宗傳》卷13《隋儒考·王文中子》，第231頁。
 
(90)孫奇逢《理學宗傳》卷14《唐儒考·韓子》，第244頁。
 
(91)孫奇逢《理學宗傳》卷14《唐儒考·韓子·李翱》，第244頁。
 
(92)徐世昌等編纂《清儒學案》第二冊卷28《婁山學案》，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077頁。
 
(93)徐世昌等編纂《清儒學案》第二冊卷28《婁山學案》，第1077頁。
 
(94)陳祖武《範鄗鼎與〈理學備考〉》，《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第76頁。
 
(95)範鄗鼎《五經堂文集》卷2《李禮山達天錄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委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2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34頁。
 
(96)範鄗鼎《序》，範鄗鼎輯《理學備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委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21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743、743、744頁。
 
(97)範鄗鼎《又序》，範鄗鼎輯《理學備考》，第745頁。
 
(98)曹續祖《讀理學備考後識》，範鄗鼎輯《理學備考》，第742頁。
 
(99)李顒《二曲集》卷18《答範彪西征君》，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198頁。
 
(100)因為《宋元學案》除了全祖望的“序錄”外，其序、跋均為道光時期學者所作，不足以代表清初的學術觀念，故在此不作討論。
 
(101)黃宗羲《明儒學案》上冊《明儒學案序》，沈芝盈點校，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頁。
 
(102)黃宗羲《明儒學案》上冊《明儒學案發凡》，第17頁。
 
(103)黃宗羲《明儒學案》上冊《明儒學案序》，第7頁。
 
(104)黃宗羲《明儒學案》上冊《明儒學案序》，第8頁。
 
(105)黃宗羲《明儒學案》上冊《黃梨洲先生原序》，第10頁。
 
(106)黃宗羲《明儒學案》上冊《明儒學案發凡》，第17頁。
 
(107)黃宗羲《明儒學案》上冊《明儒學案發凡》，第17頁。
 
(108)黃宗羲《明儒學案》上冊《明儒學案序》，第7頁。
 
(109)黃宗羲《明儒學案》上冊《明儒學案序》，第7頁。
 
(110)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宋明理學史》下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21頁。
 
(111)黃宗羲《明儒學案》上冊《馮全垓跋》，第3頁。
 
(112)黃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學案》卷6《士劉諸儒學案·祖望謹案》，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3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頁。
 
(113)黃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學案》卷12《濂溪學案下》，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3冊，第643頁。
 
(114)黃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學案》卷57《梭山複齋學案》，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5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57頁。
 
(115)黃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學案》卷58《象山學案》，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5冊，第275頁。
 
(116)黃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學案》卷52《艮齋學案》，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5冊，第50頁。
 
(117)黃宗羲《明儒學案》上冊卷10《姚江學案》，第1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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