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之政”與(yu) 儒家的中道哲學

作者：楊朝明

來源：《東(dong) 方哲學》

因為(wei) “清華簡”中的《保訓》篇係“周文王遺言”，而且其中涉及儒家所倡言的“中”道，格外引人矚目。事實上，孔子“從(cong) 周”（《論語·八佾》）、“憲章文武”（《孔子家語·本姓解》《禮記·中庸》），春秋末年以降，依然“布在方策”的“文武之政”（《孔子家語·哀公問政》《禮記·中庸》）對孔子思想與(yu) 早期儒學產(chan) 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這樣的看法雖可以說是人所共知，但人們(men) 卻往往習(xi) 而不察，未加細究。實際上，中國文化有一個(ge) 漫長的積澱積累與(yu) 形成發展過程，中國儒學的形成有一個(ge) 廣闊的文明背景。《保訓》篇的發現，可以“激活”包括《逸周書(shu) 》在內(nei) 的很多傳(chuan) 世文獻，幫助我們(men) 更加深刻地認識孔子思想學說的形成，認識孔子儒家的“中道”哲學，正確估價(jia) “文武之政”的地位與(yu) 影響。

一、孔子“憲章文武”

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核心，在理解早期儒學時，孔子所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頗值得認真玩味。孔子思想是在繼承上古三代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用荀子的話說，就是“法先王”（《荀子·儒效》），惟其如此，才成就了孔子學說的“博大精深”。

孔子推崇“三代明王之政”（《禮記·哀公問》），尊崇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等“三代之英”（《孔子家語·禮運》），但由於(yu) 夏、殷“文獻不足”（《論語·八佾》），孔子更注重周禮。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按照朱熹的解釋：“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所以，對孔子影響更大、更為(wei) 直接的還是周政，還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

當有人向孔子的弟子子貢詢問孔子的學問來自哪裏時，子貢說：“文武之道，未墜於(yu) 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論語·子張》）他認為(wei) 孔子所學即是“文武之道”。《淮南子·要略》談到儒學的產(chan) 生說：“文王業(ye) 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ye) ……。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繈之中，……周公繼文王之業(ye) ……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成王既壯，能從(cong) 政事，周公受封於(yu) 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孔子儒學直接來源於(yu) 文武成康之道，與(yu) 子貢所說一致。

在學修“文武之道”方麵，孔子做了大量工作。據《孔子家語·觀周》，他曾西至洛邑，“觀先王之遺製，考禮樂(le) 之所極”，他不僅(jin) 問禮於(yu) 老聃，訪樂(le) 於(yu) 萇弘，還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他非常感慨，說：“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yu) 周之所以王也。”從(cong) 周朝都邑返回魯國，他學問精進，其道彌尊。

在《保訓》中，“中”字出現了四次，都是具有政治哲學意義(yi) 的觀念。文王、孔子都稱說舜的“中”道，在《保訓》中文王說他“求中”、“得中”，在《論語》《中庸》中孔子說他“執中”、“用中”。《保訓》還說到殷先人微在河伯的幫助下以“中”“複有易”，使之誠服，並表達了這種執中而服人的做法對殷商的興(xing) 盛起了重要作用。周初，武王、周公自然也重視中正、中道。《逸周書(shu) 》的《寶典》記周公所言“九德”之中就有“中正”；按照《周書(shu) 序》，《武順》篇應為(wei) 武王伐商之前的文獻，其中說“人道尚中”，認為(wei) “天道曰祥，地道曰義(yi) ，人道曰禮”，以禮為(wei) “中”。孔子所說的言語之“中”（《論語·先進》）與(yu) 行為(wei) 之“行”（《論語·子路》）都與(yu) 之一致。

二、“文武之政”與(yu) “方策”

孔子認為(wei) “為(wei) 政在於(yu) 得人”，當魯哀公向孔子問政時，孔子說：“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ju) ；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也。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小。《儀(yi) 禮·聘禮》曰：“束帛加書(shu) 將命，百名以上書(shu) 於(yu) 策，不及百名書(shu) 於(yu) 方。”《儀(yi) 禮·既夕禮》曰：“書(shu) 賵於(yu) 方，若九、若七、若五。書(shu) 遣於(yu) 策。”孔子時代，人亡政息，但在方版和竹簡上還保留著周文王和武王的為(wei) 政之道。

在西周春秋時期，當有不少重要的文獻保留在方版和竹簡上。清朝光緒版的《嘉祥縣誌》著錄了《周宣王冊(ce) 命魯武公金版》，據該書(shu) 介紹，記載，周宣王冊(ce) 命魯武公金版；有人說：山名魯宅，魯先公塚(zhong) 墓在此可信。考冊(ce) 文年代，義(yi) 意符合，文亦大似周誥。雲(yun) 螭，其內(nei) 以銀線界作豎格，好像清代殿試策，“字痕皆赤，所謂丹書(shu) 也”。說到丹書(shu) ，我們(men) 不禁想到《大戴禮記·武王踐阼》中師尚父所說的“皇帝、顓頊之道”，這些極其寶貴的內(nei) 容就保存在丹書(shu) 之中。

其實，周初就有將重要文獻鑄於(yu) 金版的習(xi) 慣，如《逸周書(shu) ·大聚》記周武王向周公請教調和殷政的辦法，武王就令冶官把周公的話“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武儆》篇記武王立後嗣時曾“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shu) ”，其中，“金枝”即為(wei) “金板（版）”之誤，是說《郊寶》乃是鑄在銅版上的文件。《六韜》原稱《金版六韜》，相傳(chuan) 為(wei) 周初薑太公所作，《群書(shu) 治要》卷三十一《六韜》之《武韜》中有太公雲(yun) 雲(yun) ，“文王曰：善，請著之金版。”

除了金版，更多的材料應記錄在竹木所製成的簡冊(ce) 上。《孔子家語·禮運》記孔子說：“昔大道之行，與(yu) 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記焉。”“三代之英”包括文、武、成王、周公，孔子雖然沒趕上這一時代，但畢竟有“記”。“記”即記載，《禮記·禮運》作“誌”，朱彬引劉台拱曰：“識也，識記之書(shu) 。”

細察《周書(shu) 序》，《保訓》應不在《逸周書(shu) 》七十篇中（李學勤先生說）。但在內(nei) 容的性質上，《保訓》與(yu) 《逸周書(shu) 》的許多篇章十分相似。我們(men) 認為(wei) ，《逸周書(shu) 》許多篇章如《文儆》《文傳(chuan) 》《柔武》《大開武》《小開武》《寶典》《酆謀》《寤儆》以及《大聚》《武儆》《無權》等等，可能都是周初流傳(chuan) 下來的記載“文武之政”的“方策”。

三、“文武之道”與(yu) 周政

所謂“文武之道”，既是“周道”，也是孔子所推尊的“王道”。“文武之道”的形成有周族自身縱向的發展過程，也有周族與(yu) 夏商橫向的相互學習(xi) 與(yu) 影響。

自周人始祖後稷開始，周族自身的文化傳(chuan) 統便開始形成。後稷名棄，善於(yu) 農(nong) 業(ye) 耕作，在當時特定的曆史文化背景下頗受重視。《史記·周本紀》敘述說：“棄為(wei) 兒(er) 時，屹如巨人之誌。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wei) 成人，遂好耕農(nong) ，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ju) 棄為(wei) 農(nong) 師，天下得其利，有功。”

後稷被堯任命為(wei) 農(nong) 師以後，他的後代子孫長期世襲，擔任此職，都被稱為(wei) “後稷”。所以《史記·周本紀》說“後稷之興(xing) ，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後稷這一職務一直到“夏後氏政衰”之時，周族祖先方“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的孫子公劉雖在戎狄之間，仍然複脩後稷之業(ye) ，務耕種，行地宜，取材用，使得“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因此，百姓多徙而保歸，影響越來越大。故太史公司馬遷說：“周道之興(xing) 自此始”。

公劉之後，數傳(chuan) 至古公亶父。“古公亶父複脩後稷、公劉之業(ye) ，積德行義(yi) ，國人皆戴之。”此時，周人已經開始了“剪商”的事業(ye) 。其子公季繼位後，“脩古公遺道，篤於(yu) 行義(yi) ，諸侯順之”。（《史記·周本紀》）“周道”繼續得以發揚。

真正興(xing) 盛周族、振興(xing) “周道”的自然是周文王。文王年少時即得古公亶父喜愛，父親(qin) 公季去世後，文王姬昌即位。《周本紀》說：姬昌“遵後稷、公劉之業(ye) ，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他逐漸成為(wei) “西伯”，天下三分有其二，為(wei) 西方諸侯之長，也使周族加快了消滅商朝的步伐。

“周道”在文王時的發展自然得益於(yu) 文王對堯、舜以來夏、商文化傳(chuan) 統的吸收和繼承。文王被囚於(yu) 羑裏的時候，“蓋益《易》之八卦為(wei) 六十四卦”（《史記·周本紀》），這無疑是文王在繼承作為(wei) 夏、商之《易》的《連山》《歸藏》基礎上的發展。“清華簡”《保訓》的發現，使我們(men) 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文王對前代文化的學習(xi) 與(yu) 繼承。

文王之後，武王滅商，取得天下。後來，周人後裔所作的頌詞中說，周族在後稷時“奄有下國，俾民稼穡”，又說“奄有下土，纘禹之緒”（《詩經·魯頌·閟宮》），顯然是指夏朝時的受封。周人繼承了夏政，而在《保訓》篇中，文王不但說到了堯舜，還說到了商朝先公以及殷商的開國者商湯。

由《保訓》之“訓”，我們(men) 想到“周道”中的“訓典”。後來，周穆王時的大臣祭公謀父曾說：不窋“自竄於(yu) 戎狄之間。不敢怠業(ye) ，時序其德，遵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史記·周本紀》。這裏的記載也見於(yu) 《國語·周語上》）。其中的“脩其訓典”，一般籠統地說是修其訓教典法。這裏或許是實指，後來的周代訓典籍或者頗有來曆。

周人常常提到先王之訓，如：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於(yu) 遺訓而谘於(yu) 故實，不幹所問，不犯所谘。”（《國語·周語下》）

若啟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xing) 者，皆可知也。（《國語·周語下》）

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國語·魯語上》）

《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國語·鄭語》）

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yi) 焉。（《國語·楚語上》）

從(cong) “清華簡”《保訓》中，我們(men) 不難看出“訓典”的重要意義(yi) 。從(cong) 本質上講，訓教關(guan) 涉上古帝王所認同的核心價(jia) 值，正如有人所言，某種程度上它具有中國古代文化“元”的意味，其重要性無論如何評介都不過分。

周代先公先王的訓典，史書(shu) 或稱之為(wei) “訓語”、“遺訓”等。《逸周書(shu) 》首卷開頭即有《度訓》《命訓》《常訓》三篇，應當屬於(yu) 周訓一類。《周書(shu) 序》稱“三訓”皆成於(yu) 周文王時，說：

昔在文王，商紂並立，困於(yu) 虐政，將弘道以弼無道，作《度訓》；殷人作教，民不知極，將明道極以移其俗，作《命訓》；紂作淫亂(luan) ，民散無性習(xi) 常，文王惠和化服之，作《常訓》。

“訓”有訓教之意，既名曰“訓”，其出於(yu) 周先公、先王便合乎道理。《度訓》等三篇以“訓”為(wei) 名，皆言為(wei) 政牧民之道，而且各篇從(cong) 天道、民性問題談起，內(nei) 容豐(feng) 富，“理極精深”（蔣善國：《尚書(shu) 綜述》第44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周訓既為(wei) 先王遺訓，自然會(hui) 支配到周人的政治思維，理應也影響到儒家的學說。

文王之後，武王姬發、周公姬旦繼承發揚文王之誌，極大地光大的“周道”，所謂“文武之道”至此成為(wei) 後世推尊的典範。如《禮記·雜記下》說：“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文王之道”更收到儒家的推崇，據《論語·子張》記載，衛公孫朝問於(yu) 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yu) 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子弟子明確說孔子所學就是“文武之道”。《中庸》說孔子“憲章文武”正是指此而言。

四、周代的“以刑教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周文王遺言中，他重點講了“中”，短短的一篇《保訓》竟然四次說到了“中”，著實格外引人注目。

文王所講的兩(liang) 個(ge) 故事如下：

昔舜久作小人，親(qin) 耕於(yu) 曆丘，恐求中，自稽厥誌，不違於(yu) 庶萬(wan) 姓之多欲。厥有施於(yu) 上下遠邇，迺易位邇稽，測陰陽之物，鹹順不擾。舜既得中，言不易，實變名，身滋備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隆)之德。帝堯嘉之，用受厥緒。嗚呼！發，欽之哉！

昔微矵（假）中於(yu) 河，以複有易，有易服厥罪。微無害，迺歸中於(yu) 河。微誌弗忘，傳(chuan) 貽子孫，至於(yu) 成唐（湯），祗備不懈，用受大命。

如果大致概括，這兩(liang) 個(ge) 故事一是講如何學會(hui) 增長才幹，理解人生，懂得社會(hui) ；二是怎樣懂得把握方式，處理矛盾，恰到好處。

文王之訓誡顯然起到了作用。據記載，武王臨(lin) 終時，對輔佐成王的周公諄諄囑托，要他以“中”教訓，使年幼的成王不僅(jin) 地位穩定，而且要盡快成長。《逸周書(shu) ·五權解》說：

維王不豫，於(yu) 五日召周公旦，曰：“嗚呼，敬之哉！昔天初降命於(yu) 周，維在文考，克致天之命。汝維敬哉！先後小子，勤在維政之失。……

在這些話之後，周武王還希望周公：

克中無苗，以保小子於(yu) 位。

維中是以，以長小子於(yu) 位，實維永寧。

其中，克，允之。苗，借為(wei) 謬。所謂“克中無苗”，就是做到適中無邪；以，用也。所謂“維中是以”，就是唯中是用。由此不難察見武王對於(yu) “中”的重視。

“清華簡”《保訓》公布後，學者們(men) 對其中的“中”進行了不少研究，也出現了五花八門的解說。其實，這裏的“中”就是儒家倡言的“中道”，竹簡整理者李學勤先生很早就指出這一點。（李學勤先生：《周文王遺言》，《光明日報》2009年4月13日）這裏所謂“中”就是處事之“中”。

西周時期，“中道”思想一定很受重視。《逸周書(shu) ·武順解》記載周人的論述說：“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東(dong) 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這種樸素的“人道”主張卻與(yu) “天道”、“地道”合觀，將人放在天地之間，沒有孤立地看待人的問題。在這裏，人道尚“中”被認為(wei) 像“日月西移”和“水道東(dong) 流”那樣為(wei) 自然而然，理應如此。所謂“耳目役心”實際是“耳目役於(yu) 心”，也就是說，人們(men) 看到的、聽到的信息，要用心去思考、分析、把握，要有透過現象看本質的能力，隻有這樣才能達到人道之“中”。

那麽(me) ，這個(ge) “中”的標準是什麽(me) ？這個(ge) “中”就是“禮”。符合禮的為(wei) “中”，不符合禮的就不是“中”。所以《逸周書(shu) ·武順解》又說到：“天道曰祥，地道曰義(yi) ，人道曰禮。”這裏的“禮”就是符合天理、人情的禮，它包含兩(liang) 層意思：其一，道理。有“理應如此”之意。《孔子家語·論禮》記孔子說：“夫禮者，理也；樂(le) 者，節也。無禮不動，無節不作。”（《禮記·仲尼燕居》也有同樣的記載）

在西周的製度中，“中道”理念一定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如西周職官中有“師氏”，其具體(ti) 職掌就是掌握邦國事情是否合乎法度，是否符合禮製。《周禮·地官司徒》：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鄭玄注曰：“教之者，使識舊事也。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

按照周人的傳(chuan) 統，國家治理的最高境界自然是以德治國，實行德政。然而，任何時期都可能有“化之弗變，導之弗從(cong) ，傷(shang) 義(yi) 以敗俗”（《孔子家語·刑政》），因此，在政治治理中，“刑”就成為(wei) 不可或缺的了。

那麽(me) ，怎樣用刑才能起到最好的懲戒作用？怎樣用刑才能達到最佳的社會(hui) 效果？這種“最好的懲戒作用”和“最佳的社會(hui) 效果”，恐怕就是用刑的“中”。如果做到了這一點，社會(hui) 就能穩定，社會(hui) 也能發展。因此周代十分重視“以刑教中”，通過刑罰使人們(men) 了解曲直，分清是非，以使正氣得到弘揚，正義(yi) 得到伸張。很顯然，把握刑罰之“中”十分緊要！因此，在西周時期，司徒作為(wei) 教民、治民之官，其分大、小司徒與(yu) 師保之屬，其中，在“大司徒”職責的所謂“十二教”中，其中第七項就是“以刑教中”。《周禮·地官司徒》說：“以刑教中，則民不虣”。虣，通“暴”。哪裏能夠真正做到“以刑教中”，哪裏的社會(hui) 秩序就會(hui) 好起來，哪裏就會(hui) 少一些“傷(shang) 義(yi) 以敗俗”的人。

社會(hui) 風俗的好壞是由多方麵的因素決(jue) 定的。但不容否認，做到刑罰之“中”十分緊要。如果違法不究，執法不嚴(yan) ，處置不公，懲罰失當，勢必造成嚴(yan) 重的社會(hui) 後果，並在社會(hui) 風氣中顯現出來。所以孔子說：“禮樂(le) 不興(xing) ，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論語·子路》）當然，要真正避免“刑罰不中”，絕不是輕而易舉(ju) 的事情，它需要執法者對人生與(yu) 社會(hui) 的深刻認知，需要執法者的公平與(yu) 公正。需要希望“天地位”、“萬(wan) 物育”的良知與(yu) 良能。

五、“文武之政”新識

作為(wei) 周文王遺言，“清華簡”《保訓》給我們(men) 帶來了許多新的認識，它啟示我們(men) 思考更多的問題，原來不少模糊、朦朧的認識變得清晰、生動起來。

首先，“文武之政”基礎深厚、內(nei) 涵豐(feng) 富。

與(yu) 中國學術史的特殊背景密切相關(guan) ，長期以來，人們(men) 懷疑《逸周書(shu) 》《竹書(shu) 紀年》《周禮》《孔子家語》乃至《史記》等的相關(guan) 記載，對中國上古文明的發展程度估價(jia) 偏低，所以很少有人相信典籍中關(guan) 於(yu) “文武之政”的記述。新出土簡帛書(shu) 籍不像傳(chuan) 世文獻那樣經過了後人的傳(chuan) 抄，因此，它可以用來檢驗以往研究的得失，印證相關(guan) 傳(chuan) 世文獻的記載，從(cong) 而矯正我們(men) 的一些認識。

在“清華簡”《保訓》篇中，文王訓導作為(wei) 太子的武王發，他認真總結前人經驗，說明他不僅(jin) 重視周族自身的文化傳(chuan) 統，也認真借鑒堯舜以來的思想文化成果。孔子說周禮乃是“損益”夏、商之禮而來，周文化對於(yu) 夏、商文化的繼承，在文王、武王身上已經開始有所體(ti) 現。在古公亶父的基礎上，文王繼續繼承後稷、公劉之業(ye) ，使周族興(xing) 盛起來，並具備了“用受大命”的條件，為(wei) 武王最終取代殷商而有“天命”打下了堅實基礎。

前麵提到，《逸周書(shu) 》中的許多篇章具有重要價(jia) 值，《保訓》篇的發現使我們(men) 對這一問題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如《逸周書(shu) 》中的《文儆解》《文傳(chuan) 解》，《周書(shu) 序》曰：“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變，作《文儆》”；“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chuan) 》”。文王在位時間很長，他的晚年最為(wei) 牽掛或者念念於(yu) 懷的自然是消滅殷商的大業(ye) ，因此他也一定及其關(guan) 心太子的成長。我們(men) 認為(wei) ，“清華簡”《保訓》的發現不僅(jin) 不會(hui) “排斥”《文儆解》《文傳(chuan) 解》，反而應該更加映襯出這些篇章的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文儆解》開頭說：“維文王告夢，懼後嗣之無保，庚辰，詔太子發曰：‘汝敬之哉！民物多變，民何向非利？利維生痛，痛維生樂(le) ，樂(le) 維生禮，禮維生義(yi) ，義(yi) 維生仁。’”《文傳(chuan) 解》則記載文王說：“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yu) 我所守，傳(chuan) 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忠信而誌愛，人君之行。”其思想與(yu) 《保訓》完全一致。

實際上，文王訓誡後人尤其太子發的文獻一定還有不少。除了我們(men) 前麵提到的《周書(shu) 》“三訓”（《度訓》《命訓》《常訓》），已經亡佚的《八繁解》也應當屬於(yu) 此類。《周書(shu) 序》說：“文王訓乎武王以繁害之戒，作《八繁》。”

與(yu) 文王一樣，武王也十分重視曆史經驗的總結與(yu) 借鑒。例如，《大戴禮記》中有《武王踐阼》篇，據該篇記述，周武王即位之初，曾經向大夫們(men) 征求可以恒久指導後世子孫行為(wei) 的簡約名言，眾(zhong) 人不知。當問及師尚父（薑太公）“皇帝、顓頊之道”時，師尚父遂引導武王，告知他保存著的丹書(shu) 之言，大意是應當敬而不怠、行義(yi) 滅欲。他還告誡武王，要“以仁得之，以仁守之”。武王聽了，感到十分震撼，於(yu) 是寫(xie) 成戒書(shu) ，在自己能夠常常看到的許多地方銘刻下來，以隨時提醒自己。其實，這樣的材料在《逸周書(shu) 》的許多篇章中都有體(ti) 現。（請參看楊朝明：《〈逸周書(shu) 〉有關(guan) 周公諸篇芻議》，見楊朝明：《儒家文獻與(yu) 早期儒學研究》，齊魯書(shu) 社，2002年；《〈逸周書(shu) 〉所見滅商之前的周公》，《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08年第1期）綜合認識和研究有關(guan) 的這些文獻，會(hui) 發現周初的思想內(nei) 涵十分豐(feng) 富，從(cong) 而會(hui) 對“文武之政”的內(nei) 涵有一個(ge) 全新的認識。

第二，孔子思想與(yu) “文武之政”一脈相承。

在孔子的思想學說中，“中庸”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庸”的內(nei) 涵是什麽(me) ，人們(men) 有種種解說。其實，所謂“中庸”就是“中用”，即“用中”，也就是如何“使用中道”。。《說文》中說：“庸,用也。”《尚書(shu) ·堯典》有“疇谘若時登庸”，《詩·王風·兔爰》有“我生之初,尚無庸”，《詩·齊風·南山》有“齊子庸止”等等，其中的“庸”都是“用”的意思。

從(cong) 《易經》看，“庸”在先秦時期與(yu) “用”字相通。借助郭店楚簡《五行》和文獻學的幫助，考辨“中庸”的原義(yi) 乃是“用中”。“用中”也就是用心，用心之道就是“誠”。鄭《目錄》解說“中庸”之書(shu) 雲(yun) ：“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wei) 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

從(cong) 這樣的意義(yi) 上理解“中庸”，“中”就是處理事情時要把握分寸，要將事情處理得恰到好處。孔子說：“執其兩(liang) 端用其中。”但是，“中”卻不是一眼看透的事，也不是數理意義(yi) 上的“中間”。所以，孔子所謂“中”與(yu) 《尚書(shu) 》“十六字心傳(chuan) ”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前後貫通的。曾幾何時，“中庸”卻備受誤解，人們(men) 認為(wei) 它即是所謂的“折衷”、“調和”，還有的將中庸理解為(wei) “和稀泥”、“折衷主義(yi) ”。其實，孔子認為(wei) “和稀泥”的人就是“鄉(xiang) 願”，這種“鄉(xiang) 願”是“德之賊”，是道德的敵人和敗壞者。時至今日，依然還時常有似是而非的論調，認為(wei) 中國近代的落後的根源就在於(yu) 中國人“太中庸”了，中庸思想竟然成了中國落後的罪魁，罪莫大焉！今天，有《保訓》作為(wei) 重要的旁證，這樣的誤解就容易消除了。

在對孔子的評價(jia) 中，有一個(ge) 事例比較典型，這就是孔子對待“女子”的態度。《論語·陽貨》記孔子曰：“唯女子與(yu) 小人為(wei) 難養(yang) 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不少人以之為(wei) 孔子“輕視婦女”的鐵證。其實，孔子斯語，包含了“女子難養(yang) ”和“小人難養(yang) ”，而在《尚書(shu) 》《逸周書(shu) 》中都有“小人難保”一語，所謂“保”，《說文解字》明確說：“保，養(yang) 也。”“小人難保”即“小人難養(yang) ”。這裏的“小人難保”對正確理解孔子的話很有價(jia) 值。

《逸周書(shu) ·和寤解》記周武王的話說：“嗚呼，敬之哉！無競惟人，人允忠。惟事惟敬，小人難保。”這裏說因為(wei) “小人難保”，故應“惟事惟敬”。這正是周人傳(chuan) 統的“敬德保民”思想的體(ti) 現。不難理解，孔子強調“小人難養(yang) ”，也一定是秉承周人的牧民思想，針對各層各級“養(yang) 民”者（即所謂統治或管理者）而說的。孔子思想與(yu) 文王、武王、周公等一脈相承，由周初文獻可知，孔子說“小人難養(yang) ”不僅(jin) 不含有輕視“小人”的意義(yi) ，反而反映出他對這一群體(ti) 的重視。同樣的道理，孔子說“女子難養(yang) ”恐怕也不是什麽(me) 輕視婦女。

通過這一典型的例子，我們(men) 認識到孔子思想與(yu) “文武之政”一脈貫通的意義(yi) ，它不僅(jin) 可以理解孔子思想與(yu) 周人傳(chuan) 統觀念的聯係，還有助於(yu) 理解孔子學說，甚至糾正對孔子思想的一些錯誤的認識。

第三，“文武之政”是儒家的理想政治樣板。

作為(wei)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主張“王道”，推崇“三代明王”。在孔子的心目中，“三代明王”之治體(ti) 現了政治治理的最高境界，所以，他“述而不作”，據《孔子家語·禮運》篇，孔子的政治理想就是實現社會(hui) “大同”，而這樣的“大同”之世，就是指的“三代之英”。（《禮運》篇既見於(yu) 《孔子家語》，又見於(yu) 《禮記》。對於(yu) 該篇，人們(men) 多有誤解。請參閱楊朝明：《〈禮運〉成篇與(yu) 學派屬性等問題》，《中國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

所謂“三代之英”即三代時期的英傑人物，當然是指的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等人。孔子推崇三代聖王（即文獻所說的“三王”），後世所謂的“孔子之道”，實際就是孔子推崇的三代聖王之道，所以，孔子作《春秋》的意義(yi) 就在於(yu) 《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孔子雖然也崇尚“五帝”，但正如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所言：“學者多稱五帝，尚矣。”關(guan) 於(yu) 黃帝等上古帝王的事跡，“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也曾經回答弟子宰我問五帝之德，但“儒者或不傳(chuan) ”。相比之下，孔子更加推崇三代聖王。這樣的材料很多，如：

《禮記·表記》：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

《禮記·哀公問》：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

上博竹書(shu) 《從(cong) 政》篇有孔子曰：“昔三代之明王之有天下者，莫之餘(yu) （予）也，而（終）取之，民皆以為(wei) 義(yi) 。……其亂(luan) 王，餘(yu) （予）人邦家土地，而民或弗義(yi) 。”

而且，孔子時代，三代聖王之治為(wei) 社會(hui) 普遍認可。因為(wei) 推崇三王者不止儒家，如《墨子·魯問》雲(yun) ：“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裏之諸侯也，說忠行義(yi) ，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仇怨行暴，失天下。”

孔子思想與(yu) “文武之政”血脈相連，決(jue) 定於(yu) 孔子對“文武之政”的認識和理解。“文武之政”體(ti) 現的“文武之道”為(wei) 孔子格外推崇，《中庸》說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朱熹《四書(shu) 章句集注》注解說：“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法，即法則、做法。堯舜年代久遠，而“文武之政”還在，足可以為(wei) 法則。“文武之政”指周初文王、武王乃至周公的治國方略。文、武、周公明德慎罰、民惟邦本、修身重人，深受後人推崇。直到春秋孔子時代，“文武”的政治方略仍是“未墜於(yu) 地，在人”，孔子還以“文武之政”指導魯哀公，可見孔子對“文武之政”是備加尊崇的。

孔子尊崇“三王”，更提出尊崇“周政”。例如，據《孔子家語·執轡》篇記載，孔子弟子閔子騫為(wei) 費宰，問政於(yu) 孔子。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nei) 史為(wei) 左右手，以德法為(wei) 銜勒，以百官為(wei) 轡，以刑罰為(wei) 策，以萬(wan) 民為(wei) 馬，故禦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孔子又說：“古之禦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塚(zhong) 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yi) ，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wei) 轡，司會(hui) 均仁以為(wei) 納，故曰：禦四馬者執六轡，禦天下者正六官。”孔子這裏所說的“六官”即是《周禮》中的塚(zhong) 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將《周禮》六官以及太宰一職的職掌與(yu) 孔子的論述相對應的部分一一對照，不難發現他們(men) 之間的內(nei) 在聯係。關(guan) 於(yu) 這一點，我們(men) 曾經進行專(zhuan) 門探討（詳請看楊朝明：《〈孔子家語·執轡〉篇與(yu) 孔子的治國思想》，《中國文獻學叢(cong) 刊》第一輯，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2003年3月；收入楊朝明：《儒家文獻與(yu) 早期儒學研究》，齊魯書(shu) 社，2002年）。種種材料顯示，“文武之政”是孔子儒家的理想政治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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