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期勞動問題的雙重麵向

——以厚生紗廠招工事件為(wei) 例

作者：李豔可（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原道》第38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

（《新青年》）

內(nei) 容提要：五四時期，提倡勞動、尊崇勞工、改善勞動待遇的勞工神聖思潮風起雲(yun) 湧。在這種普遍關(guan) 切勞動問題的社會(hui) 氛圍中，輿論界對上海厚生紗廠招收湖南女工一事給予了熱切關(guan) 注。

輿論界自認為(wei) 代表了女工的利益，與(yu) 黃本操、穆藕初為(wei) 代表的資方就工作機製、薪資待遇、女工人格等問題展開了激烈論爭(zheng) ，反映了勞動問題要求改善勞動者政治地位的麵向；由於(yu) 彼時謀生人數眾(zhong) 而工作機會(hui) 少的普遍經濟現狀，女工們(men) 迫於(yu) 生計，不得不對嚴(yan) 苛的紗廠工作趨之若鶩。

女工的現實抉擇折射出勞動問題為(wei) 勞動者謀求生存的基礎性麵向。在學理抑或現實層麵來看，勞動問題都具有謀生存與(yu) 謀地位的雙重麵向，二者程度上雖有先後之分，但皆為(wei) 勞動問題的重要內(nei) 容。

但由於(yu) 時代潮流的影響，五四時人的思維偏於(yu) 激進，往往更注重求地位的麵向，卻相對忽略了更為(wei) 基礎性的求生存麵向。

關(guan) 鍵詞：勞工神聖；厚生紗廠；女工；五四；勞動問題

以往學術界對勞動問題的研究，多囿於(yu) 革命史範式，近年來此種情況發生變化，基於(yu) 思想史、社會(hui) 史角度的研究得到加強。但是，在既有研究中，學者們(men) 所強調的多是改善勞動者地位的麵向，對於(yu) 謀求勞動者基本生存需求的麵向卻關(guan) 注不夠。

本文以1920年上海厚生紗廠招收湖南女工事件為(wei) 中心，通過分析事件中知識界、資方和女工不同的價(jia) 值預設和現實訴求，探討其中折射出來的勞動問題的雙重麵向。

在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既是對既有研究視角的拓展與(yu) 深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yu) 重思當代中國的勞動問題與(yu) 婦女研究。

一、厚生紗廠在湘招收女工事件緣起

五四時期，提倡勞動、尊崇勞工、改善勞動待遇的勞工神聖思潮風起雲(yun) 湧，不唯時髦的學者和政客滿口勞工神聖，就是那些稍稍涉獵日報雜誌的人，也時常將之掛在嘴邊。

1918年11月，蔡元培發表了題為(wei) 《勞工神聖》的演說，熱情歌頌為(wei) 中國帶來戰勝國榮耀的一戰華工，預言“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李大釗緊隨其後，在《庶民的勝利》的演講中也將一戰的勝利歸功於(yu) 勞工，認為(wei) “今後的世界將變成勞工的世界”。

羅家倫(lun) 也將俄國“勞動者戰勝資本家”的革命視為(wei) 20世紀不可阻擋的世界新潮。激進的社會(hui) 主義(yi) 者陳獨秀更是直言“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將勞工視作“社會(hui) 的台柱子”，他甚至還要打破儒家“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yu) 人”的舊觀念，建構“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於(yu) 人”的新倫(lun) 理。

勞工神聖思潮日益風靡，有識之士紛紛要求保障勞工的基本權利、改善勞工的經濟待遇。1918年，中國誕生了第一個(ge) 以勞動命名的刊物《勞動》月刊，此後專(zhuan) 門麵向勞工的刊物大量湧現。

之前不入中國人清夢的五一勞動節終於(yu) 進入國人認知領域，被各界廣泛紀念。1919年5月1日，報界的《晨報》首開先河，開辟了勞動節紀念專(zhuan) 欄。1920年五一節的時候，不僅(jin) 《晨報副刊》延續了這種傳(chuan) 統，《星期評論》《民國日報·覺悟》《時事新報·學燈》《北京大學學生周刊》《新青年》《星期評論》《新社會(hui) 》等明星刊物也先後出版紀念專(zhuan) 號。

北京大學等高校也舉(ju) 行隆重的紀念活動，教授們(men) 發表演說，學生們(men) 散發宣傳(chuan) 品，校役和學生一起在遊行隊伍中高呼“勞工神聖”。一些覺悟的勞工不僅(jin) 參加了慶祝勞動節的集會(hui) 遊行，而且在報刊上撰文批露勞工群體(ti) 的生存狀況，表達自己的所憂所思。

在這種普遍關(guan) 切勞動問題的社會(hui) 氛圍中，上海厚生紗廠招收湖南女工事件引發了輿論界的熱烈討論。上海實業(ye) 界棉紗巨子穆藕初，素有實業(ye) 救國之心，陸續創辦了德大、厚生、豫豐(feng) 等紗廠，皆經營良好。

（上海厚生紗廠）

1920年初，為(wei) 了擴大經營，厚生紗廠決(jue) 定擴招女工。一般而言，厚生紗廠招工會(hui) 就近選擇蘇鬆常太等周邊地區，此次招工也不例外，但與(yu) 往年不同的地方在於(yu) ，紗廠特意在總額中挪出了五十個(ge) 名額預留給湖南女工。

穆藕初此舉(ju) 主要基於(yu) 以下幾點考慮：其一，出於(yu) 人道主義(yi) 的悲憫。位於(yu) 華中地區的湖南是曆次南北戰爭(zheng) 的必爭(zheng) 之地，迭遭戰亂(luan) ，加之政治不良，幣製混亂(luan) ，湘省的經濟發展受到了極大破壞，民眾(zhong) 生活窘迫，貧苦度日，婦女的狀況尤其慘淡，此次招募女工進廠至少可使她們(men) 得工資以果腹。

其二，湘籍工頭黃本操的多次殷切請求。黃本操中學畢業(ye) 後即赴滬謀生，在厚生紗廠工作了三年，由於(yu) 其工作踏實，“性格殊直爽，有骨節無習(xi) 氣”，穆藕初十分信任他，稱讚他為(wei) “現時青年中不可多得之士”。對於(yu) 黃本操關(guan) 懷桑梓的殷切請求，穆藕初大為(wei) 觸動。

其三，基於(yu) 振興(xing) 湘省紡織工業(ye) 裨益民生的考量。湖南第一紡織廠開工在即卻又麵臨(lin) 著股本不足的難題，不得不派員趕赴上海、武漢等紡織業(ye) 發達之地募集股款，同為(wei) 民族企業(ye) 家，穆藕初自然期望湖南的紡織業(ye) 也得以振興(xing) ，希望此次招工可以為(wei) 湖南培養(yang) 出紡紗熟手，促進湖南紡織工業(ye) 的發展，進而“開內(nei) 地女界力食之風”。

明乎穆藕初招收湖南女工的緣由，厚生紗廠招工事件漸次展開。1920年1月14日，厚生紗廠正式推出招工計劃，在長沙《大公報》發布招工簡章，詳細介紹了招聘要求和待遇，並派黃本操赴長沙具體(ti) 負責招工事宜。

其時“勞動主義(yi) ”正盛，湘省輿論界並不反對湖南的女子到外地做事，但是他們(men) 甚不滿意於(yu) 此次招工的女工待遇，認為(wei) 此事不僅(jin) 關(guan) 乎五十名可憐的湖南女工，而且關(guan) 乎中國的工人製度，因而在上海《時事新報》、長沙《大公報》和《湖南日報》《星期評論》《新青年》等報刊上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資方的黃本操、穆藕初也先後給予了回應。

二、知識界與(yu) 資方圍繞事件展開的論爭(zheng)

聳動於(yu) “勞工神聖”之思，知識界試圖將勞動者地位的提高落到實處，批評紗廠的工作要求不合情理，要求改善女工待遇，資方則認為(wei) 知識分子不明實業(ye) 發展之艱難，將其要求斥之為(wei) “不負責任之論調”。細而察之，雙方的分歧主要在於(yu) 對此次招工涉及的工作機製、薪資待遇、女工人格等問題的看法不同。

（一）關(guan) 於(yu) 工作機製

招工簡章規定：工人進廠後“每日工作十二小時為(wei) 一班。每星期互換日夜班，每逢星期日休息”，關(guan) 於(yu) 這一條的爭(zheng) 論便圍繞十二小時的工作時長和日夜輪班的工班安排這兩(liang) 個(ge) 問題展開。

（《星期評論》）

知識界主要從(cong) 女工的角度考量，從(cong) 生理健康與(yu) 世界工製的改革潮流兩(liang) 方麵質疑這種工作安排的不合情理。資方的黃本操、穆藕初則從(cong) 振興(xing) 民族紡織業(ye) 與(yu) 國內(nei) 各紗廠的工作時長為(wei) 標的，認為(wei) 此種工作機製情有可原。

知識界多從(cong) 女工的生理健康立論，要求縮短工時、取消夜班。“栢榮君”首先對紗廠展開批駁，認為(wei) 女工每天工作時間長達十二小時，又要輪班做晚工，長此以往肯定會(hui) 妨害女工的生理健康。

“亞(ya) 文君”也持相同見解，批評紗廠每日讓機械工作二十四小時、女工工作十二小時的行徑簡直是“把女工當作折半的機械”，慨歎“女工們(men) 怕是要壽命不長了”。“佛蘭(lan) 克君”解釋了擔憂的緣由：“不管女子的身體(ti) 如何強壯，到了月經的時候，總不能過勞”，過勞則有礙女工生育能力。

對此，黃本操列出四點理由予以回應：第一，勞動強度方麵，“工廠紡織皆以機器，女工不過作接斷紗等事”，女工的工作並不勞苦。第二，為(wei) 了發展民族經濟，振興(xing) 國貨，值此“中外紡紗業(ye) 競爭(zheng) 之時，為(wei) 戰勝外國紗廠，工作時間長，係不得已也”。

第三，正是考慮到這種工製可能會(hui) 對工人身體(ti) 有所損害，因而招工之時必選身體(ti) 強壯能耐勞者。第四，“十二時工作，是上海各紗廠現行的通例，並非厚生一家如是，也不是對於(yu) 湖南女工作工時間的特別辦法”，故無須調整。

黃本操的解釋立即遭到了反駁。“栢榮君”援引招工簡章“先習(xi) 搖紗”的規定，認為(wei) “搖”字反映了工廠內(nei) 的工作要用體(ti) 力，必不像黃本操所說那樣。工作時長方麵，“栢榮君”認為(wei) 每日十二小時的體(ti) 力勞工是“要性命相交的”，非“不得已”這三個(ge) 字就可了之的。

再者，招募身體(ti) 強壯能耐勞者純屬欺人之談，在這種工作製度下，即便是身體(ti) 強壯能耐勞苦的女工，身體(ti) 也必會(hui) 受到損害。

“黃醒君”是一個(ge) 研究女子體(ti) 育的人，對工廠工作是否會(hui) 影響女子健康最有發言權。他首先闡述了“日夜輪工的輪替製不合於(yu) 衛生”的兩(liang) 大理由：

第一，“日光中空氣和人的關(guan) 係，正同河海裏的水和魚一樣”，而做日工的人早上進廠的時候剛剛有光，下班的時候太陽已經落山，不能和日光中的空氣有十分鍾的接觸；做夜工的人白天雖可見到日光，卻又不得不在室內(nei) 休息，終究還是接觸不到陽光；

第二，日夜顛倒的作息本來就難以讓人習(xi) 慣，加之要實行輪班製，每周都要重新調整，睡眠時間更難以形成規律，這在“衛生學上是最忌的”。

其次，“黃醒君”強調說，就算是體(ti) 格強健如男子的女工，也比男子多一件事——月經，若是生理期的時候正巧趕在寒夜裏做工，定會(hui) 受涼而損害康健和生育能力。

再次，“黃醒君”指出了女工罹患職業(ye) 疾病的可能性：“女工在工作時若內(nei) 急卻又不能脫身，或是長時間久站、久坐，都會(hui) 導致便秘”。這些情況的發生無疑都會(hui) 損害女工的身體(ti) 健康。

“負廠君”和“兼公”則援引世界工製的改革潮流抨擊十二小時工作製的落後，闡發縮短工時的必要性。“兼公”指出，八小時工作製已經成為(wei) 世界潮流，不僅(jin) 歐美各國，就連日本也快要實行了，希望穆藕初能盡快覺悟。

“負廠君”指出，即便在勞動會(hui) 議召開之前，各國的勞動時長“也沒有超過十二點鍾的”，且國外工廠多有優(you) 待女工的福利：“凡女工可以遲進工廠半點鍾，早退半點鍾”，相比之下，厚生紗廠的工作時長太過無情。此外，“負廠君”還從(cong) 紗廠管理的角度，引用阿製柏氏“勞動時間太長勞動率也隨著減低”的觀點，試圖進一步勸告紗廠縮短工時。

（《穆藕初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穆藕初隨即作出了回應。首先，他明確表示，阿製柏氏之法並不適用於(yu) 紗廠管理，真正適用紗廠作工之法的是美國戴樂(le) 爾君的學理管理法。其次，女工的工資“係按件給值”，工作時間越長，出產(chan) 愈多，工人所得工資也愈多，因而“我國各布廠女工大都要求工作至十三小時半”，相形之下，十二小時的工作時間並不算長。

最後，穆藕初指出“振興(xing) 民族工業(ye) 才是拯救時艱的良策”，斥責輿論界諸君立論太過武斷膚淺，批評他們(men) “未曾考求我國民生之現狀及工廠之真相”，不顧“我國人口眾(zhong) 多，工業(ye) 衰微，資本結合艱難，國民生活常識及工作能力幼稚”的實況，就片麵鼓吹勞動者之權利，譏諷這種“自殺主義(yi) ”的行為(wei) 必定會(hui) 損害中國實業(ye) 的發展。

對於(yu) 此種譏諷，知識界采取軟硬兼施之法，一方麵誇讚穆藕初顧念湘情的盛情美意，將其區別於(yu) “彼輩僅(jin) 知銅臭之資本家”，放在“識世界潮流”的留美學生之列，鼓勵其改良不人道之工製。另一方麵，以勞農(nong) 政府之主義(yi) 、世界罷工之潮流，以及“薩波達舉(ju) ”相恫嚇，奉勸穆藕初切實改良工製，為(wei) 勞工謀幸福。

（二）關(guan) 於(yu) 薪資待遇

薪資待遇方麵的討論主要圍繞工資和醫藥補助兩(liang) 個(ge) 要點。招工簡章規定的工資標準是“每月工資及膳費共約八元”，知識界認為(wei) 每月八元的工資太少，要求提高薪資，資方則認為(wei) 八元的月薪目前已經足夠女工花費，並承諾日後會(hui) 隨物價(jia) 和女工能力適當增加薪資。

醫藥補助方麵，由於(yu) 簡章並未提及，輿論界誤以為(wei) 工廠無此辦法而多所非議，經穆藕初澄清，厚生紗廠立廠之初就已實施了撫恤救濟之法，因而在這方麵得到了知識界的肯定。

工資方麵，很多撰文者認為(wei) 每月僅(jin) 八元的工價(jia) 實在太低，“與(yu) 每天十二小時工作創造的價(jia) 值不相匹配”，擔憂八元的月薪不夠維持女工的日常生活。“暢吾君”為(wei) 女工在上海必需的花銷算了一筆細賬：“每人每月至少要吃兩(liang) 塊錢的米，油鹽菜煤等至少也需兩(liang) 塊”，“衣服也需要花銷”。

加之女工每天的做工時間長達十二小時，身體(ti) 必然會(hui) 生病，“不僅(jin) 要扣工錢，還要額外支付醫藥費”，而上海的醫藥費又比湖南的要貴，如此算來，八元的工資捉襟見肘。

況且工作期限限定三年，三年之內(nei) 上海的生活程度必定增高，就算一些女工工作勤勉，“或許每月多得一二元”，也隻是杯水車薪，作用甚微。因而，“暢吾君”諷刺穆藕初一邊坐享“顧念湘省民生”之好聲名，另一邊卻“把女工當作機器和奴隸”。“栢榮君”也認為(wei) “女工每月實實在在落不得幾個(ge) ”，“遇到不幸的事，那才叫天不應，叫地不靈”。

對此，黃本操進行了回應。關(guan) 於(yu) 工資待遇，他說：“八元是該廠工資的最低額，雖說視能力增減，但事實上是有增無減的”，並且“上海工人火食每月至多決(jue) 不過四元”，工資是足夠女工日常需用的。如此，知識界才略微鬆口，認可“八元的月薪似可勉強支持女工生活”。

對於(yu) 提高薪資的要求，穆藕初引用西方諺語“世界不知汝為(wei) 誰，但問汝能作何事”之語予以回應，他說：諸君“尚不知湖南女工工作能力如何、責任心如何、果能勝任愉快否”，就“先斤斤於(yu) 工資之多寡”，“毋乃太不近情理”；不如“先謀工人之工作能力及責任心的增加”，“則工資自然隨之增加”。

撰文者針鋒相對，指出“責任心固與(yu) 工資為(wei) 正比例者也”，“貴廠對於(yu) 工人之生活不能有明確之保證，而先斤斤於(yu) 工作能力及責任心之有無，其毋乃太不近情理乎！”。陳獨秀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工廠此舉(ju) 在於(yu) 剝削女工的剩餘(yu) 價(jia) 值，若要打破這種現狀，“非得工人取得管理權不可”。

（陳獨秀）

知識界還提出了醫藥補助費問題。“亞(ya) 文君”質問資方：“若沒有特別補助費，女工遇著疾病等事，必要發生絕大的困難，現在我說他們(men) 每日做十二小時的工太多，恐怕他們(men) 到了那時候還要再加工作時間才能生活”。

“栢榮君”也擔憂女工突發疾病時沒有積蓄，無法及時治療，更憂慮女工因病死亡時工廠沒有相應的補償(chang) 措施。“負廠君”則援引外國工場法規“明定有保險、救恤、扶助的章程，並有種種保護生計的設備”，質問厚生紗廠有無明確的相關(guan) 規定。

黃本操回答說：“照廠中規則，工人疾病，由廠備有醫藥；但不作工須按日扣薪。工人不幸死亡，由廠按照原工資酌量給予以三月至五月之撫恤費”。穆藕初也說：“工人如有疾病，隨時送去診治，醫藥費由廠供給；工人如有不測，並定有周恤辦法”。對於(yu) 黃、穆的這種回應，質疑方基本滿意，甚至覺得在這方麵得到了“美滿的答複”。

（三）關(guan) 於(yu) 女工人格

首先提出女工人格問題的是“暢吾君”。在他看來，“勞動家與(yu) 資本家本然是對待的”，但紗廠卻不把勞動者當人對待。一方麵，女工進廠之前要具願書(shu) ，願書(shu) 要有家長署名和鋪保；另一方麵，三年的期限，有限製人身自由之嫌。“亞(ya) 文君”也深有同感，認為(wei) 這種要求是將她們(men) “做人的權利根本取消”。

對於(yu) “工作必滿三年乎”的疑問，黃本操解釋說：“此次招募女工赴申，資斧皆由工廠預備，每人並贈皮箱一隻，麵盆網籃各一隻，工廠所費，實屬不貲，恐女工中有僅(jin) 藉此有遊曆計，非實心作工者，故工作時間必限定三年”。隨後又表示：“若女工在廠時若遇特別事故，可以請假返湘”，不過“以不請假為(wei) 好”。

在議論初起時，《大公報》的編輯“兼公”認為(wei) ，厚生紗廠要求工人具願書(shu) “無非是為(wei) 免除將來意外糾葛起見”，“不能十分責怪”；“至說到有無人權、能否自決(jue) ，這是全中國婦女界尚待解決(jue) 的問題”，“不便單單拿來責備厚生紗廠”。

但後期似乎是受了知識界激憤情緒的感染，直言限製做工三年的契約“和有期徒刑的罪犯作工並無區別”。對此，穆藕初解釋說：“薦保是商業(ye) 習(xi) 慣”，要求女工具願書(shu) 是為(wei) 了“杜流弊而免招清議也”；而“亞(ya) 文君”將之等同於(yu) 取消女工做人的權利，“確係書(shu) 生之見，於(yu) 職業(ye) 界習(xi) 慣法未甚明了，故發此憤言耳”。

但此言旋即遭到了“栢榮”諸君的反駁，他們(men) 承認雖不懂商業(ye) 習(xi) 慣法，但認為(wei) “知識界習(xi) 慣法之成立與(yu) 遵守，必有其理由，若不合理，則雖為(wei) 習(xi) 慣法，吾輩亦必加以批評”。言外之意，要求女工具願書(shu) 乃是不良的陋習(xi) ，應該予以變通或廢止。

雙方立場不同，分歧自然在所難免。知識界得時代潮流之先，素有研究問題引導社會(hui) 的自覺，對處於(yu) 弱勢地位的女工，要求改善其經濟待遇，既是源於(yu) 人道主義(yi) 的悲憫，更是出於(yu) 提高勞動者地位的價(jia) 值認知。

資方的穆藕初，雖也有裨益民生的美意，但更多的是對經濟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二者各執一端，互爭(zheng) 短長，但最終女工進廠與(yu) 否，則取決(jue) 於(yu) 她們(men) 自己的現實訴求。

三、生存壓力下湖南女工的現實選擇

在知識界就工作機製、薪資待遇、女工人格等問題不斷質疑資方之時，湖南女工既想入廠謀生，又對輿論界“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斷語深抱杞憂。無奈之下，她們(men) 隻好致信上海的葉之喬(qiao) ，向其詢問紗廠的真實情況。

葉之喬(qiao) 是湖南籍人，與(yu) 長沙自治女校的教師相識多年，且“此次葉之喬(qiao) 的女兒(er) 雲(yun) 珊也在考取之列”，因而對此事頗為(wei) 上心。接到來信後，他不僅(jin) 親(qin) 自拜訪了穆藕初，而且邀請稍有工場經驗的友人同往紗廠考察。

工製方麵，葉之喬(qiao) 轉達了工廠辦事人員的描述：“渠等初來工廠，夜班亦有所苦，迨習(xi) 久亦覺甚自然”；工作環境方麵，信中說紗廠建築俱照西式，“宏廠闊大，空氣流通”；

工作內(nei) 容方麵，信中說工場設備“均係電機”，“較之人力機，不惟事省功倍，其活動甚有興(xing) 味”，女工的工作也很簡單，“無非脫紗、接紗、換筒諸工作”，且“行坐自由”，除“最粗搖紗工作時需略用腕力外”，“絕無痛苦之運動”；葉之喬(qiao) 讚許厚生紗廠為(wei) “極有秩序，極有計劃與(yu) 發展之工廠”，認為(wei) 湘女同胞入此廠謀生“可無疑慰”。

葉之喬(qiao) 的這封回信似乎給有意應聘者吃了一顆定心丸。原本在論爭(zheng) 的語境下，人們(men) 皆以為(wei) 無人會(hui) 去應聘，結果卻大出眾(zhong) 人所料，還未到招工的截止時間，報名者就已達一百餘(yu) 人，最後經過甄別，仍有七十餘(yu) 人獲聘，超過了最初的五十人定額。盡管待遇不盡人意，但湖南女界仍應聘踴躍。個(ge) 中緣由，大概有以下兩(liang) 點：

其一，謀生人數眾(zhong) 而工作機會(hui) 少，入廠機會(hui) 不易得。為(wei) 了暫時解除生計上的艱難，女工們(men) 不得不珍惜難得的謀生機會(hui) 。20年代初，長沙經濟低迷，“工人找工作，本來很難，必經親(qin) 友介紹於(yu) 工頭，再由工頭介紹入廠，要保證的工廠就更難了”。

（民國時期的湖南）

梁啟超也曾有“我國今日之大患，乃在全國人民十中八九欲求一職業(ye) 以維持生命且不可得”之論斷。因此工人們(men) “大都很很愛惜生利的時光”，“晴天雨天，早起夜作，卻並不有一些疲倦的形狀”。

對此，“佛蘭(lan) 克君”也不得不折服於(yu) “金錢萬(wan) 能”的生存法則，感慨“像湖南這樣生計困難，莫說隻招五十名，就是要招五百名也有；莫說每月有八元的工食，就是更少一點，也有人願意去；莫說每日作工十二時，就是再長一點，去的人也不得怨勞苦”。

其二，與(yu) 同時期國內(nei) 其他工廠的情況相比，厚生紗廠的工作環境並沒有特別惡劣。就勞動強度而言，女工在家鄉(xiang) 時多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勞動，這種工作量尚在可承受範圍內(nei) 。

就工作時長而言，據1920年上海勞動狀況調查顯示，“楊樹浦一帶紡織業(ye) 工人每日通常做二十四點鍾，分日夜兩(liang) 班工作，不問男女老幼，都是一樣”，可見穆藕初所言不虛，大部分紡紗女工的工作時間都是如是。

楊樹浦某英國紗廠的布廠是做十六點鍾的工作，每逢禮拜日各紗廠還要加二五工，即前晚六點鍾進工，此日十二點鍾放工，這樣簡直超過十六點，做十八點鍾的工了！

上海厚生紗廠招收湖南女工風波雖以女工赴滬告終，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女工的待遇問題得到了解決(jue) ，她們(men) 進廠之後正如輿論界所預測的那樣，忍受剝削壓迫，牛馬般地辛苦勞作，沒有過上“人的生活”。因而，勞動問題依然存在，隻不過對於(yu) 她們(men) 來說，側(ce) 重點由謀生存的麵向轉到謀地位提高的麵向罷了。

四、從(cong) 招工事件看勞動問題的雙重麵向

厚生紗廠在湘招募女工事件暴露的問題，不單是湖南女工的問題，也不單是上海男女工人問題，乃是全中國的勞動問題。

受勞工神聖思潮的影響，當時知識界對此一事件給予了熱切關(guan) 注，他們(men) 自認為(wei) 代表了女工的利益，與(yu) 黃本操、穆藕初為(wei) 代表的資方就工作機製、薪資待遇、女工人格三個(ge) 問題展開激烈的論爭(zheng) ，展現了勞動問題要求改善勞動者地位的一麵。

但是，由於(yu) 謀生人數眾(zhong) 而工作機會(hui) 少的普遍社會(hui) 現狀，女工們(men) 往往“求做勞工而不得”，迫於(yu) 生計，她們(men) “不嫌勞動苦，不但不嫌製限嚴(yan) ”，對嚴(yan) 苛的紗廠工作趨之若鶩。

女工的現實抉擇一方麵表明了其於(yu) 勞動問題的態度是生存為(wei) 重，溫飽為(wei) 先，另一方麵也反映了勞動問題蘊含的為(wei) 勞動者謀求生存的基礎性麵向。知識界和女工在此次招工事件中的不同價(jia) 值預設與(yu) 現實訴求，折射出五四時期勞動問題的雙重麵向。

五四時期的勞動問題，具有謀生存與(yu) 謀地位的雙重麵向，二者程度上雖有先後之分，但皆為(wei) 勞動問題的基本內(nei) 容，偏重於(yu) 任何一端都是以偏概全。

勞動者謀生存的麵向主要是指在謀生人數多工作機會(hui) 少的情況下獲得工作機會(hui) ，成為(wei) 雇傭(yong) 勞動者，進而獲得薪資得以維持生活。勞動者地位的改善，主要指向工人階層的經濟待遇和管理權，具體(ti) 包括縮短工時、提高工資、尊重勞工人格、改良勞動環境、接受勞動教育、完善工作保障機製，爭(zheng) 取工廠、社會(hui) 的管理權。

顯而易見，無論從(cong) 現實生活層麵還是從(cong) 學理的層麵分析，要謀勞動問題的解決(jue) ，首先要使勞動者得以生存，其次才可以談雇傭(yong) 關(guan) 係中勞動者地位的提高與(yu) 改善。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英國女工）

梁啟超在思考中國的勞動問題時，也曾指出解決(jue) 勞動者的生存問題才是現階段勞動問題的重中之重。他認為(wei) ，由於(yu) 中國與(yu) 歐美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二者麵臨(lin) 的勞動問題也不一樣：“歐美目前最迫切之問題在如何而能使多數之勞動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國目前最迫切之問題在如何而能使多數之人民得以變為(wei) 勞動者（此勞動者指新式工業(ye) 組織之勞動者而言）”。

如今國內(nei) 大部分的貧民“求進一工廠每日作十二點鍾不停手之工尚且費幾許情麵乃能得之”，甚至於(yu) 費情麵也不可得，若有人盲目跟風歐美諸國的罷工風潮，慫恿他們(men) “要求加工價(jia) ”，加入“八點鍾同盟”，隻會(hui) 陷貧民於(yu) “躑躅街市，無所棲托”的處境。

多年以後，穆藕初也發文指出，基於(yu) “我國以生產(chan) 事業(ye) 之不發達，生活程度原不及歐美日本之高。一般人之生活，多在水平線以下”的事實，“欲為(wei) 勞工謀幸福，當以增加生產(chan) 為(wei) 首要”。

中國人口眾(zhong) 多，各地經濟發展程度不一，不同層次勞動者的第一需要各異。對於(yu) 已經有工可做的人們(men) 來說，要求提高自身的薪酬待遇無可厚非；對於(yu) 那些饑不得食卻謀生無門的人們(men) 來說，獲得一份工作和收入，才是他們(men) 的首要目標。

1920年年底爆發的社會(hui) 主義(yi) 論戰，雖然雙方對中國怎樣發展實業(ye) 、未來是否要走俄國的暴力革命路線產(chan) 生巨大的分歧，但二者立論的基點都是“中國的唯一病症就是貧乏”，二者的不同構想都是為(wei) 了使大多數螻蟻般的中國人得著“人的生活”。

但是，由於(yu) 時代潮流的影響，五四時人的思維偏於(yu) 激進，通過提高勞動者待遇進而提高其社會(hui) 地位的尊嚴(yan) 性指向，日益壓倒更為(wei) 基礎性的通過勞動獲得基本生存條件的溫飽性指向。

之所以出現這種認知的偏差，原因有三：首先，俄國十月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已經發生，以往受壓迫的工農(nong) 大眾(zhong) 翻身成為(wei) 新國家的主人，陳獨秀“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於(yu) 人”的新倫(lun) 理在蘇俄得到了落實；

其次，世界各國罷工風潮頻發，勞工運動如火如荼，要求改良勞動者待遇的呼聲震天撼地，知識界的思緒不免受到影響；再者，李大釗、陳獨秀等早期馬克思主義(yi) 者對Democracy的詮釋重心由民主精神層麵轉向現實權利層麵。

（芝加哥工人罷工運動）

他們(men) 高呼：18世紀以來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興(xing) 財產(chan) 工商階級，因為(wei) 自身的共同利害，對於(yu) 征服階級的帝王貴族要求權利的旗幟。如今20世紀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興(xing) 無產(chan) 勞動階級，因為(wei) 自身的共同利害，對於(yu) 征服階級的財產(chan) 工商界要求權利的旗幟。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