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西遊記：傳(chuan) 教士發現的孔子

作者：武斌

來源：摘自 《孔子西遊記：中國智慧在西方》，武斌 著，廣東(dong) 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臘月初八日戊辰

          耶穌2021年1月20日

明清之際來華傳(chuan) 教士中不乏飽學之士，他們(men) 在中國生活了多年，撰寫(xie) 了大量的著作、劄記、書(shu) 信和報告，向歐洲人展現出一幅幅中國曆史的宏偉(wei) 畫卷和豐(feng) 富多彩的社會(hui) 生活場景。傳(chuan) 教士熱心於(yu) 對中國典籍的翻譯和儒家思想的研究，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在歐洲思想界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

傳(chuan) 教士的孔子印象

早期來華的葡萄牙耶穌會(hui) 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著有《大中國誌》，於(yu) 1642年出版。這部著作一經出版，便被譯成多國文字，受到歐洲東(dong) 方學者的歡迎。曾德昭在中國待了22年，對當時處於(yu) 明朝末期的中國，應該說是了解得比較透徹的，他的《大中國誌》比利瑪竇的著作更為(wei) 詳細地介紹了中國的社會(hui) 曆史和人文地理狀況。

《大中國誌》中說到孔子在中國具有很高的地位，“孔夫子這位偉(wei) 人受到中國人極大的崇敬，他撰寫(xie) 的書(shu) ，及他身後留下的格言教導，也極受重視，以致人們(men) 不僅(jin) 把他當作聖人，同時也把他當作先師和博士，他的話被視為(wei) 是神諭聖言，而且在全國所有城鎮修建了紀念他的廟宇，定期在那裏舉(ju) 行隆重儀(yi) 式以表示對他的尊崇”。他還說到儒家的“四書(shu) ”“五經”，“有關(guan) 的注釋需要他們(men) 努力學習(xi) ，背下來，竭力了解困難之處，使他們(men) 獲得各種辨識力，這樣去節製他們(men) 的行為(wei) ，製定治國之方。這都是根據從(cong) 其中找到的格言警句進行的”。

《萬(wan) 世師表》圖，清代拓本，牌位上孔子居中而坐，顏淵、子思、曾子、孟子四弟子分坐左右，兩(liang) 側(ce) 分刻十二先賢像

西班牙多明我會(hui) 傳(chuan) 教士閔明我（Domingo Navarrete）長期在中國生活和傳(chuan) 教，對中國的社會(hui) 現實、民眾(zhong) 情感以及生活習(xi) 俗有深入的了解，其所著《中華帝國縱覽》於(yu) 1676年一經出版，就在歐洲各國廣泛傳(chuan) 播。後來陸續被譯成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在英國出版的摘譯本尤其受歡迎。

閔明我建議歐洲各國政府仿效中國政府，減輕田賦，造福農(nong) 民，甚至認為(wei) 可以把中國稱作伊甸園。他介紹了孔子的學說，引用了100多句孔子和其他典籍的格言。閔明我寫(xie) 作這部著作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把中國作為(wei) 西班牙的一個(ge) 榜樣，以中國政治上的“清明”促進西班牙的政治革新，以中國繁榮富強的景象來喚起西班牙民族重振往日輝煌的激情，並最終使西班牙擺脫當時內(nei) 憂外患的困境。閔明我對中國農(nong) 業(ye) 和農(nong) 民政策的介紹對法國的重農(nong) 學派產(chan) 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

到啟蒙運動時期，《中華帝國縱覽》尤其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萊布尼茨、洛克、狄德羅、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魁奈、傅爾蒙等人提到過這本書(shu) ，認為(wei) 它對於(yu) 了解中國大有裨益。

1688年在巴黎出版的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的《中國新史》，是一部全麵概述中國和中國文化的著作。安文思是葡萄牙耶穌會(hui) 傳(chuan) 教士，為(wei) 航海家斐迪南·麥哲倫(lun) （Ferdinand Magellan）的後裔。他於(yu) 1640年來中國傳(chuan) 教，直到1677年病逝於(yu) 北京。他撰寫(xie) 《中國新史》時，在中國已生活了20多年。

《中國新史》原書(shu) 名《中國十二絕》，意即中國的12條優(you) 點，記述了中國的名稱、地理位置、曆史、語言、物質生活、礦產(chan) 、航運、船舶、政治製度、國家結構等，特別對中國社會(hui) 的禮儀(yi) 風俗、城鎮特點、官僚貴族體(ti) 製和皇城建築等作了較為(wei) 詳盡的記述，呈現出一幅全景式的中國圖畫。其中也談到孔子，有一章的題目就是“孔子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響”。

安文思以推崇的口氣提到孔子，他說，中國人用極崇高的名字去稱呼這位哲人，“當他們(men) 說聖人時是表示尊崇，意指孔夫子，指大智大勇的人。這個(ge) 國家對那位哲人極為(wei) 尊敬，盡管他們(men) 不把他當作神祇崇拜，但為(wei) 他舉(ju) 行的典禮的規模之大卻超過祭拜偶像或浮屠的儀(yi) 式”。安文思說孔子“實際上他是一個(ge) 有學問的人，天賦種種美德”。安文思對中國人也作出了較高的評價(jia) ，他認為(wei) ，中國人是比其他人更精明和聰慧的。他還介紹了儒家的經典“四書(shu) ”“五經”，認為(wei) 這些經典著作猶如他們(men) 的《聖經》，並說他們(men) 傳(chuan) 教士都極勤勉地學習(xi) 這些典籍。

法國耶穌會(hui) 士李明（LouisLe Comte）的《中國近事報道》是17世紀末比較全麵概述當時中國國情的著作。該書(shu) 是李明在華期間寫(xie) 給國內(nei) 要人的通信匯編，共有14封信。李明以自己的親(qin) 身經曆對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做了詳盡的報道。其中論述了中國人的語言、文字、書(shu) 籍和道德，包括中國人思想的特點、政府和政治、中國人的宗教信仰等。李明認為(wei) ，孔子是中國人教義(yi) 最純潔的源泉，他是中國人的哲學家、立法者、聖賢，盡管孔子不是國王，但他卻統治著中國極大的一部分，而且到他死的時候，通過他所提倡的箴言和他所展示的公正例子，他在這個(ge) 國家的管理事務上享有更大權威。李明在書(shu) 中撰寫(xie) 了孔子的小傳(chuan) ，還輯錄了孔子的一部分箴言。

他指出：“孔子是中國文學的主要光輝所在……這正是他們(men) 理論最清純的源泉，他們(men) 的哲學，他們(men) 的立法者，他們(men) 的權威人物。”李明介紹了“五經”中每部經典的主要內(nei) 容，然後指出：“這5本書(shu) 是非常古老的，所有其他在王朝有一定威望的書(shu) 不過是這5本書(shu) 的抄本或評注本。在不計其數的曾為(wei) 這著名的原著付出勞動的作者中，沒有任何人比孔子更傑出。人們(men) 尤其看重他所收集成’四書(shu) ’的有關(guan) 古代法律的書(shu) ，並視其為(wei) 完美政治的準則。”

《中國近事報道》1696年於(yu) 巴黎出版。該書(shu) 出版獲得巨大成功，短短4年間法文重版5次，並有英文、意大利文及德文譯本。

《中國近事報道》中的康熙畫像，畫框飾以龍紋，1696年法國巴黎版

儒家典籍的西譯

書(shu) 麵文獻是文化的主要載體(ti) 。明清之際中華文化西傳(chuan) 的高潮，有一個(ge) 重要特征就是中國古典經籍在歐洲的流傳(chuan) 和研究。

在來華的傳(chuan) 教士中，羅明堅最早將中國典籍翻譯成拉丁文年，羅明堅把中國兒(er) 童蒙學讀本《三字經》譯成拉丁文，後給耶穌會(hui) 總會(hui) 長寄去，在寄送時，他還寫(xie) 道：“時間倉(cang) 促，拉丁文譯文也很不順。”該書(shu) 稿此後並未出版。1592年，又一本中國兒(er) 童蒙學讀本《明心寶鑒》由當時在菲律賓傳(chuan) 教的多明我會(hui) 傳(chuan) 教士高母羨（Juan Cobe）譯成西班牙文，在菲律賓出版。

高母羨認為(wei) 相當多的傳(chuan) 教士並不了解中國文化特征，所以看不到儒家學說與(yu) 基督教教義(yi) 有近似的地方。他翻譯《明心寶鑒》就是為(wei) 了使歐洲人了解中國，從(cong) 而確立和平傳(chuan) 教的信心。菲律賓大主教薩拉薩爾（Salazar）非常讚賞高母羨的做法，並認為(wei) 《明心寶鑒》西班牙文本的出版對於(yu) 東(dong) 方的傳(chuan) 教事業(ye) 有深遠的影響。《明心寶鑒》後來由米格爾·德·貝納維德斯（Miguel de Benavides）神甫帶回西班牙，並於(yu) 1595年呈獻給菲利普二世。

以中文、西班牙文對照方式呈現的《明心寶鑒》，西班牙國立圖書(shu) 館藏

盡管高母羨先於(yu) 羅明堅翻譯出版中國典籍，但羅明堅卻要早於(yu) 高母羨在歐洲出版中國典籍。羅明堅是與(yu) 利瑪竇一起來中國的，羅明堅比利瑪竇年長9歲，來中國時已經40多歲了，之前曾獲法學博士學位。羅明堅是儒學西傳(chuan) 的先驅，在向西方介紹中國、翻譯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等方麵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1588年，羅明堅奉命自澳門回羅馬向教宗匯報期間，隨後，其在羅馬將“四書(shu) ”中的《大學》一書(shu) 的部分內(nei) 容翻譯為(wei) 拉丁文，由另一名耶穌會(hui) 士波塞維諾（Antonio Possevino）編入1593年在羅馬出版的百科全書(shu) 的《曆史、科學、救世研究叢(cong) 書(shu) 選編》。該譯文稿本今存羅馬意大利國家圖書(shu) 館。

自羅明堅幵始，耶穌會(hui) 士幵始重視對“四書(shu) ”的翻譯工作。

最初，耶穌會(hui) 傳(chuan) 教士翻譯“四書(shu) ”是為(wei) 了教來華傳(chuan) 教士學習(xi) 中文。1594年，利瑪竇經過數年的努力，將“四書(shu) ”譯成拉丁文，並略加注釋，隨後將稿本抄本寄回意大利，可惜此稿未及印行。根據利瑪竇自述，他翻譯“四書(shu) ”是為(wei) 了給日後的傳(chuan) 教士所用，因為(wei) 在他看來，傳(chuan) 教士來華若不精通儒家經典，絕不會(hui) 有什麽(me) 收獲。同時，他也希望“四書(shu) ”能受到歐洲人的重視。他的這個(ge) 譯本成為(wei) 來華傳(chuan) 教士必須研習(xi) 的讀本，也成為(wei) 後來傳(chuan) 教士翻譯的藍本。艾儒略（Gulius Aleni）在所著利瑪竇傳(chuan) 記中記載利瑪竇譯書(shu) 一事說：“利子此時嚐將中國四書(shu) 譯以西文，寄回本國，國人讀而悅之，以為(wei) 中邦經書(shu) ，其能識大原不迷其主者乎？至今孔孟之訓，遠播遐方者，皆利子力也。”

繼利瑪竇將“四書(shu) ”譯成拉丁文之後，1626年，金尼閣又將“五經”譯為(wei) 拉丁文，在杭州刊印，書(shu) 名為(wei) 《中國第一部神聖之書(shu) 》，是中國經籍最早刊印的西文本，也是來華傳(chuan) 教士的讀本。

“四書(shu) ”的全譯本出自比利時耶穌會(hui) 士衛方濟（Franc-ois Noel）之手。衛方濟以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中國哲學家孔子》的譯文為(wei) 基礎，以拉丁文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shu) ”以及《孝經》和《小學》。其特點是逐字翻譯，即書(shu) 名亦不例外，如《大學》譯為(wei) 《成年人之學問》，《中庸》譯為(wei) 《不變之中道》，注釋也較為(wei) 詳細。衛方濟的譯文於(yu) 1711年以《中國六經》為(wei) 題由布拉格大學圖書(shu) 館印行。

此後，衛方濟的這部書(shu) 又被譯為(wei) 法文，法譯本之首有文論中國政治哲學及倫(lun) 理哲學的起源、性質和意義(yi) 。衛方濟在序文中說道：“今我以六經的拉丁文本貢獻於(yu) 左右，非獨使你們(men) 熟悉中國人的著作，而且你們(men) 可以把他們(men) 正確的思想付之實行。”他還說，中國古代聖賢的道理，可以發明基督教的宗旨。

至衛方濟的《中國六經》止，亦即到18世紀初，中國的“四書(shu) ”已全部譯成西文在歐洲刊行流傳(chuan) 。

在後期來華傳(chuan) 教士中，孫璋、蔣友仁、錢德明、韓國英等人也都對漢學有較高造詣。孫璋（Alexander de la Charme）對中國文獻涉獵甚廣，以拉丁文譯《詩經》《禮記》。蔣友仁（Michael Benoist）以拉丁文譯《書(shu) 經》和《孟子》，他的譯文非常審慎準確，法國耶穌會(hui) 傳(chuan) 教士宋君榮（Antoine Gaubil）見其《書(shu) 經》譯文初稿時大為(wei) 驚奇，便鼓勵蔣友仁將《書(shu) 經》全譯。法國傳(chuan) 教士晁俊秀（Franciscus Bourgeois）說，其書(shu) 雖未刊印，已為(wei) 眾(zhong) 人推許，其了解漢文之深與(yu) 譯文之忠實，遠在以前各譯本之上。

宋君榮也把《書(shu) 經》翻譯成法文，於(yu) 1770年由漢學家德經（Joseph de Guignes）在巴黎出版。此書(shu) 除了譯文和注釋外，還有出版者添加的補注、插圖和原文沒有的中國上古三朝的帝王簡史。在宋君榮看來，《書(shu) 經》是中國古代最好的書(shu) ，在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具有無可否認的權威。他認為(wei) ，《書(shu) 經》記述的是中國英雄時代的曆史，與(yu) 同時代的古希臘有著明顯的不同。古希臘的英雄是一些凶狠、殘暴、給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強盜，而中國的英雄則是一些秉性仁厚、作風民主、敬德保民的聖賢。《書(shu) 經》所反映的是中國上古時期的英雄治國、安民、修身的聖賢之道。

自詡為(wei) “孔子傳(chuan) 記家之傳(chuan) 記家”的錢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在1784年出版了《孔子傳(chuan) 》，除參考各種史籍外，並論及《論語》《史記》《家語》諸書(shu) 。他還著有《孔門弟子傳(chuan) 略》，書(shu) 中列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仲子等五人，是百餘(yu) 年來西方人研究中國經籍的必讀之書(shu) 。

韓國英（Pierre-Martial Cibot），對中國的孝道頗有研究，他編著的《論中國人之孝道》，將中國古今關(guan) 於(yu) 孝道之說匯於(yu) 一編，所譯介的孝道文本，涵蓋古代文獻經典與(yu) 當時各種官方文本的譯介，其中有節譯《禮記》《孝經》和《大清律例》中有關(guan) 孝道的法律，其他還有皇帝應有之孝道、社會(hui) 表示孝道的風俗、古今孝子故事、勸孝之詩文等等。韓國英認為(wei) 孝為(wei) 中國風俗政治之基礎。他在序言中幵宗明義(yi) 地說，中華帝國是一個(ge) 大家庭，皇帝是這個(ge) 大家庭的父母。他將孝道與(yu) 帝國緊密地聯結，因此，任何意圖攻擊這個(ge) 倫(lun) 理道德規範者將引發全體(ti) 中國人的反擊。

此時，傳(chuan) 教士對中國典籍的翻譯成為(wei) 西方人了解中國的一個(ge) 重要窗口。

《中國哲學家孔子》的遠播

當時傳(chuan) 教士翻譯的中國典籍中，柏應理等人編譯的《中國哲學家孔子》有著極大的影響。

1687年拉丁文本的《中國哲學家孔子》在巴黎出版，該書(shu) 集耶穌會(hui) 士幾十年學習(xi) 研究儒家經典之大成，是耶穌會(hui) 士最具代表性的儒家思想研究成果之一。

來華傳(chuan) 教士對“四書(shu) ”的翻譯從(cong) 羅明堅和利瑪竇時代就幵始了。清初出現了以楊光先為(wei) 首的反對天主教的浪潮，傳(chuan) 教事業(ye) 受到重大打擊，湯若望、南懷仁等人被打入死牢，其他各地的23位來華傳(chuan) 教士也被集中到廣州。

在此期間，他們(men) 召幵了“廣州會(hui) 議”。這是來華的各個(ge) 天主教修會(hui) 討論關(guan) 於(yu) 中國禮儀(yi) 的一次會(hui) 議。會(hui) 議期間，經過充分的討論，耶穌會(hui) 士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t）、魯日滿（Francois de Rougemont）、柏應理幵始在原先“四書(shu) ”簡單直譯的基礎上，重新進行了校對和注釋。尤其針對其中譯名的敏感之處以及耶穌會(hui) 士當時所受到的批評，引用中國古籍在譯文中提出反駁。這項工作大概在1670-1672年完成。作為(wei) 書(shu) 中一部分的《中庸》，即殷鐸澤（Prosper Intorcetta）翻譯的《中國政治道德學說》是在此之前完成的。殷鐸澤在回歐洲時，將譯稿帶回歐洲，交給了德國漢學家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柏應理回歐洲時，在羅馬學院找到了基歇爾去世後留下的部分譯稿。法國皇家圖書(shu) 館館長得知這部書(shu) 稿的情況後，提出要出版這部書(shu) 。柏應理又在書(shu) 稿中加上自己寫(xie) 的序言和他早在中國寫(xie) 好的《中國年表》，最後在巴黎出版。

《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shu) 還收錄了西方人畫的孔子全身像，這很可能是西方人第一次看到孔子的形象。畫中孔子身穿儒服，頭戴儒冠，手持象笏，站在一座廟宇式的書(shu) 館前。書(shu) 館上端寫(xie) 有“國學”二字，附拉丁文注音解釋，書(shu) 館柱子上寫(xie) 有“天下先師”字樣。孔子身後的兩(liang) 旁是裝滿經書(shu) 的大書(shu) 架，書(shu) 架上的書(shu) 籍均標出書(shu) 名，自上而下，一邊是《書(shu) 經》《春秋》《大學》《中庸》《論語》；另一邊是《禮》《易經》《係辭》《詩經》《孟子》，都附以拉丁文注音。書(shu) 架的下麵還有孔子弟子們(men) 的牌位，上寫(xie) 顏回、子思、子路等，共18名。美國學者孟德衛指出：“這幅肖像把孔子描繪成在圖書(shu) 館內(nei) 的學術賢哲而非在廟宇中的神祇先知。這種描繪顯示出了耶穌會(hui) 士是如何強調孔子的理性一麵，這正是歐洲人推崇孔子的重要原因。”“在1500-1800年期間，西方人對中國人的認識源於(yu) 孔子的形象。關(guan) 於(yu) 這位博學的聖人的最著名的描繪是他身處於(yu) 一個(ge) 放滿書(shu) 籍的書(shu) 屋裏。這一形象最初出現在1687年巴黎出版的《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shu) 中，後來又經局部改動在這一時期歐洲其他發行物上不斷再版。”

《中國哲學家孔子》收錄的孔子像，這一形象在當時的歐洲廣為(wei) 流傳(chuan)

《中國哲學家孔子》一經出版，立即在歐洲思想界引起轟動和反響，各種譯本紛紛問世，各界人士也紛紛撰寫(xie) 文章加以介紹、評論。符騰堡大公國的大臣畢爾豐(feng) 格讀罷此書(shu) 後對孔子產(chan) 生了狂熱崇拜，並在其所著《中國倫(lun) 理和政治的典範理論》一書(shu) 中對中國古代倫(lun) 理思想作了闡述。

法國啟蒙思想家大都讀過《中國哲學家孔子》。伏爾泰在《風俗論》中介紹孔子學說時就利用了這本書(shu) 。孟德斯鳩（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懷著巨大的興(xing) 趣，認真閱讀了這部用艱澀的拉丁文撰寫(xie) 的書(shu) ，並作了詳細的筆記。在筆記中，他寫(xie) 下了一些自己的觀點，並將書(shu) 中的許多段落譯成法文。如孟德衛所說：“在18世紀的法國，沒有神聖啟示的儒學，作為(wei) 一種令人讚賞的哲學被反基督教的啟蒙思想家接受。信奉自然神論和幵明專(zhuan) 製的中國君主成了啟蒙思想家向歐洲宣傳(chuan) 的極好典範。”《中國哲學家孔子》讓儒家學說在西方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化的西傳(chuan) 具有啟蒙意義(yi) 和先驅作用。它把中國、孔子、政治道德3個(ge) 名詞聯在一起，孔子在歐洲因此被稱為(wei) 道德與(yu) 政治哲學上最偉(wei) 大的學者與(yu) 預言家。啟蒙學者歡呼這位被拉丁化了的孔子是人類最偉(wei) 大的英雄人物之一，是中國的蘇格拉底。由此孔子的倫(lun) 理觀風靡歐洲社會(hui) 。

《易經》的研究和翻譯

《易經》是中國最古老的經籍之一，孔子晚年熱衷於(yu) 鑽研《易經》，《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相傳(chuan) ，孔子寫(xie) 下了解釋《易經》的“易傳(chuan) ”（又稱“十翼”）。後來，學界對此說法多有質疑，一些學者認為(wei) ，“十翼”應係儒家孔子後學所撰寫(xie) ，雖然不是孔子親(qin) 作，但卻不能說不是孔子思想所灌注。

在“五經”中最早受到傳(chuan) 教士注意的是《易經》。曾德昭在《大中國誌》中講到了《易經》，他說這是一部論述自然哲學的著作，通過一些自然原則來預測未來，測算旦夕禍福。

1658年出版的衛匡國（Martino Martini）《中國史初編》中已有對《易經》的介紹。衛匡國說《易經》是中國最古老的文獻，八卦的發明者是伏羲，中國人的第一門學問是數學，他把《易經》看成是數學知識的發源物。

《中國史初編》書(shu) 前還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全圖，圖下有對《易經》六十四卦的簡介。這可能是最早向歐洲介紹的六十四卦。

到17世紀末18世紀初，傳(chuan) 教士對《易經》的研究和翻譯工作有了很大進展，白晉（Joachim Bouvet）、劉應（C.de Visderou）、馬若瑟（Joseph Mariade Premare）和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等人先後從(cong) 事對《易經》的研究和翻譯。

1697年，白晉回歐洲期間，曾在巴黎作一演講，向法國聽眾(zhong) 介紹中國的《易經》。在演講中，他把《易經》視為(wei) 與(yu) 柏拉圖、亞(ya) 裏士多德的哲學一樣合理、完美。他說，雖然這個(ge) 主張不能被認為(wei) 是耶穌會(hui) 士的觀點，因為(wei) 大部分耶穌會(hui) 士至今認為(wei) 《易經》這本書(shu) 充斥著迷信的東(dong) 西，其學說沒有絲(si) 毫可靠的基礎。但是，“我相信我有幸發現了一條讓眾(zhong) 人了解中國哲學正確原理的可靠道路。中國哲學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圖或亞(ya) 裏士多德的哲學同樣完美。我想通過分析《易經》這本書(shu) 中種種令人迷惑的表象論證（這個(ge) 主張）的真實性。《易經》這本書(shu) 蘊含了中國君主政體(ti) 的第一個(ge) 創造者和中國的第一位哲學家伏羲的（哲學）原理”。

白晉在巴黎期間，還曾與(yu) 萊布尼茨建立了通信聯係，白晉於(yu) 1698年再度來華後，又多次與(yu) 萊布尼茨通信，雖然討論的問題比較廣泛，但《易經》問題是主要的話題之一。特別是1701年11月4日白晉寫(xie) 給萊布尼茨的信中，附上了他把《易經》六十四卦重新排列而畫成的一圓一方的卦圖。萊布尼茨收到信後，對圖中卦的數學排列順序仔細研究，發現此圖與(yu) 他在1679年發明的二進製吻合無間。此亦為(wei)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則佳話。

白晉從(cong) 歐洲返回中國後，又奉康熙皇帝之旨研究《易經》。康熙皇帝問白晉有沒有其他的西洋人能協助他釋“易”，當白晉奏道江西有此能人時，康熙皇帝即令將此人帶至北京協助白晉，此人便是法國傳(chuan) 教士傅聖澤（Jean Francoise Foucquet）。

白晉《康熙傳(chuan) 》書(shu) 影

白晉等人對《易經》的研究，在耶穌會(hui) 士中形成了一個(ge) “索隱派”。這一派除了白晉外，還有馬若瑟、傅聖澤、郭中傳(chuan) （Jean Alexisde Gollet）等人。“索隱主義(yi) 可以被描述為(wei) 這4名法國耶穌會(hui) 士想從(cong) 中國經典中發現《舊約》人物的一種嚐試。”索隱派接受中國人對《易經》的看法，相信它是中國最古老的最重要的經籍，因而尋找基督教的奧義(yi) 要從(cong) 《易經》入手。白晉認為(wei) ，中國的古代經典所表述的思想不僅(jin) 與(yu) 基督教教義(yi) 相吻合，而且是基督教最古老的文字記載，從(cong) 這些記載中，人們(men) 不但可以悟出基督教教義(yi) ，而且還可以找到後來記載在《聖經》中的故事和人物；之所以如此，是因為(wei) 中國的經籍包含著兩(liang) 層意義(yi) ，即表層的意義(yi) 和深層的意義(yi) ，表層的意義(yi) 是中國人所理解的字麵的意義(yi) ，深層的意義(yi) 則為(wei) 中國人所不了解，隻有深刻理解基督教教義(yi) ，信奉基督教，並對《聖經》極為(wei) 熟悉的人才能發現和理解。為(wei) 此，他認為(wei) 《易經》是諸多中國古典經籍中最重要最有價(jia) 值的一種。基督教的一切奧秘、基督教神學的一切教義(yi) 和基督教倫(lun) 理的一切箴言，都可以在《易經》和另外一些中國古典經籍中找到。白晉這一派在耶穌會(hui) 中是少數人，他們(men) 以《易經》作為(wei) 思想基礎，被稱為(wei) “唯經主義(yi) 者”或“易經主義(yi) 者”。

在耶穌會(hui) 士中，白晉等人的觀點隻是少數人的意見，並不為(wei) 其他傳(chuan) 教士所讚成。但是，正如美國學者魏若望（John W.Witek S.J.）指出的：“索隱主義(yi) 雖是少數派觀點，但卻成為(wei) 在中國和在歐洲的西方人致力於(yu) 以比較的眼光來理解中西兩(liang) 種文化的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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