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與(yu) “中和”理念的考古學闡釋

作者：劉慶柱（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zhuan) 項學術團隊項目“漢長安城未央宮出土骨簽的整理、綴合與(yu) 再研究”首席專(zhuan) 家、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學部委員、鄭州大學特聘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臘月初一日辛酉

          耶穌2021年1月13日

唐長安城明德門複原示意圖。

漢長安城遺址平麵圖。

從(cong) 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考古學界聚焦一些重大曆史課題，如開展“中國古代文明形成”的討論、相繼啟動“夏商周斷代工程”與(yu)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在此基礎上，近年來，考古工作者進一步對“中華曆史文化基因”展開了探索與(yu) 研究。

從(cong) 考古發現與(yu) 曆史研究來看，“中”與(yu) “中和”理念應為(wei) 中華曆史文化基因的核心，本文擬對此作以考古學闡釋。

長期以來，在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中，對“中”“中和”的研究大多突出“和”而弱化“中”，更有甚者把“中”與(yu) “中和”解釋為(wei) “中庸”。事實上，考古發現顯示，“中”與(yu) “中和”理念有著十分久遠的曆史，其產(chan) 生與(yu) “文明起源”“國家形成”“國家認同”密切相關(guan) ，應屬於(yu) “政治文化”範疇。“中”“中和”的實質是“國家”的“政治認同”。“中”與(yu) “中和”理念的形成軌跡是由“中”發展為(wei) “中和”，“中和”就是“多元”之“和”於(yu) “一體(ti) ”，“一體(ti) ”就是“中”，“中”是“核心”，“中”與(yu) “中和”是中華五千多年不斷裂文明中的文化基因，是國家認同的核心思想。

從(cong) “求中”建都到“宅茲(zi) 中國”：“中”的萌發與(yu) 延續

中國先民對“中”的信仰與(yu) 追求，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時代晚期。1987年，河南濮陽西水坡發現了一座距今6400年的墓葬，墓主人左右兩(liang) 側(ce) 分別放置了蚌殼堆塑的“龍”與(yu) “虎”圖像，足下有一個(ge) 象征“北鬥”的蚌塑三角形圖案，圖案東(dong) 部與(yu) 兩(liang) 根東(dong) 西向的人脛骨相連。有學者指出，這即古人測量“求中”方位的“槷表”或“圭表”。

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在山西襄汾陶寺城址（距今4300—1900年左右）相繼發現的兩(liang) 座墓葬（M2200與(yu) ⅡM22），均出土了與(yu) “測中”有關(guan) 的“槷表”遺物。目前學術界一般認為(wei) ，襄汾陶寺城址是一處古代都城遺址，即可能是曆史文獻記載的“堯都平陽”。因此陶寺城址發現“測中”的“槷表”等遺物，應與(yu) “求中”之“建都”密切相關(guan) 。上述二墓考古發現“槷表”說明，中華文化關(guan) 於(yu) “中”的理念早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已經出現。

就目前而言，有關(guan) “求中”最早的出土文獻是戰國時代的清華簡《保訓》，其中提及“五帝時代”的虞舜“求中”於(yu) “鬲茅”，在今河南濮陽與(yu) 山東(dong) 菏澤一帶。《保訓》又載，商湯的六世祖上甲微為(wei) 夏禹“追中”（即“求中”）於(yu) “河”。“河”即“河洛”，即現在所說的“大嵩山”地區（包括現在的鄭州市、洛陽市）。

20世紀50年代末以來，考古工作者在嵩山周圍發現了可能為(wei) 夏代都城的登封王城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與(yu) 偃師二裏頭遺址。

繼夏之後，商代早期都城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均分布在“大嵩山”地區。安陽殷墟是商代中晚期都城遺址。考古發現了地處安陽殷墟北部的商代中期“洹北商城”與(yu) 商代晚期的洹河南部“殷墟”。如果說商代中晚期都城從(cong) “大嵩山”地區“求中”而“回歸”於(yu) “河濟地區”，那麽(me) 周武王滅商後，新王朝的都城又從(cong) “河濟地區”返回“大嵩山”地區。1963年，陝西寶雞發現的西周早期青銅器“何尊”銘文“宅茲(zi) 中或（國）”則是“中國”於(yu) “天下之中”的物證。

自秦漢至唐宋，大一統王朝的都城基本在“大中原”的長安、洛陽與(yu) 開封東(dong) 西一線，繼承、發展了夏商以來的“擇中建都”原則。金朝徙都燕京，在金人看來“燕京乃天地之中”，因此當時統治者認為(wei) 定都於(yu) 燕京是“以應天之地之中”的政治舉(ju) 措，這開啟了中古時代後期元朝與(yu) 明、清兩(liang) 朝定都北京之先河。故金朝在燕京的都城名為(wei) “中都”，此名又為(wei) 其後“大元”王朝開啟者忽必烈所延續，至元四年（1267年）他“命秉忠（劉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至元八年改國號“大元”，都城“中都”才更名為(wei) “大都”。

從(cong) 擇中建宮到“一門三道”，再至“一門五道”：“中”的“擴展”“強化”與(yu) “深化”

中國古代都城考古發現、研究揭示，“中”的理念不斷“擴展”“強化”與(yu) “深化”，都城從(cong) “擇中建都”到“擇中建宮”再到“擇中建殿”，都城城門、宮城宮門從(cong) “單門道”發展到“一門三道”“一門五道”，政治性建築的“中門道”體(ti) 現出“中”理念之“強化”與(yu) “深化”。

1.從(cong) “擇中建都”到“擇中建宮”“擇中建殿”

在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上，“擇中建宮”是繼“擇中建都”發展起來的。夏代晚期的偃師二裏頭都邑遺址位於(yu) “天地之中”的“大嵩山”地區，可謂“擇中建都”，而二裏頭都邑之中心區又是其“宮城”地區，這應該是“擇中建宮”的佐證。早期偃師商城的宮城在都城南部東(dong) 西居中位置。洹北商城的宮城、戰國時代的魏國都城安邑城之宮城等基本都在其都城中央，鄭韓故城西城的宮城位於(yu) 西城的東(dong) 西居中。東(dong) 漢洛陽城、魏晉與(yu) 北朝洛陽城與(yu) 唐長安城之宮城一般均在都城北部東(dong) 西居中之地。北宋東(dong) 京城的宮城則居外郭城的中央。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宮城一般在都城東(dong) 西居中位置。宮城作為(wei) 國家政治中樞，居於(yu) 坐北朝南的都城東(dong) 西居中位置，無疑是突出宮城的“中”之核心政治地位。這是宮城作為(wei) 國家政治中樞的核心地位之體(ti) 現。

在宮城內(nei) “擇中建殿”，實際上是“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時代”與(yu) “封邦建國時代”都城布局的重大政治區別，這也是國家從(cong) 以血緣政治與(yu) 地緣政治結合的“二元政治”發展為(wei) 以地緣政治為(wei) 主、血緣政治為(wei) 輔的多民族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一元政治”的物證。通過“大朝正殿”於(yu) 宮城居中之空間安排，體(ti) 現了中央集權多民族統一國家的至高無上。考古發現的這類大朝正殿居於(yu) 宮城中央或東(dong) 西居中的有：漢長安城未央宮之“前殿”、北魏洛陽城宮城之“太極殿”、唐長安城宮城之太極殿與(yu) 大明宮之含元殿、隋唐洛陽城宮城之乾元殿、北宋東(dong) 京城宮城之大慶殿、元大都宮城之大明殿、明清北京城宮城的奉天殿與(yu) 太和殿等。

2.都城城門、宮門從(cong) “單門道”發展為(wei) “一門三道”與(yu) “一門五道”

從(cong) 目前已經發現的古代都城城門與(yu) 宮城宮門遺址來看，夏商周時代的都城及其宮城城門一般為(wei) “單門道”，如偃師商城、東(dong) 周秦雍城、臨(lin) 淄齊故城、曲阜魯國故城、中山國靈壽城、閻良秦漢櫟陽城等，均為(wei) “單門道”。

從(cong) 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來看，都城外郭城的四麵城牆十二城門均為(wei) “一門三道”的“定製”，從(cong) 漢長安城一直延續至明清北京城。

目前考古發現宮城正門“一門三道”最早的是北魏洛陽城宮門——“閶闔門”遺址，此規製一直延續至明清北京城故宮午門。

進入中古時期至明清北京城，部分朝代的都城與(yu) 皇城、宮城之正門出現了“一門五道”的形製，如唐長安城外郭城“明德門”、大明宮“丹鳳門”、北宋東(dong) 京城皇城宣德門、金中都宮城應天門、元大都宮城崇天門、明清北京城皇城“天安門”。

關(guan) 於(yu) 城門“一門三道”各個(ge) 門道的使用或功能，古代有的學者認為(wei) “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cong) 中央”。“車從(cong) 中央”之說與(yu) 考古發現是不一致的。漢長安城直城門遺址考古發現，城門兩(liang) 邊的門道保存有清晰的車轍遺跡，是行人通行的門道，但是中門道則為(wei) “草泥”地麵，沒有發現車轍遺跡。因為(wei) “中道”實際上是國家最高統治者象征性使用的“馳道”“禦道”。都城與(yu) 宮城城門、宮門的“一門三道”與(yu) “一門五道”的“中門道”，是至高無上地位的“國家”象征符號。

都城城門、宮門由“一門三道”發展為(wei) “一門五道”，不隻是門道數量多少的問題，而是通過“奇數”的由少到多，“奇數”的“中位”更為(wei) “突出”，而“中”則更為(wei) 凸顯。這猶如上古時代禮製之從(cong) 三、五、七、九之不同等級的“用鼎製度”。

“左祖右社”與(yu) 都城“中軸線”的形成

《周禮·考工記》載，“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麵朝後市”。這被認為(wei) 是自周代開始中國古代都城主體(ti) 布局的“金科玉律”。然而考古發現，按照“左祖右社”規製營建的都城，以西漢晚期的漢長安城（遺址）為(wei) 最早，目前尚無中國古代都城“左祖右社”始於(yu) 周代的確切證據。先秦時期，都城宮城之內(nei) “右宮左廟”並列，如二裏頭宮城遺址、偃師商城的宮城遺址、東(dong) 周時期的秦雍城遺址等均屬此類情況。進入大一統中央集權王朝時代以後，“宮廟”布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出現了隻有宮殿（大朝正殿）在宮城之中，而“宗廟”則安排在宮城甚或都城之外的情況。如文獻記載的秦鹹陽城，其“宮廟”安排在城外的“渭南”或故都“雍城”；考古發現，西漢大朝正殿——“前殿”在未央宮中央，宗廟則不在未央宮，文獻記載西漢早期的漢高祖高廟、漢惠帝廟均在未央宮之外，而漢文帝的顧成廟則被安置在都城之外。西漢晚期宗廟與(yu) “社稷”遺址，在漢長安城之南，北對未央宮前殿，形成目前所見最早的都城“左祖右社”規製。這一規製為(wei) 漢魏洛陽城、唐長安城、宋開封城（東(dong) 京城）、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古代都城所繼承。上述諸都城的大朝正殿均在宮城中央，宗廟與(yu) 社稷均安排在宮城之外，形成以“大朝正殿”為(wei) 中心的“左祖右社”的都城布局，從(cong) 而進一步突出了以“大朝正殿”為(wei) 代表的“中央政府”在國家的“縮影”——都城的“中”之“政治定位”，以“中”為(wei) 核心的國家“大一統”理念，由都城布局形製彰顯、固化並世代傳(chuan) 承。

都城規製的“中和”理念與(yu) 國家認同

從(cong) 目前考古發現資料來看，漢長安城是中國古代都城、宮城形成四麵營建城門、宮門規製的最早都城。都城與(yu) 宮城的“四門”，象征國家的東(dong) 西南北“四方”。“四門”相對都城之內(nei) 的宮城及大朝正殿的“居中”而言，形成二者的“中和”，這種“空間”的“中和”理念，既體(ti) 現了“中”對“四方”的“公允”“公正”“不偏不倚”，又強化了“四方”對“中”的“政治認同”“國家認同”。“中和”理念是以“中”為(wei) 核心的“國家認同”的深化。上述都城規製兩(liang) 千多年來基本延續不變，體(ti) 現了國家認同感與(yu) 凝聚力，維係了中華五千多年文明的綿延不絕。

如果說“四門”所代表的“四方”是“多元”，那麽(me) 都城、宮城、大朝正殿則是“一體(ti) ”。它們(men) 是國家之“中”的集中體(ti) 現，使“四方”的“多元”“和”於(yu) 國家的“一體(ti) ”，“多元”歸宿於(yu) “一體(ti) ”成為(wei) 中華文化基因、優(you) 秀曆史文化傳(chuan) 統與(yu) 政治信念，構成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核心文化。

中國古代都城考古發現與(yu) 研究揭示出的“中”之理念，也見於(yu) 中華曆史文化的早期文獻記載。如《荀子·大略》：“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呂氏春秋·審分覽·慎勢》：“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中”與(yu) “和”密切相關(guan) ，二者並稱合用，最早出現在《禮記·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wan) 物育焉”。司馬光認為(wei) ，“中和者，大則天地、中則帝王、細則昆蟲草木，皆不可須臾離者也”。

在中華文明五千多年曆史發展中，古代都城及宮城布局形製所蘊含的“中和”理念被中華大地的各個(ge) 民族所認同。考古發現與(yu) 古代文獻記載均佐證這一曆史。鮮卑民族從(cong) 大興(xing) 安嶺南下，經內(nei) 蒙古盛樂(le) 、晉北大同（平城）建立北魏王朝，最終徙都“天地之中”洛陽，繼承漢長安城、漢魏洛陽城布局形製，營建北魏洛陽城，使都城的“中”與(yu) “中和”理念更為(wei) 深化，開創了中國古代都城的“三城製”，完善了都城“中軸線”，弘揚了先秦、漢魏都城的宮門門闕形製。考古發現的北魏洛陽城宮城正門——閶闔門遺址布局形製對後代產(chan) 生深遠影響。北方女真族、蒙古族、滿族等民族依次建立的金朝、元朝、清朝，承襲了幾千年形成的“中”與(yu) “中和”理念，深化了國家認同理念。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