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荀整合與(yu) 中國社會(hui) 現代化問題

作者：黃玉順（山東(dong) 大學特聘教授、儒學高等研究院博士生導師）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 《文史哲》（英文版）第6卷第1期，2020年12月版，

【摘要】今天應當怎樣對待孟荀？這是儒學複興(xing) 的一個(ge) 重大課題。孟荀思想本身具有複雜性乃至矛盾性；並且它們(men) 向來就是隨著生活方式的演變和社會(hui) 形態的轉換而不斷地被重新詮釋、塑造和利用的，其影響力也隨之而消長。在中國社會(hui) 從(cong) 王權封建轉向皇權專(zhuan) 製之際，荀學興(xing) 盛，這表明荀學中確實存在著法家專(zhuan) 製主義(yi) 因素。皇權帝國時代“獨尊儒術”，於(yu) 是有法家之嫌的荀學衰退，而作為(wei) 儒學正宗的孟學興(xing) 起；但荀學卻仍以隱蔽的形式發揮著重大甚至根本的作用，這就是專(zhuan) 製權力的“陽儒陰法”政治路線。而在中國社會(hui) 走向現代性之際，荀學複興(xing) ，這表明荀學中存在著有助於(yu) 現代性啟蒙的思想資源。但荀學的現代複興(xing) 乃是伴隨著儒學的現代複興(xing) 而來的，所以孟學並未因此而衰退，這就意味著必須整合孟荀，而整合的前提是根據現代價(jia) 值來分別對孟荀思想加以“損益”。

【關(guan) 鍵詞】孟子；荀子；整合；中國社會(hui) 現代化

今天應當怎樣對待孟子和荀子？是肯定還是否定？是將兩(liang) 者對立起來還是整合起來？對於(yu) 這些問題，即便持有相同的現代價(jia) 值立場的學者（非此立場的觀點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nei) ）也都充滿爭(zheng) 論，而且看起來不會(hui) 有結果，因為(wei) 雙方都能從(cong) 孟荀的言論中找到自己的證據。這說明孟荀思想本身就存在著複雜性甚至矛盾性，從(cong) 而表明現有的研究思路是行不通的，必須另辟蹊徑。本文將從(cong) 觀察“中國社會(hui) 形態的轉換”與(yu) “孟荀思想影響的消長”之間的關(guan) 聯來加以分析，以確定我們(men) 今天對孟子與(yu) 荀子所應有的態度。

何以如此？我曾說過：現有的儒學史、中國哲學史的敘述，“往往脫離了儒學的曆史時代性質，成為(wei) 一種純粹的概念遊戲，遮蔽了儒學的時代特征真相”；儒學“被敘述為(wei) 某種無關(guan) 乎現實、無關(guan) 乎生活的自娛自樂(le) 的東(dong) 西”，“標識為(wei) 一個(ge) 單一的純粹的學術形態，掩蓋或遮蔽了其中所存在的重大的時代轉換問題”[①]。但事實上，任何思想都是時代的產(chan) 物，其對當世和後世的影響力也隨社會(hui) 形態的轉換而變化消長；中國傳(chuan) 統国际1946伟德與(yu) 現實政治的關(guan) 係尤其密切，即諸子百家都是“務為(wei) 治者”[②]。孟荀思想亦然，其實都是在不同時代“被詮釋的孟荀”甚至“被利用的孟荀”；這種詮釋與(yu) 利用會(hui) 凸顯、放大、甚至改造其思想中的某些方麵，換言之，孟荀思想本身就是被不斷地重塑的。因此，本文關(guan) 注的問題是：對於(yu) 走向現代性的中國來說，孟荀思想應當怎樣被重塑並整合起來？

一、荀孟消長與(yu) 專(zhuan) 製帝國的興(xing) 起

縱觀過去兩(liang) 千多年的中國思想史，孟學與(yu) 荀學的影響力呈現出此消彼長的態勢：從(cong) 戰國末期到西漢前期，荀學勢強而孟學勢弱；西漢後期以來，孟學漸盛，而荀學雖漸衰卻暗中一直保持著實質性作用；然而明清之際以來，尤其是近年來，荀學逐漸複興(xing) ，而孟學仍保持其固有之勢。要理解這種消長現象，僅(jin) 從(cong) 孟荀之學本身是無法找到答案的，必須明瞭中國社會(hui) 發展及其社會(hui) 形態轉換的曆史。我已多次對此進行了如下勾畫：

1、宗族王權列國時代：商周

2、第一次社會(hui) 大轉型：春秋戰國

3、家族皇權帝國時代：自秦朝至清朝

4、第二次社會(hui) 大轉型：近代以來

5、個(ge) 體(ti) 人權民國時代

孟荀之影響力的消長，正是在這樣的社會(hui) 曆史背景之下發生的。

（一）荀學的興(xing) 盛與(yu) 第一次社會(hui) 大轉型

稱儒學為(wei) “孔孟之道”是一種很晚近的說法。[③]梁玉繩說“孟荀齊號，起自漢儒”[④]，言過其實。實際情況如徐複觀所說，“就西漢初期思想的大勢說，荀子的影響，實大於(yu) 孟子”[⑤]。其實不僅(jin) 是漢初，在整個(ge) 漢代甚至更長時期，荀子的影響要大得多。

何以如此？學者往往歸因於(yu) 秦火之後的儒家文獻傳(chuan) 承關(guan) 係。如汪中說：“漢諸儒未興(xing) ，中更戰國、暴秦之亂(luan) ，六藝之傳(chuan) 賴以不絕者，荀卿也。”[⑥]梁啟超說：“自漢以後，名雖為(wei) 昌明孔學，實則所傳(chuan) 者，僅(jin) 荀學一派而已。”[⑦]更有學者認為(wei) ：“漢世儒者，非僅(jin) 浮丘伯、伏生、申公一輩博士經生，大部出自荀卿之學。即其卓稱諸子，自陸賈以下，如揚雄、王符、仲長統及荀悅之倫(lun) ，亦莫非荀卿之傳(chuan) 也。蓋兩(liang) 漢學術……其列於(yu) 儒家者，大抵為(wei) 荀卿之儒也。”[⑧]這類說法固然沒錯，但都隻是表麵的觀察。

荀學的興(xing) 盛乃是在中國社會(hui) 第一次大轉型之際，即從(cong) 王權封建轉向皇權專(zhuan) 製的時代，這絕非偶然。荀子順應了當時中國社會(hui) 形態轉換的趨勢，該趨勢在思想上的體(ti) 現即是法家思想。荀學實質上是儒家思想與(yu) 法家思想的一種融合，誠如梁啟超所說：“荀子生戰國末，時法家已成立，思想之互為(wei) 影響者不少，故荀子所謂禮，與(yu) 當時法家所謂法者，其性質實極相逼近。”[⑨]

確實，荀子不僅(jin) 培養(yang) 了兩(liang) 個(ge) 最得意的法家弟子，即作為(wei) 暴秦最大理論家的韓非和最大政治家的李斯，而且其學說本身就包含著專(zhuan) 製主義(yi) 的因素。譚嗣同有一句名言：“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xiang) 願也。”[⑩]此話雖不無偏激，但不難理解：譚嗣同所抨擊的乃是皇權專(zhuan) 製以來的那種“陽儒陰法”的帝製儒學。梁啟超也說：“二千年所行，實秦製也，此為(wei) 荀子政治之派。”[11]有學者稱“荀子才是秦以後兩(liang) 千餘(yu) 年中國君主專(zhuan) 製政治體(ti) 製的真正‘教父’”[12]；有些學者甚至認為(wei) ，荀子主張服事暴君。[13]可見荀學興(xing) 盛的根本原因是它本身所蘊涵的某些有利於(yu) 皇權專(zhuan) 製的思想因素，這一點在今天的荀學複興(xing) 中是特別需要警惕的。

（二）孟學的興(xing) 起與(yu) 皇權專(zhuan) 製時代

饒有趣味的是，進入帝國時代以後，看起來非常適合於(yu) 皇權專(zhuan) 製的荀學反而衰落了。當然，這種衰落並不意味著皇權真正拋棄了荀學、法家，這是學界的共識：漢代皇家、乃至整個(ge) 帝國時代的皇家都是采取的“陽儒陰法”的路數。漢宣帝的名言“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14]，可謂說出了曆代皇帝的心聲。所謂“王道”指儒家思想，所謂“霸道”指法家思想。一個(ge) 典型的例子，牟宗三、李澤厚都將朱熹和荀子歸為(wei) 一類，盡管前者批評朱熹“以荀子之心態講孔子之仁”[15]，後者讚賞朱熹“舉(ju) 孟旗，行荀學”[16]。[17]在我看來，整個(ge) 帝國儒學確實都存在著荀學的因素，即都是不同程度的“儒法合一”，從(cong) 而都是與(yu) 皇家“陽儒陰法”相配合的。

但無論如何，至少在名義(yi) 上，荀學衰落了。其間，唐代楊倞作《荀子注》雖然影響深遠，亦未能扭轉這種趨勢。楊倞曾為(wei) 韓愈的下屬（楊倞序中稱“韓侍郎”）[18]，而“昔荀卿、揚雄二書(shu) 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19]；然而韓愈正是宋明理學揚孟抑荀的先驅，認為(wei) 對於(yu) 儒家道統，“荀與(yu) 揚（揚雄）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20]，予以貶抑。

那麽(me) ，荀學究竟為(wei) 什麽(me) 會(hui) 衰落？皇權為(wei) 什麽(me) 會(hui) 在選擇儒家的同時卻又與(yu) 作為(wei) 儒學的荀學保持距離？其原因仍然需要從(cong) 皇權的“陽儒陰法”中去尋找：

一方麵是“陽儒”，即打著儒家的旗號，標榜“王道”“仁政”。我們(men) 知道，“漢承秦製”乃是皇權帝國製度從(cong) 產(chan) 生到穩定的時期，這種政治上的“大一統”需要思想上的“大一統”，即所謂“罷絀百家，獨尊儒術”，如董仲舒建議的“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21]。實際上，漢代皇朝的尊儒政策並非始於(yu) 董仲舒，而是一個(ge) 集體(ti) 思想轉變的過程：“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wei) 相而隆儒矣”[22]；“及竇太後崩，武安侯田蚡為(wei) 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天下之學士靡然鄉(xiang) （向）風矣”[23]。這也表明傳(chuan) 統儒學之中確實存在著符合皇權專(zhuan) 製需要的因素，而不限於(yu) 荀子思想，這一點也是今天複興(xing) 儒學時需要警惕的。

另一方麵則是“陰法”，即實質上的法家專(zhuan) 製主義(yi) ，卻不能放到台麵上，否則即有“暴政”之名。荀學雖屬儒學，卻有法家之嫌，而法家總是令人與(yu) “暴秦”聯係起來，這在標榜“仁義(yi) 道德”、“以孝治天下”的皇權來說是不可取的。因此，荀學隻能“後台操作”。

伴隨著“獨尊儒術”，孟學開始興(xing) 起，因為(wei) 唯有孟子才是足以與(yu) 荀子相頡頏的大儒。東(dong) 漢末年趙岐作《孟子》的最早注本《孟子章句》，這是一個(ge) 標誌性事件；正式鮮明地揚孟抑荀，始於(yu) 韓愈《原道》的道統之論；然後就是宋學的興(xing) 起，極端地推崇孟子。

但我們(men) 也應當注意：唐宋以來興(xing) 起的孟學，其實並非本來的孟學，而主要是經過程朱理學詮釋改造的孟學；而且即便這樣的孟學，也未必都受到皇家的歡迎，例如明朝皇帝朱元璋就對孟學很不以為(wei) 然。清代皇家倡導的程朱理學的孟學也是“被詮釋的孟子”、“被利用的孟子”，因為(wei) 孟子本人其實最少專(zhuan) 製主義(yi) 色彩，反倒極具批判權力的傾(qing) 向。

二、荀學複興(xing) 與(yu) 中國社會(hui) 的現代轉型

荀學的近代複興(xing) 可追溯到明清之際，如傅山、費密等。這裏的“近代”概念是指的中國社會(hui) 的“內(nei) 源性現代性”的發生，可追溯到“唐宋變革”[24]，而在明清之際尤為(wei) 顯著。[25]入清以後，乾嘉學派公然複興(xing) 荀學，其中僅(jin) 學術名家就有盧文弨、謝墉、錢大昕、汪中、淩廷堪、郝懿行等，進而至於(yu) 近代俞樾、王先謙、孫詒讓等。

人們(men) 通常將當時荀學複興(xing) 的緣由歸因於(yu) 乾嘉學派整理古代文獻而導致的諸子學的複興(xing) 。這其實也隻是表麵現象，事實上，清代“漢學”的興(xing) 起“乃由與(yu) 宋學對峙而來”[26]，而這裏的“宋學”指作為(wei) 清朝皇權專(zhuan) 製意識形態的程朱理學。所以，乾嘉學派複興(xing) 荀學乃是一種隱形的對抗皇權的政治思想鬥爭(zheng) 。

乾嘉學派在兩(liang) 個(ge) 方麵具有“近代”性質：一方麵是其方法上的現代性，即其“實事求是”的方法，梁啟超說“乾嘉間學者，實自成一種學風，和近世科學的研究法極相近，我們(men) 可以給他一個(ge) 特別名稱，叫做‘科學的古典學派’”[27]，胡適也說“這是一種實證主義(yi) 的精神與(yu) 方法，他的要點隻是‘拿證據來’”[28]；另一方麵是其思想上的現代性，即其思想觀念的啟蒙性質，戴震的《孟子字義(yi) 疏證》尤為(wei) 典型，既尊孟子，而實質上接受了荀子的一些思想，章太炎稱“極震所議，與(yu) 孫卿若合符”[29]，錢穆謂之“雖依孟子道性善，而其言時近荀卿”[30]。這就是說，孟荀思想一起成為(wei) 反抗皇權專(zhuan) 製主義(yi) 的思想資源，這也反證了孟荀思想中存在著某些可以用來反對專(zhuan) 製主義(yi) 的因素。

荀學近代複興(xing) 的進一步表現是晚清學界出現的今文經學派（夏曾佑、譚嗣同、梁啟超等）“排荀”與(yu) 古文經學派（俞樾、章炳麟等）“尊荀”之爭(zheng) 。“排荀”運動大致發生在1895年甲午戰爭(zheng) 失敗至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之間，其所針對的其實也是秦漢以來的專(zhuan) 製製度。夏曾佑認為(wei) ，荀子“法後王”而導致“專(zhuan) 製之法”[31]。譚嗣同說，荀子“”[32]。梁啟超“通過對於(yu) 荀子的非議，所要表達的是，既要反對政治上的專(zhuan) 製，又要反對學術上的專(zhuan) 製”[33]。同時與(yu) 之針鋒相對的則是“尊荀”運動。章太炎作《訄書(shu) 》，開篇就是“尊荀第一”[34]。當然，章太炎有法家傾(qing) 向，例如他為(wei) 法家辯護：“以法家之鷙，終使民生；以法家之刻，終使民膏澤。”[35]這種思想傾(qing) 向的背景是當時“革命”的需要，但“革命”導致的威權主義(yi) “專(zhuan) 政”畢竟是一種現代性的政治現象，這樣的荀子頗似西方的馬基雅維利。[36]

這或許會(hui) 令人產(chan) 生疑惑：曾在漢初襄助帝製的荀學，何以會(hui) 在推翻帝製的曆史潮流之中複興(xing) ？唯一可能的答案：荀學之中顯然存在著某些可資解構帝製的思想資源。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應該就是荀子“性惡”“化性起偽(wei) ”思想與(yu) 近代啟蒙運動的“自然狀態”學說的某種契合，學界對此已有許多探討。

三、孟荀整合與(yu) 儒家哲學的現代轉化

荀學的現代複興(xing) 並未導致孟學的衰落，即孟荀之間不再是消長關(guan) 係，而呈現出黑格爾式的“合題”。這就可以解釋為(wei) 什麽(me) 近年會(hui) 出現“整合孟荀”學術思潮的問題。

（一）整合孟荀的學術潮流

在近年的整合孟荀思潮中，李澤厚2017年提出的“兼祧孟荀”頗具影響，他倡導“舉(ju) 孟旗，行荀學”，“即以情本體(ti) 的宇宙觀和宗教性道德來範導和適當構建公共理性的現代社會(hui) 性道德”，“後者乃現代荀學，前者為(wei) 現代孟旗”，“是一種儒學內(nei) 部的‘儒法互用’”[37]。他所說的“孟旗”指道德的情感維度；而他所說的“荀學”指道德的意誌維度。然而這種“荀學”的法家傾(qing) 向是顯而易見的，在我看來也是很危險的，因為(wei) 它是“以外在的、先驗的理，主宰並融解為(wei) 內(nei) 在道德心性，而完成道德行為(wei) ”，即“把‘事事物物’實際是人的各種行為(wei) 都納入這個(ge) 規範中，製定出各種等差順次秩序規則的係統，成為(wei) 可實踐施行而非常龐大細密的道德觀念和倫(lun) 理準則，來有效地統治人們(men) 的身心”，其結果就是“譚嗣同所說‘二千年之學，荀學也’，荀—董—朱便成為(wei) 統治中國兩(liang) 千年的倫(lun) 理學”[38]。由此可見，李澤厚所謂“舉(ju) 孟旗，行荀學”對於(yu) 皇權專(zhuan) 製的“陽儒陰法”路線來說是可以成立的，但對於(yu) 今天來說則實在是不可取的，蘊涵著威權主義(yi) 的傾(qing) 向。

早在2007年，我就提出了“整合孟荀”的問題。[39]我曾談到，“關(guan) 於(yu) 儒家思想資源，我的總的想法就是：出入乎孟荀，折衷於(yu) 孔子”[40]；例如“利益原則是西方啟蒙思想所竭力張揚的，在荀子那裏也可以找到依據；仁愛、時宜原則，則在孟子那裏可以找到依據”[41]；“對於(yu) 我們(men) 來說，要做的工作乃在：一方麵，以荀學的資源去接管西方啟蒙思想的精神維度；而另一方麵，以孟學的資源去接管西方新教的精神維度，並且使孟荀整合於(yu) 孔子。這樣，我們(men) 就可以重建‘中國正義(yi) 論’”[42]。

這就是說，我當時提出“整合孟荀”主要是為(wei) 了我這些年來所建構的“中國正義(yi) 論”（the 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43]。從(cong) 2008年開始，我在一係列公開發表的文章裏都談及“整合孟荀”的問題。[44]事實上，“中國正義(yi) 論”可以說就是整合孟荀的一種實際成果，即把孟子和荀子的思想整合於(yu) 儒家的正義(yi) 理論體(ti) 係之中。我所采取的方法類似馮(feng) 友蘭(lan) 的“抽象繼承法”[45]，即嚴(yan) 格區分孟荀思想中的針對社會(hui) 曆史現實問題的層麵和超越曆史的層麵。後者乃是一套儒學原理，例如“中國正義(yi) 論”，既可演繹出前現代的製度建構，也可演繹出現代性的製度建構，這體(ti) 現為(wei) 中國正義(yi) 論的兩(liang) 條正義(yi) 原則，即“正當性原則”和“適宜性原則”。

近期較早提出“統合孟荀”的是梁濤，他在2008年出版的“《郭店竹簡與(yu) 思孟學派》一書(shu) 中專(zhuan) 門增加了‘結語’一章，提出統合孟荀，重建道統”[46]。此後，尤其最近幾年，一些學者陸續發表了相關(guan) 文章，形成了“統合孟荀”的熱潮。最近的一次學界討論，見於(yu) 《文史哲》2020年第2期刊發的三篇文章。一是梁濤的《超越尊孟抑荀，回歸同尊孟荀》，主張將孟子由道德而政治的“為(wei) 政以德”與(yu) 荀子由政治而道德的“為(wei) 國以禮”統合起來。這裏所涉及的道德與(yu) 政治的關(guan) 係問題是可以商榷的。[47]二是劉悅笛的《孟荀“天—性—情—心”統合論——從(cong) “心統情性”新視角兼祧孟荀》，以經過重新詮釋的“心統情性”來發展李澤厚的“兼祧孟荀”、“孟荀互補”之說。三是郭沂的《受之以荀，糾之以孟——現代化背景下的儒學重建》，著眼於(yu) “回應西方文化的挑戰”：一方麵“受之以荀”，因為(wei) 現代性的“儒家民主思想和知識論的種子主要存在於(yu) 荀子所代表的傳(chuan) 統中”；另一方麵“糾之以孟”，因為(wei) 關(guan) 於(yu) 後現代性的“糾正、修複現代化的缺陷”，“孟子所代表的傳(chuan) 統已經為(wei) 我們(men) 準備好了良藥”。郭文對儒學現代轉化問題的關(guan) 注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這裏所涉及的先秦儒學與(yu) 現代性的關(guan) 係、現代性與(yu) 後現代性的關(guan) 係等問題都是可以商榷的。[48]

（二）整合孟荀的思想路徑

迄今為(wei) 止，主張整合孟荀的學者在這個(ge) 基本問題上尚無清晰的結論：究竟怎樣整合？在我看來，既然孟荀思想本身存在著矛盾性，那麽(me) ，簡單的“舉(ju) 孟旗，行荀學”口號其實沒有什麽(me) 意義(yi) ：要舉(ju) 的孟旗究竟是其君臣倫(lun) 理方麵還是其批判專(zhuan) 製方麵？要行的荀學究竟是其專(zhuan) 製資源方麵還是其啟蒙資源方麵？顯然，我們(men) 應當意識到，孟荀整合需要對孟荀雙方的思想都加以“損益”（這是孔子的觀念[49]，“損”是去掉一些舊的東(dong) 西，“益”是增加一些新的東(dong) 西）：

1、孟荀思想的契合性損益

孟荀思想之間存在著相互契合之處，因為(wei) 他們(men) 畢竟都是儒家。例如，孟子講“人皆可以為(wei) 堯舜”[50]，荀子講“塗之人可以為(wei) 禹”[51]，他們(men) 共享著天性平等觀念，這種觀念是儒學現代轉化的寶貴思想資源；又如，孟子盡管不是專(zhuan) 製主義(yi) 者，但和荀子一樣是君主主義(yi) 者，他們(men) 共享著“君君臣臣”的君臣倫(lun) 理，這種觀念顯然是儒學現代轉化的障礙。但孟荀思想之間也確實存在著不能契合、互相衝(chong) 突的因素，因此，如果不分別對雙方思想加以損益，其整合就絕無可能，隻會(hui) 產(chan) 生“排異反應”（rejection）。

這種契合性損益又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種情況：一種是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例如肯定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而否定荀子的君主專(zhuan) 製思想。另一種則是孟荀雙方的思想都是不可取的，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孟子講“性善”而荀子講“性惡”，這種先驗人性論或先天人性論其實已經過時了，這種人性的存在既不法證偽(wei) 也不法證實；我本人更讚同王夫之的人性觀“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52]，即人性並非一成不變的，而是在生活中生成和發展著的。

2、孟荀思想的時代性損益

對孟荀思想的損益，更重要的維度是時代性：損益的價(jia) 值標準無疑應當是人類社會(hui) 的現代文明價(jia) 值，否則就會(hui) 變成原教旨主義(yi) 。

（1）損：對孟荀思想中非現代性因素的摒棄。孟荀思想中還有一些因素，在當時是可以理解的，而在今天則是必須拋棄的，因為(wei) 它們(men) 不符合現代性的文明價(jia) 值。且以所謂“核心價(jia) 值觀”所列的專(zhuan) 屬現代人類文明的這些價(jia) 值而論：孟荀思想之中，凡不符合自由觀念的思想必須摒棄，凡不符合平等觀念的思想必須摒棄，凡不符合公正觀念的思想必須摒棄，凡不符合民主觀念的思想必須摒棄，凡不符合法治觀念的思想必須摒棄。

（2）益：對孟荀思想的創造性發展。對於(yu) 現代社會(hui) 生活的需要來說，孟荀的思想遠非什麽(me) 完備的東(dong) 西，有必要加以發展、完善和補充。這裏尤其需要警惕學界存在的某種否定文明進步的複古主義(yi) 傾(qing) 向。

此外，這裏還涉及中西融通的問題。章太炎這番話值得咀嚼：“今將為(wei) 荀子之徒歟，西學具在，請就而學焉；將為(wei) 孟子之徒歟……要自三代以上之禮樂(le) 文章，七十子後漢唐學者之緒言，而我朝二百四十年來所孜孜焉講求者也。”[53]他簡單地將荀子歸於(yu) 西學，而將孟子歸於(yu) 傳(chuan) 統，這是可以商榷的；但他把“整合孟荀”與(yu) “整合中西”聯係起來，這是值得肯定的。而我在這裏特別想強調指出：這其實並不是“中西”問題，而是“古今”問題，即前現代文明與(yu) 現代性文明的關(guan) 係問題。我曾多次指出：要警惕學界存在的一種傾(qing) 向，即以“中西之異”來掩蓋和偷換“古今之變”問題，以此拒絕現代文明。

縱上所述，孟荀思想本身具有複雜性乃至矛盾性；並且它們(men) 向來就是隨著生活方式的演變和社會(hui) 形態的轉換而不斷地被重新詮釋、塑造和利用的，其影響力也隨之而消長。在中國社會(hui) 從(cong) 王權封建轉向皇權專(zhuan) 製之際，荀學興(xing) 盛，這表明荀學中確實存在著法家專(zhuan) 製主義(yi) 因素。皇權帝國時代“獨尊儒術”，於(yu) 是有法家之嫌的荀學衰退，而作為(wei) 儒學正宗的孟學興(xing) 起；但荀學卻仍以隱蔽的形式發揮著重大甚至根本的作用，這就是專(zhuan) 製權力的“陽儒陰法”政治路線。而在中國社會(hui) 走向現代性之際，荀學複興(xing) ，這表明荀學中存在著有助於(yu) 現代性啟蒙的思想資源。但荀學的現代複興(xing) 乃是伴隨著儒學的現代複興(xing) 而來的，所以孟學並未因此而衰退，這就意味著必須整合孟荀，而整合的前提是根據現代價(jia) 值來分別對孟荀思想加以“損益”。

注釋：
 
[①]黃玉順：《論“重寫儒學史”與“儒學現代化版本”問題》，《現代哲學》2015年第3期，第97–103頁。
 
[②]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見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288-3289頁。
 
[③]“孔孟之道”出自元末明初的小說《三國演義》第六十回，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版，第514頁。
 
[④]梁玉繩：《史記誌疑》卷三十六，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481頁。
 
[⑤]徐複觀：《兩漢思想史》第二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頁。
 
[⑥]汪中：《述學·荀卿子通論》，《述學校箋》，李金鬆校箋，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453頁。
 
[⑦]梁啟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49頁。
 
[⑧]徐平章：《荀子與兩漢儒學》，台灣文津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頁。
 
[⑨]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118頁。
 
[⑩]譚嗣同：《仁學》二十九。見《譚嗣同全集》（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37頁。
 
[11]梁啟超：《論支那宗教改革》，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57頁。
 
[12]趙法生：《荀子的政製設計與學派歸屬》，《哲學研究》2016年第5期，第68–77頁。
 
[13]參見常大群：《荀子與中國君主專製政體》，《棗莊師專學報》1992年第1期，第88–92頁；方爾加：《荀子新論》，中國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0頁；方爾加：《荀子：孔孟儒家的千古罪人》，《管子學刊》1994年第4期，第20–24頁；薩孟武：《中國政治思想史》，東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0頁；王玲：《先秦儒家的“君臣之分”探賾》，《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第30–26頁。
 
[14]班固：《漢書·元帝紀》，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77頁。
 
[15]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上），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41頁。
 
[16]李澤厚：《倫理學補注》，《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9期，第4–13頁。
 
[17]朱鋒剛：《“統合孟荀”與重建道統的現代思考——從“朱熹是荀學”說起》，《天府新論》2019年第3期，第31–36頁。
 
[18]霍生玉：《韓愈注釋過〈荀子〉嗎——唐代楊倞〈荀子注〉中“韓侍郎”考》，《古籍研究》2013年第2期，第20–25頁。
 
[19]阮逸：《中說序》，見《中說》，阮逸注，《四部叢刊初編》本，第338冊，第3頁。
 
[20]韓愈：《原道》，見《韓昌黎文集校注》，馬其昶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頁。
 
[21]班固：《漢書·董仲舒傳》，第2523頁。
 
[22]班固：《漢書·董仲舒傳》，第2525頁。
 
[23]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顧頡剛編審，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118頁。
 
[24][日本]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原載《曆史與地理》第9卷第5號，1910年；見《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劉俊文主編，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0–18頁。
 
[25]參見黃玉順：《論“重寫儒學史”與“儒學現代化版本”問題》，《現代哲學》2015年第3期，第97–103頁；《論儒學的現代性》，《社會科學研究》2016年第6期，第125–135頁。
 
[26]周予同：《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朱維錚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頁。
 
[27]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飲冰室合集》第10冊，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第22頁。
 
[28]胡適：《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7冊《清代思想史》，黃山書社1994年版，第49頁。
 
[29]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頁。
 
[30]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頁。
 
[31]朱維錚：《神州長夜誰之咎——析夏曾佑與宋恕的通信》，見《音調未定的傳統》，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148頁。
 
[32]譚嗣同：《仁學》，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頁。
 
[33]孫大坤：《晚清語境中的荀學解釋》，載《經典與解釋》第49輯，華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211–231頁。
 
[34]章太炎作《訄書初刻本·尊荀第一》，見《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5]章太炎：《訄書初刻本·商鞅第三十五》，見《章太炎全集（三）》，第79–82頁。
 
[36]黃玉順：《儒家自由主義對“新儒教”的批判》，《東嶽論叢》2017年第6期，第39–44頁；《大陸新儒家政治哲學的現狀與前景》，《衡水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第69–71頁；《儒學之當前態勢與未來矚望》，《孔子研究》2018年第4期，第17–21頁；《儒學的現狀、教訓與經驗——政治哲學層麵的觀察與思考》，載《生活儒學與現代性問題》，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51–256頁。
 
[37]李澤厚：《舉孟旗，行荀學——為〈倫理學綱要〉一辯》，《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4期，第58–62頁。
 
[38]李澤厚：《舉孟旗，行荀學——為〈倫理學綱要〉一辯》，《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4期，第58–62頁。
 
[39]黃玉順：《哲學斷想：“生活儒學”信劄》，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版，第257、260、263、293、296頁。
 
[40]黃玉順：《哲學斷想：“生活儒學”信劄》，第296頁。
 
[41]黃玉順：《哲學斷想：“生活儒學”信劄》，第257頁。
 
[42]黃玉順：《哲學斷想：“生活儒學”信劄》，第263頁。
 
[43]關於“中國正義論”，參見黃玉順：《中國正義論的重建——儒家製度倫理學的當代闡釋》（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中國正義論的形成——周孔孟荀的製度倫理學傳統》（專著），東方出版社2015年版。
 
[44]黃玉順：《儒學當代複興的思想視域問題——“儒學三期”新論》，《周易研究》2008年第1期，第51–58頁；《孟子正義論新解》，《人文雜誌》2009年第5期，第9–22頁；《中國“大一統”的“三時一貫”論》，《學海》2009年第1期，第5–10頁；《生活儒學的正義理論》，載《當代儒學》第1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頁。
 
[45]馮友蘭：《中國哲學遺產底繼承問題》，《光明日報》1957年1月8日；《再論中國哲學遺產底繼承問題》，《哲學研究》1957年第5期，第73–81頁。
 
[46]梁濤：《孟荀之間》，《中華讀書報》2017年10月25日。
 
[47]參見黃玉順：《孔子怎樣解構道德——儒家道德哲學綱要》，《學術界》2015年第11期，第104–115頁。
 
[48]參見黃玉順：《論儒學的現代性》，《社會科學研究》2016年第6期，第125–135頁；《論“儒家啟蒙主義”》，載《戰略與管理》2017年第1期，中國發展出版社2017年版，第221–250頁。
 
[49]《論語·為政》，見《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版，第2463頁。
 
[50]《孟子·告子下》，見《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版，第2755頁。
 
[51]《荀子·性惡》，王先謙《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442頁。
 
[52]王夫之：《尚書引義·太甲二》，《船山全書》第二冊，嶽麓書社1996年版，第300頁。
 
[53]章太炎：《訄書初刻本·尊荀第一》，見《章太炎全集（三）》，第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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