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背景下的“兩(liang) 頭婚”：浙北鄉(xiang) 村婚育模式嬗變的田野觀察

作者：趙春蘭(lan) 範麗(li) 珠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河北學刊》2020年第4期

一、問題的提出

人類社會(hui) 中，家庭是一個(ge) 最基本、最長久、最重要的社會(hui) 組織。傳(chuan) 統家庭的組成，是經婚姻的鏈接，再由血係的擴延，透過世代的傳(chuan) 承而留於(yu) 永遠[1]。現代社會(hui) 變遷的一個(ge) 重要的麵向，就是傳(chuan) 統家庭價(jia) 值和結構受到衝(chong) 擊而發生變化，特別是國家通過製度性方式對人口發展進行強幹預，從(cong) 根本上影響了民眾(zhong) 在婚姻與(yu) 生育方麵的觀念和實踐。

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生育控製政策和經濟發展引發了社會(hui) 的劇烈變化，共同推動了我國生育率的下降[2]。中國在完成了生育率由高向低的轉變之後，很快走向了很低水平的生育率。“對於(yu) 中國的人口而言，21世紀上半葉發生的最大的人口事件莫過於(yu) 人口負增長時代的到來。”[3]麵對少子化、老齡化進程的加快，國家在製度上對生育政策進行調整，2013年11月“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liang) 個(ge) 孩子的政策”，2015年10月“全麵實施一對夫婦可以生育兩(liang) 個(ge) 孩子政策”。然而，生育政策調整後，不僅(jin) 生育率提高的幅度不盡如人意，同時出現了結婚率下降的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8年中國人口出生數僅(jin) 為(wei) 1523萬(wan) ，比政府部門預測的少了560萬(wan) ；非但沒有出現“出生數峰值”，反而比2017年大幅下降200萬(wan) [2]。根據國家統計局和民政部的數據，2018年全國結婚率為(wei) 7.2‰，為(wei) 2013年以來的最低[4]。也就是說，曾經強力控製人口增長的政策幹預，如今對於(yu) 促進人們(men) 的生育意願未必奏效。

由國家政策來決(jue) 定生育問題，無疑是非常態政策，如何讓我國生育率逐步回升到更替水平以使中華民族人口得以平穩延續[2]，需要從(cong) 社會(hui) 結構的角度認識婚姻和生育，還婚姻與(yu) 生育的社會(hui) 屬性。為(wei) 了應對政策性控製生育對個(ge) 體(ti) 家庭（獨女戶）帶來的宗祧繼嗣和傳(chuan) 宗接代的困境，民間社會(hui) 出現了傳(chuan) 統主流的父係婚姻之外的婚姻締結與(yu) 生育繼嗣模式的選擇。（莊孔韶、張靜：《“並家婚”家庭策略的‘雙係’實踐》，《貴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李寬、王會(hui) ：《“風險規避與(yu) 身份維持：蘇南農(nong) 村並家婚居模式》，《當代青年研究》，2017年第4期）早在上世紀90年代，張樂(le) 天等就已經在浙北陳家場觀察到一對1988年結婚的獨生子女夫妻采用了兩(liang) 頭安家的婚姻形式，被當地人稱為(wei) “夜夫妻”，“從(cong) 村民替這一偶然的奇特婚姻方式創造的一個(ge) 專(zhuan) 有名詞本身，可以推斷未來獨生子女婚姻的某種新模式。”[5]近20年以來，在浙江北部的水村，村民采用夫妻“兩(liang) 頭結婚”/孩子“兩(liang) 頭姓”的雙係婚育製度來調節“獨女戶”家庭出現的傳(chuan) 宗接代、老年人贍養(yang) 、財產(chan) 繼承等諸多困境，已成為(wei) 當地非常普遍的選擇。有關(guan) “兩(liang) 頭結婚”/“兩(liang) 頭姓”婚育模式的材料，來自於(yu) 2017年到2019年期間筆者對浙江北部水村進行的田野調研。結合近年來學者們(men) 對不同地區民眾(zhong) 婚育模式變化的觀察，本文將從(cong) 社會(hui) 學的角度來認識人類繁衍和代際更替，提出婚育既不能簡單地由政策來控製，也不是單純屬於(yu) 個(ge) 體(ti) 層麵的生理過程，而是個(ge) 體(ti) 生命在社會(hui) 結構中獲得意義(yi) 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人類種族延續需要的社會(hui) 性策略與(yu) 智慧的體(ti) 現。

二、婚姻與(yu) 生育製度的社會(hui) 屬性及其意義(yi) 的現代瓦解

我們(men) 需要回歸其所具有的社會(hui) 屬性來認識婚姻與(yu) 生育的本質，在人類社會(hui) 中，婚姻與(yu) 生育從(cong) 屬於(yu) 特定的社會(hui) 文化體(ti) 係。“婚姻並非本能，而是製度。但是製度之導引人類行為(wei) 進入既定的途徑，很類似於(yu) 本能在它領域內(nei) 的作用。”[6]婚姻與(yu) 生育不僅(jin) 僅(jin) 是簡單的基於(yu) 本能的生物性過程，而是社會(hui) 結構的一部分，“結婚不是私事，生孩子也是一項社會(hui) 分子的天職”[7]，社會(hui) 通過婚姻製度讓個(ge) 體(ti) 生命參與(yu) 到人的繁衍過程，使個(ge) 體(ti) 生命的意義(yi) 具有超越性。

費孝通在《生育製度》第一章中，討論的就是如何理解生育作為(wei) “種族綿延的保障”，“和異姓結合成夫婦，生孩子，把孩子領大——這是一套社會(hui) 活動的體(ti) 係。”[7]結婚與(yu) 生育不是單純的生理行為(wei) 及其滿足，其“種族需要綿延”的目的超越了生物性本身，是一套傳(chuan) 統的規則和一套相關(guan) 的物質文化的設備活動的結果；由此衍生出各種製度，如標準化的求偶活動，婚姻，親(qin) 子關(guan) 係及氏族組織[8]。

在傳(chuan) 統中國，以生育為(wei) 基礎的家庭是一個(ge) 綿續性的事業(ye) 社群。《禮記·昏義(yi) 》有言，“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基於(yu) 血緣關(guan) 係發展出來的祖先崇拜融入於(yu) 儒家的禮製之中，成為(wei) 全民性的自覺信仰和實踐；作為(wei)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價(jia) 值鏈條的一環，就是每個(ge) 個(ge) 體(ti) 生命在這個(ge) 事業(ye) 中得到延伸的意義(yi) [9]。與(yu) 之相關(guan) 的是社群中各種對個(ge) 體(ti) 約束的價(jia) 值與(yu) 規範，比如，“在中國的家庭裏有家法，在夫婦間得相敬，女子有著三從(cong) 四德的標準，親(qin) 子間講究負責和服從(cong) 。”[10]這使得有關(guan) 婚姻與(yu) 生育的社會(hui) 性含義(yi) 成為(wei) 天經地義(yi) 的價(jia) 值與(yu) 潛移默化的行為(wei) 規範。再比如，深入民間的“香火”觀念，上一代以“不孝有三，無後為(wei) 大”為(wei) 訓，下一代則以“榮宗耀祖”為(wei) 奮鬥目標[11]，體(ti) 現了“社會(hui) 獎勵、督促，甚至命令每個(ge) 人得負起社會(hui) 完整的責任。”[12]再比如，傳(chuan) 統上沒有男嗣的家庭被稱作“絕戶”，就是借助貶義(yi) 的語言形成敦促人們(men) 繁衍“香火”的壓力。

在過去一百多年的現代化過程中，由於(yu) 女性社會(hui) 角色的改變，傳(chuan) 統家庭模式的變化，人與(yu) 人關(guan) 係的重新定義(yi) ，直接挑戰了傳(chuan) 統婚姻與(yu) 生育製度。改革開放以來，意在控製人口過快增長的計劃生育政策強有力地推行，前所未有的高速城市化和工業(ye) 化催生了經濟社會(hui) 的劇烈變遷，更是從(cong) 各個(ge) 層麵衝(chong) 擊著中國的家庭價(jia) 值並瓦解著婚姻與(yu) 生育的社會(hui) 性意義(yi) [13]。不同於(yu) 傳(chuan) 統社會(hui) 強調個(ge) 人生命價(jia) 值就存在於(yu) “種族綿延”的社會(hui) 性事業(ye) 中，變遷時代出現了個(ge) 人的價(jia) 值歸於(yu) 個(ge) 人——個(ge) 人的需要、個(ge) 人的欲求、個(ge) 人的消費等等，兩(liang) 性關(guan) 係被重新定義(yi) ，女性價(jia) 值不再局限於(yu) “是否嫁得好”、“是否為(wei) 夫家傳(chuan) 宗接代”。在這個(ge) 過程中，從(cong) 根本上顛覆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多子多福”的婚育觀念，生育與(yu) 婚姻的社會(hui) 關(guan) 聯相脫節（“北京允許非婚生子女隨母報戶口’已執行兩(liang) 年有餘(yu) 。”見何亞(ya) 福：《非婚生育不該鼓勵，但非婚生子女權益該被保障》，《新京報》，2019年3月4日。），以繼承香火為(wei) 社會(hui) 責任的種族綿延失去了意義(yi) ，從(cong) 而導致原本以家庭為(wei) 基礎的一套社會(hui) 結構被逐漸地解構了。閻雲(yun) 翔對北方的下岬村長期觀察發現，“大多數老年人已經接受……生活的意義(yi) 不再是光宗耀祖，而是讓子女過上幸福的生活”[14]，“來自農(nong) 民的理念沒有了，接續子孫傳(chuan) 宗接代的理念被宣傳(chuan) 為(wei) 一種錯誤，留下來的，隻有農(nong) 民為(wei) 現世生活的努力，隻有享樂(le) 主義(yi) 和消費主義(yi) 可以平息心中湧動的無根感。”[15]一項針對杭州市80後生育觀調查結果顯示，在生育目的上，選擇“傳(chuan) 宗接代”和“養(yang) 兒(er) 防老”的占比僅(jin) 為(wei) 7.8%、13.4%。[16]

貝爾（Daniel Bell）有關(guan) 現代主義(yi) 對傳(chuan) 統秩序衝(chong) 擊的觀察，有助於(yu) 我們(men) 理解當前中國麵臨(lin) 的婚姻與(yu) 生育社會(hui) 價(jia) 值的瓦解：一套支撐傳(chuan) 統價(jia) 值體(ti) 係的習(xi) 俗業(ye) 已終結。結果是，社會(hui) 也不再被看作是人的自然結合……，而成了單獨的個(ge) 人各自追求自我滿足的混雜場所。“今天的人說，我就是我，我是我自己的產(chan) 物，在選擇和行動的過程中我創造自己”。[17]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現代社會(hui) 親(qin) 密關(guan) 係的變革，“性現在是以親(qin) 密關(guan) 係為(wei) 基礎鑄造與(yu) 他人之關(guan) 聯的手段，已不再根植於(yu) 世代承繼的一種固定的親(qin) 緣關(guan) 係”。[18]個(ge) 人主義(yi) 、大眾(zhong) 消費主義(yi) 與(yu) 享樂(le) 主義(yi) 的結合是現代社會(hui) 的共性，在很大程度上銷蝕著傳(chuan) 統的社會(hui) 價(jia) 值，“對民族團結和民族目的來說，無疑是一貼糟糕的處方”。[17]

在新的形勢下，鼓勵生育的政策，迄今為(wei) 止收效甚微。[2]費孝通早在《生育製度》中就揭示了種族綿延和個(ge) 體(ti) 生存之間的矛盾，“生育既是一件損己利人的事”的本質，是社會(hui) 賦予其意義(yi) 和價(jia) 值，因為(wei) “若是社會(hui) 不把這件事作為(wei) 通盤性的責任，社會(hui) 完整也就缺乏了保障。”[12]當今社會(hui) ，麵臨(lin) 著低生育率、低結婚率、快速老齡化三個(ge) 全球性的問題，而現代社會(hui) 個(ge) 人主義(yi) 當道，無疑加劇了社會(hui) 整體(ti) 利益與(yu) 個(ge) 人私利間的對立。解決(jue) 婚育問題上日益體(ti) 現的社會(hui) 與(yu) 個(ge) 人對立，還是要回到社會(hui) 並在社會(hui) 實踐中來尋找出路。如果我們(men) 目前尚無力催生一個(ge) 新世界的話，就必須扭轉現代社會(hui) 那種毀滅一切舊有文化的傾(qing) 向。[19]費孝通提出綿延種族的“法寶”，“是把人們(men) 結成社會(hui) ，使每個(ge) 人的生存不能單獨解決(jue) ，他得依靠社會(hui) 的完整。社會(hui) 完整是個(ge) 人健全生活的條件，而社會(hui) 的完整必須人口的穩定，穩定人口有賴於(yu) 社會(hui) 分子的新陳代謝，因之有了種族綿延的結果”。[7]

下麵將使用來自浙江北部水村的田野調研資料，借以說明在具體(ti) 社會(hui) 生活情境的人，如何用文化手段來達成人種繁衍和社會(hui) 繼替的目的，以突破少子化時代集體(ti) 性的“生育困境”。

三、浙北水村“兩(liang) 頭婚”、“兩(liang) 頭姓”的婚育模式

（一）水村基本情況及無男嗣家庭傳(chuan) 宗接代的困境

水村地處杭嘉湖平原，是浙江北部、杭州西郊的一個(ge) 行政村，距離杭州市區20公裏左右，距離淘寶城（阿裏巴巴總部）直線距離5公裏左右，屬於(yu) 西溪國家濕地公園延生保護區。水村村域麵積3.2平方公裏，下屬18個(ge) 自然村（組）。至2017年底，水村戶籍在冊(ce) 人口3349人，760戶。水村與(yu) 周邊幾個(ge) 村莊之間，河道相連，習(xi) 俗相通，同屬“水鄉(xiang) 文化圈”。改革開放後，水鄉(xiang) 的民營經濟發展最先起步，民營企業(ye) 中，最著名的是諾貝爾陶瓷廠，“一個(ge) 諾貝爾，大半水鄉(xiang) 人都在那謀職。”（訪水村人，2017年6月8日，）一線工人、銷售、運輸、會(hui) 計、審核……，村裏人都是親(qin) 戚朋友與(yu) 鄰裏，親(qin) 緣與(yu) 地緣重新在工業(ye) 化的背景下恢複聯係。在經濟收入上，水村人已經完全實現了從(cong) 以農(nong) 業(ye) 為(wei) 主向以工業(ye) 和第三產(chan) 業(ye) 為(wei) 主的轉變，到2017年底農(nong) 林牧漁業(ye) 收入隻占到全部收入的0.2%。（根據所在鎮統計部門提供的數據，2017年，全村收入81722萬(wan) 元，其中農(nong) 林牧漁業(ye) 收入為(wei) 192萬(wan) 元。）

自上世紀90年代至今，在城市多中心發展戰略下，水村三分之二的村域麵積被征用拆遷，村民的家庭現金收入大幅度增加，也使水村人的生活模式呈現出一種介於(yu) “準城市社區”與(yu) “標準農(nong) 村社區”之間的一種新類型。盡管拆遷戶從(cong) 自建房搬入高層安置房，戶籍狀況已轉為(wei) “非農(nong) ”，但水村人生活狀態沒有完全脫離鄉(xiang) 土，其“農(nong) 民”身份的自我認同以及由地緣維係的熟人社會(hui) 模式仍在延續。得益於(yu) 地方經濟開發帶來的各種就業(ye) 機會(hui) ，水村青年不必也不願意離鄉(xiang) ，普遍選擇“買(mai) 房投資，但不單住”（訪水村人，2017年8月11日）的生活方式，其生活重心仍在村中，這使得水村依然保持著社區的相對完整。所謂現代社會(hui) 家庭原子化特征，並未在水村出現，村莊還是保持了相當高的凝聚力。[20]

從(cong)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計劃生育政策在水村推行。考慮到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對於(yu) 勞動力的實際需求，全國其他多地農(nong) 村實行了“一孩半”政策，即第一胎生女戶被允許生育第二胎。水村位於(yu) 浙北平原地帶，經濟條件曆來較好，同時，相對於(yu) 山區，水上勞動強度較低，所以，計劃生育政策在此執行得很嚴(yan) 格——頭胎無論男女，夫妻都不允許再生育第二胎。與(yu) 中國大多數地方相同，計劃生育政策催生出大量獨生子女家庭，[21]“改變了中國傳(chuan) 統的家庭結構，使城鄉(xiang) 中國人的私生活都有了徹頭徹尾的改變。”[22]令作為(wei) 社會(hui) 基礎的家庭顯示出前所未有的脆弱性，因為(wei) 家庭所承擔的“社會(hui) 繼替”功能由於(yu) 一部分家庭沒有男性後嗣而難以維繼。

對照王滬寧對男性子嗣“社會(hui) 繼替”的分析，可以了解到男子在村落家族中繼替角色的多重功能，“（1）宗姓；（2）贍養(yang) 老人的義(yi) 務；（3）主要的勞動力；（4）財產(chan) 掌管人；（5）對外的保衛者等。”[23]在傳(chuan) 統農(nong) 村社會(hui) 中，村落家族依靠家庭男嗣來完成綿延的功能，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少子化無疑令浙北水村無男嗣戶家庭麵臨(lin) 諸多困境：

1、家庭繼替的困境。盡管水村村民們(men) 嚴(yan) 格遵守計劃生育政策，但是“傳(chuan) 宗接代”的觀念依舊普遍存在。在這個(ge) 依舊保持著熟人社會(hui) 諸多特質的村子裏，祖宗與(yu) 子孫的社會(hui) 性關(guan) 聯還是十分緊密。水村家庭中若無男性子嗣，就意味著祖宗的香火斷了，各種各樣的社會(hui) 壓力便隨之產(chan) 生，比如，如何麵對祖先對血脈無法延續的質問、如何繼續參與(yu) 到龍舟賽這樣限定性別的村中社會(hui) 活動中，以及社會(hui) 輿論等現實問題。

2、財產(chan) 繼承的困境。無男性子嗣的家庭如何解決(jue) 財產(chan) 的繼承與(yu) 分配問題，特別是在水村這樣一個(ge) 比較富裕的農(nong) 村。一旦自家女兒(er) 嫁出去，財產(chan) 很可能被男方家庭控製：“如果（孫輩）不姓自己的（姓），就等於(yu) （土地）征用之後補償(chang) 的多套住宅白白地給了外（姓）人。”（訪水村人許姑父，2018年3月2日）盡管招上門女婿是一個(ge) 選擇，而現實是在當地人中招贅幾乎是不可能；況且水村人也擔心：“‘招贅’、‘倒插門’，最後很可能會(hui) 竹籃子打水，人財兩(liang) 空。”（訪水村人，2017年12月12日）

3、養(yang) 老的困境。養(yang) 兒(er) 防老不僅(jin) 僅(jin) 是在物質上的供養(yang) ，同時也有天倫(lun) 之樂(le) 的情感和精神需求。水村普通村民都比較富裕，老一輩握有房屋拆遷、土地征用的一次性大筆現金收入，“失地農(nong) 民保險”讓農(nong) 民定期領取養(yang) 老金，物質養(yang) 老不再全靠養(yang) 兒(er) 。養(yang) 老困境主要體(ti) 現在老年人的情感寄托上，水村人覺得“把女兒(er) 嫁出去了，自己家就沒人了”（訪水村人許姑父，2018年3月2日），難免晚景淒涼。享受“子孫繞膝”的天倫(lun) 之樂(le) ，才算得上是晚年生活的理想狀態。

（二）婚姻與(yu) 生育製度的文化調節：“兩(liang) 頭婚”與(yu) “兩(liang) 頭姓”

或因為(wei) 計劃生育、或是個(ge) 人選擇，中國目前有相當比例的無男性後嗣的家庭，表現為(wei) 集體(ti) 性的“生育困境”[24]。在水村，早期獨生女家庭的婚育還隻能在“嫁娶婚”與(yu) “入贅”之間二選一，經過逐漸摸索，到了2000年左右出現了夫妻“兩(liang) 頭婚”和孩子“兩(liang) 頭姓”的婚育方式，意在化解無男嗣家庭傳(chuan) 宗接代的困境。目前這種婚育方式在水村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儼(yan) 然成為(wei) 該區域的主流婚姻形式，在80後人群中，以“兩(liang) 頭”形式結婚的比例大約達到70-80%。除非當地男子娶了水鄉(xiang) 片外的女子，而且這個(ge) 女子並非是家裏的獨女，才會(hui) 以男娶女嫁的“嫁娶婚”方式來結合。

“兩(liang) 頭婚”，也稱為(wei) “並家婚”、“兩(liang) 頭走”，這種婚育形式並非是水村及其周邊區域內(nei) 獨有的，在整個(ge) 浙北地區，以及蘇南、江漢平原等地存在。（參見，莊孔韶、張靜：《“並家婚”家庭策略的“雙係”實踐》，《貴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李寬、王會(hui) ：《風險規避與(yu) 身份維持：蘇南農(nong) 村並家婚居模式》，《當代青年研究》2017年第4期；黃亞(ya) 慧：《外地青年在蘇南農(nong) 村婚姻市場中的地位——文化分析的視角》，《理論與(yu) 現代化》2015年第2期。）不同於(yu) 招贅，締結“兩(liang) 頭婚”的雙方有著平等的地位。在水村比較普遍的做法是：兩(liang) 性結配，男方不言娶，女方不說嫁，各自戶口不變更；男女雙方家中各自裝修新房，夫妻婚後在雙方家庭輪流居住；雙方經協商，婚後生兩(liang) 個(ge) 孩子，分別隨父母姓；有義(yi) 務贍養(yang) 雙方父母，也有權力繼承雙方財產(chan) ；孩子稱雙方長輩均為(wei) “爺爺、奶奶”，而沒有“外公、外婆”的稱謂。從(cong) 婚姻的締結到日常生活的安排都來自於(yu) 夫妻雙方及其家庭的協商，具有相當的靈活性，甚至被認為(wei) “沒有統一的規定”（訪水村人，2017年12月12日）。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種基於(yu) 人生物屬性的社會(hui) 傳(chuan) 統在水村依然通行，至於(yu) 如何在個(ge) 人婚嫁與(yu) 社會(hui) 規製之間尋找到變通的方式，水村人會(hui) 說，“人是活的，傳(chuan) 統是死的”、“‘傳(chuan) 統’不知道現在會(hui) 有獨生子女兩(liang) 邊結婚的，最後，傳(chuan) 統自己也淩亂(luan) 了。”（訪水村人，2018年4月20日）“兩(liang) 頭婚”就體(ti) 現出“人是活的”這一特征，主動對文化係統進行調整，在依循地方規製的同時進行社會(hui) 製度的創新。下麵是對水村的一對年輕夫妻——阿斌與(yu) 小琪的婚姻與(yu) 生育安排的觀察，以此來幫助我們(men) 進一步理解“兩(liang) 頭婚”/“兩(liang) 頭姓”婚育模式的社會(hui) 屬性。

阿斌是水村人，姓“俞”，俞家裏經營著一家規模不大的漁具廠。阿斌的妻子——小琪，姓“金”，是鄰村人。小琪的母親(qin) 是諾貝爾陶瓷廠的老會(hui) 計，金家的經濟條件在地方上也算優(you) 越。因為(wei) 兩(liang) 個(ge) 村莊同屬“水鄉(xiang) 文化圈”，兩(liang) 人自由戀愛，到了談婚論嫁的時候，“兩(liang) 頭婚”、“兩(liang) 頭姓”成了雙方家庭都覺得“順其自然”的選擇。婚禮的各種細節安排通過雙方家庭協商，基本原則是盡力按照地方社會(hui) 能夠接受的方式來做，以此贏得本鄉(xiang) 本土對由此產(chan) 生的婚姻關(guan) 係形式的接納與(yu) 認可。

費孝通將生育製度視為(wei) 人類種族綿續的人為(wei) 保障，人類用文化手段去控製這生殖作用，使這生物現象成為(wei) 社會(hui) 的新陳代謝的作用。[7]不可否認的是，婚姻方式有過種種變化，作為(wei) “人類曆史的產(chan) 物，一切社會(hui) 製度的形式是手段，手段必須依著處境而變動。”[7]早在上世紀80年代，費孝通就注意到了中國家庭結構發生的前所未有的變化：變化是由經濟上的自主權、婦女地位的提升、婆媳關(guan) 係的緊張、籌備婚禮的困難以及農(nong) 民壽命的延長等多種因素導致的。[25]今天的水村在各方麵基本實現“男女平等”，處於(yu) 經濟發展機會(hui) 較多的杭州郊區，在土地征用、自建房立戶、房屋拆遷補償(chang) 等各類國家、地方性政策上都是男女平等，一律有份。地方社會(hui) 對於(yu) 經濟分配（補償(chang) ）上的男女性別平等的遵守，加之女性普遍接受教育、有更佳的工作機會(hui) 等優(you) 勢，都有助於(yu) 提升女性的社會(hui) 地位。也使得“兩(liang) 頭婚”當事家庭商議婚事時，有著相對平等或均衡的地位，也就帶來了協商的空間與(yu) 可能。傳(chuan) 統的父係製婚姻、生育體(ti) 係，在現代社會(hui) 也出現了多方麵的變化。

1.婚姻儀(yi) 式上的協商與(yu) 平衡

在水村，“兩(liang) 頭婚”婚禮流程並沒有統一定式，基本原則是在嫁娶婚的基礎上，進行雙係平衡的協調，但以雙方協商結果為(wei) 準。最常見的婚禮安排有三種：第一種做法，與(yu) “嫁娶婚”流程基本相同，擇一良日，上午，新郎來迎親(qin) ；中午，至親(qin) 而非全部賓客，被邀請在新娘家見證迎娶儀(yi) 式，並享用較為(wei) 簡單的午宴，稱為(wei) “便席”；下午，新娘的娘家親(qin) 戚正常送親(qin) ；晚上為(wei) 正宴，但與(yu) 過往男女雙方在家各自設宴不同，“兩(liang) 頭婚”由男女方共同在酒店裏設宴招待所有親(qin) 朋好友，禮金各自收取，酒宴費用也由雙方根據各自親(qin) 友的宴席桌數分別承擔。第二種做法是，迎親(qin) 、送親(qin) 流程照舊，男方家仍以晚餐為(wei) 正。有所區別的是，女方家在迎娶當天，隻邀請至親(qin) ，酒席也相對簡單。而是在第二天新婚夫婦回門時，再正式邀請所有親(qin) 朋好友，水村人稱之為(wei) “回門宴當作正宴辦”。第三種做法是，雙方家庭選擇不同日子分別舉(ju) 辦喜宴，新郎與(yu) 新娘的角色互換，相互迎娶：擇一日，新郎按照嫁娶婚的流程迎娶親(qin) 娘；改日，新娘按照入贅的流程，來迎娶新郎。盡管第三種做法頗費周章，但通過婚禮儀(yi) 式所確立的雙係平衡的效果是最佳的。

結婚儀(yi) 式的變更，不僅(jin) 體(ti) 現在整體(ti) 婚禮過程之中，也體(ti) 現在婚禮安排的細節之處。如，男家給女家的聘禮，是確立婚姻中男方單係優(you) 勢的重要環節，“人類學家直呼為(wei) ‘新娘的價(jia) 錢’”[7]。而在水村，盡管“兩(liang) 頭婚”的婚禮安排各異，但“男家不提彩禮，女家不置辦嫁妝”（訪水村人，2017年12月12日），是最為(wei) 統一的做法。阿斌母親(qin) 回憶：“兩(liang) 孩子是在2011年辦事的，那個(ge) 時候，結婚聘禮差不多要十二、三萬(wan) 。我們(men) 當時是提出（給）的，說多多少少總是要拿點過去的。但是，小琪娘家是拒絕的。”（訪阿斌母親(qin) ，2019年10月12日）除此之外，新郎本應在接親(qin) 當天準備幾萬(wan) 現金、十多條中華煙、幾大袋喜糖，以應付女方親(qin) 友“攔門”，女方也一概拒絕。此外，作為(wei) 當地傳(chuan) 統習(xi) 俗，男方為(wei) 了答謝新娘母親(qin) 經曆生育磨難，為(wei) 男方家的子孫延續做出貢獻，都要為(wei) 新娘母親(qin) 準備的“肚疼紅包”，小琪母親(qin) 對此也予以拒絕，“我生孩子肚子疼，我親(qin) 家母也疼的。”（訪阿斌母親(qin) ，2019年10月12日）在水鄉(xiang) 文化圈內(nei) ，這樣委婉而不失禮貌的拒絕，是雙方都能夠領會(hui) 其中的含義(yi) ：金家生女兒(er) 是延續了金家血脈，並不是單純為(wei) 了你們(men) 俞家的傳(chuan) 宗接代，故不需要由俞家來感謝。

通過雙方家庭協商，諸多單邊儀(yi) 式或被取消、或被同時履行。但是，有些儀(yi) 式的雙係變更仍被認為(wei) 是禁忌。比如，“洞房花燭”寓意“延續香火”，就強調的單係。在水村，傳(chuan) 統婚禮上，新婚夫婦拜堂結束，由男方的舅舅拿起八仙桌上的一根花燭帶頭走，新郎新娘隨後，踩著麻袋走進洞房，寓意“傳(chuan) 宗接代”。男方的姑父拿另一根花燭緊跟其後。對於(yu) “兩(liang) 頭婚”的夫妻，雖然兩(liang) 邊都可以舉(ju) 行“拜堂”儀(yi) 式，但是，當地仍流行著婚禮花燭“隻能點一邊、隻能點一次”的風俗，“點兩(liang) 次蠟燭，不是等於(yu) 結兩(liang) 次婚了？”（訪水村人國英，2019年7月3日）不吉利的預言讓水村人心存芥蒂。於(yu) 是，在哪邊點花燭，既是水村人判斷男女方家庭哪方更有實力的重要依據，也是雙方家庭在協商婚育偏重時的重要籌碼。倘若花燭點在男方家，女方往往會(hui) 要求第一個(ge) 孩子跟女方姓；或者，在男方家裏照樣拜堂，但不點花燭，在未點燃的花燭上象征性插兩(liang) 個(ge) 棗子，寓意“早生貴子”。即使點蠟燭、拜堂這些關(guan) 鍵儀(yi) 式，以及孩子的姓氏都偏向單係，另一方也必然會(hui) 尋求其它的儀(yi) 式變更來追求平衡。

在阿斌和小琪的婚禮上，點蠟燭、拜堂，都是在男方家舉(ju) 行。但是，女方家刻意保留了“散糖”、“散紅包”（傳(chuan) 統習(xi) 俗中，拜堂結束之後，步入洞房之前，由男方母舅向來賓們(men) 拋灑喜糖、紅包。）這些傳(chuan) 統上專(zhuan) 屬於(yu) 新郎家要作的儀(yi) 式。不同於(yu) 傳(chuan) 統婚禮女性被動地在娘家坐等新郎，在新郎及迎親(qin) 隊伍到達女方家時，金家親(qin) 戚不僅(jin) 沒有“攔門”，新娘還下樓主動迎接新郎；由此可見，新娘角色更為(wei) 主動和獨立。當男方俞家提出請女方金父參加男方家舉(ju) 辦的儀(yi) 式時，女方金母要求新郎的父親(qin) 與(yu) 新郎一道來接新娘，“公公一起來迎娶兒(er) 媳婦”（訪阿斌母親(qin) ，2019年10月12日），這在傳(chuan) 統的父係製社會(hui) 中，是不能想象的。

2.生育安排上的妥協與(yu) 兼顧

在水鄉(xiang) 文化圈，締結姻親(qin) 的雙方家庭有一個(ge) 基本共識是血脈延續，與(yu) “兩(liang) 頭婚”相關(guan) 的是孩子“兩(liang) 頭姓”的雙係生育養(yang) 育安排，通常是婚前達成協議，即夫妻生育兩(liang) 個(ge) 孩子，一子隨父姓，一子跟母姓。阿斌媽媽表示：“他們(men) 金家也就這麽(me) 個(ge) 女兒(er) ，也是要傳(chuan) 宗接代的，如果都姓我們(men) 俞家（姓），金家（的血脈）不是要斷了？”（訪阿斌母親(qin) ，2019年10月12日）在2012年與(yu) 2014年，阿斌與(yu) 小琪的兩(liang) 個(ge) 女兒(er) 相繼出生，遵守婚前協議，大女兒(er) 隨男方姓“俞”，小女兒(er) 隨女方姓“金”。當然，對於(yu) 生兩(liang) 個(ge) 女孩、或者兩(liang) 個(ge) 男孩的家庭，“一家姓一個(ge) ”，不會(hui) 有什麽(me) 矛盾。但是，在男嗣偏好文化仍存續的中國社會(hui) 中，倘若頭胎是女兒(er) ，隨男方姓；二胎是兒(er) 子，隨女方姓，男方會(hui) 覺得吃虧(kui) 了，容易產(chan) 生矛盾。當小琪懷二胎時，也有人問阿斌父母：“看你家兒(er) 媳婦的肚子，第二胎很可能是兒(er) 子誒，如果是孫子的話，你們(men) 肯（讓他隨女方姓）的啊？”（訪阿斌母親(qin) ，2019年10月12日）對於(yu) 這一點，阿斌父母的態度倒十分明確：“不管男女，第一個(ge) 姓俞，第二個(ge) 姓金，結婚前就說好的，我們(men) 不反悔的。哪怕第二個(ge) 是男孩，也還是要跟著女方姓的。假如不肯，就要鬧出（家庭）矛盾的。”（訪阿斌母親(qin) ，2019年10月12日）

阿斌父母之所以能夠在生兒(er) 生女這件事情上不較真，並非是對延續香火無所謂了，而是認可了“兩(liang) 頭婚”與(yu) “兩(liang) 頭姓”的世代繼替邏輯：“到我大孫女結婚的時候，就算她也像她爸媽一樣‘兩(liang) 頭結婚’，也是要生兩(liang) 個(ge) ，其中一個(ge) 必須姓我們(men) 俞家的。這樣，我們(men) 姓‘俞’的，就始終還是有的，就不會(hui) 斷了。”（訪阿斌母親(qin) ，2019年10月12日）水村人對於(yu) “傳(chuan) 宗接代”的態度變得更為(wei) 靈活，隻要能把姓氏傳(chuan) 下去，不管是兒(er) 子還是女兒(er) ，都是香火的傳(chuan) 遞，這在實踐層麵是就化解了“唯有男性才能繼承血脈”的家庭延續困境。

水村人在認可“兩(liang) 頭姓”婚姻的下一代“不管姓哪邊，都是我們(men) 的孫女”（訪阿斌母親(qin) ，2019年10月12日）的同時，也對於(yu) 子孫承祧哪家的姓氏由哪家來做儀(yi) 式的規矩，是非常明確的。根據水村的鄉(xiang) 俗，孩子出生三天後，照例要辦“三朝”（“三朝”：即“三天”的意思，是在個(ge) 體(ti) 出生第三天、結婚第三天、去世第三天，這三個(ge) 最為(wei) 重要的生命曆程的節點上的祭祖儀(yi) 式。）祭祖，儀(yi) 式的目的，一是告慰先祖，家裏添了新丁，血脈已接續；二是祈求祖宗保佑子孫順遂。“大孫女姓‘俞’，出生三天後，就是祭俞家的祖宗，請這邊的祖宗保佑；小孫女姓‘金’，就在金家那邊弄的（儀(yi) 式）。”（訪阿斌母親(qin) ，2019年10月12日）俞家和金家父母類似儀(yi) 式的安排上，姻親(qin) 很注意讓彼此“過得去”，采用本鄉(xiang) 本土的親(qin) 戚鄉(xiang) 鄰們(men) 認可的規矩，通過孩子“兩(liang) 頭姓”成功地讓俞金兩(liang) 家的“雙係”血脈皆可維繼。

（三）“兩(liang) 頭婚”與(yu) “兩(liang) 頭姓”婚育模式的社會(hui) 功能

如上文所述，水村仍然是一個(ge) 相對完整的鄉(xiang) 村社區，人們(men) 有關(guan) 婚姻與(yu) 生育的社會(hui) 性規製、責任與(yu) 儀(yi) 式做法，是在自家或鄰裏間不斷重複之中習(xi) 得的，潛移默化為(wei) 社會(hui) 生活的基本邏輯和其生存的基本關(guan) 注。郭於(yu) 華分析了陝北某鄉(xiang) 村民眾(zhong) 基本的文化價(jia) 值係統，指出“這一係統與(yu) 其生活世界和生存邏輯之間的關(guan) 係是相互融合與(yu) 匹配的，它們(men) 構成村落社會(hui) 一套完整的生活與(yu) 意義(yi) 體(ti) 係”。[26](p347)社會(hui) 變遷導致婚育方式經曆了種種變化，水村的“傳(chuan) 統自己也淩亂(luan) ”（訪水村人，2018年4月20日）了，單一從(cong) 夫居的父係製不再是唯一模式，帶有較高協商性的雙係婚姻-生育製度安排成為(wei) 一種選擇，有著相應的社會(hui) 功能。

1.家庭繼替

“兩(liang) 頭婚”的婚姻形式使得在水村“嫁出去的女兒(er) ，不再是潑出去的水”（訪水鄉(xiang) 人孫飛，2018年5月7日），調整了單一以男性子嗣為(wei) 繼承人的傳(chuan) 統，獨女戶家庭通過婚姻的締結也得到了傳(chuan) 宗接代的機會(hui) 。獨女戶不再被視為(wei) “絕戶”，“兩(liang) 頭結婚，你父母在的，那還是算一戶的。”（訪水鄉(xiang) 人孫飛，2018年5月7日）傳(chuan) 統上由各家戶男丁參與(yu) 的社區活動，現在也可以由女兒(er) 或女婿來承擔。比如，“喝龍燈酒，嫁出去的女兒(er) 也可以回來的”，“女婿也可以跟兒(er) 子一樣劃龍舟，這些都不再有什麽(me) 區別。”（訪水鄉(xiang) 人孫飛，2018年5月7日）

意在化解無男嗣家庭困境的“兩(liang) 頭婚”的締結，使得在水村傳(chuan) 承家族“姓氏”和延綿祭祀祖先“香火”不再是男嗣專(zhuan) 享。現代社會(hui) 女性在婚姻與(yu) 生育中擁有更多主動選擇權，有助於(yu) “兩(liang) 頭婚”中達成娘家姓氏與(yu) 香火傳(chuan) 遞，“我再多生一個(ge) 孩子，對娘家有一個(ge) 交代，對婆家也有一個(ge) 交代。”（訪小琪，2019年10月12日）毋庸置疑，“兩(liang) 頭婚”與(yu) “兩(liang) 頭姓”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少子化造成的香火繼承上的困境，更成為(wei) 年輕夫妻生育二胎的社會(hui) 性動因。其實在水村，年輕人對於(yu) 生育二孩意願並非很強，年輕母親(qin) 們(men) 常常這樣講，“如果不是因為(wei) ‘兩(liang) 頭婚’，要為(wei) 兩(liang) 家各生一個(ge) ，我肯定是不會(hui) 再生的。我有幾年的青春可以耗得起？”（訪水村人阿阮，2017年9月11日）如此的生育意願顯然超越於(yu) 個(ge) 人主義(yi) 的自我。

2.財產(chan) 繼承

締結婚姻從(cong) 來都包含著經濟上的考量和算計，家族財產(chan) 的繼承同樣是世代繼替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家庭結構中的經濟過程也是人們(men) 生活的奔頭，承載著個(ge) 體(ti) 人生的價(jia) 值。水村“兩(liang) 頭婚”與(yu) “兩(liang) 頭姓”的婚育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父係家庭製度的某些傳(chuan) 統，如單係繼嗣、從(cong) 夫居與(yu) 隨父姓，特別是財產(chan) 的單係偏重原則等。水村富裕的經濟狀況以及在集體(ti) 經濟分配上男女平等機會(hui) 的獲得，都使得女兒(er) 的社會(hui) 角色發生改變，使兩(liang) 頭結婚具有了穩定的社會(hui) 基礎。在“兩(liang) 頭婚”的模式中，女兒(er) 扮演著兒(er) 子的角色，既可以繼承父母財產(chan) ，也要承擔贍養(yang) 父母的責任。在水村，締結“兩(liang) 頭婚”的姻親(qin) 基本上是本地人，都有一定的家產(chan) ，姻親(qin) 雙方無須顧慮自家原有財產(chan) 的流失；老一代一輩子辛苦積累的財產(chan) 得到順理繼承，也令婚姻雙方世代間的權力與(yu) 義(yi) 務在社會(hui) 結構中得到保障。

3.養(yang) 兒(er) 養(yang) 女能防老

在水村姻親(qin) 兩(liang) 家都為(wei) 小兩(liang) 口準備新房，新婚夫妻婚後兩(liang) 邊住是最為(wei) 常見的生活狀態。當然“兩(liang) 頭住”到底怎麽(me) 住也是各家各異，基本上以老人對於(yu) 小家庭照顧的方便為(wei) 主：有的家庭兩(liang) 個(ge) 孩子分別由婆家和娘家養(yang) 育，年輕夫婦根據自己的工作、生活安排選擇宿夜處；有些家庭中，小夫妻與(yu) 兩(liang) 個(ge) 孩子都在工作日住婆家，周末住娘家，抑或相反。因為(wei) 夫妻雙方都是本地人，姻親(qin) 家居住的距離普遍不遠，來來往往輪流住並不是很麻煩。

這種“兩(liang) 頭住”的生活方式，使得父母、子女共同的生活單位在變化中依然保持，避免了老一輩“空巢”的出現，父母在幫助撫育第三代的過程中，得到天倫(lun) 之樂(le) ，也在兒(er) 孫繞膝中有人床前盡孝、頤養(yang) 天年。“兩(liang) 頭住”生活方式在實現代際互惠的同時，無形中促成了姻親(qin) 間“兩(liang) 家並一家”，使親(qin) 家老人之間相互照應成為(wei) 可能，有效地分攤了獨生子夫妻的贍養(yang) 壓力。可以說，撫育-養(yang) 老的“親(qin) 子關(guan) 係反饋模式”在水村就是一種日常生活狀態，是人們(men) 普遍接受並實踐的社會(hui) 製度。費孝通從(cong) 社會(hui) 文化的角度提出，“親(qin) 子關(guan) 係反饋模式”是中國文化的一項特點，其基礎就在於(yu) “養(yang) 兒(er) 防老”。而一個(ge) 社會(hui) 經濟共同體(ti) 要能長期維持下去，成員間來往取予之間從(cong) 總體(ti) 和長線來看，必須均衡互惠[11]。

四、餘(yu) 敘

“數量龐大的第一代獨生子女已經到了兼具養(yang) 老和育兒(er) 需求的階段。他們(men) 是在計劃生育過程下出生的，在人口老齡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27]人們(men) 期待著國家生育政策的轉向帶來生育率的回升，而最新的《人口與(yu) 勞動綠皮書(shu) ：中國人口與(yu) 勞動問題報告》卻帶來一個(ge) 不那麽(me) 好的消息：中國人口負增長時代正在到來。一味地乞靈於(yu) 國家政策無異於(yu) 緣木求魚，無論是原子化個(ge) 人，還是完善的福利製度都會(hui) 導致個(ge) 人、婚姻與(yu) 綿延後代之間的關(guan) 聯日益鬆弛，而集體(ti) 性的生育困境需要回到婚姻與(yu) 生育的社會(hui) 屬性中認識並找到解決(jue) 的方式。“社會(hui) 分子的新陳代謝都是維持社會(hui) 結構完整和綿續的機構，撫育孩子不是一件個(ge) 人可以隨意取舍的私事，而是有關(guan) 社會(hui) 生產(chan) 和安全的工作。”[12]

具有社會(hui) 屬性的婚育製度一向都視處境而變動，體(ti) 現出人類用文化手段來達成人種繁衍和社會(hui) 繼替的目的。浙北水村“兩(liang) 頭婚”和“兩(liang) 頭姓”婚育模式均衡地連接了個(ge) 人情感、家庭需求以及社會(hui) 責任，用行為(wei) 實踐了光宗耀祖、傳(chuan) 宗接代的價(jia) 值，使親(qin) 子關(guan) 係反饋模式的傳(chuan) 統倫(lun) 理在生活中得到維係，無形中化解了現代社會(hui) 婚育方麵日益突出的社會(hui) 與(yu) 個(ge) 人間的張力。這種婚育模式是在少子化時代新的社會(hui) 生活實踐，在一定範圍內(nei) 已經成為(wei) 大家普遍接受的社會(hui) 製度。它是否僅(jin) 是一種過渡性質的地方性模式，還是會(hui) 繼續發展並在更大範圍得到接受，仍有待關(guan)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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