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小康夢”的萌生與(yu) 豐(feng) 富

作者：宋立林（曲阜師範大學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教育中心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博覽群書(shu) 》2021年第1期（總第433期）

今年是“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的收官之年。小康，作為(wei) 時代主題詞，它真正為(wei) 大眾(zhong) 所熟知不過近四十年的事。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同誌在會(hui) 見來訪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提出，中國現代化所要達到的是小康狀態。小平同誌提出“小康社會(hui) ”的概念後，億(yi) 萬(wan) 中國人一下子有了“奔頭”。甩開膀子加油幹，勤奮努力“奔小康”，成為(wei) 了時代的風景線。“小康社會(hui) ”的提法之所以能夠如此迅速為(wei) 國人接受，正是因為(wei) “小康”作為(wei) 一種社會(hui) 理想淵源有自，兩(liang) 千多年來一直紮根在中國人的意識深處，代表著人們(men) 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馬克思有句名言：“理論一經掌握群眾(zhong) ，也會(hui) 變成物質力量。”一些理論觀念，隻有在為(wei) 大眾(zhong) 所接受之後，才會(hui) 變得流行，並發揮出蓬勃力量。如果說在近百年來，“革命”經“出口轉內(nei) 銷”的方式，成為(wei) 百年中國最流行的觀念之一而婦孺皆知，構成了中國人爭(zheng) 取民族解放的精神力量，那麽(me) 在近四十年來的現代化建設年代，“小康”一詞便是經過“創造性轉化”，由古代知識精英的理念變成了普羅大眾(zhong) 的共同目標追求。

唐人劉禹錫曾有感於(yu) 世事流轉，賦得“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名句，我們(men) 反其意而用之，庶幾可以反映“小康”觀念的今昔衍變。

一、康：最樸素又最普遍的價(jia) 值追求

小康的觀念，深深地紮根於(yu) 中國文化的土壤之中，其觀念的基石便是“康”——人們(men) 對於(yu) 個(ge) 體(ti) 幸福與(yu) 美好生活的期盼與(yu) 追求，這可以視為(wei) 一種最為(wei) 樸素且最具普遍意義(yi) 的價(jia) 值追求。康，首先意味著生活的安康、身體(ti) 的康寧、精神的康樂(le) ，但同時也蘊含著社會(hui) 的安定、政治的清明、物質的豐(feng) 裕的內(nei) 涵。

然而在我們(men) 的中國思想史、哲學史著作中，很少能夠看到對於(yu) “康”的關(guan) 注與(yu) 解讀，反而是一些人類學家、社會(hui) 學家和民俗學家對此有所措意。這是因為(wei) 思想史、哲學史普遍關(guan) 注精英的思想世界，而對世俗價(jia) 值有所輕忽。這裏可以借用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在1956年曾提出“大傳(chuan) 統”與(yu) “小傳(chuan) 統”的劃分來加以解釋。

中國的人類學家李亦園先生據此研究中國文化，指出所謂大傳(chuan) 統是指上層士紳、知識分子所代表的文化，這多半是經由思想家或宗教家反省深思所產(chan) 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 culture）。與(yu) 此相對所謂小傳(chuan) 統，則是指一般社會(hui) 大眾(zhong) ，特別是鄉(xiang) 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李慎之先生曾半開玩笑地說：“大傳(chuan) 統是孔夫子，小傳(chuan) 統是關(guan) 老爺。”可謂一語中的。大傳(chuan) 統由精英創造，以經典為(wei) 典範；小傳(chuan) 統則由民眾(zhong) 產(chan) 生，以民俗為(wei) 底色。

就價(jia) 值觀念而言，諸如道德、仁義(yi) 、孝悌、忠信、中和觀念等源自經典，迭經義(yi) 理建構，為(wei) 大傳(chuan) 統；諸如福、壽、康、安等觀念則盛行於(yu) 世俗社會(hui) ，而成為(wei) 小傳(chuan) 統。後者雖流貫於(yu) 民間，盛行於(yu) 日常，卻無法進入“思想史”譜係。

其實，關(guan) 於(yu) 大傳(chuan) 統與(yu) 小傳(chuan) 統的關(guan) 係，文史學者劉夢溪先生早已指出：“大傳(chuan) 統須通過和小傳(chuan) 統結合，來增加自己的輻射力；小傳(chuan) 統則有賴大傳(chuan) 統的思想凝聚與(yu) 品質提升。”其實，像“小康”這個(ge) 觀念，便是大小傳(chuan) 統雙向互動的結果。它來源於(yu) 大眾(zhong) 的世俗訴求而為(wei) 精英階層的思想家、政治家所接納與(yu) 倡導，而後又通過教化方式回返世俗社會(hui) ，形成世俗價(jia) 值。

“康”字出現很早，甲骨文已有該字。夏代君主有“太康”“仲康”，其所取涵義(yi) 不明。康字從(cong) “庚”。“庚”是象鍾形的樂(le) 器，後來引申出“樂(le) ”之意涵。在周代，“康”字已具有“安”“樂(le) ”等義(yi) 項。《爾雅·釋詁》中“康”具“樂(le) ”“安”“靜”諸義(yi) 。“怡、懌、悅、欣、衎、喜、愉、豫、愷、康、般，樂(le) 也。”“密、康，靜也。”“豫、寧、綏、康、柔，安也。”這些意涵在漢儒訓詁中可得到廣泛印證。

《毛詩·大雅·卷阿》“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和《生民》“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鄭玄都解釋為(wei) “安”；而《周頌·臣工》“明昭上帝，迄用康年”，毛傳(chuan) 即訓“康”為(wei) “樂(le) ”。可見，康的最核心的內(nei) 涵是安與(yu) 樂(le) 。

在“康”前加上修飾語，便有了“大康”“小康”的說法。《毛詩·唐風·蟋蟀》：“無已大康，職思其居。”毛傳(chuan) ：“康，樂(le) 。”大康，意為(wei) “大樂(le) ”。《大雅·民勞》篇：“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這裏的“小康”即“小安”之義(yi) ，與(yu) 詩中的“小休”“小息”“小愒”“小安”義(yi) 近，表達了對生活安定、社會(hui) 和諧的渴望。

與(yu) 勤奮勞動相連的小康，是一種積極的追求，而與(yu) 安逸享樂(le) 有關(guan) 的大康，則被視為(wei) 應該戒懼的狀態。由此看來，中國人在“康”的追求上是有分寸感的。康還與(yu) 寧連用。《尚書(shu) ·洪範》提出的“洪範九疇”最後一項即“五福六極”，其“五福”曰：“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這就是中國人口唯心誦的“五福臨(lin) 門”的五福原始出處。所謂“康寧”，孔傳(chuan) 的解釋是“無疾病”，然亦可從(cong) 中解讀出安康、康樂(le) 的意思。包括“康寧”在內(nei) 的“五福”觀念，首先是對個(ge) 體(ti) 幸福美好狀態的描述，但從(cong) 民本思想的意義(yi) 上也必然成為(wei) 衡量政治優(you) 劣的標尺。

“康”及由此衍生的“小康”，也由民眾(zhong) 的自然的世俗訴求日漸提升為(wei) 政治價(jia) 值、社會(hui) 理想。這可從(cong) 一個(ge) 特殊視角加以揭櫫。眾(zhong) 所周知，古代中國盛行以“諡號”為(wei) 臧否逝去人物的手段。

在《逸周書(shu) ·諡法解》這部最早的“諡號集成”中，“康”作為(wei) 一個(ge) 正麵的嘉諡出現的。周人這樣理解“康”：“淵源流通曰康，豐(feng) 年好樂(le) 曰康，安樂(le) 撫民曰康，令民安樂(le) 曰康。”正如孔穎達《周易·晉卦》正義(yi) 雲(yun) ：“康者，美之名也。”可見“康”的觀念在政治人物評價(jia) 中的分量。

二、“小康”：儒家的政治理想

今人所謂“小康”，其實乃是與(yu) “大同”相對的，並不是直接出於(yu) 《毛詩》，而是承自《禮記》。《禮記·禮運》篇首載孔子與(yu) 弟子子遊的對話。孔子所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wei) 公……”一段文字，因近代“大同說”複興(xing) 而廣為(wei) 傳(chuan) 誦。在“大同”之後，便是對“小康”的描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wei) 家，各親(qin) 其親(qin) ，各子其子，貨力為(wei) 己，大人世及以為(wei) 禮。城郭溝池以為(wei) 固，禮義(yi) 以為(wei) 紀。……是謂小康。”大同與(yu) 小康，相對而言。鄭玄在注解“小康”時，便以“小安”釋之。如此小康為(wei) 小安，則大同應指太平。《大學》所謂“天下平”，當與(yu) “大同”之說相近。康有為(wei) 《禮運注》：“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公羊學的這一詮釋，並非全無理據。

對《禮運》“大同”“小康”說的認識，漢唐儒與(yu) 宋明儒有著明顯的差異。從(cong) 宋代以來，便備受質疑，朱子、呂祖謙等對此皆有所指陳。元代陳澔《禮記集說》更直截了當認為(wei) ：“篇首大同小康之說，則非夫子之言也。”這種認識，實際上是宋代疑古思潮的一種反映，也是一種堅定且狹隘的“道統意識”作祟的結果。

為(wei) 了保持儒家的純粹性，宋明儒高揚道統，排斥佛老。這直接影響到後世學者。至今仍有學者以這種膠柱鼓瑟、非此即彼的觀念來判定《禮運》學派屬性，以“大同”見諸《莊子》，“大道”見於(yu) 《老子》，而歸之於(yu) 道家者有之；以為(wei) 孔子主張“和而不同”，則“大同”出於(yu) 孔子不可理解者有之；以孔子倡導禮樂(le) ，而“小康說”批評禮治，故二者不能兼容者有之；以“大同”近於(yu) 墨家兼愛思想而判為(wei) 墨家的有之。其實，這些認識皆有所偏。要麽(me) 無視“大同”二字在不同文本中意思的不同，要麽(me) 忽視孔子思想具有相當大的複雜性與(yu) 圓融性。

當然，不應否認，文本在流傳(chuan) 過程中會(hui) 出現各種增益或脫略，乃至錯簡。《禮運》當為(wei) 孔門後學中子遊一係儒者所傳(chuan) 。除了見於(yu) 《禮記》之外，在《孔子家語》中也有輯錄。二者盡管“大同”部分“大同小異”，但在“小康”部分二者差別非常明顯，尤其是後者不見“是為(wei) 小康”這一說法。我們(men) 對此難免疑惑：到底是《禮記》增加，還是《家語》脫漏？

“大同”之說，具載《禮記》《家語》，不可輕易否定。至於(yu) “小康”之說，依我之私見，恐是輯纂《禮記》之漢儒所凝練的概念，附益於(yu) 《禮運》文本。就文本而言，應該不屬於(yu) 孔子，這也就是說，孔子隻有“大同說”而無“小康論”；然若就思想而言，則小康在孔子那裏確有跡可循。

孔子麵對周文疲弊、禮壞樂(le) 崩的春秋困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賡續傳(chuan) 統，寓作於(yu) 述，創造性地轉化了上古三代文明，創立儒學，擘畫救世之道。在《論語》中，我們(men) 看到孔子孜孜以求的，就是如何將天下無道的亂(luan) 世，轉變為(wei) 天下有道的治世。

 （孔子講學圖）

孔子向往堯舜之治：“大哉堯之為(wei) 君也，巍巍乎，唯天為(wei) 大，唯堯則之”（《論語·泰伯》），“無為(wei) 而治者，其舜也與(yu) ？夫何為(wei) 哉？恭己正南麵而已矣。”（《論語·衛靈公》）他讚美周之文治：“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論語·八佾》）孔子的理想社會(hui) 是充滿了仁愛與(yu) 禮敬的和諧社會(hui) 。

然而五帝三王，雖皆為(wei) 孔子所讚譽，但確乎存在層次上的差別。《韓詩外傳(chuan) 》：“五帝官天下。”郭店簡《唐虞之道》雲(yun) ：“唐虞之道，禪而不傳(chuan) 。”堯舜時行禪讓，是“公天下”，而三代之時則是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家天下”。所以《尚書(shu) 正義(yi) 》孔疏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wei) 公，即帝也。大道既隱，各親(qin) 其親(qin) ，即王也。”由此可知，“公私之別”是大同與(yu) 小康的根本性差異。

這裏的“公”，據梁治平先生的看法，不僅(jin) 指明政權屬公，也意味著經濟分配上的均平，同時還反映著一種社會(hui) 的價(jia) 值崇尚。先秦學者總結孔子思想，得出“孔子貴公”（《屍子》）的結論，這至少可以確證孔子對“大同”的無限向往。“大同”的理想中，既有孔子對上古曆史的認知與(yu) 想象，也當有某種理想化的“塑造”，因而呈現為(wei) 完美至善的狀態；而“小康”則是一種對三代以降的現實總結，既有肯定，也有批判。從(cong) 肯定的角度而言，小康，相對於(yu) 春秋亂(luan) 世而言，當然也是一種社會(hui) 理想，隻不過與(yu) 大同相較，三代聖王治下的小康之世究屬未臻完善。

如果說，“大同”是孔子最為(wei) 理想的社會(hui) 形態，是理想社會(hui) 的最優(you) 選項，那麽(me) 小康便屬於(yu) “次優(you) 選項”。因此，孔子及後世儒家一方麵從(cong) 未放棄對“至善”的追求，另一方麵更未脫離現實汲汲於(yu) 大同的兌(dui) 現。但是，孔子也格外重視“禮”，並“以仁釋禮”，便是出於(yu) 對周製、對小康的一種認可。蕭公權先生將孔子政治思想歸結為(wei) “養(yang) ”“教”二端，確是卓識。

孔子所言“富之教之”的施政理念，有子對“禮之用，和為(wei) 貴，先王之道，斯為(wei) 美”的讚歎，都可以視為(wei) 對“小康”社會(hui) 的追慕。“大同”作為(wei) 堯舜及其以前時代的投影，民風淳樸，乃是“以德化民”的“太上”之境，較合乎孔子“為(wei) 政以德，譬如北辰而眾(zhong) 星共之”（《論語·為(wei) 政》）的“德治”理想，不論在孔子還是老子那裏，都可以稱得上“無為(wei) 而治”的“理想社會(hui) ”。

而三代以來，一方麵是生產(chan) 力的進步所帶來的社會(hui) 關(guan) 係的變革，一方麵是社會(hui) 日漸複雜化，“人心不古”，“德治”變得越來越失去效力，社會(hui) 依靠“禮樂(le) 刑政”來維係，這種“禮治”狀態下的“小康”顯然是“有為(wei) 之治”，其不夠完美是顯而易見的，但孔子相信，通過對仁的培育，對禮的倡導，社會(hui) 是能夠向上向善的，久而久之，“大道之行”的大同社會(hui) 便會(hui) 來臨(lin) 。

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中庸》），也就意味著他們(men) 在“大同”與(yu) “小康”的認識上是統一的。

三、“求大同”與(yu) “建小康”的統一

東(dong) 周末年，王綱解紐，禮壞樂(le) 崩。麵對亂(luan) 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等諸子蜂起。按照司馬談的說法是“此務為(wei) 治者也”（《史記·太史公自序》）。而所謂“治”，安定、康樂(le) 等應為(wei) 其核心要素。但由於(yu) 諸子所擘畫的“為(wei) 治”路徑各異，墨、道、法諸家對“小康”思想的措意要比孔孟儒家少得多。而且隨著儒家在漢代成為(wei) 官學，五經成為(wei) 經典，儒家對中國人的價(jia) 值觀的塑造絕非其他諸子所可比擬。已故曆史學家李學勤先生曾多次指出，國學（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主流是儒學，儒學的核心是經學。在從(cong) 漢迄清的兩(liang) 千年間，“評論政治得失，衡量人物優(you) 劣，皆以經學為(wei) 權衡”（李源澄語）。因此，經典中的觀念，便通過口傳(chuan) 心誦而積澱於(yu) 中國人的集體(ti) 意識之中，塑造著我們(men) 的民族性格、思維方式、價(jia) 值觀念、製度建構與(yu) 行為(wei) 習(xi) 慣。“大同”與(yu) “小康”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對觀念。

在以儒家為(wei) 代表的軸心時代思想家的巨大影響下，中華文明較之於(yu) 其他古老文明，呈現出獨一無二的智慧、理念、氣度與(yu) 神韻。“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yi) 、尚和合、求大同”，是中華民族在曆史上凝聚形成的核心理念，反映著中華文化的獨特精神追求。“求大同”即中國人對理想社會(hui) 的終極追求。但我們(men) 應該注意的是，在曆史上與(yu) “求大同”的觀念如影隨形、相輔相成的，則是“建小康”。

大同之“大”，與(yu) “小康”之“小”，兩(liang) 個(ge) 形容詞，早已明白宣告了二者之間的層次差異。如果說，大同是最高理想，小康則是現實目標。中國思想家們(men) ，既擘畫了大同的終極理想，給人們(men) 勾勒了一幅“理想國”的圓滿圖景，也不忘規劃小康的現實目標，描繪可望可及的美好生活。

中國人具有“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實用理性特質，因此中國人從(cong) 不放棄對盡善盡美的“大同”社會(hui) 的追慕，同時他們(men) 更關(guan) 心如何切切實實地建設“小康”。

正如周有光先生在其《朝聞道集》中所說：“曆代聖賢都心裏明白：理想崇高，現實平凡；理想白璧無瑕，現實瑕瑜摻雜；理想可以一步登天，現實隻能摸著石頭過河；理想有利無弊，現實有利必有弊。曆代聖賢，心中有理想，腳下有現實，從(cong) 來沒有追求大同而鄙棄小康。”征諸曆史，信哉斯言。

小康，在古人心裏，可望可及，但並非臻善；在時人眼中，觸手可及，卻也非終點，因為(wei)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沒有止境。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