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qin) 民”：王學要義(yi) 所在

作者：方誌遠（江西師範大學“傳(chuan) 統文化與(yu) 江西現代化研究中心”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十一月十四日乙巳

          耶穌2020年12月28日

【爭(zheng) 鳴與(yu) 商榷】

王陽明雖集學術與(yu) 事功於(yu) 一身，但卻命運多舛，他去世後，朝廷對其“蓋棺定論”，部分承認其事功，卻全麵否定其學術，直指為(wei) “邪說”：“免追奪封爵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為(wei) 此，陽明弟子、時任南京禮部侍郎的黃綰上疏為(wei) 老師鳴不平，不僅(jin) 力頌王陽明“四大功”，並且將其學術概括為(wei) “致良知”“親(qin) 民”“知行合一”的“三大要”。其中，“親(qin) 民”為(wei) 王陽明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題，既是其對心學的重要貢獻，也是王陽明心學區別於(yu) 程朱理學的重要特征，體(ti) 現著王陽明一生的執政理念。

1.王學“三大要”

黃綰所說的王陽明學說“三大要”，和人們(men) 通常所說的有些不同，沒有人們(men) 所熟知的“心即理”，卻突出了被大家忽略的“親(qin) 民”。黃綰這樣概括，是有充分理由的。雖然無論是“知行合一”，還是“致良知”“親(qin) 民”，都是王陽明對前賢學說的繼承，但都在“成說”的基礎上進行了整合和推進，並重新予以界定。

如“致良知”，是將孔子的“致知”、孟子的“良知”進行整合，特別提出，“良知”人皆有之，但不能“致”耳，故有“致良知”之說，視為(wei) 自己“一生之精神”。又如“知行合一”，是由《易經》的“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演繹而來，雖然黃綰的解釋是“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為(wei) 學”，但王陽明一麵強調“真知即所以為(wei) 行，不行不足謂之知”，一麵將“知”定義(yi) 為(wei) “良知”，從(cong) 而對《易經》本意作出重大修正。“親(qin) 民”雖然出自《大學》“舊本”，卻同樣是王陽明對程朱“新民”說的修正，更是挑戰程朱學說的基點，並且給予了全新闡釋。

相對而言，宋代陸九淵的“心即理”，盡人皆知。王陽明的“龍場悟道”，實為(wei) “心即理”之翻版。所以，在王陽明自己的著述中，一般隻用簡捷明了的“心即理”，而不用龍場所悟之“聖人之道，吾性自足”。王陽明對“心即理”的最大貢獻，是提出“此心在物則為(wei) 理”，不但將“心即理”改造為(wei) “修己”與(yu) “實用”並重，而且通過自己的實踐，將“心學”詮釋為(wei) “實用之學”。但是，由於(yu) “心即理”已經深入人心，王陽明並無新的命題將其取代，所以後人將“心學”稱為(wei) “陸王心學”，黃綰也不將“心即理”歸於(yu) 王學之“要”。

從(cong) 學術層次來說，王學“三大要”，“致良知”“親(qin) 民”“知行合一”皆由“心即理”而出，與(yu) “心即理”並不在一個(ge) 層麵。“三大要”既以“心即理”為(wei) 基礎，又相互關(guan) 聯，相互補充，形成王學整體(ti) 。

雖然王陽明稱“致良知”是其“一生之精神”，後人多將“知行合一”視為(wei) 其思想的核心，但在王陽明自己看來，無論是“知行合一”還是“致良知”，都是為(wei) 著“親(qin) 民”，並特別提出“政在親(qin) 民”。可以說，“親(qin) 民”“政在親(qin) 民”，實為(wei) 王陽明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題，但卻往往為(wei) 後人所忽略。

2.從(cong) 學術命題到執政理念

王學的形成，既產(chan) 生於(yu) 對陸學的繼承，更產(chan) 生於(yu) 對朱學的質疑。程頤、朱熹將《大學》視為(wei) 為(wei) 學之“初階”，作為(wei) 一切學術的基礎，而王陽明對朱學的質疑，正是從(cong) 朱熹所注《大學》開始。

徐愛等人整理的王門“論語”——《傳(chuan) 習(xi) 錄》，首列王陽明的“親(qin) 民”之說。《大學》的開篇為(wei)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qin) 民，在止於(yu) 至善。”徐愛問王陽明，程頤、朱熹都說，此處的“親(qin) 民”，當為(wei) “新民”。《大學》後文，有“作新民”之文，此為(wei) 所據。先生以為(wei) 當據舊本作“親(qin) 民”，亦有所據否？王陽明回答，程朱說“親(qin) 民”應為(wei) “新民”，實屬望文生義(yi) 。《大學》後文之“作新民”，和此處之“在親(qin) 民”，是兩(liang) 個(ge) 完全不同的概念。而《大學》後文所說：“君子賢其賢而親(qin) 其親(qin) ，小人樂(le) 其樂(le) 而利其利”，“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等，皆是“親(qin) ”字之意。在他看來，程頤將《大學》的“親(qin) 民”改為(wei) “新民”，朱熹不僅(jin) 沿用這一闡釋，而且任意分割原文，雜以己意，實將人引入歧途。後來，徐愛經過反複切磋、反複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為(wei) 孔門嫡傳(chuan) ，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

王陽明通過徐愛等弟子及《傳(chuan) 習(xi) 錄》，將自己的觀點傳(chuan) 播出去：一方麵，所謂“親(qin) 民”，就是孟子“親(qin) 親(qin) 仁民”之意，“親(qin) 之”即“仁之”，“親(qin) 民”也就是“仁者愛人”。孔子說：“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大學》中的“明明德”，“安百姓”就是《大學》中的“親(qin) 民”。另一方麵，所謂“親(qin) 民”，就是“愛民”、安百姓，就是關(guan) 心百姓的生計疾苦。王陽明特別告誡徐愛：隻說“明明德”而不說“親(qin) 民”，便似老佛。如果隻是“明明德”，那就停留在“老佛”的層麵；既有“明明德”，又“親(qin) 民”，這才是孔子的主張。這是“聖人之道”和“佛老之教”的根本區別。

“親(qin) 民”還是“新民”，既是王學和朱學的學術分歧，也是他們(men) 執政理念的分歧。應該說，無論是朱熹還是王陽明，都是既主張關(guan) 心民眾(zhong) 的物質生活即“養(yang) 民”，也關(guan) 心民眾(zhong) 的思想教化即“教民”，但是，哪個(ge) 處於(yu) 第一位、哪個(ge) 處於(yu) 第二位，卻關(guan) 係到執政理念的不同。這也是先秦儒家和法家以及此後儒家學說中不同流派的重大分歧，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類似於(yu) 我們(men) 現在所說的物質與(yu) 精神、存在與(yu) 意識的問題。王陽明及王學首先關(guan) 心的是“物質”，是“養(yang) 民”，故有“親(qin) 民”之說；程朱及朱學首先關(guan) 心的是“精神”，是“教民”，故有“新民”之說。

所以，“親(qin) 民”二字一經提出，既是王陽明學術的重要命題，被黃綰列入王學“三大要”之一，更成為(wei) 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內(nei) 容、成為(wei) 其一生的執政理念，並且在此基礎上提出“政在親(qin) 民”，持續向其入仕的弟子們(men) 灌輸，督促他們(men) 加以踐行。

浙江紹興(xing) 知府南大吉，是王陽明晚年在紹興(xing) 講學期間的弟子，曾向老師請教“為(wei) 政之要”，王陽明回答：“政在親(qin) 民。”為(wei) 政無他，隻在“親(qin) 民”二字。南大吉大悟：“吾以親(qin) 民為(wei) 職者也。”當即將自己聽政之堂取名為(wei) “親(qin) 民堂”，王陽明為(wei) 此撰寫(xie) “親(qin) 民堂記”，以示鼓勵（《親(qin) 民堂記》）。弟子趙孟立為(wei) 湖廣辰州判官，行前問政於(yu) 老師，王陽明還是兩(liang) 個(ge) 字，“親(qin) 民”：“郡縣之職，以親(qin) 民也。親(qin) 民之學不明，而天下無善治矣。”（《書(shu) 趙孟立卷》）天下之不治，正是因為(wei) “親(qin) 民之學不明”。學生季本為(wei) 廣東(dong) 揭陽縣主簿，開誠心、布公道，立鄉(xiang) 約以教民，王陽明大加讚揚：“足見愛人之誠心、親(qin) 民之實學。不卑小官，克勤細務，使為(wei) 有司者皆能以是實心修舉(ju) ，下民焉有不被其澤，風俗焉有不歸於(yu) 厚者乎！”（《揭陽縣主簿季本鄉(xiang) 約呈》）

3.“三大要”的“體(ti) ”與(yu) “用”

晚年賦閑紹興(xing) ，王陽明根據弟子們(men) 的提問係統講述自己對《大學》的認識，成《大學問》即《大學或問》一篇，被稱為(wei) “師門之教典”。在這個(ge) 《大學問》中，王陽明全麵梳理了自己的學術思想，也理清了“致良知”“親(qin) 民”“知行合一”這“三大要”的內(nei) 在關(guan) 係。

在王學“三大要”中，最早提出的是“知行合一”。王陽明自稱：“吾居龍場時，夷人言語不通，所可與(yu) 言者，中土亡命之流。與(yu) 論‘知行’之說，更無抽格。久之，並夷人亦欣欣相向。及出與(yu) 士夫言，反多紛紛同異，拍格不入。”但是，為(wei) 何中原的士大夫難以接受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既是因為(wei) 他們(men) 已經接受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說，更因為(wei) 王陽明自己在揭示出“致良知”之前，並沒有明確“知行合一”和“格物致知”之間的區別，也沒有揭示出“知行合一”的靈魂或真諦。

那麽(me) ，“知行合一”靈魂或真諦是什麽(me) ？關(guan) 鍵在於(yu) 對“知”的理解。王陽明在《大學問》中指出：“《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雲(yun) 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在給學生陸澄的信中，王陽明對此做了更為(wei) 明確的闡釋：“《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隻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也。此知行之所以二也。”（《與(yu) 陸原靜（澄）二》）“知行合一”的“知”，指的是“良知”，是“此心之本體(ti) ”，這才是其核心或靈魂；“知行合一”的“行”，是“致”，是達到“良知”的功夫。

自從(cong) 揭示出“致良知”這個(ge) “一生之精神”後，王陽明就比較少說“知行合一”了，因為(wei) “致良知”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涵蓋了“知行合一”，使“知行合一”從(cong) 根本上區別於(yu) “格物致知”。而王陽明的學說，也隻有在“致良知”提出之後，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體(ti) 係、真正有了自己的“精神”。有了“致良知”，不但為(wei) “知行合一”注入了靈魂，也使“親(qin) 民”在“王學”中的地位清晰起來：“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體(ti) 也。親(qin) 民者，達其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yu) 親(qin) 民，而親(qin) 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明德之本體(ti) ，而即所謂良知也。”（《大學問》）

有學生向王陽明“問政與(yu) 學之要”，王陽明明確指出，明德即是良知，明明德即是致良知，良知與(yu) 親(qin) 民本為(wei) 一體(ti) ：“明德、親(qin) 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qin) 其民，親(qin) 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ti) 也；親(qin) 民，用也。”（《書(shu) 朱子禮卷》）“明明德”是“立”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體(ti) ”，“親(qin) 民”是“達”其天地萬(wan) 物一體(ti) 之“用”。這是中國古代思想家認為(wei) 的“體(ti) ”與(yu) “用”的關(guan) 係，“體(ti) ”不立，則“用”不端；“用”不行，則“體(ti) ”不顯。作為(wei) “體(ti) ”和“本”的“明明德”“致良知”，與(yu) 作為(wei) “用”“末”的“親(qin) 民”“政在親(qin) 民”，“本為(wei) 一事”，是一個(ge) 整體(ti) ，如樹之幹和樹之梢，並無輕重之分。明明德的目的是親(qin) 民，隻有親(qin) 民才能體(ti) 現明明德，致良知的目的是親(qin) 民，隻有親(qin) 民才能體(ti) 現出致良知（《大學問》）。

所以，在王學“三大要”中，“致良知”為(wei) 體(ti) ，“親(qin) 民”為(wei) 用，體(ti) 、用本為(wei) 一事。“知行合一”的“知”既是對事物的認知，更是自我的“良知”；而且，“真知即所以為(wei) 行，不行不足謂之知”。與(yu) “致良知”一樣，“知行合一”為(wei) 的也是“親(qin) 民”。否則，無論是“致良知”還是“知行合一”，皆非“真知”。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