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神、中國價值和中華民族：基於文明論的理解

作者：陳明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中央社會(hui) 主義(yi) 學院學報》2020年第4期

某種意義(yi) 上可以說精神是一種文化氣質，價(jia) 值是一種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又是出自環境與(yu) 政治 - 文化的共同塑造；中華民族則是具有中國精神、認同中國價(jia) 值的政治共同體(ti) 。近年這些概念被作為(wei) 問題提出來，成為(wei) 學界和民間的關(guan) 注熱點，是因作為(wei) 主詞的“中國”在意義(yi) 內(nei) 涵上變得不再如從(cong) 前那樣的不言而喻，而需要重新加以體(ti) 認和闡釋——後冷戰時代世界秩序、國際關(guan) 係尤其是中國自身變化深刻，原有的思維方式和知識範型已不足以容納定位，很難提供令人信服接受的曆史描述、現實解釋和未來承諾。

過去的中國隻是從(cong) 屬於(yu) 某個(ge) 意識形態或知識範式的具體(ti) 事例或普通個(ge) 案，其意義(yi) 是被納入普遍化的敘事體(ti) 係裏而規定賦予的。簡單說，在革命敘事裏“蘇聯的今天是我們(men) 的明天”，在啟蒙敘事裏“美國的今天是我們(men) 的明天”；至於(yu) 曆史，要麽(me) 是東(dong) 方專(zhuan) 製主義(yi) ，要麽(me) 是偏離常態的“亞(ya) 細亞(ya) 生產(chan) 方式”。二者雖然政治對立，構成冷戰的雙方，但西方中心的單線進化論方法和西方經驗的普遍性預設的本質一脈相通。由於(yu) 救亡急迫，五四時期它們(men) 被作為(wei) 洋務運動的“變技”、戊戌變法的“變製”之後的終極方案引入中國，改變我們(men) 的文化以救亡圖存被奉為(wei) 信條，陳獨秀謂之“吾人最後之覺悟”。

病急投醫雖然效果上可能有所收獲，如曆史的狡計，但深層的矛盾仍然需要反思清理，那就是手段與(yu) 目的或目標的矛盾或背離：啟蒙敘事是以個(ge) 體(ti) 為(wei) 中心，革命敘事是以階級為(wei) 中心，但由鴉片戰爭(zheng) 、甲午戰爭(zheng) 失敗而前赴後繼的救亡運動，是以國家、民族為(wei) 主體(ti) 和中心。

可以說，十六大黨(dang) 章修改增加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為(wei) 中華民族先鋒隊的補充定義(yi) ，習(xi) 近平將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作為(wei) 中國夢的主要內(nei) 容，將文化自信作為(wei) 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製度自信的基礎，不僅(jin) 意味著意識形態上的理論創新，也是對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與(yu) 中華民族關(guan) 係的再確認，對近代救亡史或主題的重新連接；不僅(jin) 標誌著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黨(dang) 建理論的成熟，也標誌著中國文明發展的新階段。

從(cong) 救亡到複興(xing) ，雖然意義(yi) 內(nei) 涵不可同日而語，但曆史和邏輯的銜接貫通無可置疑。從(cong) 政治學的角度說，都統屬在國家建構和國族建構的目標下。救亡是因為(wei) 在西方衝(chong) 擊下舊有的政治組織係統無法進行有效動員應對內(nei) 外挑戰，仁人誌士起而思有以為(wei) 之；複興(xing) 則是中華民族在克服救亡危機後建立製度整合社會(hui) ，自覺賡續傳(chuan) 統再造輝煌。

但是，中華民族這個(ge) 近代才提出的概念本身不是自明的。費孝通從(cong) 民族學角度認為(wei) ，中華民族作為(wei) 自覺的民族實體(ti) 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wei) 自在的民族實體(ti) 則是在幾千年曆史過程所形成。

顧頡剛從(cong) 民族政治學角度指出，從(cong) 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中華民族是一個(ge) ”即已萌芽。如果說費孝通那裏的民族是 ethnic 即族群，顧頡剛處則是 nation 即國族。官方表述主要是描述性的，認為(wei) 中華民族就是中國境內(nei) 所有民族的總稱，也就是將它理解為(wei) 集合概念。需要追問的是，“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究竟意味著什麽(me) ？共同體(ti) 意識增強的目標方向和本質顯然隻能是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本身，中華民族共同體(ti) 則隻能是在政治、法律和文化之確立、認可和共享基礎上以五十六個(ge) 族群為(wei) 成員的國族。是的，這就是顧頡剛所說的，“中華民族是一個(ge) ”！

族是人的群體(ti) ，氏族是因姓氏以成族，基礎是血緣；國族則是因國家以成族，基礎是政治、法律和文化——在政治、法律基礎上整合成型的國族必然也會(hui) 有其文化的維度。先有法蘭(lan) 西共和國， 然後才有法蘭(lan) 西民族；先有美利堅合眾(zhong) 國，然後才有美利堅民族。意大利政治家阿澤利奧說，我們(men) 已經創造了意大利國，接下來應該開始創造意大利人了。換言之，民族雖是建國的推動者，但民族問題的解決(jue) 、國族的真正建構又是在國家政治架構穩立後才真正開始。因為(wei) 國家的形成意味著政府“對業(ye) 已劃定邊界的領土實施行政壟斷”（安東(dong) 尼 • 吉登斯），意味著“國家對於(yu) 社會(hui) 權力的強化”（查爾斯 • 梯利）。而另一方麵，“國家建設的中心文化跟地方的大眾(zhong) 在種族、語言和宗教上的衝(chong) 突”被政治學家李普塞特視為(wei) 政治學四大矛盾衝(chong) 突之首。

阿澤利奧 （1819-1866）

因此，我們(men) 今天應該確立這樣的觀念，所謂民族問題並不是民族的問題，而是國家的問題。這不僅(jin) 因為(wei) 推動這一進程的正當性和必然性在於(yu) 同質性建構為(wei) 國家穩定、社會(hui) 發展、經濟繁榮所必需，是國家義(yi) 不容辭的責任；也因為(wei) 社會(hui) 作為(wei) 有機組織亦自有其內(nei) 在結構和曆史連續性，其中的族群更堪稱社會(hui) 係統中的“硬核”、“土圍子”，在這一過程中釋放呈現的政治意義(yi) 十分複雜。其中“少數族群”因在語言、文化和曆史以及區位等方麵與(yu) 主流社會(hui) 的差異性，在這一國家 - 社會(hui) 的互動過程中表現出矛盾性。由此觸發的邊界和認同意識，可能成為(wei) 極端主義(yi) 和分離主義(yi) 滋生的土壤，對一些具有政教合一色彩和記憶的宗教和地區來說尤其如此。那種民族既是建國力量也是裂解因素的說法，原因蓋即在此。

對於(yu) 廣土眾(zhong) 民的中國來說，這一點尤其明顯。歐洲的現代國家建構以威斯特伐利亞(ya) 體(ti) 係的確立為(wei) 起點，表現為(wei) 諸民族地區從(cong) 神聖羅馬帝國、哈布斯堡王朝的支配下脫離出來獲得自己的主權， 成為(wei) 現代國家之別名的民族國家由此揭開篇章。即使在東(dong) 方，由於(yu) 族群構成相對簡單，日本在被美國佩裏號軍(jun) 艦敲開大門後，社會(hui) 的應對是地方倒幕“大政奉還”於(yu) 天皇，族群國族迅速無縫轉換。但中國的情況與(yu) 此完全不同。廣土眾(zhong) 民，社會(hui) 多元，加之湘軍(jun) 淮軍(jun) 的崛起導致中央權力弱化， 滿漢畛域更使得行政效率下降，這是戊戌變法無法獲得明治維新一樣成功的根本原因。天佑中華！ 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均在隨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分崩離析，我們(men) 卻幸運地躋身戰勝國之列， 帝國遺產(chan) 得以完整保留，成為(wei) 今天進行現代國家國族建構的基礎和起點。但清帝遜位詔書(shu) 中“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wei) 一大中華民國”中之“合”隻是政治和法律上的，其現實的落實，經濟、文化等各種同質性建設、認同感塑造則未完成。由此角度不僅(jin) 可以看到“藏獨”“疆獨”乃至“台獨”“港獨”等問題其來有自，也可以啟發我們(men) 打開國家國族建設的思維窗口——既然西方經驗無法照搬，那就把曆史的挑戰當作文明再造的契機，天命所在，唯有斯文自任，繼往開來。

民族國家之所以被稱為(wei) 現代國家是因為(wei) 它的契約理論：原子化的個(ge) 體(ti) 經由契約建立政府以保護自己的生命權和財產(chan) 權，進行個(ge) 體(ti) 和民族的自我治理。革命敘事裏的國家論則以階級為(wei) 基礎， 通過鬥爭(zheng) 和專(zhuan) 政建立起社會(hui) 和國家的秩序。這兩(liang) 種同質性想象理論邏輯嚴(yan) 密，批判有力，卻與(yu) 現實脫節，並非放之四海皆準。韋伯說，“想以組織行動的目的來定義(yi) 包含國家在內(nei) 的政治性組織，是不可能的。……要去定義(yi) 一個(ge) 組織的政治性特點，唯有從(cong) 手段的角度來考慮：亦即對暴力的使用。”自由主義(yi) 那種以個(ge) 體(ti) 為(wei) 基礎的國家論述本質上是一種分離與(yu) 對立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閃現著基督教一神論和末世論的影子。十年文革把鬥爭(zheng) 哲學極端化，撕裂社會(hui) 。它們(men) 在本質上說都是一種分離與(yu) 對立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隱約閃現著基督教一神論和末世論的影子。且不說蘇聯、東(dong) 歐政治自由化後的各種分離，亨廷頓文明衝(chong) 突論的預言其實在西歐和美國這些所謂標準的現代國家內(nei) 部也幾乎在逐步驗證中。BLM 運動如火如荼，哥倫(lun) 布、華盛頓這些極具政治和文化象征意義(yi) 的雕像被斬首拉倒墜地， 一方麵當然可以說是政治正確極端化或種族衝(chong) 突的表現，另一方麵是不是也可以說是《五月花號公約》奠基的民族國家之製度設計與(yu) 帝國性多元族群之社會(hui) 構成的無法兼容 ? 果如是，則訴諸勒龐式的民粹主義(yi) 或亨廷頓式文明衝(chong) 突論顯然隻會(hui) 導致矛盾的激化而不是問題的解決(jue) 。君不見川普總統對黑人抗議者行為(wei) 的回應：推倒雕像並不能從(cong) 曆史中抹掉奴隸時代，如果不能吸取教訓你們(men) 可能再次淪為(wei) 奴隸……

國內(nei) 一些學者不滿民族國家論述，理由可能有反對西方中心論的方法論與(yu) 自由主義(yi) 價(jia) 值觀。另一些學者堅持民族國家論述，確實有普遍主義(yi) 信仰與(yu) 現代性價(jia) 值堅持。但其實從(cong) 自由主義(yi) 的思想譜係看，到約翰 • 密爾之時，由於(yu) 社會(hui) 問題已經不再是與(yu) 君主專(zhuan) 製對抗，而是要解決(jue) 大英帝國結構上的異質多元問題，他隻能以“最大多數人之最大幸福”這個(ge) 整體(ti) 性目標替代契約論的個(ge) 體(ti) 本位立場。功利主義(yi) 卑之無甚高論，卻解決(jue) 了洛克等早期自由主義(yi) 話語“分”而難“合”的問題。如果說今天國內(nei) 的自由主義(yi) 者尚未意識到這一轉換的意義(yi) ，表現出右派幼稚病，那麽(me) 文明國家論似乎隻注意到了民族國家論的不足，而沒有從(cong) 曆史與(yu) 國情及文明目標出發動態地處理中國由族群到國族的整合建構問題。這一描述和定位，存在將族群的多元性本身加以固化的問題，而忽略了二者之間的張力， 忽視了國家特定的政治內(nei) 涵與(yu) 必然要求。至於(yu) 那種將民族問題化約為(wei) 階級問題、把文化認同歸結為(wei) 意識形態的思維，則對文化之政治屬性及其特殊性的認知造成遮蔽，對民族問題的真正解決(jue) 十分有害。

由秦滅六國建立起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政府開始中國就稱帝國。“合”必有所以“統”。顧炎武說：“封建之失，其專(zhuan) 在下；郡縣之失，其專(zhuan) 在上。”三代行封建，最後以戰國的諸侯力征作結；秦立郡縣，二世而亡。到漢承秦製而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終於(yu) 成就起“霸王道雜之”的政治 - 文化結構。至此， 郡縣製的中央集權維持整體(ti) 的政治秩序與(yu) 穩定，儒家思想則作為(wei) 社會(hui) 價(jia) 值表達、作為(wei) 社會(hui) 精英縱向流通依憑、作為(wei) 主流文化象征體(ti) 係，政教相維，剛柔並濟，二千年文明從(cong) 此綿延不絕。在處理各有其性的五方之民的問題上，早在《禮記 • 王製》中即有“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的原則。這裏的“教”是社會(hui) 主流價(jia) 值（道統，或曰公民宗教、核心價(jia) 值觀），“俗”是地方習(xi) 俗；“政”是國家權力組織，“宜”是地方行事方式。需要指出的是，“教”與(yu) “俗”、“政”與(yu) “宜”是一種有著位格層次的結構關(guan) 係，“教”高於(yu) 或先於(yu) “俗”，“政”高於(yu) 或先於(yu) “宜”。這與(yu) 現代社會(hui) 國家認同先於(yu) 文化認同、公民身份先於(yu) 族群身份頗相契合。效率與(yu) 秩序的穩定平衡、國家社會(hui) 的良性互動，是所有執政者都重視追求的。中華政治文化明這樣一種整體(ti) 性智慧及其優(you) 勢，相對於(yu) 左右兩(liang) 種分別以個(ge) 體(ti) 和階級為(wei) 中心的敘事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中華文明又稱禮樂(le) 文明。借用現代政治學的概念，可以說禮代表秩序、理性，樂(le) 代表和諧、情感。“禮者天地之序，樂(le) 者天地之和”。它的背後則是乾父坤母、民胞物與(yu) 、和諧共生、生生不息的宇宙觀和人生觀。

以此為(wei) 基礎討論中國、中國精神、中國價(jia) 值和中華民族，或許我們(men) 會(hui) 得出許多不同的觀點和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