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刻春秋穀梁傳(chuan) 注疏》出版

書(shu) 名：阮刻春秋穀梁傳(chuan) 注疏

所屬叢(cong) 書(shu) ：四部要籍叢(cong) 刊·經部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9月

【內(nei) 容簡介】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chuan) 注疏》，晉範寧集解，唐楊士勳疏，據上海圖書(shu) 館藏清嘉慶二十年刻本影印。《春秋穀梁傳(chuan) 注疏》是我國儒家傳(chuan) 統典籍《春秋》的三種注解（稱“《春秋》三傳(chuan) ”）中的一種。自先秦、兩(liang) 漢、唐宋至清代，遞相注釋。阮刻《十三經注疏》是古代正經注疏匯刻本的集大成者，雖然受到當時客觀條件的限製，容有“淮風別雨，不以為(wei) 善”之譏，但其校刻精細、體(ti) 例謹嚴(yan) ，允推曆代同類刻本中的翹楚，問世200多年，是迄今公認的最善刻本。嘉慶阮本又有初刻後刻之別，本次為(wei) 第一次《阮刻春秋穀梁傳(chuan) 注疏》嘉慶本後刻本第一次影印，修訂了阮刻嘉慶初刻《穀梁傳(chuan) 》的一些文字訛誤，更為(wei) 方便讀者閱讀與(yu) 研究。

【阮元簡介】

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芸台、雷塘庵主，晚號怡性老人，籍貫江蘇儀(yi) 征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先後任禮部、兵部、戶部、工部侍郎，山東(dong) 、浙江學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撫及漕運總督、湖廣總督、兩(liang) 廣總督、雲(yun) 貴總督等職。曆乾隆、嘉慶、道光三朝，體(ti) 仁閣大學士，太傅，諡號文達。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經史、數學、天算、輿地、編纂、金石、校勘等方麵都有著非常高的造詣，被尊為(wei) 三朝閣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出版說明】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二十卷，晉範寧集解，唐楊士勳疏，清阮元校刻，據上海圖書(shu) 館藏清嘉慶二十年刻本影印。

《春秋》三傳(chuan) 之中，《穀梁》聲勢較弱，關(guan) 於(yu) 其性質、作者、時代、得失等問題的聚訟則較複雜。其作者，楊《疏》雲(yun) ：“穀梁子名俶，字符始，魯人。一名赤，受經於(yu) 子夏，為(wei) 經作傳(chuan) ，故曰《穀梁傳(chuan) 》。”其授受源流，楊《疏》雲(yun) ：“（穀梁子）傳(chuan) 孫卿，孫卿傳(chuan) 魯人申公，申公傳(chuan) 博士江翁。其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又傳(chuan) 蔡千秋。漢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為(wei) 郎，由是《穀梁》之傳(chuan) 大行於(yu) 世。”這是從(cong) 《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中歸納出來的。但沈鳳笙先生在《從(cong) 漢初今文經的形成說到兩(liang) 漢今文〈禮〉的傳(chuan) 授》中指出：“申公傳(chuan) 《春秋》和江公受學於(yu) 申公事，均不見於(yu) 《史記》，很難考實”，“所稱子夏三傳(chuan) 至申公顯屬謬誤”。因為(wei) 子夏、穀梁赤和荀卿的在世時間差得太遠，絕無直接授受的可能。穀梁赤為(wei) 經作傳(chuan) 之說，也因為(wei) 傳(chuan) 中引屍子、孟子語而不足信據。這些矛盾之處，連恪守《穀梁》的清儒鍾文烝也無法彌縫，隻好含糊地說：“蓋穀梁受業(ye) 於(yu) 子夏之門人，因遂誤以為(wei) 子夏門人。《史記·孟子列傳(chuan) 》雲(yun) 孟軻受業(ye) 於(yu) 子思之門人，王劭誤以‘人’為(wei) 衍字，應氏之誤正相類矣。大氐穀梁子之於(yu) 子夏、孟子之於(yu) 子思，事同而時亦相近也。”

《春秋》以義(yi) 修辭，不以記事為(wei) 重。徐邈雲(yun) ：“若夫可以寄微旨而通王道者，存乎精義(yi) 窮理，不在記事少多。”經學成立以來，《春秋》便被認為(wei) 包含著至當之道，既然至當，理應唯一，三傳(chuan) 卻“臧否不同，褒貶殊致”，則其中必有是非對錯之別，即範寧序所說的“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yi) 乖。”特別是“純論經義(yi) ”的公羊、穀梁二家，不得不通過長期的辯論爭(zheng) 執，以求建立並維持自身政治上的優(you) 勢地位。漢武帝時，代表《公羊》學的董仲舒與(yu) 代表《穀梁》學的瑕丘江公奉上命議經，董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卻“呐於(yu) 口”，自然敗下陣來，同時丞相公孫弘也治《公羊》學，支持董仲舒，於(yu) 是皇帝尊信《公羊》家，並命太子受《公羊春秋》，故《公羊》學大興(xing) 而《穀梁》學浸微。但太子在學習(xi) 《公羊》之餘(yu) ，私下對《穀梁》也頗感興(xing) 趣，江公又得榮廣、皓星公二人為(wei) 弟子，榮廣“高材捷敏”，數次與(yu) 《公羊》大師眭孟等人辯論都占得上風，足見《公羊》家並未取得絕對的勝利。漢宣帝時，榮廣、皓星公的弟子蔡千秋因為(wei) “上善《穀梁》說”而被擢為(wei) 諫大夫給事中，複為(wei) 郎中戶將，此後又經曆了尹更始、江公之孫、劉向、周慶、丁姓等人一係列的傳(chuan) 學。從(cong) 元康中開始講論《穀梁》之學到甘露元年，十餘(yu) 年間，培養(yang) 了一批明習(xi) 《穀梁》的學者。“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兩(liang) 派再次展開對決(jue) 。參與(yu) 討論的《公羊》家包括《公羊》博士嚴(yan) 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顯、許廣，《穀梁》家包括《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中郎王亥，雙方“議三十餘(yu) 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cong) 《穀梁》，由是《穀梁》大盛，慶、姓皆為(wei) 博士”。由此打破了傳(chuan) 統的一經一師法的局麵，開創了一經幾個(ge) 家法並立的設置（《春秋》在《公羊》外增立《穀梁》博士），周慶、丁姓被立為(wei) 《穀梁》博士，代表著《穀梁》今文學的正式完成。（據沈鳳笙先生說）《公羊》《穀梁》二家的興(xing) 衰，是多方麵條件綜合作用的結果，明麵上固然應該是解經較為(wei) 正確深刻的一派獲得勝利，但事實上卻更多地受到經師口才學識、皇帝興(xing) 趣立場等個(ge) 人因素的影響，所以才會(hui) 出現論辯結果因時變化的局麵。漢甘露三年增設《穀梁》博士的行為(wei) ，尤其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絕不僅(jin) 僅(jin) 是單純的學術問題（詳見束景南、餘(yu) 全介《西漢〈穀梁傳(chuan) 〉增立博士的政治背景》）。

當然，在爭(zheng) 奪經學正統的過程中，政治影響隻可意會(hui) ，不能言傳(chuan) ，隻有基於(yu) 學術觀點的論據可以公開提出。曆代治《穀梁》學者各陳所見，要以清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chuan) 補注·論傳(chuan) 篇》纂輯為(wei) 備，據之撮述，約有數端：一、桓譚《新論》雲(yun) ：“《左氏傳(chuan) 》遭戰國寖廢，後百餘(yu) 年，魯人穀梁赤為(wei) 《春秋》，殘略，多有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chuan) ，彌離其本事矣。”鄭玄《釋廢疾》雲(yun) ：“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亡。”故知《穀梁》學之建立早於(yu) 《公羊》。二、《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雲(yun) ：“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le) 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xing) 《穀梁》。”故知《穀梁》為(wei) 《春秋》學之正宗。《論傳(chuan) 篇》雲(yun) ：“（孔門後學）皆以此經為(wei) 授受之業(ye) ，但其義(yi) 則徒有口說而無書(shu) ，其有書(shu) 亦但如穀梁子所引傳(chuan) 曰之類，實非專(zhuan) 書(shu) ，蓋至穀梁始有專(zhuan) 書(shu) 矣。公羊作傳(chuan) ，則當六國之亡，直至漢景帝時乃著竹帛，其初皆是口說相授，故其經字與(yu) 《左氏》《穀梁》異者，大率音同聲近之字。而傳(chuan) 文亦多齊言，或以語急而易他字。”故知《穀梁傳(chuan) 》之成書(shu) 亦先於(yu) 《公羊》。三、鄭玄《六藝論》雲(yun) ：“《左氏》善於(yu) 禮，《公羊》善於(yu) 讖，《穀梁》善於(yu) 經。”作為(wei) 漢代經學的集大成者，鄭玄的評價(jia) 無疑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後世儒生讚揚此傳(chuan) 佳處，“啖助謂《穀梁》意深，陸淳、孫覺、胡安國等謂《穀梁》最精密，葉夢得謂《穀梁》所得多，而李光地善承朱子之學，其論《春秋》家曰《穀梁》尤好”，都是在“善於(yu) 經”上的進一步發揮（詳見許超傑《〈穀梁〉最善於(yu) 經：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chuan) 補注〉約論》），故知《穀梁傳(chuan) 》之經學勝於(yu) 《公羊》。上述各事都基於(yu) 一個(ge) 重要前提，即《穀梁傳(chuan) 》成書(shu) 早於(yu) 《公羊傳(chuan) 》，但這一前提是不成立的。陳澧《東(dong) 塾讀書(shu) 記》卷十已意識到“《公羊》《穀梁》二傳(chuan) 同者，蓋《穀梁》以《公羊》之說為(wei) 是，而錄取之也。《穀梁》在《公羊》之後，研究《公羊》之說，或取之，或不取，或駁之，或與(yu) 己說兼存之，其傳(chuan) 較《公羊》為(wei) 平正者，以此也。”沈鳳笙先生通過比勘《公》《穀》《史》《漢》文本，進一步證明：“《穀梁傳(chuan) 》晚出，……是江公采用當時經師口頭相傳(chuan) 的一些經義(yi) ，並參照《公羊傳(chuan) 》而編寫(xie) 的一部仿作。它既在（漢）景、武間用漢隸寫(xie) 定，也是一開始就是今文經傳(chuan) 。……（二家）依經作傳(chuan) ，經文都被引述於(yu) 傳(chuan) 文之中，亦即出於(yu) 傳(chuan) 者口述。《公羊》《穀梁》二傳(chuan) 寫(xie) 成書(shu) 本，經文的絕大部分亦隨之隸定了。二傳(chuan) 字有不同，故經文字亦有不同。”考據詳密，足稱定讞。至於(yu) 清末以來視《穀梁傳(chuan) 》為(wei) 古文經學的異說，則顯然是緣於(yu) 對經學今古文之分的誤解，就不必再辯了。

《穀梁》學雖有自身的特點，但即使是在增設《穀梁》博士的漢宣帝時代，《穀梁》學也隻是更多地被用作對抗《公羊》學的政治工具，並沒有真正得到統治者的尊崇，“《春秋》學領域依然是《公羊春秋》一統天下，皇帝的詔書(shu) 和大臣的上奏裏麵采用較多的仍然是《公羊春秋》的學說。”（束景南語）《春秋穀梁經傳(chuan) 補注序》所雲(yun) “漢世三傳(chuan) 並行，大約宣、元以前則《公羊》盛，明、章以後則《左氏》興(xing) ，而《穀梁》之學頗微。江左中興(xing) ，妄謂《穀梁》膚淺，不足立學，相沿至唐初，謂之小書(shu) ，而《穀梁》之學益微。苟非有範寧、徐邈闡明於(yu) 前，楊士勳輩纘述於(yu) 後，則《穀梁傳(chuan) 》之在今日，幾何不為(wei) 十六篇《書(shu) 》、三家《詩》之無征不信哉”，既飽含著鍾文烝的悲憤，也是《穀梁傳(chuan) 》流傳(chuan) 的實情。範寧，字武子，順陽縣人，為(wei) 豫章太守。他是東(dong) 晉時期少有的扶持名教、力斥玄學的經學家，曾作《罪王何論》痛詆王弼、何晏以玄學義(yi) 理解說儒家經典的做法。《春秋穀梁傳(chuan) 集解》是其最重要的經學著作，也是完整保存至今的最早的《穀梁傳(chuan) 》注本。他以父親(qin) 範汪的學說為(wei) 基礎，博采諸家，並下己意，又取其長子泰、中子雍、小子凱、從(cong) 弟邵之說，故題為(wei) 《集解》。與(yu) 固守家法的漢代經師相比，範寧治經的態度較為(wei) 開明，並不一味褒揚《穀梁》而貶斥《左》《公》二傳(chuan) ，其《集解序》雲(yun) ：“《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所以對三傳(chuan) 都應該“棄其所滯，擇善而從(cong) ”“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已漸開後世通貫三傳(chuan) 的學風。楊士勳生平不可考，但孔穎達《左傳(chuan) 正義(yi) 序》列舉(ju) 的“共對參定”的名單中有楊士勳之名，故可能是唐初人。楊《疏》一方麵繼承範氏《集解》的客觀態度，同樣酌情引用了《左》《公》二傳(chuan) 的相關(guan) 材料，另一方麵保存了大量《穀梁》舊注舊說，其中多有今日已散佚者。雖然傳(chuan) 世的經學文獻汗牛充棟，但《穀梁》學著述所占比重極小，由範氏《集解》和楊氏《疏》組成的《穀梁傳(chuan) 注疏》尤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jia) 值。《穀梁傳(chuan) 》在經學史上的地位不彰，其注疏傳(chuan) 世版本的情況也相對簡單。阮元校刻的“重刊宋本穀梁注疏”依據的底本仍然是元刻十行本，但與(yu) 阮刻中其他大多數經書(shu) 不同的是，真正的宋刻十行本《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尚收藏於(yu) 中國國家圖書(shu) 館。我們(men) 知道，正經注疏的元刻十行本是在南宋建陽坊刻十行本的基礎上翻刻而成，其內(nei) 容、行款都有相當程度的延續性，可惜宋刻十行本大多亡佚（今日可見者隻有《毛詩》《左傳(chuan) 》《穀梁》三種），所以一般難以確知元刻十行本相較宋刻十行本究竟發生了多大的變化，《穀梁》一經則可通過比勘存世的宋刻、元刻十行本為(wei) 我們(men) 提供關(guan) 於(yu) 此問題的較可信的答案。“首先在形式上，宋刻注疏本版心細黑口，下無刻工，版心上偶鐫本版字數。元刻注疏本版心則為(wei) 白口，版心上大多鐫有本版字數，版心下鐫有刻工姓名。其次，宋刻注疏本在疏文出文後空一格，下接‘釋曰’，元刻注疏本則在空格處加一小圓圈標識，下接‘釋曰’。宋刻注疏本中的繁體(ti) 字，元刻注疏本有改作簡體(ti) 字者。……這是翻刻過程中寫(xie) 工、刻工趨簡所致。另外，在翻刻過程中，也出現了少量文字上的差異。”（張麗(li) 娟《〈穀梁〉單疏本與(yu) 注疏合刻本考》）而通過比勘以元刻十行本為(wei) 底本的阮刻本和宋刻十行本，可知：（一）阮本訛誤多可追溯至宋刻十行本；（二）有宋刻十行本明顯訛誤而阮本不誤者；（三）有阮本誤而宋刻十行本不誤者；（四）通過宋刻十行本可探尋通行本訛誤之跡。第四點尤其值得關(guan) 注，張麗(li) 娟老師曾舉(ju) 一典型例證：襄公三十年疏，阮本“姬能守災死之貞”，《校勘記》雲(yun) ：“閩、監、毛本同，何校本‘災死’作‘夫在’。”按單疏本此處正作“夫在”，而宋刻十行本此處作“尖在”，蓋因形近而誤“夫”為(wei) “尖”，後世各本以“尖在”不成文句，又臆改為(wei) “災死”，文意雖通，離原文卻相去愈遠。

所謂元刻十行本又是一個(ge) 偏廣義(yi) 的概念。根據張麗(li) 娟《元十行本〈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印本考》的研究，元刻十行本的刷印時間可進一步分為(wei) 三個(ge) 時期：一、早期印本，半葉十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雙邊，雙順魚尾，有書(shu) 耳。版心上刻大小字數，下刻葉數、刊工姓名，大字“疏”字以圈圍標識，以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本為(wei) 代表；二、中期印本，新增少量明正德年間補版，以北京大學圖書(shu) 館藏本為(wei) 代表；三、晚期印本，以大量新刻補版替換舊版，並對仍保留的舊版進行了係統的修補改訂。新補版片均為(wei) 白口，四周單邊，雙對魚尾，大字“疏”字白文陰刻，字體(ti) 趨於(yu) 方正，與(yu) 元刻及正德補刻的字體(ti) 均有明顯區別，其補刻、刷印時間應在明嘉靖年間，以北京市文物局藏本為(wei) 代表。早期、中期印本的版心字數、刻工姓名都很完整，但晚期印本往往對原版葉中的版心字數、刻工姓名加以剜除，且較隨意，無一定之規。在文本方麵，晚期印本校改了早、中期印本的一些疑誤之處，同時也有妄改的地方，前者如卷十三第二葉疏文，早、中期印本作“言作者不心有新”，晚期印本改為(wei) “不必”，後者如卷十五第十二葉疏文，早、中期印本作“是其文玄相通也”，晚期印本改“玄”為(wei) “亦”，實則單疏本作“互”，這些地方阮本均與(yu) 晚期印本一致，可知是依據晚期印本翻刻的。

阮本有嘉慶初刻和道光重校之別，已為(wei) 業(ye) 界熟知，但即使是嘉慶本內(nei) 部也依然存在初刻、後印的問題。張麗(li) 娟《明李元陽本〈春秋穀梁注疏〉淺探》指出，卷十三成公元年疏文“三月作丘甲”“公羊說作丘甲”，宋、元十行本、嘉慶阮刻初印本均誤作“兵甲”，而嘉慶阮刻後印本改為(wei) “丘甲”，成公二年經文“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宋、元十行本、嘉慶阮刻初印本均脫“衛”下“人”字，而嘉慶阮刻後印本補“人”字。阮刻後印本所做的校改，往往可以在更早的宋餘(yu) 仁仲刻《春秋穀梁傳(chuan) 》、舊鈔《穀梁疏》單疏本或較晚的明嘉靖李元陽本以下諸本中找到左證，故難確指是依據何本校改（阮元校刻此經時，雖然不能親(qin) 見餘(yu) 仁仲本及舊鈔單疏原書(shu) ，賴有何煌的傳(chuan) 校本參考，所以仍能解決(jue) 許多元刻十行本中存疑的問題。關(guan) 於(yu) 何煌傳(chuan) 校餘(yu) 仁仲本及單疏本之事，詳見張麗(li) 娟老師的相關(guan) 論文），能夠確定的是阮刻後印本的文本質量較初印本有所進步，從(cong) 閱讀角度來說，是更佳的選擇。《穀梁傳(chuan) 注疏》的清嘉慶阮刻初印本，過去被收錄在台灣藝文印書(shu) 館、大陸中華書(shu) 局等出版社刊行的阮刻《十三經注疏》中，坊肆常見，而其後印本則尚未聞有影印者，今取上海圖書(shu) 館藏後印本付梓，依舊采用單麵半葉的形製，頗便點讀，或許能為(wei) 《穀梁傳(chuan) 》這種經書(shu) 中的“弱勢群體(ti) ”的文獻流傳(chuan) 事業(ye) 做一點微小的貢獻，也希望能繼續得到讀者們(men) 的支持。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蔣鵬翔撰於(yu) 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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