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刻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出版

書(shu) 名：阮刻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

所屬叢(cong) 書(shu) ：四部要籍叢(cong) 刊·經部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6月

【內(nei) 容簡介】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漢何休注，佚名疏，據上海圖書(shu) 館藏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刻本影印。

正經注疏之合刊始於(yu) 南宋紹興(xing) 後期付梓的《周易注疏》《尚書(shu) 正義(yi) 》和《周禮疏》，此後又陸續刊行了《毛詩》《禮記》《左傳(chuan) 》《論語》《孟子》等品種，因為(wei) 這些合刊本版式、字體(ti) 一致，又同刻於(yu) 越州（今浙江紹興(xing) ），故通稱為(wei) “越州刻八行注疏本”。越刻八行本是經注疏合刊的源頭，然而從(cong) 現存的文獻記錄來看，其中並無《公羊》。繼越刻八行本而起的是建刻十行本，盡管宋建刻十行本《公羊注疏》的原書(shu) 已經亡佚，但翻刻自此本的元刻《公羊注疏》尚有多部複本傳(chuan) 世（題為(wei)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足以證明宋建刻十行本《公羊注疏》的存在（詳見李霖《宋本群經義(yi) 疏的編校與(yu) 刊印》第四章第一節）。此後明清兩(liang) 代，《公羊傳(chuan) 》的經注疏合刊本都是從(cong) 元刻十行本輾轉衍生而來。我們(men) 這次影印的清嘉慶刻本，內(nei) 封題為(wei) “重八刊宋本公羊注疏”，其實與(yu) 阮刻《十三經注疏》中的其他大多數品種一樣，仍是依據元刻遞修十行本翻刻而成。

阮刻《十三經注疏》是古代正經注疏匯刻本的集大成者，雖然受到當時客觀條件的限製，容有“淮風別雨，不以為(wei) 善”之譏，但其校刻精細、體(ti) 例謹嚴(yan) ，允推曆代同類刻本中的翹楚。對於(yu) 《詩》《書(shu) 》《禮》《易》《左》之外的八經來說，阮刻本尤為(wei) 不可或缺的通行本（即以《公羊》為(wei) 例，後來的孫詒讓《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校記》、劉承幹《公羊單疏殘本校勘記》、日本杉浦豐(feng) 治《公羊疏校記》均以阮刻本為(wei) 主要校本，日本公羊注疏研究會(hui) 合撰的《公羊注疏譯注稿》也是以阮刻本為(wei) 底本，詳見刁小龍《〈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校點前言》），因此我們(men) 決(jue) 定繼續努力，爭(zheng) 取用三年時間將阮刻《十三經注疏》中剩下的八經都按照此前形製，陸續影印出版，使這部至關(guan) 重要的經學叢(cong) 書(shu) 得成完璧，也希望廣大讀者能夠對此項工作繼續予以關(guan) 注和支持。

【阮元簡介】

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芸台、雷塘庵主，晚號怡性老人，籍貫江蘇儀(yi) 征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先後任禮部、兵部、戶部、工部侍郎，山東(dong) 、浙江學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撫及漕運總督、湖廣總督、兩(liang) 廣總督、雲(yun) 貴總督等職。曆乾隆、嘉慶、道光三朝，體(ti) 仁閣大學士，太傅，諡號文達。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經史、數學、天算、輿地、編纂、金石、校勘等方麵都有著非常高的造詣，被尊為(wei) 三朝閣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出版說明】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漢何休注，佚名疏，據上海圖書(shu) 館藏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刻本影印。“春秋”在先秦時本為(wei) 各國史記之通名，但在孔子據魯史記而修《春秋》後，此詞便具有了專(zhuan) 指孔子所修之史書(shu) 的特定含義(yi) 。孔子是否修過《春秋》，後世或有歧解（洪業(ye) 、楊伯峻即不信此說），然而自戰國以訖近代，大多數學者還是傾(qing) 向於(yu) 接受孔子曾修《春秋》的觀點。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yu) 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qin) 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yu) 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yu) 為(wei) 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修《春秋》所做的工作，司馬遷曾概括為(wei) “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製義(yi) 法”（《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但在屬辭比事的背後，自有個(ge) 人評判的立場，即《漢誌》所謂“因興(xing) 以成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借朝聘以正禮樂(le) ”。因為(wei) 被評判者往往是“有威權勢力”的“當世君臣”，如果將褒諱貶損之詞都書(shu) 於(yu) 竹帛，難免遭到報複傷(shang) 害，所以史實雖然具於(yu) 《春秋》，孔子對於(yu) 史實的態度卻“不可書(shu) 見”，隻能“口授弟子”，於(yu) 是“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chuan) ”。

《漢書(shu) ·藝文誌》雲(yun)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左氏傳(chuan) 》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公羊傳(chuan) 》十一卷。公羊子，齊人。/《穀梁傳(chuan) 》十一卷。穀梁子，魯人。/《鄒氏傳(chuan) 》十一卷。/《夾氏傳(chuan) 》十一卷。有錄無書(shu) 。”經與(yu) 傳(chuan) 分別著錄，可見在西漢末，經文與(yu) 傳(chuan) 文已各為(wei) 卷帙，不過“《經》十一卷”後的班固自注“公羊、穀梁二家”應該引起我們(men) 的注意。

沈鳳笙先生指出：“漢初《五經》第一代大師，《詩》之申公、轅固生、韓嬰，《書(shu) 》之伏勝，《禮》之高堂生，《易》之田何，都生於(yu) 秦火之前，有的還是秦始皇的博士，幼年學經，用六國文字書(shu) 本。惟獨《春秋》的胡毋生、董仲舒、江公，生於(yu) 文帝時代，沒有經曆秦火，其學何人所授，其書(shu) 本從(cong) 何取得，司馬遷、班固均不詳悉，其間史事必有闕漏。”《史》《漢》既然闕載，後人要了解《公羊傳(chuan) 》成立初期的源流，就隻能依據《公羊解詁序》疏文所引戴宏的說法：

“子夏傳(chuan) 與(yu) 公羊高，高傳(chuan) 與(yu) 其子平，平傳(chuan) 與(yu) 其子地，地傳(chuan) 與(yu) 其子敢，敢傳(chuan) 與(yu) 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yu) 竹帛，與(yu) 董仲舒皆見於(yu) 圖讖是也。”

也就是說，“《公羊傳(chuan) 》是公羊壽受先代口授大義(yi) ，由弟子胡毋生寫(xie) 成書(shu) 本。它在晚周尚未成書(shu) ，到漢景帝時才用漢隸寫(xie) 定，一開始就是今文經傳(chuan) 。”（沈鳳笙《從(cong) 漢初今文經的形成說到兩(liang) 漢今文〈禮〉的傳(chuan) 授》）

由《孔子世家》《漢誌》可知，孔子修《春秋》時，《春秋》經是寫(xie) 成書(shu) 本的，而相關(guan) 的傳(chuan) 則隻有口授，然而到了漢景帝之後，純粹的《春秋》經的書(shu) 本已無從(cong) 求索，人們(men) 學習(xi) 、討論的《春秋》經文都是依據公羊家、穀梁家寫(xie) 定的本子，這是因為(wei) “依經作傳(chuan) ，經文都被引述於(yu) 傳(chuan) 文之中，亦即出於(yu) 傳(chuan) 者口述。《公羊》《穀梁》二傳(chuan) 寫(xie) 成漢隸書(shu) 本，經文的絶大部分亦隨之隸定了。二傳(chuan) 字有不同，故經文字亦有不同，班固自注稱為(wei) ‘二家’，不僅(jin) 表明二傳(chuan) 經義(yi) 有異，而引述經文之字也有異同”。盡管公羊家遵奉的《春秋》經與(yu) 《公羊傳(chuan) 》可能在最初並未連綴為(wei) 一書(shu) ，但卻是由公羊壽和胡毋生合作同時寫(xie) 定的，並且在文本上有直接而緊密的聯係，所以呂思勉《經子解題》雲(yun) ：“《公羊》一書(shu) ，自有古學後，乃抑之與(yu) 《左》《穀梁》同列，並稱三傳(chuan) 。其實前此所謂《春秋》者，皆合今之經與(yu) 《公羊傳(chuan) 》而言之，……今之所謂《春秋》經者，乃從(cong) 《公羊》中摘出者耳。”此說正可為(wei) 班固自注做一注腳，而《四庫總目》提出的“《公羊傳(chuan) 》附經不知始自何人”的疑問也就可以解決(jue) 了。

《春秋》三傳(chuan) 中，《公羊傳(chuan) 》最早興(xing) 起，漢景帝時已立博士（但此時的博士還不是學官，無經學師法可言，詳見沈鳳笙《黃龍十二博士的定員和太學郡國學校的設置》），宣帝時始立《穀梁》博士，平帝時始立《左氏春秋》博士。三家爭(zheng) 鬥不已，但隻有《公羊》對時政影響最深，所謂《春秋》為(wei) 漢製法，就是《公羊》學者援據經義(yi) 以為(wei) 漢製，所以終漢之世，《公羊春秋》都占據著主流的地位。“《春秋》之記事，固以《左氏》為(wei) 詳，然論大義(yi) ，則必須取諸《公羊》。此非偏主今學之言也。”（呂思勉語）《公羊》學在漢代長盛不衰，當時經師姓名傳(chuan) 於(yu) 後世者即有數十人，可惜相關(guan) 著述大多散佚，保存至今且較為(wei) 完整的隻有兩(liang) 種：一是率先完成《公羊》學師法的董仲舒《春秋繁露》，一是直接胡、董先師之說的何休《春秋公羊傳(chuan) 解詁》（《左傳(chuan) 》《穀梁》皆傳(chuan) 晉人舊注，惟獨《公羊》漢注尚存，此亦可見《公羊》學在漢代之地位）。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生於(yu) 東(dong) 漢順帝永建四年（一二九），卒於(yu) 漢靈帝光和五年（一八二）。『為(wei) 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事跡具於(yu) 《後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他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不僅(jin) 對經傳(chuan) 進行了係統的解釋（《四庫總目》說《解詁》“但釋傳(chuan) 而不釋經”，不確，段熙仲已駁之），“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yu) 條，妙得《公羊》本意。……與(yu) 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chuan) ，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其注經、用經、護經都有過人的成就，故《公羊疏》稱“何氏最存《公羊》”，呂思勉稱“今學家之書(shu) 傳(chuan) 於(yu) 後者，當以此（何氏《解詁》）為(wei) 最完矣。清儒之治今學，其始必自《春秋》入，蓋有由也”。

魏晉以後，《公羊》學逐漸式微。這其中固然有《左傳(chuan) 》大行於(yu) 世的影響，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經學開始向史學轉變，“王官學”與(yu) “家學”的精神皆趨廢弛。後一問題在錢穆先生的《孔子與(yu) 春秋》中解釋得很清楚：“所謂西漢《公羊》學精神，應該包括兩(liang) 要點：一是戰國新興(xing) 百家言精神，二是古代相傳(chuan) 王官學精神。而把此兩(liang) 要點聯結起，尊奉一家言，把來懸為(wei) 王官學，這樣便成了孔子《春秋》為(wei) 新王創製立法的《公羊》學。……若既不尊一家言，又不重王官學，把西漢《公羊》家此兩(liang) 種精神都放鬆了，此即成為(wei) 後起之經學。其實這樣來研究古經籍，則‘經學’也隻成為(wei) 一種‘史學’了。”《公羊》學的衰落反映在文獻上，就是連專(zhuan) 門解釋何氏《解詁》的《公羊疏》作者的身份也確定不下來，或以為(wei) 徐遵明，或以為(wei) 徐彥，或以為(wei) 晚唐人，或以為(wei) 六朝人。今仍從(cong) 佚名之說，其時代國別則當如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所考：“下不逮隋，上不過宋。則為(wei) 南士當在齊梁以降，北人則在北齊之世矣。”

《公羊》經注本的首次雕版當追溯至五代時期。《五代會(hui) 要·經籍》雲(yun) ：“漢幹佑元年閏五月，國子監奏：‘見在雕印板《九經》，內(nei) 有《周禮》《儀(yi) 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本，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鏤板。’從(cong) 之。周廣順三年六月，尚書(shu) 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shu) 。”《公羊》單疏初刻於(yu) 宋景德二年（一〇〇五，日藏《公羊》單疏舊抄本書(shu) 前牒文、卷末銜名葉均署“大宋景德二年六月”）。這兩(liang) 種刻本便是後世各種《公羊》經注疏版本的源頭，但均已亡佚（宋代以後出現的幾種《公羊傳(chuan) 》白文本，皆刪去何注而成，並非另有來曆），現存較早的經注本有《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十二卷附陸德明《釋文》一卷宋淳熙撫州公使庫刻紹熙四年（一一九三）重修本、《春秋公羊經傳(chuan) 解詁》十二卷宋紹熙二年（一一九一）餘(yu) 仁仲萬(wan) 卷堂刻本（前者《釋文》獨立成卷，後者《釋文》散入正文中），單疏本則有《春秋公羊疏》三十卷宋刻遞修本（存卷一至七）、《春秋公羊疏》三十卷日本室町末抄本（據宋本傳(chuan) 抄，首尾完具）。

正經注疏之合刊始於(yu) 南宋紹興(xing) 後期付梓的《周易注疏》《尚書(shu) 正義(yi) 》和《周禮疏》，此後又陸續刊行了《毛詩》《禮記》《左傳(chuan) 》《論語》《孟子》等品種，因為(wei) 這些合刊本版式、字體(ti) 一致，又同刻於(yu) 越州（今浙江紹興(xing) ），故通稱為(wei) “越州刻八行注疏本”。越刻八行本是經注疏合刊的源頭，然而從(cong) 現存的文獻記錄來看，其中並無《公羊》。繼越刻八行本而起的是建刻十行本，盡管宋建刻十行本《公羊注疏》的原書(shu) 已經亡佚，但翻刻自此本的元刻《公羊注疏》尚有多部複本傳(chuan) 世（題為(wei)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足以證明宋建刻十行本《公羊注疏》的存在（詳見李霖《宋本群經義(yi) 疏的編校與(yu) 刊印》第四章第一節）。此後明清兩(liang) 代，《公羊傳(chuan) 》的經注疏合刊本都是從(cong) 元刻十行本輾轉衍生而來。我們(men) 這次影印的清嘉慶刻本，內(nei) 封題為(wei) 『重刊宋本公羊注疏』，其實與(yu) 阮刻《十三經注疏》中的其他大多數品種一樣，仍是依據元刻遞修十行本翻刻而成。

阮刻《十三經注疏》是古代正經注疏匯刻本的集大成者，雖然受到當時客觀條件的限製，容有“淮風別雨，不以為(wei) 善”之譏，但其校刻精細、體(ti) 例謹嚴(yan) ，允推曆代同類刻本中的翹楚。對於(yu) “詩、書(shu) 、禮、易、左”之外的八經來說，阮刻本尤為(wei) 不可或缺的通行本（即以《公羊》為(wei) 例，後來的孫詒讓《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校記》、劉承幹《公羊單疏殘本校勘記》、日本杉浦豐(feng) 治《公羊疏校記》均以阮刻本為(wei) 主要校本，日本公羊注疏研究會(hui) 合撰的《公羊注疏譯注稿》也是以阮刻本為(wei) 底本，詳見刁小龍《〈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校點前言》），因此我們(men) 決(jue) 定繼續努力，爭(zheng) 取用三年時間將阮刻《十三經注疏》中剩下的八經都按照此前形製，陸續影印出版，使這部至關(guan) 重要的經學叢(cong) 書(shu) 得成完璧，也希望廣大讀者能夠對此項工作繼續予以關(guan) 注和支持。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五日蔣鵬翔撰於(yu) 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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