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情節與(yu) 哲學論證：哲學家的故事

作者：科斯提卡·布拉達坦

譯者：吳萬(wan) 偉(wei)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兩(liang) 人在辯論，更具理想主義(yi) 色彩的辯論者大聲喊道，“那麽(me) ，無偏見的研究呢?純粹的知識呢?”在另一個(ge) 憤世嫉俗的辯論者還沒有來得及回答之前，這位理想主義(yi) 者就用更加宏大華麗(li) 的問題來轟炸他了“親(qin) 愛的先生，真理呢？與(yu) 自由及其殉道者密切相關(guan) 的真理呢？”我們(men) 能看到憤世疾俗者臉上尖酸刻薄的微笑，“我的好朋友啊，根本就不存在什麽(me) 純粹的知識。”他冷靜異常，他的話說得非常平靜，與(yu) 理想主義(yi) 者的激情澎湃形成鮮明對比，雖然從(cong) 邏輯上說，其聲明有時候可能有些不連貫。憤世嫉俗者的反駁冷酷無情：

信仰是理解的載體(ti) ，思想智慧是第二位的。你的無偏見科學不過是個(ge) 神話罷了。信仰、世界觀和觀點---簡而言之就是意誌---總是存在的，因此，審視和證明它就是理性的任務。最後，我們(men) 總是來到“證明完畢”（quod erat demonstrandum）。從(cong) 心理學上說，證明的觀念本身就包含著強烈的誌願性元素。

對於(yu) 在歐洲啟蒙的宏大敘事傳(chuan) 統中長大的理想主義(yi) 者來說，這種觀點看起來就像是對他所代表的一切的無情嘲諷。他隻能把憤世嫉俗者的推理當作乏味無聊的笑話來看待。他會(hui) 懇求說“不，別開玩笑，教授（professore，意大利語，意思是教授）。”每當他的情感處於(yu) 高潮而興(xing) 奮不已時，他就傾(qing) 向於(yu) 不由自主地迸出母語意大利語的個(ge) 別單詞，這個(ge) 證據不是說明他具有世界主義(yi) 思想而而是表明他有一種不安全感。“你相信真理嗎？相信客觀的、科學的真理嗎？”理想主義(yi) 者發起正麵攻擊，最終把憤世嫉俗者逼到牆角。但是，後者覺得有義(yi) 務透露他所說的真理。“任何對人有利的東(dong) 西都是真理。”他解釋說，真理並不是存在於(yu) 抽象論述中而是與(yu) 我們(men) 在世界上的具體(ti) 地位有關(guan) 。正如我們(men) 今天說的那樣，真理是“處於(yu) 特定場景中的”，否則就毫無價(jia) 值。“理論知識如果在拯救人類的領域中沒有實際應用的機會(hui) ，就完全沒有任何趣味可言，我們(men) 必將否認其作為(wei) 真理的任何價(jia) 值，徹底將其清除出去。”理想主義(yi) 者有關(guan) 為(wei) 了真理而探索真理和完全沒有任何利益糾葛的追求知識等冠冕堂皇的言論就是這種陳詞濫調。而且，這樣的討論從(cong) 社會(hui) 角度看是危險的，因為(wei) 它產(chan) 生虛榮、幻覺和自我欺騙。

真正科學的任務不是追求毫無價(jia) 值的信息，而是消除原則上有危害的東(dong) 西，雖然宣揚本能、適度和選擇作為(wei) 觀點不是沒有任何意義(yi) 的。[…]讓人進入黑暗之中的東(dong) 西將持續引導他進入更深的地方是“無偏見的”自然科學－－－即哲學的東(dong) 西。

這個(ge) 論證能夠一直繼續下去。兩(liang) 人這樣辯論可持續幾個(ge) 小時－－－一頁又一頁內(nei) 容豐(feng) 富的論述。在很多人看來，這種哲學論證－－－20世紀最重要的論證之一－－並沒有發生在真實生活中發生而是出現在小說中：在德國作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1924年的小說《魔山》。

並不是說這將造成多大的不同：觀念一旦產(chan) 生和形成之後，它究竟是來自小說中的篇幅還是真實存在的有血有肉的哲學家就不那麽(me) 重要了。其實，19世紀的有些最大膽的觀點就來自並非真實存在的哲學家：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尼采著作中的同名人物）、依凡·卡洛馬佐夫（Ivan Karamazov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說中的人物）、基裏洛夫（Kirrilov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群魔》中的人物）、奧勃洛莫夫（Oblomov俄國作家岡(gang) 察洛夫Ivan Goncharov同名小說中的主人公，一個(ge) 昏庸懶惰的地主---譯注）、地下室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地下室手記》中的人物）和其他等。鑒於(yu) 哲學家脫離庸常現實和更容易生活在理想世界的習(xi) 慣性傾(qing) 向，這種情形就顯得特別恰當。就好像藝術作品（小說、詩歌、電影）塑造出來的超級世界---既緊湊又連貫，雖然可能完全是非現實的世界---成為(wei) 這些夢想家最美好的家園。（就我們(men) 其餘(yu) 人來說，更不要提哲學家單純的文學存在伴隨著額外的利益，我們(men) 本來可能覺得無法忍受的裝腔作勢和傲慢不遜---現在變得似乎可以忽略不計了。）

雖然如此，曼的小說中的兩(liang) 位辯論者並沒有因為(wei) 僅(jin) 僅(jin) 是小說中存在的人物而錯過任何東(dong) 西。洛多維科·塞特姆布裏尼（Lodovico Settembrini）是完全正派的年輕人，充滿公民理想的通才和理想主義(yi) 者，通曉多種語言，多才多藝，思想深刻。雖然他常常一頭亂(luan) 糟糟的頭發（在海拔一萬(wan) 英尺的地方，誰的頭發不會(hui) 亂(luan) 呢？），但你很難不同意他說的很多內(nei) 容。憤世嫉俗者裏奧·納夫塔（Leo Naphta）同樣是令人著迷的人物，他的幹預極其深刻，入木三分---不僅(jin) 大膽，而且具有打倒偶像的威力---他反對主流觀點，與(yu) 常規對著幹的哲學方法使其成為(wei) 令人印象深刻的對話者。從(cong) 最好處說，這是狡猾陰險的思維。的確，曼的納夫塔是以真實存在的哲學家格奧爾格•盧卡奇（György Lukács）為(wei) 原型塑造出來的，是用滑稽和誇張的方式，但這並絲(si) 毫沒有影響其作為(wei) 思想家的卓越才華和誠信。

塞特姆布裏尼和納夫塔在達沃斯的對話不僅(jin) 僅(jin) 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具有顛覆性，帶有世界末日大災難預言色彩，這種末日是原始意義(yi) 上的含義(yi) 。在思想辯論的幌子下麵，揭露出來和逐漸成型的是歐洲的深刻危機---有關(guan) 它的過去和未來，主要是有關(guan) 歐洲人的靈魂的危機。

托馬斯·曼（1875–1955）用這本書(shu) 展現了異乎尋常的技藝，這可以從(cong) 下麵的事實而得到進一步證實：現實生活本身在試圖模仿小說的節奏緩緩展開。1929年3月，就在該書(shu) 出版5年之後，在兩(liang) 位真實的專(zhuan) 業(ye) 哲學家之間真的組織了一場早已預料到的辯論。一方是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1874–1945)，一方是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所公布的話題與(yu) 曼的小說人物曾經辯論的話題有很大不同：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哲學中的自由和理性。但《魔山》對人們(men) 思想的論述太過深刻根本無法忽略，雖然參加者或許盡力嚐試要忽略它。正如沃爾夫拉姆·艾倫(lun) 伯格（Wolfram Eilenberger）在2018年的書(shu) 《魔法師時代》（最近由企鵝出版社推出的肖恩·懷特塞德Shaun Whiteside譯的英文本）所說，“卡西爾和海德格爾幾乎驚人準確地映照出塞特姆布裏尼和納夫塔之間的意識形態鬥爭(zheng) 。”

就像塞特姆布裏尼一樣，卡西爾也是啟蒙的孩子，充滿熱情地熱烈推崇其英雄、原則和價(jia) 值觀。他總是表現出德國思想生活中陽光的奧林匹亞(ya) 式人物；與(yu) 之相反，海德格爾是個(ge) 更陰暗、更令人困惑和擔憂的思想家。就像納夫塔一樣，海德格爾缺乏獨立手段，是天主教教會(hui) 慷慨幫助的受益人，從(cong) 教會(hui) 獲得經濟資助完成他的教育，甚至短暫加入耶穌會(hui) 修道院，但由於(yu) 身體(ti) 健康方麵的原因而打消了在教會(hui) 找到終身職業(ye) 的打算。就像納夫塔一樣，他對所謂的“黑暗時代”的思考帶著一種深刻的熟悉性。到了晚年，海德格爾擺脫天主教思想的束縛，但我們(men) 並不完全清楚天主教思想是否真的離開了他。

或許因為(wei) 《魔山》留下的長長身影，這場辯論本身並沒有達到人們(men) 普遍期待的那種精彩程度。艾倫(lun) 伯格注意到，“它實際上並沒有進入真正的戰場，甚至沒有真正的交鋒。”本來預期另外一場塞特姆布裏尼和納夫塔的思想決(jue) 鬥，歐洲各大報紙的記者已經蜂擁前往達沃斯準備大幹一場---結果卻隻是記錄了一場虎頭蛇尾的掃興(xing) 場麵（修辭上的漸降法anti-climax）。《新蘇黎世報》的失望情緒在下麵的段落中表露無遺：

不是看到兩(liang) 個(ge) 世界的碰撞，從(cong) 最好處說我們(men) 看到了行禮如儀(yi) 的場麵，一邊是彬彬有禮的紳士，一邊是脾氣暴躁但謹小慎微的年輕人，兩(liang) 人的交手不過是在自言自語罷了。雖然如此，觀眾(zhong) 中幾乎所有人都受到辯論話題的吸引，聽得津津有味，他們(men) 對雙方到場辯論表示祝賀。

但是，我們(men) 為(wei) 什麽(me) 應該感到吃驚呢？當生活試圖去模仿藝術時，通常都會(hui) 挨一頓痛揍的。如果與(yu) 梵高（Van Gogh）的繪畫《星月夜》相比，連最令人敬畏的燦爛星空也會(hui) 顯得黯然失色。

星夜荷蘭(lan) 1890年6月油畫73.7厘米X92.1厘米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但是，卡西爾－海德格爾辯論不過是艾倫(lun) 伯格的《魔法師時代》故事的借口而已。他利用這個(ge) 辯論作為(wei) 故事的開頭－－－為(wei) 我們(men) 描述輝煌的背景，帶領我們(men) 進入背景後麵，介紹主要表演者－－－那已經足夠多了。在我們(men) 逐漸認識到辯論本身之前，艾倫(lun) 伯格帶領我們(men) 進入兩(liang) 位辯論者卡西爾和海德格爾在過去10年的緩慢生活旅程，同時添加了若幹其他人的描述如沃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和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我們(men) 很快明白艾倫(lun) 伯格的書(shu) 談及的真正辯論並不是卡西爾和海德格爾在達沃斯進行的兩(liang) 個(ge) 小時的辯論（那隻是簡短的主要是讓公眾(zhong) 欣賞的結語部分），而是過去十年整個(ge) 歐洲在社會(hui) 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思潮，從(cong) 柏林到那不勒斯，從(cong) 巴黎到莫斯科，從(cong) 維也納到劍橋。持續十年之久的更大辯論涉及到更多人、更多觀點、更激烈的鬥爭(zheng) ，這是瑞士小城所難以容納的。與(yu) 達沃斯舞台上的展示完全不同，這個(ge) 過程才擁有真正的戲劇性場麵。

這個(ge) 故事的結構顯示出艾倫(lun) 伯格作為(wei) 哲學故事敘述者的靈驗本能和傑出才能。《魔法師時代》很少提及《魔山》，即使在書(shu) 名層次上也是如此，但兩(liang) 者的相似性毫無疑問。艾倫(lun) 伯格有非常精彩的觀點，他沒有嚐試去抗拒曼的影響反而充分利用了曼的影響。這部分是因為(wei) 曼的小說投下的魔咒，艾倫(lun) 伯格在書(shu) 中做的的確主要是講故事－－－即講哲學故事。介紹主人公的聰明緒論，精彩的情節設計，一步步為(wei) 戲劇性場景做準備，這裏出現節奏的變化，那裏出現了省略－－－所有這些技巧和小說寫(xie) 作領域的其它技巧在《魔法師時代》都有完整的呈現。艾倫(lun) 伯格天生就是講故事的高手，能夠把豐(feng) 富翔實的細節和非常說明問題的逸聞趣事恰好放在能產(chan) 生最大影響力之處，比如在介紹維特根斯坦時，他引用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這位來自維也納的天才在1929年來到劍橋時對妻子所說的話：“啊，上帝來了，他乘坐5：15的火車，我遇見他了。”對大部分德國人來說，魏瑪共和國的最初一些年充滿了無法言說的痛苦和社會(hui) 動蕩，作者引用的材料非常辛酸地抓住了這個(ge) 狀況，海德格爾寫(xie) 給妻子的信談及土豆的重要性，說“土豆到了之後我應該怎麽(me) 辦呢？”或者本雅明的話，“當然有很多方法挨餓，但是沒有哪種方法比在一群饑民中間挨餓更糟糕了”。

但是，曼的小說魔力無論多麽(me) 強烈都不足以解釋艾倫(lun) 伯格書(shu) 中占支配地位的敘述性。這裏發揮作用的可能是某種更深刻的東(dong) 西。西方哲學史的氛圍非常活躍，熱鬧非凡，這一直是眾(zhong) 所周知的。西方哲學家展現自我的最常見方式從(cong) 來就是試圖把前輩打倒並踩在腳下。“他們(men) 都錯了，但我最終撥亂(luan) 反正確立了新的秩序。”這是每個(ge) 重要思想家似乎都說過的話，雖然不是說得很多。這個(ge) 傳(chuan) 統的精神首先是論戰競賽：西方哲學就是通過挑戰和對抗，反駁和批判不斷走向前進的，這是過去做的事。這就是蘇格拉底對前蘇格拉底派“自然主義(yi) 哲學家”做的事，試圖取代他們(men) ；這也是當今哲學家一直在做的事。難怪即使某個(ge) 特定的哲學從(cong) 自己的角度看說得通，但西方哲學的曆史就未必如此了---它常常看起來就像聾子之間的對話，延續了25個(ge) 世紀之久。比如黑格爾試圖從(cong) 刺耳的嘈雜聲中提煉出哲學含義(yi) ，我們(men) 仍然不能原諒他的行為(wei) ，不是說我們(men) 有更好的解決(jue) 辦法，而是因為(wei) 我們(men) 發現他的範式對我們(men) 的口味來說具有太過強烈的壓迫性。

但是，哲學史即使從(cong) 哲學上說不通，至少在本地層次上能夠表達一種不同的含義(yi) 即敘述的含義(yi) 。如果更加密切地觀察，我們(men) 將會(hui) 意識到把一群哲學家的思考和言論當做故事來講述是說得通的。講故事的必要性迫使他們(men) 以某種方式繼續進行下去，去做某些事而不是別的事，去采取某種立場而不是別的立場。若想提取和塑造這種敘述含義(yi) ，人們(men) 就需要講故事者的方法和工具。這就是薩拉·貝克維爾（Sarah Bakewell）在2016年的書(shu) 《存在主義(yi) 者咖啡館》中所做之事：一旦遇到有前途的線索，她就堅持不懈地去追求，一直到把歐洲存在主義(yi) 和現象學的整個(ge) 故事講出來為(wei) 止。斯圖爾特·傑弗裏斯（Stuart Jeffries）在《深淵大酒店：法蘭(lan) 克福學派生平》(2016)中遵循了類似方法，為(wei) 我們(men) 描述了法蘭(lan) 克福學派思想家的成長曆程（the Bildungsroman）。這正是艾倫(lun) 伯格在《魔術師時代》中做的事：他刻畫了一組思想家的群像，因為(wei) 他們(men) 表現出同一哲學情節的組成部分。該情節不是艾倫(lun) 伯格的情節而是將海德格爾、卡西爾、本雅明和維特根斯坦的故事聚集起來---有時候非常巧妙和聰明，但大部分時候並非如此---因為(wei) 各自在1920年代的德國哲學舞台上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就像任何偉(wei) 大故事一樣，艾倫(lun) 伯格的故事不是編織起來的而是提取出來的。生平事件如果遭遇到才華橫溢的講故事能手，它本身就有一種自我敘述的方式。

艾倫(lun) 伯格著《魔術師時代》

讓這些哲學家成為(wei) 同一情節組成部分的不是圍繞在各自著作中的少數共同話題（如語言問題），同樣重要的是，他們(men) 作為(wei)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說德語的思想家共同擁有的有關(guan) 人類困境的認識。戰爭(zheng) 經曆本身、歐洲舊秩序的崩潰、魏瑪共和國及其危機、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前途及其失敗、斯大林主義(yi) 和納粹主義(yi) 的崛起，所有這些發展都呼籲人們(men) 采取哲學探索的新方法。艾倫(lun) 伯格的四位哲學家聽到了這種呼喚。正如他在書(shu) 中令人信服地展示給我們(men) 的那樣，這些思想家認為(wei) ，哲學不再是思想事件而且要求生存方式的徹底參與(yu) ：哲學家的傳(chuan) 記變成了他們(men) 哲學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你的身份不能與(yu) 你的思想和行為(wei) 分割開來，因為(wei) 你就是你的思想和言論。你搞哲學研究不僅(jin) 僅(jin) 是早上花幾個(ge) 小時，然後就變身為(wei) 普通公民。你是在時時刻刻都在進行哲學探索，工作的時候，不工作的時候，醒著的時候，做夢的時候，尤其是在你做夢的時候。對這些哲學家而言，哲學不是一項工作或一個(ge) 研究領域，而是對一種生存方式的承諾：一種觀察、感受和聆聽世界的方式。

哲學如果不能在生活中體(ti) 現出來，它就什麽(me) 也不是。這恰恰是讓四位思想家成為(wei) 講故事的精彩材料的因素。他們(men) 都是精彩紛呈的人物，在等待著找到合適的作家去塑造，而要將哲學體(ti) 現在人物身上就需要將劇本搬上舞台。對於(yu) 艾倫(lun) 伯格的四位主人公來說，戲劇衝(chong) 突的主要源頭都體(ti) 現在他們(men) 與(yu) 學界圈子的關(guan) 係上。在當今世界理解和實踐作為(wei) 生活方式的哲學就是將自己置於(yu) 與(yu) 大學的對立麵，與(yu) 其發生激烈的衝(chong) 突。艾倫(lun) 伯格觀察到，這樣的態度“恰恰存在著一種可以觀察和認識到的張力，一邊是生活哲學，一邊是純粹學術話題的目的、組織機構定義(yi) 的目標、學術成果評定和職業(ye) 發展道路等。”因此，對學院派哲學的“公開反叛和蔑視”就成為(wei) “哲學學科具有曆史意義(yi) 的若幹根本性長久問題之一”。現代歐洲思想的最重要人物，從(cong) 笛卡爾到斯賓諾莎到克爾凱郭爾和尼采都沒有在哲學領域擔任過學術職位。或者即便擔任了職位，他們(men) “通常都逐漸養(yang) 成盡可能與(yu) 學界保持適當的距離。”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wei) 艾倫(lun) 伯格的四個(ge) 主人公複雜學界生活使其產(chan) 生了如此引人入勝的情節故事。

雖然到了盛年，維特根斯坦得到了在劍橋大學講授哲學的機會(hui) ，但是艾倫(lun) 伯格注意的是此前的階段，他基本上試圖過一種“辛苦工作的誠實生活”而且要實現“持久的貧困”。鑒於(yu) 他出身歐洲最富裕家庭的背景，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在簽署將全部財富贈送給兄弟姐妹的文件之後，維特根斯坦前往奧地利鄉(xiang) 村當小學教師。曾寫(xie) 過這個(ge) 哲學家傳(chuan) 記的小說家托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很難掩蓋他感受到的樂(le) 趣：“當鄉(xiang) 村小學教師的億(yi) 萬(wan) 富翁肯定是個(ge) 變態狂”。不過，這種變態後來突然走到盡頭，因為(wei) 維特根斯坦闖了禍而迅速辭去教學工作悄悄溜走了，他一再痛打學生的頭把人家打暈過去。後來，他與(yu) 維也納學術圈成員的關(guan) 係長期以來誤解不斷，偶爾還穿插一係列滑稽場景。這個(ge) 圈子是以維也納大學為(wei) 基礎建立起來的，起源於(yu) 他1921年出版的著作《邏輯哲學論》。艾倫(lun) 伯格重新描述了很有意思的滑稽場麵。

本雅明沒有能加入德國學術界也成為(wei) 傳(chuan) 奇故事的好材料。最著名的場景是他的德語國家教授資格論文被法蘭(lan) 克福大學拒絕，如果我們(men) 的焦點僅(jin) 僅(jin) 集中在這個(ge) 行為(wei) 上，對本雅明充滿熱情地追求學界失敗的嚐試就不太公平。到了1929年時，本雅明已經“試圖在很多大學求職（波恩、海德堡、法蘭(lan) 克福、科隆、哥廷根、漢堡和耶路撒冷），但處處碰壁，每次都铩羽而歸。”有時候，失敗可歸咎於(yu) 反猶主義(yi) 偏見，但“多數情況是因為(wei) 他自己優(you) 柔寡斷猶豫不決(jue) 。”同樣，如果我們(men) 把目光僅(jin) 僅(jin) 局限在他的學界生活，可能對本雅明把事情搞砸的獨特能力都有些不公，因為(wei) 他總是尋求嚐試更大規模的失敗。艾倫(lun) 伯格寫(xie) 道，到了37歲時，本雅明已經能夠回顧過去幾十次的大規模失敗。在過去幾十年，他同時扮演過不同的角色---自由職業(ye) 者哲學家、記者、批評家---他首先成為(wei) 無窮無盡的失敗嚐試的源頭。無論是試圖為(wei) 出版社辦期刊、學術論文或裏程碑式翻譯委托任務（普魯斯特和波德萊爾全集），還是係列恐怖小說或雄心勃勃的舞台劇等，它們(men) 最後都不過是剛開始宣揚一番或開列初步提綱，之後就再無任何進展了。

人們(men) 究竟是如何成功地做到這一點呢？這並不容易，但是如果你用心去做，還是能夠實現的。我們(men) 在本雅明寫(xie) 給哥舒姆·舒勒姆（Gershom Scholem）的信中發現了一個(ge) 秘笈，裏麵詳細描述了他計劃創辦的新期刊：“這個(ge) 計劃完全是我一手製定的，要創辦一份期刊雜誌，根本不去考慮付費的公眾(zhong) ，這樣就絕對僅(jin) 僅(jin) 服務於(yu) 智慧的公眾(zhong) 了。”人們(men) 可能忍不住會(hui) 想，他這樣做怎麽(me) 能不失敗呢？

海德格爾與(yu) 大學的關(guan) 係更加複雜得多。（但是說到海德格爾，還有什麽(me) 不複雜呢？）他最終成為(wei) 非常怪異的動物：既是技藝精湛的學界圈內(nei) 人，又時常反抗和不斷嘲諷“學界哲學研究”。他曾經對卡爾·雅斯貝斯（Karl Jaspers）說，“我並不渴望與(yu) 教授們(men) 為(wei) 伍。與(yu) 農(nong) 民相處要更加令人愉快得多，他們(men) 也更有趣。”在20世紀20年代，雅斯貝斯（本人是海德堡大學哲學教授）是海德格爾的好朋友，兩(liang) 人密謀從(cong) 內(nei) 部顛覆德國大學。但是，艾倫(lun) 伯格不動聲色地冷冷觀察到，“即使他們(men) 密謀將反學界的抵抗組織的力量聯合起來，海德格爾最珍視的希望是在風雨飄搖的龐大魏瑪共和國中，他的地位得到提升，作為(wei) 國家資助的知識分子獲得終身職位。”為(wei) 了實現這個(ge) 目標，海德格爾指望雅斯貝斯的寶貴幫助。

但是，正如他的很多學生所說，海德格爾是個(ge) 很有個(ge) 人魅力的哲學教授，最初在馬爾堡後來到弗萊堡。漢娜·阿倫(lun) 特（Hannah Arendt）將其視為(wei) 德國哲學的“秘密國王”決(jue) 非空穴來風。海德格爾獨特的哲學探索品牌還伴隨著同樣獨特的教學風格，這個(ge) 風格的特征是強調的重點發生了從(cong) “教導”到“表演”和從(cong) “輔導”到“勸說”的轉變。正如艾倫(lun) 伯格所說，“大學老師必須成為(wei) 主人，研討課領袖應該是生存旅程的導師---能夠拉著其他人和他一起進入虛空的導遊。”海德格爾的教學生涯在1933年達到某種高峰，在希特勒上台之後不久，他成為(wei) 弗萊堡大學的新校長。這位研究深淵的哲學家現在有了機會(hui) 為(wei) 德國大學設想新的未來。“任何教條和思想，將不再是你們(men) 生活的法則。元首本人，而且隻有他，才是德國現在和未來的現實中的法則。”當你凝視深淵足夠長的時間，你有時候可能在深淵的底部發現模仿自我的醜(chou) 陋形象，它像瘋子一樣對你指指點點和無情的嘲弄。

在艾倫(lun) 伯格的四位思想家中，卡西爾是最優(you) 雅、最具吸引力的學界哲學家。長時間以來，因為(wei) 其猶太人出身的家庭背景，他雖然學問淵博成果豐(feng) 碩卻一直無緣獲得終身教職。卡西爾對其同事的行為(wei) 所能說的話不過是“我無法強迫人家喜歡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最困難的處境下堅持繼續教書(shu) ，哪怕是災難性的戰爭(zheng) 都不能阻止這位理想的德國公民履行其公民義(yi) 務。最終，學界主導者的心態發生了改變，他們(men) 接受了他，卡西爾因而擁有了精彩紛呈絕的學界生涯，先是在德國後來擴展到國外。大學生活讓他如魚得水。與(yu) 艾倫(lun) 伯格書(shu) 中的其他三位英雄不同，卡西爾從(cong) 來沒有發現“其大學哲學根源的文化有任何問題。”即便有問題，也是激發了他的活力和激情，賦予他生活以意義(yi) 。卡西爾在他做的任何事上都保持四平八穩。那些認識他的人無不對他的溫文爾雅、彬彬有禮而印象深刻。艾倫(lun) 伯格開玩笑說，“卡西爾唯一真正激進的特征就是他追求均衡的意誌”。

當你投入艾倫(lun) 伯格的書(shu) 中，遲早會(hui) 不由自主地發出如下感慨：“但是，這太不公平了。這是多麽(me) 不公啊！”在這四個(ge) 哲學家中，卡西爾在當今的名氣最小，他的著作隻有少數專(zhuan) 家才去閱讀，他的名字已經湮沒在故紙堆中，但他是最優(you) 秀的學者，他的學問最淵博，舉(ju) 止規範無可挑剔，是絕對正派和體(ti) 麵的人。其實，在這四位思想家中，他的心理是最穩定和健康的。“有時候，曆史是多麽(me) 不公平啊。”你可能一再這樣感慨。

毫無疑問，卡西爾周到體(ti) 貼四平八穩。在艾倫(lun) 伯格的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是“唯一從(cong) 來沒有出現過精神崩潰的人，我們(men) 沒有聽說過他遭遇創造性阻礙或陷入抑鬱寡歡的心理狀態。”但是，這或許不是他的問題。其他人有自己的問題，有些人的問題還非常嚴(yan) 重。本雅明是很難與(yu) 人相處的人，有盛氣淩人和咄咄逼人的毛病。他生活放蕩，經常花費大把時間和金錢去逛窯子，最終甚至拋棄家庭。他曾經屢次陷入精神崩潰和瀕臨(lin) 自殺的境地（最終也是死在自己手中）。維特根斯坦的抑鬱毫不遜色於(yu) 這個(ge) 人，對有自我毀滅傾(qing) 向的任何事都癡迷不已（我知道自殺總是肮髒之事）。即便不去痛打學生，這位維也納天才的脾氣往往讓人受不了，“他會(hui) 突然一下子暴跳如雷，變得極端不近人情，讓人為(wei) 難和難堪。”

有時候，“不得體(ti) 的一句話或逗人發笑的評論可能引發長達幾年時間的怨恨和友誼中斷。”你不大願意想和維特根斯坦發生任何爭(zheng) 執，甚至不願意與(yu) 他打交道。至於(yu) 海德格爾，如果加入納粹黨(dang) 還不夠瘋狂的話，他在戰爭(zheng) 結束時遭遇精神崩潰的折磨，把自己送進了精神病院。為(wei) 什麽(me) 擁有嚴(yan) 重心理問題，將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團糟的思想家們(men) 能在曆史上留下深刻印記，他們(men) 的著作經受住時間的考驗流傳(chuan) 下來，而像卡西爾這樣規規矩矩的學者卻被人們(men) 無情地遺忘了呢？

曼的小說人物納夫塔給出了答案。在與(yu) 塞特姆布裏尼的辯論中，這位耶穌會(hui) 士稱讚疾病的好處，他認為(wei) 痛苦、折磨和形形色色的精神失常對我們(men) 的身份塑造不可或缺。“成為(wei) 人”就意味著要“生病”。人“天生就會(hui) 生病”，正是疾病讓人成為(wei) 正常人。任何一位尋求“健康並嚐試與(yu) 天性保持平衡的人”想要的不過是“將人去人性化，把人變成動物而已。”而且不僅(jin) 僅(jin) 如此。納夫塔相信，我們(men) 不僅(jin) 僅(jin) 是會(hui) 生病的動物，疾病是讓人變得偉(wei) 大的關(guan) 鍵。所有人類成就都是因為(wei) 疾病才成為(wei) 可能，創造性是疾病的功能。“人的尊嚴(yan) 和高貴”就建立在“精神之上，建立在疾病之上”。因此，他得出結論，“你的疾病越嚴(yan) 重，你就越具有人性。”“疾病天才”涉及的是“人性而不是健康。”人類之所以不斷發展演變就是因為(wei) 他們(men) 承受了痛苦。進步“多虧(kui) 了疾病，更好的說法或許是多虧(kui) 了創造性天才，”而這其實與(yu) “疾病是一回事。”

1927年，卡西爾在寫(xie) 給妻子的信中說“我能毫無困難地把我需要表達的東(dong) 西說出來。”這個(ge) 本事當然令人欽佩，但它隻能來自那些從(cong) 來沒有冒險前往生存邊緣區的人－－－他們(men) 從(cong) 來沒有進入黑暗和模糊的領域，那裏的一切都缺少適當名稱，疾病橫行，感受到虛空帶來的刺骨疼痛，逼著你崩潰發狂。當你從(cong) 那個(ge) 地方返回時，如果有幸能夠返回的話，你隨身攜帶的東(dong) 西可能深刻影響那些碰巧看到你返回的人。他們(men) 也被生活撞得鼻青臉腫，頭破血流，一切都亂(luan) 了套，為(wei) 此，他們(men) 永遠不會(hui) 原諒你。但是，對他們(men) 來說，這一切都已經太遲了，已經撞見鬼了，他們(men) 來不及回頭。烙印已經落下。顯然，卡西爾從(cong) 來沒有到過那些地方，因此也就談不上回歸常態。

上文提到納夫塔因為(wei) 患上嚴(yan) 重疾病死在達沃斯的最後結局嗎？就像居住在《魔山》中的大部分人一樣，他前往達沃斯本來就是要尋找治病妙方的。最終，他發現了一種療法：自殺能夠終結所有麻煩。維特根斯坦或許讚同這種解決(jue) 辦法，本雅明則實施了這個(ge) 療法。海德格爾也一樣，隻不過他總想與(yu) 眾(zhong) 不同，稍微做了一些改變，隻是把自殺轉變成了道德自殺罷了。

譯自：The Plot and the Argument：Philosophy as a Narrative Affair By

作者簡介：

科斯提卡·布拉達坦（Costica Bradatan），得克薩斯理工大學文科教授，澳大利亞(ya) 昆斯蘭(lan) 大學哲學榮譽教授，長期擔任《洛杉磯書(shu) 評》的宗教和比較文學版麵的編輯。著有《生死之間：哲學家實踐理念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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