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清代易學轉型中的圖學批判與(yu) 漢學複萌
作者：陳峴（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0年第2期

摘要：清初圖學批判運動與(yu) 乾嘉漢學複萌之間相隔數十年，兩(liang) 者在批判宋代以先天、河洛為(wei) 代表的圖書(shu) 易學上秉持一致態度，但在對治《易》正途的理解上，前者認為(wei) 當效法王弼、程頤之易學，以義(yi) 理研習(xi) 為(wei) 務；而後者則高揚“漢學”大旗，力主恢複兩(liang) 漢象數易學的傳(chuan) 統。因此，圖學批判運動實與(yu) “漢學”無涉，清代易學中之“漢學”範疇理當適度縮減，將其起點延後至惠棟。“漢宋之爭(zheng) ”說和“兩(liang) 派六宗”說分別將兩(liang) 漢象數易與(yu) 宋代圖書(shu) 易、義(yi) 理易與(yu) 象數易相對立，然而兩(liang) 說均無法在二分法中合理安置象數易學、義(yi) 理易學與(yu) 圖書(shu) 易學的位次及關(guan) 係。以象數、義(yi) 理、圖書(shu) 三分，可以成為(wei) 對曆史上易學類型劃分的修正方案。

關(guan) 鍵詞：《周易》；漢學；圖書(shu) 易學；黃宗羲；胡渭；惠棟；

從(cong) 理學到經學的學術風氣轉向一直以來都被視作明清之際最為(wei) 重大的學術變革，而在近百餘(yu) 年來更仆難數的研究論著中，易學研究範式的巨大轉變也被梁啟超、錢穆、餘(yu) 英時等學者先後列舉(ju) 為(wei) 清初學術轉型的代表範例【1】。他們(men) 普遍認為(wei) ，清初學者黃宗羲、胡渭、毛奇齡等人著力掀起對宋代圖書(shu) 易學的批判運動，不但幾乎終結了大興(xing) 於(yu) 宋、元、明三代的河洛、先天之學，也標誌著經學傳(chuan) 統在清代開始迎來複興(xing) 。而在惠棟撰成《易漢學》後，清代易學之發展開始迎來漢學複萌，一方麵在乾嘉時期出現了張惠言、孫堂、李道平等一大批以整理、疏解漢代易學為(wei) 誌業(ye) 的學者，另一方麵也極大影響了乾嘉學術之形成和發展的總體(ti) 路線與(yu) 格局。

由於(yu) 從(cong) 理學到經學轉型的巨大變革及清代“漢學”的巨大影響，在既有的清代學術史研究中，清初圖學批判與(yu) 乾嘉漢學複萌往往被放置在一個(ge) 漸次發展的邏輯體(ti) 係中進行解釋。如梁啟超便藉佛教中“生、住、異、滅”的四階段論，將黃宗羲、胡渭等人對圖書(shu) 易學的批判視作漢學複起之啟蒙，而惠棟等人則在前者的基礎上，搭建起了“漢學”之大廈。【2】這一詮釋模式在學術史上影響深遠，但在筆者看來，卻有頗多可供探討之處：首先，黃宗羲、胡渭對河洛、先天之學的批評，是否包含著返歸漢學的內(nei) 在邏輯?其次，發揚“漢學”之傾(qing) 向確實是清代易學的一大特色，但這一傾(qing) 向又究竟產(chan) 生於(yu) 何時?本文擬從(cong) 以上問題入手，展開進一步的討論與(yu) 研究。

一、圖學批判與(yu) 漢學複萌的曆史間隔

圖書(shu) 易學中的三大組成門類河圖洛書(shu) 、先後天圖、太極圖全部肇始於(yu) 北宋【3】，雖然在圖書(shu) 易學產(chan) 生之初便有歐陽修等學者斥責這一類托名《周易》的圖像實乃毫無理據之臆造，但這些易圖在南宋時經由朱子的改畫、編纂，得以形成了我們(men) 今天所看到的以先天、河洛、太極為(wei) 名的《周易》圖像係統。此後，這些易圖在宋、元、明三代逐漸流行，成為(wei) 了易學研究中的“顯學”。根據《四庫全書(shu) 》《四庫存目叢(cong) 書(shu) 》《續修四庫全書(shu) 》《叢(cong) 書(shu) 集成》《大易類聚初集》《無求備齋易經集成》《周易圖說總匯》等大型叢(cong) 書(shu) 的記載，包含了河圖洛書(shu) 、先後天圖、太極圖等內(nei) 容的易學著作，占據了這一時期易學文獻的一半以上，成為(wei) 了易學研究的絕對主流。

時至明末清初，隨著政治格局和社會(hui) 環境的劇烈動蕩，學術生態也開始發生顯著變化，而易學研究範式的變革便是首當其衝(chong) 的例證。在這一學術轉型運動中，最為(wei) 學界所周知的無疑是“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黃宗羲所撰之《易學象數論》。黃氏對河圖、洛書(shu) 、先天圖之來源與(yu) 理據進行抽絲(si) 剝繭式的研究，通過還原其理論脈絡，將之斥為(wei) “淫瞽方技”、“賣醬箍桶之徒”【4】，而非易學之正宗，揭開了批判圖書(shu) 易學的序幕。緊接而來的則有其弟黃宗炎，以及同為(wei) 浙江學人的毛奇齡和胡渭。黃宗炎撰《圖學辨惑》，毛奇齡撰《仲氏易》《太極圖說遺議》《河圖洛書(shu) 原舛編》，專(zhuan) 門攻訐圖書(shu) 易學之非，尤其把矛頭對準了以《太極圖》為(wei) 核心的本體(ti) 概念詮釋，揶揄其說出自道、佛二家，因而並非儒家經學正統，理應全盤否定。而胡渭則在黃宗羲、黃宗炎、毛奇齡、李塨等人的基礎上，以《易圖明辨》一書(shu) 總結了這一時期對宋代圖書(shu) 易學的總批判，除了對《太極圖》存而不論外，清晰明了地厘清了河洛、先天諸圖的來源及理據，從(cong) 根本上解構了圖書(shu) 易學的合法性，為(wei) 此案畫上句號，大興(xing) 於(yu) 宋明時期的圖書(shu) 易學也幾乎就此終結。

梁啟超尤為(wei) 重視清初學者對圖書(shu) 易學之批判，認為(wei) 這一學術運動是“思想之一大革命”【5】，與(yu) 閻若璩對古文《尚書(shu) 》的考辨共為(wei) 清初學術轉型之巔峰。而對於(yu) 這一運動之影響，學術史上則慣於(yu) 將其紮實細密、精於(yu) 考據之學風與(yu) 乾嘉“漢學”相結合，認為(wei) 清初學者對易圖的考辨，便已經暗含著乾嘉“漢學”學風之萌芽，實為(wei) 後者之先驅。如陳居淵教授就認為(wei) ：“十八世紀漢學的複興(xing) ，早在明清之際已呼之欲出了。”【6】

而論及乾嘉“漢學”之開創，則首推“吳派”經學大師惠棟。江藩在其所撰《國朝宋學淵源記》中便指出：“本朝為(wei) 漢學者，始於(yu) 元和惠氏。”【7】之所以近百餘(yu) 年來的許多學者都試圖將清初圖書(shu) 易學與(yu) 乾嘉“漢學”相勾連，其最主要之原因，便是二者均以《周易》為(wei) 主要研究對象。東(dong) 吳惠氏自惠有聲、惠周惕、惠士奇至惠棟，四代傳(chuan) 經，《周易》便是其中的重點。雖然惠氏一族傳(chuan) 經之譜係可以上溯至明末，但真正在清代學術史上以“漢學”名號立足，其主要影響還是要到惠棟寫(xie) 作《易漢學》《易例》《九經古義(yi) 》等諸多經學著述後，其樸學大師之地位才得以確立。事實上，“漢學”名號在清代學術史上的源出含義(yi) 並非我們(men) 今日所理解的以漢代經學為(wei) 學術範例的意義(yi) ，而是專(zhuan) 指以孟喜、焦延壽、京房、虞翻、荀爽、鄭玄等為(wei) 代表的兩(liang) 漢象數易學。隨著乾嘉學術之逐漸擴展，其含義(yi) 才慢慢豐(feng) 富，將其它經史典籍也囊括其中，形成了如今我們(men) 所理解的“漢學”概念。李開、漆永祥、陳居淵、吳根友、王應憲、張素卿等學者相繼指出，以易學為(wei) 中心的惠棟經學研究，注重以文字、訓詁為(wei) 核心的解經方法，存在著明顯的“尊漢學”之傾(qing) 向，堪稱乾嘉漢學之學術典範。【8】

黃宗羲、毛奇齡、胡渭等重視學術淵源之考辨，惠棟之經學重視文字、訓詁，二者不但都以《周易》為(wei) 核心經典來展開研究，其紮實之學風也多有契合。因此，將兩(liang) 種學術間做出聯結確實是一個(ge) 合乎邏輯的推論。不過，如果我們(men) 從(cong) 時間維度上對清初圖學批判運動和惠棟所開創的乾嘉漢學之間做一比較，便會(hui) 發現二者之間存在著一段不算長卻也不算短的時間跨度，而這一跨度在過往的學術史研究中則常常容易被忽視。

清初圖學批判運動的代表人物為(wei) 黃宗羲、黃宗炎、毛奇齡、胡渭。其中，黃宗羲(1610-1695)所處之年代最早，其弟黃宗炎(1616-1686)次之，而毛奇齡(1623-1716)則稍稍年長於(yu) 胡渭(1633-1714)。在相關(guan) 著述中，黃宗羲《易學象數論》成書(shu) 最早，實為(wei) 這一運動的開創先鋒，胡渭所撰《易圖明辨》之時代最晚，故而可以視之為(wei) 圖學批判運動的總結性著作。從(cong) 成書(shu) 年代上看，此運動的核心時間段是從(cong) 順治十八年(1661)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間，即以此四人相關(guan) 著作中成書(shu) 最早的黃宗羲《易學象數論》始，而以確鑿定案的胡渭《易圖明辨》之成書(shu) 為(wei) 終。也就是說，從(cong) 十七世紀中後期到十八世紀初的五十年間，是圖學批判運動最為(wei) 活躍的一段時期。

而作為(wei) 乾嘉“漢學”的開路先鋒，惠棟(1697-1758)所處之年代則要稍晚於(yu) 這一時期，在《易圖明辨》寫(xie) 成之時，惠棟還隻是一個(ge) 不滿十歲的少年。而其父惠士奇(1671-1741)甚至都比圖學批判運動的代表人物中年紀最輕的胡渭要小三十八歲。所以說，惠棟與(yu) 黃宗羲、毛奇齡、胡渭間相隔了二至三代人的時間。而乾嘉“漢學”規模之確立則要更晚，受惠棟之影響而專(zhuan) 治漢代象數易學之張惠言(1761-1802)、孫堂(生卒年不詳，1801年中舉(ju) 人)、李道平(1788-1844)等人，均為(wei) 乾隆中後期至嘉慶時之人物，其中年紀最長的張惠言在惠棟去世後三年才出生，這批以漢代易學為(wei) 誌業(ye) 之學者的學術活躍期，要晚至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較之清初圖學批判運動，要相隔百年以上。

雖然說，圖學批判運動與(yu) 漢學複萌運動間存在著這一段數十年至百年間的時間間隔，但時間跨度並不能成為(wei) 一個(ge) 證明二者間有無傳(chuan) 承關(guan) 係或學術影響的充分證據。惠棟以降的乾嘉“漢學”之發展，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圖學批判運動的影響，其學術成果也勢必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但是，圖學批判運動的學術動機與(yu) 漢學複萌運動的學術取向之間，是否如既有的學術史研究中所揭露的那樣，有著密切的聯結和一致性，則可以在這一時間跨度的事實上打一個(ge) 問號。換言之，在二者的同一性之外，其差異性也值得我們(men) 展開進一步研究。

二、圖學批判動機與(yu) 漢學複萌傾(qing) 向之異同

客觀地說，宋代經學在中國經學史中雖非絕對主流，但其突破注疏體(ti) 係、以理解經的理路，還是能夠在很大程度上突破漢唐經學體(ti) 係過於(yu) 死板、僵化之弊病，在思想性、哲學性上帶來突破。而河洛、先天、太極之學的興(xing) 起，便是一方麵不滿於(yu) 漢代象數易學之繁冗、瑣碎，另一方麵又無意陷入於(yu) 王弼易學過度抽象的玄奧。故而為(wei) 之一變，試圖借由伏羲之名，將對《周易》的理解從(cong) 傳(chuan) 統的象、數、理三要素中，從(cong) 時間和邏輯上雙雙向前逆推，把八卦體(ti) 係的創作原理視為(wei) 首要問題，通過對陰陽符號及八卦之數理、方位的推衍、變化，來探索一種新的宇宙生成哲學體(ti) 係。由於(yu) 這種以逆推易源為(wei) 導向的新易學十分契合於(yu) 宋代理學發展的本體(ti) 論需求，因此在誕生之初便受到了周敦頤、邵雍等許多理學家的青睞，其在南宋之後的發展更是與(yu) 理學本體(ti) 論之構建難分彼此。

具體(ti) 而言，《河圖》《洛書(shu) 》與(yu) 先後天圖、《太極圖》雖然從(cong) 形式到內(nei) 容上皆不相同，但卻有著共同的旨趣，那便是對《周易》創作的理論淵源及八卦原理的探求。“河圖”“洛書(shu) ”之概念出自《易傳(chuan) 》中的《係辭》：“河出圖，洛出書(shu) ，聖人則之。”因而，《河圖》與(yu) 《洛書(shu) 》在這種記載中被認為(wei) 是先於(yu) 《周易》之創作而出現的。這種從(cong) 黃河、洛水中降臨(lin) 世間的寓言，也被與(yu) 聖人創製《周易》相關(guan) 聯，彰顯著《河圖》《洛書(shu) 》之內(nei) 容與(yu) 《周易》創作間的邏輯聯係；而“先天”與(yu) “後天”則分別托名於(yu) 伏羲和周文王，因而先天四圖分別名為(wei) 《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後天二圖則名為(wei) 《文王八卦次序圖》和《文王八卦方位圖》。伏羲和周文王在傳(chuan) 統易學史論中，分別被認為(wei) 是創製八卦的作者和演八卦為(wei) 六十四卦之先聖。因而，“先天”與(yu) “後天”在這種詮釋體(ti) 係中最為(wei) 顯著之區分，便是前者誕生於(yu) 八卦創作之先，而後者形成在六十四卦定型之後。也就是說，“先天”是八卦之淵源，“後天”是對八卦的解釋；“太極”則在宋明理學中被廣泛視為(wei) 最高本體(ti) ，究其淵源，則出自《係辭》中的“太極-兩(liang) 儀(yi) -四象-八卦”生成體(ti) 係，在這一生成係統中，作為(wei) 本體(ti) 之“太極”不但在宋代被周敦頤以圖象形式畫定為(wei) 《太極圖》，更在朱子的詮釋後形成了一套嶄新的宇宙生成體(ti) 係。之所以“太極”可以成為(wei) 理學中的最高本體(ti) ，其最根本原因還是在“太極-兩(liang) 儀(yi) -四象-八卦”生成係統中，“太極”不但在時間和邏輯上先於(yu) 八卦，也是這一生成係統中的源初本體(ti) 。

所以說，無論是河洛、先天還是太極，其核心旨趣都迥異於(yu) 漢唐經注，後者以經典文本為(wei) 務，全部的經義(yi) 闡發都要圍繞經典的字句展開，不可有絲(si) 毫違離經文之處。但宋代圖書(shu) 易學徹底打破了這種“疏不破注”的局限，將重心從(cong) 《周易》經、傳(chuan) 的訓釋轉移到了《周易》圖象之創作、闡發，以及對作《易》原理的探尋上。更從(cong) 既有的經學史傳(chuan) 說和《易傳(chuan) 》中選定了《河圖》《洛書(shu) 》、伏羲先天八卦、“太極”三者作為(wei) 突破口，以此構建出了圖書(shu) 易學自有的理論體(ti) 係。

由此可見，宋代圖書(shu) 易學之特色有二：其一，是引入圖象，以形象的方式解釋抽象的《周易》；其二，則是將解《易》旨趣從(cong) 卦爻之辭、象和《易傳(chuan) 》的解釋轉移到作《易》原理的探尋上。但筆者認為(wei) ，二者之重要性並不等同。因為(wei) 以圖象形式解釋《周易》的思路，未必遲至北宋才產(chan) 生，無論是在《易傳(chuan) 》《尚書(shu) 》《論語》中都曾出現的《河圖》【9】，還是緯書(shu) 中的《坤靈圖》《稽覽圖》，至遲在兩(liang) 漢時，便已有此類以“圖”為(wei) 名的注《易》文獻存在。隻不過因為(wei) 流傳(chuan) 形式及文獻散佚等原因，我們(men) 如今無法看到北宋以前所流傳(chuan) 的《周易》圖象文獻，因而無法確定這些以“圖”為(wei) 名的文獻是否包含圖象內(nei) 容。但從(cong) 近年來的出土文獻中，我們(men) 便可以看到許多與(yu) 《周易》相關(guan) 的圖像內(nei) 容。【10】由此我們(men) 可以推斷，以圖解《易》的方法，很可能在兩(liang) 漢甚至更早的時期就已經產(chan) 生了，並不一定是宋代人的創發。如果將這一外在形式剝離，那麽(me) 宋代圖書(shu) 易學的最大特色也就很清楚了：探尋作《易》原理。

而這一點，則恰恰是清代學者所完全不能接受的。在清人看來，引入圖象形式解釋經典確實是一項有意義(yi) 的工作，胡渭就表示，圖象可以“佐書(shu) 之不能盡”，除開《周易》之外，《儀(yi) 禮》《詩經》《春秋》中都包含大量名物、地理，圖象可作為(wei) 對經文內(nei) 容的形象展示，有著良好的輔助理解作用。【11】但在對《周易》的解釋上，胡渭等人則不能認可宋人的做法，其原因亦有二：其一，《周易》中的卦爻已經是一種圖象符號，無需在此基礎上再次作圖。其二，河洛、先天、太極之學違背了經典詮釋的基本原則。圖書(shu) 易學忽略了《周易》六十四卦之辭、象，而試圖以托名伏羲、先天、河洛、太極之圖象越俎代庖，取代六十四卦卦爻辭，成為(wei) 《周易》一經的核心內(nei) 容。這一做法不但本末倒置，更徹底顛覆了經學典籍之“經”所蘊含的“常道”含義(yi) ：“夫所謂穿鑿者，必其與(yu) 聖經不合者也。”【12】

既然清初學者站在儒家經典詮釋原則的角度來反對圖書(shu) 易學，那麽(me) ，惠棟有沒有反對宋代圖書(shu) 易學之傾(qing) 向呢?不但有，而且非常堅決(jue) 。惠棟明確表示，太極、先天之學，皆為(wei) “道家之說，妄也”【13】。其所撰《易漢學》之第八卷，也在黃宗羲、胡渭的基礎上，進一步批駁宋代圖書(shu) 易學。正如前文所言，以出自佛、道為(wei) 由否定宋代圖書(shu) 易學，是黃宗炎、毛奇齡極具特色的學術主張，而這種說法也深切地影響到了惠棟。近年來，餘(yu) 英時、李申、鄭吉雄等學者在研究清代圖書(shu) 易學的論著中，也均把“儒道之辨”作為(wei) 一個(ge) 關(guan) 注重點，與(yu) 梁啟超、朱伯崑等所秉持的“漢宋之爭(zheng) ”說分庭抗禮。【14】不過，在筆者看來，這兩(liang) 種說法間並非非此即彼的關(guan) 係，從(cong) 毛奇齡到惠棟，之所以揶揄河洛、先天、太極為(wei) 道家之學，其根本目的就是對宋代圖書(shu) 易學的不認可，其抨擊對象與(yu) “漢宋之爭(zheng) ”說中的“宋學”實為(wei) 同一對象。由此可見，在反對宋代圖書(shu) 易學這一立場上，清初圖學批判運動與(yu) 惠棟主導的漢學複萌之間，確實保持著一致的立場。

既然黃宗羲、毛奇齡、胡渭和惠棟都對圖書(shu) 易學秉持堅決(jue) 的反對態度，那麽(me) 他們(men) 對於(yu) 正確的《周易》研究方向，是否也有著一致的傾(qing) 向呢?眾(zhong) 所周知，惠棟的易學研究高揚“漢學”大旗，通過《易漢學》《易例》等著述表彰漢代象數易學，並由此影響了張惠言、孫堂、李道平等學者，掀起了鑽研漢代象數易學的高潮。因而，正如李開、漆永祥、王應憲、陳居淵等學者所總結的那樣，惠棟以降的漢學複萌運動中這一“揚漢抑宋”之傾(qing) 向非常明顯。在這一結論基礎上，學者們(men) 也慣於(yu) 將這一學術傾(qing) 向向前逆推，而黃宗羲、黃宗炎、毛奇齡、胡渭在批判宋代圖書(shu) 易學這一點上，又恰恰是惠棟易學的開路先鋒，如果沒有他們(men) 對河洛、先天之學的總批判，漢代象數易學之複萌也無疑會(hui) 遇到更多障礙。因此，二者間的邏輯關(guan) 聯也顯得順理成章，並不突兀。

但事實上，如果我們(men) 返回到清初圖學批判運動的立場上，便會(hui) 發現這一結論存在一個(ge) 非常嚴(yan) 重的問題：清初學者在批判宋代圖書(shu) 易學的同時，並沒有就此提高漢代象數易學之地位。黃宗羲作《易學象數論》，確實首批先天、河洛之圖書(shu) 學，但他接下來總結“象數”之意涵，認為(wei) 《周易》中存在八卦之象、六畫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和互體(ti) 之象這七種實“象”，繼而否定納甲、爻辰、卦變、先天四“象”。但在後四者中，隻有“先天”一象是宋代圖書(shu) 易學之產(chan) 物，而納甲、爻辰、卦變三說，則皆為(wei) 漢代象數易學大師京房、虞翻、荀爽、鄭玄等人的學說：

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ti) 、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易解》，一時諸儒之說，蕪穢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yu) 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15】

也就是說，除了圖書(shu) 易學，黃宗羲對漢代象數易學的批駁也絲(si) 毫沒有手下留情。

在胡渭對《河圖》《洛書(shu) 》的批判中，我們(men) 也可以看到同樣的傾(qing) 向。黃氏兄弟和毛奇齡都指出，宋本《河圖》《洛書(shu) 》的理論來源，均采自兩(liang) 漢時的讖緯和揚雄、鄭玄等人之易說，因而不可能是產(chan) 生於(yu) 卦爻象之前的產(chan) 物。以宋代之五十五點《河圖》為(wei) 例，所采用的是鄭玄注解《係辭》“大衍”之說，而鄭玄隻以之為(wei) 大衍，並不以之為(wei) 《河圖》。所以說，宋本《河圖》不但沿襲漢儒舊說，而且張冠李戴。【16】但胡渭並不滿足於(yu) 這一客觀事實，他進一步指出，鄭注“大衍”之說亦不正確，“大衍”應該圍繞“大衍之數五十”而解為(wei) 占蓍，鄭玄無論將“大衍之數”解作五十五，還是將之闡發為(wei) 九宮圖，都是完全錯誤的解釋。【17】

由此可見，黃宗羲和胡渭雖然竭力反對宋代圖書(shu) 易學，但他們(men) 對漢代象數易學同樣秉持堅決(jue) 的批評態度，並沒有因為(wei) 批評宋人學說而倒向漢代象數易學。所以說，將圖學批判運動視為(wei) 乾嘉漢學先驅的觀點，是難以成立的。

由於(yu) 圖書(shu) 易學是宋、元、明易學之主流，那麽(me) 在將之徹底摒棄之後，解經之思路自然而然地要向其它方向轉移，從(cong) 學術史上“向前看”是一種既自然而然，又切實可行的辦法。惠棟“漢學”之發揚，就是在砍倒宋代圖書(shu) 易學的大旗後，轉而樹立起漢代象數易學的旗幟。在這一客觀事實的佐證下，將漢、宋之學以時代特征相對立，也確實是一種既符合事實又符合邏輯的學術史詮釋。

如果從(cong) 治學方法上看，由宋代返回漢唐的這一思路，也並不存在根本性問題。然而，漢唐時代之易學，也並非隻有象數易學，將漢代象數易學和宋代圖書(shu) 易學相對立的最大問題，就在於(yu) 忽略了易學史上的另一大重要流派：義(yi) 理易學。事實上，在清初學者看來，王弼、程頤一係的義(yi) 理易學，才是易學研習(xi) 之正途。如黃宗羲便認為(wei) ，曆史上治《易》之專(zhuan) 家甚眾(zhong) ，但隻有王弼、程頤得其精髓：

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意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摒落，多所不關(guan) ，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

逮伊川作《易傳(chuan) 》，收其昆侖(lun) 旁薄者，散之於(yu) 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yu) 是而大定矣。【18】

胡渭也認為(wei) ，《周易》研習(xi) 之正途，唯在義(yi) 理：“其所主在義(yi) 理，不為(wei) 百家眾(zhong) 技所惑也。”【19】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儒道之辨”也一直是圖學批判中的一個(ge) 主要立場，但在同注《老子》《周易》的王弼身上，黃宗羲、胡渭卻都堅決(jue) 否認王弼《周易注》的道家色彩。黃宗羲認為(wei) 王注“簡當而無浮旨”，與(yu) 玄學無涉；胡渭也指出，王弼雖舍象數而言義(yi) 理，但其《易》注仍以觀象玩辭為(wei) 務，並不違離經學本旨，實乃《易》道之正途，而非《易》外別傳(chuan) 。

因此，雖然在批駁宋代圖書(shu) 易的立場上保持一致，但在治《易》方法上，圖學批判運動與(yu) 惠棟以降的漢學複萌間則走向殊途：黃宗羲、胡渭等認為(wei) 《周易》研習(xi) 當以義(yi) 理闡發為(wei) 第一要務，以王弼《周易注》和程頤《伊川易傳(chuan) 》為(wei) 代表的義(yi) 理易學作為(wei) 典型範例。而惠棟及乾嘉時期的張惠言、孫堂等則主張返歸於(yu) 漢代的象數易學，力圖還原早已殘缺不全的孟喜、焦延壽、京房、虞翻、荀爽、鄭玄諸家之易學的本來麵貌。

三、清代易學轉型視角下的“漢學”概念反思

“漢學”這一概念在清代學術史研究中被廣泛運用。對於(yu) 究竟什麽(me) 是“漢學”，學術界也一直有著許多不同的理解。其中，梁啟超因襲江藩等清代學者的“複古”說流傳(chuan) 甚廣。此說認為(wei) ，在“漢宋之爭(zheng) ”的大背景下，清代學術之演進走向了逆向回歸的道路，由宋明理學返歸東(dong) 漢古文經學，繼而從(cong) 東(dong) 漢古文經學返歸西漢今文經學。【20】按照這種邏輯，“漢學”便指的是漢代經學傳(chuan) 統。這一說法並非無據，在易學中之體(ti) 現也非常明顯，如惠棟最為(wei) 著名的易學著作便提名為(wei) 《易漢學》。但正如上文所論，這種對漢代學術的青睞態度，是到了惠棟時才產(chan) 生的，黃宗羲、胡渭等在批判宋代圖書(shu) 易學之時，並沒有這種傾(qing) 向。而之所以兩(liang) 者間的時間跨度及差異容易被忽視，惠棟本人試圖從(cong) 家學上將“漢學”傳(chuan) 統向前追溯，也是一個(ge) 極大影響後世學術史判斷的原因：

棟曾王父樸庵先生，嚐閔漢學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載者，參眾(zhong) 說而為(wei) 之傳(chuan) 。天、崇之際，遭亂(luan) 散佚，以其說口授王父，王父授之先君子，先君子於(yu) 是成《易說》六卷。又嚐欲別撰漢經師說《易》之源流，而未暇也。【21】

按照惠棟的說法，表彰漢易的學術傾(qing) 向自其曾祖父惠有聲起便已經產(chan) 生，經由惠周惕、惠士奇，至其本人而日漸發揚。但如果我們(men) 翻看惠士奇所撰《易說》六卷，便會(hui) 發現惠士奇之易學特色鮮明，不但漢易、晉易、宋易皆有褒貶，更廣引讖緯、道家諸說來解釋《周易》之卦爻辭，絕非純粹之“漢學”【22】。

所以說，“漢學”旗幟之樹立，從(cong) 現存的清代易學著述中來看，我們(men) 隻能將起點坐標放置在惠棟身上，而無法向前追溯到清初。雖然圖學批判運動也有著鮮明的批判宋代圖書(shu) 易學之傾(qing) 向，但在“漢宋之爭(zheng) ”的視野下審視這種批判，則無疑是不妥當的。原因有二：首先，圖學批判運動並無返歸漢學之學術傾(qing) 向；其次，對宋代圖書(shu) 易學之批判，並不意味著對“宋學”之批判，圖書(shu) 易學雖然產(chan) 生自宋代，也是宋代易學之特色，但並不能代表“宋學”。“宋學”一詞所囊括之範圍甚廣，有宋一代最具特色之學問也當為(wei) 理學而非經學。而且，無論是清初圖學批判，還是惠棟及乾嘉學者對漢易之發揚，雖然直接建立在對宋代圖書(shu) 易學的批判上，但除卻毛奇齡等特例之外，其中的大多數人並沒有強烈的與(yu) 宋明理學作抗爭(zheng) 的意願。如黃宗羲、胡渭非但無意就“太極”之內(nei) 涵追究《太極圖》的理論淵源，更竭力將河洛、先天之學中的多處理論錯誤從(cong) 朱子轉嫁到劉牧、蔡元定等人身上，以期減弱對朱子的批評力度。錢穆提出的“每轉益進”說，更是將圖學批判運動視為(wei) 浙東(dong) 王學後裔對宋代理學之批評，將之納入到宋明理學的內(nei) 在發展脈絡中。【23】如果按照這種理論，那麽(me) 圖學批判運動與(yu) “宋學”之聯係甚至要遠大於(yu) “漢學”，“漢宋之爭(zheng) ”便更無從(cong) 談起了。

由於(yu) 清初學術長久以來被籠蓋在“漢學”概念之下，包括圖學批判在內(nei) 的清初易學在後世被塑造成了“漢學”之預流，但在其本身的學術理路中，他們(men) 對於(yu) 漢代學術之批評並不亞(ya) 於(yu) 宋學。隻不過，在“漢宋之爭(zheng) ”的理解模式下，“漢學”與(yu) 經學、“宋學”與(yu) 理學被強製性捆綁在一起。在這種情形下，隻要研究內(nei) 容為(wei) 經學、研究方法為(wei) 考據，便會(hui) 自然而然地與(yu) “漢學”傾(qing) 向聯係在一起，而這種聯結也無疑是不妥當的。從(cong) 另一個(ge) 方麵說，雖然理學是宋代學術之最大特色，但理學與(yu) “宋學”的概念混雜，也會(hui) 導致宋代經學在這一模式中被無視。宋代經學無論在經學發展還是理學發展中，都有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朱子遍注《詩》《禮》《易》，又囑門人蔡沈和張洽注解《尚書(shu) 》與(yu) 《春秋》，一方麵在經學詮釋體(ti) 例和方法上大有突破，另一方麵也為(wei) 其理學體(ti) 係之構建提供了紮實的經學基礎。所以說，無論是將“漢學”簡單理解為(wei) 經學，還是將“宋學”直接理解為(wei) 理學，都並不符合曆史之事實。

任何一代的學術之特色，在當時之呈現狀態與(yu) 後世之總結常常會(hui) 大相徑庭。以圖書(shu) 易學為(wei) 例，北宋時期，圖書(shu) 易學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當屬劉牧，以四十五點圖和五十五點圖作為(wei) 《河圖》與(yu) 《洛書(shu) 》，實乃劉牧之創舉(ju) 。但自從(cong) 朱子總結、改編北宋圖書(shu) 易學，將《河圖》與(yu) 《洛書(shu) 》的內(nei) 容對調之後，世人便皆以朱子楷定之《河圖》《洛書(shu) 》為(wei) 務，而很少關(guan) 注始創此圖之劉牧。殊不知，劉牧才是宋代河洛學範式的開創者。而周敦頤之《太極圖》則是另一個(ge) 例證，雖然周子有二程老師的名號，但無論《太極圖》還是《太極圖說》，在北宋時都乏人問津，算不上有影響力之學說。但經朱子親(qin) 自撰寫(xie) 《太極圖說解》之後，周敦頤《太極圖》與(yu) 《太極圖說》之地位便迅速提升，得以與(yu) 河洛、先天之學並立，構成了圖書(shu) 易學的整體(ti) 框架。

清代易學之演進也是如此，正如當今的我們(men) 在回顧清代學術史時，總是會(hui) 先從(cong) 章太炎“文字獄說”、梁啟超“理學反動說”和錢穆“每轉益進說”入手一樣，後世學者的學術史總結所產(chan) 生之影響不容忽視。而如果再往前推，我們(men) 也可以從(cong) 清代易學的漸次發展中看出些許端倪，如惠棟表彰其祖、父之學，便開始使用“漢學”之名號加以概括，而這一“漢學”名號不但影響了乾嘉時期的張惠言、孫堂、李道平等人，也影響了章太炎、梁啟超、錢穆等對清代學術史的認識。受以上二者的綜合影響，“漢學”之意涵便得以不斷擴大，從(cong) 最初專(zhuan) 指漢代象數易學，逐步擴張到對整個(ge) 清代學術的總結上。可如果我們(men) 深入到前惠棟時期的清代易學研究中，便會(hui) 發現這種後世逆推的預流並不明顯，甚至其究竟是否存在都是一個(ge) 值得懷疑的問題。而黃宗羲、胡渭對於(yu) 易學研習(xi) 當以義(yi) 理為(wei) 務的主張，因為(wei) 不符合這種“漢學”之視域，也便長久地被忽視了。

由此可見，以“漢學”來理解整個(ge) 清代學術存在兩(liang) 個(ge) 問題：其一，是“漢學”概念的過度放大。“漢學”毫無疑問是清代學術尤其是乾嘉學術的重點，但這一概念所包含之內(nei) 容也會(hui) 隨著時代的更迭而變化，正如我們(men) 如果仍舊以漢代象數易學來理解“漢學”，無疑會(hui) 失之過窄，但以之囊括整個(ge) 清代經學，則也有失之過大之嫌。筆者之所以強調清代易學的“漢學”傳(chuan) 統建立自惠棟，並非否認其與(yu) 清初易學之關(guan) 係，相反，惠棟之易學無論是精於(yu) 考據的學風，還是秉持儒道之辨的立場，都大幅度受到了圖學批判運動及其家學之影響。然而，在反對宋代圖書(shu) 易學的態度之外，惠棟才是返歸漢代象數易學研習(xi) 這一學風的開創者。厘清“漢學”意涵之變化及其來龍去脈，才更有助於(yu) 我們(men) 判斷其在清學史中的位置。

其二，則是將“漢學”與(yu) “宋學”的人為(wei) 對立。從(cong) 時代劃分來看，“漢學”與(yu) “宋學”對立的最大問題並不是對兩(liang) 種學術的割裂，而是對除卻漢、宋兩(liang) 代之外的學術之忽視。在這種模式中，六朝、隋、唐被歸並於(yu) “漢學”，而元、明兩(liang) 代則附屬於(yu) “宋學”。以易學為(wei) 例，將漢代象數易與(yu) 宋代圖書(shu) 易進行對立抗衡，便不經意間忽略了王弼易學，而這也是黃宗羲、胡渭對王弼易學之推崇遭到忽視的一大原因。而從(cong) 治學方法上看，漢宋之對立是以前者代表經學、考據，後者代表理學、義(yi) 理，但象數易與(yu) 圖書(shu) 易之對立顯然也不能套用在這種模式中。《四庫提要》對於(yu) 曆史上的易學做“兩(liang) 派六宗”之區分，將王弼、程頤歸於(yu) 義(yi) 理，而將宋代的圖書(shu) 易學納入象數行列【24】。很顯然，《四庫提要》以義(yi) 理、象數二分易學，圖書(shu) 易學在這種劃分中被歸為(wei) 象數易，但在“漢宋之爭(zheng) ”的視野下，圖書(shu) 易又要與(yu) 象數易分庭抗禮，兩(liang) 種類型劃分間的矛盾不可謂不尖銳。

筆者認為(wei) ，無論是“漢宋對立”還是“兩(liang) 派六宗”，都沒有辦法很好地處理漢代象數易學、王弼程頤義(yi) 理易學和宋代圖書(shu) 易學之間的關(guan) 係。一方麵，王弼之易學掃除象數，以義(yi) 理言《周易》，斷然不可能與(yu) 象數易同歸“漢學”，但從(cong) 王弼到程頤，時間跨度從(cong) 六朝到北宋，相隔近九百年，又不可能歸於(yu) “宋學”。另一方麵，圖書(shu) 易學之本旨以探尋《易》源及八卦原理為(wei) 務，極度關(guan) 注數理衍變和抽象概念的哲學意涵，相較於(yu) 象數派易學以爻辰、納甲之說取卦、配物，將易學與(yu) 政治、現實相聯係的方法大相徑庭，顯然是一種偏向“義(yi) 理優(you) 位”的易學，而與(yu) 占卜、禨祥、造化之象數學雖非無涉，但也並沒有過於(yu) 密切的關(guan) 係。

統而言之，曆史上之易學，雖然可以按照漢、晉、宋、清等時代進行劃分，但一時之易學或有諸家抗衡，一家之易學也可延綿數代，按照時代劃分顯然不是一種最佳的方式。在筆者看來，象數、義(yi) 理確實是易學史上影響最大的兩(liang) 派，《四庫提要》以之劃分兩(liang) 宗也是一個(ge) 合乎事實的判斷。隻不過，在這種劃分中，圖書(shu) 易學這一曾經流行三代的易學模式實在無法找到自己的合理位置。如果我們(men) 可以正視圖書(shu) 易學的曆史影響，而不像毛奇齡一樣試圖將之逐出易學範疇之外的話，那麽(me) 在“兩(liang) 宗”說的基礎上稍加擴充，以象數、義(yi) 理、圖書(shu) 三派三分曆史上的易學流派，可能也是一個(ge) 較為(wei) 合理的修正方案。

 
注釋
 
1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餘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2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5頁。
 
3對於圖書易學之分類，曆史上有多種不同方式，其中朱震以河洛、先天、太極三分的方法出現最早，影響最大，故本文采用此說。見《朱震集》，嶽麓書社，2007年，第1-2頁。另參見拙文《試論圖書易學在清初的一個變化——以清初學者對宋本〈河圖〉〈洛書〉的考證為例》，《周易研究》2016年第2期。
 
4黃宗羲：《易學象數論》，中華書局，2010年，第11-12頁。
 
5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15頁。
 
6陳居淵：《漢學更新運動研究》，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31頁。
 
7江藩：《國朝宋學淵源記》卷上，《國朝漢學師承記》，中華書局，1983年，第154頁。
 
8參見李開：《惠棟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陳居淵：《漢學更新運動研究》，鳳凰出版社，2013年；吳根友、孫邦金等：《戴震乾嘉學術與中國文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王應憲：《清代吳派學術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張素卿：《“經之義存乎訓”的解釋觀念——惠棟經學管窺》，載林慶彰、張壽安主編：《乾嘉學者的義理學》，“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年。
 
9《尚書·顧命》：“《河圖》在東序。”《論語·子罕》：“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10參見張金平：《考古發現與〈易〉學溯源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11胡渭：《易圖明辨》，中華書局，2008年，第1-2頁。
 
12黃宗羲：《易學象數論》，中華書局，2010年，第12頁。
 
13惠棟：《易漢學》卷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4見餘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李申：《易圖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鄭吉雄：《易圖象與易詮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15黃宗羲：《易學象數論》，第11頁。
 
16毛奇齡：《毛奇齡易著四種》，第78-79頁。
 
17胡渭：《易圖明辨》，第3頁。
 
18黃宗羲：《易學象數論》，第11頁。
 
19胡渭：《易圖明辨》，第247頁。
 
20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3-7頁。
 
21惠棟：《易漢學自序》，《鬆崖文鈔》，清光緒《聚學軒叢書》刊本，卷一。
 
22參見惠士奇《易說》，清經解本。
 
23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3頁。
 
24《四庫全書總目》卷一，清乾隆武英殿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