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夷夏之辨”到“華夷”一體(ti) ：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形成的思想史考察

作者：段超 高元武

來源：《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hui) 科學版)》2020年第5期

摘要：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的形成與(yu) 傳(chuan) 統“夷夏”觀的演變密不可分。經過不同曆史階段，“夷夏”觀念從(cong) “夷夏之辨”演進到“華夷”一體(ti) 。“夷夏”觀演進的主要原因包括：“大一統”思想的影響、建設“大一統”王朝經略四海的推動、邊疆與(yu) 內(nei) 地交流日益加強的影響等。傳(chuan) 統“夷夏”觀的演變對於(yu) 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與(yu) 發展以及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的形成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對於(yu) 今天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也有重要啟示。

關(guan) 鍵詞：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夷夏之辨；華夷一體(ti) ；夷夏觀；大一統；

作者簡介：段超，男（土家族），中南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南方民族曆史與(yu) 文化。高元武，男，中南民族大學博士研究生，麗(li) 水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民族關(guan) 係及民族地區社會(hui) 發展史。

基金：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打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思想基礎研究”（20ZDA028）；

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是建立在56個(ge) “民族單元”基礎之上，經過曆史的深度交融，形成了集共同曆史、地域、政治、經濟、文化於(yu) 一體(ti) 的民族共同體(ti) 。在共同體(ti) 形成過程中，各民族一體(ti) 的思想觀念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夷夏”觀念經曆了從(cong) “夷夏之辨”“夷夏皆正統”“華夷”一家到“華夷”一體(ti) 的過程。從(cong) 思想史方麵考察“夷夏”觀念的演變，對於(yu) 深化中華民族共同體(ti) 形成發展的曆史過程認識，總結中華民族發展的經驗教訓，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都具有重要意義(yi) 。

一、“夷夏”觀念的演進過程

（一）先秦“夷夏之辨”觀念

“夷夏”觀念萌芽於(yu) 夏商周之際，在早期文獻中有所記載。《尚書(shu) ·舜典》載虞舜對皋陶言：“蠻夷猾夏，寇賊奸究，汝作士。”希望皋陶能夠以德行威儀(yi) 撫順周邊民族。夏商時期，人們(men) 對於(yu) 居四周及文化上與(yu) 內(nei) 地文化不相同的民族稱之為(wei) “夷”，自稱為(wei) “夏”或“華”。

華夏族經過夏代之前各族群的交融，至夏代形成。此時期“夏夷”理念並不帶有文化歧視色彩，更多是對內(nei) 地與(yu) 周邊民族之間區別的一種描述。“夷夏之辨”在廣義(yi) 上包含“夷夏有別”和“夷夏之變”兩(liang) 層涵義(yi) ，經後世儒家不斷完善並係統化。

首先，“夏夷”在生活習(xi) 慣、傳(chuan) 統風俗等方麵有別。《左傳(chuan) ·襄公十四年》所載薑戎酋長駒支在晉國駁斥範宣子的言論中就體(ti) 現了這一點：“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yu) 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wei) ？不與(yu) 於(yu) 會(hui) ，亦無瞢焉。”薑戎早年遷居晉“南鄙之田”，但駒支仍以飲食習(xi) 慣、言語、見麵禮節等與(yu) 華夏有異而以戎人自稱。楚王熊渠認為(wei) 自己是“蠻夷”，“我蠻夷也，不與(yu) 中國之諡號”。吳國地處東(dong) 南，“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發，示不可用”，內(nei) 地待之以“夷蠻之吳”。

其次，“夏夷”在地理空間分布上有別。“華夷五方格局”是“夏夷之別”在地理空間上的表現。夏居中，夷處四周。《禮記·王製》載：“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dong) 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1]。《爾雅》雲(yun)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此謂之四海。”“四海”地理空間中，“夏”居於(yu) 中，“夷蠻戎狄”環於(yu) 四周，合而為(wei) 之“四海”，即“天下”。“華夏”與(yu) “夷蠻戎狄”共同生活，共同開發這片廣袤天地，共同居於(yu) “天下”的地理空間之中，也是華夏天子希望能統馭華夷於(yu) 一體(ti) 的地理空間。

在《左傳(chuan) 》《淮南子》等典籍文獻中，還多次出現歧視與(yu) 敵視周邊民族的記載，凸顯華夏在文化、族群上的優(you) 越性，以示華夷有別。

西周之後，華夏禮樂(le) 文明日益完備，與(yu) 周邊民族差距不斷拉大，從(cong) 而助長了華夏族文明的優(you) 越感。至春秋戰國時期，孔子提出“夷夏之辨”的理念，“裔不謀夏，夷不亂(luan) 華”（《左傳(chuan) ·定公十年》），認為(wei)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論語·八佾》）。範文瀾對華夷與(yu) 周邊民族在文化上的區別做了解釋：“文化高的地區稱為(wei) 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稱為(wei) 華，華夏合起來稱為(wei) 中國。對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禮的人或族稱為(wei) 蠻、夷、戎、狄。”[2]內(nei) 地與(yu) 周邊始有文明之比較。

“夷夏之變”是“夷夏之辨”的另一層涵義(yi) ，傳(chuan) 統儒家主張“以夏變夷”。“夷夏之辨”體(ti) 係下的民族關(guan) 係並非固化不變，而是“性相近，習(xi) 相遠”的關(guan) 係，“夷”可進夏。孟子首先提出“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yu) 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一方麵是“夷夏”的可變性。“夷夏”之間不是一成不變的，通過學習(xi) 華夏禮儀(yi) 文化可以“由夷進華”。《荀子·性惡》指出：“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yi) 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yi) 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wei) 禹明矣。”“東(dong) 夷”是華夏化的典型，《左傳(chuan) 》記載，東(dong) 夷邾、蔡、淮夷等諸國與(yu) 魯國的政治朝貢達數十次之多，魯與(yu) 莒、須句、邾、郯等之間持續通婚，可見，“東(dong) 夷”諸國得到魯國文化上的認可。華夏族也不斷汲取東(dong) 夷文化營養(yang) ，齊魯“夾穀之會(hui) ”時，齊景公演奏“夷狄之樂(le) ”，足見齊國與(yu) 東(dong) 夷文化交融之深。另一方麵是文化上的趨同性。“夷夏”一體(ti) 是對同質文化體(ti) 係中不同發展層次民族單元的認可。第六代楚王認為(wei) 自己是“蠻夷”，但到莊王熊侶(lv) 時，儼(yan) 然以華夏傳(chuan) 統政治邏輯行事，自認德可配鼎，“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鼎是華夏禮儀(yi) 道德文化的標誌，楚王問鼎反映楚國身份認同的改變，由蠻夷自居到以諸夏自居。戰國楚懷王率領東(dong) 方六國“合縱”攻秦，“蘇秦約山東(dong) 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wei) 縱長”，楚國此時以華夏傳(chuan) 統政治倫(lun) 理的領導者與(yu) 捍衛者自居。

（二）漢代“華夷首足論”

秦結束了春秋戰國的動蕩格局，首次實現了華夏“大一統”。漢文景帝時華夏不斷遭受夷狄南下侵擾，由於(yu) 國力上的劣勢，在處理民族關(guan) 係理念上仍沿襲先秦時期“華夷之辨”思想，華夏與(yu) “夷狄”恪守華夷有別、守土安疆，凸顯“夷夏”之大防。武帝朝達到全盛，“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儒學為(wei) 旗幟的政治家為(wei) 適應政治上的“大一統”局麵，在民族關(guan) 係理念上倡導“夷夏之變”，強調“以夏化夷”，納“夷狄”於(yu) 華夏，實現“華夷”一統。“華夷”關(guan) 係理念前後轉變，受製於(yu) 漢代民族關(guan) 係發展的具體(ti) 情勢。

陸賈基於(yu) 傳(chuan) 統“夷夏之辨”的儒家思想，協調“華夷”之間民族關(guan) 係時提出“附遠寧近，懷來萬(wan) 邦”[3]。他兩(liang) 次作為(wei) 使臣前往南越，說服南越向漢稱臣，雙方恪守疆域，互不相犯。基於(yu) 兩(liang) 漢初期的漢匈關(guan) 係，賈誼的“華夷”理念秉持“尊王攘夷”的“夷夏之辨”思想。賈誼認為(wei) 漢匈關(guan) 係呈“倒懸之勢”，華夷失序，“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4]。賈誼首倡“夷夏首足論”，使“夷夏”關(guan) 係理念直觀化、形象化。漢朝天子為(wei) 天下“夷狄”之首，周邊“夷狄”為(wei) 足，華上夷下，尊卑有序，“華夷之辨”思想明顯。“華夷首足論”的本質是把華夏腹地與(yu) 邊疆看作一個(ge) 整體(ti) 的天下，並且視匈奴為(wei) 華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匈奴之眾(zhong) ，為(wei) 漢臣民”。為(wei) 實現使匈奴成為(wei) 漢庭臣民的目標，賈誼創造性地提出“三表”“五餌”的策略，寄希望於(yu) 匈奴“漸染華風”，以高度發達的華夏文明實現“化夷為(wei) 夏”的目的。顯而易見，賈誼的“華夷首足論”，既強調了華夏與(yu) 周邊民族合為(wei) 一體(ti) ，同時又堅持“華夷”之間是相互區別的。

武帝朝開疆拓土，為(wei) 了實現多民族的統一，理順“華夷”關(guan) 係，需對“華夷”大防民族政策作適時調整。董仲舒把《春秋公羊傳(chuan) 》中的“大一統”思想與(yu) “華夷”觀相銜接，為(wei) 把周邊“夷狄”納於(yu) 華夏政治體(ti) 係之下找到理論上的支持。《春秋公羊傳(chuan) 》最早提出“大一統”思想，“元年，春，王，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5]。《春秋公羊傳(chuan) 》的“夷夏”觀較先秦儒家更為(wei) 開放，不僅(jin) 對遵守華夏禮樂(le) 文化的夷狄“中國之”，而且對違背華夏禮樂(le) 文明的諸國“夷狄之”。這種開放的民族觀凸顯了“以夏化夷、夷夏互化”的思想。

董仲舒《春秋繁露》繼承並豐(feng) 富了這一思想，天下一統與(yu) “華夷”觀相互契合，正迎合“四夷莫不率服”的政治現實。“《春秋》無達辭，從(cong) 變從(cong) 義(yi) ，而一以奉天”[6]95。《春秋繁露·竹林》闡述了董仲舒的夷夏關(guan) 係理念：“今晉變而為(wei) 夷狄，楚變而為(wei) 君子，故移其辭以從(cong) 其事。”[6]46可見“夷夏”之間可以相互轉化，“夷狄”可以進而為(wei) 華夏，這一轉變取決(jue) 於(yu) 其對華夏文明的認可及遵從(cong) 程度。《春秋繁露·三代改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國。”“大一統”在“華夷”民族關(guan) 係上的體(ti) 現就是堅持華夏文明是周邊民族歸附的中心，是“夷狄”文明的必然歸宿。“華夷”之間以禮樂(le) 文化作為(wei) 評判標準，“進於(yu) 夷狄則夷狄之，進於(yu) 中國則中國之”。

董仲舒還提出“王者兼愛四夷”，王者是天下之主，萬(wan) 民擁戴。“萬(wan) 民”自然包括夷狄在內(nei) 。“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nei) ”。力主納夷狄於(yu) 華夏，“進而為(wei) 文化的華夷之辨，且進而以人民生存之基本要求，泯除了華夷之辨”，“不僅(jin) 超越了華夷之辨，也超越了君臣之防”[7]。

東(dong) 漢何休更是係統化了“夷狄”與(yu) 華夏統於(yu) 一的步驟：“衰亂(luan) ”之世，華夏不一，夷狄與(yu) 華夏的關(guan) 係是“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升平”之世，夷夏分殊，夷夏“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至於(yu) “太平”之世，夷夏合而為(wei) 一，“夷狄進至於(yu) 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夷狄進爵的標準是“能募王化，修聘禮，受正朔者”[8]，目的是讓“夷狄”接受華夏文明，華夷民族政治、文化達到高度一體(ti) 。

（三）魏晉南北朝“華夷”皆正統觀念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曆史發展中的分裂時期。在儒家“大一統”觀念影響下，各政權都以華夏禮樂(le) 文明承襲者自居，堅稱自己“奉天承命”，以“大一統”為(wei) 政治目標，並指責其他政權為(wei) “僭偽(wei) ”。

南朝《宋書(shu) 》《南齊書(shu) 》分別創設“索虜傳(chuan) ”“魏虜傳(chuan) ”，視北朝為(wei) “魏虜，匈奴種也，姓拓跋氏，披發左衽，故呼為(wei) 索頭”。以傳(chuan) 統“華夷之防”的筆法，把少數民族政權排斥在華夏正統之外，以南朝為(wei) 華夏漢家正統的承襲者。

這期間的少數民族政權，沒有顛覆曆史上形成的大一統觀念，不約而同地祖述華夏。其提出的華夷皆正統，賦予正統觀以新的涵義(yi) 。《魏書(shu) 》開篇述拓跋鮮卑與(yu) 華夏共祖，“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nei) 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wei) 號”，“其裔始均，入仕堯世，逐女魃於(yu) 弱水之北，民賴其勤，帝舜嘉之，命為(wei) 田祖”[9]。通過追述華夷共祖，為(wei) 其正統尋找血緣上的合法性。《魏書(shu) 》還增設“島夷列傳(chuan) ”，蔑南方為(wei) “島夷劉裕”“島夷蕭道成”，視北朝為(wei) 儒家禮樂(le) 文明的軸心，稱“魏所受漢傳(chuan) 國璽”，承襲秦漢之正統。

表麵上，南北政權之間爭(zheng) 奪的是華夏正統地位，互相排斥。深層觀察卻是南北政權對華夏傳(chuan) 統曆史文化的認同，即認同華夏的傳(chuan) 統政治倫(lun) 理，認同華夏大一統及華夷共祖共融的理念。這是“華夷之辨”的一次升級，即“華夷互變”，為(wei) “華夷”皆正統的民族理念打牢了思想基礎。北魏孝文帝為(wei) 了推動鮮卑族發展及鞏固多民族國家的統治，繼承華夏文化和政治倫(lun) 理，通過一係列改革，鮮卑貴族與(yu) 漢族門閥氏族逐步合流，不僅(jin) 政治上息息相共，胡漢血統更逐步凝為(wei) 一體(ti) ，這是華夷皆正統理念踐行的必然結果。

（四）唐代“華夷一家”觀念

隋唐時期，多民族國家再一次實現統一。對於(yu) 多民族國家的治理，隋文帝實施“守禦安邊”之策，隋煬帝“混一戎夏”，唐太宗對各民族“愛之如一”，“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夷夏大防”的傳(chuan) 統民族觀被打破，開啟了“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資治通鑒·唐太宗貞觀七年》）的大格局。

“胡越一家”是基於(yu) 南北朝之際五胡內(nei) 遷，突厥、吐穀渾、黨(dang) 項等在隋唐邊疆與(yu) 華夏錯綜雜居的情形下產(chan) 生的。隨著胡漢融合不斷發展，華夷一家成為(wei) 必然。唐太宗視“四夷”與(yu) 華夏享同等人格，“夷狄亦人耳，其情與(yu) 中夏不殊”，太宗自認“華夷之父母”，倫(lun) 理道德上“夷狄”亦有仁孝，“仁孝之性，豈隔華夷”。

高宗朝時，麵對複雜嚴(yan) 峻的民族關(guan) 係，在“華夷”關(guan) 係理念上產(chan) 生了一些不同的思潮。中書(shu) 舍人劉禕之提出“夷狄之患”論，陳子昂基於(yu) 晁錯“以夷攻夷”的觀點，提出“夷狄相攻，中國之福”。錯誤的“華夷”觀促使高宗朝民族問題日益嚴(yan) 峻。直至唐玄宗時期，民族關(guan) 係又重新回到“華夷”一家的理念上。玄宗通過“伐叛懷服”，基本上實現“夷夏混齊”，“華夷”關(guan) 係達到較為(wei) 理想的狀態。玄宗對少數民族不分“夷狄”同等接納，“萬(wan) 邦述職，無隔華夏”，“王者無外，不隔遐方”[10]。唐玄宗正確的“華夷”理念，對唐朝邊疆與(yu) 內(nei) 地之間重新步入相互交往交流的和諧民族關(guan) 係新階段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促使唐帝國步入鼎盛階段。《舊唐書(shu) ·玄宗紀》對其“華夷”民族關(guan) 係理念給予極高的評價(jia) ：“於(yu) 斯時也，烽燧不驚，華戎同軌”，“可謂冠帶百蠻，車書(shu) 萬(wan) 裏”。

“胡越一家”的民族理念，促進民族之間完成了深度的文化交流交融。邊疆少數民族文化上的“漢化”與(yu) 中原華夏漢族的“胡化”同時進行。交替的“胡化”與(yu) “漢化”孕育著多民族文化歸一趨勢，推動著多民族整合不斷向前發展。

（五）宋代“禮別華夷”觀念

宋朝自立國，遼西夏金等少數民族政權相繼崛起，中原華夏與(yu) 周邊少數民族政權戰和不斷。宋與(yu) 周邊少數民族政權關(guan) 係緊張，矛盾尖銳。在少數民族政權相互對峙時期，據有中原的王朝往往更加凸顯其是華夏文明的承載者，“華夷之辨”的爭(zheng) 論就越發激烈。北宋石介在其《中國論》中嚴(yan) 格限製了“華夷”之間的文明界限：“四夷，外也；中國，內(nei) 也。天地為(wei) 之平內(nei) 外，所以限也。夫中國者，君臣所自立也，禮樂(le) 所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宋代在“華夷”關(guan) 係理念上堅持華夷有別，主張通過傳(chuan) 播儒家文化，宣揚華夏的仁義(yi) 道德，以修德來懷遠夷狄，堅持“用夏化夷”也是華夷關(guan) 係的另一表現。《續資治通鑒長編·哲宗元元年》載，司馬光雖堅持華夷有別，但待“夷狄”視之類華夏，亦有仁義(yi) 道德之念，“雖禽獸(shou) 木石，亦將感動，況其人類”，這是對唐太宗“夷狄亦人耳”華夷關(guan) 係理念的繼承。

宋朝是繼魏晉南北朝之後再一次出現華夏政權與(yu) 少數民族政權並列的格局，這必然引起“華夷”之間何為(wei) 正統的爭(zheng) 論。傳(chuan) 統儒家華夷觀持“不與(yu) 夷狄主中國”，嚴(yan) 格“華夷”之間的秩序，自然把少數民族政權排除在正統之外。

（六）清代“華夷”一體(ti) 觀念

滿族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華夷之辨”是其無法回避的問題。清入關(guan) 前，努爾哈赤接受了“華夷之辨”的民族身份認同，以“夷”的身份溝通明朝，“女直國建州衛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兒(er) 哈赤”[11]。努爾哈赤建立金國，在政治意義(yi) 上不得不麵對和明之間實際上已經存在的“華夷”關(guan) 係。清朝建立過程中，為(wei) 體(ti) 現正統合法性，皇太極繼位不久便嚴(yan) 禁“華夷之辨”的論調，提出“滿漢之人，均屬一體(ti) ，凡審擬罪犯、差徭、公務，毋致異同”。“一體(ti) ”觀首次置於(yu) 民族關(guan) 係之中，數年後皇太極又稱“滿洲、蒙古、漢人，視同一體(ti) ”[12]。

清初期，在處理“華夷”關(guan) 係時存在著矛盾的一麵：隨著清朝統一事業(ye) 的逐步推進，麵對“華夷”有別的儒家傳(chuan) 統，彼此的矛盾調和短期難以完成，因此“首崇滿洲”；與(yu) 此同時，為(wei) 了維護滿族對全國的統一，又需以“大一統”思想協調華夷關(guan) 係，“華夷”一體(ti) 觀逐步細化為(wei) “滿漢一家”“滿藏一體(ti) ”“滿蒙一體(ti) ”。

雍正借審理“曾靜案”編《大義(yi) 覺迷錄》，係統批判了華夷有別觀念，同時竭力宣傳(chuan) “大一統”的民族觀。承認滿洲為(wei) “夷”，但指出“夷”是先秦之際地理區域的概念，“猶中國之有籍貫”，並無民族歧視色彩，從(cong) 而為(wei) 滿洲是中華民族一員找到理論依據。《大義(yi) 覺迷錄》還指出，華夷大一統，有德者居之，無德者棄之，與(yu) 民族無相幹，“上天厭棄內(nei) 地無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為(wei) 內(nei) 地主”。至此，“華夷之辨”走出了以民族文化有別而相互歧視的曆史循環，回歸至傳(chuan) 統儒家德治文化理念的軌道。

乾隆的“華夷”觀念又有所突破，認為(wei) 天下“大一統”為(wei) “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yi) ”，其又進一步分析天下“大一統”與(yu) “華夷之辨”的關(guan) 係，“夷狄而中華，則中華之；中華而夷狄，則夷狄之”[13]，從(cong) 而擺脫了“華夷之大防”的觀念。清代“華夷”一體(ti) 的理念，無論從(cong) 理論層麵還是從(cong) 實踐層麵，均實現了對傳(chuan) 統“華夷”觀的曆史超越。

綜上所述，通過“夷夏”觀念演進的曆史考察，我們(men) 可看出以下幾點：一是“夷夏”觀念經曆了“夷夏之別”、“夷夏之大防”、“夷夏”一家，“華夷”一體(ti) 的轉變，其總體(ti) 趨勢是“夷夏”差別由大變小，趨於(yu) 一體(ti) 。二是“夷夏”觀念的演變經曆著反複。漢代的“夷夏”觀念較前代進步，唐代的“夷夏”觀念較前代有更大的進步。但到宋代，與(yu) 唐代相比，其夷夏觀念則有明顯地倒退，明朝也秉持“內(nei) 中華，外夷狄”的落後觀念。三是對於(yu) “夷夏”的認識，同一個(ge) 時代都不同的看法。例如，唐代一些統治者持“夷夏”一家的理念，但同時也有“夷夏有別”、“夷夏之大防”的言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想在古代社會(hui) 很長時期存在，但“夷夏之別”的聲音越來越弱，“華夷”一體(ti) 是“夷夏”觀念演變的大勢。

二、“華夷”觀念演變的原因

（一）“大一統”思想的影響

“大一統”是包含天下一統的疆域觀、文化一統的文化觀、政治一統的政治觀、華夷一統的民族觀的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文化。從(cong) “夷夏之辨”到“華夷”一體(ti) 的民族觀轉變與(yu) 定型是古代大一統思想傳(chuan) 播及其實踐的結果。

1.“大一統”思想為(wei) “華夷”一體(ti) 提供了文化轉換機製。

“夷夏一體(ti) ”觀念與(yu) 政治統一觀念、文化統一觀念共同構成中國古代“大一統”思想的基本內(nei) 涵[14]。早期“大一統”思想雖強調“華夷之辨”，但更注重“華夷之變”。“華夷”之間是階序性的文化差別，具有共通性，是可以轉化的。孔子、孟子、荀子等既提出“用夏變夷”，又說“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國家隻要有禮製文化上的引導約束措施，對四夷采用修文德以來遠人的安靖撫綏之策，對諸夏以朝聘盟會(hui) 製度進行統治管理，華夷就能共處共存。秦漢時期，邊疆“四夷”各族與(yu) 華夏族同源共祖的“天下一家”觀念的建構，則進一步打破了華夷之間血脈的界限。“大一統”思想的民族觀具有很強的包容性，認為(wei) 對不同文化群體(ti) 要兼容並蓄。《春秋公羊傳(chuan) 解詁》“魯隱公元年”條也提出：“天下遠近小大若一”，如此則“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也”[15]。孔子還表示要逐步推行文教，對少數民族習(xi) 俗不必強求同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禮記·中庸》）。當然，“同文之治”，“道一而風同”仍是“大一統”思想追求的最高目標。

2.“大一統”思想為(wei) “華夷一體(ti) ”的實現提供了政治保障。

在先秦大一統政治圖景設想中，華夏和“蠻夷戎狄”五方之民共處一個(ge) 天下之中的“五服製”，是“華夷”一體(ti) 的理想政治格局。秦漢以後曆代統一王朝皆以此為(wei) 藍圖，進行確保“華夷”一體(ti) 的政治一統製度設計。秦漢時期郡縣與(yu) 屬國、初郡並行，隋唐時期經製府州與(yu) 羈縻製、都護製並行，元明清時期內(nei) 地府州與(yu) 邊疆土司製度、藩屬製度、朝貢製度等差別化治理的製度設計，確保了“華夷”一體(ti) 的有效政治管轄。特別是元代設立行省製，並首次把蒙古與(yu) 西藏納入一體(ti) 。清奠定了“大一統”中國的基本疆域和多民族格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政治理想成為(wei) “大一統”現實。

3.“大一統”思想為(wei) “華夷”一體(ti) 夯實了穩固的心理認同基礎。

“大一統”思想所包含的政治統一、民族統一、文化統一等多層內(nei) 涵得到了古代各民族統治集團的認同。各族君主都把建立一個(ge) 囊括“華夷”的遼闊疆域，並實現四海一家、華夷一體(ti) 作為(wei) 最高政治目標。“華夷一體(ti) ”成為(wei) “大一統”王朝處理民族關(guan) 係的最高準則。入主中原王朝的少數民族君主往往強調中華淵源，借此凝聚華夷各族。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多奉中華為(wei) 正統，尊奉中央朝廷，維護政治一統，或為(wei) 國靖難、守土保民；或主動內(nei) 附、自求改流、定期朝貢。破除“華夷”之別，追求團結、統一，共存於(yu) 一國之內(nei) ，成為(wei) 各族人民普遍的心理圖式。“大一統”得到各民族一致推崇，形成一種強大而持續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文化心理。“華夷”一體(ti) 具有深厚的社會(hui) 基礎。唐代的文治武功，令諸民族紛紛內(nei) 附，唐太宗被尊為(wei) “天可汗”。明代士大夫“僅(jin) 言開國，不及攘夷”，“心中筆下無‘華夷’之別”[16]。清末民國，“華夷”觀始向近代民族觀轉變，天下觀被國家觀取代，“五族共和”代替了“蠻夷戎狄”，各民族臣民成為(wei) 民族國家的國民，民族平等成為(wei) 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的價(jia) 值追求和精神感召。

（二）建設“大一統”王朝、經略四海的推動

中國曆史上的經略四海實現“大一統”，並不是統治者簡單的政治口號，而是其實際的政治行動。

秦朝是我國第一個(ge) 統一多民族國家政權，奠定了我國疆域的基礎。秦始皇秉承一統觀念，滅六國，拓疆域。在北方，擊退匈奴，取得“河南地”；修築長城，設置九原郡等，有效鞏固了北疆。在南方，開靈渠，降百越，設置桂林、南海、象郡。行政設置使得邊疆地區與(yu) 內(nei) 地形成了統一的郡縣體(ti) 係，建立了較為(wei) 牢固的統治秩序。國家的疆域大大拓展，域內(nei) 的民族隨之增多，春秋戰國以來的“一統”理念得到初步實現，並對後世“大一統”的實踐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

漢代，“大一統”思想在更大範圍予以實踐。漢代疆域在西北、東(dong) 北、西南多個(ge) 方向得到拓展。漢武帝時，張騫鑿通西域，霍去病、衛青三擊匈奴。東(dong) 漢時竇憲追擊匈奴至燕然山，匈奴分裂為(wei) 南北兩(liang) 部，長期威脅北疆的匈奴問題得到基本解決(jue) 。漢武帝還在東(dong) 北地區設置樂(le) 浪等四郡。西南地區，在武帝時期設置了健為(wei) 等七郡，至東(dong) 漢又設置哀牢、博南二縣，西南夷成為(wei) 漢廷治下的臣民，“俾建永昌，同編億(yi) 兆”[17]。

唐代的疆域不僅(jin) 在空間上較前代有很大拓展，在疆域鞏固上也有很大程度的加強，主要表現就是羈縻製度的普遍實施。唐在邊疆地區先後設置了八百多個(ge) 羈縻府州，這些羈縻府州“因俗而治”。再加上唐代強盛的國力、合適的民族政策等，形成了“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薄海內(nei) 外，無不州縣”[18]的“大一統”局麵。

元朝不僅(jin) 消除了南宋、金、西夏、大理等政權的並存格局，而且疆域空前廣大，“大一統”得到更為(wei) 充分的實現。特別是西藏正式納入了中央的管轄，西藏與(yu) 中央的關(guan) 係得到極大的加強。土司製度的推行進一步增強了中央對邊疆地區的控製，也密切了中央與(yu) 邊疆的聯係。

清朝是我國曆史上最後一個(ge) “大一統”的封建王朝，清代的疆域拓展和疆域鞏固都有很大的發展。相對於(yu) 明朝，清朝在東(dong) 北、西北的疆域拓展成效突出，尤其是台灣的收複，在海疆方麵意義(yi) 重大。在疆域鞏固上，清朝通過自衛反擊戰擊退沙俄對我國北方領土的覬覦，盟旗製度、卡倫(lun) 製度、駐藏辦事大臣以及改土歸流等製度措施的實施，大大加強了邊疆的穩固，使得“大一統”的內(nei) 涵得到進一步的充實。

曆代王朝在邊疆的拓展與(yu) 治理，將“大一統”的理念轉化為(wei) 客觀的事實，促進了民族之間的交流，改變著“華夷”對立的認識。

（三）邊疆與(yu) 內(nei) 地交流日益加強的影響

邊疆民族地區與(yu) 內(nei) 地之間政治經濟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動了“華夷之別”至“華夷一體(ti) ”的轉變。無論是民間文化交融還是官方往來，都改變著華夷對立的觀念，促進了不同民族之間的認同。

1.通婚。

漢朝與(yu) 匈奴和親(qin) ，解憂公主、王昭君嫁至匈奴，帶去了先進的鐵製農(nong) 具、養(yang) 蠶繅絲(si) 的技藝，為(wei) 漢匈關(guan) 係的和平穩定，以及匈奴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唐代文成公主入藏，也將大量的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知識、醫藥知識以及中原典籍帶至吐蕃，使該地區不僅(jin) 在生產(chan) 方麵逐漸進步，在文化思想方麵也逐漸受到漢文化的洗禮，對漢文化的認同加深。有學者認為(wei) ，“文成公主是第一個(ge) 把中原文化送到西藏高原的姑娘，是中原地區前往西藏高原的最早的文化開拓者。”[19]清朝時期，滿族與(yu) 蒙古等族之間的聯姻，也體(ti) 現了不同民族之間日益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除官方的和親(qin) 外，民間也存在不同民族通婚的現象。

2.人口遷移。

人口遷移是邊疆與(yu) 內(nei) 地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形式。自秦開始，邊疆人民進入內(nei) 地，內(nei) 地人民進入邊疆，一直都未停息。例如，漢文帝就曾下令在西北邊疆的北地、句注、飛狐口實行軍(jun) 屯，“以備胡寇”[20]3764。漢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漢收複陰山以南秦朝故地後，為(wei) 鞏固其統治，“募民徙朔方十萬(wan) 口”[20]170。唐朝安史之亂(luan) ，導致大量漢人南遷。《舊唐書(shu) ·地理誌二》記載：“自至德後，中原多故，襄（今湖北襄陽）、鄧（今河南鄧州）百姓，兩(liang) 京衣冠，盡投江湘，故荊南井邑，十倍於(yu) 初。”明洪武十五年（1382），傅友德在《複大理總管段明書(shu) 》中說：明朝將在雲(yun) 南“新附州城，悉署衙門，廣戍兵，增屯田，以為(wei) 了萬(wan) 世不拔之計”。又以“雲(yun) 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控製要害。考元時所留兵數，並計歲用及稅糧搖役之法，與(yu) 凡事之便宜以聞”[21]。明朝時期的“湖廣填四川”、“江西填湖廣”等大規模移民也密切了不同民族之間的往來。清順治十八年，雲(yun) 貴總督趙廷臣奏：“滇黔田土荒蕪，當巫開墾。將有主荒田令本主開墾，無主荒田招民墾種。俱三年起科，該州縣給以印票，永為(wei) 己業(ye) 。”（《清聖祖實錄》卷1）在政府積極鼓勵下，雲(yun) 南的墾地麵積三年翻了十倍之多。通過人口遷移，加深了不同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促進了民族交融，消解著“華夷”對立觀念。

3.互市。

互市是內(nei) 地與(yu) 邊疆經濟互動的重要形式。自唐朝始，中央與(yu) 少數民族政權的互市更加頻繁。唐玄宗開元十九年（731），唐朝同意與(yu) 吐蕃在赤嶺（今青海湖東(dong) 岸日月山）交馬互市，這標誌著正式的民族茶馬互市的開始[22]。至宋代，茶馬互市的規模迅速擴大，貿易形式也日趨完備，出現了專(zhuan) 門的茶葉貿易憑證——茶引。《宋史·食貨誌五》載：“茶之為(wei) 利甚博，商賈轉致西北，利嚐至數倍。”明代，茶馬互市空前繁榮，政府設置茶馬司，專(zhuan) 門管理內(nei) 地與(yu) 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的茶馬貿易。明太祖時期，多次派員到盛產(chan) 馬匹的西北藏區或購買(mai) 或用實物交換馬匹[23]。通過互市，少數民族獲取自己的生活所需，漢民也換取一些毛皮等生活物資。在邊疆少數民族政權與(yu) 中央政權對峙時期，政府雖下令關(guan) 閉互市場所，但民間互市依然存在，如《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64所載：“私易無所畏憚”，“私販不能止”。

此外，絲(si) 綢之路等貿易通道的開通，促進了邊疆與(yu) 內(nei) 地的經濟文化交流。唐朝時期，西域的產(chan) 品、動植物、樂(le) 器、舞蹈大量進入中原地區，胡旋舞、柘枝舞、霓裳羽衣舞都大受歡迎。根據出土文物及史料記載，唐朝貞觀——開元年間，女子以騎馬穿胡服為(wei) 時尚潮流，“帷帽大行，羃漸息”（《舊唐書(shu) ·輿服誌》）。以上史實說明了邊疆與(yu) 內(nei) 地文化的交流。邊疆與(yu) 內(nei) 地交流的加強，不斷瓦解“夷夏”對立的思想，促進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認同。

三、“夷夏”觀念轉變的影響和啟示

（一）“夷夏”觀念轉變的曆史影響

在中國曆史上，經曆了“夷夏有別”“夷夏一家”到“華夷一體(ti) ”的轉變。夷夏觀念的轉變對於(yu) 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與(yu) 發展，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的形成與(yu) 鞏固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

1.“夷夏”觀念的轉變，促進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的形成與(yu) 發展。從(cong) 曆史角度來看，華夏民族最初是在曆經“炎黃部落”與(yu) 周圍其他族群的互動和衝(chong) 突中逐漸形成，並在戰爭(zheng) 不斷的春秋戰國時期與(yu) 其他民族的交流交融中日益壯大的。秦以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建立，使得“華夷”一統的思想觀念得以強化。同時，人口遷徙使得各民族之間的往來更加密切，客觀上促進了民族融合，雜居相處的居住模式使得各民族的生產(chan) 方式、風俗習(xi) 慣、文化模式相互影響、彼此滲透，為(wei) “中華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明清以後，為(wei) 了統治的合法性與(yu) 民族關(guan) 係的和諧，統治者采取一係列的強化主流文化認同的措施，北方草原文化主動與(yu) 中原文化適應，文化交流與(yu) 融合進一步加強，實現了更大範圍內(nei) 的對中華文化的認同。經過長期的文化交流與(yu) 交融，各民族之間的往來更加密切，中華民族的整體(ti) 觀念也深入人心。近代以來，外敵入侵，各民族人民眾(zhong) 誌成城、攜手禦侮的精神使得中華民族的整體(ti) 性更加突出，各族人民由自發聯合走向自覺聯合，中華民族由一個(ge) 自在的整體(ti) 升華為(wei) 一個(ge) 自覺的整體(ti) 。

2.“夷夏”觀念的轉變，加強了邊疆與(yu) 內(nei) 地的聯係，促進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yu) 發展。中國經曆了數千年漫長而曲折的曆史過程，才形成今天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不同曆史時期，邊疆與(yu) 內(nei) 地之間通過政治聯盟、和親(qin) 聯姻、冊(ce) 封盟約、經濟互惠、朝貢回賜、因俗而治、“恩澤教化”等交往交流交融方式，形成了彼此依存、共同發展的關(guan) 係，增進了各族人民對“大一統”思想的理解、接納與(yu) 認同，實現了邊疆與(yu) 內(nei) 地政治製度、社會(hui) 結構的一體(ti) 化治理，為(wei) 消弭族群差異和鞏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認同提供了製度保障。與(yu) 此同時，從(cong) 民族交往的角度來看，邊疆與(yu) 內(nei) 地各民族交往、聯係的日益加深，也是與(yu) 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日益形成與(yu) 鞏固相輔相成的。在先秦時期，各民族之間的交流與(yu) 融合為(wei) 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礎。春秋戰國時期，各族之間的交往和兼並戰爭(zheng) ，直接促進了各民族的相互影響和認同，不同政權的治理經略雖有差異但均強調整合與(yu) 一統。因此，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麵聯係也隨之日益密切，“大一統”思想逐漸萌芽。秦王朝順應曆史潮流，建立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漢朝是繼秦統一之後，促進和鞏固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重要時期，“大一統”的思想深入民心，邊疆與(yu) 內(nei) 地逐漸成為(wei) 了經濟、政治、文化的統一體(ti) 。三國兩(liang) 晉南北朝時期，中國雖陷於(yu) 分裂局麵，中原王朝更迭頻繁，但邊疆各族與(yu) 中原王朝之間仍保持著牢固的政治、經濟聯係。匈奴、鮮卑、羯、氐、羌等邊疆民族內(nei) 遷黃河流域，進一步促進了多民族國家的民族融合，也為(wei) 隋唐的多民族國家空前的發展與(yu) 鞏固奠定了基礎。五代十國、宋、遼、金時期，中國境內(nei) 各民族力量的發展，邊疆民族主動適應中原漢文化的同時，也增強了對“中華民族”的認同。經過元、明的統一之後，各民族、各地區之間，經濟、文化的聯係更加密切，中華民族的一體(ti) 性更加顯著。清朝建立起了一個(ge) 內(nei) 地與(yu) 邊疆緊密聯係，幅員遼闊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到了近代，中華民族的整體(ti) 觀在我國各民族奮勇抗爭(zheng) 、不屈不撓的反帝反封建的鬥爭(zheng) 中進一步得到強化，成為(wei) 我國多民族國家穩定前行的精神力量。

3.“夷夏”觀念的轉變，加強了各民族文化的相融互通，豐(feng) 富了中華文化的內(nei) 容。從(cong) “夷夏有別”到“華夷一體(ti) ”的轉變，是形成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共同體(ti) 以及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重要思想基礎，同時也體(ti) 現了中華各民族曆史發展過程中民族文化碰撞與(yu) 融合的趨勢。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中華各民族在思想文化的認同上產(chan) 生了歸屬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格局。在“夷夏有別”的時期，中華文化是單一的漢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少數民族文化是被排除在外的。在“華夷”一體(ti) 的思想背景下，各民族文化兼收並蓄，逐步形成了多民族文化共存的格局。秦漢以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建立，為(wei) 民族文化的交融奠定了穩定基礎。即使是在三國兩(liang) 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分裂時期，民族間的互動與(yu) 遷徙仍較為(wei) 頻繁，民族間的文化互動與(yu) 融合也不曾中斷。各民族在風俗習(xi) 慣、宗教信仰、神話傳(chuan) 說、曆史記憶、婚姻生育等文化領域相互吸收、相互包容、相互形塑，共同性不斷增加。形成了守望相助、眾(zhong) 誌成城的團結精神，國而忘家、勤勞節儉(jian) 、懲惡揚善的傳(chuan) 統美德，革故鼎新、因勢而變的創新精神，兼愛非攻、親(qin) 仁善鄰、以和為(wei) 貴的處世哲學等等，這些都是中華文化的要義(yi) 和精華。與(yu) 此同時，由於(yu) 在曆史、地理、經濟等方麵的差異，各民族在語言文字、醫藥衛生、民族曆史文獻、文學藝術等方麵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並不斷地融匯入中華文化的寶庫之中，極大地豐(feng) 富了中華文化的內(nei) 容，為(wei) 中華文化的創新與(yu) 發展帶來了不竭動力。

（二）“夷夏”觀念轉變的啟示

曆史上夷夏觀念從(cong) “夷夏之別”“夷夏之防”到“華夷”一家、“華夷”一體(ti) 的轉變，體(ti) 現了各民族在實踐中對不同文化認知的深化。“夷夏”觀的演變是民族融合的結果，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形成的基礎。“夷夏”觀的轉變對當今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推進民族團結進步有許多啟示。

1.消除歧視與(yu) 偏見，促進民族平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

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多民族國家，受自然地理條件的影響，農(nong) 耕民族和遊牧民族之間生產(chan) 生活方式的差異性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個(ge) 性化是客觀的存在。強調“夷夏”之別，“夷夏之防”時，民族間交流、民族發展受到限製，當“華夷”一體(ti) 思想確立時，民族之間交流深入，國家不斷強大鞏固，消除偏見歧視十分重要。

消除民族歧視與(yu) 偏見，堅持民族平等，一直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開展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則。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中寫(xie) 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hui) 主義(yi) 民族關(guan) 係已經確定，並將繼續加強。”新中國成立70年來，黨(dang) 始終堅持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基本原則，致力於(yu) 推動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hui) 發展。特別是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在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的征程上，堅持和踐行“一個(ge) 民族都不能少”，使各民族攜手共同發展進步。今天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的培育，應繼承民族工作的基本經驗，正確認識中華民族“一體(ti) ”是較“多元”更高層次的民族共同體(ti) ，在充分尊重民族多樣性的前提下，深化中華民族是利益共同體(ti) 和命運共同體(ti) 的共識。

2.深入開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民族團結。

在“夷夏”觀的轉變中，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和交融發揮了至關(guan) 重要的作用。在這個(ge) 過程中，既有吸納其他民族以壯大自身的融合，也有補給其他民族以獲得更好發展的融合。費孝通將華夏族的發展壯大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格局的影響稱之為(wei) “滾雪球”。自秦朝後，統一成為(wei) 主流，即便在分裂時期，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也未曾停止。曆史證明，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推進共同體(ti) 意識的形成，交往越多、交流越廣、交融越深，民族彼此間就會(hui) 更加了解，減少隔閡紛爭(zheng) ，找到利益和價(jia) 值的共同點，形成共榮共生的格局。今天我們(men) 推進民族團結進步工作，同樣要立足於(yu) 中國發展的現實，通過互嵌式、大融居等方式，增進各民族之間的緊密聯係和守望相助，推進民族團結進步教育，創新教育方法，更新教育理念，使民族團結進步工作更具實效性。

3.以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為(wei) 引領，推動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

“夷夏”觀的轉變中，除了“車同軌”“書(shu) 同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等政策保障，以儒家文化為(wei) 主體(ti) 的中華文化價(jia) 值觀影響更為(wei) 深遠和深刻。曆史學家夏曾佑在《中國古代史》中指出，中國之所以為(wei) 中國，原因有三：“中國之教，得孔子後而立。中國之政，得始皇而後行。中國之境，得漢武而後定。”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繁衍發展中，儒家文化以其深刻的內(nei) 涵、和合的態度對各民族的團結凝聚起到了重要的粘合劑作用。五千年的中華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精神財富，是中華民族的血脈。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是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在當代的創造性轉化與(yu) 創新性發展的最新成果，是中華民族價(jia) 值理念的集中概括，也承載著中華民族走向複興(xing) 的精神理想。當今時代，我們(men) 理應將對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的培育和踐行作為(wei) 塑造中華文化認同的重要抓手和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價(jia) 值內(nei) 核。在教育或宣傳(chuan) 工作中弘揚正確的祖國觀、民族觀、文化觀、曆史觀，積極推進各民族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yu) 創新性發展，為(wei)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為(wei) 中華民族一家親(qin) 、同心共築中國夢增添精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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