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北方王門”到“關(guan) 學”：陽明學的地域化研究

——以關(guan) 中南大吉為(wei) 中心

作者：秦蓁（陝西師範大學哲學與(yu) 政府管理學院哲學係中國哲學專(zhuan) 業(ye) 博士研究生）

來源：《福建論壇.人文社會(hui) 科學版》2020年第4期

摘要

《明儒學案》將南大吉定位為(wei) “北方王門”，《關(guan) 學編》則定位南氏為(wei) “關(guan) 學”，二者的不同定位共同體(ti) 現了南氏的陽明學學術性質和關(guan) 中地域性。南大吉一生學思經曆的轉變都與(yu) 陽明學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他以陽明弟子身份在關(guan) 中地區講學“致良知”，將陽明學與(yu) 關(guan) 中傳(chuan) 統的橫渠學相融合，成為(wei) 陽明學關(guan) 中地域化的發端。南氏理學知識的突破、門戶之見的突破、認知自覺的突破，是哲學意義(yi) 上的自我超越性的突破。南氏家族對“致良知”的創新性嚐試及與(yu) 馮(feng) 從(cong) 吾的交往與(yu) 詮釋，體(ti) 現了陽明學關(guan) 中地域化的獨特發展模式。

關(guan) 鍵詞：南大吉；《明儒學案》；關(guan) 中；致良知；地域化

明代學術史編著對南大吉（1487—1541）的學派定位和思想敘述有所涉及的共兩(liang) 部：《明儒學案》和《關(guan) 學編》，二者對南大吉的學術曆程和思想敘述相差無幾，但對南氏的學術派別定位有所區別。黃宗羲《明儒學案》列南氏為(wei) “北方王門學案”，以陽明學為(wei) 學派歸屬；馮(feng) 從(cong) 吾《關(guan) 學編》定位南氏“關(guan) 學”，以關(guan) 學為(wei) 學派歸屬；他們(men) 對南大吉“北方王門”與(yu) “關(guan) 學”的不同定位似乎有所衝(chong) 突，實則大有深意。不同學派歸屬表現了對南大吉定位的不同意圖：《明儒學案》試圖建構一個(ge) 整體(ti) 的明代儒學體(ti) 係，以陽明心學為(wei) 主要立場，將南大吉作為(wei) 陽明學的一支予以劃分；《關(guan) 學編》試圖建構關(guan) 中地域的理學係譜，以廣義(yi) 理學為(wei) 立場，以關(guan) 中地域為(wei) 範圍，將南大吉作為(wei) 關(guan) 中理學的分支之一陽明學看待。亦即：從(cong) 師承關(guan) 係來看，南大吉的陽明學身份無可厚非；但如果從(cong) 地域性學術史來看，南大吉在關(guan) 中的理學貢獻也不容小覷。比對之，“北方王門”與(yu) “關(guan) 學”投射於(yu) 南大吉的共同交點為(wei) ：陽明學和關(guan) 中地域。南大吉雖非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但身處陽明學與(yu) 關(guan) 學的交點，在“王門”和“關(guan) 學”的學術發展中擔當著不同的角色，其傳(chuan) 播“致良知”之於(yu) 學術史的貢獻及其學術特色和精神，共同賦予了陽明學發展在關(guan) 中的地域化，在思想史和哲學史視角下的意義(yi) 顯得尤為(wei) 重要。

一、“北方”和“關(guan) 中”：陽明學的地域性

陽明學因在各個(ge) 地域文化環境中的傳(chuan) 承和發展而有其“地域性”，《明儒學案》較早用地域名將王學門派劃分成七派，其中包括“北方王門學案”，“北方王門”又可細分為(wei) 四支，其中包括陝西的關(guan) 中王門。1按此，南大吉作為(wei) 《明儒學案》“北方王門”唯一一位關(guan) 中地域的陽明學學者至關(guan) 重要，故有關(guan) 陽明學發展的關(guan) 中地域性，不可不對與(yu) 南大吉相關(guan) 的學術史編著《明儒學案》和《關(guan) 學編》細加分析。

《明儒學案》定位南大吉為(wei) “北方王門學案”的重點依據是南氏與(yu) 王陽明的師承關(guan) 係，兼取南氏關(guan) 中講學和籍貫的地域性。這樣的定位方法和依據是黃氏在編纂過程中的總體(ti) 分類原則。事實上，南大吉可以說是王陽明早期講學和陽明學興(xing) 起階段有重要貢獻的弟子之一，黃宗羲並沒有將南大吉的重要貢獻作為(wei) 首要的分列標準，而是將“北方”的地域性範疇作為(wei) 更加優(you) 先的考量。這與(yu) 南大吉在陽明學思想上並無創建的實施以及關(guan) 中地域的陽明學群體(ti) 比較微弱不無關(guan) 係。

對各學者學術資料的收集和采用上，黃宗羲編著《明儒學案》過程中盡量自原著采摘，而南大吉資料的收集為(wei) “不曾采入”，理由是“所見而複失去者”2。黃宗羲采用的相關(guan) 南大吉資料與(yu) 馮(feng) 從(cong) 吾《關(guan) 學編》采用的資料基本一致，並沒有更多的或特別的突出資料。究其原因，一方麵是南大吉的資料如黃氏所言有所遺失，已不得見；另一方麵是《關(guan) 學編》的編纂要比《明儒學案》早了七十年，黃氏在原始資料缺乏的情況下應該是不會(hui) 繞過對《關(guan) 學編》的參考借鑒。《關(guan) 學編》所載的一段材料在《明儒學案》中並未被記載：“同門遞觀傳(chuan) 誦，相與(yu) 歎仰欽服，因而與(yu) 起者甚多。王公報書(shu) 為(wei) 論良知，旨甚悉，謂關(guan) 中自橫渠後，今實自南元善始”，3或許不能因此證明黃宗羲的個(ge) 人主觀對各地域陽明學的偏差，但至少能看出黃宗羲不願提及此記載中南氏被同門認可和受陽明高度肯定，及其與(yu) 橫渠學之間的相關(guan) 性。除此之外，南大吉的相關(guan) 學術資料，在紹興(xing) 與(yu) 關(guan) 中的保存應有所區別的，因為(wei) 南大吉與(yu) 王陽明和陽明學關(guan) 係最直接、最緊密的時期都是在紹興(xing) ，其回歸關(guan) 中後便與(yu) 陽明學學者之間的聯係少之又少，加之嘉靖三十四年（1555）關(guan) 中大地震的全麵性破壞，南大吉兩(liang) 位兒(er) 子皆喪(sang) 生於(yu) 地震中，南氏有關(guan) 資料更是難以尋覓，這成為(wei) 學術史記載不得不簡略的因素。

黃宗羲定位陽明學並區別更詳細的學派劃分，重點以地域作為(wei) 其參考和區分的衡量標準，如餘(yu) 姚學案、浙中王門、江右王門、浙東(dong) 王門、泰州王門等。僅(jin) 就命名地域的範圍來看，北方王門學案的“北方”所包含的地域範圍遠遠大過其他王門，黃氏在“北方王門學案”中列有山東(dong) 、河南、陝西三省。相比其他王門，“北方”涵蓋了更廣闊的地理區域，屬於(yu) 比較籠統的劃分方法。“北方王門”既無法體(ti) 現出北方各個(ge) 地域之間的區別，又無法呈現各地域不同的陽明學發展特點，黃宗羲將山東(dong) 、河南、陝西的陽明學學者同處一室的方式實屬“僵硬而不足”。4《明儒學案》在地域範疇上將南大吉籠統地劃撥至“北方”，《關(guan) 學編》中南氏的地域則具體(ti) 到“關(guan) 中”，雖然“北方”並沒“關(guan) 中”具體(ti) ，但也是基於(yu) 地域性的考慮因素，此為(wei) 二者的共同關(guan) 注點。若考慮到《關(guan) 學編》地域範圍，比起黃宗羲全國範圍的地域廣度，具體(ti) 到“關(guan) 中”便也不足為(wei) 奇。《明儒學案》重點以陽明學為(wei) 基本立場，且以陽明學之學術思想分化為(wei) 更加詳細的標準來區分陽明弟子和陽明後學，並以此劃分王門學派；相比其他陽明弟子的分類而言，地域性考量似乎更加突出。當然，黃宗羲這種不足也是有一定緣故的，比如從(cong) 陽明學興(xing) 盛地域的廣度和深度看，以王陽明講學地和故鄉(xiang) 為(wei) 中心向東(dong) 南地域所輻射的範圍是陽明學發展與(yu) 建構的重鎮，而北方在明代中晚期陽明學的傳(chuan) 播和速度上也確實相對緩慢滯後，這或許也成為(wei) 黃氏不得不將關(guan) 注重心都放在東(dong) 南地域的原因。此外，黃宗羲本就身處東(dong) 南，遠離北方，無論是從(cong) 地域認同的因素考慮，還是從(cong) 遠離北方的地理條件考慮，都對研究明代學術形成一種客觀局限。即便如此，“北方王門學案”的處理也顯得過於(yu) 籠統和粗糙，其對“北方”涵蓋的三個(ge) 不同地域實屬“僵硬而不足”的操作方法，如從(cong) 順序看南大吉卻是“北方王門”中最末一位，而《明儒學案》對王學的分類首要的是根據師承關(guan) 係予以認可，“北方王門學案”所列七人中，隻有南大吉是直接師承王陽明，其餘(yu) 六人皆不直接承師於(yu) 王陽明。

馮(feng) 從(cong) 吾《關(guan) 學編》的編纂得到了其他關(guan) 中學者的高度肯定，他對關(guan) 學的定位和建構直接影響到後世關(guan) 學的再建構。馮(feng) 氏編纂的重要目的當是建構關(guan) 中的學術道脈，之所以收入南大吉，重點依據兩(liang) 個(ge) 衡量標準：一為(wei) 關(guan) 中的地域性範疇；二為(wei) 關(guan) 中的理學道脈傳(chuan) 統。關(guan) 於(yu) 地域性範疇，林樂(le) 昌對“關(guan) 學”概念界說時稱“地域性”為(wei) 空間維度的“穩定的自然地理條件”，5南大吉是渭南人，其家族在渭南也有一定的影響力，南氏本人在師從(cong) 王陽明前後都在渭南、講學，且與(yu) 關(guan) 中各地的學者亦有不同程度的地交流與(yu) 往來。關(guan) 於(yu) 關(guan) 中理學之道脈傳(chuan) 統，6《關(guan) 學編》收錄的都是以宋明理學作為(wei) 學術研究內(nei) 容的學者，並且在南大吉之前的關(guan) 中學者也大都以程朱理學為(wei) 學術旨歸，之所以將師從(cong) 王陽明的南大吉收錄其中的重要理由是，南氏的學術思想和學術精神並出理學範域。這體(ti) 現出馮(feng) 氏在麵對明代晚期陽明學與(yu) 朱子學爭(zheng) 辯最激烈的時期，並沒有因所謂的門戶之見而對其中一方有所偏袒或排斥，馮(feng) 氏對理學範疇的界定與(yu) 闡釋是基於(yu) 宏觀的理學視域，客觀而中肯的，詳觀馮(feng) 氏《關(guan) 學編》中收錄的四十四位學人便可以理解。呂妙芬認為(wei) 馮(feng) 氏《關(guan) 學編》：“編纂的目的，除了保存曆史、建立關(guan) 中理學的道脈係譜，更有欲透過整理先賢事跡言行，激發當代士人延續張載所開創的關(guan) 學學風之意。該書(shu) 編纂的原則是：專(zhuan) 門輯錄關(guan) 中理學者，曆代名臣並不泛入。”7可見，馮(feng) 氏編纂選錄南大吉最重要的依據是南氏的理學學者身份。盡管馮(feng) 氏意欲建構關(guan) 中學派及其思想史，但沒有如馬理（1474—1555）一般排斥陽明學，反而將師從(cong) 王陽明的南大吉選編，一方麵顯示了不以門戶之見輕易排除學者的包容態度和開放的理學觀，另一方麵顯示了比較寬泛的闡釋關(guan) 中理學的涵蓋範圍，既有張載之學，又有程朱之學，同時也不排除陽明學。馮(feng) 氏如此的定位南大吉，加之其廣闊的理學視域和胸懷，乃以宋明理學之重要學術思潮和學術形態為(wei) 其所向，當然也顯示了其最終的學術誌向是儒家聖賢之學，絕不局限於(yu) 某門某戶的狹小視域。如此宏觀的理學視域、開放的理學心態、包容的理學胸襟，實是陽明學能夠於(yu) 南大吉身後在關(guan) 中地域進一步發展的重要保障。

二、南大吉一生中與(yu) 陽明學相關(guan) 的兩(liang) 個(ge) 轉變

南大吉在任紹興(xing) 知府時拜師王陽明，時值其中年成熟、仕途繁盛，黜官後歸鄉(xiang) 渭南。南氏師從(cong) 王陽明，遵從(cong) 師命傳(chuan) 播“致良知”於(yu) 關(guan) 中，此為(wei) 關(guan) 中有陽明學之始。南氏一生因仕途而輾轉在關(guan) 中與(yu) 紹興(xing) 之間，卻因其政治閱曆而促成其思想內(nei) 容和學術旨歸呼應了明代中期儒學新思潮的興(xing) 盛，同時也為(wei) 關(guan) 中的學術直接輸入了時代最前沿的思想內(nei) 容，並產(chan) 生了重要的學術曆史影響。那麽(me) ，南大吉在關(guan) 中的“致良知”講學對於(yu) 明代陽明學學派發展有著怎樣的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從(cong) 明代學術思潮發展的整體(ti) 性視角和陽明學傳(chuan) 播的地域性視角來看，南大吉無疑是陽明心學興(xing) 盛和擴展的重要人物之一，除了在陽明學興(xing) 盛時期的紹興(xing) 有重要貢獻，更重要的是在關(guan) 中對陽明學學派發展的努力。

依據南大吉學思曆程和所處地域的變化，其學術可分為(wei) 三個(ge) 階段：第一階段（1487—1522），承習(xi) 程朱理學；第二階段（1523—1526），拜師王陽明且任職紹興(xing) ；第三階段（1527—1541），講學“致良知”及陽明學的關(guan) 中地域化實踐。嘉靖二年六月，南大吉“就學於(yu) 座主陽明王先生之門”，因問政而拜於(yu) 王陽明門下。8南氏在任期間，為(wei) 陽明學的初步興(xing) 盛作出很多貢獻，如嘉靖三年重起稽山書(shu) 院，令弟南逢吉刊刻《傳(chuan) 習(xi) 錄》，並撰有《刻傳(chuan) 習(xi) 錄序》9；嘉靖四年修萬(wan) 鬆書(shu) 院，等等。嘉靖五年，因執政者厭惡排擠陽明學而導致南氏罷官，之後回歸故鄉(xiang) 渭南。南大吉從(cong) 紹興(xing) 到渭南，因環境與(yu) 處境的改變，其內(nei) 心夾雜著焦慮、困惑與(yu) 尋求。其詩《示弟子及諸門人十五首》便是明證：

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從(cong) 班與(yu) 楊。

中歲遇達人，授我大道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

前訪周公跡，後竊橫渠芳。顧言偕數子，教學此相將。10

詩中寫(xie) 出了南大吉平生三個(ge) 階段之間的兩(liang) 次轉變。

第一、二階段的轉變主要是思想上從(cong) 程朱理學轉向了陽明心學。轉變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所處地域與(yu) 思潮環境的改變。他從(cong) 理學氛圍至濃的家鄉(xiang) 關(guan) 中，輾轉至心學思潮興(xing) 起的陽明家鄉(xiang) 紹興(xing) 。南大吉給好友的信《寄馬西玄仲房書(shu) 》中提到“南北風氣不同，人情土俗亦各有宜”11，周圍環境的巨大變化對個(ge) 人思想和生活有著很大的影響，南大吉基於(yu) 個(ge) 人立場，對曆史處境與(yu) 思潮氛圍予以了明確的回應：對陽明的“致良知”思想，從(cong) 最初的“猶未能信”到“深悟，痛悔執贄請益”。12當然，他的這種回應並不是沒有依據的隨意轉變，這也就涉及到了第二個(ge) 因素。二是南大吉身份認同的主要方麵是仕者優(you) 先，且因政而學變。此時的身份雖然是學者與(yu) 仕者兼有，實際上，仕者的身份更加突出，因為(wei) 此時的“學”在一定程度上是配合“仕”的。他將學術思想與(yu) 仕途事功緊密相連，這正是他在紹興(xing) 任職期間的重要政治作為(wei) 和主要學術方向。從(cong) 身份上看，南大吉任紹興(xing) 知府在先，拜師王陽明、篤信“致良知”在後；從(cong) 思想與(yu) 身份的關(guan) 係來看，南大吉先有臨(lin) 政之惑，後求教於(yu) 陽明，才有了對“致良知”的新悟與(yu) 篤信。南大吉就問政求教於(yu) 陽明，其問題都是出於(yu) “仕者”身份在政治治理上的困惑而發的。《明儒學案》記載，南大吉發問自己臨(lin) 政之過於(yu) 陽明：“大吉臨(lin) 政過多，先生何無一言？”進而體(ti) 悟“身過可免，心過奈何”的“入聖之機”；南大吉是在問政陽明時，自得“良知”之悟：“良知自知之”。13此外，南大吉其他求教於(yu) 陽明也是發於(yu) “政問”。南大吉因“政問”而“學變”，這無疑體(ti) 現了他的學術思想與(yu) 政治治理之間的關(guan) 係。在這一轉變中，南大吉的“學”與(yu) “政”思想及其關(guan) 係，因為(wei) 身份上的重點偏差及其作為(wei) 而引發思想和行為(wei) 上的轉變。一二階段的轉變在身份上變化不大，是仕者身份優(you) 先兼有學者身份，並且仕途也是處於(yu) 較平穩上升的狀態。相比於(yu) 提升的、順意的一、二階段的轉變，二、三階段的轉變則是茫然的、徘徊的探尋。

第二、三階段轉變的鮮明表現是身份的轉變，由仕者身份兼有學者身份轉變為(wei) 完全的學者身份，轉變後的經曆顯現了他個(ge) 人的生命體(ti) 驗與(yu) 學術探尋，更有著他對曆史思潮及其地域環境改變之後的重要回應。個(ge) 人生命體(ti) 驗方麵，就身份言，他在紹興(xing) 為(wei) 官，在渭南為(wei) 民；就情緒言，有黜官的憂鬱，有喪(sang) 女之後的沉痛，還有著遠離師友及心學思潮重地的茫然。14曆史思潮回應方麵，在紹興(xing) ，他處於(yu) 陽明心學的地域中心，沉浸在陽明心學的濃鬱思潮氛圍中；在渭南，卻已然遠離了其師其學，並且處於(yu) 駁斥，甚至排斥陽明心學的理學環境之中。如當時關(guan) 中學者呂柟、馬理、楊爵都對陽明心學抱有駁斥或拒斥的態度。這個(ge) 過程中，自師從(cong) 陽明到尋求橫渠芳跡，15“墜緒何茫茫”反映了他的疑惑與(yu) 探尋。這正是南大吉對於(yu) 遠離陽明心學重地和重新身處關(guan) 中的彷徨與(yu) 困惑，也反映了南大吉作為(wei) 學者個(ge) 體(ti) 對曆史情境和思潮變化的真實體(ti) 驗。就個(ge) 人思想而言，這正是一種內(nei) 在緊張與(yu) 激蕩的張力顯現。

三個(ge) 時期總體(ti) 看來，南大吉思想上的重要轉變處於(yu) 一、二階段之間，從(cong) 關(guan) 中的傳(chuan) 統理學走向了陽明的“致良知”心學；南大吉身份上的主要轉變是二、三階段之間，即從(cong) 學者與(yu) 仕者身份的兼有轉向了學者。盡管思想有了重要轉變，身份上並沒有鮮明的變化；而身份有了突出的變化，思想的探尋似乎並沒有表現得很明顯，他仍舊篤信“致良知”並傳(chuan) 播之。但是這種身份上的轉換與(yu) 其學術思想之間的關(guan) 係更值得深究，因為(wei) ，身份的完全轉變並不意味著思想上的轉變；而思想上對待學與(yu) 政之間的關(guan) 係，並沒有因為(wei) 仕者身份的疏離而遠離政治。兩(liang) 個(ge) 轉變總的說是南大吉從(cong) 師事陽明於(yu) 紹興(xing) 轉為(wei) 傳(chuan) 播陽明學於(yu) 關(guan) 中，既是學術形式的重大轉變，又是學術目的的轉變，南氏這些學術思想及其處境的變化成為(wei) 陽明學發展關(guan) 中的關(guan) 鍵。

三、南大吉講學：陽明學在關(guan) 中的發端

南大吉講學“致良知”對16世紀20年代中期關(guan) 中地域的學術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yi) 和影響：“渭南南氏兄弟的講學方始開創了陽明學在關(guan) 中地區的新局麵。南大吉、南逢吉師承陽明於(yu) ‘致良知’精意已出之後，於(yu) 陽明良知學信從(cong) 尤篤，而宣講亦尤力，遂於(yu) 明代關(guan) 中講學中形成一獨特風景”“嘉靖初年，南大吉兄弟在渭南縣的講學活動，無疑給信守程朱之學的關(guan) 中地區帶來了一種新鮮的空氣”。16根據陳時龍對關(guan) 中講學的考察和分析，可以說南大吉在關(guan) 中的學術貢獻最重要的是講學“致良知”，不僅(jin) 傳(chuan) 播了陽明學的思想，也成為(wei) 陽明學在關(guan) 中地域的發端，開創出關(guan) 中學術與(yu) 講學的“新局麵”和“新空氣”，給予關(guan) 中學術前所未有的獨特性。南大吉以王陽明弟子身份在關(guan) 中地域傳(chuan) 播陽明學，且試圖與(yu) 關(guan) 中學術傳(chuan) 統相結合，其“致良知”講學可謂陽明學關(guan) 中地域性的發端。

（一）南氏何以成功傳(chuan) 播陽明學

非常值得關(guan) 注的問題是，身處政治上排斥陽明學且關(guan) 中學者同樣持疑陽明學的氛圍和環境下，南大吉何以傳(chuan) 播王學於(yu) 關(guan) 中，難道僅(jin) 僅(jin) 因為(wei) 其師王陽明的寄望？南氏之前，關(guan) 中區域已經有學者接觸並遵信王陽明之學，但並沒有宣傳(chuan) 之，如16世紀的李伸和嘉靖初年的唐龍。而比南大吉稍長的關(guan) 中學者呂柟，就對王陽明的“致良知”說持駁斥態度。盡管呂柟並不反對陽明學術，但呂柟在關(guan) 中地區的學術影響力較大，他的這種駁斥態度也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當時相當多關(guan) 中學者對待陽明學的心態。南大吉能夠成功傳(chuan) 播王陽明“致良知”之學的主要因素可以歸為(wei) 以下幾點。第一，關(guan) 學的學術氛圍影響或鋪墊的可能性。明代中期，關(guan) 學學者中已有排斥陽明學的鮮明態度，比較典型的有呂柟、馬理和楊爵。“無論是呂柟相對委婉的態度還是馬理決(jue) 絕的態度，他們(men) 對於(yu) 陽明之學的排斥是一致的。這種態度，在當時的關(guan) 中地區及其友人之間，是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的。”17這些學者排斥陽明學並非盲目的，他們(men) 都與(yu) 陽明學的學者有交流和來往，對陽明心學也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仍舊堅持其排斥態度。關(guan) 中學者駁斥的背麵實際是對陽明心學傳(chuan) 播可能性的一種鋪墊或反向彰顯，為(wei) 南氏兄弟的宣講和傳(chuan) 播起到了一定的助力作用。第二，南大吉的身份對傳(chuan) 播陽明學有著更高的被接受性和認同感。南大吉兄弟都直接拜師陽明，直接受教於(yu) 陽明，這種師生關(guan) 係是其傳(chuan) 播“致良知”之學順利的最有力助力，更容易被信任和接受。他在陽明家鄉(xiang) 的仕途經曆也使得其宣講傳(chuan) 播陽明學擁有較高的身份接受度，更易被認同。另南大吉本身是關(guan) 中人，其家族在當地也具有一定聲望，這種籍貫所屬的地域認同性是他能夠順利傳(chuan) 播陰陽學不可忽視的素因。第三，南大吉采取了符合關(guan) 中傳(chuan) 統的傳(chuan) 播方式。南大吉采取的是民間性的、學者式的書(shu) 院講學方式，他的講學又結合科舉(ju) 內(nei) 容的教授及其人才的培養(yang) ，具備了吸引生源的功能，這樣的方式較不易被一向重視科舉(ju) 的關(guan) 中人士拒絕或排斥。同時，他並沒有將宣講對象定義(yi) 為(wei) 普通大眾(zhong) ，而是將其傳(chuan) 播對象重點預設為(wei) 具有一定知識背景和誌向士人，這也有利於(yu) 在已經有排斥氛圍鋪墊的，或多或少對陽明學有所耳聞的士人中傳(chuan) 播陽明學。

（二）南氏的學術特色和精神

南氏的學術特色主要體(ti) 現為(wei) 三點：第一，篤信“致良知”為(wei) 學術標誌。南氏拜師陽明後，始終篤信“致良知”；回歸關(guan) 中後，將“致良知”作為(wei) 講學的旗幟。第二，政學合一為(wei) 行道原則。南氏將政治與(yu) 學術緊密結合，治學經曆隨著仕途變化表現出不同的轉變。仕途順利期主動自覺地趨向學術，以學術作為(wei) 政治事功重點；黜官講學也未與(yu) 政治相剝離，以科舉(ju) 人才培養(yang) 為(wei) 政治表現方式。第三，以求道和“道化”為(wei) 學術追求與(yu) 境界。南氏突破理學門戶的藩籬之後，沒有止步於(yu) “致良知”，更趨向於(yu) 追求誌向“聖賢之學”的“道”。一麵跨越門戶藩籬，與(yu) 關(guan) 中學者互相交流；一麵結合科舉(ju) 培養(yang) 與(yu) 學術講學，將“致治之道”與(yu) “教學之道”融合一體(ti) ，尋求“道化”之境。

南氏的學術精神較少通過著作文獻和思想內(nei) 容顯現，更多是通過政治仕途和學術講學的實踐呈現而來。最突出的是強烈的實踐精神。紹興(xing) 仕途恰值其學術的新悟和突破時，他多次請教陽明政事，遵從(cong) 陽明政德、政和、親(qin) 民的政治思想，18同時為(wei) 王陽明的講學及發展給予了大量的經濟和政策支持。19歸鄉(xiang) 關(guan) 中後，實踐師訓傳(chuan) 播“致良知”，講學於(yu) 啟善寺、湭西書(shu) 院，培養(yang) 科舉(ju) 人才，為(wei) 當地科舉(ju) 士人的發展積蓄力量、做出貢獻。其次是批判精神：一是對古今之政的批判，批判實時政治，提倡三代之王道，亦有對古今學術的對比和批判；二是對門戶之見的批判，在眾(zhong) 人疑惑且非議陽明之學時仍“篤信而誠服之”。南大吉在關(guan) 中排斥陽明之學的氛圍中勇於(yu) 突破門戶之見，與(yu) 關(guan) 中學者加強交流來往。個(ge) 人處境與(yu) 學術思潮、學者氛圍與(yu) 地域影響、陽明心學的思潮衝(chong) 擊與(yu) 關(guan) 中傳(chuan) 統學術堅守二者潛在力量之間的緊張與(yu) 激蕩，彰顯了南大吉對批判性與(yu) 開放性兼取的態度和精神。

（三）關(guan) 中地域的陽明學發端

南大吉在關(guan) 中成功宣講傳(chuan) 播“致良知”是陽明學在關(guan) 中的發端，其學術特色和精神彰顯了陽明學在關(guan) 中的地域性特點。首當其衝(chong) 的是篤信“致良知”構成了陽明學關(guan) 中地域化學術史的一個(ge) 重要內(nei) 容。南大吉之後的關(guan) 中學術中，但凡相關(guan) 陽明學的學者都篤信“致良知”說，如馮(feng) 從(cong) 吾、張舜典、李二曲等。雖說這些學者都與(yu) 陽明後學學者有交往，他們(men) 篤信“致良知”也並非直接承接自南大吉，但南大吉篤信並宣講“致良知”無疑是陽明學在關(guan) 中地域的首次亮相，其形成的影響力和衝(chong) 擊力當是關(guan) 中學術前所未有的，而關(guan) 中學者篤信“致良知”說也是在南氏之後才有。次之特點是將陽明學與(yu) 科舉(ju) 士人的教育相結合。南氏在講學傳(chuan) 播陽明學時考慮到關(guan) 中學人所需的實際狀況，將科舉(ju) 教育與(yu) “致良知”講學匯集一堂，這也是南氏身後關(guan) 中學者們(men) 講學的現象，最重要的是符合了關(guan) 中地域的社會(hui) 狀況與(yu) 士人心態。第三個(ge) 特點是將陽明的“致良知”學與(yu) 關(guan) 中學術傳(chuan) 統相結合。王陽明在給南大吉的臨(lin) 別書(shu) 信中，就寄希望於(yu) 南氏傳(chuan) 播其學說的同時能夠與(yu) 關(guan) 學相結合，並能夠對關(guan) 中地域當時的學術風氣有所改變：“關(guan) 中自有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yu) 四方無異矣。自此關(guan) 中之士有所振發興(xing) 起，進其文藝於(yu) 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為(wei) 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坤始也。”20南氏在關(guan) 中講學“致良知”的同時也與(yu) 關(guan) 中學者相互交流，與(yu) 馬理之間的交往最為(wei) 密切，其父親(qin) 去世的墓誌銘是呂柟所作，關(guan) 中學者康海也為(wei) 其父撰寫(xie) 墓碑。正因如此，南氏講學“致良知”並沒有遭到關(guan) 中學者的排擠和對抗，“涇野為(wei) 薛文清門人，學朱子之學；渭南二南則陽明受業(ye) 弟子，各不相是，而未始不交重也”。21

四、哲學史視角：陽明學在關(guan) 中的學派地域化

（一）南大吉學術的主觀突破

道學理論上，南氏的學術轉變是因為(wei) “中年遇達人，授我大道方”的從(cong) 程朱理學轉向陽明心學的承學之變，但如果將南氏個(ge) 人的學術之路做一宏觀審視，他對陽明“致良知”的篤信隻是學術觀念的轉變，而他在關(guan) 中講學“致良知”並非隻是傳(chuan) 播師道如此簡單，其中更有“前訪周公跡，後竊橫渠芳。顧言偕數子，教學此相將”的自我反思、學術追求、道學理想。南氏在關(guan) 中講“致良知”學，既是遵從(cong) 師命傳(chuan) 播思想，又是自我價(jia) 值的體(ti) 現；既是對儒學道統的自我追尋，又是關(guan) 中地域認同的實踐之舉(ju) ；既是試圖通過新思想和新內(nei) 容對關(guan) 中橫渠之學的接續，又是為(wei) 關(guan) 中學術創造新契機、開端新局麵。這樣的“致良知”講學實是在關(guan) 中地區將陽明學與(yu) 關(guan) 中傳(chuan) 統曆史的橫渠學相融。

南氏在明代中晚期關(guan) 中學術史上構成創新性影響的學術實踐，對南氏自身來說是哲學層麵的尋找自我與(yu) 超越性突破，主要表現有三。一是學術知識的突破。即理學突破，即從(cong) 傳(chuan) 統體(ti) 製理學到陽明心學。尤其是南氏回歸關(guan) 中之後，逐漸將“致良知”之說融入到關(guan) 中地域的學術傳(chuan) 統之中。二是門戶成見的突破。一方麵是能篤信陽明學，即門戶之見的突破，他在《寄馬西玄仲房書(shu) 》中自言，在眾(zhong) 人疑惑並非議陽明心學的環境中，他突破官方體(ti) 製理學，勇於(yu) 篤信支持陽明學；另一方麵是潛伏暗含的關(guan) 學之突破，敢於(yu) 在非常不利的地域環境和思想氛圍中，帶入新鮮的思想內(nei) 容與(yu) 思潮衝(chong) 擊，使得陽明學能夠被關(guan) 中學者接受，直至在渭南地區產(chan) 生一定的影響。三是自我超越性突破。跨越知識見聞，在自己的認知和自覺主動性上的突破，是一種境界的超越。這種境界上的追求，並沒有特別明顯的支撐和表現，而是體(ti) 現為(wei) 他歸鄉(xiang) 之後的迷茫和追尋。正是這種追尋讓他跨越了學派，能夠在時代思潮的整體(ti) 性和曆史性上磨合陽明學與(yu) 程朱學，以陽明的“致良知”為(wei) 思想內(nei) 容之利器，突破關(guan) 學的保守和荒疏。從(cong) 哲學意義(yi) 上看，南大吉的自我超越性突破顯然跨越了前二者，也是他成為(wei) 關(guan) 中學者的最重要體(ti) 現。

（二）南氏家學與(yu) 陽明學的關(guan) 中地域化

昔王文成共講學東(dong) 南，從(cong) 遊者幾半天下，而吾關(guan) 中則有南元善、元貞二先生雲(yun) 。故文成共之言曰：“關(guan) 中自橫渠後，振發興(xing) 起必自元善昆季始。”二先生錄公語幾數萬(wan) 言，藏之家塾。元貞先生孫子興(xing) 太史，仿蘇季明校正蒙例，離為(wei) 四篇，曰立誌、格物、從(cong) 政、教人。總題曰《越中述傳(chuan) 》，而囑餘(yu) 為(wei) 序。餘(yu) 惟文成公之學，一致良知盡之矣，今離而為(wei) 四，何也？曰：此正所以致良知也。22

其中，“立誌、格物、從(cong) 政、教人”是對南氏兄弟的學術和實踐的撰述；體(ti) 例上仿照蘇昞（季明）編次《正蒙》是在南氏兄弟身後對陽明學發展的新嚐試，盡管這種嚐試並沒有得到更廣泛的擴展，但無疑是陽明學的“致良知”學在關(guan) 中傳(chuan) 播幾十年之後，已經出現了將之與(yu) 關(guan) 中傳(chuan) 統的張載之學相融合的現象，這種現象可能不是一種普遍現象，但作為(wei) 王門弟子和南氏家學予以呈現確實可以說明一些問題。譬如即便是曾拜師陽明、篤信“致良知”學的南氏家族，同樣對關(guan) 中的傳(chuan) 統學術有著莫大的崇敬和信心，同時也因為(wei) 身處關(guan) 中地域的環境、氛圍、心理等因素所使然，關(guan) 中的學術與(yu) 地域性不可避免影響著陽明學的發展。南大吉侄孫的述傳(chuan) ，無論是在內(nei) 容的解析分“致良知”為(wei) 四，還是在體(ti) 例上模仿《正蒙》，都與(yu) 東(dong) 南地域的陽明學有著非常明顯地區別，是關(guan) 中地域所獨有的，可以說是陽明學的學派關(guan) 中地域化的典型表現。

《越中述傳(chuan) 序》顯示了陽明學在關(guan) 中地域的兩(liang) 個(ge) 發展層麵：一方麵馮(feng) 從(cong) 吾與(yu) 南大吉後人之間的學術交往，同樣都篤信“致良知”，都有強烈的關(guan) 中地域意識，並期望將陽明學與(yu) 關(guan) 中傳(chuan) 統學術相結合；23另一方麵馮(feng) 從(cong) 吾以“致良知”一語便可道盡陽明學，這與(yu) 南大吉講學關(guan) 中以“致良知”為(wei) 旗幟不謀而合，而馮(feng) 從(cong) 吾以“立誌、格物、從(cong) 政、教人”為(wei) 南大吉“致良知”工夫，是對南氏學術實踐的肯定。

（三）關(guan) 中地域化的陽明學

《關(guan) 學編》裏南大吉的輯錄有：“王公（陽明）報書(shu) 為(wei) 論良知，旨甚悉，謂關(guan) 中自橫渠之後，今實自南元善始。”24這種描述確實來自王陽明給南大吉的書(shu) 信，也透露出馮(feng) 氏的個(ge) 人主觀色彩與(yu) 意圖，即將陽明學“致良知”思想納入關(guan) 中地域學術之中，接續關(guan) 中傳(chuan) 統學術與(yu) 橫渠精神。

清末關(guan) 中學者柏景偉(wei) 的《柏景偉(wei) 小識》25是對馮(feng) 從(cong) 吾《關(guan) 學編》建構意識的進一步具體(ti) 闡釋，其中關(guan) 於(yu) 南大吉學術的影響，已經從(cong) 馮(feng) 從(cong) 吾時的“致良知傳(chuan) 播”變化為(wei) ：“陽明崛起東(dong) 南，渭南南元善傳(chuan) 其說以歸，是為(wei) 關(guan) 中有王學之始。”26這裏的“關(guan) 中有王學之始”實是將“王學”直接接引至關(guan) 中地域，並且“有王學之始”意味著陽明學自南大吉之後在關(guan) 中有進一步發展和深入。與(yu) 此同時，意味著將陽明學等同於(yu) 程朱理學一樣的學術形態和思想資源，都是構成關(guan) 中學術的一個(ge) 麵向和思想脈絡發展納入關(guan) 中的理學體(ti) 係之中。問題的關(guan) 鍵是，如此接引是直接將陽明學僵硬地搬運至關(guan) 中呢？還是對陽明學的吸納融會(hui) ，使之成為(wei) 關(guan) 中地域化的王學？這二者的區別顯然是對陽明學在關(guan) 中還是陽明學關(guan) 中地域化的區分。

王陽明的寄語：“關(guan) 中自橫渠之後，今實自南元善始”，27隱含了南氏關(guan) 中講學可以有兩(liang) 種發展方向或模式：一種是陽明學在關(guan) 中地域單純地傳(chuan) 播與(yu) 擴展，這種狀況下隻是陽明學的一種地理範圍的延伸，雖然擴展了陽明學講學的地域範圍，但缺少了學術活力和生命力，這應是王陽明本人所不願見到的；另一種是陽明學在關(guan) 中的地域化的學術發展，也就是將陽明學作為(wei) 關(guan) 中繼北宋橫渠學術之後的新發展和新成長，借此挽救關(guan) 中“自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yu) 四方無異矣”28的學術頹態，同時將陽明的“致良知”學說融入關(guan) 中學術傳(chuan) 統，能夠實現“自此關(guan) 中之士有所振發興(xing) 起，進其文藝於(yu) 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為(wei) 聖賢之學”29，如此願望乃是在道學大視域下的不同學術思潮的跨地域性的學術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已然蘊含向關(guan) 中地域化發展方向趨近的意思。

五、結語

總而言之，南大吉以王陽明弟子身份的“致良知”講學為(wei) 關(guan) 中學術直接輸入了最前沿的儒學思想，開創了關(guan) 學發展的新局麵，是陽明學在關(guan) 中的發端，為(wei) 陽明學在關(guan) 中的地域化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正是在陽明學的影響下，南大吉的學思之路才發生了兩(liang) 次重大轉變，其學術實踐也著眼於(yu) 將陽明學與(yu) 關(guan) 中地域性相結合：一麵以實現陽明的師訓和寄望為(wei) 宗旨；一麵以接續傳(chuan) 統關(guan) 學的張載思想為(wei) 目標，進而張揚出其學術性認同與(yu) 地域性認同之間的交互關(guan) 係。

值得一提的是，關(guan) 中的陽明學絕非是對陽明學的生搬硬套，它有著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其發展過程中學術性認同與(yu) 地域性認同之間的激蕩互動，最終成就了關(guan) 中地域化的陽明學。它首先表現為(wei) 南大吉家學源流對陽明學的傳(chuan) 承以及與(yu) 張載學術思想的相互融合。此後則在馮(feng) 從(cong) 吾的《關(guan) 學編》及其續補編中勾勒出陽明學在關(guan) 中的發展脈絡，即從(cong) 傳(chuan) 播陽明學到“關(guan) 中始有王學”，這為(wei) 思想史發展的曆史性作了一個(ge) 間接的陳述與(yu) 記載，同時也是從(cong) 學派意識層麵對哲學史進行的闡釋與(yu) 建構。最終在李二曲思想中走到了對陽明心學和朱子理學兩(liang) 種思潮的係統性整合的新關(guan) 學架構之中。可見，陽明學的關(guan) 中地域化，即就是明清關(guan) 學發展的一個(ge) 重要麵相，亦是陽明學轉化與(yu) 關(guan) 中學術轉型之間雙向互動的結果。

注釋：
 
1錢明：《學派·分布·傳承：中國地與陽明學緒論》，《貴陽學院學報》2018年第2期。
 
2黃宗羲：《明儒學案發凡》，《明儒學案》，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5頁。
 
3馮從吾：《關學編》卷四，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52頁。
 
4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曆史、思想與實踐》，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導言》第5頁。呂妙芬認為《明儒學案》“以地域和師承對陽明學派所做的分類是有根據、有效力的一種方式，隻不過這種分類被運用於處理時段較短、欲更仔細探討陽明學派的建構與發展以及學者的互動時，便顯得僵硬而不足”。
 
5林樂昌：《論“關學”概念的結構特征與方法意義》，《中國哲學史》2013年第1期。
 
6對“關中理學之道脈傳統”，呂妙芬提出這一說法，認為《關學編》構建了關學的道脈傳統係譜，見《明清之際的關學與張載思想的複興：地域與跨地域因素的省思》，《中國哲學與文化》（第七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頁。
 
7呂妙芬：《明清之際的關學與張載思想的複興：地域與跨地域因素的省思》，《中國哲學與文化》第七輯《明清儒學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頁。
 
8南大吉：《南大吉集》，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頁。
 
9南大吉：《南大吉集》，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頁。
 
10南大吉：《示弟子及諸門人十五首》，《南大吉集》，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頁。
 
11南大吉：《寄馬西玄仲房書》，《南大吉集》，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頁。
 
12南大吉：《清乾隆紹興府誌卷四三·人物誌三》，《南大吉集》，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頁。
 
13黃宗羲：《北方王門學案》，《明儒學案》卷二十九，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653頁。
 
14南大吉：《瑞泉南先生紀年》，《南大吉集》，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頁。
 
15南大吉：《示弟子及諸門人十五首》，《南大吉集》，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頁。
 
16陳時龍：《明代關中地區的講學活動》（下），《政治大學曆史學報》2017年第28期。
 
17陳時龍：《明代關中地區的講學活動》（上），《政治大學曆史學報》2017年第27期。
 
18王陽明：《親民堂記》，《王陽明全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252頁。
 
19王陽明：《稽山書院尊經閣記》《萬鬆書院記》，《王陽明全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256頁。
 
20王陽明：《答南元善》，《王陽明全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頁。
 
21李元春：《李元春集》，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58頁。
 
22馮從吾：《越中述傳序》，《馮少墟集》卷十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51頁。
 
23馮從吾的關學意識和地域意識，參見呂妙芬，《明清之際的關學與張載思想的複興：地域與跨地域因素的省思》，《中國哲學與文化》（第七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5-58頁。
 
24馮從吾：《瑞泉南先生》，《關學編》卷四，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52頁。
 
25柏景偉：《柏景偉小識》，《關學編》附錄一，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69頁。
 
26柏景偉：《柏景偉小識》，《關學編》附錄一，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69頁。
 
27王陽明：《答南元善》，《王陽明全集》卷六文錄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頁。
 
28王陽明：《答南元善》，《王陽明全集》卷六文錄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頁。
 
29王陽明：《答南元善》，《王陽明全集》卷六文錄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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