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與(yu) 董仲舒思想
——《中庸》的思想特點與(yu) 成書(shu) 時代
作者:金春峰
來源:“董子與(yu) 儒學研究”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七月廿一日甲寅
耶穌2020年9月8日

董仲舒思想雖經大家努力硏究,有了很大的進展,但還是遠遠不夠。可以說它仍然不出地方和我們(men) 這個(ge) 學術圈子的範圍。像西安,應該也是大力宣傳(chuan) 研究的地方,但基本上無董子的地位(林樂(le) 昌先生很重視研究董子,是個(ge) 人的事)。全國更談不上了。
董子身上的汙名仍然很多,如思想專(zhuan) 製主義(yi) 、王權主義(yi) 、三綱殺人、造神運動等等。前輩的中哲史也多持負麵的看法。北大哲學係新近出版的類似教材《中國哲學十五講》,幹脆把董仲舒及漢代開除了。但不了解漢代,魏晉何能講清楚?宋代,像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及朱熹的注解,也隻好置之不理。沒有了天道觀的本原基礎,又不講朱熹的心性之悟,把朱熹變成古希臘的柏拉圖,《四書(shu) 集注》成為(wei) 柏拉圖思想的注釋,中國哲學名存實亡了。
硏究董仲舒及漢代思想,才能懂得漢代在中國思想文化中承前啟後的地位。這是一個(ge) 樞紐。不吃透它,繞過它,錯解它。談中國文化思想與(yu) 哲學,隻能是門外別談。
《漢書(shu) ·五行誌上》說:“董仲舒始推陰陽,為(wei) 儒者宗。”但莊子早已指出“易以道陰陽”,何待董子始推?蓋莊子所講“易之陰陽”乃對立統一之簡稱,陰陽代表統一體(ti) 中所有對立的雙方。董子所“始推”的陰陽,則是“天地之氣,合而為(wei) 一,分為(wei) 陰陽,判為(wei) 四時,列為(wei) 五行”的概述,指的是天道運行圖式。這概括了董仲舒思想的核心。對之作科學了解者是《黃帝內(nei) 經》;作神學了解是災異譴告;作哲學了解則是《漢易》,即“天道律曆易”,司馬遷所謂“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yu) 變。”圖式之原創力、第一推動力是“太極”。董仲舒以“天地生物之心”,“舉(ju) 凡一切,皆歸之以奉人”之哲學目的論解之。如解為(wei) 宇宙生成論或本體(ti) 論,就成為(wei) 一般西方哲學了。
關(guan) 於(yu) 《漢易》——孟喜京房《易學》為(wei) 何是以董上麵的話為(wei) 根據,我在《周易研究》的會(hui) 議與(yu) 有關(guan) 論文中作了論述,有興(xing) 趣的讀者可以參閱。今天要講的是《中庸》與(yu) 董仲舒這“始推”思想的關(guan) 係。這初看會(hui) 引起驚異,這兩(liang) 者豈有關(guan) 係?分析論證以後,就會(hui) 看到,惟有對此有明白確切的解答,《中庸》才能呈現其本來麵貌,而非主觀解讀的《中庸》。
一、《中庸》文本是漢人匯編的
《史記·孔子世家》說:“子思作《中庸》。”後人認為(wei) 現今的《中庸》就是子思所作。但這是對文本未經反思和分析的說法,不符合“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學術要求。在“四書(shu) ”中,《大學》《論語》《孟子》不存在文本是否可靠可信的問題,《中庸》則不同,宋代就開始有學者懷疑。事實上這書(shu) 不可能是子思寫(xie) 的,亦不可能是子思及其後學合編的。相反,它是漢人匯編而成的論集。
宋人王柏在《古中庸·跋》中說:“愚滯之見,常舉(ju) 其文勢時有斷續,語脈時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問也。一日偶見西漢《藝文誌》有曰:‘《中庸說》二篇。’顏師古注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而不言其亡也。惕然有感,然後知班固時尚見其初為(wei) 二也。合而亂(luan) ,其出於(yu) 小戴氏之手乎?”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引王氏之說,發揮說:“首段自‘天命之謂性’至‘天地位焉,萬(wan) 物育焉’,末段自‘在下位不獲乎上’至‘無聲無臭至矣’,多言人與(yu) 宇宙之關(guan) 係,似就孟子哲學中之神秘主義(yi) 之傾(qing) 向加以發揮。其文體(ti) 亦為(wei) 論著體(ti) 裁。中段自‘仲尼曰君子中庸’至‘道前定則不窮’,多言人事,似就孔子之學說加以發揮。其文體(ti) 亦大概為(wei) 記言體(ti) 裁。由此異點推測,則此中段似為(wei) 子思原來所作之《中庸》,即《漢書(shu) ·藝文誌》儒家中之《子思》二十三篇之類。首末二段,乃後來儒者所加,即《漢書(shu) ·藝文誌》‘凡禮十三家’中之《中庸說》二篇之類也。‘今天下車同軌’等言皆在後段,更可見矣。”馮(feng) 先生晚年認為(wei) :“《中庸》所反映的社會(hui) 情況,有些明顯地是秦朝統一以後的景象。《中庸》所論命、性、誠、明諸點,也都比孟軻所講的更為(wei) 詳細,似乎是孟軻思想的發揮。《漢書(shu) ·藝文誌》於(yu) 《諸子略》儒家著錄《子思》23篇;又於(yu) 《六藝略》禮類著錄《中庸說》2篇。可能《子思》中有《中庸》1篇,但《禮記》中的《中庸》顯然是禮類的《中庸說》。”郭沂對《中庸》成書(shu) 情況有詳細討論,大致采納馮(feng) 先生的說法;但認為(wei) “議論體(ti) 部分顯然出於(yu) 一人手筆,為(wei) 私人著作。”乃子思作,在《孟子》以前。但郭沂提供的證據,如“而”字的使用,恰恰議論體(ti) 部分多有,複合詞使用也如此,如“德性”“問學”“高明”等。本文認為(wei) ,今本《中庸》論述體(ti) 部分與(yu) 董仲舒思想關(guan) 係特別密切。惟有通過董子思想這把鎖匙,才能使這部分得到貼切的了解。
《中庸》明顯反映秦漢思想的章節,前人已指出,有:
第二十八章:“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zhuan)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反”,鄭玄釋為(wei) “複”,複古。西漢末年,王莽利用當時的複古思潮,篡奪政權,“災及其身”。鄭玄以此為(wei) 背景,認為(wei) “複古”是大錯。但西漢初年,“奉天法古”是董仲舒提出的神聖觀念。故“反”為(wei) “反對”之意。
“非天子不議禮,不製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shu) 同文,行同倫(lun)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le) 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le) 焉。”《管子•君臣上》說:“衡石一稱,鬥斛一量,丈尺一製,戈兵一度,書(shu) 同文,車同軌,此至正也。”也講“書(shu) 同文,車同軌”;但這是針對諸侯及卿大夫采邑林立,度量衡、兵器、文字、車製、道路不規範,要求統一而言。齊國田氏曾用大鬥出小鬥進的辦法篡奪了政權。卿大夫可以自定量器大小。《中庸》則謂“今天下……”,“生乎今之世”,不僅(jin) 是大一統口氣,且就事實已經如此而言。故《管子》可在先秦,《中庸》這些話則必在秦統一後。
“載華嶽而不重”。“嶽”是與(yu) 東(dong) 嶽、北嶽等並列而言,不能解為(wei) 山東(dong) 境內(nei) 之華山。
有德之天子才能議禮製文,則似針對“秦”的變古易常,擅自製禮作法而言,也反映出其漢初的時代背景。
馮(feng) 友蘭(lan) 先生說:“《中庸》與(yu) 《易傳(chuan) 》中底字句,亦有相同者。如乾<文言>雲(yun)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中庸》亦雲(yun) :‘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文言>雲(yun)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中庸》亦雲(yun)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文言>雲(yun) :‘夫大人者,與(yu) 天地合其德,與(yu) 日月合其明,與(yu) 四時合其序,與(yu) 鬼神合其吉凶。’《中庸》亦雲(yun) :仲尼‘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易傳(chuan) 》出於(yu) 戰國中晚期。上述文字思想明顯是《中庸》取自《易傳(chuan) 》。
第十二章:“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這本於(yu) 《易傳(chuan) ·說卦》“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君臣……而後禮義(yi) 有所措”。
如將《中庸》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定為(wei) 孟子以前之書(shu) ,是講不通的。
二、《中庸》論聖人、君子與(yu) 誠
《中庸》論聖人、君子與(yu) 誠的章節與(yu) 第一章論中和是論述部分的主要內(nei) 容。第一章留待下節論述。
“聖”字,商代甲骨文已有,在人形上加耳,有時加口,本義(yi) 近於(yu) 聰,指聽覺敏銳。精通某種學問或技藝並有極高成就的人。《書(shu) ·洪範》:“睿作聖。”傳(chuan) :“於(yu) 事無不通之謂聖。”這是古義(yi) 。孔子《論語》及孟子、荀子仍保持了這一古義(yi) 。“大宰問於(yu) 子貢曰:‘夫子聖者與(yu) !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論語·子罕》)“聖”是多能的意思。孔子說:“若聖與(yu) 仁,則吾豈敢?抑為(wei) 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雲(yun) 爾已矣。”(《論語·述而》)子貢評論說:“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孟子·公孫醜(chou) 章句上》)做到仁與(yu) 智就是聖人。孟子說:“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孟子·離婁上》)“聖”是修養(yang) (包括多能)的幾個(ge) 境界之一。又說:“人皆可以為(wei) 堯舜。”荀子說:“塗之人皆可以為(wei) 禹。”故聖人是人人可學而至的,隻是人中多能之出類拔萃者而已。但《中庸》論聖人,性質就大為(wei) 不同了,皆從(cong) 天道、天地立論,基本觀念是“聖人配天”。
第三十章:“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wan) 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wei) 大也。”“天時”指陰陽日月五星之會(hui) ,“律”為(wei) 動詞,即節律之,也即“節律時令”。“水土”乃五行水火金木土之簡稱。“襲”為(wei) 動詞,即順暢之。《漢書(shu) ·藝文誌》說:“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助人君順陰陽(陰陽四時五行),明教化,於(yu) 道為(wei) 最高。”即採《中庸》這種說法。鄭玄注說:“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孔穎達《正義(yi) 》說:“諸夏之事,謂諸侯征伐會(hui) 盟所在之地;山川之異,若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成公五年‘梁山崩’之屬是也。”(《禮記正義(yi) 》卷五十三)這以《孝經緯·鉤命訣》“孔子誌在《春秋》,行在《孝經》”作根據,亦是漢人的孔子觀。
聖人觀的這種巨大變化,是董仲舒《公羊春秋學》流行的結果。《左傳(chuan) ·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公羊春秋》以其為(wei) 孔子受命為(wei) 王之祥瑞。孔子未能即位,董稱之為(wei) “素王”,“王魯、親(qin) 周、故宋,應天命作新王。”(《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司馬遷《史記》即以孔子為(wei) 素王,列為(wei) 世家。這種觀念流行下,《中庸》上述“配天”的孔子與(yu) 聖人觀就自然誕生了。仲尼成了掌控“陰陽四時五行”的宗師。
第二十七章:“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wan) 物,峻極於(yu) 天。優(you) 優(you) 大哉,禮儀(yi) 三百,威儀(yi) 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wei) 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xing) ;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yu) ?”“洋洋乎,發育萬(wan) 物,峻極於(yu) 天。”這是對聖人之道的神化。“至德”指孔子一樣的聖人,非聖人無以體(ti) 現至道,無以成就“禮儀(yi) 三百,威儀(yi) 三千”之盛業(ye) 。故“君子”亦指聖人。《禮記·禮運》講小康,以禹、湯、文、武、周公等為(wei) “六君子”,君子即指聖人。這與(yu) 孔子以士人之楷模為(wei) “君子”,性質不同。
第二十九章:“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wei) 天下道,行而世為(wei) 天下法,言而世為(wei) 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早有譽於(yu) 天下者也。”“君子”亦指聖人,非《論語》所述之“君子”。對它的形容類似《係辭》“聖人與(yu) 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與(yu) 鬼神合其吉凶”。
第三十一章:“唯天下至聖,為(wei) 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lin) 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qin) 。故曰,‘配天’。”此種“配天”之“至聖”,非禹、湯、文、武等聖王莫屬,與(yu) 孔孟之聖人觀完全異趣。司馬遷稱孔子為(wei) “至聖”,於(yu) 聖前加一“至”字,即為(wei) 了區別於(yu) 先秦諸子所稱“聖人”。
和“聖”及“君子”的觀念相聯係,《中庸》論“誠”亦從(cong) 天道立論,神化之,而與(yu) 孟子、荀子從(cong) 人事論誠,完全異趣。
孟子說:“居下位而不獲於(yu) 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yu) 上有道,不信於(yu) 友,弗獲於(yu) 上矣。信於(yu) 友有道,事親(qin) 弗悅,弗信於(yu) 友矣。悅親(qin) 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yu) 親(qin) 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離婁章句上》)“誠”是事親(qin) 至誠的精神狀態,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wei) 開。”雖提到“誠者天之道”,但無隻字展開。其他孟子講“誠”字,都是形容詞、副詞,如誠有是事,誠有其人,誠然如此之類。“動”是感動、感化之意。《中庸》講“誠”就完全不同了。
第二十章:“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cong) 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將孟子講的“誠”解為(wei) 聖人與(yu) 天道,天生如此,與(yu) “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之“誠之者”的學人截然兩(liang) 分,類似“天使”與(yu) 凡人之分。歐陽修說:“孔子尚必須學,則《中庸》之所謂自誠而明,不待學而知者,誰可以當之乎?”“子思,聖人之後也,所傳(chuan) 宜得真,而其說異於(yu) 聖人。”(《歐陽修文集·問進士策》)這是很有見地的。第十三章說:“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與(yu) 這裏的聖人觀也是對立的。
第二十三章:“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wei) 能化。”所謂“化”即化育萬(wan) 物,與(yu) 天地參。“天下至誠”指聖人。《荀子·不苟》說:“君子養(yang) 心莫善於(yu) 誠,致誠則無它事矣。惟仁之為(wei) 守,惟義(yi) 之為(wei) 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yi) 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xing) ,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中庸》似對《荀子》這話的簡約。
第二十六章:“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wei) 而成。”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wei) 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係焉,萬(wan) 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wan) 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shou) 居之,寶藏興(xing) 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詩》雲(yun) ,‘維天之命,於(yu) 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wei) 天也。‘於(yu) 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wei) 文也。純亦不已。”從(cong) 天道運行之“精進不已”論“誠”。《禮記·哀公問》:“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dong) 西相從(cong) 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wei) 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兩(liang) 者思想一致。這是《漢易》天地四時運行之天道。《春秋繁露·觀德》說:“天地者,萬(wan) 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廣大無極,其德昭明,曆年眾(zhong) 多,永永無疆。”《春秋繁露·立元神》說:“天積眾(zhong) 精以自剛,聖人積眾(zhong) 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眾(zhong) 其賢。”董《天人三策》說:“在事強勉而已矣。強勉學習(xi) ,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shu) 》雲(yun) ‘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中庸》此章之精神與(yu) 此類似。從(cong) 文王之“純一不已”論“誠”,則突顯“聖人配天”思想。
第二十二章:“唯天下至誠為(wei) 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yu) 天地參矣。”“至誠”乃聖人境界,與(yu) 上章相呼應。“讚天地之化育”則與(yu) 第一章相呼應。
第三十二章:“唯天下至誠,為(wei) 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與(yu) 二十二章思想類似。
由於(yu) 上述思想基礎,故二十四章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xing) ,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ti) 。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直接講天人感應、災異禎祥,以此解“至誠如神”。這顯然是董仲舒之天人感應思想。
以上“天道”與(yu) “聖人”“君子”“誠”“明”合一的論述,可謂宗教式的天人合一觀,極大地發展了孔子之“天命”觀與(yu) 孟子“盡心知性知天”的神秘主義(yi) 思想。杜維明先生將其定性為(wei) 人文主義(yi) 的宗教觀,或宗教性的人文主義(yi) 思想,十分恰當。但這是由董仲舒公羊學的興(xing) 起,天的有神論思想的複活,為(wei) 其提供思想基礎的。
三、《中庸》第一章解
第一章:“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叟離也,可離非道也。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喜、怒、哀、樂(le)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wan) 物育焉。”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說:“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牛生而張,雁生而伸,其性也。人生而學,有使之也。”意思說,牛、雁等之不同,都是生而如此,這是性。人知道要學也是“性”。但還另有“使之者”。這“使之者”隻能是人為(wei) 了生存須戰勝各種困難與(yu) 不利因素,唯有學習(xi) 各種本領才行。這是近於(yu) 荀子的一種性論思想。學界以之為(wei) 子思學派思想是難於(yu) 成立的。《性自命出》又說:“喜怒哀樂(le) 之氣,性也。”“及其見於(yu) 外(為(wei) 喜怒哀樂(le) 之情),則物取之也。”《中庸》第一章實是承繼和發揮這一思想的。
“率性之謂道”,“率”統率、統領、領導之意。統領士兵者謂之將軍(jun) 。統領“性”的叫“道”。“道”從(cong) 何來?從(cong) “教”來。“修道之謂教”,“修”,修理、修整、修路之意。“道”由“教”修建而成。這是強調後天教學之重要的思想。《性自命出》說:“《詩》《書(shu) 》《禮》《樂(le) 》,其始皆生於(yu) 人。《詩》有為(wei) 為(wei) 之也。《書(shu) 》有為(wei) 言之也。《禮》《樂(le) 》有為(wei) 舉(ju) 之也。聖人比其類而附會(hui) 之,觀其先後而逆順之,體(ti) 其義(yi) 而節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後複以教。教所以生德於(yu) 中者也。”聖人以《詩》《書(shu) 》《禮》《樂(le) 》教人,以內(nei) 化為(wei) 人之“德”,德發於(yu) 外則為(wei) 應行之“道”。這顯然是荀子一類思想。《荀子》第一篇就講《勸學》,謂:“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荀子所講“學”和《性自命出》類似,就是學《詩》《書(shu) 》《禮》《樂(le) 》。孟子則強調“良知良能人皆有之”,人隻須自己擴充自已的善性或“四端”,就可成聖成賢,故絕不強調教與(yu) 學。強調教與(yu) 學,必肯定有一“天生”的教育者,這與(yu) 其“人皆可以為(wei) 堯舜”是相矛盾的。
馮(feng) 友蘭(lan) 先生依據孟子心性論解釋本章,謂“性是善的”,“率性”是循性順性。但又說把“道”修立起來需靠“教”。這就自相矛盾了。為(wei) 自圓其說,馮(feng) 先生把“教”的對象沒定為(wei) 愚夫愚婦。這與(yu) 孟子的精神也是違背的。
董仲舒講“生之自然之質謂之性”,性有善質而未能善,需要教。聖人就是教民成性的人。這綜合了孟子與(yu) 荀子的人性論思想,教之具即“六藝”。這和《中庸》論“性”“道”與(yu) “教”,是符合的。
“喜怒哀樂(le) 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為(wei) 何單單提“喜怒哀樂(le) ”四字?這並非信手拈來。孟子講“四端”,不講“喜怒哀樂(le) ”之情。故隻有上溯至楚簡才合乎情理。但《楚簡·性自命出》係摘抄式的語類,完全未提出“中”與(yu) “和”及“致中和”能使“天地位萬(wan) 物育”這種思想。孟子、荀子也未有這種思想。這也隻有從(cong) 董仲舒天人相副相感思想,才能得到貼切的解釋。
《春秋繁露·天辨在人》說:“喜怒之禍,哀樂(le) 之義(yi) ,不獨在人,亦在於(yu) 天……天乃有喜怒哀樂(le) 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氣者,合類之謂也。”《春秋繁露·如天之為(wei) 》說:“陰陽之氣在天,亦在人。在人者為(wei) 好惡喜怒,在天者為(wei) 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不止,未嚐有所稽留滯鬱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夫喜怒哀樂(le) 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為(wei) 人性命者。”《春秋繁露·為(wei) 人者天》說:“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號也。”既解釋了“天命之謂性”,又解釋了“喜怒哀樂(le) 之謂性”及未發---“止”與(yu) 已發——“動”的含義(yi) 。
關(guan) 於(yu) “中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說:“天有兩(liang) 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北方之中用合陰,而物始動於(yu) 下;南方之中用合陽,而養(yang) 始美於(yu) 上。其動於(yu) 下者,不得東(dong) 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養(yang) 於(yu) 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然則天地之美惡在?兩(liang) 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為(wei) 也。”“中”指冬至夏至,“和”指“春分”“秋分”。陰陰在冬至夏至未發未動,謂之“中”。運行至春分秋分,達到平衡和合,豐(feng) 養(yang) 萬(wan) 物,稱為(wei) “和”。“是故成於(yu) 和,生必和也;始於(yu) 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所終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於(yu) 和,而道莫正於(yu) 中。中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雲(yun) :‘不剛不柔,布政優(you) 優(you) 。’此非中和之謂與(yu) !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yang) 其身者,其壽極命。”《中庸》所謂“中為(wei) 大本,和為(wei) 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wan) 物育焉”,與(yu) 此完全契合。“理天下者”指天子或聖人。“致”乃“推致”,即君主政令和飲食起居都按時令(即兩(liang) 分兩(liang) 至、二十四節氣等)之要求行事,從(cong) 而使“元氣”和順,陰陽四時不失其秩,萬(wan) 物得以順利生長収藏,生生不息。這也就是“讚天地之化育”。《中庸》講“君子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君子”即第三節與(yu) 這裏講的聖人、聖王。此種戒慎恐懼具有明顯的宗教神學背景。
《循天之道》又說:“中者,天地之太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卻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天地之製也。兼和與(yu) 不和,中與(yu) 不中,而時用之盡以為(wei) 功。是故時無不時(當為(wei) “中”)者,天地之道也。順天之道,節者、天之製也。”“太極”在天文時曆學上,漢人解為(wei) 北鬥、北辰。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皆環繞北辰運行,周而複始,故為(wei) “中”。“中”與(yu) “和”之“節”乃“天之製”。陰陽(喜怒哀樂(le) 之氣)順此“節”而為(wei) ,則天地位,萬(wan) 物育。董仲舒以“天地生物之心”解“太極”,故說是“大美”(大本)“達理”(達道)。
從(cong) 養(yang) 生與(yu) 修養(yang) 說:“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ju) 天地之道,而美於(yu) 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yang) 之。孟子曰:‘我善養(yang) 吾浩然之氣者也。’謂行必終禮,而心自喜,常以陽得生其意也。公孫之養(yang) 氣曰:‘裏藏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氣泄,寒勝則氣凝,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yu) 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喜)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哀)則反中,而舒(樂(le) )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不反如此。故君子道至氣則華而上,凡氣從(cong) 心,心、氣之君也,何為(wei) 而氣不隨也。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內(nei) 心其本也。”指出喜怒哀樂(le) 經過內(nei) 心修養(yang) 功夫,才能循“禮”而調節暢順,達於(yu) “中和”,“外無貪而內(nei) 清淨,心和平而不失中正”,這才是最好的養(yang) 生,將孟子“養(yang) 浩然之氣”的思想與(yu) 天道相結合了。戒懼敬慎之感亦由此生。
宋儒以個(ge) 人心性論解釋“中和”,完全離開了《中庸》本章的原意。程頤謂:“不偏不倚之謂中”,“中即是性,即是理”。但有如四支箭,未發時,箭在弦上,哪有“中”或“不偏不倚”可言?一句話未說出,哪有邪正善惡可言?喜怒哀樂(le) 未發,哪有“中”與(yu) “不中”可言?朱熹說“致中和”,“天地位,萬(wan) 物育”,乃“吾之心正即天地之心正,吾之氣順即天地之氣順”,成為(wei) 主觀唯心主義(yi) 的狂言了。
四、“子曰”部分的精神
這部分基本上是發揮《論語·雍也》的思想。
第二章:“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時中”觀念當來自孟子。孔子自許為(wei) “無可無不可”,孟子以之為(wei) “聖之時者”。
第三章:“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節抄《論語·雍也》。
這裏的關(guan) 鍵是何謂“中庸之德”?何以它是“至德”?代表性的解釋有:實用理性、人間正道、不朽理則、人生正途、思想方法、處事原則、折中調和的態度,不要過也不要不及。等等。朱熹說:“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wei) 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xing) 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錢穆說:“其所以為(wei) 至者,言其至廣至大,至平至易,至可寶貴,而至高至難。”未作實質解釋。《論語》論“德”,沒有解為(wei) 抽象“理則”的。楊伯峻說:“孔子拈出這兩(liang) 個(ge) 字,就表示他的最高道德標準,其實就是折中的和平常的東(dong) 西。”以“折中”解釋“中”,以平常釋“庸”。
甲骨文“中”字,唐蘭(lan) 認為(wei) 是旗幟、族徽,省寫(xie) 為(wei) “中”。“古有大事,聚眾(zhong) 於(yu) 曠地,先建‘中’焉,群眾(zhong) 望見‘中’而趨。群眾(zhong) 來於(yu) 四方,則建‘中’之地為(wei) 中央矣。”
《說文》:“庸者,用也”。《爾雅·釋詁上》:“庸,常也。”依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的說法,“中”乃太極,乃天製。故本文以為(wei) 甲骨文之“中”非唐蘭(lan) 所謂一般旗幟,乃“日昝”之形,一根立柱加兩(liang) 根飄帶以觀風向。冬至日影最長,夏至最短,不會(hui) 過,也不會(hui) 不及。引申乃準則、標準之義(yi) 。“中庸之德”就是大中至正、堪用為(wei) 典常與(yu) 楷模的“德性”。具體(ti) 所指,應即孟子、孔子讚美的仲山甫之“德”。《詩·烝民》:“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yi) 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yi) 是力。”“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不吃),剛亦不吐(吐出來);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孟子·告子章句上》:“《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wei) 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則”不指客觀規律,是楷模、標準、傑出者之意。意思說“仲山甫之德”即是楷模之德,即是民之“秉懿所好”的“德”,其具體(ti) 表現即“柔亦不茹(不吃),剛亦不吐(吐出來);不侮矜寡,不畏強禦。”魯迅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wei) 孺子牛”,是這種德性的最好寫(xie) 照。西周時,很多人有“中庸之德”,但到孔子時代,則到處都是“見剛則吐”“見柔則茹”,吃軟怕硬、恃強淩弱,有如《阿q正傳(chuan) 》所揭露的劣根性了。所以孔子有此感歎!蓋歎此時代也!
孔子深惡“鄉(xiang) 願”,提倡愛憎鮮明,以直報怨,孔子本人正是仲山甫一樣的人。子思剛直,很有孔子的風骨。郭店竹簡《魯穆公問子思》何謂“忠臣”?子思說:“恒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表現了“中庸”的品德與(yu) 風骨。孟子大反“鄉(xiang) 願”,以異端邪說為(wei) 洪水猛獸(shou) ,“見大人則蔑之”,也很有子思的風骨。故“中庸”絕非折中、調和、適度、不柔不剛,而是守正不阿、強毅奮發,有鮮明愛憎之德。折中調和,這種“中庸”觀漢代已很流行,其標本就是東(dong) 漢的名臣胡廣,“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ti) ,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wan) 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又與(yu) 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yu) 時。”“自在公台三十餘(yu) 年,曆事六帝,禮任甚優(you) ”,《後漢書(shu) 》評其“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橈。”
《禮記·喪(sang) 服四製》謂:“聖人因殺以製節,此喪(sang) 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sang) 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這裏,“中庸”指“三年之喪(sang) ”這個(ge) 標準。沒有標準,說“過”是空說,“不及”也是空說。
《中庸》以下“子曰”各章都貫穿仲山甫之德顯示的守正不阿,鋤暴扶弱的精神。
第六章:子曰:“舜其大知也與(yu)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liang) 端,用其中於(yu) 民。其斯以為(wei) 舜乎。”舜流共工,放三苗,舉(ju) 皋陶,為(wei) 人子而大孝,即是“揚善”與(yu) “隱惡”。“中”即正道、天則。“隱”非世俗所謂隱藏其惡也。
第八章:子曰,“回之為(wei) 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顏回的品德不是宋人所描繪的“顏子樂(le) 處”,而是“擇乎中庸”,死守善道。
第九章: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何以故?因其乃扶弱抑強的強大道德力量,極為(wei) 難能可貴。“可均”“可蹈”“可辭”者,皆世俗物質力量之所為(wei) 。
第十章: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yu) ,北方之強與(yu) ,抑而強與(yu)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強裁矯”,乃至死不變,“扶大廈於(yu) 將傾(qing) ,挽狂瀾於(yu) 既倒”之中流砥柱精神。
第十一章: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wei) 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對“中庸”,義(yi) 無反顧,決(jue) 不半途而廢。寧肯不見知於(yu) 世,也決(jue) 不違背“中庸”。這是聖人的“中庸之德”。
第十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yu) 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雲(yun) :‘鳶飛戾天;魚躍於(yu) 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由普通百姓直至聖人,直至天不能載,地不能破,皆表現強毅奮發、堅持不懈,精進不已的精神。
第十三章:“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yu) ,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腳踏實地,絕不空談。這也是強毅以行的精神。這裏講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四倫(lun) ,未及夫婦,與(yu) 《論語》一致。
第十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數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直道而行,高風亮節。所謂“無適也.無莫也,義(yi) 之與(yu) 比。”
第十七章:子曰,“舜其大孝也與(yu) !德為(wei) 聖人,尊為(wei) 天子,富有四海之內(nei)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qing) 者覆之。詩曰,‘嘉樂(le) 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yu) 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栽者培之,傾(qing) 者覆之。”讚揚人自己的“光輝篤實,自新其德”。但這裏講的德福一致思想乃神學思想,《中庸》前麵論聖人部分發揮了這一思想。這是孟子、荀子所沒有的。
第十八章第十九章講文王、武王、周公,都以之為(wei) 強毅奮鬥,一代一代堅持不懈之精神揩摸。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強調好學,鼓勵人們(men) 困而知之,勉強而行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這種強毅、進取不已的精神,與(yu) 前麵講“誠”,講天道“精進不已”的精神是一致的。
第二十章,“哀公問政”是孔子為(wei) 政思想的極好的總結。
總起來看,《中庸》“子曰”各章都貫穿強毅奮發,直道而行,精進不已,“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利與(yu) 功包括個(ge) 人的名利毀譽)”的精神品格;解為(wei) 調和、折中,是錯誤的。
這種品格對於(yu) 儒學十分重要。因“內(nei) 聖外王一體(ti) 兩(liang) 麵”是儒學的基本特質,非具上述品格,不可能成為(wei) 大儒,成為(wei) 儒學之宗師而“人能弘道”。董子、韓愈、周敦頤、二程、朱熹之能為(wei) 一代儒宗,皆因具此品格也。
《中庸》,宋人作心性論的詮釋。作為(wei) 一種詮釋,自無不可。本文是以漢人及董仲舒思想對之作的詮釋。但自覺較符合《中庸》之原意。果如此,則不失為(wei) 對董子思想之發揚光大。董子之為(wei) 一代“儒宗”,由此亦更為(wei) 充實而光輝矣。
2020.9.7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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