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考之以製度”的春秋文體(ti) 學研究

作者：吳承學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六月十六日庚辰

          耶穌2020年8月5日

今年寒假，韓高年教授來信，告知新著《禮樂(le) 製度變遷與(yu) 春秋文體(ti) 源流》（下簡稱“韓著”）即將由商務印書(shu) 館出版，囑餘(yu) 寫(xie) 序。我雖然很早就讀過韓高年教授的論文，神交已久，但沒有打過交道。他名字的高古和文章的老到，竟然讓我誤以為(wei) 他是一位老先生。前幾年在北京《文學遺產(chan) 》編輯部開會(hui) 時，他自我介紹，我才知道他原是位帥氣的年輕人。

韓著研究禮樂(le) 製度與(yu) 春秋文體(ti) 的關(guan) 係，我對此甚感興(xing) 趣，也有共鳴。我曾在《中國古代文體(ti) 學研究》的緒論中，提出早期的文體(ti) 學研究，必須“考之以製度”：“在研究文體(ti) 與(yu) 文體(ti) 學時，一定要注意到文體(ti) 與(yu) 中國古代禮樂(le) 與(yu) 政治製度的關(guan) 係。因為(wei) 中國古代大量的文體(ti) ，其實是實用文體(ti) ，與(yu) 禮樂(le) 和政治製度關(guan) 係密切，研究時要考證和梳理其具體(ti) 使用背景，還原其儀(yi) 式、程序、文本形式等曆史語境。”“中國古代文體(ti) 學具有禮學的背景，這正是中國文體(ti) 學固有特色之一。如果我們(men) 承認文體(ti) 譜係與(yu) 禮樂(le) 製度、政治製度密切相關(guan) 。那麽(me) ，一係列的問題也就相應而生。比如，先秦的禮樂(le) 製度與(yu) 文體(ti) 產(chan) 生、秦漢政治製度的建立與(yu) 文體(ti) 譜係形成、曆代政治製度的變遷與(yu) 文體(ti) 演化、舉(ju) 士製度與(yu) 文體(ti) 演化……這些都有待我們(men) 去探討。”中國早期文體(ti) 譜係的建構與(yu) 製度設置有密切關(guan) 係。中國早期文體(ti) 譜係觀念的發生是基於(yu) 禮儀(yi) 、政治及製度建構之上的，許多文體(ti) 功能、文體(ti) 類別是從(cong) 文體(ti) 使用者的身份與(yu) 職責延伸而來的，與(yu) 之共同構成文體(ti) 譜係。韓著就是一部典型的“考之以製度”的論著，它以禮樂(le) 製度變遷與(yu) 文體(ti) 流變的互動關(guan) 係作為(wei) 出發點而進行綜合研究，以“製度—文體(ti) ”為(wei) 核心展開論述，對春秋時代文體(ti) 生成的禮製背景進行了全麵而係統的勾勒，並對相關(guan) 的文體(ti) 加以勾連，對文體(ti) 史料中的文獻細節進行了細致觀察，見微知著地揭示了先秦文體(ti) 發展的內(nei) 在動因。

傳(chuan) 統的中國文體(ti) 學主要遵循魏晉以來所形成的以集部為(wei) 中心的範式。春秋時期的文體(ti) 學語境與(yu) 集部語境就完全不同。章太炎認為(wei) 古今文體(ti) 變化很大，古時有些常用文體(ti) ，後來卻隱沒了。他舉(ju) 了“發”“遣”“造”“說”諸種在後代未見之文體(ti) 。這些主要是“儀(yi) 式”或者是言辭行為(wei) ，若按慣常的學術眼光來看，似乎“文體(ti) ”形態不是很明顯，難稱為(wei) “文章”。章太炎恰恰把它們(men) 看成是那個(ge) 時代獨特的“文章”文體(ti) 。他對早期文體(ti) 的獨特性與(yu) 豐(feng) 富性的揭示無疑富有啟發性：研究早期文體(ti) ，應別具隻眼，絕不能套用魏晉以來的文體(ti) 學標準。口頭性、儀(yi) 式性與(yu) 實用性是早期文體(ti) 的基本特點。從(cong) “辭命”到“文章”，兩(liang) 個(ge) 文體(ti) 係統之間既有傳(chuan) 承關(guan) 係又各具特性。韓著最具啟發性之處是從(cong) 早期文體(ti) 的具體(ti) 語境出發，尋求春秋時期文體(ti) 研究的獨特性。它認為(wei) ，春秋時期是文學由“文章官守”向個(ge) 體(ti) 撰製創作形態的轉變時期。如書(shu) 中論述祭祀祝嘏與(yu) 賦體(ti) 源流，指出賦體(ti) “鋪陳物類”的文體(ti) 構成要素源於(yu) 上古祭神儀(yi) 式中鋪陳祭品的言語活動，而“不歌而誦”的傳(chuan) 播方式也是巫師在祭祀儀(yi) 式上用以通神的主要手段之一。戰國時代，隨著新興(xing) 的“士”階層成為(wei) 文化傳(chuan) 承的主體(ti) ，鋪陳物類、不歌而誦的賦法，演變為(wei) 外交燕享儀(yi) 式中的賦詩言誌，最終在戰國之士的宣道活動中成為(wei) 鋪陳狀物、恢廓聲勢的賦體(ti) 。作者將文體(ti) 的演變置於(yu) 先秦整個(ge) 禮樂(le) 大背景下，把握了賦體(ti) 表述模式的生成與(yu) 文體(ti) 形態演變的內(nei) 在規律。

春秋文體(ti) 的口頭性特點，是韓著關(guan) 注的一個(ge) 重點。在先秦時期的言語活動中，訴之口頭的文辭占據較大的比例。作者指出，這些文辭中相當一部分已經形成了一定的撰製和表述模式，因此亦納入研究範圍。事實上，在相似的場合，某種言語模式被不斷地重複運用，以表達類似內(nei) 容，特殊形態的言語運用形成習(xi) 慣，技巧日漸成熟，文體(ti) 因此逐漸成型。這一文體(ti) 生成與(yu) 演進的規律也適用於(yu) 口頭的言語活動。韓著對口頭言語活動有深入和獨到的關(guan) 注，擴充了先秦文體(ti) 研究的視閾。如第五章將先秦的“預言”作為(wei) 一種文類加以研究，這類文本存在於(yu) 《左傳(chuan) 》《國語》等典籍，大多數隻是言辭活動，但從(cong) 語體(ti) 模式、作者、文例、傳(chuan) 播等方麵而言，其中相當一部分已經具備了文體(ti) 的基本要素，具有文體(ti) 研究的價(jia) 值。對災異型、筮占型、星占型、謠占型、夢占型、相術型、察言觀禮型、邏輯推理型預言的禮儀(yi) 背景、文體(ti) 特征及文學意義(yi) 加以論述，是作者在近年來對該文類研究的基礎上的進一步細化和延展。

春秋時期也是文體(ti) 的口頭形式向書(shu) 麵形式轉化的關(guan) 鍵時期。書(shu) 中對這一轉變多有關(guan) 涉，在描述文體(ti) 形態的同時，亦關(guan) 注文本的口頭言說與(yu) 書(shu) 麵化的問題。如對“問對”之文的研究，作者提出，“春秋時代的問對之文經由史官著錄而由口傳(chuan) 狀態被寫(xie) 定成為(wei) 書(shu) 麵的文本，從(cong) 而也完成了其文體(ti) 的‘定型’”，而且一些問對文互見於(yu) 《左傳(chuan) 》《國語》，“大體(ti) 相同而細節有異，不大像是後出者因襲時代在前者，而更像是同一個(ge) 文本的不同傳(chuan) 本。這表明到春秋末期，一些論理深刻、引證豐(feng) 富、且富於(yu) 文采的問對文已經獨立於(yu) 史傳(chuan) 而傳(chuan) 播於(yu) 士大夫君子之間”。作者認為(wei) 問對之文從(cong) 口傳(chuan) 到書(shu) 麵的傳(chuan) 寫(xie) 撰鈔過程具有文體(ti) 定型的作用，而且這些文本應是獨立於(yu) 史傳(chuan) 的公共資源，被不斷利用、改寫(xie) 。韓著論述春秋議政製度與(yu) 政論文，指出“議政製度的核心仍然是以書(shu) 麵語言為(wei) 媒介的信息的交換活動”。作者還觀察到《左傳(chuan) 》《國語》對政論文本的記載略同的現象（如《左傳(chuan) ·莊公二十年》《國語·周語上》對鄭厲公評王政之辭的記載），推斷這些文本已經成為(wei) 書(shu) 麵文獻被保存、傳(chuan) 播。作者指出：

春秋時期出自卿大夫或士階層的議政之辭雖然隻是一種對政治事件和人物所發表的即興(xing) 的口頭評論，但因為(wei) 卿大夫及士階層深厚的學養(yang) 與(yu) 嫻雅的辭令，使得他們(men) 的評論在形式和內(nei) 容兩(liang) 方麵都具備了“立言”的高度而很快成為(wei) “嘉言善語”而經典化。在這些“嘉言善語”被不斷傳(chuan) 播、引證的過程中，它們(men) 的文本也很自然地被固定了

下來，具備了文體(ti) 的特征。

議政之辭因作為(wei) “嘉言善語”而成為(wei) 人們(men) 經常引述、傳(chuan) 播的對象，在這個(ge) 過程中文本被固定，從(cong) 而具備一定文體(ti) 的特征。又如研究春秋講史製度與(yu) “故誌”“訓語”，其中涉及“誌”類的文本生成，作者認為(wei) 可能最初隻是通過口耳相傳(chuan) ，其中一些特別有影響的“誌”在傳(chuan) 播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比較固定的“文本”，並被寫(xie) 定下來，有專(zhuan) 人對這些“誌”加以輯錄而最終成書(shu) 。要之，作者對這一係列文體(ti) 的研究，描述其從(cong) 口頭言語活動到書(shu) 麵文本的演化規律，即一開始口耳相傳(chuan) ，在頻繁稱引、轉述的過程中文本逐漸固定，最後再寫(xie) 定下來。這一論斷實際上指向了一個(ge) 更為(wei) 深層的問題，即文本的頻繁引證與(yu) 流傳(chuan) ，在某種意義(yi) 上具有文體(ti) 特征的“凝固”作用，而這背後正體(ti) 現了對文本的稱引者、傳(chuan) 播者、撰鈔者的文體(ti) 觀念。

近年來，學界越來越多地關(guan) 注文本傳(chuan) 抄和流傳(chuan) 的複雜性和多係統性，這是新的研究視域。春秋時期文本傳(chuan) 抄與(yu) 流動也受到韓著的關(guan) 注。比如它通過梳理、觀察、對比《國語》《墨子》《荀子》《屍子》《呂氏春秋》等典籍文獻所載商湯禱辭的文本形態，揭示對禱辭的稱引與(yu) 改編行為(wei) 中所體(ti) 現的不同時代的政治與(yu) 文化需求。又如分析《左傳(chuan) 》中的“史傳(chuan) 式小說”時，指出由於(yu) 《左傳(chuan) 》采用鄭國史料較多，通過將《左傳(chuan) 》所記鄭莊公的材料進行分類排比，分析其文本特征，並加以分類，從(cong) 而析出三個(ge) 文本層次，指出今本《左傳(chuan) 》所載應來自於(yu) 一篇首尾完整的鄭莊公傳(chuan) 記文，而《左傳(chuan) 》撰者又對這些材料進行了重新的組合。對文本層次的剖析與(yu) 文體(ti) 學的研究方法相結合，令人耳目一新。

近年來，地下材料的不斷出土給文體(ti) 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出土文獻擴充了多個(ge) 麵向地認識文體(ti) 文本的可能性，通過對出土文獻與(yu) 傳(chuan) 世文獻的文體(ti) 文本加以對比，如同一文體(ti) 的不同形態、甚至同一文本的異文研究等等，探究其背後的聯係與(yu) 規律，研究者由此可體(ti) 察在文本流變過程中的文體(ti) 發展之變、文體(ti) 觀念之變。韓著注意將出土文獻與(yu) 傳(chuan) 世文獻相互結合，相互印證，較為(wei) 全麵地展示了春秋文體(ti) 的麵貌。如對春秋婚禮禮辭的研究關(guan) 注到青銅媵器銘文，並且指出春秋時期通過婚姻締結政治聯盟的時風對銘體(ti) 功能演變的影響。論述祭祝文體(ti) ，通過引入對睡虎地秦簡《日書(shu) 》中的“馬禖祝辭”與(yu) 《詩·魯頌·駉》的對比研究，為(wei) 認識《駉》的文體(ti) 性質和文體(ti) 來源提供了新的角度。對史傳(chuan) 式小說的研究關(guan) 注了新出土的清華簡《尹至》《赤鵠之集於(yu) 湯之屋》等材料。研究先秦銘體(ti) ，由於(yu) 文獻所載文本有限，青銅器銘文是繞不過去的材料。特別是春秋時期的銅器銘文呈現出對西周銘體(ti) 繼承與(yu) 新變共存的特點，值得關(guan) 注。作者在研究春秋銘體(ti) 時，選取了叔夷鍾銘、子犯編鍾銘、晉公盆銘等具有代表性的文本進行了詳細分析，頗具識力。而且韓著還關(guan) 注了春秋時人對銘體(ti) 的引證與(yu) 傳(chuan) 播，這是這個(ge) 時代突出的文體(ti) 史現象，值得重視。

春秋戰國時期的文體(ti) ，有全篇記載的不多，它們(men) 大多以引述、抄撰、改寫(xie) 等方式散見於(yu) 典籍及出土文獻中，這一特點為(wei) 先秦文體(ti) 研究造成了相當的難度。作者曾寫(xie) 過《先秦文章文體(ti) 研究的幾個(ge) 問題》一文（《複旦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提出利用“裁篇別出之法”對先秦文體(ti) 進行“還原式”的整理。本書(shu) 采用這一方法，對這些文辭進行了細致的搜集、梳理，包括冠禮、婚禮、喪(sang) 禮、祭禮、聘禮中的各種禮辭、占筮活動中的解兆之辭和說象之辭、預言、盟誓、書(shu) 告、問對、諫語、政論文、史誌文、銘文和冊(ce) 命等，並以禮儀(yi) 製度為(wei) 綱對這些係列文體(ti) 進行了係統的研究，全麵呈現了春秋時期禮儀(yi) 文體(ti) 的發展脈絡和麵貌。

先秦文體(ti) 具有邊界模糊、不同的文體(ti) 文本之間相互借用甚至改編的特點。作者對此有相當敏銳和準確的把握，提出春秋時代文體(ti) 的規定性與(yu) 交叉性並存。如論述秦簡“馬禖祝辭”與(yu) 《魯頌·駉》的聯係，通過對其禮俗背景、篇旨、文體(ti) 特征對比，指出《魯頌·駉》的儀(yi) 式背景是祭祀馬祖，其文體(ti) 來源是祈禱馬祖先牧的祝辭，是在魯國重視馬政以強兵，又以禮為(wei) 邦本的曆史背景下，由史官以祭祀馬祖的祝辭為(wei) 基礎而創作的頌詞。這一認識與(yu) 傳(chuan) 統詩說的觀點有較大不同，頗具新意。又如就冊(ce) 命之辭對詩歌創作的影響進行了集中研究，指出冊(ce) 命文本在春秋時期被廣泛傳(chuan) 播並運用於(yu) 其他文體(ti) 的創作之中。

韓著從(cong) 動筆到定稿，花了十年光景。雖然學術著作寫(xie) 作時間的長短和質量高下並沒有必然的對應關(guan) 係，但一般而言，優(you) 秀成果的確需要長時段的思考與(yu) 磨礪。韓著以宏通視野與(yu) 個(ge) 案研究結合起來，將春秋文體(ti) 作為(wei) 有時空特性的獨立研究對象，並從(cong) 禮樂(le) 製度及其轉型作為(wei) 切入點對其作了全麵深入研究；對春秋文體(ti) 進行分類研究，深化了學術界對先秦文學與(yu) 文體(ti) 的認識；輯錄出土文獻中的春秋文章，並依先秦經、史、子多為(wei) 文集的通例，析出其中的春秋之文，拓展了春秋文章的材料範圍，展示了春秋文章的創作實績；通過對春秋文體(ti) 源流的研究，揭示出先秦文學主體(ti) 由“官守”到“世族”再至“士”的轉型及其文學史意義(yi) 。這些努力都有獨到甚至獨創之處。總體(ti) 而言，韓著是一部具有較重要的學術價(jia) 值和意義(yi) 的文體(ti) 學著作，它對於(yu) 研究中國早期文體(ti) 的特點、早期文體(ti) 譜係的建構以及相關(guan) 的研究方式，都是有啟發性的。

新世紀以來，中國文體(ti) 學研究已形成強大的學術隊伍。有一大批出生於(yu) 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年輕學者已經成為(wei) 文體(ti) 學研究的主力，而韓高年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前幾年，在一次青年學者會(hui) 議上，我以《致新一代學人》為(wei) 題致開幕辭，指出新一代學者完全具備超越吾輩的條件，我期待也相信，他們(men) 必能超越吾輩。韓高年教授在中國早期文體(ti) 尤其是春秋文體(ti) 研究方麵取得的卓然成就，正是一個(ge) 生動的例子。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