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劄觀樂(le) 諸問題辯證

——兼論早期儒家對先秦知識的塑造

作者：徐建委

來源：《文學評論》2018年第5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六月初九日癸酉

          耶穌2020年7月29日

內(nei) 容提要：《左傳(chuan) 》魯襄公二十九年季劄觀樂(le) 的故事並不是一個(ge) 孤立的事件，它與(yu) 《春秋》《左傳(chuan) 》前後數年的記事有很強的相關(guan) 性。經與(yu) 蘇州博物館藏餘(yu) 眛劍銘文相參，可確證同年《春秋》所記“閽弑吳子餘(yu) 祭”一條乃是錯簡。由此可以判斷《左傳(chuan) 》中季劄、餘(yu) 祭等材料應為(wei) 後人補述，季劄觀樂(le) 的故事不會(hui) 早於(yu) 公元前403年，此時距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已140多年了。此類故事在戰國秦漢時代的文獻中頗為(wei) 常見，應視為(wei) 一種文化現象來解讀，關(guan) 注其建構性和意識形態性。後人對先秦曆史的許多“曆史感覺”，多來自於(yu) 這類充滿了現場感的故事，而它們(men) 多數都是早期儒家所創製的。或者可以認為(wei) 戰國初年儒家學者們(men) 所編纂的故事，塑造了我們(men) 對早期曆史的認知與(yu) 想象的主色調。

關(guan) 鍵詞：季劄觀樂(le) 《春秋》 《左傳(chuan) 》 早期儒家

基金項目：本文係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ye) 務費專(zhuan) 項資金資助)項目“比較古典學視野下的中國早期文本研究”(17XNL016)項目成果。

作者簡介：徐建委，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先秦的曆史敘述，多依賴於(yu) 春秋中期至西漢前期編纂的文獻，特別是《詩》《書(shu) 》《禮》《春秋》《左傳(chuan) 》《國語》《戰國策》《史記》等著作。這些書(shu) 中的記載，幾乎構建了先秦曆史敘事的全部基礎和主線條。它們(men) 所提供的知識之間，又互相關(guan) 聯，甚至相互印證。或者說，這些著作中有關(guan) 先秦的知識是自洽的。即便西周至秦漢之際的考古資料相對豐(feng) 富，戰國秦漢簡牘文書(shu) 近年更是幾乎要改變學術史和思想史的書(shu) 寫(xie) ，但是我們(men) 賴以理解早期曆史的基礎知識和想象早期曆史的“故事主線”，依然是上述典籍提供的，或者更為(wei) 絕對地說是《史記》加工整理出來的。西周考古資料自身可以建立一套與(yu) 文獻曆史不同的曆史麵貌，但是這一不同麵目所依據的基礎知識依然是《史記》提供的，“故事情節”發生了變化，“故事要素”並沒有根本性的改動①。因此，對這些早期曆史的基礎知識(要素)的考察，仍然十分必要。一般而言，史書(shu) 中世次、征伐、地理、基本製度等方麵的記錄絕大多數還是可以信據的，但文獻中滲透出的價(jia) 值觀、故事的細節以及模式化的敘述等部分則應當首先報以存疑的態度。特別是早期文獻中的知識自洽，尤其需要有客觀而冷靜的態度來分析，不能將其視作天然的無可懷疑的認知前提。因此，至少如下問題是需要拷問一番的：我們(men) 麵對的先秦知識的核心要素或許並不是客觀的，而是出於(yu) 後來的建構。它們(men) 或者是戰國初年儒家學者的造作，或者是漢代以後的經學家塑造，或者還有其他可能。即便這種思考並不會(hui) 改變先秦曆史的整體(ti) 敘事，甚至一些基本常識也還都會(hui) 是常識，但處理文獻材料的方法，卻會(hui) 因此而發生很大的變化。

一、《春秋》文本中的矛盾

《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5)夏，載有一對齟齬的記錄：

a.閽弑吳子餘(yu) 祭。

b.吳子使劄來聘。②

餘(yu) 祭死於(yu) 刺殺、季劄出聘於(yu) 魯這樣的條目式事件應非虛構，但二者的矛盾也十分突出，為(wei) 什麽(me) 呢？因為(wei) 若餘(yu) 祭被弑，則同一年季劄不可能有出聘之行。

《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沒有提及季劄出聘的緣由。《左傳(chuan) 》則曰：“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即季劄赴魯，乃是吳王即位，出聘告於(yu) 諸侯。餘(yu) 祭被弑，夷末即位吳王。按照敘事邏輯，所告諸侯的乃是夷末即位之事。但是，這兩(liang) 件事在《春秋》中的記錄太過接近了，於(yu) 是就有了問題：賈逵、服虔以為(wei) “通嗣君”乃是通告諸侯吳新君夷末即位。但此次出聘，季劄先在魯觀樂(le) ，又在自衛赴晉途中，聞鍾聲而譏諷孫文子“君又在殯，而可以樂(le) 乎”。那麽(me) ，舊王餘(yu) 祭亦在殯，季劄為(wei) 何要在魯觀樂(le) ？故杜預以為(wei) 是奉舊君餘(yu) 祭之命，在魯觀樂(le) 時，季劄尚不知餘(yu) 祭被弑。

首先，賈逵、服虔的看法不合常理。查《左傳(chuan) 》，除此次之外，聘問通嗣君之舉(ju) 尚有魯成公四年“宋華元來聘”，魯襄公二年“穆叔聘於(yu) 宋”，魯襄公五年“鄭子國來聘”，魯襄公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魯昭公十二年“宋華定來聘”5次。其中隻有魯襄公五年是鄭釐公三年，其他均為(wei) 新君二年。故春秋時代通嗣君之出聘，無新君元年之例，就更不可能在新君即位之月了。因此，若季劄此次出聘於(yu) 魯確為(wei) 史實的話，當為(wei) 餘(yu) 祭聘於(yu) 諸侯。

但杜預的分析亦不合常理。若按《春秋》所記，在季劄至魯之時，餘(yu) 祭已被閽所殺。後來，季劄至魯、齊、衛、鄭、晉諸國的行為(wei) ，就與(yu) 餘(yu) 祭被殺這樣的事矛盾。

《春秋》“閽弑吳子餘(yu) 祭”在《左傳(chuan) 》中還存在第二重矛盾。

《左傳(chuan) 》於(yu) 此年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wei) 閽，使守舟。吳子餘(yu) 祭觀舟，閽以刀弑之。”③這是條解經的傳(chuan) 文，補充了弑殺餘(yu) 祭之人，乃是吳人伐越所獲的戰俘，那麽(me) 伐越自然是發生於(yu) 此前的事。然而《春秋·昭公三十二年》載曰：“夏，吳伐越。”④《春秋》中的會(hui) 盟、征伐等事，應該是值得信賴的。對於(yu) 這次戰爭(zheng) ，《左傳(chuan) 》曰：“夏，吳伐越，始用師於(yu) 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⑤據此，則吳、越兵戎相見，始於(yu) 魯昭公三十二年(前510)，晚於(yu) 《左傳(chuan) ·襄公二十九年》所稱“吳人伐越”34年。

翻檢《左傳(chuan) 》等史料，可以發現魯襄公二十九年前後，吳國尚與(yu) 楚國互相征伐，並未見其與(yu) 越國的戰事。《史記·越王句踐世家》稱越王“允常之時，與(yu) 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⑥，允常為(wei) 史籍可見最早之越王，與(yu) 吳王闔閭始有怨伐，已到魯昭公二十八年(前514)以後了⑦。杜預《世族譜》曰：“(越)魯定公五年始伐吳。”⑧據《正義(yi) 》，杜預《譜》參考《史記》《世本》而成，定公五年越始伐吳不見《史記》，故其必據《世本》。此雖與(yu) 昭公三十二年傳(chuan) 有異，但亦相差10年之內(nei) 。故吳越之爭(zheng) ，不會(hui) 早於(yu) 昭公晚年。

且《左傳(chuan) 》昭公三十二年載有史墨之預言，這種預言多為(wei) 後來者補錄，不然不會(hui) 如此準確。史墨的預言準確預知了越滅吳的時間，當出現於(yu) 越滅吳以後，時間應在戰國初年。從(cong) 這條預言看，戰國初年之人亦認為(wei) 吳越之爭(zheng) ，始於(yu) 吳滅之前40年，即魯昭公三十二年，而不是襄公時期。

這是魯襄公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yu) 祭”在《左傳(chuan) 》中延伸出的第二重矛盾。

這兩(liang) 條記載還存在第三重矛盾，在《史記》中。

《十二諸侯年表·吳表》於(yu) 吳王餘(yu) 祭四年(周景王元年，魯襄公二十九年)載曰：“守門閽殺餘(yu) 祭。季劄使諸侯。”⑨餘(yu) 祭之後，吳王餘(yu) 眛(《左傳(chuan) 》作夷末)即位，故此年以後，當為(wei) 餘(yu) 眛之紀年。但餘(yu) 祭的紀年並未結束，《年表》一直延續到餘(yu) 祭十七年，之後的明年才是吳王餘(yu) 眛元年。也就是說，餘(yu) 祭在被守門閽刺殺後，又“在位”13年。《史記·吳太伯世家》所記，餘(yu) 祭正是在位17年。

《春秋》《左傳(chuan) 》係統，吳王餘(yu) 祭死於(yu) 魯襄公二十九年，即位者夷末(即餘(yu) 昧)死於(yu) 昭公十五年(前527)，即餘(yu) 祭在位4年，而夷末在位17年，但《史記·吳世家》卻與(yu) 之相反，餘(yu) 祭在位17年，而餘(yu) 昧在位4年，《吳表》的大框架就與(yu) 《世家》相同。可以說，《吳世家》采用了非《春秋》係統的史料。值得注意的是，《吳越春秋》餘(yu) 祭的也是在位17年，《史記》《吳越春秋》在史源上應有關(guan) 聯。

鑒於(yu) 目前所見這三重矛盾，這兩(liang) 條記載至少應有一誤。

二、“閽弑吳子餘(yu) 祭”為(wei) 《春秋》錯簡的新證據

筆者曾撰《〈春秋〉“閽弑吳子餘(yu) 祭”條釋證——續論〈左傳(chuan) 〉的古本與(yu) 今本》⑩一文，辨析“閽弑吳子餘(yu) 祭”一條為(wei) 《春秋》錯簡。近日偶見《文物》2015年第9期所載程義(yi) 、張軍(jun) 政《蘇州博物館新入藏吳王餘(yu) 眛劍初探》一文，知2014年底，蘇州博物館征集到一件鑄有70餘(yu) 字銘文的春秋時代的青銅劍，器主正是吳王餘(yu) 眛(夷末)。

劍銘主要記錄了餘(yu) 眛在餘(yu) 祭為(wei) 王期間參加的3次戰爭(zheng) 。銘文稱其為(wei) 壽夢之子，餘(yu) 祭之弟，執此銅劍“初伐麻，敗麻，獲眾(zhong) 多；命禦荊，荊奔……”隨後，餘(yu) 祭傳(chuan) 王位於(yu) 他。銘文提到的“麻”，左側(ce) 為(wei) “麻”字初文，見於(yu) 《說文》，右側(ce) 為(wei) “邑”字，故文中所記伐麻一役可以確定。據《左傳(chuan) 》記載，此次戰爭(zheng) 很可能就是魯昭公四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史記·吳太伯世家》係於(yu) 吳王餘(yu) 祭十年。若據《春秋》係統，則此時已是夷末(餘(yu) 眛)時期(11)。

劍上的銘文，講的是餘(yu) 祭在位期間餘(yu) 眛參與(yu) 的3次征伐，伐麻一役已到魯昭公四年，在《春秋》“閽弑吳子餘(yu) 祭”後6年了。故《史記·吳太伯世家》所記餘(yu) 祭在位年數應無誤。《春秋》所記餘(yu) 祭被殺確為(wei) 錯簡。

《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左傳(chuan) 》對“閽弑吳子餘(yu) 祭”一條都有傳(chuan) ，那麽(me) 這條錯簡至遲在戰國時代就已存在。據此，至少可以有如下判斷：

1.《左傳(chuan) 》襄公二十九年餘(yu) 祭被弑的故事原為(wei) 一則獨立故事，或單獨流傳(chuan) ，或存在於(yu) 其他文獻中，被“作者”發現並用於(yu) 解釋《春秋經》，是被嵌入的。

2.至少此條《左傳(chuan) 》傳(chuan) 文與(yu) 《春秋》是有密切關(guan) 聯的。這一段文字的“作者”特別參考了《春秋》的記載，並將故事編入魯襄公二十九年，來解釋“閽弑吳子餘(yu) 祭”的錯簡經文。

3.《左傳(chuan) 》魯襄公三十一年的一段趙武、狐庸關(guan) 於(yu) 季劄的對話，也是一則獨立材料，與(yu) 二十九年的“閽弑吳子餘(yu) 祭”有邏輯上的連續性，因此也是被“作者”選擇並參考了襄公二十九年的記錄以及趙武的卒年而載入此年的(12)。

同時，鑒於(yu) 《春秋》與(yu) 魯史的關(guan) 係甚密，魯襄公二十九年所載“吳子使劄來聘”的記載，應是相對可靠的。

若我們(men) 再回看《十二諸侯年表》，就可推斷出司馬遷《年表》編纂的基本步驟：先據《世本》一類材料畫出空表，然後再將《春秋》《左傳(chuan) 》中摘出來的大事抄入，由此造成了年表餘(yu) 祭四年被殺，但餘(yu) 祭年表卻一直延續到了十七年這樣的自相矛盾之處。

三、文獻的邊界與(yu) 適用限度——季劄故事的寫(xie) 成年代及材料價(jia) 值

即便《春秋》“吳子使劄來聘”的記載是可靠的，《左傳(chuan) 》中的季劄觀樂(le) 也不能當成魯襄公二十九年的材料來使用。原因在於(yu) 《左傳(chuan) 》所載季劄出聘諸國，幾乎每到一處，季劄都會(hui) 有預言性的判斷，且大多與(yu) 未來的曆史軌跡合轍，故季劄之行或為(wei) 真，但《左傳(chuan) 》的記錄則晚於(yu) 實際曆史。茲(zi) 將其預言羅列如下：

1.觀樂(le) 預言。治《左傳(chuan) 》者，則往往從(cong) 季劄之語，推斷此章的寫(xie) 作年代，由此作為(wei) 《左傳(chuan) 》成書(shu) 於(yu) 公元前4世紀的預言材料之一。此段文字涉及到了齊、鄭、魏、陳諸國政局的預言，有“國未可量”(齊)、“是其先亡乎”(鄭)、“國無主，其能久乎”(陳)的判言。顧炎武《日知錄》“左氏不必盡信”條曰：“季劄聞《齊風》以為(wei) 國未可量，乃不久而篡於(yu) 陳氏。聞《鄭風》以為(wei) 其先亡乎，而鄭至三家分晉之後始滅於(yu) 韓。”而陳亡於(yu) 魯哀公十七年(前478)。那麽(me) ，這一段文字至早寫(xie) 於(yu) 公元前478年。另外，文中關(guan) 於(yu) 《魏風》的評價(jia) 很值得注意：“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13)《詩》中之魏，本姬姓之國，魯閔公元年(前661)為(wei) 晉獻公所滅，史籍未見此國之盛。季劄特別提到《魏風》與(yu) 明主(14)的關(guan) 係，對於(yu) 身處魯襄公二十九年的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聯係陳、鄭亡國的預言，以及後世關(guan) 於(yu) 《詩》早期傳(chuan) 播的曆史，我們(men) 幾乎可以確定地說，此處的魏應該指的是戰國初年的魏。

楊伯峻《春秋左傳(chuan) 注·前言》亦據《左傳(chuan) 》閔公元年“賜畢萬(wan) 魏”一段卜偃的預言判斷，《左傳(chuan) 》的作者“隻見到魏文侯為(wei) 侯，見不到魏後稱王，更看不到它的日益衰落”(15)。並推測“《左傳(chuan) 》成書(shu) 在公元前403年魏斯為(wei) 侯之後，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16)。考慮到古書(shu) 文本在漢代以前的流動性，關(guan) 於(yu) 《左傳(chuan) 》成書(shu) 年代的研究，其實是個(ge) 偽(wei) 命題，但如果我們(men) 把成書(shu) 研究看成主體(ti) 材料的寫(xie) 成年代，則是合適的。而不同的相關(guan) 研究，大多把《左傳(chuan) 》的成書(shu) 定在公元前4世紀中葉至5世紀初。

2.赴齊的預言。季劄聘於(yu) 齊，謂晏嬰曰：“子速納邑與(yu) 政。無邑無政，乃免於(yu) 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17)後文稱晏嬰因此免於(yu) 魯昭公七年的欒、高之難。

3.赴鄭的預言。季劄赴鄭見子產(chan) ，謂子產(chan) 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wei) 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18)伯有被殺，子產(chan) 執政在魯襄公三十年。且《左傳(chuan) 》專(zhuan) 門有子產(chan) 為(wei) 政的數則故事。

4.赴衛的預言。季劄適衛，見蘧伯玉、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等人，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19)什麽(me) 是“患”較難判斷。但除了史狗、公子朝外，其他幾個(ge) 人卻又見於(yu) 《論語》。

5.赴晉的預言。季劄適晉，謂趙、韓、魏三家曰：“晉國其萃於(yu) 三族乎？”這自然指的是三家分晉之事。公元前453年三家滅智氏，晉之政已經歸於(yu) 三家。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趙、魏、韓三家為(wei) 諸侯。故此則預言與(yu) 卜偃的預言所顯現的材料年代，基本一致。

綜合而言，《左傳(chuan) 》所載季劄自魯至晉的一係列故事，其材料時限，不會(hui) 早於(yu) 公元前403年。

我們(men) 知道，“季劄觀樂(le) ”是與(yu) 所謂“孔子刪詩”問題密切相關(guan) 的一則史料，多被用來佐證孔子並未大量刪《詩》(20)。但是治《左傳(chuan) 》的研究者，卻將其視為(wei) 與(yu) 《左傳(chuan) 》成書(shu) 年代問題有關(guan) 的材料。同是古典研究，卻因為(wei) “問題導向”的不同，選擇了兩(liang) 種截然不同的材料解釋路徑。當學者們(men) 需要去“證明”孔子是否刪《詩》的問題時，這段文獻因為(wei) 敘述了與(yu) 今本《毛詩》卷次極為(wei) 接近的《詩》，因此會(hui) 被不加懷疑地拿來作為(wei) 證據，其文本內(nei) 存在的明顯的時代信息，被問題動機給完全掩蓋了。但如果在《左傳(chuan) 》成書(shu) 年代這樣的問題麵前，季劄的預言式論斷會(hui) 被立刻懷疑，於(yu) 是材料的年代考究就成了中心。由此可略知“問題導向”極易掩蓋文獻材料的某些重要特征，這是單向度研究中難以避免的問題，應予重視。

我們(men) 知識世界中的先秦，主要是五經中的先秦。《詩》《書(shu) 》《禮》《周易》(21)《春秋》與(yu) 三《傳(chuan) 》各自構成了先秦曆史知識的某一個(ge) 方麵，而這些知識，又曾經司馬遷的手重新整合於(yu) 《史記》之中。雖然司馬遷所用文獻與(yu) 後來流傳(chuan) 的文本有許多不同，但他所了解到的先秦，與(yu) 我們(men) 通過五經所了解的先秦差別並不大，《本紀》《世家》中春秋以前的知識大多可以在五經中找到。可以說，《史記》中的先秦知識的主幹並未超出《五經》文本的涵蓋區域。

同時，五經雖然可以籠統地視為(wei) 先秦文本，但它們(men) 的提供者，卻幾乎都是西漢的儒生。今傳(chuan) 《詩》《書(shu) 》、三《禮》《春秋》三傳(chuan) ，都是西漢寫(xie) 定本。漢初出現了《魯詩》《齊詩》《韓詩》和《毛詩》；今文《尚書(shu) 》由濟南伏生寫(xie) 出；《禮記》的寫(xie) 定大約與(yu) 漢宣帝時期的後倉(cang) 師徒有關(guan) ；西漢《儀(yi) 禮》也主要是後倉(cang) 師徒的幾種不同傳(chuan) 本，今本編纂則出於(yu) 劉向之手；《周禮》也是西漢才出現，其《考工記》部分的寫(xie) 定甚至晚至王莽時期(22)；今傳(chuan) 《左傳(chuan) 》是劉歆、尹鹹整理本，而漢初《左傳(chuan) 》則出北平侯張蒼之家；《公羊傳(chuan) 》出於(yu) 胡母生、董仲舒；《穀梁春秋》則出於(yu) 魯申公。即便這些文獻在後來的流傳(chuan) 中也有變化，但其文本的閉合是在西漢時代實現的。比如《詩》，西漢初年之前不同地區、不同學者手中的文本頗有不同，即便《毛詩》體(ti) 係內(nei) ，《毛傳(chuan) 》和《毛詩序》所據文本的編纂次序亦有差異，可以認為(wei) 二者的上源並非同一文本。《詩》文本在傳(chuan) 、序出現的年代是流動的。當毛公將《詩序》打散，分置於(yu) 每篇篇首，並寫(xie) 下《故訓傳(chuan) 》之後，《毛詩》經文的大門就已經關(guan) 閉了。西漢章句之學的出現，直接造成了經典文本的閉合。文本成了詮釋的對象，自然就失去了流動性。《毛詩》的傳(chuan) 、序在編次、釋義(yi) 上存在的矛盾，就是在其文本閉合之時“固化”於(yu) 其中的。

既然如此，我們(men) 在先秦文學的研究中，就必須對文本的邊界，也可以說是文獻材料的使用限度，保持方法論層麵的自覺與(yu) 自警。我們(men) 不能無條件地使用早期文獻，要意識到它們(men) 有適用邊界。《左傳(chuan) 》研究中一般是將季劄觀樂(le) 故事看作戰國時代的產(chan) 物，但是這一看法卻幾乎沒有被當代的《詩經》研究者所征引。《詩經》研究者對季劄故事的使用，明顯地越界了。當然，筆者並不是否定此則材料在孔子刪《詩》問題上的價(jia) 值，而是想說明我們(men) 應當清楚地意識到這則材料在何種程度上有助於(yu) 孔子刪《詩》問題的研究。《左傳(chuan) 》是一部流動性很大的文本，初編於(yu) 戰國初年，但直到西漢晚期才最終由劉歆、尹鹹整理寫(xie) 定。因此在缺少史料批判的前提下，不能盲目地將季劄觀樂(le) 的故事作為(wei) 魯襄公二十九年的史料來使用。

四、作為(wei) 一種文化現象的季劄故事

季劄的故事不限於(yu) 《左傳(chuan) 》《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史記》，以及《吳越春秋》《越絕書(shu) 》等與(yu) 吳越曆史相關(guan) 的書(shu) 籍，也見於(yu) 《禮記》《呂氏春秋》《淮南子》《韓詩外傳(chuan) 》《說苑》《新序》《孔子家語》，以及漢人的文章之中，大多以季劄讓國和季劄出聘兩(liang) 事為(wei) 主要內(nei) 容。《漢書(shu) ·東(dong) 方朔傳(chuan) 》有一段武帝與(yu) 東(dong) 方朔的問答(當然不能確定這段對話是否真實發生過)，頗為(wei) 有趣：

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嚐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譬若以周、邵為(wei) 丞相，孔丘為(wei) 禦史大夫，太公為(wei) 將軍(jun) ，畢公高拾遺於(yu) 後，弁嚴(yan) 子為(wei) 衛尉，皋陶為(wei) 大理，後稷為(wei) 司農(nong) ，伊尹為(wei) 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為(wei) 博士，子夏為(wei) 太常，益為(wei) 右扶風，季路為(wei) 執金吾，契為(wei) 鴻臚，龍逢為(wei) 宗正，伯夷為(wei) 京兆，管仲為(wei) 馮(feng) 翊，魯般為(wei) 將作，仲山甫為(wei) 光祿，申伯為(wei) 太仆，延陵季子為(wei) 水衡，百裏奚為(wei) 典屬國，柳下惠為(wei) 大長秋，史魚為(wei) 司直，蘧伯玉為(wei) 太傅，孔父為(wei) 詹事，孫叔敖為(wei) 諸侯相，子產(chan) 為(wei) 郡守，王慶忌為(wei) 期門，夏育為(wei) 鼎官，羿為(wei) 旄頭，宋萬(wan) 為(wei) 式道侯。”上乃大笑。(23)

東(dong) 方朔講到的人物，自然是著名於(yu) 戰國秦漢時代的一些人，也是六藝經傳(chuan) 中所涉及到的聖人或賢人。若我們(men) 瀏覽一下漢代以前的文獻，就會(hui) 發現，除了周公、孔子、顏淵、子夏等人外，故事中的季劄和比幹、關(guan) 龍逢、柳下惠等人物差不多屬於(yu) 同一類型。他們(men) 的名字在故事類、說理類短章中反複出現，但絕大多數文獻所講述的關(guan) 於(yu) 他們(men) 的“故事”幾乎都是一樣的，他們(men) 不是曆史敘述的一部分，而是觀念敘述的一部分，成為(wei) 了某種道德屬性或意義(yi) 的標簽。

“賢”是季劄的標簽。《公羊傳(chuan) 》曰：“吳子使劄來聘。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穀梁傳(chuan) 》雖然與(yu) 《公羊傳(chuan) 》“方向不同”，但也以“賢”來標注季劄：“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左傳(chuan) 》襄公十四年記錄了季劄讓國之事，標舉(ju) 的則是“守節”。《禮記·檀弓》《孔子家語》《說苑》等著作所記載的孔子往觀季劄葬子的故事，突出的則是他的知禮，以及孔子對他的推崇。這個(ge) 故事的發生背景是季劄聘齊，此時孔子尚為(wei) 孩童，自然也是虛構。

如果我們(men) 把所有戰國秦漢時代流傳(chuan) 的季劄故事看作一個(ge) 整體(ti) ，會(hui) 發現《左傳(chuan) 》中的版本並沒有比其他版本更具備“曆史性”，但是故事裏所滲透出的觀念，卻大體(ti) 相同，基本上是孔門所倡導的那些正麵的價(jia) 值觀念。比幹、關(guan) 龍逢、柳下惠、季劄這些人物，各自代表了某一價(jia) 值，甚至可以說這些曆史人物在後來的這些故事裏，成了一種符號。重要的不是故事是否真實，而是故事是否具有意義(yi) 。今天能夠看到的且與(yu) 這些人物有關(guan) 的故事，幾乎全部出自同一思想體(ti) 係。因此，季劄的故事其實可以作為(wei) 一種文化現象來理解，這看上去像是一個(ge) 為(wei) 了理解春秋時代而創造出來的故事，它是否有原始的傳(chuan) 說依據並不可知，但其中想表達的，則是帶有明顯的觀念色彩的、故事講述人所認為(wei) 應然的季劄和應然的曆史，那是來自於(yu) 五經文獻係統的觀念。

既然將其作為(wei) 一種文化現象來理解，我們(men) 就應該首先觀察和分辨出意識形態的作用力。這個(ge) 故事展示的是魯國所繼承下來的周之禮樂(le) 的輝煌，簡單的說，是對周、魯的稱頌。這是典型的《春秋》義(yi) 理。也隻能是在《春秋》學興(xing) 起之後才會(hui) 有的表述，其寫(xie) 成的時代當然要在孔子卒後了。季劄(延陵季子)在儒學文獻中雖然不如比幹、柳下惠等人物常見，但也是早期儒學敘事中的文化偶像之一。觀樂(le) 時季劄的評論使用的語詞是以“德”字為(wei) 中心的，如他評論《小雅》說：“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評論《頌》則更是浮誇：“至矣哉！……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24)這樣的用語與(yu) 《禮記》《荀子》等文獻中的表述何其相似，無疑是屬於(yu) “儒學化”的措辭，書(shu) 寫(xie) 者的準確身份雖不可知，但其思想的形態卻是不難把握的。因此季劄論《詩》的這則文獻與(yu) 我們(men) 從(cong) 漢人那裏獲得的知識屬於(yu) 同一體(ti) 係，出自同一知識群體(ti) 。而孔子的年代，《詩》並不僅(jin) 僅(jin) 屬於(yu) 孔門。可以說，“季劄論樂(le) ”這個(ge) 故事是在《春秋》學的無形的“控製”之下編寫(xie) 出來的。如果我們(men) 再擴大範圍，會(hui) 發現整部《左傳(chuan) 》也難以擺脫《春秋》學形態。

《春秋》學的理路和價(jia) 值觀是這個(ge) 故事的背景，同時也是這個(ge) 故事形成的原動力。季劄口中的“周樂(le) ”，實質上是故事講述者——戰國初年儒家學者眼中的“周樂(le) ”。這個(ge) 故事裏麵的言辭，一如《左傳(chuan) 》中其他外交辭令一樣，彬彬有禮，但暗藏機鋒。我們(men) 從(cong) 那些外交辭令甚至能夠洞悉到人物的處境和心態，也能感知春秋時代外交場合的氣氛與(yu) 張力。這些都是至關(guan) 重要的“曆史感覺”——現場感。後人對春秋時代的感知，很大程度上依賴這種來自言語的故事細節，而非《春秋》那樣的故事大綱。但這種細節往往卻最具意識形態性，也最具建構性。

此類對話故事塑造了很多人物，也造成了春秋時代的那種整體(ti) 味道。後人對兩(liang) 周曆史的原初觸覺，很多也是由這類對話故事培養(yang) 出來的。這種對早期曆史的原初感覺是我們(men) 想象兩(liang) 周曆史的基質，不管我們(men) 是讀金文，還是讀《詩》《書(shu) 》，它都會(hui) 引導、建構我們(men) 的理解和詮釋。

從(cong) 這個(ge) 視角來說，季劄故事除了在《詩經》學史的研究中凸顯出極為(wei) 重要的價(jia) 值外，還具備了更為(wei) 深層的學術意義(yi) ：它告訴我們(men) ，這些戰國初年由儒家學者們(men) 所編纂的故事，塑造了後人理解西周和春秋的潛在“曆史感覺”。這是文學的特殊力量，它不會(hui) 改變既定的曆史，但卻可以改變曆史的味道與(yu) 觸感，為(wei) 其在曆史著作中的再現奠定主色調。

當然，筆者絕不是在虛無化先秦的文獻和知識，特別是五經文獻。它們(men) 之所以被孔門漸次立為(wei) 經典，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yu) 它們(men) 保存了早期文明的重要遺產(chan) ，包括曆史和製度層麵的一些基本知識。先秦文本的流動性現在已成為(wei) 常識，在這種前提下，我們(men) 就不能因為(wei) 五經文獻保存了很多“客觀”知識，就假定其整體(ti) 的“客觀性”。比如關(guan) 於(yu) 周代禮樂(le) ，青銅器所顯示的西周晚期的禮樂(le) 變革就在傳(chuan) 統文獻中找不到記載，考古學的證據甚至否定了五經文獻關(guan) 於(yu) 周代禮樂(le) 製度曆史的一些主要描述(25)。

我們(men) 關(guan) 於(yu) 早期曆史的知識，還受到了漢唐經學注疏的影響，甚至重構。如果我們(men) 翻閱《十三經注疏》，會(hui) 發現在傳(chuan) 統注疏中，早期各經典之間關(guan) 於(yu) 周代禮樂(le) 製度的記錄看起來是互證的關(guan) 係。或者說，表麵上五經文獻關(guan) 於(yu) 先秦的知識是自洽的，出自同一生產(chan) 體(ti) 係。鄭玄三《禮》注、《毛詩箋》是這一解釋範式的最佳代表。經學注疏自洽係統的出現，或許與(yu) 鄭玄有比較大的關(guan) 係。如《毛詩箋》就是在《春秋》和《左傳(chuan) 》框架下的以禮解《詩》，是恪守《毛詩序》的曆史原則的解釋。有時為(wei) 了解釋體(ti) 係的完美，鄭玄甚至會(hui) 刻意曲解詩義(yi) 。如鄭玄對《衛風·考槃》的解釋。此詩第一章前兩(liang) 句：“考槃在澗，碩人之寬。”《毛傳(chuan) 》沒有對“寬”字做解釋，原因是《考槃》之前的《淇奧》中有“寬兮綽兮”一句，《毛傳(chuan) 》的解釋是“寬能容眾(zhong) 。綽，緩也。”據此“寬”有優(you) 雅散淡之意。而《鄭箋》對“寬”的解釋則是：“寬然有虛乏之色。”“虛乏之色”屬增字為(wei) 訓。《考槃序》曰：“《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ye) ，使賢者退而窮處。”可見鄭玄解釋為(wei) “寬然有虛乏之色”，是明顯在附會(hui) 有著《春秋》學色彩的《小序》。鄭玄甚至會(hui) 利用自己的禮學知識，來改釋經文文字。如《緑衣》一篇，鄭玄依服製而改作“褖衣”，其實全無道理。唐前傳(chuan) 世文獻均無作“褖”字者，上博簡《孔子詩論》第十簡“緑衣之思”，第十六簡“緑衣之憂思古人也”，亦證“緑”字是，“褖”字非。鄭玄之所以要改“綠衣”為(wei) “褖衣”，純粹出於(yu) 他對禮的認知。正是因為(wei) 這種體(ti) 係化的經學詮釋，啟發後代注釋者和讀書(shu) 人溝通諸經，從(cong) 而建立了理想化的周代知識。這些知識是對五經文獻的適度加工。

當然晚期體(ti) 係化的加工並不能掩蓋加工材料的早期屬性。房子是晚的，但多數磚石卻是古老的東(dong) 西。問題是，隻有依靠那些數量不占優(you) 勢的新的磚石，房子才能最終建造出來。至於(yu) 房子的圖紙是新是舊，我們(men) 並不能確知。建造者雖然希望重建一座老房子，但我們(men) 並不知道建造者有沒有臆造。

因此，對於(yu) 五經文獻的使用來說，不僅(jin) 要關(guan) 注其長時段性、作者身份，也要暫時放棄傳(chuan) 統上我們(men) 使用此類文獻時的背景知識，即漢唐以來形成的關(guan) 於(yu) 先秦曆史與(yu) 知識的常識性、體(ti) 係性敘事。我們(men) 應該先處理那些古老的磚石，再反觀那座房子。處理那些古老磚石的最佳手段，乃是考古學的方法，即仔細分析每一塊材料，並發現它們(men) 之間可能的關(guan) 係，而不是按照預先接受的設計圖擺放和堆砌。

參考文獻：
 
①不管是文獻曆史中的周公製禮，還是考古資料所顯示的西周晚期的禮製改革，要素都是周禮。
 
②④⑤⑨(13)(15)(16)(17)(18)(19)(24)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1153頁，第1515頁，第1516頁，第1157頁，第1163頁，第40—41頁，第41頁，第1166頁，第1166頁，第1166頁，第1161—1165頁，中華書局1990年版。
 
③馬王堆出土之《春秋事語》存錄有與之同源的另一個文本，二者大同小異。
 
⑥司馬遷：《史記》，第1739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⑦吳王闔閭元年為魯昭公二十八年。
 
⑧孔穎達等：《春秋左傳正義》，第1874頁，中華書局影印道光重刊本阮元《十三經注疏》1980年版。
 
⑩參見徐建委：《〈春秋〉“閽弑吳子餘祭”條釋證——續論〈左傳〉的古本與今本》，《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
 
(11)文中接下來的兩次戰爭不能確定，但第三次戰爭的地名左側鏽蝕，右側為邑字，作者判斷是越字，但經筆者仔細辨認，左側似不是“戉”字，因下半部尚有筆畫。姑置不論。
 
(12)其文曰：“吳子使屈狐庸聘於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啟之，何如？’”此章頗困惑於古今學者，主要是“延州來季子”之稱謂。服虔認為季劄讓王位，升延陵為大夫，食邑州來，《左傳》“延陵”“州來”通言之為“延州來”。杜預昭公二十七年注亦持此說。然州來為楚邑，昭公十三年為吳所滅，故州來為季劄食邑，至早在魯昭公十三年。昭公十九年傳曰：“楚人城州來。”二十三年傳曰：“吳人伐州來。”故知州來昭公十三年之後又歸楚國。因之《正義》曰：“州來未為吳有，不可以封劄也。”楊伯峻注則曰州來於魯成公七年曾屬吳，後又歸楚，其依據為魯成公七年“吳入州來”之記載。然魯襄公十三年傳曰：“弗地曰入。”《正義》曰：“當入之日，與滅亦同。但尋即去之，不為己有，故雲勝其國邑，不即有其土地。”故魯成公七年，吳人隻是入侵過州來，而未占有。而昭公十九年，楚人城州來時，沈尹戍曰楚人“城州來以挑吳”，知此年之前不久吳還占有州來。故昭公十三年至十九年之間，州來確曾屬吳。即便如此，趙武與屈狐之言也要到昭公十三年之後。因此江永謂此處乃“史家之辭，其實當稱延陵季子也”。故此條似為後來人追記。那麽，可信嗎？狐庸魯成公七年至吳，為行人。至魯襄公三十一年已42年矣，此人仕吳40餘年乎？
 
(14)《史記·吳世家》作“盟主”。
 
(20)孔子刪《詩》之類的所謂問題在早期研究中比較常見，這類問題往往無法依據現有材料來解決，古今學者又熱衷於討論。大家往往依據的是同樣的材料，隻不過采用了不同的、且自認為合理的方式來解讀，得出的結論因此也會大相徑庭。其實，即便這類問題可以得到合理的疏通，對所涉及的研究領域來說，也不會改變什麽。
 
(21)《周易》所提供的有關先秦的知識不是很多，且多難以有準確的解釋。
 
(22)參見徐龍國、徐建委：《漢長安城布局的形成與〈考工記·匠人營國〉的寫定》，《文物》2017年第10期。
 
(23)班固：《漢書》，第9冊，顏師古注，第2860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
 
(25)詳參Jessica M.Rawson."A Bronze Casting Revolution in the Western Zhou and its Impact on Provincial Industries."載於The Beginning of the Use of Metals and Alloys,Robert Maddin編，麻省理工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美]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著，吳長青等譯：《宗子維城：從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1000至前250年的中國社會》第一章《西周晚期貴族的重組(約前85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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