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的曾用名、別名及簡稱

作者：薑燕（山東(dong) 財經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閏四月廿二日丁亥

          耶穌2020年6月13日

兩(liang) 千多年來研究《論語》的著作不計其數，而《論語》書(shu) 名問題卻很少有人深究。其實，《論語》書(shu) 名的複雜性，遠超任何一部經典。《論語》書(shu) 名有曾用名、別名以及全稱、簡稱，不下十餘(yu) 種；循名責實，還牽涉《論語》的版本和流傳(chuan) 問題，確實值得探討。

《論語》書(shu) 名最早見之於(yu) 《禮記·坊記》。《坊記》傳(chuan) 說為(wei) 孔子的孫子子思（孔伋）所輯錄，如果此說成立，則可證孔子去世後不久《論語》即已成書(shu) 並被命名。這大致合乎班固《漢書(shu) ·藝文誌》的說法：“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yu) 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班固點明了《論語》的編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論語”的理由是對“弟子各有所記”的文本資料做了一番“論纂”的工作。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諸事實又並非如此。

《論語》書(shu) 名在戰國時期的傳(chuan) 世文獻以及出土文獻中僅(jin) 《坊記》一見，按孤證不立的原則，這還不能完全證明戰國時期已有《論語》這個(ge) 書(shu) 名。《論語》的編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組成的編纂團隊完成的。《論語》的編纂團隊，多數學者認為(wei) 是由孔子弟子及再傳(chuan) 弟子組成，而領銜主編的又有仲弓、子遊、子夏、曾子、子思等數種說法；此外，這個(ge) 編纂團隊，還有戰國時期的鄒魯學人和西漢文景時期的博士兩(liang) 種說法。這反映了《論語》成書(shu) 的複雜性。無論是哪個(ge) 編纂團隊完成的，也無論是誰領銜主編的，都無證據表明《論語》甫一成書(shu) 即被賦予《論語》書(shu) 名，否則，以戰國時期儒墨的“顯學”地位，以孔子“聲名洋溢乎中國”的背景，孔子編撰的六經連書(shu) 帶名廣為(wei) 人知，而記載孔子言行的《論語》，其書(shu) 名又豈能默默無聞而僅(jin) 在《坊記》中有一見？

周秦古書(shu) 的命名，有成書(shu) 之時隨即命名之例，也有成書(shu) 甚久之後命名之例。《論語》屬於(yu) 哪種情況？東(dong) 漢王充在《論衡·正說》中給出了一個(ge) 《論語》第一次命名的時間，即：漢武帝時期在孔安國那裏“始曰《論語》”。此說顯然有違事實。且不說《坊記》提及《論語》書(shu) 名，比孔安國年長二十幾歲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賢良對策”中已經提到了《論語》其書(shu) 其名，並且引用了《論語》原文。在這裏，似乎不能說王充犯了一個(ge) 孤陋寡聞的低級錯誤，而隻能說另有原因，即：孔安國以前，《論語》書(shu) 名鮮有人知，自然也就幾乎無人提及，以至於(yu) 連王充也不得與(yu) 聞。孔安國之後，《論語》書(shu) 名開始廣為(wei) 流傳(chuan) 。漢昭帝、漢宣帝都學過《論語》。司馬遷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chuan) 》，引用了大量的《論語》原文，並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論語》的說法。

從(cong) 《論語》編纂成書(shu) 到西漢孔安國時代大約近三百年時間，《論語》書(shu) 名極其罕見，人們(men) 不禁要問一個(ge) 為(wei) 什麽(me) ，是不是因為(wei) 《論語》另有書(shu) 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學者翟灝對《論語》書(shu) 名頗有研究，他認為(wei) 《論語》一成書(shu) 就題寫(xie) 了《論語》這個(ge) 書(shu) 名，除此以外，《論語》還有一個(ge) 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書(shu) 稱《孟子》。翟灝此說在清代乾嘉考據學盛行的時代似乎沒有引起什麽(me) 重視，直到二百餘(yu) 年後，才被現代學者趙紀彬發現、附和、引申、發揮。他在其《〈論語新論〉導言》（載《中國哲學》第十輯，三聯書(shu) 店1983年版）中進一步斷言“《孔子》為(wei) 先秦的舊名，《論語》乃漢代所新創”，換言之，“今名《論語》之書(shu) ，在先秦本名《孔子》”。為(wei) 了證明《論語》又名《孔子》，翟灝、趙紀彬前赴後繼，二人合計搜集了三十七條文獻證據。據此我們(men) 大致可以判斷，《論語》的確有一個(ge) 曾用名《孔子》。

但是，趙紀彬提供的十九條證據中，竟無一條能夠證明“《孔子》為(wei) 先秦舊名”。這說明趙紀彬言過其“實”，“實”是全部證據都是兩(liang) 漢的，無一條是先秦的，從(cong) 證據上說，《孔子》作為(wei) 《論語》的曾用名，不是出現在先秦而是出現在兩(liang) 漢。《論語》書(shu) 名的考據，應該把握精準的時間節點，趙紀彬在這點上有所疏忽。

晚周諸子書(shu) 命名似無定例。大多數的諸子書(shu) 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書(shu) 稱《老子》、墨子書(shu) 稱《墨子》之類；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號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韓非子》《公孫龍子》等。以上幾種命名情況都與(yu) 作者的姓、氏、名、字、號有相應的關(guan) 聯，讓人一看書(shu) 名即推知作者。當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稱《老子》又稱《道德經》，一書(shu) 兩(liang) 名，這和翟灝、趙紀彬所說的《論語》《孔子》同為(wei) 一書(shu) 的情況類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別：《道德經》是根據書(shu) 的上下部分“道經”“德經”合在一起命名的，《論語》是根據編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記”使其整齊有條理的工作命名的。

《論語》取材於(yu) 孔子弟子的隨侍見聞記錄。弟子各有所記，匯集起來數量相當可觀，據說有“數十百篇”之多。後來，這“數十百篇”的原始記錄，由於(yu) 某些今人不得詳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幹個(ge) 不同的文本，以篇或書(shu) 的形式流傳(chuan) 於(yu) 世，隻是這些篇或書(shu) 的名稱不可詳考而已。

到了漢代，早先的原始《論語》演變成幾個(ge) 大致固定的傳(chuan) 本，廣為(wei) 人知的有《齊論》《魯論》《古論》，鮮為(wei) 人知的是《河間論》。《河間論》發現於(yu) 河間獻王劉德征收的民間藏書(shu) 。這幾個(ge) 傳(chuan) 本當時各有其名，劉向、王充、班固有時指其簡稱，如《論》《齊》《齊論》《魯》《魯論》《古論》《河間》等；有時言其全稱，如《論語》《魯論語》《齊論語》之類。除此以外，《論語》還有別名，被研究者經常提及的有《經》《傳(chuan) 》《語》《記》四種；這四種別名能否成立，還要做些具體(ti) 考察與(yu) 分析。

檢索戰國至兩(liang) 漢文獻，以“經”“傳(chuan) ”“語”“記”的名義(yi) 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達數百處；其中，以“經”的名義(yi) 引用的，出自《尚書(shu) 》《詩經》《春秋》《周易》《論語》等；以“傳(chuan) ”的名義(yi) 引用的，出自《論語》《老子》《孟子》《荀子》《孝經》《公羊傳(chuan) 》等；以“語”的名義(yi) 引用的，出自《論語》《尚書(shu) 》《孟子》《慎子》《黃帝四經》等；以“記”的名義(yi) 引用的，出自《論語》《禮記》《管子》《史記》《三略》等。古人對於(yu) “經”“傳(chuan) ”“語”“記”的區分不是十分嚴(yan) 格，經常混用，兩(liang) 漢文獻引用《論語》語句，分別稱“《經》曰”“《語》曰”“《傳(chuan) 》曰”“《記》曰”，就出現了混用的現象。這種現象足以證明“經”“傳(chuan) ”“語”“記”不是《論語》一書(shu) 專(zhuan) 用的別名，而是若幹經、子、史一類的典籍共用的別名。就共名而言，認為(wei) 《論語》在漢代有《經》《傳(chuan) 》《語》《記》的別名，自然可以成立，因為(wei) 《論語》畢竟分享了這些共名；而從(cong) 嚴(yan) 格區分共名與(yu) 專(zhuan) 名的意義(yi) 上說，認為(wei) 《論語》在漢代並無《經》《傳(chuan) 》《語》《記》的別名，亦有理可據，因為(wei) 《論語》並沒有獨享這些專(zhuan) 名。在這裏，做全麵的、綜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點、不顧其餘(yu) 的簡單化處理，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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