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修例與(yu) 兩(liang) 製激變

——《抗命歧途》導言、補記（饒戈平序）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時間：西元2020年5月15日

《抗命歧途：香港修例與(yu) 兩(liang) 製激變》

田飛龍著

香港新民主出版社，2020年4月

（ISBN: 978 962 33 6016 6）

【本書(shu) 簡介】

2019年是共和國史與(yu) 世界史的關(guan) 鍵年份，在全球治理領域以中美貿易戰為(wei) 焦點事件，在國家治理領域則以香港反修例為(wei) 焦點事件，二者存在重要的結構性關(guan) 聯。反修例運動起源於(yu) 香港自治範圍內(nei) 的法律修訂，後者旨在建立香港與(yu) 外部司法管轄區之間更加完備的逃犯移交製度，但卻在中美新冷戰與(yu) 兩(liang) 岸關(guan) 係冰凍化的條件下被建構為(wei) 一場反對國家與(yu) 反對兩(liang) 製融合的“港版顏色革命”。

香港本土主義(yi) 的極端化及社運勇武路線的常態化構成反修例運動的政治內(nei) 因與(yu) 動力機製，經濟民生層麵的貧富差距和分配不正義(yi) 成為(wei) 重要的背景因素。反修例運動的持續暴力化、國際化以及對“一國兩(liang) 製”底線的結構性挑戰，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一國兩(liang) 製”製度安全危機，引致了美國的長臂管轄立法以及11月24日區選逆轉，對香港繁榮穩定及參與(yu) 國家主場戰略能力造成嚴(yan) 重對衝(chong) 與(yu) 消解。

反修例運動的後期治理與(yu) 香港繁榮穩定的重建，考驗國家治理智慧與(yu) 香港自身的高度自治能力。“一國兩(liang) 製”由此決(jue) 定性地轉入了中央權力合法進場、香港管治改革及社會(hui) 重建的“下半場”。2020年的香港何去何從(cong) ，是“一國兩(liang) 製”製度生命力與(yu) 創造性的重要考驗，我們(men) 以審慎的客觀立場期待“新香港”的理性塑造與(yu) 二次騰飛。                     

本書(shu) 從(cong) 香港內(nei) 外雙重視角，以法學與(yu) 政治學方法，對這一場反體(ti) 製的社會(hui) 運動加以深度剖析，對“一國兩(liang) 製”憲製原理予以反思重構，並提出運動後期治理與(yu) 新時代“一國兩(liang) 製”發展的若幹對策思考。

【作者簡介】

田飛龍，男，西元一九八三年生，江蘇漣水人，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liang) 製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著有《中國憲製轉型的政治憲法原理》《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合著）《香港政改觀察》《抗命歧途：香港修例與(yu) 兩(liang) 製激變》，譯有《聯邦製導論》《人的權利》《理性時代》（合譯）《分裂的法院》《憲法為(wei) 何重要》《盧梭立憲學文選》（編譯）等法政作品。

【作者導言】

修例風波，驚起眾(zhong) 生

2019年注定是大事年份。在中國人的曆史記憶中，逢“9”必有大事發生，較為(wei) 切近的記憶至少包括：1919年五四運動、1949年新中國建立、1969年中蘇珍寶島戰役、1979年中美建交以及其他若幹或正麵或負麵的重大曆史事件。[1]這些事件無不改變和塑造著中國在世界體(ti) 係中的地位與(yu) 角色，也對中國的內(nei) 部政治秩序與(yu) 發展進程造成巨大影響。這些曆史事件和具體(ti) 影響，將中國的20世紀與(yu) 21世紀緊密連接起來，構成中國曆史敘事中“長20世紀”的關(guan) 鍵性命題。[2]2019年，上至中央最高層，下至萬(wan) 千黎民，都是在這種疑惑、驚懼與(yu) 危機應對中走過，總體(ti) 穩健從(cong) 容，但也不乏驚濤駭浪。  

2019變局，在全球治理層麵最重大的事件當然是中美貿易戰的“持久戰化”[3]，中美呈現“半脫鉤”[4]的危機演變趨勢，似乎難以逆轉，對中國經濟體(ti) 係安全與(yu) 改革開放製度布局造成嚴(yan) 重挑戰；在國內(nei) 治理層麵則當屬香港反修例運動，這一運動標誌著“一國兩(liang) 製”舊有共識及香港泛民主派“和平社運路線”的決(jue) 定性式微，香港青年本土派與(yu) 外部勢力達成了開展一場“港版顏色革命”及謀求香港“完全自治”甚至“港獨”的合意及聯合行動。這場運動的“五大訴求”中盡管沒有直接訴諸“港獨”，但卻以“完全自治”作為(wei) 共識性政治目標。“完全自治”是“港獨”的政治序章，這一點在占中運動時尚不夠清晰，經曆2019年反修例運動則基本定型。

2019年6月份，當這場運動仍在所謂“和理非”邊緣徘徊、暴力尚未完全主場的階段，伴隨政府的妥協退讓，有香港學者總結指出這是一場民主“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5]，似乎以民意和民主勝利而結束。但香港反修例運動並未見好就收，也不是民意與(yu) 民主理性的完美呈現，而是進一步演變為(wei) 日益激進化、民粹化、極端本土化的破壞性“顏色革命”[6]，並逐步帶上了恐怖主義(yi) [7]的苗頭與(yu) 行為(wei) 特征。反修例運動在香港內(nei) 外反對派勢力的極限動員與(yu) 突進下，很快超越了學者想象的民主“完美風暴”，一步步演變為(wei) 一場挑戰“一國兩(liang) 製”憲製底線、結構性排斥國家力量與(yu) 內(nei) 地群體(ti) 並尋求完全自治乃至港獨的“黑色風暴”。  

這場運動顯然不是2003年反23條立法運動[8]的簡單重現，也不是2014年占中運動[9]的技術性翻版，而是作為(wei) 香港政治“第三極”之青年本土派的奪權運動。這場運動的口號不再是簡單的普選民主，而是“時代革命，光複香港”，既有香港本土主義(yi) 極端化發展的政治特征，也有“香港台灣化”的演變軌跡。這場運動的主力也不再是傳(chuan) 統的泛民主派，而是青年本土派。盡管二者之間“不割席”，但傳(chuan) 統泛民主派顯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競爭(zheng) 者和奪權勢力，後者運用網絡動員[10]、勇武路線與(yu) 密集的外部聯係形成了對原有和平社運路線的壓倒性優(you) 勢。更關(guan) 鍵的是香港主流民意一直曖昧不明，許多人不僅(jin) 沉默，而且不割席，甚至提供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運動支援。香港青年本土派在民意的變相縱容下不斷升級違法暴力，肆無忌憚襲擊警察、內(nei) 地人群體(ti) 及公共基礎設施，甚至一度暴力占領立法會(hui) 、機場、通關(guan) 隧道和各大學校園，遊戲般建立曇花一現的“曱甴國”[11]。香港民意、本地媒體(ti) 、國際媒體(ti) 及外部勢力對香港青年本土派的造反奪權運動進行了持續的包庇和縱容，導致“一國兩(liang) 製”的憲製秩序、香港本地法治與(yu) 民生秩序等遭受回歸以來最為(wei) 嚴(yan) 重的衝(chong) 擊與(yu) 破壞。民意沒有看清這場運動的“顏色革命”本質與(yu) 破壞性，這本身就是香港自治能力與(yu) 自治理性存在短板的重要證明。        

這場運動的外部幹預是顯著的。發生在中美貿易戰如火如荼之際，這場運動成為(wei) 美國極限利用來遏製中國及賺取談判利益的一張好牌。同時，台灣蔡英文當局為(wei) 了2020選舉(ju) 政治利益及破壞“一國兩(liang) 製”在台影響力，對香港黑衣暴徒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甚至有台灣太陽花學運的衍生組織來港提供現場援助。美國除了按照“顏色革命”全套戲法提供支持之外，更是悍然從(cong) 後台竄到前台，於(yu) 2019年11月27日完成《香港人權與(yu) 民主法案》的全部立法程序，簽署成法，對香港反修例運動提供無原則、無底線的極限幹預，包庇暴徒，製裁依法執法的香港警察與(yu) 公共官員，並對香港普選民主議題進行違反基本法秩序的外部幹預。中國政府麵對外部幹預不可能妥協，而是展開了針鋒相對的外交與(yu) 政治鬥爭(zheng) ，並作出了相應的初步反製措施，主要包括暫停美艦訪港申請及製裁包括美國NED在內(nei) 的數家非政府組織。事實上，這些所謂的跨境NGO其實更多充當了美國輸出“顏色革命”的白手套，不僅(jin) 對香港進行了長期滲透與(yu) 操作，更是借助香港平台對內(nei) 地進行聯動和顛覆嚐試。[12]縱觀整個(ge) 香港反修例運動過程，香港隻是美國的“冷戰棋子”，美國對香港無所謂愛或者恨，而是將其建構為(wei) 遏製甚至滲透顛覆中國的前進基地。在中美和解條件下，香港平台和風細雨，對內(nei) 地的滲透顛覆按照常規方式進行，將“香港夢”作為(wei) 誘導中國和平演變的樣板。一旦中美陷入“半脫鉤”式的冷戰邊緣，美國對香港的利用方式就會(hui) 發生變化，對香港的冷戰動員就會(hui) 變軌進行。事實上，鄧小平一代領導人對此深有覺察和警惕，香港不能成為(wei) “顛覆基地”早已成為(wei) “一國兩(liang) 製”的初衷初心[13]。隻不過回歸以來，香港23條立法未成，國民教育未行，“一國兩(liang) 製”製度體(ti) 係未能完備建構，導致“冷戰西風”驟起之際，國家與(yu) 香港均顯得手足慌亂(luan) ，捉襟見肘。[14]

但“一國兩(liang) 製”畢竟具有高度的曆史智慧與(yu) 充分的製度彈性，可進可退，可攻可守，亦矛亦盾，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兩(liang) 製。“一國兩(liang) 製”構想於(yu) 新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ti) 的戰略布局之中，定型成熟於(yu) 改革開放初期，彼時的社會(hui) 主義(yi) 麵臨(lin) 世界性低潮，而蘇東(dong) 劇變後的資本主義(yi) 則如日中天，不可一世，因此中國的改革開放確實是一個(ge) “摸著石頭過河”的大事件，其所追求者絕不限於(yu) 經濟現代化，還包括政權安全與(yu) 治理現代化。“一國兩(liang) 製”的製度安排“可進”，通過香港平台引進外資，學習(xi) 現代化的諸種製度和管理方式，同時亦“可退”，以“兩(liang) 製”相對區隔防範資本主義(yi) 通過香港平台對內(nei) 地的政治滲透和顛覆。回歸二十餘(yu) 年，香港對內(nei) 地的經濟現代化乃至於(yu) 治理現代化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豐(feng) 富了內(nei) 地對資本主義(yi) 世界觀念與(yu) 製度的知識體(ti) 係，但並未發生對內(nei) 地政治體(ti) 製與(yu) 道路的顯著滲透性影響。這是“一國兩(liang) 製”的製度安全邏輯，也是這一憲製設計的高妙之處。因此，西方企圖通過香港反修例運動滲透顛覆內(nei) 地政權，就“一國兩(liang) 製”自身而言也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央秉持“一國兩(liang) 製”原理及國家整體(ti) 利益立場，支持特區政府窮盡本地自治權與(yu) 社會(hui) 資源止暴製亂(luan) ，用香港法治方法治理非法暴亂(luan) ，盡管在短期內(nei) 難以收到顯著成效，但長遠來看在國際政治、香港民心及反製“顏色革命”的整體(ti) 行動邏輯上，卻顯示了空前的戰略定力、製度自信與(yu) 持久戰的理智策略，同時成功收獲了對內(nei) 地的愛國主義(yi) 教育效果，有效鞏固了主體(ti) 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基本安全。

然而支持止暴製亂(luan) 的香港主流民意仍然遲遲未歸，香港平台的政治混亂(luan) 仍將持續，香港市民為(wei) 其不積極發聲、暗助違法暴力的行為(wei) 仍將持續付出嚴(yan) 重的經濟社會(hui) 代價(jia) 。在中國全麵開放及更深融入全球經濟體(ti) 係的條件下，香港經濟優(you) 勢的逐步下降是不可逆轉的長期趨勢，而國家自上而下的、來自“一國”層麵的主場戰略配置尤其是“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框架，必然成為(wei) 香港經濟轉型升級及全港民眾(zhong) 福祉改進的唯一出路。但是，回歸以來的香港人仍然長期停滯於(yu) 港英殖民的舊時光及“亞(ya) 洲四小龍”的昔日輝煌之中，固執地“以平台為(wei) 能力”，不僅(jin) 對國家發展戰略與(yu) 體(ti) 製理性缺乏理解意願和能力，對全世界的“逆全球化”與(yu) “民主民粹化”風潮更是無知無謂，對香港自身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局限與(yu) 瓶頸難以充分理解與(yu) 適應。他們(men) 反而是在這些內(nei) 外因素混雜作用下產(chan) 生一種錯誤的“歸責意識”，怨恨1997回歸及“一國兩(liang) 製”憲製秩序，催生一種“時代革命”的幻象，走上一條分離主義(yi) 的政治險途，甚至出現了“香港台灣化”的危險趨勢。因此，這場運動也充分暴露了“兩(liang) 製”之間的意識形態與(yu) 價(jia) 值觀鴻溝在回歸22年之際仍未填平，香港“去殖民化”與(yu) “去冷戰化”的國民教育事業(ye) 破碎不堪，香港精英群體(ti) 的“買(mai) 辦主義(yi) ”性格缺陷在民族複興(xing) 轉型的關(guan) 鍵時刻暴露無遺。“一國兩(liang) 製”賦予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不僅(jin) 是香港自由民主秩序的憲製屏障，更是香港持續支持國家現代化與(yu) 國際化的自治能力基礎，但回歸以來的“一國兩(liang) 製”製度化進程顯然出現了嚴(yan) 重的變形和走樣，使得香港在最關(guan) 鍵的轉型時刻喪(sang) 失了理解國家與(yu) 世界秩序變遷的最基本信念與(yu) 能力，暴露出香港人在國際視野、世界觀、國家觀、戰略判斷和行動能力上的嚴(yan) 重短板。香港人善於(yu) 利用“曆史夾縫機遇”，在借來的時光中創造“小城奇跡”，但在世界曆史的巨變時刻卻無法正確思考和管理自身的整體(ti) 利益與(yu) 進取方向。承襲自殖民地體(ti) 製的香港教育、司法、媒體(ti) 與(yu) 文化生態，始終無法凝聚塑造一種真正切合“一國兩(liang) 製”的完備價(jia) 值觀與(yu) 意義(yi) 體(ti) 係，從(cong) 而在“一國兩(liang) 製”的既往模糊空間因中國發展與(yu) 世界“逆全球化”之相互擠壓而日益清晰化之後，在追隨民族複興(xing) 與(yu) 西方新冷戰動員之間竟然不知如何選擇，甚至做出了背離國家利益與(yu) “一國”前提的反向選擇。            

這是香港現代精神轉型發展中的悲劇性事件。對香港精神秩序的內(nei) 在張力甚至嚴(yan) 重的結構性衝(chong) 突，香港多數人是視而不見，不以為(wei) 然的，內(nei) 地體(ti) 製的宏大敘事及其文宣風格又難以穿透香港文化的重重壁壘而實現在地對衝(chong) 與(yu) 平衡，這就造成了香港在集體(ti) 心智上對內(nei) 地體(ti) 製、曆史與(yu) 政治演變方向上的持續性誤解、抵製甚至極端化反抗。這種精神反抗本來可以有效控製在“一國兩(liang) 製”包容性秩序之內(nei) ，但隨著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戰略性“半脫鉤”及所謂中美“修昔底德陷阱”[15]、“新冷戰”範式的自我實現，原本模糊處理的“兩(liang) 製”意識形態之爭(zheng) 又被極大地凸顯，導致一部分香港青年人以“時代革命”的激進意象構造出“香港為(wei) 自由世界而戰”的文明衝(chong) 突虛假場景及意義(yi) 體(ti) 係。然而，香港的教育、網絡及外國勢力就是這樣教導他們(men) 的，而他們(men) 也終於(yu) 在一場本屬“一國兩(liang) 製”秩序內(nei) 部的社會(hui) 運動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成了“冷戰馬前卒”，以香港的繁榮穩定為(wei) 代價(jia) 獻祭於(yu) 西方鷹派的新冷戰祭壇。誠可悲也！

作為(wei) 長期研究“一國兩(liang) 製”與(yu) 香港基本法的內(nei) 地青年學者，我早在占中運動期間即利用訪港研習(xi) 機會(hui) 全麵研究香港製度與(yu) 社會(hui) ，深感其中的危機與(yu) 張力，並在《香港政改觀察》[16]中有所分析。該書(shu) 完稿於(yu) 2015年初，當時政改在立法會(hui) 的闖關(guan) 還未到來，我以“香港政改未完待續”作為(wei) 結語，期待普選政改在中央與(yu) 香港兩(liang) 邊努力下達成正果，推動香港超越“過度政治化陷阱”。遺憾的是，香港反對派拒絕接受中央定下的“八三一決(jue) 定”，導致2015政改失敗。隨著占中落幕與(yu) 政改受挫，中央、港府與(yu) 香港社會(hui) 不少人進行了各自反思，希望尋找到一條逐步和解及聚焦“經濟民生”的重建道路，既修補政治裂痕，也促進香港與(yu) 內(nei) 地融合發展，為(wei) 香港經濟轉型升級提供及時的戰略機遇和動力，其用意不可謂不好。但香港反對派並不領情，將政改失敗責任完全歸於(yu) 建製派和中央，尤其是青年本土派以更加激進的思考方式塑造本土自決(jue) 話語並嚐試采取勇武路線方法。2016年初的“旺角暴亂(luan) ”是青年本土派勇武路線的初次嚐試，也是其偏離和超越傳(chuan) 統泛民主派“合法示威”路線與(yu) 占中運動“和平抗命”路線的激進突破，為(wei) 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勇武主軸”奠定前期基礎。2017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新特首順利當選，“一帶一路”與(yu) 大灣區建設戰略逐步成形並納入香港角色，充當“超級聯係人”的呼聲時有浮現，似乎形勢一片大好。但作為(wei) 法學與(yu) 政治學的專(zhuan) 業(ye) 學者，以我對香港為(wei) 期一年的深度觀察和理解，“政改”之坎不會(hui) 那麽(me) 容易邁過，以“民生”化約“民主”的發展主義(yi) 哲學不大容易贏得港人共識和接受，因此即便在那樣的回歸喜慶時刻，我的內(nei) 心仍有相當程度的隱憂。[17]我後來將自身的繼續觀察與(yu) 思考凝結成冊(ce) ，在2018年出版《後占中治港：法理與(yu) 政治》[18]一書(shu) 。該書(shu) 封麵設計很有創意，是一麵斑駁牆體(ti) 隱現曲曲折折的一條裂縫，預示香港內(nei) 在秩序危機仍在持續。終於(yu) ，2019年我們(men) 見證了香港平台的管治危機甚至社會(hui) 危機，經此運動，香港本土主義(yi) 身份認同與(yu) 政治進取路線更加鞏固，“後占中治港”的牆體(ti) 裂縫更形顯著，無法遮掩，無法回避，醒目而刺目地開裂著，嚴(yan) 重挑戰著“一國兩(liang) 製”與(yu) 基本法秩序的基本製度安全，也持續危害著香港平台上的國家主權、安全與(yu) 發展利益。                             

麵對香港的2019變局與(yu) 兩(liang) 製衝(chong) 突演變，我們(men) 必須充分意識到這是“一國兩(liang) 製”內(nei) 在張力聚集及外部條件突變的正常現象與(yu) 結果，也是中國民族複興(xing) 與(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建構進程必然遭遇的結構性挑戰。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大陸主體(ti) 發展進程的展開，隨著“台灣夢”與(yu) “香港夢”成為(wei) 過去時，“一國兩(liang) 製”也必須適時調校實踐重心和功能區間，更加聚焦於(yu) “一國”的主權、安全與(yu) 發展利益及其製度體(ti) 係，更加重視融合發展與(yu) 平權保護的國家整合與(yu) 憲製吸納策略，更加堅定有力地推動自主性的改革開放和全球治理變革，在國家戰略、體(ti) 製與(yu) 政策的結構性調整中包容、化解和應對香港變局，推動香港社會(hui) 的自治與(yu) 自救進程。我們(men) 要最終引導形成香港與(yu) 國家之間真正堅實鞏固的“一國兩(liang) 製”共識，為(wei) 香港的融入發展及再全球化提供全麵的製度性保障，形成“一國兩(liang) 製”與(yu) 基本法秩序更為(wei) 完備的製度體(ti) 係。    

香港2019修例風波，驚起眾(zhong) 生，舉(ju) 世嘩然，“一國兩(liang) 製”一時之間似乎陷入了某種人為(wei) 製造的觀念認同危機，在香港平台、兩(liang) 岸之間、國際空間似乎遭遇到了信任危機。然而，這一切危機不過是中國與(yu) 世界關(guan) 係重構的反作用力及西方重啟的冷戰餘(yu) 波而已。“一國兩(liang) 製”是中國向港澳台及世界釋放的最大善意，試圖以和平主義(yi) 智慧與(yu) 方法解決(jue) 一個(ge) 主權秩序內(nei) 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資本主義(yi) 的相處難題，以超越冷戰的曆史責任感與(yu) 製度自信開展了一場“去冷戰化”的世界體(ti) 係革命。這一偉(wei) 大的製度實驗一旦成功則冷戰思維、話語與(yu) 權力秩序及其附著的種種霸權利益將結構性失效，中國或可為(wei) 21世紀的全球化與(yu) 全球治理帶來真正的永久和平與(yu) 共同發展的道德願景和製度範式。這是“一國兩(liang) 製”最遠程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所在。對“一國兩(liang) 製”的反對是對冷戰思維的依賴，本質上是反全球化與(yu) 非和平主義(yi) 的，是自外於(yu) 人類和平發展之普遍價(jia) 值追求的。[19]因此，香港反修例運動帶來的話語、政治和社會(hui) 論辯，無論是香港平台，還是內(nei) 地網絡，甚至全球空間的爭(zheng) 辯，都具有顯著的冷戰與(yu) 反冷戰、逆全球化與(yu) 再全球化、非和平與(yu) 和平、霸權優(you) 先與(yu) 共同發展的世界體(ti) 係與(yu) 世界史結構性變遷意義(yi) 。

我始終相信中國體(ti) 製的改良路徑是人類和平發展之有益因素，“一國兩(liang) 製”是中國堅定推動自身現代化及世界和諧發展的和平主義(yi) 偉(wei) 大製度實驗，而香港反修例運動不過是香港與(yu) 西方對中國發展之道德屬性與(yu) 積極前景的一種冷戰式誤解而已。我亦堅信香港社會(hui) 的“獅子山精神”、法治價(jia) 值、中產(chan) 市民理性及社會(hui) 文化空間的反思機製不會(hui) 完全失效，而會(hui) 在運動後期積極理性地複蘇，從(cong) 而打破陰霾，阻止暴力，開展一場有聲有色的自治與(yu) 自救運動，重建“一國兩(liang) 製”的觀念共識與(yu) 製度信心。也唯有這樣的社會(hui) 性自治與(yu) 自救，才是“一國兩(liang) 製”下香港社會(hui) 繁榮穩定的信心來源。中央在這一過程中必然承擔起保護香港的“最終責任人”憲製角色，從(cong) 外交、政治、法律及社會(hui) 文化諸層麵提供切合“一國兩(liang) 製”的全麵性支持，堅定有力地反擊香港內(nei) 外的極端破壞勢力，保護香港的安全穩定與(yu) 繁榮發展。對香港社會(hui) 而言，到底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還是登上美國“新冷戰”戰車，抑或保持沉默式的“小確幸”自保，都是可能采取的策略，但光明的前景到底是什麽(me) ，相信真理越辯越明，也相信越來越多的香港人會(hui) 理解和接受國家體(ti) 製與(yu) 發展的確定性、進步性和可欲性。隻有香港人真正從(cong) 心底裏認同“一國兩(liang) 製”與(yu) 國家發展基本方向，“一國兩(liang) 製”才具有了真正的行穩致遠的社會(hui) 政治基礎。這也是習(xi) 近平主席在澳門回歸20周年講話中苦心孤詣凸顯的關(guan) 鍵點：

“澳門的成功實踐告訴我們(men) ，不斷鞏固和發展同‘一國兩(liang) 製’實踐相適應的社會(hui) 政治基礎，在愛國愛澳旗幟下實現最廣泛的團結，是‘一國兩(liang) 製’始終沿著正確軌道前進的根本保障。”

總之，“一國兩(liang) 製”是國家現代化與(yu) 國際化長期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改革開放的第一杠杆[20]，是終結冷戰世界觀與(yu) 冷戰秩序的和平主義(yi) 偉(wei) 大製度實驗。這場實驗在港澳台三地差異化展開，花開三朵，各自妖嬈，各具特色。其中，澳門特色“一國兩(liang) 製”持續成功並將在國家主場經濟戰略中承擔更多戰略性改革角色，香港若能正確反思重建，必然可以對國家發展做出更大貢獻，並借此契機促成香港自身在21世紀的“二次騰飛”，結構性刷新其在世界體(ti) 係中的關(guan) 鍵地位與(yu) 角色，以“中國香港”範疇下的“東(dong) 方之珠”再次閃耀世界。而反修例運動帶來的大破大立格局或許有助於(yu) 香港的轉型奮進與(yu) 命運重生。香港在2019年“浴火”，我們(men) 真誠期待香港在2020年“重生”，經受考驗，從(cong) 容轉進，接力演繹釋放“一國兩(liang) 製”的政治智慧與(yu) 製度生命力。 

注釋：

[1] 趙鼎新教授曾對這一曆史事件序列中最關(guan) 鍵的一次事件做過深入的研究分析，亦是其政治社會(hui) 學的海外博士論文，具體(ti) 參見趙鼎新：《國家·社會(hui) 關(guan) 係與(yu) 八九北京學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作者正是在此基礎上結合其他相關(guan) 主題的研究經驗，逐步發展出一種獨特的“曆史社會(hui) 學”，參見趙鼎新：“什麽(me) 是曆史社會(hui) 學？”，載《中國政治學》2019年第2輯，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 

[2] 國際曆史學界有“短20世紀”的概念，但這是以西方為(wei) 中心的國際政治史和冷戰史的分期概念，難以精準概括中國自身的曆史發展，也不符合中國與(yu) 世界結構性互動的基本經驗，故筆者提出“長20世紀”的概念作為(wei) 分析中國當代史的自主性立足點，有關(guan) “短20世紀”的基本理論脈絡，參見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yu) 90年代》，三聯書(shu) 店2008年版。   

[3] 一個(ge) 有趣的曆史觀察，參見梁國勇：“以曆史視野看中美貿易戰”，載FT中文網，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5489?archive，2019年12月20日訪問。 

[4] “半脫鉤”是我與(yu)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楊帆教授、前國家體(ti) 改委資深研究員崔鶴鳴先生共同提出的分析概念，試圖建構一種應對中美貿易戰“持久化”的理性分析框架，具體(ti) 參見楊帆、崔鶴鳴、田飛龍：“為(wei) ‘中美經濟半脫鉤’做理論政策準備”，載昆侖(lun) 策網https://www.kunlunce.com/gcjy/lilunjianshe/2019-11-19/138165.html. 美國智庫方麵，美國國家亞(ya) 洲研究所（NBR）2019年11月亦發布專(zhuan) 項報告《部分“脫鉤”：美國對華經濟競爭(zheng) 的新戰略》，提出“部分脫鉤”概念，作者是查爾斯·布斯塔尼（Charles Boustany）和範亞(ya) 倫(lun) （Aaron Friedberg）。

[5] 參見陳弘毅：“完美風暴——香港與(yu) 中國內(nei) 地的引渡法案如何被終止”，載《明報》（香港）2019年6月21日。

[6] 中央在2019年8月初提出了香港反修例運動具有“顏色革命特征”的判斷與(yu) 定性，並日益得到運動後期發展症候的印證，有關(guan) 港版顏色革命的特征分析，參見闞道遠：“‘顏色革命’的新趨勢新特征”，載《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9年第7期。

[7] 在2019年8月12日的臨(lin) 時新聞發布會(hui) 上，國務院港澳辦新聞發言人表示香港出現了“恐怖主義(yi) 苗頭”，有關(guan) 分析參見彭翰飛：“為(wei) 什麽(me) 說香港出現恐怖主義(yi) 苗頭”，載中國網，https://news.china.com.cn/2019-08/13/content_75095405.htm，2019年9月15日訪問。 

[8] 有關(guan) 本次立法的基本資料，參見中國網，https://www.china.com.cn/zhuanti2005/node_5276508.htm，2019年10月10日訪問。   

[9] 對占中運動的學理分析，參見田飛龍：《香港政改觀察：從(cong) 民主與(yu) 法治的視角》，商務印書(shu) 館（香港）2015年版。  

[10] 這一次運動是香港“網絡社會(hui) 運動”甚至“區塊鏈式社會(hui) 運動”興(xing) 起的標誌，“連登仔”成為(wei) 社會(hui) 運動成員的顯著身份符號。

[11] “曱甴”是反對香港示威暴徒的網民對這些黑衣人的稱呼，有“蟑螂”般的貶斥意味。     

[12] 參見田飛龍：“顏色革命中的‘公益政治化’陷阱”，載多維新聞網，2019年11月11日。     

[13] 參見鄧小平：“會(hui) 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hui) 委員時的講話”，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4] 澳門回歸以來較好地完成了這些製度性任務，鞏固了“一國兩(liang) 製”的社會(hui) 政治基礎，參見習(xi) 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大會(hui) 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權威性解讀參見張曉明：“‘一國兩(liang) 製’行穩致遠的重要指引”，載《求是》2020年第1期。     

[15] 這是關(guan) 於(yu) 中美關(guan) 係的一個(ge) 經典隱喻，參見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戰：中美能夠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陳定定、傅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16] 這是我研究香港問題的第一部專(zhuan) 著，詳見田飛龍：《香港政改觀察：從(cong) 民主與(yu) 法治的視角》，商務印書(shu) 館（香港）2015年版。

[17] 這種隱憂有所表達，參見田飛龍：“政改是‘一國兩(liang) 製’的一個(ge) 坎”，載FT中文網，2017年6月28日。

[18] 這是我關(guan) 於(yu) 香港研究的第二本專(zhuan) 著，詳見田飛龍：《後占中治港：法理與(yu) 政治》，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19] 蔡英文2020新年講話充滿了所謂的“冷戰”邏輯，在嚴(yan) 格的冷戰邏輯下無法理解和接受“一國兩(liang) 製”的善意與(yu) 智慧，甚至國民黨(dang) 總統候選人韓國瑜亦難有思想與(yu) 政治突破，有關(guan) 蔡英文的政治理解脈絡，參見蔡英文：“新年談話：台灣不會(hui) 接受‘一國兩(liang) 製’”，載《蘋果日報》（台灣）2020年1月1日。

[20] 對此杠杆作用的解釋，參見田飛龍：“‘一國兩(liang) 製’是改革開放的第一杠杆”，載《中國評論》（香港）2018年12月號。 

【作者書(shu) 外補記】

香港變臉：抗命假天使，黑暴真魔鬼

《抗命歧途》是我關(guan) 於(yu) “一國兩(liang) 製”與(yu) 香港基本法研究的第三本專(zhuan) 著（前兩(liang) 本為(wei) 2015年的《香港政改觀察》和2018年的《後占中治港》，均在香港出版），在這個(ge) 反修例後遺症與(yu) 新冠疫情交疊下的特殊時刻在香港麵世。我隻有一個(ge) 心願：為(wei) 香港“一國兩(liang) 製”經曆的這一場極端運動挑戰做一種可稱為(wei) “理論深描”的工作，為(wei) 香港、國家乃至於(yu) 世界理解這一場運動提供客觀視角與(yu) 冷靜分析。在這個(ge) 一旦涉及任何“中國”因素就會(hui) 本能反應、立場站隊以及輿論與(yu) 學術混戰的時代，耐心坐下來思考論道是一種奢望，但卻可能是解脫執迷、去惡存善的唯一法門。拒絕傾(qing) 聽、拒絕對話、拒絕善惡分際、拒絕反躬自省，是任何激進運動的精神特質，而引入理性、對話、善惡辨析以及給出說理通道與(yu) 空間，是重回和平與(yu) 法治的真途。本書(shu) 因此不僅(jin) 僅(jin) 是一種社會(hui) 運動的學術診斷，也是一種社會(hui) 再啟蒙與(yu) 理性重建的導引與(yu) 倡議。隨著運動迷霧與(yu) 激進迷思的消散退場，真正的社會(hui) 理性與(yu) 法治權威必然歸位，但過程艱難複雜，需要話語和實踐的中介加以疏導。本書(shu) 期望成為(wei) 香港社會(hui) “回向”理性與(yu) 法治的觀念溝通之橋。                                   

本書(shu) 聚焦的是發生在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運動。這場運動就其關(guan) 於(yu) 修例的直接爭(zheng) 議而言，早已在2019年9月政府撤回之後結束，但這場運動提出的更根本的政治議程仍在持續。這一政治議程也並非“五大訴求”的表麵目標，那些目標的牽扯組合既有為(wei) 運動場“續命”的技術性考量，也有為(wei) 香港長期“奪權”路線圖的政治掩護謀略。在運動提出的“五大訴求”刺激與(yu) 掩護之下，香港反對派以“場外黑暴，場內(nei) 選舉(ju) ”方式進行的多步驟選舉(ju) 奪權與(yu) 完全自治才是香港民主運動真正的共識與(yu) 目標。以破壞法治和“一國兩(liang) 製”憲製底線的方式追求完全自治，超出了“一國兩(liang) 製”的初衷與(yu) 規範極限，香港民主運動以“非法治”方式淩駕香港法律與(yu) 國家利益之上。這讓人們(men) 自然聯想到1933年德國憲製激變的故事。1949年德國基本法吸取魏瑪憲製顛覆的教訓，引入了“防衛型民主”（defensive democracy）的理論與(yu) 製度安排，使德國新憲法長出“牙齒”，能夠識別和排除顛覆性的憲法之敵。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也應當具有製度防衛能力和製度牙齒，對顛覆性力量加以識別和排除，以維護香港法治的整體(ti) 存在以及香港民主的理性運轉。這需要中央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形成更充分的管治合意與(yu) 製度能力，並適度教育和動員香港社會(hui) 展開自我保護與(yu) 重建的進程。風起於(yu) 青萍之末，又在曆史幽深處還原出相對完整的因緣際會(hui) 。本書(shu) 不拘泥於(yu) 單一學科視角與(yu) 單一主體(ti) 立場，而從(cong) 容於(yu) 對這場運動的周全觀察與(yu) 過程分析。本書(shu) 的主要立意即在於(yu) 從(cong) 國際、國內(nei) 及香港本地的多重視角展現這一場運動的來龍去脈，給出香港社會(hui) 合理反思與(yu) 行動的可行框架及路徑。香港唯有自省與(yu) 自救，才能充分證明自身的自治能力，也才能與(yu) 國家權力一起構築成維護自身安全、法治、自由與(yu) 發展利益的堅固製度基礎。

香港在2019—2020之際的觀念與(yu) 秩序巨變出乎所有人的預料。香港反修例運動起源於(yu) 一起普通的跨境涉台刑事案件，特首從(cong) 公務員職業(ye) 主義(yi) 的角度啟動了法律修例工作。在這個(ge) 修例設計中，中國內(nei) 地被設定為(wei) 與(yu) 世界上其他司法管轄權相平行的逃犯移交合作對象。在“一國兩(liang) 製”之下，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其刑事司法可與(yu) 外部建立相對獨立的協議或非協議合作關(guan) 係，基本法亦允許特區政府行使這一自治性權力。然而，台灣當局前後不一的政治介入和利用，美國以人權與(yu) 民主為(wei) 名的公開幹預，以及香港社會(hui) 多個(ge) 團體(ti) 與(yu) 階層關(guan) 於(yu) “內(nei) 地司法”妖魔化的想象與(yu) 本能反抗，以及中央與(yu) 特區政府堅持法治主義(yi) 的“硬核”立場，在2019年的香港激蕩出了前所未有的“社運風暴”，並不是“完美風暴”，而是持續性、破壞性的“黑暴運動”。這場風暴決(jue) 定性破壞了“一國兩(liang) 製”的底線共識與(yu) “愛國者治港”的政治穩定性預期，引發了追求完全自治甚至港獨的青年本土主義(yi) 的全麵登場，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回歸以來“一國兩(liang) 製”內(nei) 在平衡與(yu) 遊戲規則的式微，刺激了“一國”對製度安全與(yu) 香港管治的深刻焦慮及其相應的製度性補救行動。   

隨著“黑暴運動”在香港民主派內(nei) 部掃蕩“和平抗爭(zheng) 路線”的殘雲(yun) ，以及在與(yu) 特區政府及愛國建製派的政治對抗中使用極端暴力甚至恐怖主義(yi) 手段，香港基本法秩序遭到踐踏，香港民主遊戲規則遭到篡改，香港建立在理性與(yu) 法治基礎上的現代社會(hui) 形象與(yu) 國際聲譽遭到嚴(yan) 重削弱。“沉默的大多數”選擇容忍甚至同情暴力，與(yu) 黑暴力量宣示的鬥爭(zheng) 目標之間存在著或強或弱的共鳴，這是香港社會(hui) 教育和文化生態的特定結果，也因此理性的民意拐點一直未能真正到來。這些“大多數”對暴力恐懼，對暴力可能帶來的福利甚至自治空間的無限增長抱持機會(hui) 主義(yi) 和搭便車的心態，讓自身的理性、良知及對香港法治的共同責任化為(wei) 烏(wu) 有。黑暴派的殘酷與(yu) 普通市民的自私軟弱，為(wei) 香港秩序的激變埋下禍根，需要背負共同但有區分的責任。  

黑暴的青年身影，與(yu) 普通市民在暗角裏的同情支持，固然有外部勢力幹預操縱的刺激放大效應，但一切外因通過內(nei) 因起作用，香港秩序激變的內(nei) 因必須聚焦。香港民主文化與(yu) 運動方式的激進化主要是最近十年來的變異。1997—2012年之間，香港的民主運動以“民主回歸論”為(wei) 共識，主要運動方法是合法的遊行示威和議會(hui) 內(nei) 部的製衡抗爭(zheng) ，建製派與(yu) 泛民主派尚能夠和平共處，雖在不同陣營，但彼此仍能在基本法秩序內(nei) 合法合理鬥爭(zheng) 、博弈甚至合作。那還是精英理性主導及君子之交相與(yu) 的時代。2012年以來的香港民主運動出現了明顯的“違法性突變”，這是香港民主基因的嚴(yan) 重變異。為(wei) 這種違法性開脫的是一種被稱為(wei) “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政治理論，以及在香港本地演繹成的“違法達義(yi) ”的運動倫(lun) 理。這一抗命範式設定了一個(ge) “天使般”的政治目標，即普選。普選作為(wei) 民主價(jia) 值以及基本法目標，本是中央與(yu) 香港社會(hui) 需要共同完成的體(ti) 製內(nei) 任務，而作為(wei) 地方性普選，具體(ti) 製度安排必然需要納入國家安全考量，因為(wei) 獨立國家的普選之上無主權，而香港普選之上有國家。恰恰是對國家前提的忽視和排斥，造成了23條立法失敗，國民教育難以推行，造成了香港普選博弈的結構性僵局。占中運動演繹了港式公民抗命，盡管大致遵循了和平方式，但違法行為(wei) 被運動過程正當化了。香港的法學教授在從(cong) 事政治學與(yu) 政治實踐的冒險事業(ye) ，引入公民抗命但又無法建立這一政治傳(chuan) 統所依賴的政治美德與(yu) 邊界條件，反而為(wei) 後續的民粹暴力開啟正當性大門。公民抗命在香港的思想與(yu) 社會(hui) 基礎本就薄弱，以訛傳(chuan) 訛，急功近利，蠱惑生變，使得一線抗爭(zheng) 者成為(wei) 純粹的“運動棋子”，隻記得“違法達義(yi) ”的空洞口號，將違法行為(wei) 作為(wei) 正義(yi) 行為(wei) ，顛倒是非黑白，為(wei) 暴力犯罪蒙上玫瑰般英雄主義(yi) 色彩。他們(men) 沒有被恰當地教育到：其一，香港本身是治理優(you) 良的社會(hui) ，並不存在公民抗命通常所指向的體(ti) 製暴政，香港的法治權威性與(yu) 民主進步是國際公認的；其二，香港公民抗命的引入沒有嚴(yan) 格堅持非暴力原則，沒有嚴(yan) 格澄清抗命隻是針對不公的具體(ti) 法律，而不是憲製秩序本身，導致和平界限被突破，憲製底線被挑戰；其三，香港公民抗命的教唆者沒有能力真正領導和約束相應的運動，如同打開了無序抗命的潘多拉之盒，陷香港於(yu) 理性和法治的碎裂旋渦之中。         

抗命的“假天使”在占中運動時尚顧及非暴力的外來教條，仍有著模範外國理論、照著食譜做布丁的生澀笨拙，但占中之後帶來的政改失敗挫折感及麵對國家依法治港與(yu) 融合發展帶來的“國家主義(yi) 恐懼”，導致香港青年本土派迅速拋棄公民抗命的原有教條，打破非暴力原則，追求勇武路線和時代革命。2016年初梁天琦的“旺角暴亂(luan) ”開啟暴力社運先河，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則將黑暴邏輯演繹到無以複加的程度。公民抗命的曆史、教條與(yu) 美德邊界消失了，青年本土派隻剩下了“違法達義(yi) ”，而且根本不區分普通法律和憲法，實際上已經違反了公民抗命的道德前提與(yu) 基礎，而墮入了“本土恐怖主義(yi) ”的深淵。可悲的是，香港反對派當中的法律人、政治家以及社會(hui) 文化精英，多為(wei) 精致功利的短視之徒，破壞有餘(yu) ，建設不足，巧言令色，媚俗自肥。有公民黨(dang) 超級大狀聲稱暴力也是解決(jue) 方案的，有所謂香江超級才子冷嘲熱諷中國體(ti) 製與(yu) 戰略取向的，有較為(wei) 著名的政治學者呼籲和祝禱香港抗爭(zheng) 暴力的“黃金時代”的，有圓桌領袖公然指導反對派走上完全自治奪權路的，還有緊密聯係和投奔英美政治勢力尋求“製裁”香港與(yu) 中國的，更有“黃色經濟圈”的反市場、反平等、反法治、反全球化的怪異政治經濟學擁躉。這些圍繞在香港黑暴運動周圍的所謂精英與(yu) 自以為(wei) 的有識之士，他們(men) 的根本利益並不在香港大眾(zhong) ，而在於(yu) 自身政治私利以及與(yu) 外國的政治經濟合謀，他們(men) 是“身在香港”的國際“外邦人”，無論是具體(ti) 利益還是價(jia) 值認同。       

2019反修例運動暴露了抗命“假天使”的歧途景象，也呈現了黑暴真魔鬼的凶殘與(yu) 破壞性。香港承平日久，在“借來的時光”中繁榮穩定，在現代化的諸多指標上名列世界前茅，在“亞(ya) 洲四小龍”的階段性輝煌中沉澱本土認同與(yu) 優(you) 越感。但香港人未必真正理解這一切的曆史來源和製度根基，未必理解“一國兩(liang) 製”與(yu) 內(nei) 地大市場對香港的根本重要性，更難以理解中美新冷戰與(yu) 中式全球化的風險與(yu) 機遇。長期形成的以平台為(wei) 能力、以西方為(wei) 絕對靠山、以國家為(wei) 嚴(yan) 格防禦對象、以本土為(wei) 單一認同根基的香港身份政治與(yu) 社會(hui) 運動，在2019年終於(yu) 走上了背離“一國兩(liang) 製”底線與(yu) 前提的下行之路。這是書(shu) 名中“兩(liang) 製激變”的因由所在。這些變化，在善良的民眾(zhong) 中可能引起驚駭及不知所措，但在精英階層則需要反躬自身，需要自問：你們(men) 到底需要一個(ge) 什麽(me) 樣的香港？在中國與(yu) 西方之間到底需要怎樣的國家認同與(yu) 國家聯係？缺乏國家支持的香港真的能夠自立自保嗎？缺乏“一國兩(liang) 製”與(yu) 內(nei) 地大市場，香港的國際地位真的還會(hui) 存在嗎？“一國兩(liang) 製”是香港回歸與(yu) 治理最佳方案，基本法是最好法律，但這一切都是有前提的，即“一國”的主權、安全與(yu) 發展利益得到維護，香港人珍惜並自覺守護這一憲製秩序。如果被黑暴運動的“違法達義(yi) ”帶入一種極限對抗國家的顛覆性政治狀態，以一種“攬炒主義(yi) ”的反現代與(yu) 反全球化精神自為(wei) ，則所謂的“光複香港，時代革命”無異於(yu) 自己親(qin) 自證偽(wei) 自治能力以及將香港從(cong) 21世紀全球化版圖中自行抹去。這不是杞人憂天，也不是危言聳聽，而是香港反修例運動帶來的真實性威脅。在疫情蔓延，中美加速脫鉤，以及新冷戰風險不斷上升的21世紀第三個(ge) 十年裏，香港比任何其他時刻都更需要珍惜“一國兩(liang) 製”，都更需要國家的信任與(yu) 支持，也更需要在國家麵臨(lin) 挑戰和壓力時展現“愛國”的認同與(yu) 能力，就像香港在曆史上曾經多次展現的與(yu) 內(nei) 地革命和建設過程的良性互動一樣。唯有如此，“一國兩(liang) 製”的具體(ti) 實踐才能緊扣其國家理性根基而續展其正當性：國家對香港的高度自治授權與(yu) 香港對國家的持續貢獻的理性結合。而變臉與(yu) 異化的香港亦可由此曆史機緣再獲新生。                 

本書(shu) 在香港秩序變動、民意思定而不知所從(cong) 以及“一國兩(liang) 製”依賴的國際政治條件急速變遷的曆史時刻出版，集中了筆者對香港與(yu) 國家的真誠思考與(yu) 熱愛。全書(shu) 除導論和結語之外，分為(wei) 八章，對這場運動的內(nei) 外背景因素、演變過程、勇武路線邏輯、緊急法與(yu) 反蒙麵法爭(zheng) 議、美國非法幹預和涉港立法、警權合法性、區選逆轉、社會(hui) 重建與(yu) 融合發展以及中央治港方略調整與(yu) 香港城市政治性格等緊密關(guan) 聯的議題進行了富有實證性、政策性、理論性與(yu) 思想性的深入分析。香港是一本複雜的書(shu) ，香港反修例運動是這本書(shu) 最難讀懂的一章。筆者以內(nei) 地青年憲法學者與(yu) 基本法學者的學識和責任感從(cong) 事“一國兩(liang) 製”及基本法研究已有六年，有幸得到香港大學資助訪學一年作為(wei) 起點，曆經對占中運動、後占中治理及反修例運動的全程觀察和分析，以法學和政治學相結合的方法呈現同類研究中並不多見的整合性理論視野和解釋優(you) 勢。有興(xing) 趣的研究同行與(yu) 市民讀者可以從(cong) 本書(shu) 中獲得較為(wei) 豐(feng) 富而客觀的事實描述與(yu) 理論信息，為(wei) 理解和應對香港變局、進行政策設計甚至投資規劃提供有益的參考。作為(wei) 延伸閱讀的建議，讀者也可在本書(shu) 基礎上繼續“回溯性”閱讀我的另外兩(liang) 本專(zhuan) 著《後占中治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和《香港政改觀察》（香港商務印書(shu) 館，2015）。這三本書(shu) 構成了一個(ge) 獨立學者觀察分析香港問題較為(wei) 完整係統的敘事線索，銘刻了我的理性觀察與(yu) 思考的基本軌跡。

需要致謝的有方方麵麵。首先是向在學術理論上對我深有影響的三位學者致敬，他們(men) 是北京大學法學院的陳端洪教授、饒戈平教授以及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陳弘毅教授，本書(shu) 序言幸賴饒戈平教授在疫情期間慷慨應允作序，其中的學術肯定與(yu) 期待是我繼續思考寫(xie) 作的重要動力，而陳端洪教授無論是為(wei) 人還是為(wei) 學，對我的學術與(yu) 人格成長都是影響最深的，陳弘毅教授對我接觸和研究香港問題提供了莫大的幫助和鼓勵，我的前兩(liang) 本書(shu) 也有幸得其作序。其次是感謝學界的諸多青年朋友，因情誼和細節頗多，這裏不一一具名，但顯然70末與(yu) 80後的青年學者對中國學術、國家與(yu) 社會(hui) 有著日益不同於(yu) 前輩們(men) 的判斷和理解，也有著具有代際更替性質的思想抱負與(yu) 理論創見，在共識碎裂、學風怪戾與(yu) 不公正的意識形態旋渦中，青年朋輩的相互理解與(yu) 支持是學術道路的時代友聲。再次，我要特別感謝家人的寬宥和無私的理解與(yu) 支持，君子“修身”易，但“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充滿道德實踐的負擔與(yu) 張力，如果沒有家庭的理解，任何公共領域的持續投入和知識服務都是不可能的，但這不應當成為(wei) 回避家庭責任的借口，因為(wei) 如果愛的原則不能貫穿通達，就不是真正有力量的愛。我還要感謝港澳工作係統對我有關(guan) 研究與(yu) 表達的重視、谘詢與(yu) 相互討論，專(zhuan) 家身份的意見是決(jue) 策要素之一，但專(zhuan) 家也需要接地氣，尊重實踐部門並虛心學習(xi) ，共同進步。最後還要感謝東(dong) 方證券研究所的孫金霞女士，她邀請和安排我給北京、上海的主要金融機構講課，分析香港反修例的因果關(guan) 係與(yu) 製度、投資影響，倒逼我對投資金融界關(guan) 心的問題、提問與(yu) 思考的方式加以重視、研究和回應，相應的心得體(ti) 會(hui) 與(yu) 意外收獲盡可能寫(xie) 入了本書(shu) 之中。       

撇開具體(ti) 的事件與(yu) 理論分析，我忽然想起了明朝大儒王陽明先生的“四句教”中的善惡辯證法，這是其窮究一生的“心學”精髓：無善無惡心之體(ti) ，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wei) 善去惡是格物。人性本無善惡，善惡在於(yu) 一念之間，在於(yu) 教化與(yu) 知行合一。公民抗命或有一絲(si) 善念，但其政治上不審慎的誤用、濫用及被利用也是一念之間，所謂“意之動”。理性與(yu) 法治的重建需要“良知”，需要明辨善惡，不為(wei) 表麵名號與(yu) 抽象理念所蠱惑，要堅持事實立場和法律良知，要敢於(yu) 自我反思和理性行動。隻有“知善知惡”才有“良知”，而“良知”是回向理性與(yu) 法治的精神動力。有了“良知”，還需知行合一，踐行“為(wei) 善去惡”，而達於(yu) “格物”之境界。從(cong) 抗命的占中到黑暴的反修例，是法治為(wei) 抗命所撼，民主為(wei) 民粹所蔽。今日之香港與(yu) 國家，麵臨(lin) “一國兩(liang) 製”初心變異，應當有“心學”善惡辯證之道，知行合一之力，去偽(wei) 存真，除弊揚善，回向理性與(yu) 法治，端正“一國”與(yu) “兩(liang) 製”，遏阻“兩(liang) 製激變”之下行逆流，為(wei) 民族複興(xing) 和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理想事業(ye) 再做獨特貢獻。    

誠有此意，以書(shu) 會(hui) 友，以書(shu) 怡情，以書(shu) 說理，以書(shu) 明道，並在這一條知識與(yu) 責任之路上繼續覓尋友道，砥礪思想，致力於(yu) 我們(men) 的時代與(yu) 我們(men) 的世界之“為(wei) 善去惡”！

（首發於(yu) 思考香港網站，2020年4月22日於(yu) 北航寓所）

【饒戈平序言】

“一國兩(liang) 製”關(guan) 鍵性挑戰的創意闡釋

窗外飄著北京罕見的漫天大雪，電視裏不斷播送防控新冠病毒疫情的新聞，整個(ge) 寒假幾乎都在封閉狀態中度過，已經十多天沒出家門了。我埋首在田飛龍數十萬(wan) 字文稿的閱讀中，每每掩卷沉思，回味著這部新作《抗命歧途：香港修例與(yu) 兩(liang) 製激變》傳(chuan) 遞的學術信息。

2019年，對實施“一國兩(liang) 製”的香港而言，的確是一個(ge) 始料未及、意味深遠的不尋常年份。一場涉及逃犯移交條例修訂的爭(zheng) 議竟然引發出回歸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政治運動和暴力騷亂(luan) ，嚴(yan) 重破壞了香港的社會(hui) 秩序和法治，矛頭直指“一國兩(liang) 製”原則底線，改寫(xie) 了香港政治版圖；嚴(yan) 峻局勢曠日持久，深遠影響令人憂慮。香港市民、內(nei) 地民眾(zhong) 在驚諤、痛心的同時，也都在思考這場運動的來由和影響，思考香港何去何從(cong) ，都更加關(guan) 注中央對港政策和“一國兩(liang) 製”的未來走向。當此關(guan) 鍵時段，如何向社會(hui) 民眾(zhong) 提供一個(ge) 有關(guan) 這場運動的令人信服的理性解說，如何揭示表象背後的深層次原因和本質，引導民眾(zhong) 尋求解困危局、爭(zheng) 取光明前景的路徑，責無旁貸地落在了有良知、有責任感、有能力的學者身上。從(cong) 曆史上看，但凡一次重大事件之後，通常都會(hui) 湧現出一批有關(guan) 該事件的學術著作，為(wei) 曆史留下一道理性光輝，而這恰恰也是學者的責任所在。內(nei) 地青年學者田飛龍正是在第一時間交出了一份應景的答卷。

飛龍的新作《抗命歧途》可說是最早在香港出版的總結、反思這場運動的學術專(zhuan) 著之一，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內(nei) 地部分青年學者的觀點。但該書(shu) 內(nei) 容又不限於(yu) 反修例運動，還包括對新時期“一國兩(liang) 製”和基本法的再學習(xi) 和再認識。全書(shu) 共有八章，前五章構成一個(ge) 集束群，聚焦於(yu) 對反修例運動的觀察和思考，後三章構成一個(ge) 集束群，聚焦於(yu) 對一國兩(liang) 製下香港治理的總結和建言；兩(liang) 部分前後呼應，相互關(guan) 聯。作者試圖從(cong) 香港內(nei) 外雙重視角，以法學與(yu) 政治學方法，對這一場反體(ti) 製的社會(hui) 運動加以深度剖析，對“一國兩(liang) 製”憲製原理予以反思重構，並提出運動後期治理與(yu) 新時代“一國兩(liang) 製”發展的若幹對策思考，有鮮明的現實意義(yi) 和學術價(jia) 值。相信該書(shu) 的出版會(hui) 引起社會(hui) 各界的關(guan) 注。 

反修例運動發生在回歸22年的香港，但其誘因、衍變、後溢效應卻是遠近、內(nei) 外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絕不限於(yu) 香港。該書(shu) 把反修例運動置放於(yu) 一個(ge) 宏大的特定時間、空間節點來考察，從(cong) 香港社會(hui) 固有的深層次矛盾說起，談到“一國兩(liang) 製”新憲製秩序下的尷尬局麵，從(cong) 香港本土主義(yi) 的嬗變談到港獨蔓延中的台灣因素，從(cong) 中美間政治、經貿較量談到大國關(guan) 係夾縫中生存的香港，把觀察香港問題的視角提升到一個(ge) 必要的新高度。該書(shu) 依據憲法學和政治學原理，條分縷析地批駁了占中、反修例中出現的挑戰“一國兩(liang) 製”底線的種種謬說，剖析了有關(guan) 特區政府自治緊急權、反蒙麵法和高院裁決(jue) 的各種爭(zheng) 議，正本清源，激濁揚清，從(cong) 法理上糾正了坊間流行的錯誤認識。特別是針對英國從(cong) 《中英聯合聲明》中引申出的“監督權”之說，以及美國國會(hui) 涉港立法所依托的“長臂管轄權”之說，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辯說和反駁。該書(shu) 有關(guan) 香港警權正當性的論述，有關(guan) 影響區議會(hui) 選舉(ju) 的六大因素的歸納等等，更是論證充分、擲地有聲。人們(men) 從(cong) 全書(shu) 構思嚴(yan) 謹的每一章中都不難發現令人眼前一亮的精彩論述和獨到觀點，都可以看到研究成果的理性光輝和專(zhuan) 業(ye) 擅長。

在我看來，該書(shu) 更大的學術價(jia) 值在於(yu) 作者對一國兩(liang) 製香港實踐的理性探索，在於(yu) 對新時期中央對港政策的創新性學理解說與(yu) 對策思考。抱持對一國兩(liang) 製方針的真誠信奉和維護，該書(shu) 勇於(yu) 直麵“一國兩(liang) 製”實踐中的深層次問題，勇於(yu) 觸及頂層設計和對港工作中的敏感問題，善於(yu) 從(cong) 理論上闡釋充滿挑戰和困擾的社會(hui) 疑難問題，以批判性創意思維給予理性歸納和提升。對於(yu) 既有的“一國兩(liang) 製”學說，作者致力於(yu) 堅守與(yu) 創新的結合，處理好繼承與(yu) 發展的關(guan) 係；不是靜止孤立地談論“一國兩(liang) 製”、重複現有結論，而是通過對港式資本主義(yi) 的深度反思、對一國兩(liang) 製方針的再學習(xi) 、再領悟，把香港實踐置於(yu) 國家憲製秩序和經濟發展全局的宏觀視野來考察。作者指出反修例運動的後期治理與(yu) 香港繁榮穩定的重建，將考驗國家治理智慧與(yu) 香港自身的高度自治能力。作者斷言“一國兩(liang) 製”將“由此決(jue) 定性地轉入了中央權力合法進場、香港管治改革及社會(hui) 重建的‘下半場’”。他預言，“香港實施‘一國兩(liang) 製’已經出現了從(cong) ‘分立模式’的 1.0 版本向‘融合’模式的 2.0 版本的轉型”，“我們(men) 將以審慎的客觀立場期待‘新香港’的理性塑造與(yu) 二次騰飛”。從(cong) 這一部分的娓娓論述中，人們(men) 不但能深切體(ti) 驗到作者那種基於(yu) 理性思考的積極向上的世界觀，而且能感受到一股撲麵而來的理論清風，讓人耳目一新、久久回味，能夠啟發、引導人們(men) 進入更宏大的“一國兩(liang) 製”學術研究空間，推動香港研究邁向一個(ge) 新的理論階梯。 

看起來我對田飛龍的新作似有不吝褒獎之嫌，但這並非意味著我對他書(shu) 中的所有觀點都表示讚同，也沒有這種表態的必要。事實上，該書(shu) 的某些新概念、新論斷確有尚待商榷之處，個(ge) 別推理論證也還需要更嚴(yan) 謹、更充實一些。但這些似都無關(guan) 宏旨，這裏且不予細說。對一個(ge) 重大曆史事件的觀察和評價(jia) ，從(cong) 來很難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見仁見智，各持己見，實屬正常，當予包容。在這裏，重要的不在於(yu) 各自的見解是否一律，而在於(yu) 是否共有對國家、對香港的責任感，是否共有對事實、對法律的尊重，是否讚同學術探索的科學態度。這恰恰也是我欣賞認可飛龍新作的理由所在。飛龍新作最能打動人心的，或許是他對一國兩(liang) 製不容置疑的擁戴之心，是他熱情洋溢的理性真誠，是他執著探索的學術勇氣，是他高度抽象的思維能力。對於(yu) 一個(ge) 年輕學者而言，這些品行和素質恐怕是比他的研究成果更被人看重的地方。

內(nei) 地學界研究港澳問題的學者不多，年輕人更屬鳳毛麟角。飛龍的專(zhuan) 長本在憲法學和政治學，是內(nei) 地 “政治憲法學”流派年輕學者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對“一國兩(liang) 製”香港實踐的觀察、學習(xi) 源於(yu) 北大讀研期間，但正式介入研究是從(cong) 2014年香港大學訪學聚焦“占中主題”開始的，距今不過五六年時間，而其論著的高產(chan) 出、在媒體(ti) 上的出鏡率，使他成為(wei) 近年來廣受內(nei) 地和港澳關(guan) 注的一位青年學者。飛龍屬於(yu) 天資加勤奮一類的青年才俊，在同齡人中具有超凡的理性思維能力，才思敏捷，文筆犀利，出手快，產(chan) 出高，學術潛力大。讓人對他刮目相看、得以脫穎而出的，往往是他深厚廣闊的理論功底，順暢嚴(yan) 謹的邏輯思維，運用自如的語言能力。飛龍出道時間不長，書(shu) 生意氣，揮斥方遒。雖然他的一些觀點難免略顯稚嫩，尚待商榷，甚至曾遭人物議，但是他真誠的使命感，執著的學術探討勇氣，卻是難能可貴、誠堪嘉許的。相信飛龍能夠一秉謙恭謹慎、博采約取、精益求精的科學態度，再接再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為(wei) 中國的憲法學與(yu) “一國兩(liang) 製”理論研究做出更多貢獻，取得更大成就。

年初飛龍邀請我為(wei) 他的新書(shu) 作序，我不揣冒昧，匆匆命筆，擬就上述文字，願與(yu) 飛龍引為(wei) 共勉。     

饒戈平（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hui) 副會(hui) 長）

2020年2月於(yu) 北京大學燕園

【目錄】

序言：“一國兩(liang) 製”關(guan) 鍵性挑戰的創意闡釋（饒戈平） 

導言：修例風波，驚起眾(zhong) 生

第一章運動背景：新冷戰、台灣因素與(yu) 香港本土

第二章運動過程：反法治、勇武化與(yu) 底線挑戰

第三章自治緊急權、反蒙麵法與(yu) 高院裁決(jue)

第四章外部幹預：聯合聲明與(yu) 美國涉港立法

第五章警權合法性、區選逆轉與(yu) 融合式治理

第六章“一國兩(liang) 製”新氣象：港澳比較與(yu) 啟示

第七章以治理為(wei) 中心：中央治港方略解讀

第八章重讀香港：城市性格與(yu) 國家理性

結語：“一國兩(liang) 製”進入下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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