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冰B站“後浪”演講與(yu) 五四精神的敘事難題

——紀念五四運動101周年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橙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四月十二日丁未

          耶穌2020年5月4日

何冰在B站的演講火了，對“後浪”們(men) 讚許有加，期待有餘(yu) ，但批評是較少的。據說這一演講遭到不少批評，其中一種強有力的聲音是何冰在“取媚”青年，沒有負責任地進行批評教育，尤其是沒有進行所謂的“啟蒙”。批評者的邏輯是：何冰有了網絡流量，卻不做“啟蒙”的事業(ye) ，似乎被認為(wei) 是不務正業(ye) ，甚至有為(wei) 政府的“正能量”做助攻的嫌疑。何冰的禮讚“後浪”造成了中老年知識群體(ti) 的退場尷尬，而其“啟蒙”價(jia) 值的交代不足或有意忽略，則引發了更深層次的精神反彈。演講發生於(yu) 五四運動101周年之際，社會(hui) 思想氛圍本就敏感而詭異，而對青年思想的競爭(zheng) 性搶奪，曆來是中國思想與(yu) 政治路線上的不變議題。何冰演講及其網絡輿論反饋，其實反映了五四精神內(nei) 在的“愛國”與(yu) “民主”之爭(zheng) ，這是五四精神的敘事難題，也是當代青年價(jia) 值觀與(yu) 國家精神的薄弱環節。

何冰也曾是青年，以成功中年人的身份如同“薪火相傳(chuan) ”般對後浪族釋放飽和的善意。這樣的演講可以激起一定程度的青年共鳴，但在五四運動101周年的“大日子”裏也容易激發這場運動內(nei) 在精神的固有裂痕，使之撕裂流血。五四精神內(nei) 部的“愛國”與(yu) “民主”，在寬泛或理想意義(yi) 上可以是一致的，但在具體(ti) 曆史及鬥爭(zheng) 經驗中卻常常是充滿張力甚至是衝(chong) 突的。有人希望看到“愛國青年”，有人希望看到“民主青年”。五四運動在迎來其101周年之際，依然未能給中國帶來真正具有共識性質的新青年精神。

青年，是自然美好的。在古希臘哲學意義(yi) 上，自然就是事物長成時功能飽滿的樣子。萬(wan) 物如此，人亦從(cong) 之。五四運動在我們(men) 的記憶中，閃現的青年形象是美好、理想、負責任甚至有犧牲精神的。這樣的青年形象在西方是革命或時代危機時真正的“貴族”形象，以身體(ti) 力行的精神呐喊與(yu) 行動捍衛整體(ti) 利益，作出個(ge) 人犧牲，展示代表性和責任倫(lun) 理。青年的美好在於(yu) 一種想象和推定的動機純淨與(yu) 責任完全，這是油膩的中年與(yu) 保守的老年不具有的一種人生階段性精神。因此，青年總是代表一種追求變革的力量，是一種似乎天然正確的存在。與(yu) 青年處於(yu) 對立麵是危險的，因為(wei) 青年被嘉許為(wei) 未來世界的主人。青年可以是負責任的，也可以是驕傲自負的，甚至是叛逆破壞性的。青年的美好與(yu) 青年的罪責，在人類曆史上交替展現，概因青年的自然美好遭遇了不自然的政治。

政治是功利的，本質上是成人世界的權力與(yu) 利益遊戲。政治有公共性的一麵，即正確判斷和維護屬於(yu) 共同體(ti) 的本質利益，而能夠成功識別和代表此種利益的集團或政黨(dang) 往往具備奪權的最大可能性。但政治也必然裹挾私利。王朝時代，政治的功利動機在於(yu) “一朝天子一朝臣”。革命時代，政治的功利動機在於(yu) 權利與(yu) 財產(chan) 的結構性再分配。五四運動處於(yu) 這樣的政治旋渦與(yu) 界麵上。奠基未久即分裂的民國政府，在北洋治下很難做到“外爭(zheng) 國權，內(nei) 懲國賊”，因為(wei) 這類任務需要較強的國家能力，北洋政府並不具備。1910年代短暫的“一戰”給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yi) 以喘息發展之機，甚至讓中國成為(wei) 歐戰參戰國之一而躋身戰後的戰勝國行列。中國人自以為(wei) 與(yu) “列強”平等了，固然毫無奢望取得戰利品，但至少可以平等要求收回戰敗“列強”從(cong) 中國攫取的主權權益。然而，巴黎和會(hui) 嘲諷和否定了中國的主權要求，利益重新分配僅(jin) 限於(yu) 列強之間。原來，中國從(cong) 未被視為(wei) 列強。“落後就要挨打”，“弱國無外交”，成為(wei) 時代對中國人的集體(ti) 教誨。而缺失主權與(yu) 國家尊嚴(yan) 的法權狀態，不僅(jin) 使中國人在中國土地上繼續受盡外人淩辱，更使得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yi) 始終受到外國資本的壓製。在列強共同保障的“門戶開放”政策下，中國又怎麽(me) 可能有自主和連續的產(chan) 業(ye) 政策及強國計劃呢？這些內(nei) 外交困的壓力傳(chuan) 導到了國內(nei) ，刺激革命派、愛國青年、民族資產(chan) 階級甚至一定程度上的工人群體(ti) 在“主權”的名義(yi) 下凝聚共識，展開集體(ti) 行動。

五四運動內(nei) 在強烈的“主權”焦慮與(yu) 民族複興(xing) 的集體(ti) 意識，是“愛國青年”的主旋律，也是何冰演講的主旋律。這是曆史的，也是精神的，是無可否認的。執政當局對五四精神的理解與(yu) 傳(chuan) 承，也基本是從(cong) 這一主旨線索展開的。然而，五四運動還有與(yu) “主權”及國家敘事適度分離的一麵，即“民主”。中國的現代化危機感來自於(yu) 西方鴉片戰爭(zheng) 及後續列強侵略帶來的“極端屈辱體(ti) 驗”。在古典教義(yi) 與(yu) 恢弘曆史中完美無缺的“天朝上國”與(yu) “天下國家”遭遇了文明和政治的雙重挫折，被迫向“主權國家”與(yu) “民族國家”轉型。中國由“中央之國”變為(wei) 普通一國，甚至是受到殖民侵略的“野蠻國家”。由此，中國士大夫與(yu) 知識精英展開了積極的反思變革，相繼經曆“器物變革”（洋務運動）、“製度變革”（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與(yu) “文化變革”（五四運動）。因此，對五四的觀察與(yu) 評判還不能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運動發生時的國家主權危機與(yu) 國際政治秩序，還應當放置於(yu) 近代以來的完整政治社會(hui) 史脈絡中予以定位。由於(yu) 反思變革的層次越來越深，中國知識分子的激進化與(yu) 理性上的不節製缺陷日益展現，終於(yu) 推動中國曆史變革運動由“士大夫運動”轉型為(wei) “青年運動”。這一青年運動不再是簡單的政治革命或科技革命，而是一場以“民主”為(wei) 導向的社會(hui) 革命。盡管李澤厚先生總結過中國近代“救亡壓倒啟蒙”的精神取向，但啟蒙話語和“未完成的任務”的補課意識，一直強勁存在於(yu) 中國知識分子精神深處。

中國知識分子在這場運動中聚首，也開始走向分裂。胡適與(yu) 李大釗或許代表了五四精神的不同走向，也與(yu) 國共兩(liang) 黨(dang) 對五四運動政治性質的理解和利用有關(guan) 。五四提供了標定20世紀中國社會(hui) 精神的若幹“大詞”，民主與(yu) 科學被廣泛認同為(wei) 最具代表性。民主被稱為(wei) “德先生”，科學被稱為(wei) “賽先生”，前者指向一種新的政治德性，一種人人平等及政治參與(yu) 的現代政治，後者代表了啟蒙的理性精神，以實驗科學與(yu) 知識確定性重新看待中國與(yu) 世界。這樣的精神符合了領導五四運動的部分知識分子對未來中國的想象與(yu) 期待。海外新儒家沿著這樣的路線基本完成了與(yu) 西方秩序的“完美對接”：主動讓出作為(wei) 公共性支柱的民主與(yu) 科學，以西方標準作為(wei) 唯一標準，而轉向於(yu) 道德心性的堅守和培育。這樣的以西方為(wei) 公共性、以中國為(wei) 個(ge) 別性的知識分子心態與(yu) 精神秩序，至今在港台、海外甚至內(nei) 地仍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力。這是五四精神中“愛國”元素遇到的真正強勁的精神對手，也是五四精神內(nei) 在裂痕最顯著的表征。也因此，對五四運動的左翼敘事傳(chuan) 統正確補充和確認了這場運動的“愛國”性質及愛國主義(yi) 的主導性，談論民主也隻能是“愛國民主”，而不是其他形式的“自由民主”。民主本身的歧義(yi) 性與(yu) 多元性更加深了這一精神遺產(chan) 爭(zheng) 奪的複雜性和激烈程度。

五四運動，以文化運動發起，本質仍是政治運動，而且是觸及社會(hui) 精神內(nei) 核的政治運動。青年充當了這一政治運動的先鋒和現場力量，但並非這場運動的領導性力量。這是人類曆史上所有青年運動的共同本質。五四運動的爆發，無論其結果闡釋與(yu) 精神遺產(chan) 爭(zheng) 奪上如何歧義(yi) 化，在當時的中國變革語境中仍然具有曆史正當性與(yu) 合理性：其一，中國青年越過中國政府向列強宣告主權，代表民族發聲，是對國家主權權益與(yu) 未來中國之主權尊嚴(yan) 最強有力的集體(ti) 表達；其二，結構性瓦解了傳(chuan) 統文化與(yu) 體(ti) 製的根基，批判性改造了民國早期政體(ti) 中的新舊價(jia) 值殘餘(yu) ，為(wei) 國民大革命準備了社會(hui) 政治條件；其三，創新和塑造了中國青年運動的基本範式，為(wei) 後續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與(yu) 青年運動的結合提供了基本的曆史語境與(yu) 政治空間，從(cong) 而成為(wei) 中國20世紀革命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其四，青年作為(wei) 自覺的政治群體(ti) 走上曆史舞台，以直接行動的方式批判和改造政治，詮釋了“愛國民主”的可能結合形式，是這兩(liang) 個(ge) 基本價(jia) 值協調互通的早期典範。不過，五四運動的“右翼”民主化敘事及其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中的複雜轉承，並沒有被簡單消解，也從(cong) 未得到真正的和解。

五四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這一寬泛的曆史定義(yi) 激不起太大的爭(zheng) 議。但五四運動中的“愛國青年”與(yu) “民主青年”的精神對峙，卻隨著時代流變而日益凸顯起來。在如今的港台，經由海外新儒家的文化熏陶及選舉(ju) 民主與(yu) 本土主義(yi) 的政治規訓，“愛國”精神與(yu) 認同日漸邊緣化，“民主”的個(ge) 體(ti) 化與(yu) 地方化敘事成為(wei) 主導，深圳灣與(yu) 台灣海峽在象征意義(yi) 上似乎成了五四運動精神兩(liang) 端的現實裂痕。無論是鄧小平的“愛國者治港”，還是餘(yu) 光中的海峽“鄉(xiang) 愁”或國共兩(liang) 黨(dang) 的“九二共識”，似乎都難以挽回港台民主的個(ge) 體(ti) 化與(yu) 地方化，進而以“完全自治”乃至於(yu) 分離獨立的方式與(yu) 作為(wei) 國家主體(ti) 的大陸長久對峙。奮身從(cong) 事這些不同政治事業(ye) 的人，其中相當部分也都是“青年”。五四現場的愛國者是青年，太陽花學運是青年，占中與(yu) 反修例也是青年。何冰的演講喚醒和共鳴的是“愛國青年”，讚許和期待他們(men) 對新時代的民族複興(xing) 與(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作出劃時代的建設性貢獻。然而，中國的啟蒙家們(men) ，無論是港台與(yu) 海外的，還是內(nei) 地的，可能對“愛國青年”及其新時代事業(ye) 存在審美理解與(yu) 認同上的規範距離，他們(men) 期待的是與(yu) 西方可以融貫一致的“民主青年”。那麽(me) ，五四運動百年帶來的青年人格到底應當是“愛國的”，還是“民主的”，依然是懸案。愛國的定義(yi) 與(yu) 實踐主要是中國自身的，容易理解和接受，盡管也存在一定的反對力量長期從(cong) 事“去國家化”的精神解構。但民主的標準定義(yi) 與(yu) 解釋權，卻長期由西方所掌控。因此，何冰禮讚新時代“愛國青年”的演講，就必然形成另一道橫亙(gen) 在國人精神秩序深處的血色劃痕。

如果何冰站立的是1919年五四運動的現場，身份是大學教授，這一番演講必然是掌聲雷動，熱血噴張。但2020年的中國與(yu) 世界處於(yu) 更趨裂變的旋渦之中，情形異常複雜：中國曆經一百年奮鬥犧牲而成為(wei) 主權實力與(yu) 文明主張自成一體(ti) 的超級大國，不再有曾經的主權焦慮和生存危機，而有重整文明及協和世界的理想與(yu) 實踐；一百年間，中國對多種西方政治模式展開實驗與(yu) 揚棄，最終選擇了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這是客觀曆史的理性選擇，並非“民主”的規範理由和域外實踐可以簡單逆轉；一百年間，被五四運動放逐的傳(chuan) 統文化開始回歸與(yu) 複興(xing) ，不僅(jin) 基本完成了與(yu) 政治的和解，而且有意識地以“政治儒學”形式重建公共性話語，躋身中國思想與(yu) 政治光譜的有力一極；一百年間，西方列強潮起潮落，以美國模式造就“曆史終結”幻象，但因其“一神教”的排他性及內(nei) 部民主、外部霸權的帝國二元性，未能真正帶來全球性的持久和平與(yu) 發展，相反在特朗普主義(yi) 的逆動下開啟了民主民粹化和逆全球化的倒行進程；一百年間，中國政治體(ti) 製內(nei) 含的集權、賢能、協商與(yu) 社會(hui) 平等因素得到曆史檢驗與(yu) 整合，並對自由、民主、人權、全球化等要素展現可控的開放性及主場檢驗與(yu) 吸納的理性，在政治上日益穩健和自覺。與(yu) 1919年五四運動之際國人的熱血、彷徨與(yu) 激烈反傳(chuan) 統的精神狀態不同，2020年的中國，無論是建製派精英（9000萬(wan) 黨(dang) 員中有500萬(wan) 絕對精英），還是愛國青年，甚或普通民眾(zhong) ，對五四運動釋放和流傳(chuan) 的“啟蒙”話語已經不那麽(me) 迫切需求和迷信，對西方秩序也有了日益平等與(yu) 平視化的精神自主權。這一切改變，來自於(yu) 曆史實踐本身。曆史蕩滌了妄念，曆史清澈了道路與(yu) 信仰。

然而，曆史從(cong) 來又是折疊的，是多維的，況且五四運動輸入的若幹“大詞”之規範內(nei) 涵，在西方仍有主導力的條件下依然會(hui) 造成中國主場接受性的分裂與(yu) 紛爭(zheng) 。撕裂五四精神中的“愛國”與(yu) “民主”本身就是一種民族精神悲劇，但又具有國際體(ti) 係與(yu) 中國政治裂變過程的必然性。我們(men) 的“愛國”敘事，在解釋五四精神及連接五四與(yu) 新時代的傳(chuan) 承關(guan) 係上有特定的優(you) 勢。這一優(you) 勢並非源自正統意識形態的期許，而是來自中國一百年來的民族現代化實踐。但這一敘事仍然具有結構性的欠缺，對“民主”缺乏精致的理論理解、辨析與(yu) 類型化，也缺乏對“民主”話語背後的個(ge) 體(ti) 倫(lun) 理與(yu) 自由價(jia) 值的正麵回應。如果說一百年前的“救亡壓倒啟蒙”有其曆史必然性，因為(wei) 國家民族的現實生存高於(yu) 一切，秩序是自由的前提條件，那麽(me) 當代語境下“複興(xing) 壓倒一切”是否具有必然性？個(ge) 體(ti) 繼續被政治放逐，還是被接納為(wei) 走向世界的當代中國的價(jia) 值構成，這是要害問題。來自20世紀曆史塵埃中的舊式啟蒙話語固然日益淺陋而可能遭遇“愛國青年”的鄙棄，那些抱殘守缺於(yu) 舊式話語而無視當代中國進步性及愛國青年之精神自覺的人固然可能呈現“遺老”狀而憤懣幽怨，甚至詆毀封殺新生力量，但新時代真正的價(jia) 值締造任務是否就可以通過何冰式的正能量演講而得到解決(jue) 呢？從(cong) 何冰演講以來極短時間內(nei) 的網絡裂變來看，何冰並不是解答了當代精神性的共識問題，而是再次揭開了當代中國的精神內(nei) 戰現場，而這一現場身在B站，源頭卻可追溯至五四乃至於(yu) 近代開端。

當然，何冰的演講是盡量回避“政治”而親(qin) 近“青年”的，但華麗(li) 修辭之間還是可以看出其對當代青年的政治勸導和教育性質。不過，這一演講因為(wei) 缺乏清晰濃鬱的“啟蒙”味道甚至未對當代青年的某種“左”或“國家主義(yi) ”精神取向提出批判，而顯得不夠思想正確，難以獲得啟蒙話語的接納。啟蒙家們(men) 肯定不接受何冰式的“溫情教育”，而體(ti) 製性意識形態又太僵化，對“愛國”的話語詮釋與(yu) 宣傳(chuan) 難以接青年地氣，與(yu) 時代精神接軌。何冰也許是希望走“第三條”道路，以新青年導師的自設身份在五四運動101周年之際展開精神溝通的“溫情對話”。這個(ge) 溫度的設定符合體(ti) 製的“新宣傳(chuan) ”取向，但卻激怒了五四精神中“民主啟蒙”一脈的幽怨憤懣，也刺激了本就高度緊張化的內(nei) 地輿論場之怪戾氛圍。這引發我們(men) 關(guan) 於(yu) 新時代青年精神與(yu) 青年教育的深層次思考：在鞏固了主權，發展了經濟，和解了自身文明，提出了進取世界的命運共同體(ti) 方略之後，在宏觀精神秩序上，中國如何從(cong) 容看待和吸納“民主”話語背後的個(ge) 體(ti) 倫(lun) 理與(yu) 自由價(jia) 值？這不僅(jin) 僅(jin) 是五四的內(nei) 在精神裂痕以及中國20世紀精神鬥爭(zheng) 的主題線索，也是中國與(yu) 西方在現代性與(yu) 全球價(jia) 值觀上的關(guan) 鍵性分歧。無論是“國家”，還是“共同體(ti) ”，如果不能在哲學、政治與(yu) 具體(ti) 製度實踐中給“個(ge) 體(ti) ”以恰如其分的規範性地位及意義(yi) 安排，真正完成中國文明麵向世界的、主動的價(jia) 值更新與(yu) 綜合，那麽(me) 民族複興(xing) 與(yu) 共同體(ti) 建構的進程就始終會(hui) 充滿二元張力與(yu) 對抗性鬥爭(zheng) ，“愛國青年”與(yu) “民主青年”的分身相搏場景就不可能真正謝幕，中國自身場域的精神內(nei) 戰也必然未有竟時。

完成這一價(jia) 值工程的，不可能是演員，不可能是社會(hui) 舊式啟蒙家們(men) ，也不可能是政治家或宣傳(chuan) 工作者，而隻能是麵向世界（天下）的中國新一代青年思想家。B站的文化資本營銷屬性決(jue) 定了，“啟蒙主義(yi) ”和“國家主義(yi) ”話語及知識小品會(hui) 交替出現，以生成知識付費時代的巨大流量與(yu) 合謀性利益，這是互聯網經濟與(yu) 社會(hui) 文化生態的一部分，但不可能負責任地完成時代精神的“合題”。五四運動起於(yu) 救亡圖存之際，青春爛漫，大開大合，推開曆史進步的大門，但也為(wei) 各方勢力所利用及對立性詮釋。五四本身的思想基礎與(yu) 價(jia) 值體(ti) 係是時勢造成的，並不成熟，也不嚴(yan) 謹，而置身其中的青年在運動之後也各有命運抉擇，甚至走向了曆史的反麵。這證明了五四雖開了思想風氣之先，奠定了中國青年運動的時代範式，但其思想麵與(yu) 政治麵的內(nei) 在張力無法自行消解，而留待後世長久地爭(zheng) 執、利用與(yu) 紀念。或許這正是五四青春精神的魅力所在。但新時代麵臨(lin) 的建構任務顯然超出了五四的關(guan) 切與(yu) 範疇，麵臨(lin) 著不同的曆史語境和時代精神挑戰，需要我們(men) 合理地評價(jia) 、限定及繼承五四的“愛國”與(yu) “民主”精神元素，縫合既往的曆史傷(shang) 口，為(wei) 新時代青年提供堅實的價(jia) 值共識與(yu) 行動指南。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