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來到了天安門
作者:童大煥
來源：作者博客


    聽說，孔子穿越兩千多年風雨煙塵來到了天安門。我沒有親見，室外陽光燦爛但寒風刺骨，所以我沒有像一些人一樣去跪拜和瞻仰。但那的確是真的，網絡上、報紙上都有照片清晰可見。那是2011年1月11日上午（非常巧的五個一），一座總高9.5米的孔子青銅塑像在位於北京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國家博物館北門廣場落成。孔子成為繼毛澤東，孫中山之後第三位進駐天安門廣場的曆史人物，成為天安門的文化新地標。
    
    這是好事。雖然僅此一點還談不上廣場的開放，但這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主流話語從革命話語轉向國家認同的一個標誌。“國家”稀釋“革命”，“認同”高於“對抗”。國家命名的建築越來越多：國家大劇院在大會堂西側落成，曾經的中國革命和曆史博物館，也在2003年正式更名為“中國國家博物館”。
    
    一些人將之視為儒家文化複興的標誌，一些人再次批判孔子的“封建思想”，其實都不必。孔子隻是人類曆史長河中眾多思想群星中的一個，有他的貢獻也有他的局限。既不能以現代的自由、平等觀念來要求古人，亦別指望他的思想能夠成為今天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的未來指路明燈。
    
    但雕像還是隱隱地透露了立像者的“野心”。為什麽像高不多不少正好9.5米，不正是欲將其樹為中國文化“九五之尊”的地位嗎？它很容易讓人聯想起不久前儒家學者抵製在孔子故裏曲阜建教堂一事：去年，有媒體報道了曲阜要修建一座基督教堂，引發激烈反彈，郭齊勇、張祥龍、張新民、蔣慶、林安梧(台灣)等“儒家十學者”聯署反對，認為這是對“中華文化聖地”的褻瀆，也將造成不同思想精神的惡性碰撞。
    
    可事實上，在曲阜建的那個基督教堂其實是重建，其前身建於1919年，也就是五四運動爆發的年份，而現建教堂的高度和占地麵積，其實不過是回複當時的“舊製”。
    
    即使在孔子生活的時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也才是那個時代的基本特征，那個時代也因此成為後人景仰的一個時代。我更希望孔子來到天安門是中國文化包容和多元的一個新起點，而不是終點。
    
    我甚至希望，天安門的孔子塑像，不要那麽高大，真人大小即可；不要基座，雙腳牢牢立於大地；雙手也不要藏在寬大的袖袍裏，露出來，讓人們可以握一握。因為啊，孔子當年，名為周遊列國，實則和今天幾億中國人一樣，在中國大地上四處流浪呢！甚至有時也溫飽難繼，報國無門，惶惶然如喪家之犬。
    
    其實，天安門地區，雕塑最好的安放位置是前門大街，那條步行街，可以擺很多很多的雕塑，中國曆史文化人物、外國曆史文化人物都可以在此有一席之地。群星燦爛，不隻是用來景仰和膜拜，更且要讓人們知道他們的主體思想。都跟真人一樣大小，這樣，中外曆史文化的偉人們才可以陸陸續續走進來。一邊安放中國的曆史文化人物，另一邊則可安放同一時代世界曆史文化人物，孔子可以進來，老子可以進來，蘇格拉底可以進來，柏拉圖也可以進來。是的，不要放帝王。人類曆史上那些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帝王將相的英雄傳奇，既不可複製，多數也是爭權奪利而致生靈塗炭的代名詞。中國曆史上這一點尤甚。倒是那些貌似無力的思想、文化和科技，在增進人類福祉、提高人類自由與尊嚴上，生生不息，源遠流長！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文化包容與多元是文化與民族自信的體現，你容得下它，你比它大；你容不下它，你比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