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區別對待的三種儒家複興
作者：王曉漁
來源：作者博客



　　一座剛剛落成的9.5米高孔子塑像，因為地處國家博物館北門廣場、天安門廣場東側，被視為儒家複興的一種信號。近代以來，幾乎每次轉型期，知識階層都會激烈爭論：儒家是否應該複興或者儒家能否複興？在我看來，這個問題不能一概而論。儒家分為三個層麵：文化層麵的儒學，製度層麵的儒術，信仰層麵的儒教。儒學、儒術和儒教的複興，需要區別對待。
 
　　文化層麵的儒學複興，值得期待。但這有一個前提，即儒學處於自由競爭的多元思想之中，而且儒學複興不會影響這一思想格局。如果思想是一元的，即使儒學具有壟斷性地位，也很難稱得上儒學複興，因為這種複興不是憑借文化自身的魅力，而是憑借外在力量。思想往往在互相攻難、互相辯駁之下才會興盛，很難一枝獨秀，一種思想的複興不必以另一種思想的衰落為前提。如果儒學複興要以其他思想的衰落為代價，這種複興同樣需要存疑，儒學很有可能已經成為儒術了。
 
　　回顧思想史，儒學在諸子百家的爭論之中逐漸深化。儒、墨曾經並列為顯學，《史記·太史公自序》有“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之說。而且，儒學自身也不是鐵板一塊，《韓非子·顯學》稱：“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所以，有“儒分為八”的說法。外部的攻難和內部的辯駁，非但不會損害一種思想，反而會刺激這種思想進一步生長。對外主張限製其他學說的傳播，對內主張團結一致、拒絕分歧，這是不自信的表現，和複興沒有關係。
 
　　製度層麵的儒術複興，最具爭議。儒家有沒有製度層麵的貢獻，存在不同的說法。有論者把“禮”視為製度，但“禮”更接近於儀式。一種製度需要有相應的儀式，但製度不等於儀式。儒家在漢初一度遭到歧視，後來受到重視，是因為儒生叔孫通領銜起草了一套朝廷禮儀，使得“布衣天子”劉邦真切感受到“皇帝之貴”。但是，這套儀式不等於製度。漢代在製度上沿襲了秦代，所以有“漢承秦製”的說法。
 
　　儒學在製度層麵上的缺失，使得“援法救儒”成為思維定勢，儒表法裏製度曆兩千年而不衰。儒家和法家的結合，似乎擴大了儒家的影響，延續了儒家的生命，但以儒家放棄自己的價值立場為代價，儒家成為法家的裝飾。所以，不僅需要檢討儒術複興，更需要檢討以儒術複興為名的法家複興。談到儒家和製度的關係，最常見的一種觀點是儒家有礙於民主製度。誠然，從儒家裏很難獨立生長出民主製度，但是，儒家文化和民主製度不能共存的說法也值得存疑，兩者亦有諸多可以會通之處，這一點，早在洋務運動時期即有不少士人指出。事實上，對民主製度最具阻礙的是法家，或者說，是儒表法裏製度。儒家如果希望彌補製度缺失，可以“援法救儒”，但“法”不應是法家，應該是法治。
 
　　信仰層麵的儒教複興，首先會遇到一個問題：儒教是否存在？儒教的支持者表示，否認儒教的存在，是以西方宗教為標準衡量中國宗教。如果承認這種中西二元對立的思維，儒教的支持者一定要把儒家發展為宗教，這恰恰是“西方思維”，否則，沒有必要堅持儒家宗教化。
 
　　如果承認儒教的存在，需要有兩個前提：一，政教分離；二，這種宗教不具排他性。政教分離，不必多說。多種宗教“和諧”共處，同樣重要。在山東曲阜的孔廟附近，基督教聖三一堂籌備建設，此舉遭到儒教支持者的堅決反對。在24.8米高的孔廟大成殿附近修建41.7米高的基督教聖三一堂，是否合適，可以交由建築學者討論。聖三一堂奠基時，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高峰牧師曾表示該教堂是“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交流的平台”，相關人員也表示圖紙仍在修改。可是，儒教支持者在反對建設的公開信中卻表示教堂應該滿足五個條件：至少須在孔廟、孟廟以及周公廟五十華裏以外；高度不宜超過孔廟、孟廟大成殿的高度；規模不可容眾三千人；不宜建成中國最大教堂；建築風格隻能為中國傳統建築風格，或至少為現代建築風格，而不宜為哥特式風格。（參見《南風窗》2011年第2期）在這封公開信裏，儒教人士似乎遺忘了儒家的雍容大度。
 
　　簡而言之，我對儒學複興樂觀其成，但前提是多元思想處於自由競爭狀態，儒學複興不以其他學說的衰落為代價；對儒術複興堅決反對，尤其反對儒術複興背後的法家複興；對儒教複興不置可否，惟願儒教謹守政教分離和多種宗教“和諧”共處的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