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科視野中的曆史政治學：以曆史社會(hui) 學、政治史、比較政治學為(wei) 參照

作者：姚中秋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政治學研究》2020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三月廿四日己醜(chou)

          耶穌2020年4月16日

內(nei) 容提要：曆史政治學是中國學者提出的研究政治學之全新範式，但當然不是從(cong) 零開始，而有眾(zhong) 多可資利用之知識資源，本文探討其與(yu) 曆史政治學之關(guan) 係。曆史政治學與(yu) 曆史社會(hui) 學均致力於(yu) 帶回曆史、帶回國家，並共享眾(zhong) 多方法；但後者有西方中心論偏見，奉行價(jia) 值無涉原則，止於(yu) 理解或解釋；曆史政治學則破除西方中心論，公正對待中國等非西方國家、文明豐(feng) 富的政治實踐，且有明確價(jia) 值追求，致力於(yu) 從(cong) 曆史中探究善治之道。曆史政治學呼籲曆史學再度重視政治史，並使之有政治學想象力。曆史政治學可為(wei) 比較政治學帶入大曆史視野，以矯正其以西式政治製度為(wei) 標準的偏失。

關(guan) 鍵詞：曆史政治學   曆史社會(hui) 學   政治史   比較政治學   方法論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科於(yu) 2019年中發出了發展曆史政治學之倡議，引起學界廣泛反響。其中也有疑惑：國際學界已有成熟的曆史社會(hui) 學和曆史製度主義(yi) 範式，包括政治學界在內(nei) 的國內(nei) 學者已有發展曆史社會(hui) 學的努力，何必再提曆史政治學？

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筆者基於(yu) 中國的超大規模特性提議發展曆史政治學，但此概念是否值得廣泛倡導，楊光斌教授、任鋒教授與(yu) 筆者曾多次討論，有過猶豫。最後，見多識廣的朱雲(yun) 漢教授一錘定音。從(cong) 學科發展角度看，提出曆史政治學的理由至少有以下三點：

第一，明確地服務於(yu) 政治學學科的發展。從(cong) 學科歸屬看，曆史社會(hui) 學在社會(hui) 學範圍內(nei) ，政治學可借用其研究成果，但以之為(wei) 政治學之學科分支或研究進路，終究名不正、言不順而事難成。曆史政治學則明標其政治學學科屬性，名正言順，有利於(yu) 推動政治學學科的發展。

第二，為(wei) 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探索新路。100多年來，中國的學院政治學以引進、移植日本、蘇聯、英美等異域外來理論為(wei) 學術發展主要動力。而今世界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歐美國家普遍陷入政治衰敗，連累其政治理論喪(sang) 失學理和道德的感召力；中國在政治上已有足夠自信，開始尋求政治理論之自主自立。內(nei) 外兩(liang) 個(ge) 因素要求中國政治學獨立地進行理論創發，重建政治學之核心概念、基本命題和底層邏輯。但突破口何在？原創理論隻能來自於(yu) 直麵事實，而憲法序言第一句話如此定義(yi) 中國：“中國是世界上曆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中國有悠久的國家曆史，故有豐(feng) 富的政治經驗，此為(wei) 中國政治學進行理論創發之寶貴資源。同時，中國有漫長而豐(feng) 厚的曆史學、實即曆史政治學的學術傳(chuan) 統。故中國政治學之轉向曆史，是國家、文明之內(nei) 在屬性和自身學術傳(chuan) 統所決(jue) 定的，沿此範式發展，順天應人，可有豐(feng) 碩成果。

第三，樹立中國學術的自主性。曆史社會(hui) 學最早形成於(yu) 歐洲，20世紀中期以後繁榮於(yu) 美國，中國學者於(yu) 此範式隻是後來的消費者，隻能以其已有方法、邏輯、理論解釋中國事實，而難有原創性學術貢獻。曆史政治學卻是全新範式，中國學者率先提出，並從(cong) 最底層構建其研究綱領，學術自主性不言自明。同時，在既有政治學範式失靈之時，轉向曆史是普遍的選擇，因而，曆史政治學的展開，不僅(jin) 有益於(yu) 中國政治學的發展，甚至可能推動世界政治學之範式轉換；考慮到政治學在現代社會(hui) 科學體(ti) 係中之關(guan) 鍵地位，也可能助推其他社會(hui) 科學領域之範式變革。

正曆史政治學之名後，我們(men) 各自思考，寫(xie) 作、發表了若幹論文，對曆史政治學的研究綱領作初步討論。在此過程中深切認識到，有必要厘定曆史政治學與(yu) 曆史社會(hui) 學間之關(guan) 係，本文將討論兩(liang) 者之同與(yu) 異。同時，曆史學、政治學兩(liang) 門學科中的政治史專(zhuan) 業(ye) 也有曆史和政治兩(liang) 個(ge) 維度，與(yu) 曆史政治學內(nei) 在相關(guan) ；曆史政治學又廣泛使用比較的曆史分析方法，與(yu) 比較政治學關(guan) 係密切，故本文亦將簡單討論曆史政治學與(yu) 政治史、比較政治學之關(guan) 係。需要說明的是，揭明不同，不是為(wei) 了樹立學科藩籬，而是為(wei) 了更好地自我認知：以他者為(wei) 參照，更為(wei) 準確地認識曆史政治學的學術取向與(yu) 方法。

一、曆史政治學與(yu) 曆史社會(hui) 學之同

討論曆史政治學與(yu) 曆史社會(hui) 學之異同，立刻涉及一個(ge) 問題：什麽(me) 樣的曆史社會(hui) 學？社會(hui) 學在歐洲興(xing) 起時，受當時占據支配地位的曆史學之影響，又受初步興(xing) 起的實證主義(yi) 之擠壓，自然堅持曆史取向，而呈現為(wei) 曆史社會(hui) 學樣態，卡爾·馬克思（Karl Marx）、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埃米爾·塗爾幹（Emile Durkheim）等社會(hui) 學三大創始人、尤其是前兩(liang) 位，均立足於(yu) 曆史構建其理論，從(cong) 而奠定了曆史社會(hui) 學範式。近兩(liang) 百年來，曆史社會(hui) 學經曆了幾個(ge) 階段的演化，形成了多樣的研究取向，本文僅(jin) 主要關(guan) 注與(yu) 政治學緊密相關(guan) 之曆史社會(hui) 學。

具體(ti) 說來，本文參考兩(liang) 位政治學者的選擇，劃定所要討論的曆史社會(hui) 學之範圍：楊光斌列舉(ju) 了曆史社會(hui) 學的四個(ge) 重要分支：“摩爾學派”，主要人物是推動曆史社會(hui) 學於(yu) 20世紀60年代興(xing) 起之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使之中興(xing) 的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epol）；另有“梯利學派”、邁克爾·曼（Michael Mann）的社會(hui) 學理論和沃勒斯坦等人所創發的世界體(ti) 係理論。楊光斌總結說：“曆史社會(hui) 學是關(guan) 於(yu) 現代國家史的研究，在研究現代國家形成的過程中，總結出現代國家形成的政治道路、國家形成中的階級關(guan) 係、革命、民主、民族等重大議題。”這些研究顯然與(yu) 政治學密切相關(guan) ，故楊光斌將其列為(wei) “政治學理論曆時性知識資源”。郭台輝訪談了15位歐美曆史社會(hui) 學家，並指出其共同點：“他們(men) 轉向曆史，專(zhuan) 注於(yu) 革命、社會(hui) 衝(chong) 突與(yu) 變遷、工業(ye) 化、階級形成、國家形成、民主化、資本主義(yi) 起源與(yu) 變遷、官僚製等，開創了宏觀－比較－曆史分析的新潮流。”這些均為(wei) 政治學的重要研究議題，是具有政治學屬性的曆史社會(hui) 學或“準曆史政治學”。

曆史政治學與(yu) 這一具有較強政治學色彩的曆史社會(hui) 學之間確有密切關(guan) 係，兩(liang) 者有諸多共同、相通之處，曆史社會(hui) 學已發展成熟之重要學術取向和方法，足可供曆史政治學所取法，舉(ju) 起大者如下：

第一，兩(liang) 者共同致力於(yu) “帶回曆史”。曆史政治學和曆史社會(hui) 學均冠以“曆史”二字，明白顯示其共同的學術誌向，即克服社會(hui) 學和政治學領域中的“去曆史化”傾(qing) 向，重新帶回曆史，以“曆史想象力”構建理論。

在社會(hui) 學領域，去曆史的、靜態的結構功能主義(yi) 曾占主流，但到“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之間，由於(yu) 美國國內(nei) 乃至全球的政治衝(chong) 突所引發的反叛，使得體(ti) 現於(yu) 結構功能主義(yi) 靜態和發展模式中的含蓄的世界觀並無多大意義(yi) 。”部分社會(hui) 學家起而反思結構功能主義(yi) ，而有曆史轉向，倡導“曆史想象力”，致力於(yu) 曆史地探究現代社會(hui) 之起源及其多樣性。

過去幾十年，與(yu) 社會(hui) 學領域中曆史方法頗受重視相反，在政治學領域，去曆史的、靜態的政治理論居於(yu) 支配地位，“曆史終結論”是此範式之醒目招牌。當然，後發國家尚有一段曆史要走，但這是有明確目的之“轉型”，或轉向現代，或轉向民主，走向歐美已站立之曆史終點。故總體(ti) 上，政治學界普遍無視甚至厭惡曆史；有些中國學者甚至以曆史為(wei) 包袱，試圖徹底鏟除曆史，以進行製度移植。

然而，曆史沒有終結。對致力於(yu) 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中國來說，曆史再度開啟，人類進入“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歐美普遍的政治衰敗同樣意味著其曆史之再度開啟。曾被人膜拜的政治教條失靈了，政治學不能不重回事實，再返曆史，重建“曆史想象力”，從(cong) 曆史中總結、提煉、發展新的理論——不僅(jin) 中國政治學需轉向曆史，西方政治學同樣需轉向曆史。在此，曆史社會(hui) 學的曆史想象力及其所取得的重大學術成就，構成倡導曆史政治學的一個(ge) 重要理由。

盡管如此，曆史政治學與(yu) 曆史社會(hui) 學仍有所不同。除少數例外，曆史社會(hui) 學重在解釋現代社會(hui) 、國家、世界體(ti) 係之起源和結構，故主要關(guan) 注1500年以來的現代曆史。曆史政治學則拉長時間尺度，關(guan) 注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所說的“長時段曆史”或“大曆史”——甚至比布羅代爾所說“長時段”的還要長，達到四五千年的時間尺度上，並且當然以政治為(wei) 中心。

曆史政治學倡導如此悠長的時間尺度，基於(yu) 人類政治的基本事實：在考古學中，國家的建立是人類進入文明狀態之根本標誌，四五千年前，世界上若幹地區包括中國，率先建立國家。國家曆史如此漫長，曆史政治學必須把研究視野放寬到四五千年間，關(guan) 注世界上具有政治創造力的各民族、國家、文明在曆史上曾經建立、並對今天仍有影響的各種政治價(jia) 值、製度、機製，探討其起源、演化，比較其成敗得失。這裏當然要采用運用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大結構、長過程、寬比較（Big Structures，Large Processes，Huge Comparisons）”的視野和方法，斯考切波的“宏大理論視角”與(yu) “比較曆史方法”。一旦采用“長時段曆史”視野，則中國就是至關(guan) 重要的研究對象，這一點，下節將予以討論。

第二，兩(liang) 者共同致力於(yu) “帶回國家”。社會(hui) 學誕生之初，致力於(yu) 解釋現代社會(hui) 之起源；而現代社會(hui) 與(yu) 傳(chuan) 統社會(hui) 之最大區別在於(yu) 國家更為(wei) 強大，故曆史社會(hui) 學兩(liang) 位創始人馬克思、韋伯都非常重視國家。不過，到了20世紀，隨著西方現代國家體(ti) 製逐漸定型，國家議題逐漸淡出。但對主流建製有一定批判意識、因而“處於(yu) 傳(chuan) 統學術方式的邊緣或是對立麵”的曆史社會(hui) 學者，重返革命、建國、國家等議題。20世紀七八十年代，斯考切波等曆史社會(hui) 學者在強調“國家自主性”的脈絡中，發出“帶回國家”的呼聲。他們(men) 著重研究了現代國家多樣的形成過程及其所造就的多種現代國家形態。有些敏銳的中國學者欲以曆史社會(hui) 學作為(wei) 政治學之重要知識資源，原因正在於(yu) 此。

政治學的研究對象首先是國家，即研究權力的配置、基本政治製度的構建和完善等。不過，在美國政治學卻有點例外：其較少受大規模階級衝(chong) 突和破壞性戰爭(zheng) 的衝(chong) 擊，政製相對穩定；“美國例外論”信念導致其有美國政製已臻完美之幻象，故20世紀以來的美式政治學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國家主題，沿三個(ge) 方向發展：日益碎片化的權利政治學，推動曆史終結的轉型政治學，量化主宰的實證主義(yi) 政治學。國家被消解了。不幸的是，這種政治學傳(chuan) 入後發國家，導致其迷信分權製衡、公民社會(hui) 、第三部門、自由企業(ye) 等議題，忽略國家建設，甚至弱化本就軟弱的國家，從(cong) 弱國家的前現代一步踏入反國家的後現代，最終在無秩序的困境中苦苦掙紮。在中國，過去二三十年來，學院主流政治理論也日益倒向權利中心論、社會(hui) 中心論。這種政治學反噬歐美，今日其所麵臨(lin) 之根本困境正是政治衰敗、國家碎片化、根本憲製失靈。福山正是見及於(yu) 此，及時轉向曆史政治學，強調國家建設的優(you) 先性，這貫穿於(yu) 其十年來的諸多著述中。

曆史政治學呼籲人們(men) 拉長時間尺度，考察人類四五千年來的文明曆程；由此立刻可以發現，國家之建立、建設和持續改進是共同體(ti) 興(xing) 衰存亡之關(guan) 鍵所在，也是人群幸福或悲慘之決(jue) 定性因素。曆史政治學呼籲政治學“不忘初心”，始終以國家、尤其是國家根本製度也即憲製之建立、改進，作為(wei) 主要研究對象。同時，拉長時間尺度有助於(yu) 克服曆史終結論幻想，使人們(men) 認識到，任何政治製度都會(hui) 衰敗，因而任何國家都需要持續改進其政治製度、機製。在曆史政治學看來，國家難有完備形態，而是持續生成之過程，因而始終需要政治學及時提供改進政治製度、機製之知識和智慧。在此，曆史社會(hui) 學的“帶回國家”、強調國家自主性，極大地支持了曆史政治學的呼聲。

當然在這方麵，曆史政治學與(yu) 曆史社會(hui) 學亦有所不同：曆史社會(hui) 學多偏重於(yu) 探究政治製度之社會(hui) 基礎，比如探討形成不同形態的現代國家之經濟、社會(hui) 乃至意識形態力量。邁克爾·曼的巨著名為(wei) 《社會(hui) 權力的來源》，即清楚表明其用心所在。曆史政治學則不然，主要研究國家、研究憲製本身。

而且，20世紀90年代以來，曆史社會(hui) 學的主流明顯地偏向於(yu) 社會(hui) 史、文化史，也即明顯地去政治化、去國家化。如此研究取向相對於(yu) 當今世界的現實困境，過於(yu) 奢侈了。倡導曆史政治學，有助於(yu) 矯正這一偏頗，促使學界再度聚焦於(yu) 政治、國家。

第三，兩(liang) 者的研究方法也有相通之處。在各門社會(hui) 科學中，政治學的曆史最悠久，但似乎對方法論似乎不甚措意。相反，也許正因為(wei) 誕生較晚，曆史社會(hui) 學反有強烈的方法自覺。趙鼎新總結曆史社會(hui) 學方法的基本取向謂：“曆史學家按時間序列敘事講故事，社會(hui) 學家追尋著結構/機製敘事找規律，而曆史社會(hui) 學的真諦就在於(yu) 對這兩(liang) 種敘事進行整合。”時間敘事和結構刻畫的結合，生成曆史社會(hui) 學之諸多方法：韋伯確立了理解、理想類型、長時間跨度、大範圍的結構性比較等方法；摩爾以來的曆史社會(hui) 學更是有意識地發展各種方法，比如蒂利所說的“大結構，長過程，寬比較”，斯考切波的比較曆史方法等；晚近以來甚至形成“方法導向的曆史社會(hui) 學”。在強調製度至關(guan) 重要的學術風氣中，由曆史社會(hui) 學母體(ti) 發育出“曆史製度主義(yi) ”範式，則以曆史方法理解製度變遷之複雜機製。

曆史政治學剛剛上路，除援引傳(chuan) 統曆史政治學的方法之外，必然主要借用曆史社會(hui) 學的方法，這種借用也是完全可行的，兩(liang) 者均為(wei) 基於(yu) 曆史的社會(hui) 科學研究。

二、曆史政治學與(yu) 曆史社會(hui) 學之異

以上列舉(ju) 曆史政治學和曆史社會(hui) 學的相同、相通之處，也涉及相同中之不同；除此之外，兩(liang) 者有更重大的不同，此亦為(wei) 倡導曆史政治學之根本理由所在，至少可列舉(ju) 如下兩(liang) 點：

第一，曆史社會(hui) 學普遍有西方中心論傾(qing) 向，曆史政治學則要徹底走出西方中心論，全麵、公正地考察人類曆史上各民族、國家、文明豐(feng) 富多樣的政治實踐；當然，中國在其中居於(yu) 頭等重要地位。

曆史社會(hui) 學初起於(yu) 歐洲，其時，其文明正如日中天，難免產(chan) 生西方中心論傾(qing) 向，這在韋伯身上就有明顯表現。巴林頓·摩爾以來的美國曆史社會(hui) 學，由其議題限定也不自覺地陷入西方中心論。趙鼎新概括說：“在西方，曆史社會(hui) 學的核心議題隻有一個(ge) ，那就是，工業(ye) 資本主義(yi) 和民族國家產(chan) 生的原因和後果。”西方實現了兩(liang) 者，當然成為(wei) 主角、成為(wei) 標準；非西方國家、文明成為(wei) 配角，成為(wei) “化”的對象，其現代曆史之主題是費正清所說，對西方“衝(chong) 擊”作出“回應”。曆史社會(hui) 學尤其有西方製度優(you) 越論傾(qing) 向，把自由主義(yi) 價(jia) 值觀、西式民主選舉(ju) 、法律支配製度和西式資本主義(yi) 製度視為(wei) 現代社會(hui) 的正統，其他製度則被判定為(wei) 變態。哪怕是福山的曆史政治學，盡管已放棄了曆史終結論的妄想，仍基於(yu) 其意識形態信念斷言中國的政治製度不能長久。

近些年來，已有越來越多中國社會(hui) 學學者轉向曆史社會(hui) 學，積極推動其本土化，因而重視中國研究，比如重視中國革命研究，重視中國自成一體(ti) 的國家治理體(ti) 製、機製的研究。這些努力已初步撼動了曆史社會(hui) 學的西方中心論。

曆史政治學更進一步，立足於(yu) 中國，重建世界視野。中國學者提出曆史政治學範式，當然是從(cong) 中國看世界，格外重視中國事實。這無關(guan) 乎民族主義(yi) 情緒，而基於(yu) 如下事實：中國擁有悠久而不間斷的國家曆史，這可能是世界上獨一份；且按韋伯標準，中國早在秦漢時就已建成“現代國家”，而且是實行普遍“直接統治”的超大規模郡縣製國家，更重要的是，這一形態曆經兩(liang) 千多年，延續至今。因此，對中國的國家起源、演化進行全麵、深入的研究，有助於(yu) 發展更為(wei) 普遍的國家理論，有助於(yu) 找到國家維護統一、保持超大規模的普遍機製。就此而言，曆史政治學完全有理由“以中國為(wei) 方法”，以中國為(wei) 標準、典範，進行大曆史、大範圍的宏觀曆史比較。

同時，一旦進入長時段曆史中，則在過去兩(liang) 百年曆史中被遮蔽的眾(zhong) 多非西方國家、文明之豐(feng) 富政治實踐，也可進入政治學視野。這些國家、文明曾發明過延續至今的諸多重要政治價(jia) 值和製度。就此而言，曆史政治學有鮮明的學術道德意識，它決(jue) 心公正地對待所有國家和文明而無所偏頗。由此發展的政治學理論將會(hui) 克服西方政治的地方性局限，更為(wei) 包容而普遍，因而更為(wei) 有效。

這一點對處於(yu) 大變局中的今人尤其重要。局限於(yu) 西方地方性知識體(ti) 係中，即便西方國家也未必能為(wei) 其政治衰敗找到出路，何況非西方國家。充分地利用人類積累的一切政治智慧，人類或許才有可能找到解決(jue) 當下政治困境之良方。因此，曆史政治學決(jue) 意為(wei) 政治學帶入中國，帶入廣大非西方國家的豐(feng) 富政治經驗，事實的擴展必定可以刺激理論的創發。

第二，曆史社會(hui) 學普遍奉行“價(jia) 值中立”原則，以解釋或理解社會(hui) 變遷為(wei) 己任；曆史政治學則有明確價(jia) 值追求，本乎“資治”傳(chuan) 統，以尋求善治之道為(wei) 己任，從(cong) 曆史中尋找構建或改善政治秩序之方案。

這一重大不同由政治學和社會(hui) 學的學科屬性所決(jue) 定。自誕生起，政治學就以追求善治為(wei) 己任。孔子說：“政者，正也。”政治事業(ye) 之目的是促使所有人、事均處在正的狀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柏拉圖（Plato）說，政治是實施“正義(yi) ”；亞(ya) 裏士多德（Aristotle）說，“一切社會(hui) 團體(ti) 的建立，其目的總是為(wei) 了完成某些善業(ye) ”，城邦作為(wei) “社會(hui) 團體(ti) 中最高而包含最廣的一種，它所追求的善業(ye) 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廣的”。服務於(yu) 政治、城邦的知識努力即政治學，當然以追求善治為(wei) 己任：亞(ya) 裏士多德說，政治學應以研究“理想政體(ti) ”為(wei) 中心。即便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也致力於(yu) 走出“自然狀態”，以維護和平秩序，避免人們(men) 相互傷(shang) 害，此為(wei) 最基本的政治之善。

社會(hui) 學另有其傳(chuan) 統。極大影響社會(hui) 學發展的韋伯倡導學術研究的“價(jia) 值中立”“價(jia) 值無涉”（value-free）；韋伯也強調研究者與(yu) 對象之“價(jia) 值關(guan) 聯”，但前者影響更大。這種取向主導了曆史社會(hui) 學，多數學者致力於(yu) 解釋或理解現代社會(hui) 之形成，較少涉及價(jia) 值判斷，較少思考社會(hui) 、國家如何趨於(yu) 善治。韋伯本人比較了不同文明的宗教與(yu) 資本主義(yi) 之間的關(guan) 係，探討了現代官僚製的起源，雖對後者頗有擔憂，卻未以其廣博知識開出藥方。摩爾以來的曆史社會(hui) 學大範圍地比較了現代國家和資本主義(yi) 體(ti) 製在不同國家形成的不同類型。其中隱含西方中心論傾(qing) 向，偏向於(yu) 個(ge) 人主義(yi) 價(jia) 值、自由市場和代議民主製，但普遍比較克製，僅(jin) 止於(yu) 理論解釋或理解，未進一步進行規範性討論，指出各類型國家或具體(ti) 製度之內(nei) 在缺陷，並尋求改進之道。

曆史政治學在政治學範圍內(nei) ，有明確的價(jia) 值關(guan) 切，致力於(yu) 尋求善治之道。可用馬克思的話說明兩(liang) 者之別：“哲學家們(men) 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yu) 改變世界。”曆史社會(hui) 學屬於(yu) 前者，從(cong) 各個(ge) 角度解釋現代國家是如何形成的；曆史政治學則有後者之誌，基於(yu) 長時段績效，比較不同國家形態及其具體(ti) 政治製度之利弊得失，提出相應的改進之道。

福山的曆史政治學就是這麽(me) 做的。他追溯自秦建立曆史上第一個(ge) 現代國家以來兩(liang) 千多年間人類塑造和維護政治秩序的機製，總結出國家、法治、負責製政府三種最重要的製度，並以此衡量各政治共同體(ti) 之利弊得失，比如肯定東(dong) 亞(ya) 儒家文化圈的強國家傳(chuan) 統，但認為(wei) 其應加強法治；對非洲、拉美國家，則認定其應強化國家。對此類具體(ti) 判斷可讚可彈，但其研究取向清楚顯示了曆史政治學之根本理由：止於(yu) 善治，通過長時段、大範圍的曆史比較，探索各種製度及其不同組合的利弊得失，以求建立優(you) 良政治製度，或改進現實政治製度、機製，使之更好地造福於(yu) 人民。

對曆史政治學來說，最重要的任務恰在於(yu) 重建政治價(jia) 值體(ti) 係。現代西式政治學以自由或個(ge) 人權利保障、私人產(chan) 權保障或民主作為(wei) 政治的基本價(jia) 值，是否可取或足夠？是否普遍？已有很多人產(chan) 生懷疑，曆史政治學要拉長時間尺度，西式政治價(jia) 值的獨斷，容入曆史上各重要文明和國家的政治實踐，考察其得失，從(cong) 中抽繹政治之善，厘定善政之構成。由此可以構建更為(wei) 合理而普遍的價(jia) 值體(ti) 係，包容西式價(jia) 值，但其未必排序如此之高，中國人所說的成德、生生，古典政治學普遍肯定的秩序，或許更為(wei) 根本。

此處涉及西方思想之重大命題：事實與(yu) 價(jia) 值兩(liang) 分，不能從(cong) “是”推出“應當”。然而，從(cong) 中國思想立場看，這種兩(liang) 分本身就是虛妄的。道在器中，道、器不可離；理在事中，理、事不可分。“應當”就在曆史地展開的“是”之中，正是時間讓“是”凝定為(wei) “應當”，且讓後人可從(cong) 先人之“是”中探知“應當”，也即從(cong) 曆史中探求致善之道，舍此，別無他途。

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把事實與(yu) 價(jia) 值的兩(liang) 分轉化為(wei) 古典的自然權利與(yu) 現代的曆史主義(yi) 之對立。曆史主義(yi) 指如下信念：過去已死，今天一定好於(yu) 昨天，今人不必受曆史的羈絆。然而，曆史政治學持守中道，既不迷信哲人思辨地構造的自然權利，也不是曆史主義(yi) 的，而是要泯古今之別，肯定曆史是活著，故“好古，敏以求之”，並通過大尺度、大範圍的比較，發現可取的、善的價(jia) 值、製度和機製，資以改進現實。

三、政治史轉向曆史政治學？

同有“曆史”“政治”二字，曆史政治學與(yu) 政治史內(nei) 在相關(guan) 。這裏所說的政治史包括政治製度史、政治思想史（包括政治哲學史），以及狹義(yi) 的政治史，即政治事件史。由曆史政治學立場而言，其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政治史的知識供應，當然也就期待政治史的繁榮。但現實則不如人意。

傳(chuan) 統曆史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史，且以“資治”為(wei) 目的，因而也就是曆史政治學，不論中國、西方，均是如此。在中國，周公自覺地“監”於(yu) 夏、殷之成敗，製禮作樂(le) 並建立敬天愛民的政治新價(jia) 值，此即曆史政治學之肇始；孔子“因史記作《春秋》”，寓大義(yi) 於(yu) 微言之中，“義(yi) ”就是政治之根本原則，“貶損之義(yi) ，後有王者舉(ju) 而開之，《春秋》之義(yi) 行，則天下亂(luan) 臣賊子懼焉。”《春秋》是曆史政治學的典範之作。司馬遷作《史記》，“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即是欲躋身於(yu) 諸子百家之中，而百家何為(wei) ？“務為(wei) 治者也”。司馬光作《資治通鑒》，其命名即顯示了曆史政治學之用心。至於(yu) 現代，錢穆是曆史學家，其《政學私言》則基於(yu) 曆史研究，提出完整的政製設計方案。

西方傳(chuan) 統史學同樣以政治為(wei) 中心，以求治為(wei) 目的。即便標榜實證的蘭(lan) 克史學，也以當時正形成的民族－國家作為(wei) 敘事主體(ti) ，呈現為(wei) “一種修昔底德式的政治史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世紀的美國有“曆史政治學（Historico-politics）”，曆史學家承擔政治學的功能，以條頓民族的曆史來論證美國共和製度之生命力。

不過，社會(hui) 學在西方的興(xing) 起逐漸瓦解了曆史學的政治關(guan) 懷。“社會(hui) ”浮現、並日益突出，乃出現社會(hui) 史分支，進一步細化出“文化史”，兩(liang) 者持續擴張其範圍，關(guan) 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微觀史大行其道。相應地，政治史受到擠壓，空間日益逼仄。曆史學逐漸偏離曆史政治學傳(chuan) 統，勉強維生的政治史在“新政治史”範式引領下也日益社會(hui) 史化。

中國曆史學經曆類似演化過程。新文化運動衝(chong) 擊下的曆史學已放棄了其政治功能，胡適的“整理國故”就是去政治化的曆史學的宣言。具有強烈政治關(guan) 懷的馬克思主義(yi) 傳(chuan) 入中國並在曆史學中居於(yu) 支配地位，反倒強化了曆史學的政治學屬性，中國學者對中國曆史上的國家形態進行了細致的研究，而這種研究是具有重大政治意義(yi) 的。隻是這種研究頗多意識形態色彩，故20世紀80年代以來，曆史學迅速脫出這種範式，甚至厭惡政治史本身，迅速社會(hui) 史化、文化史化。由此“碎片化”，對此，史學界已有所反思。而從(cong) 根本上說，曆史學碎片化之首因是政治史萎縮：在任何共同體(ti) 中，政治均有統攝全局之地位，也有貫通古今之作用，政治史萎縮的結果必定是曆史學沉溺於(yu) 細枝末節；其次，因為(wei) 曆史學界缺乏理論、尤其是關(guan) 於(yu) 國家、世界體(ti) 係的宏大理論之構建能力，而這同樣與(yu) 政治史的萎縮有關(guan) ，隻有以政治為(wei) 中心，才可能構建宏大理論。

幾乎與(yu) 此同時，在政治學學科內(nei) ，政治史的地位同樣大幅下降。受美式政治學影響，政治學以研究權利或轉型為(wei) 主，近些年來定量研究又方興(xing) 未艾，結果，曆史無足輕重。唯一的幸運是，受儒學複興(xing) 熱、施特勞斯熱的推動，政治思想史尚有一定活力，但其基本上是楊光斌所說的“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

曆史政治學範式有賴於(yu) 政治史提供中間品，因而期待政治史的複興(xing) 。曆史政治學有曆史和政治兩(liang) 個(ge) 角度，願同時向兩(liang) 個(ge) 學科喊話：一方麵，呼籲政治學重視曆史，有“曆史想象力”；另一方麵，呼籲曆史學重視政治，讓政治史重歸曆史學舞台之中心。文明與(yu) 國家的成立同步，在文明時代，權力、政治、軍(jun) 事、以及與(yu) 之相關(guan) 的意識形態始終是曆史變遷之根本動力，以政治史為(wei) 中心，曆史學才能對曆史給出可信的解釋。這一點尤其適用於(yu) 現代中國，政黨(dang) 、革命、國家構建等“硬政治”是現代曆史之支配性力量，社會(hui) 、文化乃至於(yu) 個(ge) 人生命是被塑造的對象，政治自然應當是曆史學之根本議題。

而為(wei) 有效地描述和解釋曆史上的政治，政治史須有政治學的理論自覺。在曆史學內(nei) 部，政治史地位的下降多由於(yu) 社會(hui) 史、文化史之衝(chong) 擊；在政治學學科內(nei) ，政治史地位的下降主因則是其研究缺乏理論自覺，多停留在曆史事實考證和敘述層麵，最多隻是運用現成理論進行事實描述或驗證而已。政治學是社會(hui) 科學，政治史若無助於(yu) 政治理論的生產(chan) ，當然會(hui) 喪(sang) 失在政治學科內(nei) 的存在價(jia) 值。政治史存在、發展之正當性在於(yu) 為(wei) 政治學的理論生產(chan) 提供合格的中間品，為(wei) 此不能不有理論自覺，有“政治學想象力”，關(guan) 注宏觀政治結構、運作機製與(yu) 演變動力。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呼籲政治史轉向曆史政治學。政治製度史可以轉向以曆史方法發展關(guan) 於(yu) 政治製度之理論，政治思想史或可轉向以曆史資源對今日政治問題進行政治思考。這當然不是否定曆史研究本身的意義(yi) ，但傳(chuan) 統曆史學之所以享有崇高地位，乃因為(wei) 其實曆史政治學，如司馬光所說，致力於(yu) “監前世之興(xing) 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得舍非。”

四、為(wei) 比較政治學嫁接大曆史視野

曆史政治學廣泛使用“曆史的比較分析”，與(yu) 比較政治學有一定交疊之處，後者的方法可為(wei) 曆史政治學所用，反過來，曆史政治學的大曆史視野也可以供比較政治學參考，從(cong) 而矯正其內(nei) 在的價(jia) 值偏見。

顧名思義(yi) ，比較政治學的研究對象覆蓋全球的廣大地區，然而“這種表麵的全球性，實際上掩飾了比較政治學在內(nei) 容、方法、認識論上非常嚴(yan) 重的地方性。”比較政治學的地方性內(nei) 在於(yu) 該學科誕生之事實中：它主要由美國學者構建於(yu) 冷戰時代。很自然地，美式意識形態支配了這一學科，比如在政體(ti) 分類中，比較政治學公開或隱含地以西方自由或民主製為(wei) 標準，以之衡量、判斷蘇聯東(dong) 歐國家的製度和廣大第三世界的製度。於(yu) 是，比較政治學搖身一變，自居於(yu) 非西方世界的政治醫生之位，其藥方則是政治現代化或政治製度轉型：非西方國家放棄自己的政治製度，向西方意義(yi) 上的政治現代化轉軌，或建立西式政治製度。在如此研究中，中國及廣大非西方國家喪(sang) 失了認識上的本體(ti) 意義(yi) ，完全被對象化；在政治價(jia) 值上，非西式製度完全被邊緣化甚至遭到徹底否定。

平心而論，比較政治學的嚴(yan) 重政治偏見未必完全出於(yu) 學者的身份，而在相當大程度上由其進行比較的時間尺度所決(jue) 定：納入比較範圍的是當代或現代兩(liang) 百年內(nei) 的國家之製度及其績效，而在此曆史時期，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確實是成功者，其政治製度當然有資格成為(wei) 普遍的標準，甚至於(yu) 其宗教、生活方式、文化都有資格成為(wei) 普遍的文明標準。

受製於(yu) 這一內(nei) 在範式約束，即便中國今日已走上文明複興(xing) 之路，西方比較政治學仍難以認真對待中國製度之內(nei) 在合理性，因為(wei) 中國今天確實不合乎西式標準。麵對這種偏見，中國學者試圖構建中國話語體(ti) 係，但主要集中於(yu) 對當下政治實踐的經驗概括，沒有提出替代性普遍理論框架，也能改變本身偏頗的判準。這種做法反而不自覺地強化了中國特殊論。

曆史政治學的大曆史視野，可有效地矯正比較政治學的偏見。曆史不是均質的，每個(ge) 國家、文明的是有興(xing) 盛、衰亡之節奏的，不同國家、文明世界體(ti) 係中形成此興(xing) 彼衰的交響曲。考察人類政治，時間尺度至關(guan) 重要，時間尺度決(jue) 定有多少事實、什麽(me) 樣的事實進入考察範圍。美國人之所以迷信“曆史終結論”，不僅(jin) 因為(wei) 其狂熱的清教信仰，也因為(wei) 其自身曆史過短，尚未經曆國家興(xing) 盛衰亡的全周期。比較政治學的價(jia) 值偏見同樣內(nei) 生於(yu) 其內(nei) 在的方法缺陷：時間尺度太短。

楊光斌曾推薦斯考切波所倡導、曆史社會(hui) 學廣泛使用的“比較曆史分析”給比較政治學，呼籲學者重視分析政治製度發展過程中的路徑依賴、時機、曆史關(guan) 節點、時序等。本文想強調，為(wei) 矯正其西方中心主義(yi) 偏見，比較政治學應積極運用曆史政治學所倡導的長時段曆史視野，比如在兩(liang) 千年時間尺度中考察比較人類的政治價(jia) 值、製度和機製。由此可以敞開很多被目前的比較政治學所忽視、但至關(guan) 重要的事實：西亞(ya) 很早出現統合眾(zhong) 多民族之帝國，中國第一個(ge) 建立超大規模的、直接統治的官僚製國家，明清時代的中國就是世界工廠。在如此大曆史視野中，歐美不再是標準，而是相互平等的比較對象中的一個(ge) 。

“大曆史的比較政治學”可使比較政治學擺脫西方中心論的價(jia) 值偏見。預設某個(ge) 國家為(wei) 標準的所謂比較政治學無從(cong) 增加人們(men) 對善治的知識，隻會(hui) 讓偏見在正反饋中不斷強化。不把某個(ge) 國家、文明預設為(wei) 標準，而是把所有國家、文明平等地放在麵前進行比較，分析其異同，比較其製度之利弊得失，比較政治學才有可能生產(chan) 政治新知識。舉(ju) 例而言，除了比較同一時代不同國家的製度績效外，也可以比較不同國家在不同時代所建立的類似製度的績效。由此，人類各民族、各國家曾創造之價(jia) 值、製度均不會(hui) 遭到浪費，而有進入今日學術視野、參與(yu) 構造今日美好政治生活之平等機會(hui) 。這不正是比較政治學的意義(yi) 所在嗎？

五、結語

簡單考察學術史即可發現，在曆史巨變時代，既有學術範式必定失靈，理論大廈必須重建；而重建之要道在於(yu)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回到事實，也即回到曆史。這是我們(men) 倡導政治學轉向曆史、提出曆史政治學範式之最大理由所在。

但曆史政治學當然不是從(cong) 零開始，曆史社會(hui) 學、政治史、比較政治學是曆史政治學可資利用之重要資源。在現代社會(hui) 科學體(ti) 係中，唯有社會(hui) 學自誕生起就有明確的曆史自覺，從(cong) 而形成曆史社會(hui) 學範式，且在20世紀社會(hui) 科學化的大潮衝(chong) 擊中，始終有人堅持“曆史想象力”，並形成比較成熟的學術傳(chuan) 統，有豐(feng) 富學術成果。曆史政治學的研究議題與(yu) 之頗多重疊之處，其視野、方法和學術成果值得借用，但我們(men) 仍決(jue) 心提出曆史政治學，理由在於(yu) ，曆史政治學可以克服其西方中心論偏見而公正對待中國等非西方國家，克服其價(jia) 值中立而追求善治。同時，曆史政治學可以啟發政治史之理論自覺，可以給比較政治學嫁接大曆史的視野。

或許可以期待，曆史政治學以其兼顧曆史和理論的雙麵品質成為(wei) 人文與(yu) 社會(hui) 科學領域的鯰魚，一方麵，刺激理論性學科之曆史自覺；另一方麵，刺激敘事性學科之理論自覺；學術創新之道，正在於(yu) 此。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