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中的“武”

作者：楊甜 楊傳(chuan) 召（曲阜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楊傳(chuan) 召，係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博士後）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三月十二日丁醜(chou)

          耶穌2020年4月4日

近代以降，國人反思中華民族落後挨打的原因，有人歸咎於(yu) 儒家文化，以為(wei) 其缺乏或限製了勇武精神，難於(yu) 造就陽剛的國民性格、堅定的國家意誌。其實，這種認知主要是由於(yu) 對孔子思想與(yu) 儒家學說缺乏全麵了解。在當今，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堅定文化自信，應該而且必須矯正這些認識的偏失，理解和發揚中國儒學中的勇武精神。

第一，仁者必有勇，“文”“武”相反相成。文武雙全、文成武德、“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這些習(xi) 語無不昭示著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文”“武”兩(liang) 大範疇之間相反相成的密切關(guan) 係，顯示了文武並舉(ju) 對於(yu) 修齊治平、公共治理的重要意義(yi) 。

誠如《禮記》所言：“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此皆有功烈於(yu) 民者也。”後世意蘊豐(feng) 富的“文”“武”兩(liang) 大概念，其含義(yi) 的源頭便脫胎自孔子所尊崇與(yu) 追慕的古聖先賢——周文王與(yu) 周武王。而孔子及儒家作為(wei) 周代文明的自覺傳(chuan) 承者，我們(men) 對其認識卻明顯地偏重於(yu) “文”的一端。

郭沫若嚐言孔子“是文士，關(guan) 於(yu) 軍(jun) 事也沒有學過”，馮(feng) 友蘭(lan) 《儒家論兵》一文開篇也說：“有些人看見這個(ge) 題目，也許就要嗬嗬大笑。他們(men) 心裏想儒家是講仁義(yi) 禮樂(le) 底人，怎麽(me) 也能談兵？”儒家之“武”鮮為(wei) 人所關(guan) 注。

事實上，周人以弱勝強，建立八百年王業(ye) 。兩(liang) 周時有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yu) 戎”“兵者，國之大事”的說法。西周“士”階層全為(wei) “武士”，人人講武。春秋戰國之世，禮崩樂(le) 壞，“德又下衰”，國家間的戰爭(zheng) 、個(ge) 人及團體(ti) 間的武鬥衝(chong) 突愈發頻仍。因此，體(ti) 能素質與(yu) 指揮作戰的能力從(cong) 未被士大夫階層所輕忽。孔子受周代文化傳(chuan) 統的影響，麵對春秋以來的紛爭(zheng) 動亂(luan) ，他對“武”的關(guan) 注和理解始終占據重要位置。

齊魯夾穀之會(hui) 前，早早洞察齊國君臣不軌圖謀的孔子向魯定公進言，提出了經典的“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之說，捍衛了國家權益與(yu) 尊嚴(yan) 。後來孔子“隳三都”、誅少正卯等，也都是其所言“仁者必有勇”的生動注解。曆史上真實的孔子絕非僅(jin) 如今天一些人想象的隻是一介文弱書(shu) 生。“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望之儼(yan) 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他剛柔相濟、文武並舉(ju) 。這才是一個(ge) 真實的完整的孔子。

第二，“文”優(you) 於(yu) “武”、先“文”後“武”。相比於(yu) 具體(ti) 的政治功業(ye) ，孔子所開辟的儒家學說，更為(wei) 久長而深刻地塑造了中華文化。自“武”在整個(ge) 社會(hui) 文化中的定位而言，儒家強調在道德理性統攝下的“文”優(you) 於(yu) “武”、先“文”後“武”，這正是中華勇武精神的基調。

以孔子學說為(wei) 代表的儒家思想以“仁”為(wei) 精神核心，始終對人性的後天可塑性抱有樂(le) 觀的期待，對人世的溫情和道德充滿信心。因此在“修仁德”與(yu) “修甲兵”的抉擇中，儒家天然即持反戰的立場而首擇乎前者。

而當麵對現實的威脅與(yu) 衝(chong) 突，儒家也並非天真地認為(wei) 批判的武器可以取代武器的批判。且不談孔門以武勇而聞名的子路，當季康子詢問冉求他的軍(jun) 旅之學從(cong) 何而來時，冉求即明確回答“學之於(yu) 夫子”，可見射、禦之藝與(yu) 軍(jun) 事才能不唯孔子本人具備，亦是孔門之教的重要內(nei) 容。但當衛靈公直接向孔子谘詢行軍(jun) 布陣之策時，得到的回應卻是“軍(jun) 旅之事，未之學也”，並且孔子“明日遂行”，遠離了衛君。君子謀道不謀食，孔子雖具有軍(jun) 事才能卻不願被視作此種“人才”，更不願靠傷(shang) 害他人的行徑來謀求個(ge) 人利益。於(yu) 此，我們(men) 尤能鮮明得見孔子以“文”為(wei) 先、以“武”為(wei) 堅強後盾的人生選擇。

關(guan) 於(yu) 社會(hui) 治理，孔子的觀點當然也是如此。如《孔子家語·刑政》載孔子之言說：“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cong) ，傷(shang) 義(yi) 以敗俗，於(yu) 是乎用刑矣。”清晰表明了孔子對先王禮樂(le) 刑政等諸種社會(hui) 治理方式順序的認識。麵對現實的極端情況，孔子能夠認識並肯定暴力、刑罰的存在價(jia) 值，用“刑”為(wei) 社會(hui) 設置底線而預防更壞後果的發生，此即所謂“刑以止刑”。當麵對社會(hui) 主流，尤其是對理想人格、理想社會(hui) 的追求時，孔子就對不使用武力的行為(wei) 給予更高的讚賞：“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在“文”“武”關(guan) 係的處理上，相較之道家絕端抨擊與(yu) 摒棄暴力的“用弱”和法家以暴力為(wei) 工具來實現“王之所大欲”的“用強”，儒家“文”優(you) 於(yu) “武”、先“文”後“武”的安置，也與(yu) “用中”的中庸之道方法論相一致。“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兼顧與(yu) 調和“文”“武”兩(liang) 端的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更加具有普適性，也使得道義(yi) 最終成為(wei) 中華民族調和內(nei) 部關(guan) 係與(yu) 對外交流的基本原則，使中華文化區別於(yu) “暴力無限”“徹底征服”的暴力觀，形成了自身特征鮮明的“武德”傳(chuan) 統。

第三，“武”之德要求智、仁、勇的統一。智、仁、勇是早期儒家最為(wei) 著力提倡的君子所應具備的三種德目。《論語》說：“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中庸》亦有言：“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仁”作為(wei) 儒家的精神核心，也應當統攝暴力活動的始終。以“仁”為(wei) 根柢的規定性力量，既為(wei) 行武的前提，又是行武的目的與(yu) 歸宿，唯其如此，“武”的使用才有意義(yi) 。反之，缺乏節製的暴力隻會(hui) 導致雙輸的結局，使人類社會(hui) 墮入恐懼與(yu) 叢(cong) 林世界的深淵。

“智”與(yu) “勇”是擴張暴力效能的重要方式。在烽火連天的東(dong) 周之世，對戰爭(zheng) 規律的認識愈發深入，人們(men) 謀求以最少物質投入取得最大效果，“智”與(yu) “勇”之德便愈發受到世人的推崇。孔子則超脫出當時實用主義(yi) 的時代風氣，指出“智”與(yu) “勇”本身並不具備單獨構成美德的條件。

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答：“君子義(yi) 以為(wei) 上。君子有勇而無義(yi) 為(wei) 亂(luan) ，小人有勇而無義(yi) 為(wei) 盜。”單純的“勇”缺乏方向性，便淪為(wei) 匹夫之勇。古人說得好：“既仁且智，是謂成人。”勇而不仁不智，即陷於(yu) “暴”；單純的尚“智”缺乏超越性，知識的積累並不必然導向智慧的增長，反而容易在現實考量中淪為(wei) 詭譎；單純的崇“仁”，不能與(yu) 時推移，宋襄公泓水之戰便是最直接的鏡鑒。因此在武德精神方麵，儒家強調智、仁、勇缺一不可。

孔子身後的儒家學者中，孟子更加強調“仁”的核心地位，標舉(ju) “仁者無敵於(yu) 天下”的王道政治理想。孟子將直接性的暴力置換為(wei) 王霸之辯、天爵人爵之辯、批判與(yu) 抗議精神、大丈夫人格與(yu) 浩然之氣，麵對衝(chong) 突和矛盾，拒絕苟且或殘暴而指出向上一路。學說特質偏重經驗與(yu) 推證的荀子，則更為(wei) 關(guan) 注解決(jue) 現實中具體(ti) 的暴力問題，將刑罰提高到與(yu) 文教同等重要的地位，正視武力與(yu) 戰爭(zheng) 在國家政治治理中的必要性，進而對其進行細致分梳。

以孟、荀為(wei) 典型，後世儒家從(cong) 截然不同的方向共同發展、豐(feng) 富與(yu) 深化了孔子武德精神的內(nei) 涵，並最終塑造了中華民族對於(yu) 暴力問題的態度與(yu) 認知。隨著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政治、經濟、宗教、文化諸方麵的矛盾衝(chong) 突同時加劇。中華武德精神強調以“文”為(wei) 先而不忘戰、智仁勇統一的特質，根本上起到了劃定邊界、協調衝(chong) 突、規訓具有破壞性力量的暴力為(wei) 人類文明發展所用的導向性作用。重新重視與(yu) 傳(chuan) 承以孔子思想為(wei) 代表的中華傳(chuan) 統武德精神，以其智慧化解矛盾衝(chong) 突，為(wei)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貢獻力量，不僅(jin) 必要，而且正逢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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