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先秦禮學與(yu) 禮製研究

作者：楊英

來源：《古代文明》2019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己亥六月廿一日辛酉

          耶穌2019年7月24日

“燕園禮學”微信公眾(zhong) 號編者按：禮學和禮製研究，尤其是禮製研究，是改開後興(xing) 起的新研究領域，潛力巨大。近年來的學者們(men) 對這方麵的研究表現出了高漲的學術熱情，湧現出了大量有價(jia) 值的成果，且範式正在形成中。作者這篇文章總結了改開40年來，先秦禮學、禮製研究的發展脈絡，指出了傳(chuan) 統的“禮俗”這一概念和視角的不足，並注意到音樂(le) 考古等傳(chuan) 統史學研究者比較陌生的領域，還兼顧了海外的有關(guan) 學術成果是一幅當下前沿的先秦禮學和禮製研究的學術成果導引圖，值得參考。

內(nei) 容提要：中國古代的“禮”是一個(ge) 融政治製度、社會(hui) 生活為(wei) 一體(ti) 的龐大體(ti) 係，先秦時期，禮學和禮製高度混融，都被保存在三《禮》之中，後代的禮學訓詁考據某種程度上等同於(yu) 先秦史研究。改革開放40年以來，乾嘉考據學的傳(chuan) 統在禮學研究中不絕如縷傳(chuan) 承，禮製研究則在20世紀現代人文社科方法傳(chuan) 入後，擺脫了作為(wei) 禮經訓詁附庸而存在的狀況，成為(wei) 真正意義(yi) 上的曆史學研究，並且因為(wei) 社會(hui) 學、文化人類學方法的傳(chuan) 入不斷積累研究範式。民國時期開始使用的“禮俗”概念自改開以來內(nei) 涵日益豐(feng) 富，但亦有模糊的地方。考古資料日新月異，其中的出土文獻為(wei) 禮學研究注入了活力，實物資料則為(wei) 研究先秦時期的物化禮樂(le) 乃至政治典製提供了新素材，改開以來以上研究均有長足進展，以後在研究的係統化方麵仍然存在廣闊的提升空間。

關(guan) 鍵詞：三《禮》、禮學、禮製、先秦

引言

中國古代的禮，是一整套對政治製度、權力分配、社會(hui) 結構進行整體(ti) 設計、調適、約束的全方位規範，它淵源古老，從(cong) 周代起就達到了思想上高卓凝練，結構上宏大精細，細節上歎為(wei) 觀止的地步，三《禮》就是對周代這些存在過的禮典和製度進行書(shu) 寫(xie) 、勾勒乃至理想化鋪陳的著錄，此後數千年來一代代發蒙訓詁校釋，就是禮學；在此基礎上結合改朝換代所產(chan) 生的禮儀(yi) 需要一次次重構從(cong) 廟堂到鄉(xiang) 裏的製度，就是禮製。這些內(nei) 容在古代學術框架下絕大部分從(cong) 屬於(yu) 三《禮》經學。整個(ge) 二十世紀，社會(hui) 的劇變和西方人文社科方法的傳(chuan) 入使得傳(chuan) 統經學體(ti) 係瓦解，原先混融在經學中的三《禮》訓詁學分別被歸入於(yu) 文、史、哲門類中。簡言之，從(cong) 漢至清的注疏家們(men) 對三《禮》的文字考釋和版本研究被歸入中文研究的範疇；對周代的具體(ti) 典製的解釋被歸入曆史學的研究範疇；對“禮”思想層麵的探討（無論是宋人的“理即禮”還是清人的“以禮代理”）被歸入中國哲學中禮學思想的研究範疇。在古代從(cong) 屬於(yu) 三《禮》經學的先秦禮學和禮製研究，到現代則歸類於(yu) 先秦文獻和先秦史研究中。改革開放40年來，前20年思想解放，禁錮鬆動，先秦史學者們(men) 在按傳(chuan) 統套路理解的關(guan) 鍵詞（封建社會(hui) 、資本主義(yi) 萌芽、專(zhuan) 製主義(yi) 等）所提供的學術框架和解讀方式下繼續著古史分期、社會(hui) 性質（先秦是否奴隸社會(hui) ）、土地製度（井田製）等問題的討論，禮學和禮製研究均不在以上話題之內(nei) ，但傳(chuan) 統三《禮》學仍在不絕如縷地傳(chuan) 承；後20年，考古資料的大量更新為(wei) 禮製研究增加大量具體(ti) 內(nei) 容，三《禮》研究則因相關(guan) 出土文獻的發現而散發出出新的活力。[1]下文便分前、後二十年兩(liang) 段介紹先秦兩(liang) 漢傳(chuan) 統禮學與(yu) 禮製研究的重要成果，以期為(wei) 學者們(men) 提供一個(ge) 脈絡清晰的全局性研究導引圖，並展望將來可能的學術增長點。

一、前二十年的研究

（一）禮學研究的承續和“禮俗”概念的引入

20世紀，包括三《禮》學在內(nei) 的經學整體(ti) 框架崩潰，但學術內(nei) 容和方法仍然傳(chuan) 承下來，這種情況一致持續至今。改開以來前20年，由於(yu) 經曆民國的學人尚未盡逝，先秦禮學研究學脈仍然傳(chuan) 承，沈文倬先生是代表人物。《宗周禮樂(le) 文明考論》(增補本)（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年）；《孫詒讓周禮學管窺》（見《菿闇文存》，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06年）均是此類能傳(chuan) 之後世的作品。錢玄、錢興(xing) 奇編著《三〈禮〉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林昌彝《三〈禮〉通釋》（北京圖書(shu) 館出版社2006年）都是繼續清人以來三《禮》訓詁考釋的路子。這一階段學者們(men) 還對三《禮》進行了整理和點校，彭林點校的有：《周禮注疏》(海口：海南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儀(yi) 禮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明代王圻、王思義(yi) 編《三才圖會(hui)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以及清人淩廷堪《禮經釋例》（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此外三《禮》注譯之作頻頻出現，陳戍國《周禮·儀(yi) 禮·禮記》（長沙：嶽麓書(shu) 社1989年），聞人軍(jun) 《考工記導讀》（成都：巴蜀書(shu) 社1988年），李景林等《儀(yi) 禮譯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彭林《儀(yi) 禮全譯》（貴陽：貴州人民1997年）、台灣學者韓碧琴《儀(yi) 禮鄭注句讀校記》（台北：國立編譯館1996年）等，這些著作麵向今人將三《禮》點校、注釋為(wei) 白話文，反映了是古代經學教育下人人不需句讀白話就可讀懂經文及注疏的時代畢竟已經終結。

彭林《〈周禮〉主體(ti) 思想與(yu) 成書(shu) 年代研究》

具體(ti) 到三《禮》版本、成書(shu) 等的研究，彭林《〈周禮〉主體(ti) 思想與(yu) 成書(shu) 年代研究》（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1991年）認真考訂了《周禮》的成書(shu) 年代，並認為(wei) 《周禮》隻可能是一時一人之作，該書(shu) 是前20年《周禮》研究的代表作，至今仍是學者研究《周禮》的必讀書(shu) 。陳其泰等編《二十世紀中國禮學研究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年）收錄了多篇三《禮》研究與(yu) 禮學思想、製度的研究論文。2009年國家圖書(shu) 館出版社出版了由耿素麗(li) 、胡月平選編的《三〈禮〉研究》（全三冊(ce) ），是《民國期刊資料分類匯編》12冊(ce) 中的一冊(ce) ，收錄了清末至民國學者如劉師培、錢穆、呂思勉、吳承仕、商承祚、洪業(ye) 、曹元弼、章太炎、孫詒讓、康有為(wei) 、齊思和、楊向奎等代表人物涉獵三《禮》的重要研究文章，有三《禮》源流考證，有對《考工記》《王製》《月令》《樂(le) 記》等單篇的考證，有對食饗、喪(sang) 葬、錫命等禮典的考證，總篇幅多達2000頁，是對民國禮學研究的一個(ge) 總結。

以上是三《禮》文本的研究。從(cong) 屬於(yu) 曆史學範疇的禮製研究這段時間則開始了最初的起步，楊向奎《宗周社會(hui) 與(yu) 禮樂(le) 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修訂本）將禮樂(le) 文明當做宗周社會(hui) 的根本特點進行研究，是當時的典範研究成果；陳戍國的的六卷《中國禮製史》從(cong) 先秦一直寫(xie) 到元明清（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至2011年次第出齊），還有楊誌剛《中國禮儀(yi) 製度研究》（上海華東(dong) 師大出版社2001年），此二書(shu) 有開創之功，但未遑關(guan) 注到禮製背後的政治製度、官僚結構、社會(hui) 組織等諸多複雜因素；從(cong) 思想史角度研究禮的有蔡尚思《中國禮教思想史》（香港中華書(shu) 局1991年）。涉及到“禮”中具體(ti) 典製的，有錢宗範《周代宗法製度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該書(shu) 介紹了宗法製家族形態、宗法統治與(yu) 政治統治的結合、卿大夫、士、庶人階層的宗法製度，駁斥了“宗統”與(yu) “君統”不結合論，否定了庶人無宗法組織的觀點，是前20年該課題的巔峰之作。這一時期大陸培養(yang) 出了最早批次的人文社科博士，博士論文有些是牽涉到“禮”中各種典製研究的，多集中在先秦段。主要有：李玉潔《先秦喪(sang) 葬製度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張鶴泉《周代祭祀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鄒昌林《中國古禮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錢杭《周代宗法製度史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年）；李衡眉《昭穆製度研究》（濟南：齊魯書(shu) 社1996）；楊華《先秦禮樂(le) 文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這一階段博士論文的作者們(men) 經過成長，後來均成為(wei) 學術界的領軍(jun) 人物。

楊樹達

除了先秦禮學研究傳(chuan) 承和禮製研究起步外，還有值得一提的是“禮俗”概念的出現。隨著西方社會(hui) 科學的概念和方法被引進，學者們(men) 開始將“禮”當做一種風俗加以研究。以《民國叢(cong) 書(shu) 》為(wei) 例，《民國叢(cong) 書(shu) 》選出一千種影印，編入五百冊(ce) ，是模仿《四部叢(cong) 刊》而來，內(nei) 容涉及哲學、佛學、基督教、回教、社會(hui) 學，民族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等等，其中楊樹達《漢代婚喪(sang) 禮俗考》是當時以禮俗為(wei) 切入視角的名著，該書(shu) 1933年商務印書(shu) 館出版，後來多次重印，最近的一次重印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7年。此外還有張亮采《中國風俗史》（上海書(shu) 店1989年，《民國叢(cong) 書(shu) 》第一編），此書(shu) 跟尚秉和《曆代社會(hui) 風俗事物考》、楊樹達《漢代婚喪(sang) 禮俗考》合訂，反映了“禮俗”作為(wei) 一種新概念，為(wei) 直至清代僅(jin) 囿於(yu) 經學中的三《禮》訓詁之學提供了現代研究的新視角。改革開放之後，“禮俗”作為(wei) 一個(ge) 新研究領域進入大陸學者的視野，促成了禮學研究由經學向現代新史學的過渡。[2]這樣，舉(ju) 凡婚喪(sang) 嫁娶，衣食住行，歲時禮俗，都能被歸入“禮俗”的範圍，這極大開拓了80年代至21世紀初的研究領域。但是在采用“禮俗”概念的書(shu) 著中，通論性的占了大多數，深厚專(zhuan) 精的研究極少，較有學術價(jia) 值的有常金倉(cang) 《周代禮俗研究》（台北：文津1993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重印），本書(shu) 介紹了禮俗的概念和理論，探索了禮的形式和內(nei) 容，製禮的主要原則等，文獻引用較充分，文化人類學的思考和運用初見端倪。台灣學者彭美玲亦以“禮俗”為(wei) 視角，在專(zhuan) 著《古代禮俗左右之辨研究：以三《禮》為(wei) 中心》（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1997年）中用“禮例研究法”研究了古人生活習(xi) 慣中見於(yu) 動作、飲食、服飾、車馬、兵刑者，並結合古人思維中的地理、序位等中的左右之辨，將文獻所見“左右之辯”的紛雜事項予以理清。但這一階段發表在重量級期刊上的禮俗研究論文極少，說明禮俗研究尚處在起步階段。進入21世紀，“禮俗”這一概念仍被采用，宋鎮豪主編《商代社會(hui) 生活與(yu) 禮俗(商代史·卷七)》（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10年）充分地運用了甲骨資料，對商代的居住禮俗、建築營造儀(yi) 式、器用名物製度、食政與(yu) 食禮，車服製度、農(nong) 業(ye) 、婚姻、喪(sang) 葬等禮俗、宗廟祭祖禮作了研究，但商代是成熟的“禮”尚未出現的時代，因此書(shu) 中內(nei) 容哪些是禮哪些是俗實際上還需要更精準地厘清。

《周代禮俗研究》

總地說來，因為(wei) “禮俗”視角畢竟是舶來品，假如說在民國時期，它起了開闊視野，引進概念的作用的話，在如今現代人文科學研究愈來愈專(zhuan) 精，需要成熟範式的21世紀，學者們(men) 繼續從(cong) 這一視角切入就需要越來越專(zhuan) 門的禮經學、社會(hui) 學、文化人類學知識，有些書(shu) 著尚屬80年代以來“禮俗”視角剛剛成為(wei) 熱點時那波著作的餘(yu) 緒，如方光華《俎豆馨香:中國祭祀禮俗探索》（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力圖探索中國祭祀禮俗的演變和具體(ti) 儀(yi) 式，包括北郊祭地禮、社稷祭祀、四望山川；祭祖之禮（禘祫、宗廟時享、喪(sang) 祭與(yu) 墓祭等），用“禮俗”來探討本應屬禮製的廟堂禮典，存在概念上的偏差，且未涉及到這些廟堂禮典背後的經學和製度史內(nei) 涵，以後學界的研究當在此基礎上推進。這反映了從(cong) “禮俗”的視角需要成熟方法論的引入，直至目前，以及“禮俗”研究的方法和禮學路數的交集融合遠未完成，這些都反映出禮俗研究在前20年處於(yu) 剛剛起步摸索門徑的階段，有待於(yu) 來者繼續探索。

（二）同時期日台、西方學者的研究及對後來中國學者的影響

首先看日本學者的研究，日本的三《禮》研究是其漢學研究[3]中的一部分，而日本的漢學研究源遠流長，成果豐(feng) 富。中國的改開40年相當於(yu) 日本昭和後期（二戰後）和平成時代。這一時期日本老一輩學者漸次凋零，漢學傳(chuan) 統沒落，三《禮》及相關(guan) 製度的研究實際在走下坡路，但仍然有末永高康、栗原圭介、上山春平、井上了等代表性學者及相當數量的成果，具體(ti) 可參考工藤卓司《近三百年來日本學者三〈禮〉之研究》（台北：萬(wan) 卷樓出版社2016年）。著名的神話和古代小說專(zhuan) 家小南一郎考察了三《禮》中飲酒禮、祼禮[4]以及射典禮儀(yi) 化的過程，[5]反映了作者對宗教學的熟稔和對文化人類學方法的自如運用。此外著名考古學家林巳奈夫（1925-2006年）從(cong) 古器物的角度考察了《周禮》中的六彝六尊[6]、《考工記》中的車製[7]和《儀(yi) 禮》中的敦，[8]反映了日本學者在研究三《禮》器物方麵早就受到近代考古學實證方法的影響。近年來，隨著老一輩學者的繼續凋零和江戶漢學傳(chuan) 統終成明日黃花，日本學者的三《禮》研究有急劇衰落的趨勢，但畢竟根基深厚，在強大的實證傳(chuan) 統下仍有相當數量的紮實研究。出土文獻也受到日本學者的高度重視。澤天多喜男對郭店楚簡《緇衣》作了研究，[9]佐川繭子從(cong) 郭店楚簡《茲(zi) 衣》和《禮記·緇衣》的關(guan) 係出發，對先秦儒家文獻的寫(xie) 定作了考察，[10]這些成果與(yu) 中國同行的研究殊途同歸。

總之，日本學者的三《禮》研究雖然沒有中國那種強大的訓詁學傳(chuan) 統，但是有江戶漢學以來的實證研究手法，所以一直以來成就卓著。這對當代中國學者是極為(wei) 重要的啟迪，那就是：縱觀日本從(cong) 江戶漢學衰落起至今的禮學研究可以發現，一方麵的確存在不可逆的凋零，另一方麵則是近代的實證研究方法在推進學術進展時催生了累累碩果，因此，對中國學者而言，盡管自20世紀以來經學的傳(chuan) 統框架早已崩潰，禮學各種內(nei) 容分別朝向文史哲領域各有所歸，但是，在實證研究方法下仍能產(chan) 生出屬於(yu) 一個(ge) 嶄新時代的大量研究成果。日本學者三《禮》研究成果持續至今，完全可以使中國學者在研究禮學和禮製時充滿信心，在讓它跟現代學術範式完全水乳交融的探索過程中結出累累碩果。

台灣學者的禮學與(yu) 禮製研究，由於(yu) 有跟大陸一致的經典訓詁傳(chuan) 統，禮學研究學脈傳(chuan) 承跟大陸並行不悖。林慶彰先生在《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1950-2000）（台北：學生書(shu) 局2003年）中總結的經學研究中就有禮學的內(nei) 容。此外20世紀60年代末，台灣地區的一些學人發起了《儀(yi) 禮》複原研究，台灣大學中文係、考古係的一些教師和學生成立了複原小組，從(cong) 事集體(ti) 研討。台靜農(nong) 為(wei) 召集人，孔德成為(wei) 指導教授。複原小組的研究成果由台灣中華書(shu) 局以“《儀(yi) 禮》複原研究叢(cong) 刊”的名義(yi) 出版，分別是施隆民《鄉(xiang) 射禮儀(yi) 節簡釋》、吳宏一《鄉(xiang) 飲酒禮儀(yi) 節簡釋》（二書(shu) 合為(wei) 一冊(ce) ，1973年）；張光裕《儀(yi) 禮士昏禮、士相見禮之儀(yi) 節研究》、黃啟方《儀(yi) 禮特牲饋食禮儀(yi) 節研究》（二書(shu) 合為(wei) 一冊(ce) ，1971年）；鄭良樹《儀(yi) 禮士喪(sang) 禮墓葬研究》（1971年）；鄭良樹《儀(yi) 禮宮室考》、曾永義(yi) 的《儀(yi) 禮車馬考》、《儀(yi) 禮樂(le) 器考》（三書(shu) 合為(wei) 一冊(ce) ，1971年）；沈其麗(li) 《儀(yi) 禮士喪(sang) 禮器物研究》、吳達藝《儀(yi) 禮特牲、少牢、有司徹祭品研究》（二書(shu) 合為(wei) 一冊(ce) ，1973年）；陳瑞庚《士婚禮服飾考》、章景明的《先秦喪(sang) 服製度考》（二書(shu) 合為(wei) 一冊(ce) ，1971年）。《儀(yi) 禮》複原小組高度重視20世紀上半期的考古發現，他們(men) 利用考古發掘成果與(yu) 《儀(yi) 禮》所記之器物、墓葬、向位等作比較研究，都反映在以上成果中。

除了《儀(yi) 禮》複原研究外，王關(guan) 仕《儀(yi) 禮服飾考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7年）走的是傳(chuan) 統經學訓詁的路子，全書(shu) 共十五萬(wan) 字，列表有八，附圖五種。第一章《敘論》總言服飾之由來、第二章《名義(yi) 》包含首服、衣裳、帶韠、屨、佩杖等五大類，皆列舉(ju) 其出處，詳釋其意義(yi) ；第三章《采色》分赤係、黑係、青、黃、白素等五個(ge) 色係考辨色度；第四章《文飾》考辨服章；第五章《形製》包含冠、冕、弁、絰、發飾等五大類分別考之；第六章《餘(yu) 論》據服飾以考辨經義(yi) 。林素英《古代祭禮中之政教觀：以〈禮記〉成書(shu) 前為(wei) 論》（台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喪(sang) 服製度的文化意義(yi) 》（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二書(shu) 的研究更多側(ce) 重於(yu) 禮學思想。石磊《儀(yi) 禮喪(sang) 服篇所表現的親(qin) 屬結構》（《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53期，台北：“中研院”民族所，1982年6月，1-43頁）則運用了民族學的研究方法。

甘懷真《皇權、禮儀(yi) 與(yu) 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

禮製研究這一階段剛剛起步。甘懷真在《皇權、禮儀(yi) 與(yu) 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大陸為(wei) 華東(dong) 師大出版社2008年出版）涉獵了更廣的禮學與(yu) 禮製研究，該書(shu) 上篇為(wei) “禮觀念的演變與(yu) 儒教國家的成立”，包括“先秦禮觀念再探”、“西漢郊祀禮的成立”、“‘製禮’觀念的探析”、“《大唐開元禮》中的天神觀”四個(ge) 專(zhuan) 題。本書(shu) 涉及到的議題非常多，包括郊祀、服喪(sang) 、禮的觀念、製度，皇帝製度等等，跨的時段從(cong) 漢、晉至唐，涉及禮學的紛爭(zheng) 和禮製重構等專(zhuan) 門內(nei) 容，引入視角和方法的啟發意義(yi) 大於(yu) 實證意義(yi) 。另外，黃進興(xing) 考察了孔廟祭祀製度的形成及其與(yu) 儒家道統意識的關(guan) 係，[11]還在《武廟的崛起與(yu) 衰微（七迄十四世紀）：一個(ge) 政治文化的考察》[12]中對武廟製度作了研究。

西方學者的研究與(yu) 日台學者非常不同。由於(yu) 語言的隔閡，少有西人學者深入研究禮學文本，但他們(men) 素來深厚的社會(hui) 學和文化人類學傳(chuan) 統深刻影響了他們(men) 的中國古代禮製研究，楊華先生曾撰文介紹。[13]夏含夷（L.Shaughnessy）在《劍橋中國古代史·先秦卷》（劍橋大學出版社1999年）[14]對先秦禮製作了涉獵，並通過對《詩經》相關(guan) 篇章的分析，認為(wei) 從(cong) 穆王時期就已開始了禮製轉變。此外西方學者涉獵禮製的另一個(ge) 重要角度是從(cong) 藝術史角度研究中國青銅禮器，英國學者傑西卡·羅森（Jessica Rawson）的《中國青銅器：藝術和禮儀(yi) 》(倫(lun) 敦：大英博物館出版社1987年）[15]通過考察青銅禮器的質地、形製、花紋、銘文說明禮製的發展過程和禮製對於(yu) 當時社會(hui) 生活之文化意義(yi) ，羅森認為(wei) 近年來的一係列墓葬和窖藏發掘,表明西周中期曾經發生過禮製變革,並將變革的時間聚焦在西周懿、孝和夷王時期。凱瑟琳·貝爾（Catherine Bell，1953-2008年）《禮儀(yi) 理論和禮儀(yi) 實踐》[16]整合了杜爾凱姆、斯坦利·坦比恩（Stanley Tambian）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17]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18]等的文化人類學、社會(hui) 學、宗教學方法和理論，本書(shu) 第一至三章是“儀(yi) 式理論的實踐”，第四至六章是“儀(yi) 式的感受”，用了“儀(yi) 式中的身體(ti) ”和“儀(yi) 式中的外部社會(hui) 係統”這樣的概念，認為(wei) 儀(yi) 式化的身體(ti) 是包含了儀(yi) 式一部分價(jia) 值的，還研究了身體(ti) 和場景的互動、身體(ti) 儀(yi) 式化的完成；第三章“儀(yi) 式與(yu) 權力”構建了社會(hui) 中作為(wei) 掌控權力的一種方式的儀(yi) 式。但該書(shu) 的中國禮製研究不能算很成功的個(ge) 案，因為(wei) 作者對三《禮》之學以及跟禮製有密切關(guan) 係且有天然需求的中國古代皇權和官僚製度缺乏了解，而後者的複雜程度不是非洲或太平洋地區其他部落的個(ge) 案可以比擬的，因此結論不免流於(yu) 空疏。但作者所采用的概念和方法（如“展演”Performance）在日後中國學者的研究中仍然是值得借鑒的地方。

總之，在改革開放的前20年，考釋訓詁三《禮》的學脈仍在傳(chuan) 承，自民國引入的“禮俗”概念在這一階段開始出現成果；禮製研究則因最初博士培養(yang) 製度而走上正軌，開始出現由某一專(zhuan) 題深入挖掘，進而觸及禮製真實麵貌的規範化學術成果，日本、西方學者因為(wei) 學術傳(chuan) 統與(yu) 中國不同，其成果在這一階段雖未進入大陸學者視野，但可看出學術流變的近似（日本）和概念範式對後來大陸學者的啟發作用（西方）。後二十年，伴隨著選題的拓寬和學術範式的深層次進步，先秦禮學與(yu) 禮製研究終於(yu) 迎來了它更上一層樓時代。

二、後二十年（上）：禮學研究的進展與(yu) 新出資料的刺激

經過了前20年的探索和積澱，先秦禮學（三《禮》）和禮製研究後二十年迎來了它的大發展。這一時期，三《禮》的點校和訓詁及文獻學研究並行不悖地進行，且許多先秦兩(liang) 漢古寫(xie) 本重見天日，這些對於(yu) 複原三《禮》文本提供了一定線索。在當下傳(chuan) 統的文獻訓詁學日益寂寥、學術重心和熱門話題不斷轉移的背景下，傳(chuan) 承乾嘉學脈著實不易，這些對於(yu) 重構中國本土的“古典學”[19]具有積極意義(yi) 。

（一）三《禮》及禮類文獻的點校、譯注

首先是三《禮》譯注繼續出了新版本，如楊天宇《周禮譯著》、《儀(yi) 禮譯著》、《禮記譯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王夢鷗《禮記今注今譯》（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王文錦《禮記譯解》（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6年）、黃懷信《大戴禮記匯校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等。浙大古籍所組織力量整理並出版了《中華禮藏》，該項目是我國目前首次對傳(chuan) 統禮學文獻進行全麵調查、分類、點校、出版的大型研究與(yu) 出版工程，收錄中國先秦至清末所有禮學典籍近3000種，通過錄入、點校，按照九類十卷（禮經卷、禮論卷、禮器卷、禮樂(le) 卷、禮術卷、禮製卷、禮俗卷、家禮卷、方外佛教卷、方外道教卷）[20]予以編纂，共出50冊(ce) 《中華禮藏（精華編）》約3000餘(yu) 萬(wan) 字。截止至2017年已經由浙大出版社出版的有：賈海生《禮經卷·儀(yi) 禮之屬》第一、二冊(ce) （2016年）；束景南《禮樂(le) 卷·樂(le) 典之屬·》第一、二冊(ce) （含北宋宮廷雅樂(le) 派代表人物陳暘的《樂(le) 書(shu) 》）；關(guan) 長龍《禮術卷·堪輿之屬》（2016年）；金少華《禮經卷·周禮之屬·》第一冊(ce) ；祖慧《禮製卷·總製之屬》第一冊(ce) （2016年）、第四冊(ce) （2017年）；竇懷永《·禮俗卷·歲時之屬》第一、二冊(ce) （2016年）等等，這是21世紀初禮類文獻點校的一大貢獻。另外還有楊華“儒藏”項目《儀(yi) 禮集釋》點校（與(yu) 李誌剛合作）於(yu) 2018年3月出版；另，吳飛點校了清人張錫恭的《喪(sang) 服鄭氏學》（上海書(shu) 店出版社2017年），此書(shu) 成於(yu) 晚清民國，是古代喪(sang) 服學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共16卷，55萬(wan) 字，具體(ti) 內(nei) 容是斬衰、齊衰（齊衰三年、齊衰杖期、齊衰不杖期、齊衰三月）、大功（殤大功、成人大功）、繐衰、小功（殤小功、成人小功）、緦麻等五服的詳細形製，所應著服的人等及親(qin) 屬關(guan) 係範圍，點校本便於(yu) 學者使用。王鍔《三禮研究論著提要》（甘肅教育出版社2001）是一部重量級的三《禮》文獻學成果歸納專(zhuan) 著，全書(shu) 有120萬(wan) 字，分上下兩(liang) 篇，上編收錄漢至2004年曆代學者研究三《禮》（附《大戴禮記》）的專(zhuan) 著2795部，下編收錄1900至2004年國內(nei) 外研究三《禮》的論文3275篇，該書(shu) 體(ti) 例完備（分三禮總義(yi) 、《周禮》、《儀(yi) 禮》《禮記》類），收錄豐(feng) 贍，內(nei) 容詳盡，查閱方便，作者用功之勤可見一斑。錢玄晚年致力於(yu) 禮學工具書(shu) 之編纂，其與(yu) 弟子錢興(xing) 奇合著的《三禮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一書(shu) 分32個(ge) 門類，依辭書(shu) 之例，摘錄三禮及《大戴禮記》中有關(guan) 製度、典章、禮儀(yi) 、名物等專(zhuan) 用詞語，包括近5000條詞目，儼(yan) 然為(wei) 禮書(shu) 之綱目。該書(shu) 110餘(yu) 萬(wan) 字，是“三禮”研究最重要的工具書(shu) 之一。

張錫恭《喪(sang) 服鄭氏學》

改開以來，禮學文獻研究出現了幾位成就卓著的代表人物，一是彭林的研究。他從(cong) 《周禮》研究進而深入到清人的禮學，發表了《論清人〈儀(yi) 禮〉校勘之特色》（《中國史研究》1998年1期）、《始者近情終者近義(yi) —子思學派對禮的理論詮釋》（《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期）、《清人對敖繼公的臧否與(yu) 鄭玄經師地位之恢複》（《文史》2005年1期）、《論姚際恒〈儀(yi) 禮通論〉》（《湖南大學學報》2006年1期）、《論清人的〈考工記〉研究》（《台灣大學中文學報》第二十期，2004年5月）等論文，並在《光明日報》2001年6月21日發表《〈十三經注疏〉與(yu) 中國古代學術》，在《北京大學學報》2006年2期發表《從(cong) 〈四庫全書(shu) 〉到〈儒藏〉》，介紹古今經學和典籍的源流及傳(chuan) 承。彭林還出版專(zhuan) 著《中國禮學在古代朝鮮的播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介紹並探討了在中國禮製影響下的高句麗(li) 禮製格局以及朱熹《家禮》在朝鮮的傳(chuan) 播、《經國大典》與(yu) 朝鮮時代的官禮，乾嘉時期朝鮮學者的燕行，朝鮮的禮訟等等，對東(dong) 亞(ya) 世界的禮製格局研究具有構建枝係的功勞。彭林還對郭店楚簡與(yu) 先秦禮學的關(guan) 係作了研究，發表論文《論郭店楚簡中的禮容》(《郭店楚簡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集》，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從(cong) 郭店楚簡看〈禮記〉的年代》(《中國哲學》21輯）；《郭店楚墓竹簡·性自命出補釋》(《中國哲學》20輯）等等。彭林還撰寫(xie) 普及讀物，如《從(cong) 〈儀(yi) 禮·鄉(xiang) 射禮〉看中國古代的體(ti) 育精神》（《光明日報》2004年2月10日史學版）、《文物精品與(yu) 文化中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等等，並於(yu) 2011年10月1日開始在百家講壇這樣的大眾(zhong) 傳(chuan) 媒平台為(wei) 公眾(zhong) 講述禮儀(yi) 知識，近年則費極大精力致力於(yu) 《儀(yi) 禮》禮典的影像複原，為(wei) 21世紀的禮學研究、普及、複原耗費了大量精力。

另外就是喬(qiao) 秀岩（橋本秀美）的研究。他的研究涉及文獻點校、三《禮》本身及其版本學、三《禮》義(yi) 疏等等方麵，還撰寫(xie) 了大量書(shu) 評。三《禮》類有：《〈周禮正義(yi) 〉的非經學性質》（《孫詒讓研究論文集》，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7年）；三《禮》義(yi) 疏類有：《〈儀(yi) 禮疏〉探原試例》（台灣《經學研究論叢(cong) 》第七輯，1999年）、《〈禮是鄭學〉說》（台灣《經學研究論叢(cong) 》第六輯，1999年）、《義(yi) 疏學衰亡史論》（台北：萬(wan) 卷樓出版社2013年）、《論鄭王禮說異同》（《北大史學》第13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經疏與(yu) 律疏》（載《隋唐五代經學研討會(hui) 論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年）；三《禮》的版本目錄學有：《〈儀(yi) 禮〉單疏版本說》(《文史》第50輯)、《禮學第一要籍孤本天下求偶》（《北京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嘉定南康軍(jun) 刊本〈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之補修情況》（《中國典籍與(yu) 文化》2013年2期）、《〈禮記〉版本雜識》（《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聶崇義(yi) 〈三《禮》圖〉版本印象-——紀念多一種蒙古時期山西刻本的發現》(與(yu) 葉純芳合撰)；書(shu) 評有《評江蘇版點校本〈儀(yi) 禮正義(yi) 〉》(台灣《經學研究論叢(cong) 》第五輯1998年)、《點校本〈儀(yi) 禮通論〉讀後》（《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1999年第4期）《學〈撫本禮記考異〉記》（《中正漢學研究》第23期，2014年）；文獻點校有：《禮書(shu) 通故》（王文錦點校，喬(qiao) 秀岩覆校，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7年）；這些均反映了作者作為(wei) 一流版本目錄學家的功底和學識。此外他還著有《日本研究經學論著目錄》(合編)（1993年台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出版），讓中國學者了解日本學界的經學研究狀況。

喬(qiao) 秀岩《義(yi) 疏學衰亡史論》三聯版

（二）三《禮》各自的研究

首先是三《禮》總義(yi) 類的研究。曹元弼《禮經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介紹了讀禮經及注疏的通例，並附宮室、冠服等圖及冕弁冠服、婦人服、喪(sang) 服的表，考訂了賈公彥疏以及胡培翬、戴震、淩廷堪的一些失誤，並對朝覲、冠、婚、喪(sang) 、祭等宗周禮典的細節作了考辨。楊天宇《鄭玄三〈禮〉注研究》（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08年）一書(shu) 從(cong) 校勘與(yu) 訓詁兩(liang) 方麵重點研究了鄭玄三《禮》注的成就，也是從(cong) 經學的脈絡研究三《禮》學的代表性成果。潘斌《二十世紀中國三〈禮〉學史》（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概括了楊天宇、錢玄、錢穆、楊向奎、彭林等多位學者的三《禮》學研究，並收錄了郭店楚簡與(yu) 《禮記》關(guan) 係研究的成果，是較為(wei) 全麵係統的總結。禮學思想史的研究有劉豐(feng) 《先秦禮學思想與(yu) 社會(hui) 的整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剖析了禮學思想的哲學基礎、禮對人的控製、禮對人道德屬性的製約（從(cong) 思想史角度所謂的禮）、禮的社會(hui) 控製——權力關(guan) 係等，是從(cong) 思想史理路進行的禮學研究。

具體(ti) 到三《禮》，首先是《周禮》類。郭偉(wei) 川《周禮製度淵源與(yu) 成書(shu) 年代新考》（北京：《國家圖書(shu) 館出版社》2015年）對《周禮》成書(shu) 時代提出了新的看法，認為(wei) 《周禮》出自戰國初期的魏國，是由以子夏為(wei) 首的西河學派編定成書(shu) ，說明《周禮》成書(shu) 時代至今依然受到學術界的關(guan) 注。《儀(yi) 禮》類有徐淵《〈儀(yi) 禮·喪(sang) 服〉服敘變除圖釋》（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7年），本書(shu) 分上、下編，上編各篇分別為(wei) “為(wei) 本族服圖”、“妻妾為(wei) 夫族服圖”、“女子為(wei) 本族服圖”、“為(wei) 外族服圖”、“大夫、大夫之子服圖”等九張圖；下編為(wei) “喪(sang) 服變除表解”，包括十一張表，全書(shu) 除了對《喪(sang) 服》作出文字訓詁之外，還用圖、表方式將《喪(sang) 服》服敘製度所規定的君臣關(guan) 係、宗法關(guan) 係和家族內(nei) 部的尊卑關(guan) 係整理得內(nei) 容清晰，一目了然。丁鼎《〈儀(yi) 禮·喪(sang) 服〉考論》（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3年）是一部今人對《喪(sang) 服》作研究的前沿作品，書(shu) 中涉及今、古文學派和疑古學派對《儀(yi) 禮》的看法、《儀(yi) 禮·喪(sang) 服》服製及其基本內(nei) 容、製服原則、服製義(yi) 例、所體(ti) 現的周代社會(hui) 關(guan) 係與(yu) 倫(lun) 理觀念等等，並考察了“三年之喪(sang) ”的起源和形成，辨析了“殷商舊製”“東(dong) 夷之俗”“孔子創製”等觀點，在理清《喪(sang) 服》所載製度上有重要貢獻。陳緒波《〈儀(yi) 禮〉宮室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在吸收漢、宋、清人《儀(yi) 禮》的訓詁考據學術成果的基礎上，結合現代考古資料，對《儀(yi) 禮》記載的宮室格局中的房、堂、室、楹、序、階、庭、門、塾等的位置、結構和各部位尺度作了仔細考證，還複原了大夫、諸侯的廟、寢平麵圖，惜考古資料征引尚有遺漏。

《禮記》類研究。王鍔《〈禮記〉成書(shu) 考》（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7年）認真清理了古代各家之說，廣泛吸收了近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並利用新的出土文獻，從(cong) 文獻學的角度考察了《禮記》各篇的成篇年代、整書(shu) 的編纂者、編纂時間，是目前最前沿的研究力作。日本學者工藤卓司《近三百年來日本學者三〈禮〉之研究》（台北：萬(wan) 卷樓出版社2016年）梳理了日本學者近代150年以來研究三《禮》的龐大成果，包括其中的問題意識、研究內(nei) 容、主要觀點及其學術意義(yi) ，並且在卷末附上相關(guan) 研究的論著目錄。日本學者的三《禮》研究總量龐大，但其絕大部分的論著尚未翻成中文或其他語言，海外學者難以參閱，透過本書(shu) 的評述能夠理解日本學者近代以來對三《禮》研究的主要見解。

（三）出土文獻對禮學研究的推進

郭店楚簡《緇衣》

近年的出土文獻有許多是已失傳(chuan) 的先秦典籍，雖然這些資料十分零散，但這些一手資料或可補足久已失傳(chuan) 的古書(shu) 的缺環，或可對勘傳(chuan) 世文獻，對三《禮》研究也具有同樣意義(yi) 。首先是對傳(chuan) 世三《禮》的補充。郭店楚簡、上博簡均出土《緇衣》，可與(yu) 傳(chuan) 世《禮記·緇衣》對勘，晁福林《《禮記·緇衣》文本的一樁曆史公案——早期儒家思想變遷的一個(ge) 例證》,（《山西大學學報》2013年1期）、《竹簡本〈緇衣〉首章補釋》（《人文雜誌》2012年3期）在這方麵進行了研究。上博簡《內(nei) 禮》包括十支竹簡，曲冰《試論上博四〈內(nei) 禮〉中的“五祀”與(yu) 簡文的釋讀》（《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9年2期）對《內(nei) 禮》篇簡8的“五祀”作了具體(ti) 的釋讀；梁靜《上博楚簡〈內(nei) 禮〉研究》（《文獻》2012年4期）對《內(nei) 禮》簡文作了釋讀,並認為(wei) 《內(nei) 禮》的發現證明至少在戰國中晚期,曾子之書(shu) 就已有所流傳(chuan) 。羅新慧《上博楚簡〈內(nei) 禮〉與(yu) 〈曾子〉十篇》（《齊魯學刊》2009年4期）考證了《內(nei) 禮》與(yu) 《曾子》十篇的關(guan) 係，認為(wei) 《內(nei) 禮》與(yu) 《曾子立孝》對各種人倫(lun) 關(guan) 係所應遵守的總原則論述一致，與(yu) 《曾子事父母》所論述的諫親(qin) 之道基本一致，說明《曾子》一書(shu) 在戰國時期已在社會(hui) 中有所流傳(chuan) 。賈海生《上博簡〈內(nei) 禮〉發覆》（《人文論叢(cong) 》２０１４年第二輯）對《內(nei) 禮》的篇名與(yu) 當時的禮學觀念的關(guan) 係作了闡發，認為(wei) 簡文題為(wei) “內(nei) 禮”而《禮記》中有《內(nei) 則》，若將“內(nei) 禮”之題理解為(wei) 閨門之內(nei) 可以法則的軌儀(yi) ，則篇題與(yu) 內(nei) 容不相應。簡文“內(nei) 禮”之題，不僅(jin) 因為(wei) 所記言語之儀(yi) 、事親(qin) 之儀(yi) 是行於(yu) 路寢之內(nei) 、閨門之內(nei) 的曲禮，而且還反映了當時視君臣之間的言語之儀(yi) 衍生於(yu) 閨門之內(nei) 的禮學觀念。

立足於(yu) 出土文獻研究禮製，楊華的研究可謂代表。他將禮製研究、楚地曆史和出土文獻結合起來，如《“五祀”祭禱與(yu) 楚漢文化的繼承》（《江漢論壇》2004年第9期）利用出土竹簡文獻，表明《禮記·祭法》基於(yu) 五祀，複吸收楚地司命、厲二神終成“七祀”；他的《新出簡帛與(yu) 禮製研究》（台灣古籍出版公司2007年）將近五、六年來運用新出簡帛材料研究中國傳(chuan) 統禮製問題的作品集結成書(shu) ，主要偏重對於(yu) 祭祀禮的研究，如楚地祭禱禮、先秦血祭禮儀(yi) 與(yu) 踴辟禮等，又《古禮新研》(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2年)收錄了他的十九篇論文，既有對新出楚簡涉禮內(nei) 容的訓詁，如《新蔡楚簡所見祭禱禮儀(yi) （二則）》、《新蔡楚簡祭禱禮儀(yi) 雜疏（四則）》、《禭·賵·遣--簡牘所見楚地助喪(sang) 禮儀(yi) 研究》，《上博簡〈天子建州〉禮疏》、《上博簡〈武王踐阼〉集釋》；又有對具體(ti) 禮製的考釋，如《先秦血祭禮儀(yi) 研究——中國古代用血製度研究》之一、之二、《“諒藺不言”與(yu) 君權交替——關(guan) 於(yu) “三年之喪(sang) ”的一個(ge) 新視角》；更有從(cong) 涉禮的楚簡資料對楚地曆史和文物製度進行研究，如《說“舉(ju) 禱”——兼論楚人祭祖禮的時間頻率》、《楚禮廟製研究——兼論楚地的“淫祀”》、《“五祀”祭禱與(yu) 楚漢文化的繼承》、《楚簡中的“上下”與(yu) “內(nei) 外”——兼論楚人祭禮中的神靈分類問題》，並綜括出禮製發展的走向，如《從(cong) “製禮作樂(le) ”到“禮崩樂(le) 壞”——先秦時期的禮樂(le) 製度》，體(ti) 現了作者在經學、出土文獻、曆史學三方麵的紮實的學術功力。

此外，學者們(men) 無不注意到出土禮類文獻對研究先秦典製的重要價(jia) 值。曹建墩《上博簡〈天子建州〉與(yu) 周代的饗禮》（《孔子研究》2012年3期）對上博簡《天子建州》“天子歆氣”章簡文作了考釋，認為(wei) 內(nei) 容是論大饗禮的飲食禮規，簡文反映了周代“至敬不饗味而貴氣嗅”的飲食觀念，體(ti) 現出饗禮別尊卑貴賤的特征。他還在《上博竹書(shu) 〈天子建州〉“禮者義(yi) 之兄”章的禮學闡釋》（《孔子研究》2014年3期）中對“禮者義(yi) 之兄”作了禮學闡釋，認為(wei) 東(dong) 周時期的儒家力圖匡救時弊，強調禮的根本在於(yu) 內(nei) 在精神。曹建墩《戰國竹書(shu) 與(yu) 先秦禮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是作者的綜合性專(zhuan) 著，對上博簡《天子建州》、《三德》、《內(nei) 禮》、《昔者君老》；清華簡《楚居》、《耆夜》中的禮觀、禮製作了研究，還對戰國竹書(shu) 中的容禮、“曲禮”、禮樂(le) 之義(yi) 作了考證。凡國棟在《先秦“顧容”禮鉤沉》（《史林》2009年4期）中結合傳(chuan) 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對先秦士子的“顧容”儀(yi) 節做了勾勒，認為(wei) 通過與(yu) 魯士春勾勒的“視容”比較來看，“顧容”禮的出發點與(yu) “視容”禮的禮儀(yi) 精神是一致的。

清華簡《耆夜》

近年清華簡的發現轟動學界，其中有《尹誥》《保訓》《耆夜》等多篇古《尚書(shu) 》逸文和《係年》等重要文獻，跟禮典有關(guan) 的是《耆夜》。《耆夜》講述武王八年伐黎（耆）大勝之後，在文王太室宗廟舉(ju) 行飲至典禮，武王君臣飲酒作歌之事，[21]據《耆夜》雲(yun) 參加這次飲至禮的共有七人，李家浩《清華竹簡〈耆夜〉的飲至禮》（《出土文獻》第四輯）根據《儀(yi) 禮》的《鄉(xiang) 飲酒禮》、《燕禮》考證了武王、周公、召公、呂尚父、作冊(ce) 逸等人的席位，考證了《耆夜》所記周初飲至禮跟禮書(shu) 中記載的食饗禮的差別；田旭東(dong) 《清華簡〈耆夜〉中的禮樂(le) 實踐》（《考古與(yu) 文物》2012年1期）結合傳(chuan) 世文獻，敘述了簡文展示的武王八年出師戡耆(黎)大勝之後歸周，在“文大室”即文王宗廟進行“飲至”典禮，武王君臣飲酒作歌的情景，認為(wei) 這正是西周禮樂(le) 文明的具體(ti) 體(ti) 現。王少林《清華簡〈耆夜〉所見飲至禮新探》，（《鄭州大學學報》2015年6期）認為(wei) 《耆夜》所見“飲至”禮在春秋時期並非僅(jin) 僅(jin) 在軍(jun) 禮中有所體(ti) 現，而是文獻所見賞功、賜物即農(nong) 事、兵事、田獵、出行等諸事完成，返歸本處後均要在宗廟舉(ju) 行報祭的告廟祭祀儀(yi) 式。但是，關(guan) 於(yu) 《耆夜》的真偽(wei) 存在爭(zheng) 論。丁進《清華簡〈耆夜〉篇禮製問題述惑》（《學術月刊》2011年6期）認為(wei) 《耆夜》不遵循“公卿不為(wei) 獻主”原則，違背君主不酬“獻主”規則,似不明確設立“獻主”角色的目的；本國人士稱“客”不稱“賓”，與(yu) 西漢以下文獻用詞習(xi) 慣接近等等，說明《耆夜》在禮製方麵與(yu) 傳(chuan) 世文獻多有抵觸，假如認可《耆夜》反映的禮製為(wei) 西周早期禮製，那麽(me) 現有禮學知識體(ti) 係將被顛覆，禮學史將要改寫(xie) 。從(cong) 禮製角度看,《耆夜》篇疑點頗多,其真偽(wei) 問題仍有待進一步討論。程浩《清華簡〈耆夜〉篇禮製問題釋惑——兼談如何閱讀出土文獻》（《社會(hui) 科學論壇》2012年3期）對此進行了反駁，他認為(wei) 《耆夜》中“飲至禮”的儀(yi) 注與(yu) 《儀(yi) 禮》之“燕禮”確有不合之處，是因為(wei) 《耆夜》所記是西周王室的禮製，與(yu) 《儀(yi) 禮·燕禮》反映的諸侯之禮不應該放在同一層麵進行討論。“基於(yu) 傳(chuan) 世禮書(shu) 建立的知識體(ti) 係並不能覆蓋周代禮製的全部”，以所記儀(yi) 節是否符合傳(chuan) 世禮書(shu) 記載來判定清華簡的真偽(wei) 未必合適，“《儀(yi) 禮》並非周初實錄且以記錄士大夫階層的禮製為(wei) 主，在考量西周王室禮製時的作用不應該被高估”。在更多證據出現之前，這一爭(zheng) 論恐仍將存在。

總之，出土文獻對三《禮》研究有很大促進作用，但是出土文獻中直接關(guan) 涉三《禮》的很少，而禮學研究跟其他出土文獻（如行政文書(shu) ）研究不同的地方，就在於(yu) 有古人深厚的訓詁積累，繞開這些積累去研究禮類出土文獻是不可行的，這也是未來結合出土文獻進行的禮學研究應要注意的地方。曹峰先生從(cong) 思想史研究角度指出土文獻的確為(wei) 改寫(xie) 中國思想史創造了條件提供了可能性,但由於(yu) 出土文獻自身的局限性以及研究的複雜性使其所能發揮的作用受到限製,不經過長期的、艱苦的文本整理和複原,不能輕易用出土文獻來改寫(xie) 中國思想史，對“二重證據法”的過度推崇,滋長了輕率、粗糙的學風,導致了研究方法的簡單化。[22]這一觀點對研究出土文獻中的禮製內(nei) 容同樣適用——三《禮》學有其既定框架、體(ti) 係和內(nei) 在的發展脈絡，出土文獻多提供了一部分資料，不經過艱難的過程了解禮學的既定框架、曆史脈絡和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名物訓詁之學，隻迷信出土文獻作為(wei) 新資料的效用，隻能是一種簡單化的思想理路和操作方式。在將來的出土文獻禮學研究中，結合紮實的禮典研究和物化禮樂(le) 研究，將是無法回避的路徑。

三、後二十年（下）：多視點的禮製研究對先秦史研究的貢獻

三《禮》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即先秦史研究，因為(wei) 它涵蓋了先秦典章製度的絕大部分內(nei) 容，因此可以認為(wei) 學者們(men) 的先秦史研究實際上也是從(cong) 多視點進行的禮製研究，這對於(yu) 補充以往被遺忘的那些角落的曆史真相，探求先秦時期被糅合在“禮”中的國家、權力、及社會(hui) 各階層的存在方式具有重要意義(yi) 。下文將對改開40年以來的這方麵研究成果予以歸納和介紹。

首先值得關(guan) 注的是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所《禮與(yu) 中國古代社會(hui) 》（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2016年），該書(shu) 以禮製通史的形式麵世，兼涉禮學（包括三《禮》文本、禮學思想、《家禮》）、禮製（吉凶軍(jun) 賓嘉五禮）。湯勤福的書(shu) 評《中國禮製史研究的創新之作——評〈禮與(yu) 中國古代社會(hui) 〉》（《中國史研究》2018年1期）對此書(shu) 給予了高度評價(jia) 。該書(shu) 第一冊(ce) 為(wei) 先秦部分，分別為(wei) 殷代、西周、春秋、戰國四章，殷代章從(cong) 殷墟花園莊東(dong) 地甲骨卜辭材料出發，分析了殷代祭禮的特點、細節、禳祓之祭及鬼神崇拜，並從(cong) “祊”看殷人的廟祭，還有花東(dong) 甲骨所反映出的殷代祭祀動機，並從(cong) 殷墟“比某”卜辭看商代國家形態；西周章從(cong) 周公廟遺址發現“寧風”卜甲，考察了西周早期對殷禮的繼承，以及周承殷製的其他佐證，還考察了內(nei) 外服製度下的貴族等級體(ti) 係和五等爵製的真實麵貌；春秋章考察了春秋霸主政治與(yu) 周禮、春秋時期的用鼎製度，以及春秋之“禮書(shu) ”、春秋之禮義(yi) ；戰國章以禮學思想的產(chan) 生、儒家禮治的內(nei) 容為(wei) 核心考察了禮製變革、《周禮》成書(shu) 等和戰國社會(hui) 變動的關(guan) 係。本卷利用考古和古文字新資料不遺餘(yu) 力，在許多專(zhuan) 題上，比如商代祭祀、西周五等爵製有獨特創見，然而禮製研究畢竟是一個(ge) 包含眾(zhong) 多子課題的宏大課題，因此顯得較為(wei) 零散，係統性稍弱。比如禮學文本的出現及集結過程基本沒有涉及，僅(jin) 在228頁到240頁涉及到了春秋的禮書(shu) 和禮義(yi) ，還有物化禮樂(le) 製度的成形和消長亦為(wei) 闕如，這些都是後來再撰寫(xie) 先秦禮製史時的學術增長點所在。

下文將分禮典、物化禮樂(le) 、具體(ti) 典章製度三方麵，對先秦禮製研究成果予以介紹。

（一）對周代禮典的研究

周代的冠、婚、喪(sang) 、祭、朝聘、宴饗、鄉(xiang) 射等禮典承擔著重大的政治功能，在當代，對周代具體(ti) 禮典的研究早已從(cong) 禮學訓詁中獨立出來成為(wei) 曆史學研究的一部分，學者們(men) 利用近年新出的資料對先秦禮典作了各層麵的研究。首先是關(guan) 於(yu) 周代禮典的綜括性論述，這方麵有胡新生《周代的禮製》（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6）考察了周代拜禮、冠禮、婚禮、飲酒禮、射禮、殯禮等禮典涉及到的細節和步驟，以及被包括進入整體(ti) 禮儀(yi) 體(ti) 係的儺(nuo) 和部分巫術，並考察了作為(wei) 各種禮典實錄的《儀(yi) 禮》的史料價(jia) 值、地域色彩等。具體(ti) 到各種禮典，祭祀禮方麵的代表作有劉源《商周祭祖禮研究》（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04年），該書(shu) 立足於(yu) 甲骨資料，對商周祭祖儀(yi) 式的類型、儀(yi) 式內(nei) 容、過程及商周祭祖禮反映的祖先觀念、社會(hui) 關(guan) 係等做了深入研究，對學界一直承襲的“祭名”說提出了反思，用更為(wei) 貼切的“祭祀動詞”來歸類商代的各種祭祖禮，並對甲骨、金文、傳(chuan) 世文獻中的祭祖常祀、臨(lin) 時祭告作了考察，尤其利用了花園莊東(dong) 地卜辭的最新資料，是直至目前商代祭祖禮領域研究最前沿的作品。郭善兵《中國古代帝王宗廟禮製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對先秦至隋唐的帝王宗廟禮製作了考察，比較全麵地總結了前人的研究。

袁俊傑《兩(liang) 周射禮研究》

以上為(wei) 吉禮。凶禮研究中，萬(wan) 麗(li) 華《〈左傳(chuan) 〉中的先秦喪(sang) 禮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1年）對《左傳(chuan) 》中先秦喪(sang) 禮的各環節（臨(lin) 終、始死、小斂、大斂、成服、入葬、葬後）作了考察，並指出事死如生、等級森嚴(yan) 是葬禮製度的基本特征。朝聘宴享禮典方麵，李無未《周代朝聘製度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通過出土銅器銘文、考古發掘遺址、傳(chuan) 世文獻等，從(cong) 整體(ti) 上對周代朝聘製度進行了係統研究，揭示了西周朝聘製度的基本麵貌與(yu) 主要特點。周聰俊《饗禮考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1年）考證了饗禮的整個(ge) 過程，李誌剛《周代宴饗禮的功能》（《古代文明》2012年3期）論述了饗禮的功能。軍(jun) 禮方麵，袁俊傑《兩(liang) 周射禮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年）以70多萬(wan) 字的篇幅，充分利用甲骨、金文資料，結合傳(chuan) 世文獻，對殷商射禮的性質、功能、特點與(yu) 發展階段；傳(chuan) 世文獻及西周金文中的射禮的過程、場所、儀(yi) 式內(nei) 容、參加人員及其身份等作了詳盡的考察，並且考察了春秋時期射禮的種類、演變特點，投壺禮及其與(yu) 射禮之流變關(guan) 係，還利用戰國時期人物畫像紋射禮圖案考察了戰國射禮與(yu) 東(dong) 周禮書(shu) 所記射禮之異同。本書(shu) 充滿了實證性個(ge) 案複原研究，是直至目前先秦射禮研究集大成的專(zhuan) 精作品。任慧峰《先秦軍(jun) 禮研究》（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5）第一部分研究戰爭(zheng) 前（告祖、宜社、類上帝、授斧鉞、授兵與(yu) 治兵、祃祭）、戰爭(zheng) 中（觀兵、吹律聽聲、致師、軍(jun) 容、守城之禮）和戰爭(zheng) 後的各種軍(jun) 禮（振旅、飲至、策勳與(yu) 數軍(jun) 實、戰敗之禮），盡可能地複原儀(yi) 式的細節；第二部分討論軍(jun) 旗及與(yu) 軍(jun) 禮有關(guan) 的射禮、射禮、釁禮、軷祭、儺(nuo) 禮，第三部分探尋軍(jun) 禮的起源及衰亡，是在第一部分考證基礎上對軍(jun) 禮進行的整體(ti) 性思考，本書(shu) 是直至目前對先秦軍(jun) 禮最翔實的考證。

以上為(wei) 凶、賓、軍(jun) 禮。嘉禮部分，林素英《論鄉(xiang) 飲酒禮中詩樂(le) 與(yu) 禮相融之意義(yi) 》（《井岡(gang) 山大學學報》2011年2期）對鄉(xiang) 飲酒禮中的詩、樂(le) 與(yu) 禮相融之意義(yi) 作了考察，認為(wei) 鄉(xiang) 飲酒禮之主要過程包含正禮、旅酬以及第二天的賓拜謝主人、主人慰勞司正等後續發展三部分，並認為(wei) 鄉(xiang) 飲酒的飲食之禮，藉由詩樂(le) 等文學藝術活動之熏陶，而達到催生禮樂(le) 社會(hui) 之功能的結論。戴龐海《先秦冠禮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對先秦冠禮作了研究，追溯了冠禮研究的曆史、現狀和人物，考證了夏商周天子諸侯大夫冠禮（還涉及女子笄禮），冠禮的功能與(yu) 特征及其對日本、韓國的影響。張聞捷《包山二號墓漆畫為(wei) 婚禮圖考》（《江漢考古》2009年4期）結合三《禮》等文獻的記載，對包山二號楚墓一件彩繪漆奩蓋壁上繪的一幅寫(xie) 實性的人物車馬圖中的服飾、車馬、禮節等進行了詳盡的考證，並推斷其應是周代的婚禮之圖，恰反映了《儀(yi) 禮·士昏禮》中所記載的六項禮節。

從(cong) 以上改開以來的研究成果看，訓詁學已不是唯一的方法，訓詁色彩也不似古人那樣濃重而徹底，而是消融在曆史學的典章製度研究中，這是重大的進步，為(wei) 將來更全麵、更理性地考察先秦古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關(guan) 於(yu) 周代物化禮樂(le) 和涉禮政治製度的研究

1.物化禮樂(le) 的研究

周代的物化禮樂(le) 製度是用物品等級來表現“禮”的形式，這方麵的成果有的繼承了古人辨析名物的路子，如周聰俊《三禮禮器論叢(cong)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1年）收集了他的三《禮》禮器相關(guan) 論文《殷周禮製中醴及醴器研究》、《儀(yi) 禮用鉶考辨》、《匡器辨》、《再論簠莆異實說》等，以傳(chuan) 世文獻典籍結合考古學與(yu) 古文字學之成果，針對殷周醴及其相關(guan) 酒器深入探討，並對前賢時修紛歧異說詳加論辨。吳十洲《兩(liang) 周禮器製度研究》（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6年再版）分析了禮器製度之來源與(yu) 形成，先周、西周的禮器，禮器製度的社會(hui) 功能，與(yu) 政治製度、家族宗法之間的關(guan) 係，東(dong) 周禮書(shu) 中的禮器製度和組合形式、隨葬禮器中的玉器、青銅容器、樂(le) 器、車馬器、棺槨製度等等。鄭憲仁《野人習(xi) 禮——先秦名物與(yu) 禮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收錄作者的18篇論文，涉及到前人對三《禮》名物的研究、銅器銘文所見的聘禮、《儀(yi) 禮·聘禮》儀(yi) 節的討論等，還有四篇銘文考釋。另外，考古資料的日新月異刺激了周代物化禮樂(le) 研究，從(cong) 考古學方法進行的有關(guan) 研究成果層出不窮，高崇文《古禮足征：禮製文化的考古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是作者的論文集，涉及到都城形製、楚式銅器反映的禮製、殉葬製度、喪(sang) 葬禮俗、棺槨製度、西漢車馬殉葬製度、黃腸題湊等，對牽涉禮製的有關(guan) 考古資料進行了深入剖析，力圖厘清古代禮製的整體(ti) 存在及區域性變動過程，也體(ti) 現出了考古學者在研究禮製中的物化禮樂(le) 時具有的獨特優(you) 勢。

周代的物化禮樂(le) 製度有一些領域問題比較集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用鼎製度和青銅編鍾研究。下文予以簡要介紹。

（1）用鼎製度的研究

周代用鼎製度是禮製的重要表現，這方麵俞偉(wei) 超、高明四十年前撰寫(xie) 的《周代用鼎製度》，（《北京大學學報》1978年1、2期，又收入俞偉(wei) 超《先秦兩(liang) 漢考古學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被學界奉為(wei) 圭臬，全文框架清晰，基本理清了周代用鼎製度的發展脈絡。林沄《周代用鼎製度商榷》（《史學集刊》1990年3期）對此文的一些觀點提出了商榷，認為(wei) 傳(chuan) 世文獻記載的有關(guan) 用鼎製度的記載互有矛盾，所以隻反映東(dong) 周以降的實際行為(wei) 或見解。張聞捷《周代用鼎製度疏證》（《考古學報》2012年第2期）結合近年大量新出資料對俞文作了深入和發展，文章嚐試從(cong) 鼎實（鼎裏麵盛放的東(dong) 西，牛、羊、心、肺之類）的角度來重新探討鼎的分類方法和鼎製組合（正鼎、陪鼎），進而分析用鼎製度在周代的變化過程。作者將鼎進行分類（陪鼎、鉶鼎、鑊鼎、升鼎、羞鼎）並探討它們(men) 用在諸侯、卿大夫、士等不同階層時的數目降殺，認為(wei) 中原地區周代用鼎製度可分為(wei) 西周、春秋、戰國三個(ge) 大的階段，南方楚墓中的鼎可分為(wei) 祭器和食器兩(liang) 套，戰國階段主要通過鈕的形製來劃分鼎的類別，遠比中原地區要規整和嚴(yan) 謹，從(cong) 考古材料可以看出《儀(yi) 禮》中有關(guan) 用鼎製度的記載應主要參考中原地區的禮製實踐情況，而與(yu) 南方楚國無涉。

山西省博物館藏鑊鼎

在此基礎上，各地區的用鼎製度都有學者進行考察。劉穎惠、曹峻《周代中原用鼎製度變遷及相關(guan) 問題探討》（《殷都學刊》2016年3期）考察了周代中原地區用鼎製度的變遷，認為(wei) 中原用鼎情況反映了鼎的使用與(yu) 封國實力、性別差異、多元文化等因素有關(guan) ，西周早中期的貴族墓葬（天馬－曲村北趙晉侯墓地、上村嶺虢國墓及寶雞國墓等）已存在以鼎的使用及鼎數多少來象征和區分貴族的身份等級，可以認為(wei) 此時用鼎製度已經出現；西周晚期各封國用鼎製度出現使用形製和紋飾相同、大小相次的列鼎，並有形製、紋飾、大小完全相同的列簋，這種規範的列鼎標誌著周代中原地區用鼎製度的成熟。從(cong) 春秋晚期直至戰國早期，用鼎製度延續前一階段的“列鼎”形式，且在鼎製組合上有所創新，形製和紋飾也表現出多元文化因素的特征，鼎製在東(dong) 周由製度完備到後期衰落這一轉變是因為(wei) 社會(hui) 文化的多元與(yu) 開放。梁雲(yun) 《周代用鼎製度的東(dong) 西差別》（《考古與(yu) 文物》2005年3期）研究了周代用鼎製度的東(dong) 、西差別，認為(wei) 這種差別主要指秦和東(dong) 方六國在用鼎製度方麵的差別。春秋至戰國早期的秦墓比東(dong) 方國家(如晉)墓葬所出的銅列鼎普遍為(wei) 實用器；而秦墓中的祭器隻存在於(yu) 大夫以上級別的墓中,士以下級別的墓皆隨葬微型化的銅禮器。東(dong) 方諸國墓葬在用鼎製度方麵走了一條維持周禮框架的連續性道路，秦在商鞍變法後直接顛覆鼎製舊傳(chuan) 統，徹底破壞了用鼎製度。陳藝冠《鍾離國禮製初探》（《中原文物》2016年3期）從(cong) 近年來蚌埠雙墩M1、鳳陽卞莊M1和鳳陽喬(qiao) 澗子M2等春秋中晚期鍾離國墓葬資料出發，分析了先秦時期淮河中遊的小國鍾離國的禮器組合和用鼎製度，其禮製文化既吸收了中原地區的禮製文化，又有本地特色，還深受楚文化的影響，其用鼎製度存在一個(ge) 動態發展過程，底層貴族的葬製、隨葬品等與(yu) 中原地區較為(wei) 接近，楚國對鍾離國禮製的影響似乎僅(jin) 限於(yu) 上層社會(hui) 。張聞捷《試論楚墓的用鼎製度》（《江漢考古》2010年4期）考察了楚墓的用鼎製度，通過禮製文獻、遣策、器銘以及出土實物等的考察，認為(wei) 楚係高等級貴族墓葬中普遍出現的兩(liang) 套正鼎並非是人器和鬼器，而應分別屬於(yu) 祭器和食器兩(liang) 類。祭器一組仿效周製卻並不徹底，食器一組則沿用自身的偶鼎製度。戰國時期主要通過紐的形製來區分這兩(liang) 類鼎，春秋時期雖然遵循同樣的分類原則，但亦有細微的差別。

直至目前，張聞捷的專(zhuan) 著《楚國青銅禮器製度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15年）以考古發現的楚墓資料為(wei) 基礎，結合出土簡牘及禮製文獻探討楚國青銅禮器的使用問題，從(cong) 楚國用鼎製度、粢盛器製度、酒器製度、盥洗器製度等方麵來梳理楚國青銅禮製的形成、發展、演變過程，再通過文化的比較分析方法探討楚地與(yu) 中原、關(guan) 中、齊魯等地區禮器製度的異同，從(cong) 器用製度的角度來認識禮製文獻的創作時間、地域等相關(guan) 問題，是目前該領域最前沿的研究。

（2）青銅編鍾研究

這裏不能不提到音樂(le) 考古學的迅猛發展，它對於(yu) 弄清古代音樂(le) （尤其是複雜的先秦編鍾係統）的樂(le) 律構成，青銅鍾、鎛的鑄造技術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yi) 。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le) 器綜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在搜集資料、形成體(ti) 係方麵有開創之功；王子初《中國音樂(le) 考古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分史前、商、西周、春秋戰國、秦漢、魏晉隋唐、宋元明清七個(ge) 階段介紹了各種樂(le) 器的情況和音樂(le) 性能，具有學科奠基性質。樂(le) 律學是音樂(le) 考古學的靈魂，經過音樂(le) 考古學家們(men) 對出土樂(le) 器實物進行科學分析，失傳(chuan) 數千年的先秦樂(le) 律學及其技藝開始重見天日，黃翔鵬在《均鍾考——曾侯乙墓五弦器研究》（上、下）（《黃鍾》(武漢音樂(le) 學院學報)1989年1期）中考證了曾侯乙墓出土的五弦器的用途，認為(wei) 它就是古代的盲樂(le) 師專(zhuan) 用於(yu) 調鍾的律準——均鍾。黃翔鵬還在《先秦編鍾音階結構的斷代研究》（《江漢考古》1982年2期）一文中對先秦編鍾音階結構作了斷代研究，認為(wei) 在按照年代順序編排先秦編鍾時,可以看出編鍾音階的規範化的過程,以及音階設計由簡到繁——由四聲、五聲、六聲，漸進到半音階的全部過程。

在樂(le) 律學基礎上，以編鍾為(wei) 核心的先秦樂(le) 器的綜合性斷代研究正在進行，這項浩大的工程主要由王子初培養(yang) 的一批博士完成，他們(men) 在樂(le) 律構成、編鍾鑄造及音樂(le) 性能、區係分析方麵各自身懷絕技。王子初《我們(men) 的編鍾考古》（上、下）（《中國音樂(le) 學》2012年4期）。對他們(men) 的工作作了介紹。孔義(yi) 龍《弦動樂(le) 懸：兩(liang) 周編鍾音列研究》（中國藝術研究院2005年博士論文，專(zhuan) 著由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出版）提出西周編鍾的音列是以一弦等分時所產(chan) 生的節點音為(wei) 依據設置的，這一現象可追溯至晚商，延續到春秋早期。兩(liang) 周之際，隨著正鼓音音列對變聲的安排，以及側(ce) 鼓音趨向規範，編鍾音列逐步實現著旋宮轉調的理想。王清雷《西周樂(le) 懸製度的音樂(le) 考古學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對西周樂(le) 懸的用器製度、擺列製度和音列製度進行考察，考察了西周樂(le) 懸製度的形成、發展、成熟、完善的過程；馮(feng) 卓慧《商周鎛研究》（中國藝術研究院2008年博士論文，專(zhuan) 著由台灣花木蘭(lan) 文化出版社2013年出版）對鎛的起源及其相關(guan) 問題進行了全麵的音樂(le) 考古學研究，在中原文化對鎛進行“收編”以後，鎛的形製、紋飾、組合等方麵以“禮”為(wei) 核心的外在特征，都逐步隨著其以“樂(le) ”為(wei) 內(nei) 涵的音樂(le) 表現能力的提高而變化，在金石之樂(le) 走上了向大型組合化的曆史發展過程中，鎛扮演了不可忽略的重要角色。王友華《先秦大型組合編鍾研究》（中國藝術研究院2009年博士論文）以三十萬(wan) 字的篇幅，以“先秦大型組合編鍾”為(wei) 核心，描繪了一幅中國青銅時代興(xing) 盛一時、影響中國三千年的“禮樂(le) ”宏圖，對編鍾的編列、[23]音列、組合、禮樂(le) 功能四個(ge) 問題作了剖析，歸納出了大型組合編鍾的演進曆程，並在此視角下描述了先秦禮樂(le) 製度的興(xing) 衰曆程。邵曉潔《楚鍾研究》（中國藝術研究院2008年博士論文，專(zhuan) 著由北京人民音樂(le) 出版社2010年出版）對楚鍾進行了全麵而深入的研究，楚鍾在先秦編鍾中分布範圍最廣，曆經年代最長，數量最多，音樂(le) 性能最為(wei) 完善，曾侯乙鍾是中國古代編鍾發展到高峰、鼎盛時期的代表，其保存完好的音樂(le) 音響和樂(le) 律銘文顯示了極富邏輯、且未見於(yu) 文獻的樂(le) 律體(ti) 係，補正了中國先秦音樂(le) 史中的重要內(nei) 容。文章通過對楚鍾形製、紋飾、銘文的具體(ti) 分析，較為(wei) 係統地歸納了楚鍾所具有的特征及其演變過程，並提出了楚鍾發展的曆史分期認識。文章還對西周甬鍾的來源及其與(yu) 西周禮樂(le) 製度千絲(si) 萬(wan) 縷的聯係做了深入的剖析。

在以上所有這些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王子初《中國青銅樂(le) 鍾的音樂(le) 學斷代——鍾磬的音樂(le) 考古學斷代之二》（《中國音樂(le) 學》2007年1期）對青銅樂(le) 鍾進行了音樂(le) 學斷代，主要涉及:1.與(yu) 樂(le) 鍾演奏方式相關(guan) 的結構設計；2.與(yu) 編鍾音樂(le) 性能相關(guan) 的內(nei) 部結構特征；3.編鍾調音的磨礪手法；4.編鍾的音列音階結構。王子初認為(wei) ，西周建立樂(le) 懸製度時,用南方大鐃的形製為(wei) 基礎,逐步創製了甬鍾，新幹鎛是3000年前揚越人的發明。入周後，鎛為(wei) 周人建立於(yu) 中原的政權所吸收采用，出現了中原形製的鎛，然後出現編鎛。但編鎛的音響性能遠遜於(yu) 編鍾，雙音性能更是不佳。晉侯蘇編鍾全套16件並非同一個(ge) 時期的產(chan) 品，應該是自西周初期恭王世的百餘(yu) 年間經過兩(liang) 次增擴而形成的。晉侯蘇鍾產(chan) 生的時代正是西周甬鍾重要的變革時代，編鍾的音梁（後期發展為(wei) 板塊狀音塬）的出現在編鍾斷代上有重要意義(yi) 。音梁技術是與(yu) 其雙音技術同長共消的。戰國時期出土的編鍾、編磬為(wei) 數眾(zhong) 多。在喪(sang) 葬排場和規範方麵，鍾磬樂(le) 懸層出不窮，隻是這些樂(le) 懸中的編鍾“明器”泛濫，真正可用於(yu) 演奏的實用器反而屬於(yu) 少數。這些編鍾的作器者已經不是世代造鍾的鳧氏家族，大多是就地取材的陋工拙匠，胎薄如紙，音樂(le) 音響的性能更談不上了。總之，本文通過與(yu) 樂(le) 鍾演奏手法相關(guan) 的結構設計、與(yu) 編鍾音樂(le) 性能相關(guan) 的內(nei) 部結構特征、青銅樂(le) 鍾調音時的磨礪手法以及樂(le) 器的音列音階的組合關(guan) 係等四個(ge) 方麵的論述,以圖初步建立起中國青銅樂(le) 鍾的音樂(le) 學斷代標尺,進一步探討在判別樂(le) 鍾所產(chan) 生的時代中運用音樂(le) 學方法的意義(yi) 和基本理論。王子初《石磬的音樂(le) 考古學斷代》（《中國音樂(le) 學》 2004年2期）還對先秦石磬進行了音樂(le) 考古學斷代。

與(yu) 此同時，許多音樂(le) 考古學者對各地出土的編鍾、編鎛個(ge) 案進行了考古斷代和測音分析，湧現出多篇學位論文或期刊論文，如朱曉芳《山東(dong) 地區兩(liang) 周樂(le) 鍾研究》（山東(dong) 大學2013年博士論文）對山東(dong) 地區兩(liang) 周的甬鍾、鎛鍾、鈕鍾作了考古學斷代和測音分析，並研究了兩(liang) 周樂(le) 懸製度的演變，以及魯地不同地區音樂(le) 文化的特征。楊文勝《中原地區兩(liang) 周隨葬青銅禮樂(le) 器製度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16)內(nei) 容包括周人隨葬青銅禮樂(le) 器製度溯源、東(dong) 周中原地區隨葬青銅禮樂(le) 器形態特征、東(dong) 周墓葬隨葬青銅禮樂(le) 器組合與(yu) 墓主等級身份、周人隨葬樂(le) 器製度與(yu) 禮樂(le) 文明、隨葬青銅禮樂(le) 器製度與(yu) 兩(liang) 周女性社會(hui) 地位，該書(shu) 對大量的考古資料作了分類整理。還有碩士論文：孫文瀟《山東(dong) 兩(liang) 周編鍾的音樂(le) 考古學研究》（中國藝術研究院2012年）；焉瑾《河南所見東(dong) 周紐鍾的音樂(le) 考古學研究》（中國藝術研究院2014年）；汪沐溪《遼寧地區鍾磬的音樂(le) 考古學研究》（沈陽音樂(le) 學院2012年）；毛悅《西周早期編鍾的音樂(le) 考古學研究》（天津音樂(le) 學院2016年）；任宏《晉侯墓地出土樂(le) 器的音樂(le) 考古學研究》（中國藝術研究院2008年）；馮(feng) 偉(wei) 《皖南商周青銅樂(le) 器研究》（安徽大學2008年），等等。期刊論文有鄭祖襄《兩(liang) 套新鄭出土編鍾的樂(le) 律學分析》（《中國音樂(le) 學》2006年2期）、向桃初《南方係統商周銅鎛再研究》（《南方文物》 2007年4期）等等，這樣漸漸就形成了一個(ge) 從(cong) 先周到東(dong) 周末期青銅編鍾的完整演變軌跡研究。

曾侯乙編鍾

樂(le) 懸製度是體(ti) 現鍾磬音響和貴族身份的專(zhuan) 門方式。曾侯乙編鍾發現後，李純一《曾侯乙墓編鍾的編次和樂(le) 懸》（《音樂(le) 研究》1985年2期）對其樂(le) 懸作了研究。此後隨著編鍾資料的增多和音樂(le) 考古學的展開，編鍾樂(le) 懸研究逐漸深入。黃敬剛《從(cong) 曾侯乙編鍾看古代曲懸與(yu) 軒懸製度》（《黃鍾》（武漢音樂(le) 學院學報）2009年2期）認為(wei) 曾侯乙編鍾和編磬為(wei) 三麵曲尺形,即軒懸；用編磬擺放代替的一麵，形成三麵，即鄭注引鄭司農(nong) 雲(yun) “軒懸，三麵，其形曲”。王友華《西周前期黃河流域甬鍾用製分析——兼析西周前期樂(le) 懸製度的演進軌跡》（《中國音樂(le) 學》2009年4期）對西周前期黃河流域的甬鍾及樂(le) 懸製度演進作了分析，他還在《再談西周穆王時期的樂(le) 懸製度改革》（《中國音樂(le) 學》2013年1期）一文中認為(wei) 西周穆王時期進行了樂(le) 懸製度的改革，包括甬鍾用製形成了4件組編列以及音列規範的改革等。白國紅《從(cong) 樂(le) 懸製度的演變看春秋晚期新的禮製規範的形成——以太原金勝村趙卿墓為(wei) 切入點》（《文物春秋》2006年4期）依據典籍文獻，結合太原金勝村趙卿墓出土的考古資料，以春秋晚期樂(le) 懸製度的變化為(wei) 切入點，認為(wei) 春秋時期的各級貴族在“禮製”上隻是順次對其上一級貴族實行了反動，僭越了上一級貴族的禮製，並將之習(xi) 慣化，最終將其固定下來。任宏《對兩(liang) 周時期樂(le) 懸“僭越”現象的認識》（《樂(le) 府新聲》（沈陽音樂(le) 學院學報）2014年4期）認為(wei) 從(cong) 出土材料所展現的周代樂(le) 懸製度的演變情況具體(ti) 來看，宣王時期的虢仲的樂(le) 懸編列方麵出現突破，采用甬鍾、鈕鍾和石磬的組合，同出禮器用到9鼎製；時處兩(liang) 周之交的晉文侯的樂(le) 懸音列方麵出現突破，采用五聲結構。相比而言，虢鍾的樂(le) 懸規格比較高，有僭越的可能。中央級官員的樂(le) 懸材料可以從(cong) 擔任司徒屬官的虞林單逨的樂(le) 懸得到體(ti) 現。從(cong) 銘文、形製得知單逨可能用到甬鍾8件，說明宣幽時期的樂(le) 懸規格演進仍保持著正卿鍾、磬兩(liang) 麵擺放，朝廷大臣單類、單麵擺放的規範。邵曉潔《楚樂(le) 懸鉤沉》（《黃鍾》（武漢音樂(le) 學院學報）2009年2期）對楚樂(le) 懸作了研究，認為(wei) 楚樂(le) 懸擺列基本同周製,但其具體(ti) 方向與(yu) 楚俗的方位觀密切相關(guan) ；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之間,大夫級墓葬的編鍾配置為(wei) 9件紐鍾與(yu) 8件小型編鎛,進入戰國時期後,同為(wei) 大夫級墓葬的編鍾配置數量明顯增多,楚鍾件數的多少與(yu) 音樂(le) 的發展以及不同曆史時期的用樂(le) 規範相協調,楚鍾音列與(yu) 楚鍾件數的變化相輔相成。此外，傳(chuan) 世文獻亦有提到樂(le) 懸的，《詩經》的《靈台》、《有瞽》以簡潔的詩歌語言描述了樂(le) 懸的享樂(le) 者、奏樂(le) 者,樂(le) 懸構件、懸掛樂(le) 器以及配飾方麵的內(nei) 容,劉莎《《詩經》樂(le) 懸篇什管窺》（《音樂(le) 探索》2015年2期）通過對文獻的爬梳,從(cong) 中窺得樂(le) 懸組件“栒”的缺位及原因、對詩中的樂(le) 懸編列數量進行推測、對懸鼓尺寸大小以及“賁鼓”“鼉鼓”實屬一物提出了看法。張聞捷《周代葬鍾製度與(yu) 樂(le) 懸製度》（《考古學報》2017年1期）對兩(liang) 周葬鍾作了研究，認為(wei) 墓葬所見鍾與(yu) 墓主人生前演奏的樂(le) 懸無論在組合、音列及陳列方式上都有所不同，葬鍾幾乎隻見一虡陳列，並依身份等級有三列、兩(liang) 列、一列之別，跟《周禮》所記多麵多堵之製不同。且編鍾之數又因時代而不同，西周時期多采用不同形製的樂(le) 鍾拚湊成組編鍾，東(dong) 周之世則多用一類編鍾，以甬鍾代替鎛鍾或以甬鍾代替鈕鍾的現象屢見不鮮。且樂(le) 鍾隨葬要考慮墓葬空間，兩(liang) 周時期將樂(le) 鍾從(cong) 鍾虡上取下疊置或套置隨葬，或對鍾簴進行重新調整形成特別的折曲鍾虡，足以說明葬鍾選擇的隨意性和墓葬空間的限製。

（3）其他物化禮樂(le) 的研究

除了列鼎和編鍾之外，體(ti) 現禮製等級的物化禮樂(le) 還有很多，城牆宮室製度就是一個(ge) 方麵，這方麵考古遺址的發掘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李季真《鎬京西周禮製建築探析》（《文史博覽》2016年12月）對西周鎬京遺址中的禮製建築作了研究，遺址位於(yu) 陝西省西安市長安縣灃河中遊東(dong) 岸的鬥門鎮，目前主要發掘了五號宮室建築基址，考古勘查該宮室的夯土台基總麵積為(wei) 3393平方米。五號宮室建築基址中軸對稱，方正統一，平麵方形的核心建築坐落於(yu) 建築群的正中方位，周圍有其他附屬的建築圍繞，呈現了“眾(zhong) 星拱月”的格局，這一重大發現對於(yu) 係統研究西周宮室建築製度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此外，周人明堂是極為(wei) 重要的禮製構成內(nei) 容，但明堂經曆了後人多次重構，研究起來難度較大。張一兵《明堂製度研究》（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5年）追溯了前人的研究，細致地解析並詮釋了明堂製度的基本範疇和主要功能，扼要地勾勒出明堂製度發生、發展、消亡的曆史脈絡，並解釋了其製度產(chan) 生的主要動因、明堂禮的地位、大體(ti) 上廓清了明堂製度與(yu) 總體(ti) 祭祀製度、郊祭製度、宗廟製度等其它禮製的關(guan) 聯，討論了古代禮製史和禮製建築史研究中與(yu) 明堂禮有關(guan) 的一部分重大問題。薛夢瀟《“周人明堂”的本義(yi) 、重建與(yu) 經學想象》（《曆史研究》2015年6期）對經書(shu) 中的“周人明堂”與(yu) 鄭玄、蔡邕的闡述間的關(guan) 係作了考證，認為(wei) 二者無法吻合，先秦建築考古發現亦不支持鄭、蔡及後世學者對《考工記》“周人明堂”的複原。早期文獻中的“明堂”有“治朝”、“太廟”和“月令明堂”三義(yi) ,前二者屬“周公故事”係統,後者出自“月令”理論。以“明堂”為(wei) 專(zhuan) 名的建築出現於(yu) 漢代。在汶上明堂、元始明堂與(yu) 洛陽明堂的構建中,經過儒生重新構擬,“月令明堂”理論與(yu) “周公故事”相融匯,在兩(liang) 漢之際形成涵蓋兩(liang) 大知識係統且以“月令明堂”理論為(wei) 主導的新理論。本文是對先秦兩(liang) 漢經學中明堂的由來較為(wei) 係統的清理，澄清了許多模糊的認識。

除了城牆宮室外，衣服車馬是物化禮樂(le) 的另外重要組成部分。汪少華《中國古車輿名物考辯》（上海商務印書(shu) 館2005年）結合秦始皇陵銅車馬等實物，考察了中國古車輿各部位（“輗”、“綏”、“脅驅”、“蚧”、“伏兔”）的名稱、功能，反映了新時代的名物研究方法。冕服的研究伴隨著考古資料的積累目前開始起步。除了沈從(cong) 文、周錫保等先生從(cong) 服飾本身深入研究外，李岩《周代服飾製度研究》（吉林大學2010年博士論文）對周代的冕服、弁服、衣裘、深衣、喪(sang) 服、佩玉製度作了初步考察，目前以冕服為(wei) 主研究禮製的還很少，日後隨著實物資料的增多和方法的成熟，將是一個(ge) 學術增長點。

2.涉禮政治製度的研究

周代的禮並非隻有禮典和物化禮樂(le) 製度，它還包括了班爵、分封、宗法、昭穆、五服等各種具體(ti) 製度，這方麵從(cong) 漢唐至清的古代注疏家們(men) 在三《禮》中訓詁甚詳，1949年後，學者們(men) 對此的涉獵伴隨著曆史分期問題和土地製度、奴隸社會(hui) 等問題進行了十分積極的討論，但近20年這些問題研究比較沉寂，隨著新資料的發現，仍然湧現了一定成果，詳下文。

（1）五等爵製

五等爵製既是周代的政治製度，也是當時禮製的組成部分。陳恩林《先秦兩(liang) 漢文獻中所見周代諸侯五等爵》（《曆史研究》1994年6期）認為(wei) 研究周代諸侯的五等爵問題固然要依據地下出土的金文材料,但金文材料零星不整,所以還須結合傳(chuan) 世文獻考察。在先秦兩(liang) 漢文獻中,周代諸侯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的排列是有序的，文章分析了作為(wei) 爵位、尊稱的“公”、“子”，認為(wei) 周代諸侯五等爵在從(cong) 西周到春秋的二三百年間有發展變化,小國淪落或自甘附庸，於(yu) 是在文獻中表現出了諸侯爵稱無定的現象。張錚也認為(wei) 周代諸侯爵稱混亂(luan) ,他在《論周代五等爵製與(yu) 五服製》（《求索》2007年12期）一文中指出，文獻中對服製記載不一的情況是由於(yu) 後人對“爵製”與(yu) “服製”的適用範圍和區別缺乏了解，周代五等爵與(yu) 五服製是西周華夏體(ti) 係宗主國對王畿外的附屬國諸侯製定的權利與(yu) 義(yi) 務,使這些諸侯可以在周王勢力強大時按照周王的規定維護周王室，定期覲見周王。因此五服製不乏文獻中記載的理想化成分,但確實是周代分封製中一項特殊的政治製度。劉源在《“五等爵”製與(yu) 殷周貴族政治體(ti) 係》（《曆史研究》２０1４年１期）一文中認為(wei) 殷周時期並未真正實行過五等爵製，他考察了公、侯、伯、子、男自殷代至春秋的使用及演變情況，從(cong) 這五個(ge) 名號是否單純指稱諸侯來辨析它們(men) 是否用作爵稱，進而考察殷代、西周、春秋三個(ge) 曆史階段諸侯等級體(ti) 係的狀況——殷周政體(ti) 為(wei) 內(nei) 外服製，外服諸侯體(ti) 係為(wei) 侯、甸、男、衛、邦伯；五爵稱中隻有侯、男是諸侯稱號；公、伯、子實質上分別指年長位高者、伯長及嫡長子、族長及宗子，故廣泛用於(yu) 貴族名號，並不限於(yu) 諸侯的範圍。春秋時期王室衰微，內(nei) 外服製瓦解，原屬外服的侯與(yu) 男、與(yu) 天子分庭抗禮的內(nei) 服稱伯之貴族、被稱為(wei) 子的蠻夷戎狄之君，及作為(wei) 殷王後裔的宋公，頻繁聚集於(yu) 會(hui) 盟、戰爭(zheng) 等場合，經史官記載，遂產(chan) 生《春秋》中的公侯伯子男這一虛擬序列，這一序列掩蓋了殷周時期實行的內(nei) 外服製及侯、甸、男、衛、邦伯的諸侯體(ti) 係，為(wei) 戰國學者根據軍(jun) 功爵製構擬五等爵、五服乃至九服等理想王製模型提供了現實素材。馬衛東(dong) 則在《春秋時代五等爵製的存留及其破壞》（《史學集刊》2006年4期）一文中簡要考察了從(cong) 西周到春秋戰國五等爵製存留、破壞的過程；尉博博《西周爵祿製度研究綜述》（《社科縱橫》2007年1期）一文對西周爵祿製度的研究狀作了回顧，梳理了自1900年到目前有關(guan) 西周爵祿製度的論文和書(shu) 籍，並對之進行了評論。

（2）宗法和昭穆製度

宗法製度研究在改開之後的前二十年就開始了（見前文錢宗範、錢杭專(zhuan) 著），近年這一課題的研究傾(qing) 向於(yu) 反思前人成果，並結合出土資料細化相關(guan) 研究。安文研《周代宗法社會(hui) 的君統與(yu) 宗統——王國維《殷周製度論》再探討》（《學海》2018年3期）認為(wei) 王國維《殷周製度論》對近百年的學術研究產(chan) 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是王國維從(cong) 社會(hui) 製度來理解政治製度的視角造成了對周代政治製度的誤解，並導致了此後關(guan) 於(yu) 君統、宗統關(guan) 係的持續爭(zheng) 論。作者認為(wei) 王國維所使用的論據並不足以支撐論點，在論證的每個(ge) 步驟間都存在跳躍。他得出“天子、諸侯雖無大宗之名，而有大宗之實”的觀點，最後得到“王者，天下之大宗”的結論，對此後百年間先秦史、考古學、社會(hui) 史的研究都產(chan) 生了巨大的影響。王國維正是在對周代製度係統的、主動的誤解之中寄托了他的經世之意。真正地表明了他持守於(yu) 民國亂(luan) 局中的文化與(yu) 道德立場。丁鼎《〈儀(yi) 禮·喪(sang) 服〉所體(ti) 現的宗法製度》（《史學集刊》2002年4期）考察了《儀(yi) 禮·喪(sang) 服》所體(ti) 現的周代宗法製度與(yu) 倫(lun) 理觀念，認為(wei) 《儀(yi) 禮·喪(sang) 服》所規定的喪(sang) 服製度是為(wei) 周代宗法製度服務的,對嫡長子、宗子突出尊崇，並從(cong) “天子諸侯絕旁期”考察“君統”與(yu) “宗統”的關(guan) 係。高婧聰《周代宗法製度下的“母弟”》（《古代文明》2012年1期）研究了周代宗法製度下的“母弟”，認為(wei) “母弟”在先秦文獻中一般指的是國君或宗子的同母弟，與(yu) 宗子並為(wei) 嫡子，地位高於(yu) 眾(zhong) 庶子，此特殊身份使其既能在邦國政事中發揮積極作用，又可能與(yu) 大宗宗子對抗，與(yu) 宗子形成利益的製衡關(guan) 係；母弟可以憑借其嫡子身份在無承宗人的情況下優(you) 先成為(wei) 宗子，體(ti) 現了宗法繼承製的靈活性;周王的母弟是周初封建過程中的中堅力量，對維護王室利益起到很大作用，並影響了周代以後政局的發展。宗子與(yu) 母弟關(guan) 係的發展體(ti) 現了周代宗法觀念的變遷。

昭穆製是與(yu) 宗法製連帶的製度，體(ti) 現了宗法製下的祖孫輩分排列。張富祥《昭穆製新探》（《中國社會(hui) 科學》2007年2期）認為(wei) 昭穆製的核心是一夫多妻製下三代之間的本生關(guan) 係,古文獻所見祖孫同昭穆、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等特征都由夫妻同昭穆連帶而來，體(ti) 現在宗廟製度上,即昭者恒為(wei) 昭,穆者恒為(wei) 穆;當太祖位次變動時,則昭列與(yu) 穆列各自遞補。昭穆製的宗法基礎是貴族諸妻及其諸子均不分嫡庶,否則昭穆製即發生動搖，後世衍傳(chuan) 的昭穆製發生質變,已非原初意義(yi) 上的昭穆製所能規範。彭衛民《“昭穆製”的曆史意義(yi) 與(yu) 功能》（《社會(hui) 科學論壇》2011年6期）從(cong) 探討家奠吊祭與(yu) 婚製禮法入手,著重從(cong) “婚級製與(yu) 昭穆”、“家族政治與(yu) 昭穆”、“君宗之辨與(yu) 昭穆”的角度進行闡釋,並認為(wei) 昭穆製應當緣於(yu) 兩(liang) 姓氏族相互通婚且母係氏族分宗,班位在兩(liang) 係中輪流變動這一根本原則，其本質在於(yu) 昭穆之間互通父子,且昭與(yu) 昭、穆與(yu) 穆之間屬於(yu) 同族,而昭穆之間分屬異族,其產(chan) 生的原因既決(jue) 定了昭穆製度是維係宗族成員關(guan) 係的一項重要政治製度,及至後代,昭穆開始異變,成為(wei) "敬宗收族"的一種禮法,開始表現為(wei) 大宗宗子在宗族日常事務中據核心地位並有別於(yu) 君統之外的製度。

近年來，學者們(men) 利用新出考古或古文字資料研究周代族藏墓地體(ti) 現的昭穆製度，如王恩田《西周製度與(yu) 晉侯墓地複原——兼論曲沃羊舌墓地族屬》（《中國曆史文物》2007年4期）更是根據昭穆製度的原則，認為(wei) 北趙晉侯墓地複原為(wei) 9組晉侯夫妻合葬墓是可疑的，西周實行一繼一及製而非嫡長製,西周晉國世係有所遺漏。M31+M8及其以上的7對並穴墓應是具有昭穆關(guan) 係的14位晉侯墓，羊舌墓地並非晉侯墓地。陳絜《應公鼎銘與(yu) 周代宗法》（《南開學報》2008年6期）對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新出應公鼎銘文作了重新釋讀，進而認為(wei) 西周時期乃至於(yu) 春秋中期以前,大小宗之間的祭祀體(ti) 係中必有一位祖神是重合的，如魯為(wei) 長子伯禽代周公就封於(yu) 奄者,周公為(wei) 文王之子，即所謂“魯”“文之昭也”,所以魯國的祖神體(ti) 係中有文王,而周公也能鑄器祭文王,這與(yu) 周王室祭祀係統中有文王相重合。魯三桓、鄭七穆之情況也可由此類推。魯不可能祭祀文王以上的先公，應國與(yu) 毛國的神靈係統中不可能有文王以上的王室祖神，其他卿大夫的祭祀體(ti) 係也可以由此類推，這大概就是春秋中期以前的君統與(yu) 宗統的真實關(guan) 係，而上述這些在祖神祭祀上的重合之所,恰恰就是周代錯綜複雜的宗法關(guan) 係的關(guan) 鍵之所在。王暉、高芳《周代宗法組織結構新探》（《學術月刊》2015年10期）從(cong) 西周春秋時期的廟製出發，考察了周代的宗法組織結構。西周春秋時期近親(qin) 廟製為(wei) “三廟製”（曾祖、祖父、父考）三世，西周春秋時期的“五世”是指去世“三世”父祖曾三代加上還在世的“二世”子孫；見之於(yu) 《禮記》等古文獻的戰國後儒所說宗族組織有高祖、曾祖、祖父、父考四世，見之於(yu) 《禮記·王製》以及鄭玄等漢儒所說的五世，這些說法完全不符合西周金文以及反映西周春秋曆史的早期文獻。根據西周金文和早期文獻，其實隻有近親(qin) “三廟製”（父祖曾）；如春秋時秦國，不管是考古發現所見鳳翔縣馬家莊秦都雍城“品”字形的三座宗廟遺址，還是春秋早期秦公鎛銘文所說“文公、靜公、憲公”，還是《左傳(chuan) 》成公十三年所說“秦三公”是秦穆公、秦康公、秦共公，都反映了近親(qin) 曾祖父、祖父、父親(qin) 是處於(yu) 不斷變遷的過程之中，但皆隻有三世，這種“三廟製”也與(yu) 西周春秋時期宗族組織結構的變化規則完全一致。

以上是周代禮製中涉禮政治製度的研究。在新出考古資料的刺激下，目前這一領域中的某些製度研究又有局部推進，但是對周代典章製度進行比前人更上一層樓的，既精密又係統化的研究，尚需在三《禮》訓詁研究和曆史學、考古學研究徹底融合的情況下才能展開，這也是未來先秦禮學和禮製研究的趨勢所在。

結語

本文對改開40年以來先秦禮學和禮製的研究狀況作了回顧和總結。40年來，三《禮》學研究承乾嘉之餘(yu) 緒不絕如縷地傳(chuan) 承，對三《禮》的點校、注釋、譯注的成果層出不窮，出土文獻中跟禮相關(guan) 的內(nei) 容（如清華簡《耆夜》、上博簡《內(nei) 禮》等）對三《禮》研究和先秦禮製研究的促進起了不小的作用，目前充滿生機。且這40年來曆史學的研究領域得到極大擴張，方法正在兼博更新，“禮俗”進入學者視野並不斷被注入新的內(nei) 涵，考古資料“地不愛寶”式的發現刷新了此前的可利用資料數量和體(ti) 係，學者們(men) 從(cong) 這些新資料出發，在廓清“禮”的各種組成部分（禮典、物化禮樂(le) 的各種構成）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這一過程中極大推進了先秦政治製度、社會(hui) 生活方方麵麵的研究。因此雖然從(cong) 20世紀初經學體(ti) 係就已瓦解崩塌，三《禮》內(nei) 容各有所歸，但是現代社會(hui) 科學的實證方法提供的強大認知手段促進了先秦禮製各個(ge) 點的全方位式研究，目前所見雖然某些細節確有“碎片化”之虞，表現就是先秦“禮”的全貌和前後動態演變目前仍未全盤浮現，但我們(men) 有理由相信，現代實證方法完全足以讓我們(men) 有能力客觀而具體(ti) 地認識古代的禮，因為(wei) 經學中科學的認知手段並沒有瓦解，而是融於(yu) 現代社會(hui) 科學方法和範式中。且新的認識禮、研究禮的學術手段也在形成中，比如巫鴻先生提出的“紀念碑性”[24]用來觀察禮典的可視性就非常合適，另外從(cong) 曆史人類學的視角做先秦禮製研究有非常廣闊的空間，這些方麵均剛剛起步，還有待來者的探索。隨著曆史學研究方法的深度變化和各種範式的繼續引入，未來的先秦禮製研究必將顯示出21世紀的、逐步與(yu) 世界上古其他文明研究個(ge) 案接軌的嶄新麵貌。

注釋：

[1]本文的思路和部分觀點，在拙作《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的禮學和禮製研究》（孔學堂雜誌社2018年3期）中已有部分介紹，本文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的升華和細化研究。另，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傳(chuan) 統禮儀(yi) 文化通史研究”（批號18ZDA021）的階段性成果，特此聲明。

[2]趙滿海《經學的沒落與(yu) 禮學研究的新生》，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2013年4月24日第A05版。

[3]在日本,對於(yu) 中國及中國文化的研究被稱為(wei) “漢學”,明治以來則稱為(wei) “東(dong) 洋學”、“支那學”,日本漢學以中國典籍的東(dong) 傳(chuan) 為(wei) 基礎,在江戶時代臻於(yu) 成熟，德川幕府把漢學中的朱子學推尊為(wei) “國家學術”、“官方哲學”,還有陽明學派、古學派等頗具實力和特色的學派活躍於(yu) 漢學領域，這是近代以前日本漢學的基本情況。京都學派之前研究中國學的代表性學問是江戶漢學和明治以來東(dong) 大的“東(dong) 洋學”。江戶漢學實際是借中國的學問以建立日本自己的學問體(ti) 係,是一種以自我為(wei) 中心的、完全日本化的漢學。見錢婉約《日本中國學京都學派芻議》，《北京大學學報》2000年5期。

[4]【日】小南一郎《飲酒禮と祼禮》，收入小南一郎編《中國の禮製と禮學》，京都：朋友書(shu) 店，2001年。

[5]【日】小南一郎《射の儀(yi) 禮化をめぐって——その二つの階段——》，小南一郎編《中國古代禮製研究》，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5年。

[6]【日】林巳奈夫《『周禮』の六尊六彝と考古學遺物》，《東(dong) 方學報（京都）》第52冊(ce)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創立五十周年記念論集),1980年。

[7]【日】林巳奈夫《周禮考工記の車製》，《東(dong) 方學報（京都）》第30冊(ce) ,1959年。

[8]【日】林巳奈夫《儀(yi) 禮と敦》，《東(dong) 方學報（京都）》第74冊(ce) ，1995年。

[9]【日】澤天多喜男《郭店楚簡緇衣篇攷》，《郭店楚簡の思想史的研究》卷3，東(dong) 京：東(dong) 京大學2000年。

[10]【日】佐川繭子《郭店楚簡〈玆衣〉と『禮記』緇衣篇の關(guan) 係に就いて——先秦儒家文獻の成立に關(guan) する一考察—》，《日本中國學會(hui) 報》第52集，2001年。

[11]黃進興(xing) 《權力與(yu) 信仰：孔廟祭祀製度的形成》，《大陸雜誌》第86卷5期，1993年；《學術與(yu) 信仰：論孔廟從(cong) 祀製與(yu) 儒家道統意識》，《新史學》第5卷2期，1994年；二文收入氏著《優(you) 入聖域：權力、信仰與(yu) 正當性》，台北：允晨文化事業(ye) 公司，1994年。

[12]收入周質平等主編《國史浮海開新錄——餘(yu) 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ye) 公司，2002年，249-282頁。

[13]楊華《英美學者的禮製研究》，《光明日報》2 0 0 0年1 1月1 7日第C0 3版。

[14]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wghnessy: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5]Jessica Rawson：Chinese Bronzes:Art and Ritual，British Museum Press1987。

[16]Catherine Bell：Ritual Theory,Ritual Practi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增訂本2009年重印）

[17]【美】維克多·W·特納（Victor W.Turner1920–1983），象征主義(yi) 人類學家，出生於(yu) 英國格拉斯哥，對後工業(ye) 時代文化中人類的展演及宗教命運深感興(xing) 趣，並發表了多篇論文。他關(guan) 於(yu) 文化和儀(yi) 式的比較調查在人文社科乃至藝術研究領域的多方麵貢獻令人印象深刻。他在非洲的“社會(hui) 劇場”模式、對墨西哥基督徒進行的社會(hui) 調查，對日本主流文學體(ti) 裁等，進行了過程性結構，最終形成了“展演學派”（Performance Studies）的整個(ge) 研究範式。

[18]【美】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芝加哥大學人類學係教授，研究集中於(yu) 文化人類學和政治學、曆史編纂學，近年編纂多卷本《波利尼西亞(ya) 戰爭(zheng) ：斐濟戰爭(zheng) （1843-1855年）的曆史》，他的研究經常出現於(yu) 為(wei) 前沿文化理論服務的民族誌細節中。

[19]劉釗、陳家寧《論中國古典學的重建》，《廈門大學學報》2007年1期；裘錫圭《出土文獻與(yu) 古典學重建》，《出土文獻》2013年。

[20]《中華禮藏·禮製卷》總製之屬，見第一冊(ce) “總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3-8頁。

[21]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yu) 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冊(ce) 第10-11,63-69頁，中西書(shu) 局2010年。

[22]曹峰《出土文獻可以改寫(xie) 思想史嗎？》，《文史哲》2007年5期。

[23]見王友華《先秦樂(le) 懸中鎛的編列分析》，《中國音樂(le) 》2010年1期。

[24]“紀念碑性”由賽特（Jose Louis Sert）、萊熱（Fernand Leger）基提恩（Siegfried Giedion）首先提出，並認為(wei) 它有九個(ge) 特診，見Jose Louis Sert,Fernand Leger,Fernand Leger,“Nine Points on Monumentality,”in Siegfried Giedion,Architecture,You and M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p.48-51.

巫鴻先生認為(wei) ，“‘紀念碑性’和回憶、延續以及政治、種族或宗教義(yi) 務有關(guan) 。一座有功能的紀念碑，不管它的形狀和質地如何，總要鞏固某種社會(hui) 關(guan) 係或某個(ge) 共同體(ti) 的紐帶，總要界定某個(ge) 政治活動或禮製行為(wei) 的中心，總要實現生者與(yu) 死者的交通，或說現在和未來的聯係”，“中國藝術和建築的三個(ge) 主要傳(chuan) 統——宗廟和禮器，都城和宮殿，墓葬和隨葬品——均具有重要的宗教和政治內(nei) 涵。這些建築和藝術形式都有資格被稱為(wei) 紀念碑或是紀念碑群體(ti) 的組成部分”，見巫鴻《九鼎傳(chuan) 說與(yu) 中國古代美術中的“紀念碑性”》，載巫鴻《禮儀(yi) 中的美術》，北京：三聯書(shu) 店2005年，45-69頁。先秦的禮典、物化禮樂(le) 恰是用周期性展演的方式來鞏固政治上的層級關(guan) 係；用按層級享有不同物質權利的規定來確認因不同社會(hui) 地位而享有的不均衡的權利和義(yi) 務的原則。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紀念碑性”這一概念的豐(feng) 富內(nei) 涵是可以用於(yu) 禮製研究的，這方麵的範式還有待於(yu) 學者將洞察力運用於(yu) 禮典展演的過程和禮儀(yi) 文本和相關(guan) 的物質遺存，繼續探索和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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