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終年在何時

作者：李占鵬（海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二月十九日甲寅

          耶穌2020年3月12日

《春秋》記載魯國曆史，《春秋左氏傳(chuan) 》《春秋公羊傳(chuan) 》《春秋榖梁傳(chuan) 》都始於(yu) 魯隱公元年(前722)，終止的年代，《春秋公羊傳(chuan) 》《春秋榖梁傳(chuan) 》是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為(wei) 二百四十二年，《春秋左氏傳(chuan) 》是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為(wei) 二百四十四年。“春秋時代”，在很長時期都以《春秋公羊傳(chuan) 》《春秋榖梁傳(chuan) 》記載的起訖為(wei) 始終，尤其是20世紀以來，幾乎都以其為(wei) 圭臬，對《春秋左氏傳(chuan) 》基本不提，更談不上推重。

這一問題最早始於(yu) 20世紀30年代。當時顧頡剛《春秋史講義(yi) 》告竣，此稿把“春秋時代”的始年定在魯隱公元年，但終年既非魯哀公十四年，也非十六年，而是越滅吳的吳王夫差十九年(前477年)，即魯哀公十八年，這一年魯國亡。此論尚非定案，因為(wei) 他提到韓、趙、魏三家滅智氏(前453年)，也就是說，他曾想把春秋終年定在韓、趙、魏三家滅智氏的公元前453年，即齊宣公三年，但最終未予采用。不過由此《春秋》終年的認識不再囿於(yu) 魯哀公十四年、十六年。20世紀40年代，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錢穆《國史大綱》問世，都循守《春秋公羊傳(chuan) 》《春秋榖梁傳(chuan) 》而非《春秋左氏傳(chuan) 》。這兩(liang) 本著作是中國現代史學經典，隨後的名家著作與(yu) 權威教科書(shu) 和工具書(shu) 基本都以《春秋公羊傳(chuan) 》《春秋榖梁傳(chuan) 》為(wei) 依據，沒有超出範文瀾與(yu) 錢穆所提出的時間範圍。

而呂思勉的《先秦史》則獨辟蹊徑，把“春秋時代”的始年定在周平王元年(前770年)，將《春秋》的起點從(cong) 魯隱公元年向前延伸了四十八年，“春秋時代”被拉長了。這是一個(ge) 重大突破，奠定了“春秋時代”之於(yu) 現代史學研究的基礎，因為(wei) 它符合曆史實際，已被史學界普遍接受並成為(wei) 定論;但對終年研究卻無任何推進，仍為(wei) 魯哀公十四年。此後，郭沫若《奴隸製時代》對“春秋時代”的起訖又作了界定:始年，他接受了呂思勉的觀點;終年，他則定在周元王元年(前476年)，比顧頡剛提出的越滅吳的吳王夫差十九年隻晚一年，比顧頡剛曾考慮過的韓、趙、魏三家滅智氏的齊宣公三年早23年。這一界定影響特別大，新中國成立以來幾乎所有的教科書(shu) 和工具書(shu) 都采納了這個(ge) 觀點。不過，後來的金景芳《中國古代史分期商榷》發表，他的始年說也接受了呂思勉的觀點，而終年則認為(wei) 應定在顧頡剛曾提過卻未予采用的韓、趙、魏三家滅智氏。他說，曆史的起訖不應以帝王登基紀年為(wei) 界，應看是否產(chan) 生了對曆史起過推動作用的事件，而韓、趙、魏三家滅智氏已肇告了戰國時代來臨(lin) 的先聲。筆者認為(wei) ，金景芳的觀點更符合曆史實際，“春秋時代”的起訖即公元前770—前453年現在被普遍接受和采納。

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名家著作、權威教科書(shu) 和工具書(shu) 都說《春秋》終於(yu) 魯哀公十四年，鮮有說終於(yu) 魯哀公十六年者。

錢穆著《國史大綱》(上)(商務印書(shu) 館1940年版)說:“《春秋》自魯隱公元年，迄魯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簡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說:“春秋時期，是指《春秋》一書(shu) 中所記的曆史年代，即從(cong) 公元前722年到前481年。”範文瀾著《中國通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一冊(ce) 說:“孔子用魯史官所記《春秋》上起隱公元年(前七二二年)，下迄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事，整齊書(shu) 法，成為(wei) 儒家經典的《春秋》。”張豈之主編《中國曆史·先秦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說:“今傳(chuan) 最早的史書(shu) 為(wei) 孔子所作的《春秋》。它是春秋末年孔子在魯國的國史魯《春秋》的基礎上修成的，上起魯隱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曆魯國12公，凡242年。”顧德融、朱順龍著《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緒論說:“《春秋》本是記述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242年間魯國曆史的一部編年史。”中國台灣學者陳致平著《中華通史》(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卷說:“春秋之命名是由於(yu) 孔子根據《魯史》，記自魯隱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間事，作了一部《春秋》。”呂思勉著《中國通史》(上)(外文出版社2011年版)說:“周平王東(dong) 遷之後四十九年，就是公元前722年(魯隱公元年)入春秋，直到公元前479年(孔子卒的一年)，其間凡二百四十二(‘二’當為(wei) ‘四’)年。”他所說的終年雖是《春秋左氏傳(chuan) 》的記載，但將“二百四十四年”卻誤寫(xie) 成“二百四十二年”了。

遊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說:《春秋》“起於(yu) 魯隱公元年，終於(yu) 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前481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中國大百科全書(shu) ·中國文學·春秋》(中國大百科全書(shu) 出版社1988年版)說:“起於(yu) 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於(yu) 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說:“它(《春秋》)記載了自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前481年)的曆史。”第六版《辭海》(上海辭書(shu) 出版社1999年版)說:“《春秋》編年從(cong) 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這些名家著作、權威教科書(shu) 和工具書(shu) 都如此說，但是從(cong) 未作任何說明。

直至張豈之主編《中國曆史新編·古代史上冊(ce)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說:“《春秋》經所記上起魯隱公元年(前722年)，下迄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仍持上述說法，雖未改變，但對此卻作了一條注:“此依《春秋公羊傳(chuan) 》《春秋榖梁傳(chuan) 》本。《春秋左氏傳(chuan) 》則接續至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筆者認為(wei) ，這是一條很重要的注，前述諸文獻在表述時都未注明，遂使後人誤以為(wei) 《春秋》編纂終年隻有魯哀公十四年一種說法，其實還有一種說法是魯哀公十六年。這條注說明了前述諸文獻將《春秋》起訖記載為(wei) 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依據的隻是《春秋公羊傳(chuan) 》《春秋榖梁傳(chuan) 》。與(yu) 此相同的是，袁世碩、陳文新主編“馬克思主義(yi) 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中國古代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也采用了這樣的方式。

範文瀾、郭沫若、呂思勉、錢穆、白壽彝等都將魯哀公十四年作為(wei) 定論並沿襲了這一說法，以至於(yu) 當今所有的教科書(shu) 和工具書(shu) 概莫能外。筆者以為(wei) ，把《春秋》編纂終年直接斷定在魯哀公十四年欠妥。因為(wei) 在《春秋左氏傳(chuan) 》裏，《春秋》的終年是魯哀公十六年(盡管被指後人所補)。我們(men) 不是要把《春秋》的終年定在魯哀公十六年，但直接定在魯哀公十四年也不合適。筆者認為(wei) ，關(guan) 於(yu) 《春秋》終年，兩(liang) 種說法不可偏廢，都應有交代，一種是訖於(yu) 魯哀公十四年，見《春秋公羊傳(chuan) 》《春秋榖梁傳(chuan) 》;另一種是訖於(yu) 魯哀公十六年，見《春秋左氏傳(chuan) 》，還要說明該表述之從(cong) 屬，並簡要申述理由。隻有這樣表述方為(wei) 善美。《中國曆史》《中國文學史》與(yu) 一些大型工具書(shu) 像《中國大百科全書(shu) ·中國曆史》《中國大百科全書(shu) ·中國文學》以及第六版《辭海》，應對《春秋》編纂終年的表述進行修訂，在說明、解釋的時候應把《春秋》編纂終年全麵地加以表述。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曲海總目提要新編”(18ZDA256)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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