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義(yi) 利之辨”的價(jia) 值論分析

作者：孫秀昌（河北師範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二月十二日丁未

          耶穌2020年3月5日

儒門嚴(yan) 於(yu) “義(yi) 利之辨”，若追溯這一思想統緒的源頭，可將其歸結於(yu) 《論語·裏仁》所載夫子自道的一句話：“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義(yi) 利之辨”是內(nei) 在於(yu) 孔子思想中的根本話題之一，它所關(guan) 涉的是人在“依於(yu) 仁”而行道的過程中如何裁斷“利”的問題。

在孔子看來，人對“利”的裁斷不外乎三個(ge) 方麵：如何措置“富”與(yu) “貧”、“貴”與(yu) “賤”、“生”與(yu) “死”。在通常情況下，人們(men) 往往認為(wei) “貧”“賤”“死”是有“害”的，因而常常會(hui) 生出一種恥“貧”、厭“賤”、惡“死”之心。與(yu) 此相對，“富”“貴”“生”則往往被認為(wei) 是有“利”的，因而人們(men) 常常會(hui) 存有一種愛“富”、喜“貴”、好“生”之心。進而言之，在“富”“貴”“生”三者之中，“生”更是被人視為(wei) 最基本的“利”——隻是有了肉體(ti) 存在的“生”，人才有了對“富”與(yu) “貴”的求取；或者說，人對“富”與(yu) “貴”的求取，最終乃是為(wei) 了維護最基本的“生”的權利與(yu) 滿足活得更為(wei) 幸福一些的意願。鑒於(yu) 此，我們(men) 可以把人對“利”的求取進一步簡化為(wei) 兩(liang) 個(ge) 層麵：一個(ge) 是對“富”與(yu) “貴”的求取，一個(ge) 是對最為(wei) 基本的“生”的求取。與(yu) 此相應，孔子依於(yu) 人所“宜”行的“仁”道而作的“義(yi) 利之辨”也是從(cong) 兩(liang) 個(ge) 層麵展開的：一個(ge) 是對人在“富”與(yu) “貧”、“貴”與(yu) “賤”之間進行取舍而作的“義(yi) ”或“不義(yi) ”的價(jia) 值裁斷，另一個(ge) 是對人在“生”與(yu) “死”之間進行取舍而作的“義(yi) ”或“不義(yi) ”的價(jia) 值裁斷。

裁決(jue) 富貴貧賤需體(ti) 現“仁”

就“義(yi) 利之辨”在其第一個(ge) 層麵的裁斷來看，孔子並沒有在維護人的生存權利的意義(yi) 上否認“富”與(yu) “貴”之於(yu) 人的價(jia) 值，因而也沒有一概而論地貶抑作為(wei) 肉體(ti) 存在的人對“富”與(yu) “貴”的欲求。《論語·裏仁》記載了這樣一段話：“富與(yu) 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yu) 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首先在人之常情的層麵上肯定了人人都有欲求“富與(yu) 貴”、嫌厭“貧與(yu) 賤”之心。作為(wei) 儒門先師，孔子超出常人之處在於(yu) ，他為(wei) 人對“富與(yu) 貴”“貧與(yu) 賤”的棄取設置了一個(ge) 不得不有的前提，那就是必須依於(yu) “道”來裁斷，而這個(ge) “道”自始至終都有其確然不移的價(jia) 值取向，那就是人在任何境遇下都不可離棄的“仁”。如此看來，孔子“義(yi) 利之辨”的核心問題並不在於(yu) 人是否順乎人之常情而對“富與(yu) 貴”“貧與(yu) 賤”有所取或有所棄，而隻是在於(yu) 人在有所取或有所棄的裁斷與(yu) 抉擇中是否體(ti) 現了“仁道”。

“富”與(yu) “貴”在孔子這裏顯然並不是居於(yu) 主導地位的價(jia) 值取向，更不是唯一的價(jia) 值取向，人對“富”與(yu) “貴”的欲求自然也就會(hui) 因“道”的統攝而有“可求”與(yu) “不可求”之分。譬如，孔子曾這樣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wei) 之。如不可求，從(cong) 吾所好。”（《論語·述而》）那麽(me) ，這裏所謂的“可求”意指什麽(me) 呢？“不可求”又意指什麽(me) 呢？孔子對此雖然沒有明說，但是依循他的思想宗趣，凡是合乎“道”的就是“可求”的，凡是不合乎“道”的就是“不可求”的。在“不可求”的情境下，孔子斷然作出“從(cong) 吾所好”的決(jue) 斷，其實他“所好”的東(dong) 西指的就是他始終樂(le) 在其中的“道”。孔子曾頗為(wei) 坦然地說道：“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le) 亦在其中矣。不義(yi) 而富且貴，於(yu) 我如浮雲(yun) 。”（《論語·述而》）可以說，“不義(yi) 而富且貴，於(yu) 我如浮雲(yun) ”乃是孔子在“富且貴”與(yu) “道”不可兼得的兩(liang) 難處境下，自覺地依從(cong) 他所篤好與(yu) 樂(le) 守的“道”，對那些依然糾纏於(yu) 利害權衡而終以“富且貴”為(wei) 上的人們(men) 所作的一個(ge) 醍醐灌頂的督責與(yu) 指點。

當然，有所“好”就會(hui) 有所“惡”，有所“樂(le) ”就會(hui) 有所“憂”。如果說孔子之所“好”與(yu) 所“樂(le) ”的都是他所期許的“道”的話，那麽(me) 他之所“惡”與(yu) 所“憂”的則是“道”之難行於(yu) 天下的人生境遇了。《論語·衛靈公》載有夫子自道的這樣一句話：“君子憂道不憂貧。”正如“好”所當好、“樂(le) ”所當樂(le) ，孔子以其“惡”所當惡、“憂”所當憂的聖者情懷，為(wei) 他所顧念的“義(yi) 利之辨”作了一種並不在其天然性情之外的價(jia) 值裁斷。

生的終極意義(yi) 取決(jue) 於(yu) “仁”

孔子同常人一樣也看重“生”。正因為(wei) 如此，當子路就何謂“死”這一問題冒昧討教時，他才會(hui) 以“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這樣的反問式答複來予以指點。“生”是人所顧念的，“死”是人所嫌厭的，這乃人之常情。就日常處境而言，其實並不存在如何在“生”與(yu) “死”之間作取舍的問題。進而言之，在“生”與(yu) “道”並行不悖的情形下，根本就不存在舍“生”求“道”抑或貪“生”棄“道”的兩(liang) 難抉擇，自然也就不存在“見危授命”（《論語·憲問》）的問題。在孔子看來，隻是當人不幸遭際“生”與(yu) “道”不得兩(liang) 全而不得不在兩(liang) 者之間抉擇其一的人生危境之際，是否“授命”才成為(wei) 關(guan) 乎人生大端的一個(ge) 真問題。

孔子就這一人生難題所作的經典誨示是：“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意思是說，“誌士仁人”不會(hui) 因為(wei) 貪生而有害於(yu) “仁”，而能夠犧牲生命以成全“仁”。在這裏，孔子不僅(jin) 強調了“仁”對於(yu) 人成其為(wei) 人的根本意義(yi) ，而且提醒那些“誌士仁人”本當不斷地在當下即是的生命決(jue) 斷中踐行“成仁”之“道”。孔子雲(yun) ：“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裏仁》）可以說，“道”的自覺讓孔子終於(yu) 獲致了裁斷“生”與(yu) “死”的價(jia) 值尺度，也讓他終於(yu) 可以坦然地麵對“死”的威逼而始終信守不可搖奪的生命重心。

孔子以“仁”立教，他所“誌”與(yu) 所“弘”的“道”說到底乃是以“仁”為(wei) 價(jia) 值底蘊的“仁道”。如果我們(men) 將“義(yi) 利之辨”在其第二個(ge) 層麵的裁斷歸結為(wei) “生”與(yu) “道”之間的裁斷的話，那麽(me) 對“生”與(yu) “道”作裁斷也就意味著對“生”與(yu) “仁”作裁斷。在孔子這裏，“生”誠然是人生最大的“利”，不過“生”的終極意義(yi) 畢竟取決(jue) 於(yu) “仁”，因此，“仁”便成為(wei) 孔子用以裁斷“生”的最高的“義(yi) ”，“殺身以成仁”也由此成為(wei) 孔子為(wei) 人生價(jia) 值棄取所作的最高斷製。

這個(ge) 最高斷製在孔子之後又被孟子表述為(wei) ：“生，亦我所欲也；義(yi)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yi) 者也。”（《孟子·告子上》）同孔子一樣，孟子首先肯認了“生”和“義(yi) ”在日常處境下都是“我所欲”的，隻是在“二者不可得兼”之際，“舍生而取義(yi) ”才成為(wei) “誌士仁人”當有的人生決(jue) 斷。也正是在實施這一決(jue) 斷的過程中，“誌士仁人”才真正地把自己成全為(wei) “誌士仁人”。

無論是孔子的“殺身以成仁”，還是孟子的“舍生而取義(yi) ”，他們(men) 所點示於(yu) 人的，乃是一個(ge) 關(guan) 涉人生大端的價(jia) 值裁斷問題。從(cong) 根底處看，以價(jia) 值裁斷為(wei) 其內(nei) 在樞機的“義(yi) 利之辨”顯然不是一個(ge) 訴諸思辨的知識論話題，而是一個(ge) 訴諸生命踐履且同人的生命意誌與(yu) 生命意義(yi) 息息相關(guan) 的價(jia) 值論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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