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清代公所公益職能的狹隘性：以蘇州為(wei) 中心

作者：沈俊傑（杭州師範大學沈鈞儒法學院研究生）

來源：《原道》第36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臘月十一日丁未

          耶穌2019年1月5日

（《明清蘇州工商業(ye) 碑刻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內(nei) 容提要：作為(wei) 工商業(ye) 組織的公所繼承了牙行、會(hui) 館的一些職能，也發展出自身獨特的公益職能。公所的公益職能表現為(wei) 以供奉祭祀為(wei) 精神紐帶，生養(yang) 死葬為(wei) 保障、開辦私塾義(yi) 學為(wei) 傳(chuan) 繼，兼之以廟宇之修繕捐贈。

這一係列公益職能滿足了彼時工商從(cong) 業(ye) 者的精神和職業(ye) 需求，營造了良好的工商業(ye) 經濟環境，同時也呈現出一定的狹隘性，公所之供奉以本業(ye) 祖師和同業(ye) 祭祀為(wei) 限，生養(yang) 死葬則是以業(ye) 夥(huo) 繳納薪資為(wei) 基，私塾義(yi) 學則以同業(ye) 子弟為(wei) 要，廟宇之修繕捐贈則以本業(ye) 周邊為(wei) 先。

清代工商業(ye) 公所公益職能的狹隘性與(yu) 彼時公所的財政來源、官府的社會(hui) 管理以及從(cong) 業(ye) 者的精神需求有著密切的聯係，但最為(wei) 重要的還是公所的同業(ye) 祖師祭祀帶有很濃重的傳(chuan) 統家族祭祀的色彩。對清代公所公益職能狹隘性的分析，可以為(wei) 當代工商業(ye) 組織社會(hui) 責任感的提升與(yu) 慈善公益功能的發揮提供曆史借鑒。

關(guan) 鍵詞：公所；公益職能；供奉祭祀；生養(yang) 死葬；設學捐修；家族祭祀；

一、引言

“姑蘇，江左名區也，聲名文物，為(wei) 國朝所推，而閶門外，商賈鱗集，貨貝輻輳，襟帶於(yu) 山塘間，久成都會(hui) 。”[①]

清代蘇州地區工商業(ye) 發展迅速，同治年間府誌載：“（時）遊山之舫，載妓之舟，魚貫於(yu) 綠波朱閣之間，絲(si) 竹謳歌與(yu) 市聲相雜。凡上貢錦衣文貝，花果珍饈，奇異之物歲有所益。若刻絲(si) 累漆之屬，自浙宋以來，其藝久廢，今皆精妙。人性巧而物產(chan) 愈多。”[②]

與(yu) 繁華的工商貿易伴生的，是大量的工商業(ye) 組織，鴉片戰爭(zheng) 之後，公所尤其成為(wei) 蘇州工商業(ye) 組織的主流。因此，清代之蘇城與(yu) 蘇城之公所，堪為(wei) 研究明清時期工商業(ye) 經濟之典型。

（清代蘇州）

更為(wei) 關(guan) 鍵的是，大量載有彼時工商業(ye) 盛況的工商業(ye) 碑刻得以保存至今。據蘇州碑刻博物館統計，明清時期工商業(ye) 碑刻保有近兩(liang) 百六十餘(yu) 通，涉及到的工商業(ye) 近四十種，而其中與(yu) 公所相關(guan) 之碑刻就有二十五處。

立足於(yu) 這一係列碑刻資料，蘇州碑刻博物館主編的《工商業(ye) 經濟碑刻》、蘇州博物館與(yu) 江蘇師範學院曆史係、南京大學明清史研究室合編的《明清蘇州工商業(ye) 碑刻集》以及蘇州大學王國平、唐力行主編的《明清時期蘇州社會(hui) 史碑刻集》，均為(wei) 現今研究清代姑蘇工商業(ye) 發展的可靠資料。

公所作為(wei) 清代最主要的工商業(ye) 組織，一方麵是為(wei) 了團結本行商人免遭官府和牙行的盤剝，另一方麵也是基於(yu) 各行業(ye) 工商業(ye) 者寄托情感、安身立命以及生養(yang) 死葬等自身利益與(yu) 需求之考慮而產(chan) 生。

因而公所兼具有專(zhuan) 業(ye) 的行業(ye) 職能和獨特的社會(hui) 公益職能。就公所之行業(ye) 職能而言，“公所是經營地不分外來商人、本地商人，共同按行業(ye) 重新組合的商人及手工業(ye) 者的組織，突出了其行業(ye) 性，而且是某地的某行業(ye) 的全行業(ye) 組織。”[③]

公所在清代異軍(jun) 突起，迅速取代了會(hui) 館並且成為(wei) 與(yu) 彼時牙行比肩之工商業(ye) 組織，不僅(jin) 是因公所更為(wei) 專(zhuan) 業(ye) 的行業(ye) 職能，更是因公所擁有彼時工商業(ye) 市場中迫切需要而牙行所欠缺之公益職能。

清代工商業(ye) 公所的之公益職能除了上述所言之“事業(ye) ”，還包括了更為(wei) 重要之“精神”，即供奉祭祀之職能。這不僅(jin) 僅(jin) 是公所“事業(ye) ”之始，更是公所得以成立之始。

二、供奉祭祀以業(ye) 內(nei) 祖師為(wei) 限

“公所之精神者，曰：‘通’曰‘公’。蓋聲氣通則無隔閡，無隔閡則無誤會(hui) ，誤會(hui) 除而感情於(yu) 以聯絡……所貴乎公者，當問題之起，必有求於(yu) 解決(jue) 。”[④]

連通公所“精神”之“通”與(yu) “公”的，正是這供奉祭祀之職能。由於(yu) 公所是區域內(nei) 業(ye) 緣為(wei) 基礎的工商業(ye) 組織，因而公所供奉祭祀之主體(ti) 多為(wei) 本行業(ye) 之師祖。

如圓金業(ye) 之圓金公所“內(nei) 供奉金祖先師葛大真人神像”。[⑤]伶業(ye) 清音梨園公所供奉老郎神像，薙頭業(ye) 江鎮公所供奉羅祖先師，書(shu) 業(ye) 崇德公所供奉梓潼帝君。

有的則是同行不同業(ye) 之公所供奉同一祖師，如與(yu) 木頭相關(guan) 之行業(ye) 公所大多供奉木業(ye) 先師，但在稱謂上有些許區別、如巧木業(ye) 供奉“張班”“魯班”先師，[⑥]水木作梓義(yi) 公亦供奉張魯先師，[⑦]則是將張班、魯班合稱為(wei) “張魯先師”。

亦有同行不同業(ye) 之公所供奉不同的先師，如刺繡業(ye) 錦文公所黃道婆和顧公，[⑧]絲(si) 織業(ye) 霞章公所供奉軒轅聖帝[⑨]，綢緞業(ye) 七襄公所供奉關(guan) 帝聖君。[⑩]

公所供奉祭祀本業(ye) 祖師一方麵是表達對先祖之尊重，尋求祖先神明的庇佑。另一方麵，中國古代傳(chuan) 統，極其重視祭祀活動，其中尤以家族為(wei) 單位的宗祠祭祀最為(wei) 普遍，而宗祠祭祀中又以祖先祭祀最為(wei) 隆重，“大多數宗族每年舉(ju) 行春秋兩(liang) 祭。有些宗族隻舉(ju) 行春祭或祠祭達三次以上。”[11]

師祖祭祀亦成為(wei) 行業(ye) 中最為(wei) 重要之祭祀活動。公所以業(ye) 緣為(wei) 基礎，眾(zhong) 人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祭祀同一祖師，使同業(ye) 之工商業(ye) 者潛移默化地有了一種共同的精神寄托。

以一行一業(ye) 為(wei) 單位的共同祭祀不僅(jin) 將工商業(ye) 者團結起來，可以共同對抗彼時牙行、官府之盤剝和無賴地棍之騷擾，保障本行從(cong) 業(ye) 者之利益。而且這種規模可比於(yu) 大家族的共同祭祀也在無形中規製著每一位從(cong) 業(ye) 者的職業(ye) 行為(wei) ，使其嚴(yan) 格按照本業(ye) 行規辦事。

一旦有違本業(ye) 既定之行規或是侵犯了同業(ye) 多數人之利益，則必定無法在該業(ye) 立足。因此工商業(ye) 公所之師祖祭祀雖然團結、保護了工商從(cong) 業(ye) 者，但是亦限製了行業(ye) 發展的創新性，使之囿於(yu) 本業(ye) 既定之規範而難有突破。

上述關(guan) 於(yu) 本業(ye) 祖師之供奉祭祀，可堪回味的是，一些行業(ye) 公所在供奉本業(ye) 祖師的同時會(hui) 供奉關(guan) 帝，如木商之大興(xing) 會(hui) 所“供奉關(guan) 聖、朱子神位，以為(wei) 木商集議公所。”[12]漆作業(ye) 性善公所“向係供奉協天大帝/邱老祖師神像。”[13]其中的協天大帝即為(wei) 關(guan) 帝。

一些行業(ye) 公所則僅(jin) 僅(jin) 供奉關(guan) 帝，如麵業(ye) 公所、肉業(ye) 三義(yi) 公所、硝皮業(ye) 永寧公所。如此多的行業(ye) 祭祀關(guan) 羽，奉為(wei) 財神。究其原因，當是關(guan) 羽作為(wei) “忠”“義(yi) ”之代表性的人物，加之官方的大肆渲染，使得清代關(guan) 公之祠廟遍布天下，彼時“南極嶺表，北極寒垣，凡兒(er) 童婦女，無不有震其威靈者。”

（關(guan) 公祭祀像）

“毋論遍都大邑，即荒郭僻壤間，莫不有廟存焉。”（《陔餘(yu) 叢(cong) 考》卷三十五）作為(wei) 武神和財神，關(guan) 帝的供奉祭祀深入各行各業(ye) 。而各業(ye) 公所祭祀關(guan) 帝也反映了彼時工商業(ye) 對於(yu) 誠信和義(yi) 氣的重視，通過群體(ti) 性的供奉祭祀形成重信重義(yi) 的經濟氛圍。

也因此出現了一批有著很高儒學修養(yang) ，重視誠信和義(yi) 氣的儒商。儒商在重視商業(ye) 利益的同時，極其重視“信義(yi) 人情”。其信奉的是“人情聚，則財亦聚，祠不易之理也。”[14]從(cong) 根源上將清代工商業(ye) 公所之所有職能都建基於(yu) 傳(chuan) 統人情法理之上。

亦需說明的是，清代工商業(ye) 組織從(cong) 早期會(hui) 館到後期的公所，曆經了由地緣向業(ye) 緣的轉變，“這裏麵的‘人情’，主要涉及商人團體(ti) 持續提供交易服務背後的‘信任機製’，而不再是一般的‘異鄉(xiang) 骨肉’與(yu) ‘鄉(xiang) 音方語’，儀(yi) 式靄然而入於(yu) 耳。嚐好、性情，不約而同於(yu) 心。”[15]

從(cong) 一鄉(xiang) 一地之聚集到一行一業(ye) 之聯合，但是祭祀儀(yi) 式上的狹隘仍然存在，“公所之精神”的狹隘性必然限製後續“公所之事業(ye) ”的發展。因此清代公所的公益職能僅(jin) 能局限於(yu) 一業(ye) 之內(nei) ，甚至是僅(jin) 限於(yu) 一業(ye) 之內(nei) 的特定群體(ti) 。

三、生養(yang) 死葬以業(ye) 夥(huo) 薪資為(wei) 基

“公所之事業(ye) 。則設學校以教同業(ye) 子弟，籌基金以撫孤恤寡，參加地方公益事務，以盡商人對於(yu) 社會(hui) 國家之責任，悉當量力以為(wei) 之。”[16]其中的“籌基金以撫孤恤寡”即是清代工商業(ye) 公所公益職能之一的生養(yang) 死葬，這亦是公所能夠迅速崛起並風靡各業(ye) 之首要原因。

筆者通過閱讀大量的碑刻資料，發現工商業(ye) 各公所在成立之初、呈請官府勒石保護之時，多以“類多異鄉(xiang) 人氏。或年老患病，無資醫藥，無所棲止；或身後棺殮無備，寄厝無地。身等同舟之誼，或關(guan) 桑梓之情，不忍坐視。伏查郡中各業(ye) ，向設公所”[17]之言為(wei) 由，請求設立。

從(cong) 上述絢章公所之成立原因可知，公所“生養(yang) ”之職的主體(ti) 對象，戶籍多為(wei) 本業(ye) 中的非蘇城人士；年齡多為(wei) 年老之人；身體(ti) 狀況多為(wei) 患病孱弱；經濟狀況則是較為(wei) 窮困之人，故而需同業(ye) 公所資助贍養(yang) 。

而“死葬”則是生前無尺寸之居、身後無寸土安葬之人。公所設立義(yi) 塚(zhong) 統一安排。公所的生養(yang) 死葬職能解決(jue) 了各行從(cong) 業(ye) 者的後顧之憂，因此迅速得到了各行底層工商從(cong) 業(ye) 者的支持。

因為(wei) 工商業(ye) 各行的從(cong) 業(ye) 者多非蘇州本地之人，在年老或逢戰亂(luan) 之時，往往朝不保夕，生前尚無立錐之地，死後甚至無一片安生之所。尤其是經曆了在“兵燓”[18]之後，大量工商業(ye) 者流離失所，客死異鄉(xiang) ，深切體(ti) 會(hui) 到了在年老多病之時保障性措施的重要性。

因此公所的成立就是幫助這些客居蘇城的工商業(ye) 者做到病有可醫，老有所養(yang) ，死有所安，這也符合清代工商業(ye) 者之現實狀況和精神需求。

然而，公所的這種生養(yang) 死葬是“附條件”的。布業(ye) 在呈請成立尚始公所之時便有稟稱：“商等均係布業(ye) 為(wei) 生，同業(ye) 自遭兵燓，孤苦無告者居多，甚至半為(wei) 餓殍，目擊傷(shang) 心，實難坐視。爰於(yu) 同治丙寅秋季，同業(ye) 公議，各夥(huo) 友原於(yu) 辛俸內(nei) ，每千捐錢十文，店主人亦複照數捐助，抵充辦善經費。

積至年餘(yu) ，為(wei) 數尚寡，不敷周急之用。戊辰春，再為(wei) 勸募，各莊各坊交易內(nei) 每千捐錢兩(liang) 文，亦各樂(le) 從(cong) ，匯存公所，按期分給月米錢文，兼助喪(sang) 儀(yi) 等費。業(ye) 於(yu) 去冬舉(ju) 行其事。自此同業(ye) 之孤寡，均賴以生養(yang) 死葬，不致餓殍暴露。”[19]

另外一種則是將此種所附之條件以公所章程的形式表現。如在《吳縣為(wei) 梳妝公所公議章程永守勿改碑》中即有以章程之形式將本業(ye) 人員記載：“計開：一議：同業(ye) 公議遵照舊章，無論開店、開作，每日照人數，歸店主願出一文善願；一議：

同業(ye) 公議現以曆年所捐一文善願，積資置買(mai) 公所基地一處，即欲起造；一議：年邁孤苦夥(huo) 友，殘疾無依，不能做工，由公所每月酌給膳金若幹；一議：如有夥(huo) 友身後無著給發衣衾棺木灰炭等件；

一議：祖師墳墓與(yu) 義(yi) 塚(zhong) 毗連，每月七月中旬，同業(ye) 齊集祭掃一次；一議：如有夥(huo) 友疾病延醫，至公訴診治給藥；一議：如有公所起造竣工，由同業(ye) 公議誠實之人司年司月；……”[20]

上述碑刻表明，支撐起清代工商業(ye) 公所生養(yang) 死葬“事業(ye) ”的經濟基礎，是加入公所的各店商人與(yu) 夥(huo) 計每月繳納之薪資。積少成多，通過公所的運作、分配，並設置“司年”“司月”等職管理監督，以防被侵吞，因而彼時出現了一些專(zhuan) 門的公所賬單碑刻記錄。

如木作業(ye) 《嘉慶十二年零用細賬單》和油店業(ye) 《潤鞠堂收支報銷單》。[21]公所之經費，一是用於(yu) 同業(ye) 夥(huo) 友之生養(yang) 死葬。“生養(yang) ”，即是每月發給業(ye) 內(nei) 孤苦無依、老邁多病的同業(ye) 夥(huo) 友一定的米錢膳金，保障其基本的生活，不致行乞流浪，出現餓殍。

而“死葬”則是關(guan) 於(yu) 業(ye) 內(nei) 夥(huo) 友身後衣衾棺槨的置辦，以及義(yi) 塚(zhong) 的興(xing) 修和管理，從(cong) 而使得客死異鄉(xiang) 的工商業(ye) 者死有所安。二是用於(yu) 公所的興(xing) 建和後期的修繕。三是用於(yu) 公共設施之建設。

清代工商業(ye) 公所附條件的生養(yang) 死葬職能，與(yu) 現今的養(yang) 老保險類似。二者在年輕時按月繳納一定的薪資，待繳納至一定的時間，即可享受每月返還一定的數額，保障基本生活。

雖然清代工商業(ye) 公所的生養(yang) 死葬是一種近似現代的“保險”製度，但以彼時的工商業(ye) 發展程度和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而言，公所的這種生養(yang) 死葬的保障無疑是一種慈善公益。

筆者通過碑刻資料的搜集和研究，發現清代官府的工商業(ye) 公共管理職能多集中於(yu) 防火防盜、道路、河壩以及埠頭的管理、禁止胥吏、小甲勒索商家等，而極少有對大量底層工商業(ye) 者生活、醫療、養(yang) 老和喪(sang) 葬相關(guan) 之政策。

（【法】魏丕信：《十八世紀中國的官僚製度與(yu) 荒政》，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尤其是甲午戰爭(zheng) 賠款後，“政府通過賣官鬻爵的手段，來鼓勵商人捐款。”[22]可想而知，清代官府已無力對底層民眾(zhong) ，尤其是外來工商業(ye) 者進行管理，因為(wei) 蘇城本地之人往往多有田產(chan) ，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易於(yu) 管理。

而隻有外地客居者，因無田畝(mu) ，政府對這種外來佃農(nong) 亦不好管理，故而外來者大多從(cong) 事工商業(ye) ，列為(wei) 商籍。一旦年老、患病、戰火，就會(hui) 出現大量餓殍，這亦成為(wei) 彼時官府在地方治理中的重患。

公所之成立恰恰幫助官府解決(jue) 了此一心腹之患，彌補了清政府在社會(hui) 經濟管理和公共事業(ye) 管理中的不足，亦因此，清代工商業(ye) 公所之成立往往能夠得到官方政府的允許，並且大多會(hui) 立碑保護，予以保護，免遭騷擾。

可見，清代工商業(ye) 公所生養(yang) 死葬之職能雖是以同行業(ye) 且每月繳納薪資為(wei) 前提，具有一定的局限和狹隘性，但於(yu) 彼時而言，確是一種惠及底層工商從(cong) 業(ye) 者的慈善公益職能。

四、設學捐修以本業(ye) 興(xing) 繼為(wei) 要

若供奉祭祀與(yu) 生養(yang) 死葬是對現有業(ye) 內(nei) 工商業(ye) 夥(huo) 友的公益職能，是為(wei) 今日之業(ye) 為(wei) 計，則公所興(xing) 辦教育、捐修廟宇則是為(wei) 本業(ye) 今後繼起興(xing) 盛為(wei) 考慮。

由於(yu) 公所開設義(yi) 塾，興(xing) 辦教育所設學額均以同業(ye) 子弟為(wei) 對象，主要目的即是為(wei) 本業(ye) 之繼起培育人才。修繕廟宇、捐贈屋舍則更是為(wei) 本業(ye) 能夠在地方神明的庇佑下長盛不衰。因而公所設學捐贈之“事業(ye) ”雖為(wei) 公益，仍無法跳脫出一行一業(ye) 的範圍。

通過對碑刻資料的研究發現，清代工商業(ye) 公所興(xing) 辦學堂義(yi) 塾之原因有二，一是彼時官方財政匱乏，經濟管理和社會(hui) 公共管理薄弱，無力大肆興(xing) 辦學校等公益性設施，因而隻能由民間興(xing) 辦，以滋不足，如石業(ye) 公所興(xing) 辦義(yi) 塾之時所稱：

“……均係石作生理，安分營生，從(cong) 不預別事，緣因仰見大憲籌辦學校，日興(xing) 月盛，身等雖係庸懦無知，亦有教育熱心，擬立小學一所，以冀稍補官力之不足。”[23]

可見，工商業(ye) 公所興(xing) 辦學堂義(yi) 塾與(yu) 官方鼓勵辦學，自身卻無力興(xing) 辦有莫大的關(guan) 係。

二是為(wei) 了培植子弟，使得本業(ye) 經營可以後繼有人。“……除照舊章，實行醫藥施棺、恤孤喪(sang) 葬等善舉(ju) 外，擬就公所旁屋創立實業(ye) 小學堂一所，額設學生四十六名，專(zhuan) 課同業(ye) 子弟，以資培植後進。所需書(shu) 本、學費，悉由公所捐款支給，不取分文。”[24]

從(cong) 上述碑刻所表達的內(nei) 容可以看出，清代工商業(ye) 公所興(xing) 辦義(yi) 塾學堂的對象主要是業(ye) 內(nei) 同行子弟，並不對外開放。其開設目的也主要是為(wei) 本行業(ye) 培育下一代的繼承人，使得本業(ye) 工藝不致落後失傳(chuan) ，本業(ye) 經營不致斷層消亡。這與(yu) 公所祖先祭祀職能一脈相承。故此，公所將興(xing) 辦學堂稱為(wei) “職董應盡之義(yi) 務”。

（清代私塾）

因公所辦學目的之局限，決(jue) 定了公所開辦學堂之教授內(nei) 容。大部分由公所興(xing) 辦之學校為(wei) 實業(ye) 學堂，除了傳(chuan) 授基礎之國文之外，以傳(chuan) 授本業(ye) 經營理念和工藝技術為(wei) 要務，因而清代工商業(ye) 公所開辦義(yi) 塾學堂雖屬公益，但仍為(wei) 局限於(yu) 本業(ye) 之內(nei) 相對狹隘之公益。

究其原因，筆者以為(wei) 清代工商業(ye) 公所興(xing) 辦義(yi) 學私塾的經濟來源以公所財產(chan) 為(wei) 主，而公所之財產(chan) 多為(wei) 同業(ye) 店夥(huo) 之捐贈繳納，這決(jue) 定了公所在學額設置上必須以本行同業(ye) 夥(huo) 友之子弟為(wei) 優(you) 先考慮。

同時，在子承父業(ye) 之傳(chuan) 統思想影響下，公所開辦義(yi) 塾以同業(ye) 夥(huo) 友子弟為(wei) 主要對象，以傳(chuan) 授本業(ye) 理念和技藝為(wei) 要務，是符合彼時工商業(ye) 經濟市場的潮流和趨勢的。

清代工商業(ye) 公所還會(hui) 幫助修繕寺院、善堂等公共建築。如清嘉慶年間，玉器業(ye) 曾修繕過周邊的周宣靈王廟，有碑刻載：

“……居住台治穿珠巷天庫前地方，玉器生理，緣該地有周宣靈王廟，靈應異常，各家均沐寧謐。因向來廟產(chan) 不敷祭祀，兼之殿宇歲修無□□□□賴神庥，爰集同誌各捐己資，憑中置買(mai) 雷春熙名下市房一所，用時價(jia) 銀一百零四兩(liang) ……

明心勒石，各守清規，竊吾裏周宣靈王威鎮城寰，驅邪錫福，恩覃水陸，興(xing) 利生財，凡荷帡幪，家庶戶足，□□答報，是以吾行玉器，謹集永慶神會(hui) 同誌一十八人分頭司事，在天庫前、上穿珠巷、下穿珠巷、蕭家園四路，公捐糾金置產(chan) 。

今得吳邑北正二圖，於(yu) 本廟南間壁，上下樓房四間，朝西出入，房租收息，為(wei) 歲時辦祭、修葺殿宇之需。”[25]

從(cong) 以上碑刻內(nei) 容可知，玉器業(ye) 修繕周宣靈王廟之原因有二：一為(wei) 周宣靈王廟之廟產(chan) 不足以支持其祭祀。一為(wei) 周宣靈王廟正好地處玉器行業(ye) 周邊，玉器業(ye) 得到了廟中神靈之庇佑，即所謂的“各家均沐寧謐”，同時亦是祈求本業(ye) 能在神靈庇佑之下“興(xing) 財生利”“家庶戶足”。

捐助修繕的方式則是通過置買(mai) 廟宇周邊之房產(chan) ，將之歸入廟產(chan) ，通過房租收息來補足祭祀所缺。清代工商業(ye) 公所對於(yu) 寺廟修繕和廟產(chan) 的捐贈與(yu) 其供奉祭祀之傳(chuan) 統是緊密聯係的，因而公所修繕和捐贈之狹隘性也顯而易見，公所修繕和捐贈的廟宇一般僅(jin) 限於(yu) 行業(ye) 周邊，因為(wei) 隻有這些寺廟與(yu) 之有切身之聯係，可以庇佑本業(ye) 之平安與(yu) 興(xing) 旺。

同時這些附近的寺廟也是很多行業(ye) 公所在本業(ye) 重要節日舉(ju) 辦大型供奉祭祀活動的重要場所，是凝聚人心的重要場所。

五、公所職能狹隘的文化反思

清代工商業(ye) 公所的公益職能以供奉祭祀為(wei) 精神紐帶，生養(yang) 死葬為(wei) 保障、開辦私塾義(yi) 學為(wei) 傳(chuan) 繼，兼以廟宇修繕捐贈。四者共同構成了彼時工商業(ye) 公所公益職能的主要內(nei) 容。

（現代慈善文化）

在當代社會(hui) ，法律在認定慈善活動或慈善行為(wei) 時，並不考慮其背後的動機，但仍設置了無償(chang) 、非強製和非營利等法律要件。所以就出現了較為(wei) 戲劇性的情況，即清代工商業(ye) 公所之公益職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公益背後的道德動機，卻無法符合現代慈善公益的法律表征。

結合彼時工商業(ye) 者的社會(hui) 地位以及官府對於(yu) 工商業(ye) 者的管理而言，清代公所此舉(ju) 雖可稱為(wei) “公益”，但清代工商業(ye) 公所“精神”與(yu) “事業(ye) ”的狹隘性也是不可否認的。

由於(yu) 公所之供奉以本業(ye) 祖師和同業(ye) 祭祀為(wei) 主，生養(yang) 死葬則是以繳納薪資為(wei) 前提，私塾義(yi) 學則以同業(ye) 子弟為(wei) 對象，廟宇之修繕捐贈則以本業(ye) 周邊為(wei) 限。

這一係列的限製，使公所之公益成為(wei) 一種在行業(ye) 內(nei) 部的“對內(nei) 型”公益，因此，清代工商業(ye) 公所的這種公益善舉(ju) 除廟宇之修繕和捐贈，其他的公益職能於(yu) 業(ye) 外之人而言，並無過多作用。

清代公所這種“對內(nei) 型”公益的形成原因，如前文所述，客觀上與(yu) 彼時工商業(ye) 公所成立之目的、資金之來源，以及工商業(ye) 分工的模糊性有關(guan) 。但是最為(wei) 關(guan) 鍵的，則是與(yu) “家族式”的公所祭祀有關(guan) 的主觀層麵。清代公所以同業(ye) 祖師祭祀為(wei) 紐帶，發展出了生養(yang) 死葬、設學捐修等一係列事業(ye) 型公益職能。

因而清代公所公益職能之狹隘性與(yu) 公所的同業(ye) 祖師祭祀關(guan) 係甚深，清代公所的同業(ye) 祖先祭祀其實是傳(chuan) 統家族祭祀在工商業(ye) 上的外化。

傳(chuan) 統家族祭祀一般以祖先供奉祭祀為(wei) 主，這種家族式的祭祀活動一方麵是緬懷先人，表達對死者的哀思；另一方麵，家族式的祭祀活動是規範家族內(nei) 部的等級秩序以及凝聚族內(nei) 成員之精神的需要。

這才是古代家族的祭祀活動想要達到的正真目的。在以家族為(wei) 單位的供奉祭祀活動中，最為(wei) 重要的是祭祀儀(yi) 式的舉(ju) 行，而祭祀儀(yi) 式最為(wei) 重要的就是按家族內(nei) 的地位等級行使相應的權力和義(yi) 務，家族內(nei) 一切與(yu) 之相逆的行為(wei) 都會(hui) 受到這種強大的家族氛圍的壓迫，甚至滅殺。

進而使得在家族這一相對封閉的空間內(nei) ，族內(nei) 之人一方麵享受著以強大家族為(wei) 依托的各種“方便”，另一方麵也在自己相應的“位置”上履行義(yi) 務，跟隨著這種家族內(nei) 部的無形步伐，家族凝聚力亦由此而來。

公所的同業(ye) 祖師祭祀亦有此種意涵。公所以業(ye) 緣為(wei) 基礎，是一群陌生人的集合，同一行業(ye) 同一祖師成為(wei) 他們(men) 相互聯係的精神紐帶。以家族祭祀為(wei) 藍本，工商業(ye) 公所發展出了以祖師祭祀為(wei) 核心的行業(ye) 祭祀。

這種同業(ye) 祖師的供奉祭祀將本業(ye) 之內(nei) 的從(cong) 業(ye) 者聯合起來，形成一種“同業(ye) 家族”。但是這種仿照家族祭祀為(wei) 藍本而形成的行業(ye) 祭祀，也將一行一業(ye) 劃分為(wei) 相對獨立的空間。

在各自行業(ye) 空間內(nei) ，各行從(cong) 業(ye) 者享受著公所“家族式”的對外性保護，如抵禦官府盤剝、無賴侵擾以及同業(ye) 惡意競爭(zheng) 等；以及對內(nei) 的生活保障，即公所的公益職能的保障，如供奉祭祀、生養(yang) 死葬和設學捐修。

但是這種行業(ye) 空間的劃分必然導致了公所公益職能的狹隘性：以同業(ye) 祖師為(wei) 限的供奉祭祀從(cong) 精神上將各行工商業(ye) 進行了分隔，精神的分隔進而導致公所的公益職能的發揮空間受限。因為(wei) 以家族為(wei) 對比，族內(nei) 成員的權利分配是以家族空間為(wei) 界限的。

相應的同業(ye) 公所公益職能的發揮，以及從(cong) 業(ye) 者公益福利之享受均是以行業(ye) 空間為(wei) 限，一行一業(ye) 的公益職能從(cong) 來不會(hui) 越過本業(ye) 空間這一界限。因為(wei) 這不僅(jin) 是本業(ye) 所不許，亦為(wei) 他業(ye) 所不容。

但是，若將清代每一行一業(ye) 作為(wei) 獨立空間看待，清代工商業(ye) 每一公所之公益職能自不待言，且彼時公所之各種公益職能比之現今很多行業(ye) 公會(hui) 更為(wei) 到位。再將彼時每一行業(ye) 的獨立空間作為(wei) 工商業(ye) 經濟社會(hui) 的組成部分，則這種在空間內(nei) 部獨立的“公益”可組成至少在工商業(ye) 社會(hui) 整體(ti) 公益“事業(ye) ”。

雖無法完全作為(wei) 彼時工商業(ye) 社會(hui) 一體(ti) 化的公益“事業(ye) ”但可使清代工商業(ye) 社會(hui) 慈善公益的興(xing) 起。故而至少在彼時工商業(ye) 社會(hui) 中，公所這種相對狹隘的公益職能是值得肯定的。

六、結語

綜上所述，清代工商業(ye) 公所通過“精神”和“事業(ye) ”兩(liang) 條主軸，將供奉祭祀、生養(yang) 死葬、興(xing) 學辦教、捐修廟宇等公益職能串聯起來，形成了以一行一業(ye) 內(nei) 部空間為(wei) 對象“內(nei) 向型”公益體(ti) 係，各獨立公所之“內(nei) 向型”公益職能雖有一定的狹隘性，然卻能構成彼時工商業(ye) 經濟社會(hui) 整體(ti) 的公益“事業(ye) ”。

雖不可以今日之慈善公益而論，但以彼時工商從(cong) 業(ye) 者之現實與(yu) 官府之經濟社會(hui) 管理而言，此謂之“公益”並無爭(zheng) 議。同時，隨著清代工商業(ye) 的不斷發展，工商業(ye) 組織亦在不斷發展完善。

（中國近代學校）

公所不僅(jin) 在行業(ye) 職能上更為(wei) 專(zhuan) 業(ye) ，於(yu) 公益職能上也在尋求著突破。以開設義(yi) 塾為(wei) 例，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已有公所將“內(nei) 向型”的公益職能向業(ye) 外擴展延伸，如蘇州府繡貨業(ye) 錦文公所有碑刻記載：

“……即就公所內(nei) 設立初等小學堂，定額三十名，以三十名教同業(ye) 子弟，以十名教業(ye) 外蒙童，公訂簡明章程，延慶師範卒業(ye) 生為(wei) 教員，學生以八歲以上，十四歲以下為(wei) 合格，專(zhuan) 教國文，概不收取學費，亦不供備膳宿，並不在外勸捐，悉由同業(ye) 自捐自辦，得能將來經費稍裕，再行推廣學額，添設西文教科……”[26]

碑文中表明錦文公所已有將一小部分的學額分配給業(ye) 外子弟，並且也是不收取費用的；所教授的內(nei) 容除了傳(chuan) 統國文和本業(ye) 技藝，西文亦在教授之列。這種由“對內(nei) 型”公益向外突破的嚐試，表明清代工商業(ye) 公所公益職能的狹隘性隨著工商業(ye) 組織不斷成熟而逐漸減小。

注釋：
 
[①]陸雪梅主編：《工商經濟碑刻》上冊，古吳軒出版社2012年版，第1頁。
 
[②]《中國地方誌集成·江蘇府縣誌輯·蘇州府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頁。
 
[③]吳慧：《會館、公所、行會：清代商人組織演變述要》，《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④]王國平、唐力行主編：《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37頁。
 
[⑤]蘇州曆史博物館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頁。
 
[⑥]陸雪梅主編：《工商經濟碑刻》下冊，古吳軒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頁。
 
[⑦]陸雪梅主編：《工商經濟碑刻》下冊，古吳軒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頁。
 
[⑧]參見蘇州曆史博物館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頁。
 
[⑨]陸雪梅主編：《工商經濟碑刻》上冊，古吳軒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頁。
 
[⑩]陸雪梅主編：《工商經濟碑刻》上冊，古吳軒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頁。
 
[11]費成康主編：《中國的家法族規》，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63頁。
 
[12]蘇州曆史博物館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頁。
 
[13]陸雪梅主編：《工商經濟碑刻》中冊，古吳軒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頁。
 
[14]蘇州曆史博物館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頁。
 
[15]邱澎生：《市場、法律與人情——明清蘇州商人團體提供“交易服務”的製度變遷》，《開放時代》2004年第5期。
 
[16]王國平、唐力行主編：《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37頁。
 
[17]蘇州曆史博物館等編：《工商經濟碑刻》，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8頁。
 
[18]此處特指清鹹豐十年（公元1860年），太平軍攻陷蘇州，燒殺搶掠，使得工商業幾乎凋零。
 
[19]陸雪梅主編：《工商經濟碑刻》上冊，古吳軒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頁。
 
[20]陸雪梅主編：《工商經濟碑刻》下冊，古吳軒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頁。
 
[21]陸雪梅主編：《工商經濟碑刻》下冊，古吳軒出版社2012年版，第43、87頁。
 
[22]參見邱澎生：《由代收稅捐看清末蘇州商會的“代表性”問題》，《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
 
[23]王國平、唐力行主編：《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37頁。
 
[24]陸雪梅主編：《工商經濟碑刻》下冊，古吳軒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頁。
 
[25]陸雪梅主編：《工商經濟碑刻》上冊，古吳軒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頁。
 
[26]陸雪梅主編：《工商經濟碑刻》上冊，古吳軒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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