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鄉(xiang) 建理論與(yu) 儒學基層治理的現代嚐試

作者：宋立林[①]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hui) 科學版)》2020年0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臘月十五日辛亥

          耶穌2020年1月9日

摘要：20世紀30年代梁漱溟所構建的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及其實踐，曾經是他的“建國運動”之探索，盡管最終失敗，但在今天的社會(hui) 條件下，反而能夠提供給鄉(xiang) 村振興(xing) 、基層治理以啟迪。在近代中西古今的雙重糾葛之中，梁漱溟以自覺的儒學精神剖析中國文化，在進行中西文化對比的基礎上，認定中國的建國之路應該從(cong) 鄉(xiang) 村入手，並在理論和實踐上作出了儒學現代治理模式的新嚐試。其理論的基石是“倫(lun) 理本位，職業(ye) 分立”論；而其關(guan) 鍵則在於(yu) 建立“新鄉(xiang) 約，新禮俗”。通過對梁漱溟鄉(xiang) 建理論的梳理與(yu) 反思，可以發現其中蘊含著有益於(yu) 鄉(xiang) 村振興(xing) 與(yu) 基層治理的思路和啟示，可供今人參考借鑒。

關(guan) 鍵詞：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倫(lun) 理本位，新禮俗，基層治理

近代以降，身處“古/今—中/西”的糾葛之中的儒學，一度陷入“花果飄零”的巨大困境，一方麵自身有待因應時代而作出創造性的現代轉化，一方麵國人迫不及待欲以否棄之而又不能完全無視其存在。如今，“五四”已過百年，新中國也已度過七十華誕。中國實現從(cong) “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wei) 大變革。當百年富強追求基本實現後，“富而後教”“靈根再植”也成為(wei) 時代所需，文化自信成為(wei) 時代焦點，作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主流的儒學亦因之受到國人關(guan) 注。如何挖掘和詮釋儒學傳(chuan) 統，結合時代發展，做好創造性轉化與(yu) 創新性發展，是時代賦予的使命。

傳(chuan) 統儒學乃是一經世之學，也是治理之學。而進入現代以後，儒學成了“書(shu) 齋中的學問”，變為(wei) 現代學術的研究對象。如果儒學還有其生命力，那麽(me) 隻能從(cong) 自身特質出發，莫苟安於(yu) 書(shu) 齋，而須積極介入社會(hui) 生活，服務社會(hui) 治理與(yu) 文化建設。可以肯定，儒家治理思想有自身特色，亦可作為(wei) 現代治理的思想資源。然而如何從(cong) 理論上予以思考與(yu) 重構，卻任重道遠。如欲實現理論重構，必須做好兩(liang) 方麵工作，一是在義(yi) 理層麵對傳(chuan) 統儒學治理思想作好發掘與(yu) 詮釋；二是對曆代治理實踐作出梳理與(yu) 反思。在此視域之下，梁漱溟先生在20世紀20—30年代所從(cong) 事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作為(wei) 近代困局之中的儒家基層治理的理論探索與(yu) 實踐個(ge) 案，無論其成功與(yu) 否，無疑都是值得認真對待、仔細研究的。

一、梁漱溟的鄉(xiang) 建運動：古今中西變局中的基層治理探索

近代以來的中國，麵臨(lin) “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身處“古/今—中/西”的衝(chong) 突之中的國人倍感困惑，其焦慮與(yu) 苦痛甚於(yu) 他族，知識分子感受尤為(wei) 劇烈。在救亡與(yu) 啟蒙的雙重變奏中，知識界分化嚴(yan) 重，舉(ju) 其犖犖大端，則有奉歐美為(wei) 圭臬的自由主義(yi) ，以蘇聯為(wei) 典範的馬克思主義(yi) ，以折衷古今中西為(wei) 職誌的文化保守主義(yi) 等。不同思想主張競相提出各自的救國興(xing) 國方案。其中有一眾(zhong) 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關(guan) 注到鄉(xiang) 村對於(yu) 振興(xing) 中華的重要意義(yi) ，遂將目光投向鄉(xiang) 村並開始各自的實驗。在20世紀20—40年代湧現出聲勢浩大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據統計其時舉(ju) 國上下有600多機構或組織從(cong) 事類似活動，其中較為(wei) 著名的有晏陽初的河北定縣平民教育、陶行知的南京曉莊生活教育、盧作孚的北碚鄉(xiang) 村建設和梁漱溟的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其中，梁漱溟以其深厚的儒家思想、堅強的人格意誌，對中國文化與(yu) 社會(hui) 的深度分析和認識，其鄒平的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和實踐，格外引人注目，被認為(wei) 是“儒家思想導向的鄉(xiang) 村建設派的最有影響的人物”[②]。

曾有“出家做和尚”計劃的梁漱溟，因對中國前途憂慮日深，在1920年左右轉入儒家，開始探索中國出路問題。身處社會(hui) 劇變、思想紛爭(zheng) 的時代，梁漱溟自稱“我一輩子是個(ge) 拚命幹的”人，是“問題中人”而非“學問中人”。作為(wei) 知行合一的儒者，他關(guan) 注更多的是如何通過思考並且付諸於(yu) 實踐，給中國尋出路。1923年在山東(dong) 曹州中學講演時他提出“農(nong) 村立國”的觀點，已經昭示著梁漱溟的未來之路與(yu) 中國鄉(xiang) 村不可分割。次年，他便毅然辭去了北大教職，前往山東(dong) 辦學。梁漱溟曾有籌建曲阜大學的計劃，也有恢複曹州重華書(shu) 院的倡議，其事未竟，但其旨趣說得非常明白：“本院旨趣在集合同誌，各自認定較為(wei) 專(zhuan) 門之一項學問，或一現實問題，分途研究，冀於(yu) 固有文化有所發揮，立國前途有所規劃；同時並指導學生研究，期以造就專(zhuan) 門人才。”[③]可見其投身教育改革，並非完全出於(yu) 學術興(xing) 趣，而是頗為(wei) 關(guan) 注“現實問題”，基於(yu) “立國前途有所規劃”的大誌向。在1928年代李濟深任廣州政治分會(hui) 建設委員會(hui) 主席時提出“鄉(xiang) 治講習(xi) 所”建議案及試辦計劃大綱。同年夏為(wei) 籌辦鄉(xiang) 治講習(xi) 所接辦廣州第一中學。次年北上考察農(nong) 村工作，撰《中國民族之前途》，後到河南村治學院任教務長，撰《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shu) 》，提出從(cong) 村治入手實現民族自救、振興(xing) 中國。1930年接辦《村治月刊》，作為(wei) 宣傳(chuan) 村治理論的輿論陣地。1931年韓複榘自河南省主席調任山東(dong) 省主席，鄉(xiang) 治重心遂由河南轉至山東(dong) ，此時梁不再沿用鄉(xiang) 治、村治的說法，正式提出“鄉(xiang) 村建設”概念，並在山東(dong) 鄒平創建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研究院，在菏澤設置分院。由於(yu) 得到地方政府支持（後又得中央政府允許），梁漱溟在山東(dong) 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得以名正言順地開展。

梁漱溟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目的在於(yu) 中國的民族自救。他自言：“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在我一名‘中國民族之前途’。因為(wei) 這是我從(cong) 對中國問題的煩悶而找出來的答案。”[④]他將鄉(xiang) 建運動的起因歸結為(wei) 四點：其一，起於(yu) 救濟鄉(xiang) 村運動；其二，起於(yu) 鄉(xiang) 村自救運動；其三，起於(yu) 積極建設之要求；其四，起於(yu) 重建一新社會(hui) 構造的要求。前兩(liang) 項屬於(yu) 被動消極的補救，而後兩(liang) 項則是主動積極的建設，故更能代表鄉(xiang) 村建設運動的旨歸。他認為(wei) ：“鄉(xiang) 村建設運動，實為(wei) 吾民族社會(hui) 重建一新組織構造之運動。——這最末一層，乃鄉(xiang) 村建設真意義(yi) 所在。”[⑤]“所以鄉(xiang) 村建設，實非建設鄉(xiang) 村，而意在整個(ge) 中國社會(hui) 之建設，或可雲(yun) 一種建國運動”[⑥]。所以他說，“我所主張之鄉(xiang) 村建設，乃是解決(jue) 中國的整個(ge) 問題，非是僅(jin) 止於(yu) 鄉(xiang) 村問題而已”[⑦]。就此而言，其鄉(xiang) 建理論雖從(cong) 鄉(xiang) 村入手，其最終目的卻是探索建國之路。這恐怕是與(yu) 其他鄉(xiang) 建團體(ti) 就鄉(xiang) 建而鄉(xiang) 建的根本差異。

關(guan) 於(yu) 梁漱溟的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運動，《劍橋中華民國史》這樣評價(jia) 道：

梁漱溟在山東(dong) 的鄉(xiang) 村建設實驗，至少得到政治當局的暫時保護，他的實驗依靠基本上是本土的儒家改良主義(yi) 。在山東(dong) 省主席韓複榘（以前是馮(feng) 玉祥手下的一位將軍(jun) ）的頗大的授權之下，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研究院於(yu) 1931年在鄒平縣開辦。不僅(jin) 最終有許多縣被指定為(wei) 該院指導下的鄉(xiang) 村建設實驗區（到1937年超過70個(ge) 縣），而且有兩(liang) 個(ge) 縣的行政實際上交由該院管理。這樣的特殊授權，在1933年被國民黨(dang) 政府本身加以合法化。國民黨(dang) 政府此舉(ju) 顯然是既謀求控製，也想從(cong) 當時正在進行的各種鄉(xiang) 村建設項目中得利。梁漱溟是指導山東(dong) 項目的天才人物，是鄉(xiang) 村建設派的最明顯的鄉(xiang) 土主義(yi) 者和社會(hui) 激進分子。他的激進主義(yi) 是自覺地反西方的，並以儒家前提為(wei) 基礎。中國必須開拓自己的通向現代化的道路。這條道路可能與(yu) 接觸西方文化所滋長的個(ge) 人主義(yi) 和自私自利全然無關(guan) ，而是要利用中國文明所固有的集體(ti) 主義(yi) 的和無私的精神。[⑧]

在這些西方學者看來，梁漱溟是“激進”的，因為(wei) 他站在反西方立場上。其實，梁漱溟並非是反西方的，而是采取了“雙向反思”的路徑。一方麵反思中國文化存在的問題。他認為(wei) 中國人缺乏團體(ti) 生活和缺乏科學精神，這不正是五四諸公所呼籲的“德先生”與(yu) “賽先生”？由於(yu) 缺乏團體(ti) 生活，導致國人缺乏紀律習(xi) 慣，缺乏組織能力，不會(hui) 商量著辦事，缺乏公德等問題。另一方麵他也反思西方文化之不足，從(cong) 而認為(wei) 中國不應該完全學習(xi) 西方、走西方的路，而應該“開拓自己的通向現代化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學者窺見了梁漱溟鄉(xiang) 建理論的“儒家”色彩。確實，與(yu) 晏陽初、陶行知、盧作孚等相比，“他是更加自覺地以儒家思想為(wei) 鄉(xiang) 村運動的導向的”[⑨]。盡管梁漱溟不同意將自己的鄉(xiang) 建運動視為(wei) 基層治理模式的現代嚐試，而是一種建國運動。不過，事實上，其中必然蘊含著基層治理的內(nei) 容，這是毫無疑問的。

時過境遷，在新中國已成立七十年的今天，作為(wei) “建國運動”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已走入曆史，成為(wei) 現代思想史的一頁，不再具有悲情色彩，但作為(wei) 基層治理的理論在今天依然有諸多啟發意義(yi) ，值得認真對待。因此，搞清楚其理論基石與(yu) 關(guan) 鍵，從(cong) 而把握其鄉(xiang) 建理論的現實價(jia) 值，是我們(men) 首先要關(guan) 注的。

二、梁漱溟鄉(xiang) 建理論的基石：“倫(lun) 理本位，職業(ye) 分立”論

梁漱溟選擇走鄉(xiang) 建之路，乃是建基於(yu) 他對當時“中國問題”的分析、認識的，進而他分析解決(jue) 中國問題的歐美之路、蘇俄之路走不通。而之所以斷定其他方案不可行，則基於(yu) 他對中國文化、中國社會(hui) 的獨到體(ti) 知，此即其“倫(lun) 理本位、職業(ye) 分立”論[⑩]。今天來看，梁漱溟對中西文化的比較，存在極大片麵性和獨斷性，化約性和主觀性，但我們(men) 仍要承認其中國文化觀有深刻、獨到的一麵，至今對理解中國曆史文化仍極具範式意義(yi) 。

梁漱溟不同意有人將中國問題歸結為(wei) “帝國主義(yi) 與(yu) 軍(jun) 閥”，也不同意將中國問題歸結為(wei) “貧、愚、弱、私”。他並非認為(wei) 上述因素不存在，而是說中國問題另有根本所在。他直截了當宣告：“中國問題並不是什麽(me) 旁的問題，就是文化失調——極嚴(yan) 重的文化失調。”[11]既然找到“病症”所在，那麽(me) 接下來就是如何開出“藥方”。

欲談新構造辟建之前，則應審看舊社會(hui) 構造。比量考論中西，梁漱溟有了如下判斷：“中國舊日之社會(hui) 構造，與(yu) 西洋中古及近代社會(hui) 皆不同。假如我們(men) 說西洋近代社會(hui) 為(wei) 個(ge) 人本位的社會(hui) 、階級對立的社會(hui) ；那末，中國舊社會(hui) 可說為(wei) 倫(lun) 理本位、職業(ye) 分立。”[12]中西社會(hui) 有巨大差異：“西洋始既以團體(ti) 生活過重，隱沒倫(lun) 理情誼；繼又以反團體(ti) 而抬高個(ge) 人，形成個(ge) 人本位的社會(hui) ；於(yu) 是他們(men) 的人生，無論在法製上、禮俗上，處處形見其自己本位主義(yi) ，一切從(cong) 權利觀念出發。倫(lun) 理關(guan) 係發達的中國社會(hui) 反是。人類在情感中皆以對方為(wei) 主，故倫(lun) 理關(guan) 係彼此互以對方為(wei) 重；一個(ge) 人似不為(wei) 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為(wei) 他人而存在者。這種社會(hui) ，可稱倫(lun) 理本位的社會(hui) ”[13]。與(yu) 此倫(lun) 理本位相輔相成的是“職業(ye) 分立”。在梁漱溟眼中，西方社會(hui) 是階級對立的社會(hui) ，而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並非階級社會(hui) ，而是職業(ye) 分立的社會(hui) 。這一分析無疑存在化約的危險，也有主觀之嫌。[14]但其好處是能簡潔明了地揭示中西文化差異之大關(guan) 節。

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倫(lun) 理本位與(yu) 職業(ye) 分立交相為(wei) 用，故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隻有治亂(luan) 的周期循環而無革命。舊社會(hui) 秩序賴以維持的因素主要有三：即教化、禮俗與(yu) 自力。“所謂自力，即理性之力。禮必本乎人情；人情即是理性。……至於(yu) 教化，則所以啟發人的理性：是三者總不外理性一物貫乎其中”[15]。在此，被稱為(wei) “梁漱溟哲學的最核心的觀念”的“理性”概念正式提出來[16]，但其涵義(yi) 並非通常所謂理性，而指“吾人所有平靜通達的心理”[17]。他將西方那種偏向自然事物，詳於(yu) 物理、科學的思維特點稱之為(wei) “理智”，將中國偏重於(yu) 社會(hui) 人事、注重情理的思維方式稱為(wei) “理性”。[18]在梁漱溟心目中，理性具兩(liang) 個(ge) 特點：“一為(wei) 向上之心強，一為(wei) 相與(yu) 之情厚。”[19]這其實正是中華民族精神所在。在梁漱溟看來，這種“理性”文化本有很多優(you) 勢，然“短處往往從(cong) 長處來”。當與(yu) 西方文化相接觸後，便出現極為(wei) 嚴(yan) 重的文化失調。[20]顯然，梁漱溟對中國文化並非“盲目樂(le) 觀”，而是充滿反思的。

近代以來，一方麵是西方對中國社會(hui) 與(yu) 文化產(chan) 生巨大壓力與(yu) 破壞，一方麵在此刺激下國人自覺破壞固有文化和社會(hui) 結構而走模仿西方之路，故文化出現巨大失調。當然，出路不在閉關(guan) 鎖國，而在向西方學習(xi) 。那麽(me) ，是否可以把西方的文化模式全盤移植到中國來？把中國變成一個(ge) 純西式的近代中國？這是中國人在麵臨(lin) 古今中西之變的大問題上的終極思考。在梁漱溟看來，欲解決(jue) 文化失調，自要向西方學習(xi) ，卻不能照搬。他說，“從(cong) 前我主張改變了自己去學新製度，以後才自知錯誤”[21]。何以不行？因為(wei) 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都是根植於(yu) 自身文化傳(chuan) 統之中的。“中國自有他相演數千年的曆史背影，想讓他完全學西洋變成一個(ge) 純西洋式的近代國家也是不可能的。”[22]極端而言，果如全盤西化論者所希望的那樣，“西洋人的那一點能替代了中國人那一點，也無問題”。然問題恰恰在於(yu) 又無法做到，因此真正出路在於(yu) ：“以中國固有精神為(wei) 主而吸收西洋人的長處”的“中西具體(ti) 事實的融合”的路。[23]如論者所謂這表明“梁漱溟有一種自覺的文化多元性和現代性批判的立場”[24]。其實，後來的中國的現代化之路，確實也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道路，盡管具體(ti) 而言並不與(yu) 梁漱溟的設想相同，但是大思路是相吻合的。

三、梁漱溟鄉(xiang) 建理論的關(guan) 鍵：新鄉(xiang) 約與(yu) 新禮俗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中西具體(ti) 事實的融合”之路到底該如何走？梁漱溟給出的答案是進行鄉(xiang) 村建設。鄉(xiang) 建的意義(yi) 表麵是救濟鄉(xiang) 村，真意義(yi) 所在乃是“創造新文化”：“所謂鄉(xiang) 村建設，就是要從(cong) 中國舊文化裏轉變出一個(ge) 新文化來。”[25]就是“創造新文化，救活舊農(nong) 村”，“開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同時他強調，要推行西洋的那一套新政製，就必須養(yang) 成我國的新習(xi) 慣，這就需要從(cong) 鄉(xiang) 村入手。[26]創造新文化也好，養(yang) 成新習(xi) 慣也罷，就要以鄉(xiang) 村為(wei) 根，要以中國老道理為(wei) 根，必須從(cong) 中國文化根本處入手。梁漱溟說，“什麽(me) 是中國文化的根呢？1.就有形的來說，就是‘鄉(xiang) 村’；……2.就無形的來說，就是‘中國人講的老道理’。”[27]何謂“老道理”？梁漱溟概括為(wei) ：“一是互以對方為(wei) 重的倫(lun) 理情誼；一是改過遷善的人生向上。”[28]盡管這根已遭動搖，卻尚未徹底破壞，還是站得住的。這對新鄉(xiang) 村組織建設而言具有關(guan) 鍵作用。

基於(yu) 對中國過去社會(hui) 秩序的維持多靠禮俗的認識，故梁漱溟明白指出：“所謂建設，不是建設旁的，是建設一個(ge) 新的社會(hui) 組織構造——即建設新的禮俗。”[29]這個(ge) “新禮俗的開發培養(yang) 成功，即社會(hui) 組織構造的開發培養(yang) 成功。新組織構造、新禮俗，二者是一件東(dong) 西”[30]。當然此新禮俗、新組織，一方麵要往團體(ti) 組織的路上去走，但又必須在其中確立中國的老道理。梁漱溟在對比中西文化精神基礎上，反思了近代西方文化精神的缺陷，希望將中國固有精神的長處與(yu) 西方文化的優(you) 點予以融會(hui) 貫通，產(chan) 生一種新的組織形式和精神。

其一，中國文化是倫(lun) 理本位，那麽(me) 新團體(ti) 組織一方麵要有團體(ti) 本身優(you) 勢，同時也應將倫(lun) 理本位精神滲透其中。然而團體(ti) 生活強調主動自動，而傳(chuan) 統中國精神則尚賢尊師，二者相衝(chong) 突；同時傳(chuan) 統政治乃政教合一，與(yu) 團體(ti) 主義(yi) 的民治精神相衝(chong) 突。尚賢尊師的傳(chuan) 統中國人相信人治，而不尚法治，此亦為(wei) 矛盾。[31]在現代語境中“人治”是被妖魔化的。但梁漱溟明確肯定人治。他認為(wei) 人治是“不以死板的法為(wei) 最高，而以活的高明的人為(wei) 最高”，在尚賢尊師的精神下，“將是少數人領導多數人，支配多數人”，這自與(yu) 法治精神不同，但中國文化強調“人生向上”的老道理，則不能走開會(hui) 取多數的路子，因此新的團體(ti) 組織是可以調和人治與(yu) 法治的，“仿佛是在一個(ge) 團體(ti) 中，少數賢智之士的領導與(yu) 多數人的主動二者可以調和，並不衝(chong) 突，如能運用得越好的時候，越可以同時並有，完全不衝(chong) 突”，梁漱溟把這種調和稱之為(wei) “人治的多數政治”或“多數政治的人治”。[32]這是梁漱溟對於(yu) 傳(chuan) 統儒家“賢能政治”的堅守，同時亦因滲透了西方法治精神而具現代意味。

其二，中國文化因倫(lun) 理本位而強調義(yi) 務，與(yu) 現代主張權利的精神有衝(chong) 突。“中西之所以不同，其分別點就是西洋人是自己本位，以自己作中心；中國則恰好掉過來以對方為(wei) 重，話都是從(cong) 對方來的，道理是從(cong) 那裏講的”[33]。在梁漱溟看來，過分強調權利而忽視義(yi) 務與(yu) 責任是不行的，故亦需調和。

其三，團體(ti) 主義(yi) 主張成員一律平等，但中國禮文化強調差等，二者衝(chong) 突。梁漱溟認為(wei) ，平等固值得肯定，但差等也非全然不對。“有兩(liang) 個(ge) 天然不可少的等差：一種是從(cong) 看重理性、尊尚賢智而來的等差；一種是從(cong) 尊敬親(qin) 長而來的等差”。“在中國的禮中這兩(liang) 種等差是很自然的、不可磨滅的、天然要有的，與(yu) 平等並不衝(chong) 突”[34]，在梁漱溟看來，自由應是相對而非絕對的，即“你對，就許你自由；否則不能自由”。

總之，梁漱溟認為(wei) ，“從(cong) 個(ge) 人出發而不顧社會(hui) ，妨礙社會(hui) ，固然不對；為(wei) 社會(hui) 而犧牲個(ge) 人，抹殺個(ge) 人，也是不對的”[35]。理想的團體(ti) 與(yu) 個(ge) 人間應有一較合理的關(guan) 係，即：“從(cong) 團體(ti) 說時，要尊重個(ge) 人；從(cong) 個(ge) 人說時，要尊重團體(ti) 。”梁漱溟將之稱為(wei) “相對論的倫(lun) 理主義(yi) ”。[36]這種團體(ti) 與(yu) 個(ge) 人的倫(lun) 理關(guan) 係，豐(feng) 富了傳(chuan) 統五倫(lun) 關(guan) 係，是“以中國固有精神為(wei) 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長處”的“倫(lun) 理情誼組織”，且“以人生向上為(wei) 前進的目標”。這一思路對今天社會(hui) 倫(lun) 理建構依然有啟發。[37]

在建構“新禮俗”的具體(ti) 做法上，梁漱溟主張在宋明儒者“鄉(xiang) 約”基礎上加以補充改造。梁漱溟特別看重宋儒呂大臨(lin) 、呂大端等所製定的《呂氏鄉(xiang) 約》，而不讚成明清兩(liang) 代政府主導的鄉(xiang) 約。《呂氏鄉(xiang) 約》的四大綱領：“一、德業(ye) 相勸；二、過失相規；三、禮俗相交；四、患難相恤”。梁漱溟認為(wei) 其中充滿“中國人的精神——人生向上之意”，僅(jin) 此一點就足以使之與(yu) 所謂地方自治區別開來：“鄉(xiang) 約是本著彼此相愛惜、相規勸、相勉勵的意思；地方自治法規則是等你犯了錯即送官去辦，送官之後，是打是罰一概不管，對於(yu) 鄉(xiang) 裏子弟毫無愛惜之意；這樣很容易把人們(men) 愛麵子的心、羞恥之心失掉，以後將更為(wei) 不好。”[38]

由此可見，梁漱溟特別重視“人生向上”這一中國文化精神。之所以如此，是因為(wei) 他注意到：“走防製牽掣的路，越走越窄，大家都是不好的心理，彼此相待不高，心氣越降越低，弊端越來越多，這個(ge) 完全不是救弊之道！隻有超過一步，把路放寬了，把氣提上來，振起精神，邁開大步走路，這樣才能有辦法。所謂振起精神，邁開大步走路，就是說把人生向上之意提出來。”故他強調：“與(yu) 其防弊，不如提倡向上；要把向上的勁提起來，則弊不妨自無。”[39]這正是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wei) 政》）的“德治禮序”思想的現代翻版。而這恰是今天崇尚法治的人們(men) 所極易忽略的。

梁漱溟認為(wei) 傳(chuan) 統鄉(xiang) 約有很大局限，因此需要改造。局限何在？梁漱溟指出，“中國古人在鄉(xiang) 約裏麵仿佛是太看重個(ge) 人的善、個(ge) 人品德怎能完善；對於(yu) 善的理想仿佛稍有所限，而不是很像：善是永遠在一種開展中”[40]，換句話說，傳(chuan) 統鄉(xiang) 約的缺短在於(yu) 偏重個(ge) 人，且有所限，沒有提升到講求社會(hui) 進步的層次。從(cong) 梁漱溟規劃和實踐的鄒平鄉(xiang) 村建設運動來看，這一新組織確乎遠已超越傳(chuan) 統鄉(xiang) 約。除建立組織之外，還會(hui) 涉及政治、經濟建設，但從(cong) 根本精神上賡續了“人生向上”的追求。鄒平實驗，以鄉(xiang) 農(nong) 學校為(wei) 重點。“所謂鄉(xiang) 農(nong) 學校這個(ge) 東(dong) 西，是補充改造後的鄉(xiang) 約中自然要有的機關(guan) ”[41]。看上去，鄉(xiang) 農(nong) 學校好似鄉(xiang) 村民眾(zhong) 教育機關(guan) ，但事實並不如此。梁漱溟認為(wei) ，“所謂民眾(zhong) 教育徒瑣瑣於(yu) 識字、於(yu) 常識、於(yu) 農(nong) 業(ye) 改良，而於(yu) 吾人如何處茲(zi) 曆史劇變的世界無所啟發指點，則可雲(yun) 毫不相幹”[42]。因此，鄉(xiang) 農(nong) 學校不僅(jin) 是學校，更是鄉(xiang) 村組織。“鄉(xiang) 農(nong) 學校實是完成中國社會(hui) 改造、完成中國新文化建設的一個(ge) 機關(guan) ”[43]。梁漱溟設計了一套比較係統的組織架構，而其初衷無一不是基於(yu) “倫(lun) 理情誼”、“人生向上”兩(liang) 個(ge) 老道理。

梁漱溟認為(wei) ，鄉(xiang) 村建設歸根結底是人生問題、文化問題的解決(jue) 。所以，鄉(xiang) 村建設必須從(cong) 此入手，而不能簡單地進行技術和經濟扶持。經濟問題靠政府，而文化建設則需社會(hui) 自治。“文化是我們(men) 的責任，經濟是政府的責任，二者相待相成”[44]，“鄉(xiang) 村組織，就是一個(ge) 種子，政府好比風雨、日光、肥料等等，政府隻能從(cong) 四麵去培養(yang) ，幫助鄉(xiang) 村組織的自然生長。”[45]根據曆史經驗教訓和現實觀察，梁漱溟強烈反對政府主導鄉(xiang) 村建設。但實際上，他卻並不能擺脫政府。正如學者所指出的，“鄉(xiang) 村運動實際是教育人、培養(yang) 人的新習(xi) 慣的文化運動，並非實業(ye) ，也不是破壞性的革命，它是項隻能慢不能快的工程，必然需要穩定持久的財源作保證”[46]。

既然鄉(xiang) 建歸根結底是人生與(yu) 文化問題，所以梁漱溟強調要靠兩(liang) 種力量，一是鄉(xiang) 村人的自覺，作為(wei) 主力；二是靠有眼光、有知識、有新的方法、新的技術的人。通過組織形式，加入精神感召和鼓勵，通過立誌激發誌願，形成一種文化運動。因為(wei) “知識技能是生活的工具，是死的；隻有生命本身才是活的。必待活潑的生命去進求，而後知識技能才得有；必待活潑的生命去運用，而後其功用乃著。”[47]“從(cong) 來中國教育特別致意之點在人生行誼”，這是中國傳(chuan) 統教育的優(you) 長所在，必須加以繼承和發揮。而“教育的好處，即在能以他力引生自力”[48]，這是鄉(xiang) 村建設運動所著意的最關(guan) 鍵一點。梁漱溟強調，“我們(men) 的鄉(xiang) 村組織，是極力以啟發鄉(xiang) 村的自力為(wei) 主”[49]，這是培養(yang) 根本的路子。即使今天的基層治理，依然要扭住這一點。

在鄉(xiang) 村建設中，梁漱溟格外強調“禮俗”的重要性。在團體(ti) 組織中本有法和禮兩(liang) 種組織管理路徑。梁漱溟窺出二者的差異：“凡一事之從(cong) 違，行之於(yu) 團體(ti) 生活中，借外麵有形的、可憑的標準以為(wei) 決(jue) 定，可行者行，不可行者止；取決(jue) 於(yu) 外麵，於(yu) 事為(wei) 便，此即謂之法”；“凡一事之從(cong) 違，行之於(yu) 團體(ti) 生活中，人情以為(wei) 安，此即謂之禮”。[50]梁漱溟所設想的新團體(ti) 組織乃是“倫(lun) 理情誼的組織”，“以人生向上為(wei) 目標”，故隻能走禮的路。而禮的特點是無議定憑準，無最後製裁。這看上去是兩(liang) 大不足，但梁漱溟卻堅持認為(wei) “這是一個(ge) 走得通的路子”[51]。所以，《鄉(xiang) 學村學辦法》裏所規定的便非法律條文。比如其中的第十一條說：“村學學長為(wei) 一村師長，於(yu) 村中子弟有不肖者應加督教，勿使陷於(yu) 咎戾；於(yu) 鄰裏有不睦者應加調解，勿使成訟。”這些無憑準無製裁的條文到底有何作用？這是大多數人會(hui) 表示質疑的。但梁漱溟認為(wei) ，這許多規定都“隻是規定出一個(ge) 方向，本此方向亦培養(yang) 一個(ge) 習(xi) 慣，將來可憑的就是憑習(xi) 慣，我們(men) 說建設新禮俗亦即此意”。[52]當然這習(xi) 慣的養(yang) 成不能速成。“必須從(cong) 下麵做慢功夫才有結果”[53]。所謂“下麵”即指社會(hui) 而言。“隻有逐步地讓社會(hui) 自身發生作用，慢慢地從(cong) 小範圍擴大起來，解決(jue) 社會(hui) 自身的問題，最沒有毛病”[54]。顯然，這並非可以速成，而需要長期的涵養(yang) 才能見功的。

由此可見，梁漱溟對現代“法治”有所遲疑，而對“禮治”充滿信心。他明確說：“中國將來的新社會(hui) 組織構造仍要靠禮俗形著而成，完全不是靠上麵頒行法律。”[55]“有法律，亦要有禮俗才行；即法律之行，亦莫不有資於(yu) 習(xi) 俗”[56]。毋庸諱言，其對“法治”的理解並不全麵。但我們(men) 不能說他“反現代性”。眾(zhong) 所周知，現代社會(hui) 最主要特征是“權利至上”、“個(ge) 體(ti) 本位”，而個(ge) 體(ti) 權利有賴於(yu) 法治保障。業(ye) 已進入現代的國人早已接納了“法治”。是否意味著梁漱溟這一觀念就毫無價(jia) 值？恐怕尚需辨析。晚年梁漱溟雖對自己思想有過否定，但卻對“倫(lun) 理本位”說堅持依舊，對“禮樂(le) ”“禮俗”價(jia) 值充滿信心。他說：“若問將在世界最近未來所複興(xing) 的中國文化，具體(ti) 言之是什麽(me) ？扼要言之，那便是從(cong) 社會(hui) 主義(yi) 向共產(chan) 社會(hui) 邁進時，宗教衰微而代之以自覺自律的道德，國家法律消亡而代之以社會(hui) 禮讓習(xi) 俗。”[57]在《人心與(yu) 人生》中，梁漱溟同樣呼籲：要“大興(xing) 禮樂(le) 教化，從(cong) 人們(men) 性情根本處入手，陶養(yang) 涵育一片天機活潑而和樂(le) 恬謐的心理，彼此顧恤、融洽無間。”[58]這表明梁漱溟發現了社會(hui) 可以“完成政治所無法完成的提升靈魂的幸福的任務。”[59]。可以說，梁漱溟對“法治”的理解有偏失，但其“新禮俗”不僅(jin) 合乎儒家基本精神，也有助於(yu) 建構更合理的現代社會(hui) 秩序。隻可惜，隨著日寇侵華，梁漱溟的鄉(xiang) 村建設實踐不得不宣告結束，從(cong) 而沒有充足時間來印證其實驗是否可行。

四、梁漱溟鄉(xiang) 建理論的當下啟示

梁漱溟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終究是失敗了。有人認為(wei) 是日寇侵華打斷了原有計劃，使得鄉(xiang) 建被迫中止，倘假以時日，未始不能竟其功。而更多學者認為(wei) ，梁漱溟注定不會(hui) 成功，原因不在客觀條件喪(sang) 失，根本是理論本身的問題。[60]正如馬勇所指出的，梁漱溟“以文化改造問題掩蓋其他一切問題，企圖在倫(lun) 理本位的基礎上，重建中國社會(hui) 新秩序，並以所謂倫(lun) 理本位、職業(ye) 分途的假說，否定中國社會(hui) 階級衝(chong) 突與(yu) 階級鬥爭(zheng) 的客觀存在”[61]，故不可能取得成功。這一爭(zheng) 論恐怕仍會(hui) 繼續下去。不過，作為(wei) “建國運動”的鄉(xiang) 建運動雖以失敗告終，僅(jin) 具有思想史的價(jia) 值，卻不意味著其理論在當下沒有現實意義(yi) 和價(jia) 值。我們(men) 認為(wei) ，在今天社會(hui) 條件下，重新省思梁漱溟的鄉(xiang) 建理論，反而會(hui) 帶來更為(wei) 積極的啟發和借鑒意義(yi) 。

1949年後，通過大規模的社會(hui) 主義(yi) 改造，中國社會(hui) 性質發生了幾千年來最深刻的變化。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深入，城市在國家建設中的主動性、決(jue) 定性作用日漸突出，農(nong) 村則出現眾(zhong) 多危機，如大量農(nong) 村人口單向外流，經濟凋敝，農(nong) 民進城，農(nong) 業(ye) 人口銳減，倫(lun) 理敗壞嚴(yan) 重，文化空心化等。有鑒於(yu) 此，黨(dang) 中央提出“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強農(nong) 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xiang) 村治理體(ti) 係。”2019年1月3日中央出台《中共中央國務院關(guan) 於(yu) 堅持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優(you) 先發展做好“三農(nong) ”工作的若幹意見》，其第六條提出“完善鄉(xiang) 村治理機製，保持農(nong) 村社會(hui) 和諧穩定”的要求。在這一方麵，目前有不少地方已作出有益探索。如山東(dong) “鄉(xiang) 村儒學”，浙江上虞“新鄉(xiang) 賢”現象，都引起媒體(ti) 和社會(hui) 廣泛關(guan) 注。

然而，不可忽視的是在目前鄉(xiang) 村振興(xing) 工作中，存在不少值得警醒或反思的問題。如某些地方通過行政力量強行推動移風易俗從(cong) 而引發社會(hui) 反彈。對此，學者們(men) 已予以反思：“政府移風易俗行動的法理性與(yu) 目的性何在？政府在移風易俗行動中如何定位自身？如何從(cong) 構建國家治理體(ti) 係視角，將移風易俗行動納入鄉(xiang) 村治理體(ti) 係與(yu) 治理能力現代化中考量？如何化解地方政府移風易俗行動中的困境與(yu) 難題？”[62]

如何探索更具中國特色的基層治理模式？作為(wei) 較為(wei) 係統思考鄉(xiang) 村建設的梁漱溟，其鄉(xiang) 建理論和實踐對今天做好鄉(xiang) 村振興(xing) 尤其是基層治理模式新探索具有積極意義(yi) 。如今妨礙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的各種問題已不複存在。[63]在統一的政權之下，在安定的秩序之中，在實現小康之後，加上國家層麵的政策支持，此正所謂“富而後教”，梁漱溟所設想的諸多理念具備了實施條件，如重視文化建設，強調禮俗，重視倫(lun) 理情誼和人生向上的精神，都是今天依然要汲取和重視的。

在當下中國，“倫(lun) 理本位”已經讓位於(yu) “個(ge) 體(ti) 本位”，但“職業(ye) 分立”卻因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階級逐步消失而得以呈現；在此基礎上的“新鄉(xiang) 約”“新禮俗”也因之有了落實的可能。今天的中國雖然早已算不得“倫(lun) 理本位”的社會(hui) ，但是畢竟幾千年的傳(chuan) 統還會(hui) 發揮作用。一方麵，在經曆了百餘(yu) 年來多番衝(chong) 擊之後，傳(chuan) 統儒家“倫(lun) 理”觀念早已支離破碎，搖搖欲墜；另一方麵那些“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類的倫(lun) 理觀念畢竟在中國社會(hui) 尤其是在鄉(xiang) 村還頑強地殘存著，不能說沒有一定的影響力。職是之故，正視傳(chuan) 統“倫(lun) 理”的現代價(jia) 值，發揮其調節人際關(guan) 係、凝聚社會(hui) 人心的功能，是今天做好基層治理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這就需要改變近代以來蔑棄倫(lun) 理的觀念與(yu) 做法，反轉過來，經由宣傳(chuan) 、教化以嗬護、調節、強化倫(lun) 理觀念，讓倫(lun) 理觀念重新在國人心目中落地生根。在“以對方為(wei) 重”的倫(lun) 理關(guan) 係中培育涵養(yang) “情誼”，以此對衝(chong) 過分突出個(ge) 體(ti) 本位、片麵強調個(ge) 人權利所造成的人情淡漠、世風澆漓，減少因片麵“爭(zheng) ”“利”而導致的矛盾激化，以更加積極向上向善的力量塑造新型的鄉(xiang) 村社會(hui) 風氣。毫無疑問，當“法治”已經成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的關(guan) 鍵詞之後，今天的社會(hui) 治理自然要首先堅持“法治”，但卻不應該因之否定或排斥“禮治”。因為(wei) 禮與(yu) 法功能各異，誰都不能替代誰。法治保障人權，禮治嗬護人情。人權得不到保障固然可憂，人情得不到嗬護亦屬可悲。正如陳來所分析的那樣：“如果不是形式主義(yi) 地要求一種價(jia) 值同時滿足所有的價(jia) 值，而是持一種對立統一的理論，則不難理解，現代性價(jia) 值中隻強調了民主、自由、批判、權利，而忽略了教化、規範、義(yi) 務、社群，這正需要以禮或禮的類似物來加以補充。所以‘禮’在21世紀，……可以設想在現代文化體(ti) 係中‘一陰一陽之謂道’的格局中扮演一極。……使現代社會(hui) 有衝(chong) 突不失和諧，有變化而不失秩序，重民主而不失教化，有批判精神而不失傳(chuan) 統規範，伸張權利而不失義(yi) 務，注重個(ge) 人而不忘社群。甚至可以建立一種突出義(yi) 務、責任、社群的文化結構。”[64]

確實，法安天下，德潤人心。正如梁漱溟所肯定的：“禮俗示人以理想所尚，人因而知所自勉，以企及於(yu) 那樣；法律示人以事實確定那樣，國家從(cong) 而督行之，不得有所出人。……法律不責人以道德；以道德責人，乃屬法律以外之事，然禮俗卻正是期望人以道德；道德而通俗化，亦即成了禮俗。”[65]顧紅亮借用騰尼斯的“共同體(ti) ”和“社會(hui) ”概念，指出傳(chuan) 統社會(hui) 作為(wei) 一種“共同體(ti) ”是以“禮俗”維係的，而現代的“社會(hui) ”則是依賴“契約”“法律”維係的，盡管從(cong) 傳(chuan) 統社會(hui) 到現代社會(hui) 是“共同體(ti) ”逐漸萎縮的過程，但是後現代主義(yi) 強調“共同體(ti) ”複興(xing) ，乃為(wei) 彌補現代“社會(hui) ”之不足。所以“我們(men) 更願意把梁漱溟的做法看作是對另一種現代性的嚐試,這種現代性的特點在於(yu) 強調繼續發揮儒家禮俗作用的重要性。[66]”因此，重溫梁漱溟鄉(xiang) 建理論，絕非“發思古之幽情”，而是有的放矢。

總之，從(cong) 文化自覺的角度出發，挖掘傳(chuan) 統文化中的優(you) 秀因素，並加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推動中國的現代化更穩健、更合理地發展，是時代提出來的大課題。從(cong) 像梁漱溟這樣的先賢的理論與(yu) 實踐中汲取有益成分，挖掘儒學所蘊含的基層治理乃至社會(hui) 治理智慧，是我們(men) 不應忽視的學術工作。

注釋：

[①]宋立林，山東(dong) 省泰山學者青年專(zhuan) 家，曲阜師範大學青年教授，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教育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wei) 儒家哲學和禮樂(le) 文明。本文得到“泰山學者專(zhuan) 項經費”資助。

[②][美]費正清，[美]費維愷編，劉敬坤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401-402頁。

[③]梁漱溟：《重華書(shu) 院簡章》，《梁漱溟全集》第四卷，濟南：山東(dong) 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90頁。

[④]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引言》，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1頁。

[⑤]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19-20頁。

[⑥]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20頁。

[⑦]梁漱溟：《自述》，《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濟南：山東(dong) 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頁。

[⑧][美]費正清，[美]費維愷編，劉敬坤，楊品泉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404頁。

[⑨]錢理群：《誌願者文化叢(cong) 書(shu) ·梁漱溟卷·導讀》，北京：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18年，第4頁。

[⑩]倫(lun) 理本位的提法可追溯到20年代初。梁漱溟在1920年最早在北大的講座《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就通過對比中西印而有了“中國社會(hui) 是倫(lun) 理本位”的觀點。“倫(lun) 理本位，職業(ye) 分立”的說法在《人心與(yu) 人生》中還在堅持。不過，“職業(ye) 分立”表述為(wei) “職業(ye) 分途”。

[11]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26頁。

[12]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23頁。

[13]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28頁。

[14]曆史學家王家範在評論許思園（1907-1974）先生時曾提出這樣的看法：“先生對中國舊日社會(hui) 的印象，跡近於(yu) 已然將心中之向往化入的田園詩境，似也摻和著一種淡淡的、吾輩恍若隔世的文人或紳士氣息，情乎天真。正如梁漱溟力持中國社會(hui) 無有階級，思園先生亦然證言我戰國秦漢以來幾乎不再存在特權階層，後學以為(wei) 猶不免蹈履盡信書(shu) 之誤，或執於(yu) 理想而將觀念世界與(yu) 生活世界的偏離，忽略隱去。”其中對梁漱溟先生的評論，值得我們(men) 深思。參見許思園：《中西文化回眸·王家範跋》，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259頁。

[15]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42頁。

[16]陳來：《現代中國哲學的追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9頁。

[17]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42頁。

[18]幹春鬆：《倫(lun) 理與(yu) 秩序——梁漱溟政治思想中的國家與(yu) 社會(hui) 》，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9年，第249頁。

[19]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yi) 》，《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東(dong) 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3頁。

[20]梁漱溟曾歸納中國文化早熟所產(chan) 生的的五個(ge) 病象，即幼稚，老衰，不落實，消極，模糊。參見張城：《社會(hui) 與(yu) 國家——梁漱溟的政治哲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9-61頁。

[21]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115頁。

[22]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大意》，《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濟南：山東(dong) 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1-612頁。

[23]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182頁。

[24]幹春鬆：《倫(lun) 理與(yu) 秩序——梁漱溟政治思想中的國家與(yu) 社會(hui) 》，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9年，第93頁。

[25]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大意》，《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濟南：山東(dong) 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1頁。

[26]梁漱溟：《鄒平工作概談》，《梁漱溟全集》第五卷，濟南：山東(dong) 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22頁。

[27]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大意》，《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濟南：山東(dong) 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3頁。

[28]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大意》，《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濟南：山東(dong) 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59頁。

[29]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147頁。

[30]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148頁。

[31]詳參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154-169頁。

[32]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165頁。張汝倫(lun) 對此有嚴(yan) 厲批評：“梁漱溟顯然對現代民主政治理解過於(yu) 簡單了。……但梁漱溟卻隻是要多數人參加，卻不要多數人表決(jue) 。可是，沒有決(jue) 定權的參與(yu) 根本不是參與(yu) ，而是盲從(cong) 。”詳見其《現代中國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41頁。

[33]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167頁。

[34]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168-169頁。

[35]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180頁。

[36]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180-181頁。

[37]郭齊勇先生就曾提出“六倫(lun) ”的構建的命題，即在原有五倫(lun) 的基礎上增加“群己”一倫(lun) ，可能即受到梁漱溟先生的影響。參見郭齊勇：《新時代“六倫(lun) ”的新建構》，《孔學堂》2014年第1期。

[38]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197頁。

[39]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203-204頁。

[40]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207頁。

[41]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222頁。

[42]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218頁。

[43]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242頁。

[44]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221頁。

[45]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220頁。

[46]郭齊勇、龔建平：《梁漱溟哲學思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76頁。

[47]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217頁。

[48]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274頁。

[49]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280頁。

[50]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260-261頁。

[51]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262頁。

[52]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262頁。

[53]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289頁。

[54]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300頁。

[55]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8年，第147-148頁。

[56]梁漱溟：《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研究院設立旨趣及辦法概要》，《梁漱溟全集》第五卷，濟南：山東(dong) 人民出版杜，2005年，第230頁。

[57]梁漱溟：《我致力鄉(xiang) 村運動的回憶和反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濟南：山東(dong) 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8頁。

[58]梁漱溟：《人心與(yu) 人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濟南：山東(dong) 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07頁。

[59]吳飛：《梁漱溟的“新禮俗”——讀梁漱溟的<鄉(xiang) 村建設理論>》，《社會(hui) 學研究》2005年第5期。

[60]參見千家駒、李紫翔編著：《中國鄉(xiang) 村建設批判》，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12年。陳序經：《鄉(xiang) 村建設運動》，大東(dong) 書(shu) 局，1946年。

[61]馬勇：《梁漱溟評傳(chuan)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0頁。

[62]唐錢華：《鄉(xiang) 村文化振興(xing) 中的移風易俗主題與(yu) 政府角色轉換》，《深圳大學學報》2019年第6期。

[63]有學者曾批評說：“單看梁漱溟以培養(yang) 健全的人格，具有理性精神的人格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其遠遠超離於(yu) 農(nong) 村社會(hui) 的現實實際，對人的認識還是片麵的，至少輕忽了身這一重要層麵。”他們(men) 認為(wei) 其原因“並不是梁漱溟的那點做法不對”，而是處在“一個(ge) 兵荒馬亂(luan) 、社會(hui) 秩序混亂(luan) 的曆史時期”。詳見郭齊勇、龔建平：《梁漱溟哲學思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73頁。

[64]陳來：《孔夫子與(yu) 現代世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77-78頁。

[65]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yi) 》，《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濟南：山東(dong) 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1頁。

[66]顧紅亮：《梁漱溟的禮俗觀與(yu) 儒家生活方式的整頓》，朱貽庭主編：《與(yu) 孔子的對話——論儒學的現代生命力》，上海：上海辭書(shu) 出版社，2007年，第1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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