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禦殿視朝的基本情況
二 視朝活動所包含的各種“對”
三 宋代視朝活動平議

第二章 內(nei) 引奏事： 視朝聽政的重要補充

一 兩(liang) 宋時期內(nei) 引奏事的演變
二 內(nei) 引奏事的地點與(yu) 方式
三 君臣對內(nei) 引奏事的利用

第三章 經筵問答： 禦前講席中的政治討論

一 端平元年的經筵個(ge) 案： 以真德秀日記為(wei) 中心
二 經筵製度與(yu) 君臣之間的政治交流
三 經筵內(nei) 外的互動

第四章 禁中夜對： 私密性質的麵對麵交流

一 夜對的基本情況
二 宋朝君主對夜對的利用
三 宋朝士大夫與(yu) 夜對

下 篇

第一章 宋代宰輔奏事製度演變： 以班次分合為(wei) 中心

一 元豐(feng) 改製前的兩(liang) 府班次
二 元豐(feng) 改製之後的班次變化
三 南宋兩(liang) 府奏事班次
四 其他宰輔奏事方式的演變

第二章 宋代宰輔奏事的過程

一 奏對前的準備事宜
二 奏對中的討論與(yu) 博弈
三 奏對後的後續事宜
四 宋代君相關(guan) 係再認識

第三章 個(ge) 案分析： 從(cong) 一次政爭(zheng) 看宋代的宰輔奏事

一 徽宗即位之初的最高決(jue) 策群體(ti)
二 首輪較量：“再對”與(yu) “進熟狀”
三 留身取旨： 曾布的對策
四 禦前“同呈”中的交鋒

五 餘(yu) 論

結 語 透過奏對看宋代皇權

附錄一 評平田茂樹《宋代政治結構研究》
附錄二 評《政績考察與(yu) 信息渠道： 以宋代為(wei) 重心》

序論

一

本書(shu) 擬以奏對活動為(wei) 切入點，分析宋代君臣之間的信息交流和決(jue) 策討論，從(cong) 而加深對兩(liang) 宋皇權政治的理解。

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是如何認識宋代的皇權。中國宋史學界以往對皇權的研究，大多有三種類型： 一是考察皇權在整個(ge) 權力體(ti) 係中究竟占有怎樣的比重；二是分析宋代與(yu) 皇權相關(guan) 的各種政治製度；三是對各個(ge) 皇帝進行研究，分析性格特點各不同的君主，如何影響政治走向。

宋代皇帝與(yu) 官僚，尤其是宰輔大臣，誰擁有更多權力，曾是學界討論的焦點。錢穆先生在《論宋代相權》中指出，宋代皇權較之唐代大為(wei) 增強，相權卻明顯被削弱。這一觀點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認同。如鄧廣銘先生，在《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運動》一文中，就有相似的論述。

20世紀80年代之後，學界出現了對這種觀點的質疑。王瑞來先後發表了《論宋代相權》與(yu) 《論宋代皇權》兩(liang) 篇論文，認為(wei) 宋代的實際情況與(yu) 錢穆的看法恰恰相反，相權不僅(jin) 沒有被削弱，反而有所強化，而皇權則因相權的增強而弱化乃至虛化。張邦煒教授則認為(wei) ，宋代皇權較之唐代明顯增強，而相權也不弱。兩(liang) 者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依存、“共治天下”的關(guan) 係。張其凡通過對北宋初期政治的研究，也認為(wei) 宰相的權力並不像以往認為(wei) 的那樣弱，皇權並不如以往認為(wei) 的那樣強，兩(liang) 者互相製約。

上述研究，深化了我們(men) 對宋代皇權特性的理解，但也存在著不足。首先，學者們(men) 用以度量皇權的基本概念，如“大”“小”“強”“弱”等，內(nei) 涵並不十分清晰。何謂“大”？何謂“強”？既不容易予以嚴(yan) 格界定，也不容易形成共識。在分析一些比較複雜的宋代政治現象時，這樣的分析方法顯得難以適用。例如，從(cong) 《續資治通鑒長編》等文獻中，我們(men) 經常可以看到，宋代政策的出台，往往是經由以下過程： 皇帝先將相關(guan) 的文書(shu) 降付宰輔，宰輔看詳文書(shu) ，然後上殿複奏。皇帝在宰輔複奏後，參考其意見，提出決(jue) 策方案，宰輔再對此加以評述，雙方經過反複討論，達成共識後，宰輔書(shu) 寫(xie) 皇帝的聖旨，付外施行。在這一過程中，究竟哪些環節屬於(yu) 皇權，哪些環節屬於(yu) 相權？是皇帝還是宰輔發揮著更“大”的作用？恐怕是難以說清的。

其次，上述討論在研究方法上也不免存在缺陷。李伯重先生曾經批評過宋代經濟史研究中“選精”“集萃”的方法。在宋代皇權研究中，也存在著類似的現象。不少研究論著，將與(yu) 自己觀點相符的事例，從(cong) 紛繁複雜的政治過程中抽離出來，再加以羅列，卻沒有顧及大量與(yu) 之相異、相反的事例。表麵上證據充足，實則難以令人信服。關(guan) 於(yu) 宋代皇權大小強弱的爭(zheng) 論，看似十分激烈，參與(yu) 者卻不免自說自話，難以形成真正確切的討論。

從(cong) 深層次上看，宋史研究者關(guan) 於(yu) 皇權與(yu) 相權孰強孰弱的爭(zheng) 論，似受了西方政治學的影響。西方學者認為(wei) ，政治的關(guan) 鍵在於(yu) 主權究竟為(wei) 誰所有，並由此引發出權力分配和權力製衡等問題。但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理念卻未必與(yu) 西方雷同。如錢穆等學者所言，中國傳(chuan) 統政治，重點不在於(yu) 主權屬於(yu) 誰，而在於(yu) 政治上的責任該誰負。研究者常常將宋代官僚對皇帝言行加以規正視為(wei) 製衡皇權，但在宋人看來，對皇帝的言行加以引導和規諫，其實是協助皇帝更好地行使權力，是尊君權的表現。進而言之，何謂“權力”，中國傳(chuan) 統政治觀念與(yu) 西方觀念恐怕都不完全相同。如果完全站在西方的立場上，以“分配”和“製衡”為(wei) 視角來進行討論，未必能使我們(men) 對宋代皇權政治的實際情況形成切實的了解。要真正把握宋代皇權，我們(men) 的討論重點，似應從(cong) 皇帝究竟擁有多大的權力，轉到皇帝究竟通過怎樣的方式來行使權力上；從(cong) 宰輔等官員是否能製衡皇權，轉到官僚士大夫究竟通過怎樣的途徑，參與(yu) 到政治過程中，輔佐皇帝行使權力上。

皇帝統治，離不開相應的政治製度。對此，學界已然取得了非常豐(feng) 碩的成果。例如張邦煒、朱瑞熙對於(yu) 宋代皇帝製度、宮廷製度的研究，梁天錫對於(yu) 宰輔製度的考述，虞雲(yun) 國、賈玉英、刁忠民對於(yu) 宋代台諫製度的分析，等等，皆為(wei) 其例。通過對政治製度的分析，我們(men) 既可以了解皇帝能調度的各種政治資源，也能明白皇帝處理政務時需要遵循的種種言行規範。

不過，既有的製度史研究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其一，研究者往往就製度而論製度，沒有將製度的演變、運行，與(yu) 其他因素結合起來考察。隻要對史實加以考察，我們(men) 就不難發現，在不同的君主統治時期，各種政治製度往往會(hui) 有差異。即便是製度的條文規定沒有變，其運行的實態，也常常會(hui) 因為(wei) 時代背景、政治環境的不同而有差異。對此，既存的研究尚有欠缺。

其二，在研究方法上，既有的製度史研究常常采用所謂的“剪貼史學”方法，即先羅列製度規定，再填充若幹事例，證明製度確實是如此運行的。或者是列舉(ju) 一些與(yu) 規定不符的事例，以證明製度沒有得到很好的遵循。對於(yu) 為(wei) 什麽(me) 某些製度規定會(hui) 得到落實、為(wei) 什麽(me) 某些製度規定在實施中出現了偏差、偏差是如何出現的等問題，雖有說明，卻往往較為(wei) 浮泛。事實上，製度由條文規定，到付諸實施、產(chan) 生效果，必然會(hui) 經曆一個(ge) 複雜的過程。而“剪貼史學”式的研究方法，則將這一過程忽略了，其結果是既使我們(men) 無法弄清曆史的原貌，又喪(sang) 失了大量有用的信息，降低了相關(guan) 研究的價(jia) 值。

其三，現有的製度史研究，有時沒有完全跳出宋元學者的認識模式。在選擇題目時，學者多是以某一個(ge) 機構或某一類官職，如中書(shu) 門下、禦史台為(wei) 研究對象，漸次分析其沿革、建製、職能等，這在很大程度上沒有脫離《宋會(hui) 要》《文獻通考》《宋史·職官誌》等文獻的敘述框架。而製度史研究的一些結論，如宋代製度“重屋疊袈”、宋代官僚“冗官冗員”以及宋代政治文化“重文輕武”等，也往往都是宋元學者論述過的。如果不能超出這種認識，研究恐怕難以形成真正的突破。

對於(yu) 宋代的諸位皇帝，學者也做了不少分析。兩(liang) 宋曆朝皇帝，均已有人為(wei) 其撰寫(xie) 傳(chuan) 記。對於(yu) 某些重要的皇帝，學者還撰寫(xie) 了一些相當有分量的論文，如鄧廣銘先生《論趙匡胤》、張其凡《宋太宗論》、柳立言《南宋政治初探——高宗陰影下的孝宗》、胡昭曦《論宋理宗的“能”與(yu) “庸”》等。對於(yu) 宋代諸多無皇帝之名、有君主之實的女主，張邦煒等研究者也進行過細致討論。

通過研究各個(ge) 皇帝的個(ge) 人性格、功過得失及其與(yu) 臣僚的關(guan) 係，我們(men) 不難窺見各時段的政治特點。不過研究者在分析宋代帝王時，往往帶有價(jia) 值判斷和道德判斷。而這類主觀色彩濃厚的因素，不免會(hui) “引導”著研究者，有意無意地突出某些史實，同時又忽視某些史實，結果使得曆史的全貌不能得到呈現。另一方麵，學者們(men) 在研究帝王時，對於(yu) 與(yu) 其相關(guan) 的一些“大事”，多予以高度關(guan) 注，而對於(yu) 日常性事務，則往往重視不夠。但事實上，日常事務之中，往往蘊含著很多隱而不顯，卻在深層次上影響著政治演進的因素。例如，一段時期內(nei) 政治人物所共有的行為(wei) 習(xi) 慣、被政治人物所共同接受的理念、影響決(jue) 策過程的不成文慣例等，均需要更多地通過各種“小事”來進行分析。

總而言之，既有的宋代皇權政治研究，在各個(ge) 方麵，都有不小的成績，但也存在有待加強之處。尤其是一些認識，似已進入瓶頸。如討論宋代皇權的特點，不外“強化”與(yu) “弱化”兩(liang) 種結論；討論君臣關(guan) 係，則不出“相互製約”的認識框架。而要有所突破，不僅(jin) 需要在史料上做進一步挖掘，更需要在研究的視角、方法上有所突破。

有鑒於(yu) 此，筆者認為(wei) ，應將注意力集中在皇權的運行方式上。所謂皇權運行方式，即皇帝如何在臣僚的協助下，采取不同的策略，調度各種政治資源，解決(jue) 諸多政治問題，從(cong) 而實現自己對國家的掌控。在這一過程中，我們(men) 既可以看到製度的動態表現，也可以看到製度運行過程中皇帝的行為(wei) ，以及種種複雜的政治關(guan) 係。通過對皇權運行方式的分析，我們(men) 可以真正地發現不同層麵、不同領域的各因素之間的實在聯係，從(cong) 而重建宋代政治場景。

權力的運行，與(yu) 信息的傳(chuan) 遞、處理密不可分。信息被收集、傳(chuan) 遞、處理的方式，直接影響著政策的製定和實施；不同人員、機構對於(yu) 信息的掌控能力，體(ti) 現著實際政治生活中的權力格局以及政府內(nei) 部的種種關(guan) 係。同時，信息交流活動往往牽涉麵極廣，製度規定、政治人物的態度、政治勢力的消長、政治環境的變化，都會(hui) 直接或間接地與(yu) 其發生互相影響。因此，如果我們(men) 能對信息交流進行深入分析，可以從(cong) 中發現影響政治的諸多因素，究竟是怎樣連接在一起，共同構成政治運行過程的。

信息交流，不外文書(shu) 交流與(yu) 麵對麵交流兩(liang) 種方式。就目前的研究來看，文書(shu) 交流得到的關(guan) 注較多，成果也比較豐(feng) 富，而對於(yu) 麵對麵交流，則缺乏足夠的細致分析。之所以如此，一方麵，中國古代史領域素有文書(shu) 研究的傳(chuan) 統，提供了不少成熟的研究方法，比較容易為(wei) 後人借鑒；另一方麵，古人留下的文書(shu) 資料十分豐(feng) 富，但對於(yu) 麵對麵交流的記載，則比較分散，不容易整理。不過，麵對麵交流畢竟也是信息交流的重要方式，如果不進行深入研究，恐怕不足以弄清宋代政治運作的全麵情況。

宋代君臣奏對，相對於(yu) 章奏文書(shu) 交流，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更為(wei) 重要。首先，宋代皇帝每日麵對大量的章奏，絕不可能一一閱讀，因此大部分章奏中所含的信息不會(hui) 傳(chuan) 至帝王的耳目之中。但在奏對中，臣僚所言，必定會(hui) 被帝王知曉。其次，章奏的傳(chuan) 遞，往往需要經過多次中轉，保密性有限，故臣僚經常不會(hui) 在章奏中陳述過於(yu) 敏感和機密的事件。而奏對的保密性相對較高，臣僚在麵奏時顧忌較少，所以涉及的內(nei) 容往往較章奏更具實質性意義(yi) 。

對於(yu) 討論皇權運行方式而言，奏對活動也具有很高的研究價(jia) 值。奏對活動是皇帝聽取政務匯報、進行決(jue) 策的舞台，每一位君主的個(ge) 性，都會(hui) 在奏對中得到充分展示，通過奏對，我們(men) 可以對不同君主的特點有更多了解；同時，奏對也是皇帝與(yu) 臣僚直接接觸的場合，這對於(yu) 兩(liang) 者關(guan) 係的形成、維係、演變，都會(hui) 產(chan) 生重要影響，考察奏對活動，有利於(yu) 我們(men) 對宋代的君臣關(guan) 係形成立體(ti) 的認識；此外，奏對中，君臣雙方的言行舉(ju) 止都受相應的製度製約，我們(men) 可以通過奏對看到“人”是如何與(yu) “製度”形成互動的。因此，筆者選取宋代奏對活動為(wei) 研究對象，以補充既有研究的不足，同時希望以此對宋代的皇權政治形成更多的認識。

（注：上文為(wei) 此書(shu) “序論”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