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暨紀念版發布會(hui) 於(yu) 複旦大學舉(ju) 行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臘月十二日戊申

          耶穌2019年1月6日

1月4日下午，“紀念《陳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暨紀念版發布會(hui) ”在複旦大學舉(ju) 行。會(hui) 議由複旦大學中文係、複旦大學古籍所與(yu) 上海古籍出版社聯合主辦，與(yu) 會(hui) 的專(zhuan) 家學者及嘉賓共同回顧了《陳寅恪文集》的出版曆程，高度評價(jia) 了陳寅恪先生的學術價(jia) 值及其對其後中國文史研究的深遠影響。

發布會(hui) 現場

陳寅恪先生可謂是中國近代最有成就和影響力的文史學家，上世紀5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古典文學出版社、中華書(shu) 局上海編輯所，即修訂重印了陳先生的著作《元白詩箋證稿》；又約請陳先生將其有關(guan) 古典文學的論著編集出版，陳先生親(qin) 自擬定書(shu) 名為(wei) 《金明館叢(cong) 稿初編》，編輯在得知陳先生正在撰寫(xie) 另一部著作《錢柳因緣詩釋證》（後更名為(wei) 《柳如是別傳(chuan) 》）後積極約稿，也得到了陳先生的同意。後因種種原因，這兩(liang) 種書(shu) 未能及時出版。

1978年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易名獨立，於(yu) 當年3月重印了《元白詩箋證稿》，並啟動《陳寅恪文集》的編輯出版工作。陳寅恪先生弟子、複旦大學中文係教授蔣天樞為(wei) 了文集的編纂，傾(qing) 盡心力，曆經三年搜集陳先生已刊和未刊的著述、手稿，於(yu) 1980年始正式出版《陳寅恪文集》，至1982年出齊。文集收錄陳寅恪先生作品凡七種，分別為(wei) 《寒柳堂集》《金明館叢(cong) 稿初編》《金明館叢(cong) 稿二編》《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和《柳如是別傳(chuan) 》。其中《寒柳堂集》《金明館叢(cong) 稿初編》《金明館叢(cong) 稿二編》《柳如是別傳(chuan) 》均是首次出版。蔣天樞先生不僅(jin) 承擔了陳先生文稿的收集與(yu) 整理、校勘工作，還撰寫(xie) 了《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作為(wei) 附錄。

《陳寅恪文集》舊版，精裝

新出版的《陳寅恪文集》紀念版，精裝

2020年，恰逢《陳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為(wei) 紀念陳寅恪先生和為(wei) 出版文集作出重要貢獻的蔣天樞先生，以及當年的出版前輩們(men) ，上海古籍出版社決(jue) 定重版《陳寅恪文集》。據悉，該文集的紀念版，均據原版影印、修複，以“修舊如舊”的原則，力求“原汁原味”。

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社長李國章先生、複旦大學中文係原主任陳允吉教授共同為(wei) 《陳寅恪文集》紀念版揭幕。

發布會(hui) 現場，首先由複旦大學中文係主任陳引馳教授、複旦大學古籍所所長陳廣宏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高克勤先生分別代表主辦方致辭。

陳引馳教授談到，陳寅恪、蔣天樞兩(liang) 位先生，都與(yu) 複旦有極深的淵源：陳寅恪先生早年就讀於(yu) 複旦公學，而蔣天樞先生長期任教於(yu) 複旦大學中文係和古籍所，而他們(men) 這對清華國學院時代的師生，也因為(wei) 《陳寅恪文集》而深刻地聯係在了一起。陳引馳教授認為(wei) 陳寅恪先生的學術研究兼括了傳(chuan) 統文史的諸多領域，而都達到了極高的境界，尤其具有開辟新天地、引領一代學術方向的典範性。且先生的學術不僅(jin) 是傳(chuan) 統文史學術的延續和光大，更融通與(yu) 化合了海外的學術觀念、方法及視野，他早年遊走東(dong) 洋、歐美，便顯示了他在那一代知識人之中最開闊、最廣大的人生和知識格局。而就其學術的一些重大變折來看，如在殘酷的中日戰爭(zheng) 前後完成《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這兩(liang) 部偉(wei) 大的著作；在晚年投入明清詩與(yu) 史的研撰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呈現了一個(ge) 偉(wei) 大學者麵對他無法掌控的時代紛紜所做的頑強奮鬥。作為(wei) 弟子，蔣天樞先生所表現出的精神是一以貫之的，他同樣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忠於(yu) 學術，勉力完成了老師文集的編校，傳(chuan) 續學術文化之精義(yi) 而不墜。

陳廣宏教授也認為(wei) ，陳寅恪先生是中國現代學術的一麵旗幟，在他身上集中體(ti) 現了中國近現代人文學科具有劃時代意義(yi) 的轉型，所謂“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的重要價(jia) 值。而《陳寅恪文集》又見證了陳寅恪與(yu) 蔣天樞師弟子之間傳(chuan) 承的淵源。在他看來，蔣天樞先生晚年做了兩(liang) 件非常重要的事，一是花了巨大的心力為(wei) 老師整理出版文集，二是在複旦大學古籍所於(yu) 1983年成立後悉心培養(yang) 古典文獻學和古代文學專(zhuan) 業(ye) 的研究生。他整理師說是認為(wei) 陳寅恪先生是中國曆史文化的托命之人，而他傳(chuan) 授師說，則是身體(ti) 力行地為(wei) 中國文化續命，這裏麵是一種共通的精神血脈。

高克勤社長從(cong) 出版人的角度解析了《陳寅恪文集》為(wei) 什麽(me) 會(hui) 在上海出版，他說，在當代中國出版界，上海出版人是明確認識陳寅恪先生著作價(jia) 值的先行者。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保存的書(shu) 稿檔案中，至今完整地保留了陳寅恪先生論文集的編輯出版記錄和來往書(shu) 信，從(cong) 中可以看到，“文革”結束後《陳寅恪文集》的迅速出版固然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當時的編輯解放思想、尊重學術的結果，同時也是從(cong) 中華上編以來的幾代出版人對於(yu) 學術文化珍而重之的傳(chuan) 統的體(ti) 現。

陳寅恪先生致古典文學出版社的信

對於(yu) 陳寅恪先生的學術地位與(yu) 價(jia) 值及其文集的出版對於(yu) 學術界的影響，當天與(yu) 會(hui) 的幾位專(zhuan) 家也各自從(cong) 自己的研究領域與(yu) 個(ge) 人經驗做了闡發。

複旦大學中文係原主任陳允吉教授認為(wei) ，陳寅恪先生是我國近現代少數幾位贏得世界性聲譽的學術大家，他處在中外文化和學術交流衝(chong) 碰的特殊時期，在人文科學的諸多領域取得了獨特的成就，產(chan) 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陳允吉教授還回憶說，在當年蔣天樞先生的口中，陳寅恪先生在中外學習(xi) 時是很艱苦的，有一段時間官費停交，處境很困難，但他還是堅持了下來。且先生也是很有情趣的人，在國外每到一個(ge) 地方，都注意考察當地的風土人情，聽他講自己的經曆，讓人有身臨(lin) 其境之感。

複旦大學姚大力教授著重談了“陳寅恪對今日曆史學的意義(yi) ”，他說，陳寅恪離開這個(ge) 世界已經整整五十年了，但是今天重讀他留下來的文字我們(men) 仍很容易產(chan) 生雖已隔世、略無隔世之感的慨歎。陳寅恪是一位深深紮根在中國文化傳(chuan) 統土壤之中的現代學術巨人，用陳寅恪自己的話說，他治史的出發點是探求真實，而其旨歸則是以供鑒訓，姚大力教授說，曆史學要追求的，無非求真、求新、求精、求直，史學應當而且必須提供的鑒訓是一種根本的價(jia) 值關(guan) 懷。陳寅恪的作品之所以會(hui) 感動能理解他的讀者，就因為(wei) 有這種根本的價(jia) 值關(guan) 懷湧動在他所寫(xie) 下的字裏行間。陳寅恪用自己的行動昭示後代學人，無論外在環境如何，隻要你自己還想從(cong) 事嚴(yan) 肅認真的史學研究，經過努力，這一點總還是能夠做到的。

陳尚君教授發言

複旦大學中文係陳尚君教授則就“陳寅恪先生詩史互證治學方法與(yu) 近四十年唐代文學研究的學風變化”作了發言。他認為(wei) ，詩史互證的治學方法，是由陳寅恪先生的家學和早年的讀書(shu) 治學習(xi) 慣孕育起來的。而當年《陳寅恪文集》的出版則可以說帶動了中國近四十年文史領域的研究轉型。陳尚君教授談到，陳寅恪先生善於(yu) 在普通的、常見的文獻之中，讀出一般人讀不到的問題。在他的一係列研究、特別是很多的個(ge) 案研究中，區別於(yu) 傳(chuan) 統的文史考據，先生談到的問題和看問題的立場都非常特別而新警，同時對問題之探究，往往是通過反複推究史料以得出新的結論，比如對於(yu) 李德裕的去世及歸葬年月的考證等無不如此。他的考證不是停留在文獻的表麵，而是在問題提出以後，一層一層地剝開，多層地加以推究。在破除正史材料的局限，找到傳(chuan) 說與(yu) 史實的距離，追求事情的真相上，僅(jin) 《元白詩箋證稿》中就有大量精彩的例子。陳尚君說，文學研究跟曆史學到底要不要切割是最近四十年中唐代文學研究所包含的內(nei) 在問題，唐代的大量作品中所見到的從(cong) 皇帝到官員、各種交往過程當中所包含的史書(shu) 會(hui) 忽略的、曆史的某一個(ge) 場景之中的特定的真相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陳寅恪先生給了我們(men) 巨大的啟發。這四十年來國內(nei) 的唐代文學研究達到了很高的成就，特別是在80年代，這是陳寅恪這些前輩學人帶給後繼者的榮幸，才使得後一代的研究可以達到那樣高的水準。

榮新江教授發言

遠道而來的北京大學曆史係榮新江教授，以“不負國寶，襄進學術——陳寅恪對敦煌文獻的利用與(yu) 闡發”為(wei) 題，從(cong) 另一個(ge) 學科角度討論了陳先生學術之價(jia) 值。榮新江教授說，陳寅恪先生在1930年發表的《陳垣敦煌劫餘(yu) 錄序》中，明確提出了“敦煌學”的概念，並為(wei) 敦煌學研究指出了宏觀的發展方向。且先生早年曾長期遊學歐美，學習(xi) 梵文、佛教等，旁及中亞(ya) 古文字，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一段時間裏，他寫(xie) 過一係列敦煌寫(xie) 本的跋文，如《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等，大多數收入了《金明館叢(cong) 稿二編》，主要都是從(cong) 佛經翻譯文學的角度，利用他所掌握的梵、藏、於(yu) 闐、回鶻等文字資料，與(yu) 漢文文獻相發明，對中古思想、文體(ti) 、史事等，多有發明，在敦煌學的領域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貢獻。

當天，陳寅恪先生的外孫女董景同女士和蔣天樞先生的外孫女呂海春女士也作為(wei) 家屬代表蒞會(hui) 。董景同女士是陳寅恪先生長女陳流求之女，她代表母親(qin) 和姨媽陳美延向會(hui) 議的主辦方致謝並發言。她說，陳寅恪先生1907-1909年就讀於(yu) 複旦公學，母校良好的學風和求真務實的氛圍為(wei) 他以後嚴(yan) 謹治學奠定了基礎。有趣的是，陳先生在複旦公學的畢業(ye) 證書(shu) 是他多年求學唯一取得的一張文憑，此後負笈海外，都未曾再獲得文憑，而這張文憑距今正好111周年。而作為(wei) 受陳寅恪先生文稿出版托付之人，蔣天樞先生在陳先生生前就花了大量的精力修訂整理其舊作，搜集、考辯、抄錄相關(guan) 史料寄給老師，“文革”結束後，他不顧自己年事已高，義(yi) 無反顧地中斷了自己的學術研究和寫(xie) 作，將全部精力用於(yu) 編撰先生文集，為(wei) 使文稿盡快付梓，又致信相關(guan) 領導請予支持，他為(wei) 此嘔心瀝血地付出，不僅(jin) 超越了一般意義(yi) 上的師生之誼，更體(ti) 現了一位學人以傳(chuan) 承中華文化為(wei) 己任的崇高信念。正是蔣先生對學術傳(chuan) 承的這種執著精神促成了《陳寅恪文集》的出版。

蔣天樞先生的弟子陳正宏、陳麥青、邵毅平三位先生（從(cong) 左至右）

對此，蔣天樞先生的弟子複旦中文係邵毅平、複旦古籍所陳正宏和複旦大學出版社陳麥青三位先生也做了各自動情的回憶，尤其是邵毅平先生提到，1981年年頭，在文集交給出版社後，蔣天樞先生即重病入院，整個(ge) 上半年都住在華東(dong) 醫院。當年蔣先生已經年近八十，邵毅平說後來回想，如果蔣天樞先生沒有熬過這場凶險的大病，那麽(me) 他自己的著作幾乎沒有什麽(me) 能留下來。他是在《陳寅恪文集》交稿後，81年將《楚辭》的幾篇論文編成了《楚辭論文集》交給了陝西人民出版社，82年將抗戰時期的論文編成了《論學雜著》交給了中州古籍出版社，從(cong) 82年到86年底用了整整五年寫(xie) 成了《楚辭校釋》，這是他本來“文革”後就打算開始的工作。89年年底，《楚辭校釋》出版，而蔣天樞先生已於(yu) 88年6月故世，他並沒有能夠看到自己最重要的心血之作的出版。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