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表彰鄉(xiang) 賢到漢宋門戶：明清學術思潮與(yu) 鄭樵接受史之分析

作者：向燕南

來源：《貴州社會(hui) 科學》2019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一月廿五日辛卯

          耶穌2019年12月20日

內(nei) 容提要：從(cong) 接受的視角分析南宋史家鄭樵在明清時期的形象，明顯受著不同地域、不同曆史時期，以及不同學術思潮與(yu) 學術宗奉的影響。明代力圖扭轉鄭樵在《宋史·鄭樵傳(chuan) 》中消極形象的努力，始於(yu) 中期開始的地方史敘述中表彰鄉(xiang) 賢的活動。此後晚明致力於(yu) 經世致用的實學風起，直接影響了士人對於(yu) 鄭樵的接受與(yu) 評價(jia) 。由明入清，學術思潮丕變，倡考據的漢學風起，與(yu) 重義(yi) 理的宋學相頡頏，受漢宋學術門戶影響，對鄭樵的接受與(yu) 評價(jia) ，遂又多少染上了漢、宋學之爭(zheng) 的底色。清中後期調和漢宋學術思潮起，表現在對鄭樵的接受上亦有所變化。與(yu) 此同時，從(cong) 統治者的立場出發，清廷刻意保持超越漢宋門戶的態度，也在鄭樵的接受上表現得相對中性，並影響官修史籍及科考對鄭樵學術的取向。此外，影響清代鄭樵接受的地域因素也值得注意。

關(guan) 鍵詞：鄭樵 接受史 明清時期 學術思潮

作者簡介：向燕南，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史學理論與(yu) 史學史。

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ye) 務費專(zhuan) 項資金資助、北京師範大學自主科研基金項目“鄭樵學術接受史：南宋至20世紀前期史學批評中的鄭樵研究”(SKZZY2015039)。

學術經典，以及經典作者的厘選與(yu) 評價(jia) ，往往會(hui) 隨著時代評判標準的改變而變化，進而導致學術史的認知與(yu) 書(shu) 寫(xie) 的變化。一部學術史，若轉換視角，也可看作是不同時代讀者對於(yu) 經典的接受史。20世紀初，顧頡剛先生曾在其《鄭樵傳(chuan) 》中頗為(wei) 不平地感慨道：“從(cong) 他的當世，直到清代的中葉，他一向擔負了不良的聲望。”①然而揆之史實，起碼是揆之明清五百來年的史實，事情並不是如此簡單。事實上，明清兩(liang) 代的學者，對於(yu) 鄭樵學術的評價(jia) ，正反兩(liang) 方麵的意見都不少。而透過這些正麵及反麵的評價(jia) ，恰好揭示出明清兩(liang) 代學者接受鄭樵學術背後不同的時代學術思潮，以及不同學者的個(ge) 人好惡與(yu) 對思潮的不同取向。於(yu) 是，一部明清學者的鄭樵接受史，也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揭示了明清學術史展開的一些底色。

一、從(cong) 表彰鄉(xiang) 賢到鼓吹實學：明代接受鄭樵的基本進路

對於(yu) 鄭樵的學術，元末編修的《宋史》雖然評價(jia) 不高，但在社會(hui) 上，元代學者對鄭樵的評價(jia) ，積極的意見還是不少，例如歐陽玄在為(wei) 金代蔡珪《補正水經》所作序中即稱：“餘(yu) 觀正父之博洽多識，其見於(yu) 它著作者，蓋有劉原父、鄭漁仲之風，中州士之巨擘也”。②這裏。歐陽玄稱頌蔡珪著作淵博，有宋學者劉敞、鄭樵之風。此外，元代研究《詩經》的學者梁益也說，鄭樵“道德高邵，學博而雅，大儒也”，③所“作《詩辨妄》六卷，詩經之旨大明，迨晦庵朱子而大定矣”。④而且還說：“古今言河者，夾漈鄭漁仲最詳”雲(yun) 。⑤

入明，由於(yu) 鄭樵的學術幾乎涉及經史、文字小學、金石目錄等古典學術的各個(ge) 方麵，所以單就某些具體(ti) 的學術麵向來說，仍有不少的學者對鄭樵持肯定的態度。如宋濂即極力推崇《通誌》中的《氏族略》：“嗟夫!氏族之學，古昔所甚重。浹漈鄭漁仲著為(wei) 《通誌》，其中二十略，唯《氏族》最備然。”⑥隻需簡單檢索，就會(hui) 發現，明代一些號稱博學的學者，如丘濬、楊慎、唐順之、王世貞、王樵、焦竑、朱睦、胡應麟、刑雲(yun) 路、張自烈、章潢、李時珍等等，都在自己著述的相關(guan) 部分，或征引或評議鄭樵某些學術觀點，可見鄭樵學術，在明代還是有相當的影響。但總的來說，在社會(hui) 整體(ti) “束書(shu) 不觀”、反智氛圍濃重的明代，鄭樵及其學術的命運可想而知，除了少數學者就具體(ti) 學術的征引或評議外，真正關(guan) 注鄭樵及其《通誌》的人並不多。

明代對鄭樵的全麵關(guan) 注與(yu) 接受，最先啟動於(yu) 地方表彰先賢活動。《四庫全書(shu) 總目》曾評議道：“蓋誇飾土風，標榜鄉(xiang) 賢，乃明地誌之陋習(xi) 。”⑦其實標榜鄉(xiang) 賢也是地方史的通病，各時代莫不濡染此疵。隻是到了明代中後期，隨著地方史撰述漸入佳境，撰述繁富，此風也就自然地熾熱了起來。對鄭樵形象的再塑，正是從(cong) 地方史標榜鄉(xiang) 賢的風氣中開啟。通過對這些地方史記述鄭樵的文字，我們(men) 可以看到，明人對於(yu) 鄭樵的接受和再塑，經過了一個(ge) 怎樣的曆程。

現存最早最全麵正麵敘述鄭樵事跡的地方史，以周華所纂《遊洋誌》最詳。⑧其卷四《儒林傳(chuan) ·宋·鄭樵》不僅(jin) 記載鄭樵卒時，“海內(nei) 之士，知與(yu) 不知，皆為(wei) 痛惜。太學生三百人為(wei) 文以祭，歸正之人感先生之德，莫不惜哭之”。而且頌之曰：“先生之學，無所不通，奮乎百世之下，卓然以立言為(wei) 民為(wei) 己任，不但如世之所謂博洽而已。”尤言鄭樵說：“先生標表獨立，節行尤高，不汲汲於(yu) 勢利。居鄉(xiang) 或累歲不詣郡邑，門人束脩一無所受。晚得祠祿，盡以為(wei) 筆劄。費詔以官給，未嚐索取也。於(yu) 人不苟合，而好賢則篤，見寸善推譽如不及。”⑨似有意以事實駁《宋史》所謂鄭樵“獨切切於(yu) 仕進”說。

《遊洋誌》後，成化二十一年(1485)，有鎮守太監陳道，力邀正在莆田家中丁憂的南京大理寺評事黃仲昭纂修福建省誌。這就是現存最早的福建省誌《八閩通誌》。這部省誌對鄭樵是這樣記述的：“鄭樵字漁仲，厚之從(cong) 弟，隱居夾漈山，博學強記，搜奇訪古。遇藏書(shu) 家必借留讀，盡乃去。過目不忘，為(wei) 經旨禮樂(le) 、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shu) 之學，皆有辯論。紹興(xing) 中，以薦召對，授樞密院編修官。金人犯邊，樵策其酋必斃，已而果然。所著書(shu) 凡五十八種千餘(yu) 卷，又有《通誌》二百卷。”⑩可以看出，《八閩通誌》對鄭樵的記述，基本上士沿襲元修《宋史·鄭樵傳(chuan) 》，但刪去了其中貶義(yi) 性的內(nei) 容，如“樵好為(wei) 考證倫(lun) 類之學，成書(shu) 雖多，大抵博學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le) 施與(yu) ，獨切切於(yu) 仕進，識者以是少之”等。(11)

如果說完成於(yu) 弘治二年(1489)的《八閩通誌》，還有著不得不考慮的整個(ge) 福建敘述的平衡問題，致使敘述鄭樵的文字少而克製。那麽(me) 十年後纂修的《興(xing) 化府誌》，(12)則因乃鄭樵一生生活、著述的家鄉(xiang) ，對鄭樵的敘述，也就很自然地有了巨大的改觀。於(yu) 是我們(men) 看到的這部《興(xing) 化府誌》傳(chuan) 記部分的撰寫(xie) 者，雖依舊是《八閩通誌》的撰者黃仲昭，但誌中的鄭樵形象卻已大不一樣。該傳(chuan) 在依“《宋史》本傳(chuan) 及《事述》等書(shu) ”敘鄭樵基本事跡後評議曰：

樵於(yu) 學無所不通。其論《書(shu) 》，則先按伏生、孔壁之舊，與(yu) 漢儒所傳(chuan) 、唐世所易，以辨其古今文字之所以訛。傳(chuan) 《春秋》，則首考三家之文，參以同異，而斷其簡策傳(chuan) 寫(xie) 於(yu) 口耳授受之互有誤。說《詩》，則辨大小《序》之文，別《風》《雅》《頌》之音，正二南王化之地，明鳥獸(shou) 草木之實，類皆信而有證。居鄉(xiang) 累歲不一詣守令，門人束修一無所受。筆劄雖詔從(cong) 官給，未嚐取也。見人才善，推譽如不及。有來質問者，苟可告語，為(wei) 之傾(qing) 倒。數於(yu) 當路薦林光朝、林彖；增築蘇陂以紹先誌，作永實橋、來庵；苟有一利於(yu) 人，必力為(wei) 之。

考《興(xing) 化府誌·鄭樵傳(chuan) 》的文字，顯然參考、沿襲了正統《遊洋誌》，但是此傳(chuan) 後的論曰，則與(yu) 《遊洋誌》隻述史實的委婉辯白要明確而犀利得多。其曰：

按史氏謂，樵好為(wei) 考證倫(lun) 類之學，成書(shu) 雖多，大抵博而寡要。平生甘恬淡，樂(le) 施與(yu) ，獨切切於(yu) 仕進，識者以是少之。竊詳斯言頗失之誣。故郡人彭韶續修《莆陽誌》，曾著論辨之，大意謂樵博學無前，專(zhuan) 以著述為(wei) 樂(le) ，非求仕者。考其生平舉(ju) 孝廉、遺逸，屢辭不就。應召詣闕，即求還山，故其山林之日最多，而都下之日絕少也。若果急於(yu) 仕進，能若是乎？使樵於(yu) 時位通顯，不及著書(shu) 如今之富，則其心必不能頃刻以自樂(le) ，其肯以此易彼乎？史氏謂：博而寡要，猶為(wei) 責備；若曰切切仕進，豈知樵者乎？續《誌》之言，非私於(yu) 樵而強為(wei) 之詞也，蓋欲暴白其心於(yu) 千載之下雲(yun) 爾。(13)

其文直斥《宋史·鄭樵傳(chuan) 》言鄭樵“失之誣”，其為(wei) 邑先賢辯白之情躍然紙上。

弘治後，對鄭樵事跡作出評述的也是與(yu) 鄭樵同邑的柯維騏。柯維騏(1497-1574)，莆田人，嘉靖二年(1523)登進士第，授南京戶部主事。未赴，即引疾歸。張孚敬用事，創新製，維騏以病滿三年罷免。自是謝賓客，專(zhuan) 心讀書(shu) 、著述、授徒。柯維騏的代表作《宋史新編》即撰於(yu) 此時。此書(shu) 雖然不是方誌，但是作為(wei) 與(yu) 鄭樵同鄉(xiang) 的柯維騏，對於(yu) 這位前輩鄉(xiang) 賢，還是竭盡全力進行表彰。《宋史新編》的《鄭樵傳(chuan) 》，盡管與(yu) 《八閩通誌》類似，基本承襲《宋史·鄭樵傳(chuan) 》的敘述，但稍不同《八閩通誌》簡單刪除貶義(yi) 的文字處理，“稱樵平生甘枯淡，樂(le) 施與(yu) ，論者謂其切切仕進，蓋弗察”，即以“論者謂”直接否定了《宋史》謂鄭樵“獨切切於(yu) 仕進，識者以是少之”的評價(jia) 。此言外之意，顯然也是認為(wei) 那些言辭是對鄭樵的誣陷。(14)

地方史表彰鄉(xiang) 賢之風，從(cong) 明中期一直持續到明末。其中天、崇間，有福州侯官諸生陳鳴鶴撰《東(dong) 越文苑》，“紀閩中文人行實，起唐神龍，迄明萬(wan) 曆，為(wei) 四百十一篇。唐、五代五十人，宋、元三百八十五人，明百有六人”。(15)其中有關(guan) 鄭樵的表述，與(yu) 以往相比較，又有了更明確的辯護內(nei) 容。如《宋史·鄭樵傳(chuan) 》稱“以禦史葉義(yi) 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劄歸抄所著《通誌》”一段，在《東(dong) 越文苑》，則改為(wei) “禦史葉義(yi) 問者害其能，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雲(yun) 。《宋史·鄭樵傳(chuan) 》“書(shu) 成，入為(wei) 樞密院編修官……因求入秘書(shu) 省翻閱書(shu) 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一段，《東(dong) 越文苑》則改為(wei) “書(shu) 成，乃詔拜樵為(wei) 樞密院修纂。樵因伏謝，願得入秘書(shu) 省讀所未見書(shu) 。會(hui) 忌者毀之，事遂寢”。(16)其中，所加雖隻以“害其能”，以及將“坐言者寢其事”，改為(wei) “會(hui) 忌者毀之事遂寢”等語句，但其評價(jia) 的性質立變，不僅(jin) 一改《八閩通誌》大致中性的評判，更修正乃至顛覆了《宋史》中鄭樵的負麵形象。不僅(jin) 如此，《東(dong) 越文苑》對於(yu) 鄭樵形象的描畫甚至超越以往“博學”的評價(jia) ，而冠以“賢士”之名，徑稱“天下莫不以漁仲為(wei) 天下賢士”。(17)“博學”者，單純就學術言，而“賢士”，則為(wei) 人格品質的讚譽，兩(liang) 相比較，與(yu) 《宋史》修纂者對鄭樵的評價(jia) ，其高下自明。

時至明末，因時艱世亂(luan) ，人們(men) 深感於(yu) 王學空疏，狂禪無補於(yu) 世，士人紛紛黜虛趨實，倡導有裨於(yu) 世的實用之學，實學思潮遂因之湧起，於(yu) 是，鄭樵的形象，也隨之跳出狹隘的鄉(xiang) 賢被塗上了實學的色彩。如前麵提到的陳鶴鳴《東(dong) 越文苑》，對鄭樵形象的描畫，就較之以往史著中增加了“樵為(wei) 人恥以雕蟲采譽而善著書(shu) ”的表述，而這“恥以雕蟲采譽”的形象，正是明末實學思潮方熾之時士人的學術取向。

關(guan) 於(yu) 晚明學林湧動的實學思潮對於(yu) 鄭樵形象的接受，表現得最突出者，莫過於(yu) 實學領袖、主編《皇明經世文編》的陳子龍(1608-1647)。陳子龍在給朱健《古今治平略》作序時，力推典章製度於(yu) 經世之要，極言誌書(shu) 難作，稱杜佑、馬端臨(lin) 、鄭樵之流“簡括典故，以事為(wei) 類，以時為(wei) 次，綴而成書(shu) ，頗為(wei) 學者所重”，其中鄭樵尤以實學自重。該序雲(yun) ：

夫史家之長，以書(shu) 誌為(wei) 重，蓋一代之典謨，百王之憲章，鹹於(yu) 條貫焉，非有淹澹沉鬱之才，何以示指掌而昭來祀？博雅若子長，而禮樂(le) 之書(shu) 缺而未舉(ju) ，宏麗(li) 茂實，首推孟堅，然猶雜采孟子之言，沿流向歆之作……良史之才，誠非易也。夫總括者一國，搜獵者數帝，其難猶且若此，況自放勳以至皇朝，紀則累千，代惟百世，包舉(ju) 洪纖，而有倫(lun) 有脊，豈不鴻巨哉？唐宋以來則有杜君卿、馬貴與(yu) 、鄭漁仲之流，簡括典故，以事為(wei) 類，以時為(wei) 次，綴而成書(shu) ，頗為(wei) 學者所重，而漁仲尤自矜許。(18)

陳子龍作此序之時，亦明末社會(hui) 危機日益深化之時，有感“明季士大夫問錢穀不知，問甲兵不知”，(19)朝野士人“徒講文理，不揣時勢”，(20)陳子龍尤看重有補於(yu) 世用的典章製度之學，惟因如此，序中，陳子龍稱讚朱健《古今治平略》有五善：“略於(yu) 浮華，詳於(yu) 典實，緩於(yu) 見薄，急於(yu) 征用，一也；前代之跡簡而該，本朝之事備而切，一也；雜諸家之論而不病，於(yu) 駁抽未發之緒而必源於(yu) 古，一也；文章閎雅足以發抒其意，一也；上下二千餘(yu) 年，典文詳洽而卷帙不多，一也”。認為(wei) “此五善者，皆前人所難兼而來哲所宜用心者也。夫士患不學，學矣而或不能行，此必儒生掌故之流，稽研章句無益治道。”(21)而如此征實有裨益於(yu) 世之書(shu) ，“其曰略者，即漁仲所雲(yun) 條其綱目而名之也，猶之乎書(shu) 也誌也，而見其識大之義(yi) 也”。(22)將朱健《古今治平略》方之鄭樵的《通誌》，可睹明末學者心目接受的鄭樵的形象。

二、漢宋之學的門戶之爭(zheng) 與(yu) 清代學者對鄭樵的接受

鄭樵的學術形象到了清中期，也就是乾隆、嘉慶時期，又開始有了新特點。學者們(men) 所接受的鄭樵，受所崇尚的漢、宋治學不同路數的影響，此時開始呈現出兩(liang) 個(ge) 極端。

早在明清之際，新的學風就已露出端倪，但尚未在社會(hui) 形成氣候。按照皮錫瑞的說法：“國初，漢學方萌芽，皆以宋學為(wei) 根柢，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為(wei) 漢、宋兼采之學”。(23)直至清乾隆初年，雖專(zhuan) 注訓詁考據之風已聞嚆聲，但總體(ti) 取向上，仍基本依循明清之際以來崇經世、求義(yi) 理、重博通、重史料考核的學術舊軌，也就是說當時還未出現漢、宋門戶之爭(zheng) 。這些折射於(yu) 對鄭樵的接受，在大多學者的敘述中，還大都相對正麵。學者言及鄭樵，每每會(hui) 冠上“博洽之儒”“通儒”“良史”“負千載卓識”“燦然成一家之言，厥功偉(wei) 矣”等正麵修辭。例如潘耒(1646-1708)為(wei) 顧炎武《日知錄》所作之序雲(yun) ：“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yu) 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ti) ，曷嚐有空疏無本之學哉？”(24)從(cong) 潘耒這篇《序》可以看到，在清初士人心目中，鄭樵與(yu) 王應麟、魏了翁、馬端臨(lin) 等宋元學者，都是屬於(yu) “博極古今，通達治體(ti) ”的通儒，而顧炎武之《日知錄》，亦“意惟宋元名儒能為(wei) 之”。(25)

與(yu) 潘耒態度相同者，還可舉(ju) 出杭世駿(1695-1773)。杭氏生活之時，仍在清初經世實學轉向乾嘉漢學的過渡階段，故杭氏雖長於(yu) 經史考證，但觀念中尚無甚漢宋門戶，折射於(yu) 對鄭樵的接受，則仍保持清初時的大致正麵形象。今杭氏文集中收有《省試杜氏通典鄭氏通誌馬氏通考總論》一文，其中論及鄭樵《通誌》，雖亦有批評，但仍稱“若其貫串百代，綜核異同，練氏族、校六書(shu) 、正七音，刪列史之荒蕪，成六經之奧論，則自司馬彪、沈約、魏收、於(yu) 誌寧以來一人而已”，指出：“總而論之，佑之識正，樵之學博，端臨(lin) 之所見者大……非《通誌》無以刊隋以上之蕪說累辭……凡此三書(shu) ，鼎撐角立，廢一不可，蓋無待於(yu) 贅述矣”。最終，其文總結曰：“宋人之功慎而密，豈獨鄭、馬雲(yun) 乎哉？金華章俊卿之《山堂考索》，浚儀(yi) 王伯厚之《玉海》，慈溪黃東(dong) 發之《日鈔》，強探而力索，博聞而多識，其於(yu) 學也有可觀焉”。(26)即所接受的鄭樵及宋儒，其形象總體(ti) 仍屬正麵。

據史載，杭氏曾於(yu) 乾隆八年(1743)因對策議及“今上”用人“內(nei) 滿外漢”，觸及到清廷敏感問題，遭革職外放處罰。故此次主考，隻能是在此年之前。又杭氏在有限的宦程中，共任科考官兩(liang) 次：一次是在雍正十年(1732)，以舉(ju) 人充福建同考官；一次是在乾隆四年(1739)二月，任己未科會(hui) 試同考官。也就是說，兩(liang) 次都是在漢宋門戶尚未呈對立之時，其論自然也就與(yu) 後來堅守漢學立場、貶抑宋學的學人有所不同。

關(guan) 於(yu) 乾隆最初幾年的這種學風，還可以舉(ju) 出乾隆二年(1737)主講江寧鍾山書(shu) 院的楊繩武製定的書(shu) 院規約。該規約凡十一條：曰先勵誌，曰先立品，曰慎交遊，曰勤學業(ye) ，曰究經學，曰通史學，曰論古文源流，曰論詩賦派別，曰論製義(yi) 得失，曰戒抄襲倩代，曰戒矜誇忌毀。其中“窮經學”曰：“大抵漢儒之學主訓詁，宋儒之學主義(yi) 理，晉唐以來都承漢學，元明以後尤宗宋學，博綜曆代諸家之說，而以宋程朱諸大儒所嚐治定者折中之，庶不囿乎一隅，亦無疑於(yu) 歧路。”“通史學”曰：“要而論之，文筆之高，莫過於(yu) 《史》《漢》，學問之博，莫過於(yu) 鄭漁仲、馬貴與(yu) ，而褒貶是非之正，莫過於(yu) 朱子《綱目》。師子長、孟堅之筆，綜漁仲、貴與(yu) 之學，而折衷於(yu) 朱子之論，則史家才學識三長無以複易矣。”(27)

從(cong) 上述杭世駿、楊繩武的基本態度看，可知清初人對鄭樵及宋儒的基本認識，應一直要沿續到乾隆初年。那時，雖士人因遭“夷”變“夏”的“夷夏”情結已日漸消磨，但漢宋學術門戶間的芥蒂卻還沒有明朗，反映在治學上，士人大都還是依循“兼采”的舊途，例如姚際恒(1647—約1715)《詩經通論自序》在論及《詩序》即稱：“予謂漢人之失在於(yu) 固，宋人之失在於(yu) 妄”。即漢儒、宋儒各有其弊。然而，“乾隆以後，許、鄭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尟，說經者皆主實證，不空談義(yi) 理，是為(wei) 專(zhuan) 門漢學”。(28)隨著專(zhuan) 主訓詁考據的漢學風盛，漢、宋門戶漸深，遂漸漸影響到對於(yu) 鄭樵的接受。

關(guan) 於(yu) 清乾嘉漢學極盛之時，因漢、宋治學理念而構成的門戶畛域，今天已難理解，但當時的事實確實如此。對於(yu) 當時的學者來說，一涉及到學術，往往隨便就引出了漢宋之間，性命義(yi) 理與(yu) 學術取向不同的問題，其積習(xi) 之深，不僅(jin) 惠棟(1697-1758)、戴震(1724-1777)、王鳴盛(1722-1797)、錢大昕(1728-1804)等考據名家如此，即使是一般士子的言談，亦在不經意間有所流露。例如，淩廷堪(1755-1809)在給謝啟昆(1737-1802)一本與(yu) 漢宋之學毫無關(guan) 係的《西魏書(shu) 》所作序即說：“夫班、馬以降，紀載迭興(xing) ；自宋逮元，史法漸失。主文辭者其弊或至於(yu) 空疏，寄褒貶者厥咎遂鄰於(yu) 僭妄，雖家自謂繼龍門之軌，人自謂續麟經之筆，然求諸體(ti) 例，尋其端委，罕有當焉”。(29)隨口就牽引出漢宋門戶的問題，並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的學術立場是在漢學一邊，而對宋儒之學則深不以為(wei) 然。

受宋漢門戶影響，盡管在治學路數上，鄭樵與(yu) 專(zhuan) 主性命義(yi) 理的宋儒並不盡同，但仍殃及到學人對他的接受。例如以考據見長，被後世稱為(wei) 有清“一代儒宗”的錢大昕，就不時在批評鄭樵之時，連及對宋儒的批評。在一封給王鳴盛的書(shu) 信中，其所談回應的，本是王氏說他的一些研究於(yu) 顧炎武、朱彝尊、胡渭、何焯等人的學術觀點“間有駁正，恐觀者以試訶前哲為(wei) 咎”的問題，但錢大昕對這問題的回複，則於(yu) 數語之後，竟筆鋒一轉，徑直指向宋儒，曰絕“不可效宋儒所雲(yun) ‘一有差失，則餘(yu) 無足觀’耳”，進而又於(yu) 文尾再次一轉筆鋒，指向鄭樵曰：治學最忌者，乃“古人本不誤，而吾從(cong) 而誤駁之，此則無損於(yu) 古人，而適以成吾之妄。王介甫、鄭漁仲輩皆坐此病，而後來宜引以為(wei) 戒者也”。(30)在錢大昕看來，鄭樵所代表的就是宋儒的學風，其學術表現為(wei) “好異而無識”。(31)而在對鄭樵與(yu) 宋儒的接受上，同為(wei) 考據巨匠的王鳴盛，與(yu) 錢大昕亦可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皆站在漢學立場批評鄭樵。例，其《蛾術編》卷五十七《說人》七“沈田子(沈)林子傳(chuan) ”條有：“杭州盧紹弓來劄，雲(yun) 《通誌》采《南史》有《沈田子林子傳(chuan) 》，今《南史》無之，竊疑無此事，殆必(沈)約《(宋書(shu) )傳(chuan) 》所附耳，予深惡鄭樵之妄，於(yu) 《通誌》屏而不觀，未知果若何”雲(yun) 。(32)總之，在乾嘉時期堅守漢學門戶的學者看來，雖“杜佑《通典》馬端臨(lin) 《通考》鄭樵《通誌》三書(shu) 皆史誌之總匯也”，但相較而言，“惟鄭樵學識淺陋頗多紕繆”。(33)

關(guan) 於(yu) 漢宋門戶於(yu) 所接受之鄭樵的影響，表現直接者，莫過於(yu) 揭起皖派漢學旗幟的戴震與(yu) 史家章學誠。據章學誠自述，乾隆三十八年(1773)，章學誠以後學再次往謁時號稱漢學祭酒的戴震。這次章、戴會(hui) 麵，所討論問題的中心，正是鄭樵的《通誌》。對此，章學誠後來回憶說：“癸巳在杭州，聞戴徵君震與(yu) 吳處士穎芳談次，痛詆鄭君《通誌》其言絕可怪笑，以為(wei) 不足深辨，置弗論也”。(34)至於(yu) 戴震如何痛詆鄭樵學術，章學誠並沒有具體(ti) 記載，但戴震於(yu) 鄭樵學問一貫不以為(wei) 然確是事實，因為(wei) 戴氏曾在其《續天文略》中訕笑鄭樵曰：“蓋天文一事，樵所不知，而欲成全書(shu) ，固不可闕而不載，是以徒襲舊史，未能擇之精語之詳也”。(35)此外，章學誠的回憶還談到他對戴震詆毀鄭樵的觀點“頗有訾警”，並“因假某君敘說，辨明著述源流，自謂習(xi) 俗浮議，頗有摧陷廓清之功”。(36)這裏章學誠是怎麽(me) 為(wei) 鄭樵辯護的，該文並沒有詳敘，但他的基本意見，大致還是可以在《文史通義(yi) ·申鄭》中一窺，《申鄭》篇雲(yun) ：

子長、孟堅氏不作，而專(zhuan) 門之史學衰……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yu) 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為(wei) 文，考據為(wei) 學也。於(yu) 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ce) ，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wei) 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群言，為(wei) 史學要刪，而徒摘其援據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古人複起，奚足當吹劍之一吷乎？……夫鄭氏所振在鴻綱，而末學吹求，則在小節。是何異譏韓、彭名將，不能鄒、魯趨蹌；繩伏、孔巨儒，不善作雕蟲篆刻耶？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誌乎求義(yi) ，而綴學之徒，囂然起而爭(zheng) 之……鄭君區區一身，僻處寒陋，獨犯馬、班以來所不敢為(wei) 者而為(wei) 之，立論高遠，實不副名；又不幸而與(yu) 馬端臨(lin) 之《文獻通考》並稱於(yu) 時，而《通考》之疏陋，轉不如是之甚。末學膚受，本無定識，從(cong) 而抑楊其間，妄相擬議，遂與(yu) 比類纂輯之業(ye) ，同年而語，而衡短論長，岑樓寸木且有不敵之勢焉，豈不誣哉!(37)

這裏，章學誠稱：“鄭樵生千載後，慨然有見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以詞采為(wei) 文，考據為(wei) 學也”，其中亟言鄭樵學術之長，而不以所謂漢學的追求為(wei) 意。章氏為(wei) 鄭樵辯護的類似言論，亦在《答客問》《釋通》諸篇中尋得蹤跡。如《釋通》即說：“若鄭氏《通誌》，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世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無殊舊錄。”(38)其對鄭樵的推崇不可謂不高。

戴、章二氏在鄭樵的接受上之所以枘鑿，根本在於(yu) 對漢宋治學路徑的認同不同。戴震如前揭，乃是張大漢學者，而章氏則力倡獨斷義(yi) 理之學，自詡是宋明浙東(dong) 學術傳(chuan) 人，曾作《朱陸》合“道問學”與(yu) “尊德性”兩(liang) 途，而為(wei) 宋明之學辯護。(39)稱自己：“至論學問文章，與(yu) 一時通人全不相合。蓋時人以補苴襞績見長，考訂名物為(wei) 務，小學音畫為(wei) 名；吾於(yu) 數者皆非所長，而甚知愛重。谘於(yu) 善者而取法之，不強其所不能，必欲自為(wei) 著述以趨時尚，此吾善於(yu) 自度也……吾之所為(wei) ，則舉(ju) 世所不為(wei) 者也。”(40)雖未見自稱“宋學”“理學”，但不屑那些標榜“漢學”、專(zhuan) 以訓詁考據為(wei) 能事的學者的態度則是顯然。

清代中期因漢宋門戶，抨擊宋儒而連及批評鄭樵的情況，應該相當普遍。即使是一般的學者，也往往於(yu) 提及鄭樵之時，牽連出漢宋學的問題。例如惲敬(1757-1817)就在與(yu) 朋友的書(shu) 信中批評鄭樵“《通誌》敘次《小戴記》，斥之曰身為(wei) 贓吏，子為(wei) 賊徒，而引《漢書(shu) ·何武傳(chuan) 》為(wei) 證”，並力辨其非，稱：“武非縱盜，則九江之子非盜黨(dang) 也，此蓋漢法連坐，其子之賓客為(wei) 群盜，故子係廬江，緣漢人市好客名，多通輕俠(xia) 耳。漁仲斥之曰賊徒，如斥九江受贓失事實矣，可哂也!”而接下來卻將筆鋒一轉，將矛頭直指宋儒曰：“北宋以後，儒者喜刻深，而讀書(shu) 又不循始終，即妄為(wei) 新論，專(zhuan) 以決(jue) 剔前人瑕累為(wei) 快……如後此有數十年暇日，當遇事爲古人分疏，勿使漁仲諸人陷溺昔儒，詿誤後學也”。(41)將鄭樵的形象與(yu) 對宋儒宋學的認知疊加到了一起。又如紀昀所撰《四庫全書(shu) 總目》的《通誌》提要，也是在曆數《通誌》種種編纂不當後，評之曰：“蓋宋人以義(yi) 理相高，於(yu) 考證之學罕能留意。樵恃其該洽，睥睨一世，諒無人起而難之，故高視闊步，不複詳檢，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後人多所譏彈也”。(42)同樣是將鄭樵的學術認知，扯上漢宋學的門戶。

除一般性學術問題外，由於(yu) 清中期興(xing) 盛的考據主要圍繞著經學展開，所以在對鄭樵的學術問題中，值得專(zhuan) 門提出的，是有關(guan) 《毛詩序》的問題。

《毛詩序》又簡稱《詩序》，關(guan) 於(yu) 它的作者及內(nei) 容，自漢晉以來一直有所爭(zheng) 議，到了宋代，在疑古思潮的影響下，反《詩序》的聲音越來越大，北宋時還是懷疑，到了南宋竟直接被一些學者所拋棄。在這中間，鄭樵的《詩辨妄》對《詩序》的詰難影響最大。此後，其觀點先後受到程大昌、王柏、王質及朱熹等學者的接受與(yu) 發揮。尤其是朱熹所作《詩序辨說》，因附在被統治者用來作取士標準的《詩集傳(chuan) 》之後，社會(hui) 影響極大。然而到了清代，隨著標榜漢學反對宋學之風起，一股非難鄭樵、朱熹之說，回複到毛、鄭《傳(chuan) 》《箋》之舊的思潮興(xing) 起，於(yu) 是，有關(guan) 《詩序》的辯論也就成了評價(jia) 鄭樵的一個(ge) 熱點。如紀昀《四庫全書(shu) 總目》卷四十鄭樵《爾雅注》提要曰：“南宋諸儒，大抵崇義(yi) 理而疏考證，故樵以博洽徼睨一時，遂至肆作聰明詆諆毛、鄭，其《詩辨妄》一書(shu) ，開數百年杜撰說經之捷徑，為(wei) 通儒之所深非。”(42)乾隆間進士範家相，也是站在漢學立場，指斥鄭樵等宋人《詩》學研究之弊雲(yun) ：“鄭漁仲譏漢人講《詩》，專(zhuan) 以義(yi) 理相傳(chuan) ，而《詩》之本以失。予謂宋儒傳(chuan) 經，專(zhuan) 以義(yi) 理上薄漢唐。樵正如是而反貶漢人，何耶？漢之傳(chuan) 箋訓故，誠不免於(yu) 穿鑿，然尚不以空言相臆度而失《詩》之本也，以義(yi) 理空為(wei) 臆度，則考據失而詩之本益離”。(44)

此外，除學術立場與(yu) 對鄭樵接受的複雜性外，我們(men) 也注意到了鄭樵接受史中的曆史因素。由於(yu) 義(yi) 理闡發與(yu) 經義(yi) 文字的訓詁考據本是密切聯係的兩(liang) 麵，而人作為(wei) 追求意義(yi) 的動物，單純的訓詁考據並不能滿足人們(men) 對追求義(yi) 理的心理訴求，惟因如此，即使是在考據最盛之時，一些有思想的考據大家，如戴震等，仍難掩其內(nei) 在的對於(yu) 義(yi) 理追求的衝(chong) 動。於(yu) 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嘉慶後期，一些學者的治學，逐漸開始出現不拘漢宋門戶的取向，其中最能體(ti) 現時代學術變化的代表，莫過於(yu) 提出“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yi) 實之”觀點的阮元(1764-1849)。阮元認為(wei) ：“兩(liang) 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yu) 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消。”(45)其時，阮氏以朝廷大員兼學林領袖而倡言漢宋兼綜，學界風氣亦隨之丕變。(46)於(yu) 是於(yu) 鄭樵的接受，也就有了新的取向。例如其時的目錄學家，曾就學阮元，入詁經精舍參與(yu) 修輯《經籍籑詁》的周中孚(1768-1831)，即有“就唐以前言之，若必欲合數代為(wei) 史，方成著作，然則亦當棄‘十七史’，而獨尊鄭樵《通誌》矣”之說。(47)

當然，當揭示漢宋門戶與(yu) 對鄭樵的接受之聯係時，我們(men) 也注意到，即使是考據之風最盛、漢宋門戶最被強調的乾嘉時期，亦有一些學者在接受鄭樵之時，並沒有像那些執著“漢學”尺度的學者那樣，將對鄭樵的評價(jia) 牽強地與(yu) “宋學”相係，而是采取一種調和、折衷的立場認識和評述鄭樵。如乾隆年間的金石考據大家王昶(1725-1806)，其《示長沙弟子唐業(ye) 敬》，不僅(jin) 在經學研究上肯定宋明學者的價(jia) 值，亦於(yu) 史學稱：“杜佑《通典》鄭樵《通誌》馬端臨(lin) 《通考》王圻《續通考》，此匯史誌而成者，千古天文、地理，以及民生國計，因革利弊，皆在於(yu) 是，不讀此不足成經世大儒”。(48)至於(yu) 一些不以考據相高的文士，對鄭樵的接受，則從(cong) 言論中也看不出什麽(me) 漢宋門戶之爭(zheng) 的影響，如戲曲家李調元(1734-1803)，言及鄭樵，甚至將之與(yu) 程朱並稱曰：“莆田鄭樵在漁仲為(wei) 宋名儒，其著作與(yu) 程朱諸人相輝映”。(49)

三、清廷建構的鄭樵形象與(yu) 地方視域中的鄭樵

言及清中期這種不拘漢宋門戶的接受鄭樵的學術取向，還有一個(ge) 不能不提的方麵，這就是清朝廷。作為(wei) 掌握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清廷，對於(yu) 社會(hui) 的導向，其影響還是很明顯的。

清廷接受鄭樵的形象，明顯塗有試圖超越漢、宋學門戶的官方色彩。從(cong) 明朝末年開始，國家的意識形態，實際麵臨(lin) 著兩(liang) 層重建：一方麵，是麵臨(lin) 著如何重建因王陽明及其後學的衝(chong) 擊而瓦解的意識形態——程朱理學，改變士人追求思想多元化的趨勢；一方麵，又必須回應極端的王學流行而導致的社會(hui) 反智傾(qing) 向，回應明末出現的反反智主義(yi) 的實學思潮。這兩(liang) 個(ge) 方麵，也是與(yu) 清廷“以夷入夏”後，如何獲取認同及合法性這個(ge) 重大問題有聯係的問題。深思熟慮的結果，就是超然於(yu) 學術門戶的漢宋之爭(zheng) ，在以各種方式強化理學意識形態統治地位，宣稱“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學也”(50)的同時，亦對明末以來士人對於(yu) 知識追求而發展起來的經典考據不置可否，甚至自己亦以博學自炫，以編纂各種大型史著以及類書(shu) 、叢(cong) 書(shu) 等，達到強化其中華文脈承繼者的地位。以這樣的姿態所接受的鄭樵，自然會(hui) 不同於(yu) 那些堅守漢宋門戶的學者。關(guan) 於(yu) 清廷接受的鄭樵的形象，最直接的體(ti) 現是《通誌》的校勘出版。

據《國朝宮史》記載：乾隆十二年(1747)，在完成校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後，乾隆帝又“命經史館諸臣校刊”《通典》《通誌》《文獻通考》。認為(wei) “汲古者並稱‘三通’，該學博聞之士所必資”。(51)其中具體(ti) 到鄭樵《通誌》，乾隆不僅(jin) 在重刻《通典》序中有過比較，認為(wei) 鄭樵學術的特點，是“主於(yu) 考訂，故旁及細微”外，更在重刻《通誌》序中說：“宋鄭樵氏以閎通之學，思欲極古今之變，會(hui) 通於(yu) 一”。其“所撰二十略者，包羅天人，錯綜政典，該括名物，上下數千年，首尾相屬，用功亦良勤矣”。與(yu) 此同時，乾隆帝亦指出鄭樵學術的不足，認為(wei) “不能為(wei) 之諱”，最後議論曰：“夫博物洽聞之士，殫畢生之精力，從(cong) 容幾研，囊括貫串，勒為(wei) 成書(shu) ，宜其援據精而條理密，顧紀事纂言，尚不免於(yu) 紕繆，若此豈非所謂多而不能無失者歟？而況設局分曹，成於(yu) 眾(zhong) 手，動淹歲序，舉(ju) 後忘前，亥豕魯魚，觸目而是，任操觚者其可不知所懼也乎？”(52)即將鄭樵《通誌》的疏漏，歸之於(yu) 著述之難。

乾隆帝這種以統治者立場超越漢宋門戶的對鄭樵的評議，也為(wei) 官方接受的鄭樵的基本形象定下了調子，決(jue) 定了一般官方對鄭樵的解讀，不管具體(ti) 著作的撰述者之學術傾(qing) 向的是漢、宋哪家立場。例如，曾任《四庫全書(shu) 》總纂修官的紀昀曉嵐，雖所學本在宗漢儒，長考證。但於(yu) 官修《四庫全書(shu) 總目》《通誌》提要，盡管曆數《通誌》諸略編纂不當和抄襲疏略，極言：“蓋宋人以義(yi) 理相高，於(yu) 考證之學，罕能留意。樵恃其該洽，睥睨一世，諒無人起而難之，故高視闊步，不複詳檢，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後人多所譏彈也”。但於(yu) 最後，仍不得不依照乾隆帝定下的調門稱：“通史之例，肇於(yu) 司馬遷……其例綜括千古歸一家言。非學問足以該通，文章足以容鑄，則難以成書(shu) ……故後有作者，率莫敢措意於(yu) 斯。樵負其淹博，乃綱羅舊籍，參以新意，撰為(wei) 是編”。稱鄭樵“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議論亦多警辟。雖純駁互見，而瑕不掩瑜，究非遊談無根者可及”雲(yun) 。(53)完全是按照乾隆帝的口吻，將鄭樵的疏漏歸因於(yu) 著述之難。

以乾隆帝為(wei) 代表的清廷接受的鄭樵的學術形象，除代表朝廷立場的官修史書(shu) 外，也直接決(jue) 定清廷了科舉(ju) 取士的標準答案。這裏可以舉(ju) 出吳省欽(1729-1803)的乾隆三十五年(1770)廣西鄉(xiang) 試的策問為(wei) 例。該策問第二問史學曰：

問自古載籍極博，諸史而外，足以備曆朝之掌故，括百氏之源流，大而製度典章，細而名物、象數，綜甄畢具者，大要莫如《三通》。名為(wei) “通”何與(yu) ？……斯三者增損因革分門果何似與(yu) ？……我皇上右文稽古，嘉惠士林，特命詞臣校正《三通》，並續成《通考》。近複勅《通典》《通誌》一體(ti) 開館續修，甚盛典也。諸生涵泳聖涯，他日皆有珥筆編摩之任，其以素所研辨者，剖析言之毋隱。(54)

如果說，上述這些相對正麵的鄭樵形象，還是朝廷官方給與(yu) 的，對於(yu) 一些人來說，可能多少有些不那麽(me) 情願，如崇奉漢學的紀昀。但是，在鄭樵家鄉(xiang) 的士人那裏，其所接受的鄭樵，就完全是另一番麵目了。這裏且不說地方史敘述中的鄭樵形象，僅(jin) 就一般士人的認識而言試舉(ju) 幾個(ge) 例子。

其例一：約乾隆十五年年前後仍在世的福建閩縣人郭起元，有《介石集》傳(chuan) 世，其中有《莆中使院徐星友約同訪夾漈草堂不果悵然有作》一詩曰：“曩哲垂緒言，由博斯返約；目不窮萬(wan) 卷，奚稱道問學？莆中鄭漁仲，古今羅槖籥；緝成通典書(shu) ，儒者資考索；挽近學術陋，見聞日淺薄……此地夾漈鄉(xiang) ，瓣香欣有托……”(55)

其例二：有福建侯官人陳壽祺(1771-1834)，雖曾師事阮元，且與(yu) 錢大昕、段玉裁等樸學大師往來，治經一取漢學之徑，然言及鄉(xiang) 賢，亦改口吻曰：“吾鄉(xiang) 自宋以來，學者奉朱子為(wei) 大師，百世無異議。如吳才老之於(yu) 《尚書(shu) 》，陳用之、晉之之於(yu) 《禮》《樂(le) 》，黃文肅、敖君善之於(yu) 《儀(yi) 禮》，蘇魏公之於(yu) 律算，鄭漁仲之於(yu) 《通誌》，陳季立之於(yu) 《詩》音，黃漳浦、何元子之於(yu) 古《易》，皆淵綜閎眇，負千載卓絶之識”。(56)

鄭樵接受者的地方主義(yi) 立場，亦影響到曾在福建地方任官的官員。例如彭蘊章(1792-1862)，其籍雖是江蘇長洲，但因曾任福建學政，故論及學術，也說“閩故多理學經術之士，晦翁、漁仲、高翥，千秋漳浦、安溪，羽儀(yi) 近代，宜其操行卓絕，表峻節於(yu) 崇山，汲古淵深，挹洪波於(yu) 滄海。乃邇日士林漸少根柢，以予按試所至，詞賦不乏可觀，而說經之士寥寥焉。至於(yu) 勵儒行，矜名節，嗣先賢之芳躅，矯末俗之澆風者，猶時或遇之，以此歎前賢之流澤長也”。(57)可見地域在人物品評中的間接影響，對於(yu) 鄭樵的接受與(yu) 形象塑造，同樣是不可忽視的一個(ge) 方麵。這也是我們(men) 分析鄭樵學術接受史需要注意的一個(ge) 方麵。

注釋：
 
①顧頡剛：《鄭樵傳》，《國學季刊》第1卷第2期，第309頁。
 
②(元)歐陽玄：《歐陽玄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585頁。
 
③(元)梁益：《詩傳旁通》卷十五，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89頁。
 
④⑤(元)梁益：《詩傳旁通》卷十三，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84，263頁。
 
⑥(明)宋濂：《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1頁。
 
⑦《四庫總目提要》卷七十，史部地理類八“雜記之屬”，《江漢叢談》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626-627頁。
 
⑧《遊洋誌》撰於明正統十三年(1448)裁撤興化縣不久，原僅有殘缺抄本，並未雕校印行。1936年，遊洋人張國樞據家藏抄本補綴付梓，改稱《福建興化縣誌》。1999年，地方誌編委會又以《遊洋誌》之名作為內部圖書非正式出版了蔡金耀校訂本。
 
⑨(明)周華：《遊洋誌》，蔡金耀點校、莆田地方誌編委會1999年內部出版本，第77頁。
 
⑩(明)黃仲昭：《八閩通誌》卷71《鄭樵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5頁。
 
(11)《宋史》卷436《鄭樵傳》：“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遊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為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秘府。樵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曆代為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以禦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劄歸抄所著《通誌》。書成，入為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請修金正隆官製，比附中國秩序，因求入祕書省繙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金人之犯邊也，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誌》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學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同郡林霆，字時隱，擢政和進士第，博學深象數，與樵為金石交。林光朝嚐師事之。”
 
(12)在此之前所修相關誌書，可參見《重刊興化府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蔡金耀點校前言。
 
(13)(明)周瑛、黃仲昭：《重刊興化府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27頁。
 
(14)(明)柯維騏：《宋史新編》卷一六六，明嘉靖四十三年杜晴江刻本。
 
(15)《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二“傳記類存目四”《東越文苑》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562頁。
 
(16)(17)(明)陳鳴鶴：《東越文苑》卷三，《中國古代地方人物傳記匯編》第81冊福建卷一，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影印版，第79-80、79-80頁。
 
(18)(21)(22)(明)陳子龍：《陳子龍全集》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2-1113、1112-1113、1113頁。
 
(19)《明史》卷二五二《楊昌嗣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6525頁。
 
(20)(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五“明末書生誤國”條，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806頁
 
(23)(28)(清)皮錫瑞：《經學曆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41、341頁。
 
(24)(25)(清)潘耒：《日知錄序》，《日知錄》卷首，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頁。
 
(26)(清)杭世駿：《杭世駿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二冊，第326-328頁。關於杭氏第一次充福建同考官之事，杭氏《榕城詩話序》“壬子之歲，餘以試舉人入閩”句可證(見前引《杭世駿集》第1321頁)。第二次任己未科會試同考官事，參見嘉慶四年刻本《清秘述聞》卷十五。
 
(27)(清)楊繩武：《鍾山書院規約》，《昭代叢書》辛集別編之卷十六，世善堂藏版。
 
(29)(清)淩廷堪：《校禮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347頁。
 
(30)(清)錢大昕：《潛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36頁。
 
(31)(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餘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331頁。
 
(32)(清)王鳴盛：《蛾術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第853頁。
 
(33)(清)洪頤煊：《筠軒文鈔》卷二，民國二十三年邃雅齋叢書本。
 
(34)(36)(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五《答客問上》，葉瑛《文史通義校注》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63-464、470頁。
 
(35)(清)戴震：《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版，第四冊，第34頁。
 
(37)(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五《申鄭》，葉瑛《文史通義校注》本，第463-464頁。按民國嘉業堂《章氏遺書》本較此本於“不善作雕蟲篆刻耶”與“夫史遷絕學”之間，多“某君治是書也，援據不可謂不精，考求不可謂不當，以此羽翼《通誌》，為鄭氏功臣可也。敘例文中，反唇相譏，攻擊作者，不遺餘力，則未悉古人著述之義，而不能不牽於習俗猥瑣之見者也”70餘字。
 
(38)(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四”《釋通》，葉瑛《文史通義校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76頁。
 
(39)《朱陸》：“治學分而師儒尊知以行聞，自非夫子，其勢不能不分也。高明沉潛之殊致，譬則寒暑晝夜，知其意者，交相為功，不知其意，交相為厲也。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末流無識，爭相詬詈，與夫勉為解紛，調停兩可，皆多事也。然謂朱子偏於道問學，故為陸氏之學者，攻朱氏之近於支離；謂陸氏之偏於尊德性，故為朱氏之學者，攻陸氏之流於虛無；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陸、王，必且博學多聞，通經服古，若西山、鶴山、東發、伯厚諸公之勤業，然後充其所見，當以空言德性為虛無也。今攻陸王之學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無稽之學究，則其所攻，與其所業相反也。問其何為不學問，則曰支離也。詰其何為守專陋，則曰性命也。是攻陸、王者，未嚐得朱之近似，即偽陸、王以攻真陸、王也，是亦可謂不自度矣。”又按：關於戴震與章學誠二人之間學術觀點分歧的公案，詳參(美)餘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而此書在國內亦曾出版有多個版本。
 
(40)(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二》，民國嘉業堂《章氏遺書》本。
 
(41)(清)惲敬：《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二《與宋於廷書》，四部叢刊景清同治本。按：淩揚藻(1760-1845)《蠡勺編》卷二十一有“《通誌》”一條，亦全錄此文。
 
(42)《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鄭樵《通誌》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448-449頁。
 
(43)《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鄭樵《爾雅注》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39頁。
 
(44)(清)範家相：《詩瀋》卷二“集傳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90年影印版，第88冊第614頁。
 
(45)(清)阮元：《研經室一集》卷二《擬國史儒林傳序》，中華書局1993年版，上冊，第151頁。
 
(46)(民國)徐世昌《清儒學案·心巢學案》有總結清代學術語，稱：“道、鹹以來，儒者多知義理、考據二者不可偏廢，於是兼綜漢學者不乏其人”。(見中國書店影印本《清儒學案》冊4第336頁。)。按時持此說者頗多，如平湖朱壬林(1780-1859)即雲：“漢學、宋學，不宜偏重，學以窮經求道，一而已矣，本無所謂漢宋之分。”(《小雲廬晚學文稿》卷二《與顧訪溪徵君書》)；安徽胡承珙(1776-1832)亦有“治經無訓詁、義理之界，為學欲無漢宋之分”說(《永是堂詩文集》卷四)。
 
(47)(清)周中孚：《鄭堂劄記》卷三，清光緒刻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本。
 
(48)(清)王昶：《春融堂集》卷六十八，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9頁。
 
(49)(清)李調元：《童山集》文集卷十三“鄭夾漈遺集跋”，清乾隆刻函海道光五年增修本。
 
(50)(朝)樸趾源：《熱河日紀》卷四《審勢篇》，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頁。
 
(51)(52)(清)鄂爾泰、張廷玉等：《國朝宮史》卷三十五，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71、672-673頁。
 
(53)《四庫全書總目》卷50鄭樵《通誌》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449頁。紀昀這種接受鄭樵的取向，也是迎合清廷統治者超然漢宋門戶的意識形態要求，例如《四庫全書》經部總敘在評議漢宋學術時說：“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內心雖傾向漢學，但在官修書籍時卻顯出蛇鼠兩端、閃爍其辭的表述。
 
(54)(清)吳省欽《白華前稿》卷二十，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匯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71冊387頁。
 
(55)(清)郭起元：《介石堂集》詩集卷七《莆中使院徐星友約同訪夾漈草堂不果悵然有作》，清乾隆刻本。
 
(56)(清)陳壽祺：《左海文集》卷九《鄉貢士·海何君墓誌銘》清刻本。
 
(57)(清)彭蘊章：《歸樸龕叢稿》卷六《虛穀文集序》，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匯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57冊6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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