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來】人文精神與獨立、自由之思想

欄目:思想評論
發布時間:2019-12-20 08:59:25
標簽:大學精神
陳來

作者簡介:陳來,男,西元一九五二年生於(yu) 北京,祖籍浙江溫州。一九七六年中南礦冶學院(現名中南大學)地質係本科畢業(ye) 。一九八一年北京大學哲學係研究生畢業(ye) ,哲學碩士。一九八五年北京大學哲學係博士研究生畢業(ye) ,哲學博士。一九八六年任北京大學哲學係副教授,一九九〇年任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現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哲學係教授,北京大學哲學係博士生導師,全國中國哲學史學會(hui) 會(hui) 長,中央文史館館員、國務院參事。著有《朱熹哲學研究》《宋明理學》《古代宗教與(yu) 倫(lun) 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現代儒家哲學研究》《孔夫子與(yu) 現代世界》《近世東(dong) 亞(ya) 儒學研究》《仁學本體(ti) 論》《中華文明的核心價(jia) 值》《儒學美德論》《儒家文化與(yu) 民族複興(xing) 》等。

人文精神與(yu) 獨立、自由之思想
作者:陳來
來源:《守望傳(chuan) 統的價(jia) 值:陳來二十年訪談錄》中華書(shu) 局2018年版


  人文精神包含甚廣,我今天想強調的一個(ge) 方麵是,“人文精神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下分三層來說明。  

  1、陳寅恪《王國維碑銘》說:“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wan) 祀,與(yu) 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這是大家都熟知的。碑文的銘詞一開始就說,“士之讀書(shu) 治學”,這就開宗明義(yi) 地指明,碑銘通篇的思想是針對“讀書(shu) 治學”而言的。“士”在這裏即指大學師生。而全篇的思想,就是強調,大學師生在學習(xi) 和研究上,要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並認為(wei) 這種精神、思想具有永恒的價(jia) 值。可見,碑銘文中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陳寅恪提出的一種大學的學術精神,而不是指社會(hui) 的、政治的或其他的追求。我們(men) 今天在大學討論人文精神,我以為(wei) 首先要肯定人文精神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陳寅恪所說的獨立自由是對於(yu) “俗諦”而言,“俗諦”即世俗的、既有的、流行的成見,這些在碑文作者看來,是妨礙真理的探求的,而大學師生的天職就是自由探求和發揚真理。在作者看來,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需要一種意誌,這種持守獨立自由的意誌,對於(yu) 尋求真理、發揚真理是最重要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說:“任何的科學批評的意見我都是歡迎的。而對於(yu) 我從(cong) 來不讓步的所謂輿論的偏見,我仍然遵守偉(wei) 大的佛羅倫(lun) 薩詩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讓人們(men) 去說罷!”陳寅恪所說的“俗諦”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輿論的偏見”。馬克思所強調的,正是一種學術研究上的獨立精神和意誌。

  50年代陳寅恪自己對他的王國維紀念碑文作了清楚的、明確的說明:“我認為(wei) 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亦即,他在碑文中所說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是指“研究學術”而言。他認為(wei) “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他的這些主張是用來昭示“研究學問的人”。可見陳寅恪這裏所說的獨立自由不是就社會(hui) 、政治而言,乃是強調學術研究的獨立自主,其所主張的是學術的獨立和自由。“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是就學者的學術精神而言。因此,我們(men) 今天重溫這個(ge) 碑文的核心命題,可以忽略其特殊的語境和具體(ti) 的背景,而提煉、抓住其具有普遍意義(yi) 的大學的學術精神,加以詮釋和發揚。事實上,不僅(jin) 在清華早期提出了這樣的大學精神,北大亦然。蔡元培先生五四時期為(wei) 北大奠定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精神,今天仍然是北大推崇的大學精神與(yu) 學術傳(chuan) 統。

  另外,把大學作為(wei) 自由思想的園地,把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作為(wei) 大學精神,近年來也漸漸成為(wei) 社會(hui) 文化的共識,如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張傑在2011級新生開學典禮的講話中指出:“大學所具有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確保大學的教師和學生能夠潛心地研究高深學問、不斷地追求和認識客觀真理,並在這個(ge) 基礎上傳(chuan) 承和創新文化,這正是大學的生機和活力所在。”

  獨立自由也是馬克思終生堅持的價(jia) 值。陳寅恪所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與(yu) 馬克思主張的“自由個(ge) 性”“自由發展”“從(cong) 宗教解放出來的自由”是相通的。就連與(yu) 蔡元培、陳寅恪同時的非馬克思主義(yi) 者胡適也說過:“這種人根本就不懂得維多利亞(ya) 時代是多麽(me) 光華燦爛的一個(ge) 偉(wei) 大時代。馬克斯(馬克思)、恩格爾(恩格斯),都生死在這個(ge) 時代裏,都是這個(ge) 時代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產(chan) 兒(er) 。他們(men) 都是終身為(wei) 自由奮鬥的人。”(《個(ge) 人自由與(yu) 社會(hui) 進步——再談五四運動》)即使在當代政治層麵,我們(men) 也必須承認自由是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的內(nei) 涵之一。   

  2、一般大眾(zhong) 對人文學的認識受到市場資本主義(yi) 環境下市場功利主義(yi) 的價(jia) 值觀的影響,這正是人文精神所反對的。就當代的狀況而言,中國大學的問題來自“內(nei) 在的缺陷”,即管理製度的缺陷。中國大學的人文學問題,其根源是“技術理性和官僚係統的雙重宰製”。目前的大學文科,評價(jia) 體(ti) 係高度量化,研究成果空洞化,研究成果不論學科一律推崇以英文發表,這些管理措施嚴(yan) 重阻礙了人文學科的有質量的發展,構成了人文學發展的重要障礙。海德格爾批判技術理性對生活世界的宰製,我們(men) 目前的數量指標的評價(jia) 體(ti) 係,就是技術理性的宰製;同時教育行政機關(guan) 權力集中,以這種評價(jia) 體(ti) 係作為(wei) 指揮棒,大學無力抵製,任其指揮。長此下去,人文學將越來越缺乏生命力。大學人文精神必須追求獨立於(yu) 技術理性和官僚權力的自由。蔡元培1919年提出的大學應獨立於(yu) 教育管理部門的官僚體(ti) 製的思想,今天也仍然有其價(jia) 值。

  人文學科的功能可以分為(wei) 三個(ge) 方麵,曆史、社會(hui) 和個(ge) 人。就曆史的方麵而言,人文學科的功能是促進人類思想、文化、曆史經驗的承續,實現文明和知識的傳(chuan) 延;就社會(hui) 的方麵而言,人文學科的功能是發展和培養(yang) 學生社會(hui) 曆史的理解能力、倫(lun) 理分析的能力,以及批判的能力,使他們(men) 有能力參與(yu) 社會(hui) 事務;就個(ge) 人而言,人文學科關(guan) 注培養(yang) 人的道德品性,寬廣的智識,幫助人們(men) 進行人生意義(yi) 的探究,改變生活的素質,過有意義(yi) 的人生。然而,在技術理性思維的宰製下,也有一種學術傾(qing) 向,隻崇尚發展技術性分析,忽視思想,缺少文化意識,沒有人文精神,脫離中國文化的人文傳(chuan) 統。北京大學應該帶頭自覺抵製這種傾(qing) 向。   

  3、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五冊(ce) 的道學通論中曾指出:“人一生都在殊相的有限範圍內(nei) 生活,一旦從(cong) 這個(ge) 範圍解放出來,他就感到解放和自由的樂(le) (這可能就是康德所說的‘自由’)。”的確,站在康德哲學的立場,人作為(wei) 理性存在,其自由在於(yu) 掙脫了人作為(wei) 生物的感性存在的自然因果性。自由意味著我們(men) 不受生物的、機械的世界的法則所製約,意味著對自然因果性的超越。一個(ge) 存在者的意誌,就其屬於(yu) 感性世界而言,他屬於(yu) 現象,他可能經常不得不服從(cong) 自然的因果法則;但就其屬於(yu) 理性世界而言,把他作為(wei) 自在之物看,他是本體(ti) ,也就具有本體(ti) 界的屬性——自由,這個(ge) 自由即先驗意義(yi) 下的自由,即能獨立於(yu) 全部感性世界的自由。就是說,他不再被感性世界所奴役和支配,他可以自己決(jue) 定自己。

  不僅(jin) 如此,康德還區分了“消極意義(yi) 下的自由”和“積極意義(yi) 下的自由”,前者指實踐理性擺脫感性法則而獨立,後者是指理性的自立規矩與(yu) 法度。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儒家倫(lun) 理學的發展,可以說是始終圍繞著這個(ge) 意義(yi) 的“自由”展開的。表明儒學對道德自由了解的深化。由是我們(men) 也許才能了解王陽明晚年對良知的讚歎與(yu) 康德對頭上的星空和內(nei) 心道德法則的讚歎是如何相通的:他們(men) 都是把自由作為(wei) 人生的目的。今人隻知道以賽亞(ya) ·柏林的兩(liang) 種自由觀,不知道康德早有更深刻的兩(liang) 種自由觀。

  消極意義(yi) 的自由加上積極意義(yi) 的自由,合起來就是康德自律原理的全部意義(yi) 。事實上,整個(ge) 儒學都是向往這個(ge) 道德的自由之境。陸象山的“自作主宰”,其真正含義(yi) 不在於(yu) 對經典權威的挑戰,而在於(yu) 確立道德主體(ti) 性,使意誌擺脫感性自然法則的統治,獲得自己的自由的原因性。擺脫自然的因果性而自作主宰、自我立法,這就是自由。朱子《論語集注》:“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cong) 容如此,其胸次悠然,直與(yu) 天地萬(wan) 物上下同流!”(《論語集注》卷六)朱子學肯定的這個(ge) 境界,毫無疑問也是擺脫了感性自然因果性的自由境界。

  需要指出,“自由”一詞也不能濫用。德國啟蒙運動的發起針對的是宗教壓製自由思想和自由批評。1780年代的德國,門德爾鬆和康德先後回答了“什麽(me) 是啟蒙”的問題,康德的論文針對宗教和檢查製度,強調理性的公共使用應當不受限製,力求把思想從(cong) 神學和教會(hui) 的監查下解放出來,要求的是“思想上的自由”。而20世紀中國的文化啟蒙運動,以針對儒家的道德傳(chuan) 統為(wei) 特色,“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反對君主專(zhuan) 製之外,強烈批判中國儒家的道德傳(chuan) 統,表麵上突出的是“道德上的自由”和脫除傳(chuan) 統的自由,其實違反了康德所說的道德的自由。中國啟蒙運動對道德權威的破壞,使人們(men) 不再珍惜傳(chuan) 統,忽視了社會(hui) 價(jia) 值體(ti) 係、道德風俗和社會(hui) 凝聚力對共同體(ti) 的作用,這使得在歐洲啟蒙運動中被推崇為(wei) 以自然理性為(wei) 基礎的儒家道德體(ti) 係在中國近代啟蒙中卻被視為(wei) 封建的禮教,儒學的道德體(ti) 係由歐洲啟蒙的助緣變而為(wei) 啟蒙的對象。今天,發揚人文精神,需要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人文道德傳(chuan) 統,這是社會(hui) 轉型期倫(lun) 理重建的根本,曾浸潤於(yu) 新文化運動的北京大學更應該深刻認識這一點。

  以上就是我所理解的“人文精神就是獨立、自由的精神”:作為(wei) 學術精神的獨立自由,即獨立於(yu) 既定成見的自由;作為(wei) 教育方向的獨立自由,即獨立於(yu) 技術理性宰製的自由;作為(wei) 道德精神的獨立自由,即獨立於(yu) 感性世界的必然的自由。

  (2016年9月21日參加北京大學人文社會(hui) 科學研究院研討會(hui) 所做主題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