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賢與(yu) 能政在養(yang) 民

——我國曆史上的國家治理（二）

作者：卜憲群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一月十一日丁醜(chou)

          耶穌2019年12月6日

選賢任能思想與(yu) 措施

選用統治階級所需要的人才是國家治理能力高低的關(guan) 鍵。我國曆史上關(guan) 於(yu) 選賢任能的思想和措施在春秋戰國之際興(xing) 起，在秦漢以後日漸成熟。優(you) 秀的思想家、政治家懂得“官人，國之急也”“天下治，必賢人”的治國道理；懂得德先才後、選賢不易、用人所長的道理；在選賢任能上，不斷根據社會(hui) 階級變化與(yu) 實際需求調整用人策略。

我國曆史上的選賢任能有三個(ge) 方麵值得注意。

完善吏製。商周時期是世襲性的世官製。春秋戰國時期是自薦與(yu) 他薦相結合的薦舉(ju) 用人製；戰國至秦漢初期還存在以二十等爵製用人的功勞用人製；漢武帝以後至隋唐是察舉(ju) 製、九品中正製，這是一種上下結合、主要依靠輿論評價(jia) 推薦的用人製；隋唐至明清是以科舉(ju) 製為(wei) 主體(ti) 的考試用人製。從(cong) 總體(ti) 上看，選官從(cong) 散漫走向係統，從(cong) 主觀認定走向客觀考試，用人逐步製度化；三國以後吏部形成，選人與(yu) 用人開始分離。

德先才後。“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封建統治階級清楚認識到“心術不善，縱有才學何用”的基本道理，逐步摸索出德先才後的用人經驗，並貫徹到選人、用人、考核過程中。

人盡其才。沒有永久的人才，也很少有全才。以一代之才理一代之事，以非常之才理非常之事，以合適之才理合適之事就是成功。唐太宗在與(yu) 封德彝的著名對話中提出“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的觀點，是非常明智的用人方略。招募與(yu) 自薦相結合，定向選拔國家急需人才，也有成功一麵。毛遂就是自薦的，絲(si) 綢之路的開辟者張騫是招募來的。將突出人才與(yu) 一般人才區別開來管理也很有必要，我國曆史上“以日月為(wei) 功”的資曆性升遷，是穩定那些無突出貢獻但也無大過錯官吏的一種方法。將政務與(yu) 事務從(cong) 崗位性質上區分是發揮不同人才作用的又一種方式，秦漢以後，官與(yu) 吏開始分途，吏承擔了各級機構中大量事務性的工作。

我國曆史上形式多樣的選賢任能方式，自戰國秦漢以後推動了階級、階層的流動，囊括了許多優(you) 秀人才服務於(yu) 國家。選賢中的考試方法逐步形成與(yu) 完善是成功經驗，特別是科舉(ju) 製，被視為(wei) “天下之公”，推動了社會(hui) 的學習(xi) 風氣，對維護社會(hui) 穩定、形成社會(hui) 公平觀有極大意義(yi) 。任能中的循名責實、嚴(yan) 格考核與(yu) 問責製，是管理人才、提高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但用人不公、任人唯親(qin) 、任人唯近、用人體(ti) 製渙散以至國家用人權力的喪(sang) 失也是王朝不治而亂(luan) 的曆史教訓。以經學詩賦為(wei) 主體(ti) 的考試內(nei) 容，以八股為(wei) 形式的考試方法，使人才知識結構單一、形式僵化，不能適應近代以來國家治理的新需求而顯得暮氣沉沉。清代中期的思想家、文學家龔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詩句，正是對那個(ge) 狀元輩出但人才缺乏時代的絕望呼喚。

社會(hui) 治理思想與(yu) 措施

社會(hui) 治理是國家的職能之一，也是我國曆史上國家治理的基本內(nei) 容。

鄉(xiang) 村治理。“天下之治，始於(yu) 裏胥，終於(yu) 天子，其灼然者矣”“治天下，必治一國始；治一國，必自治一鄉(xiang) 始”。我國曆史上中央直接任命的官吏一般雖止於(yu) 縣一級，但鄉(xiang) 裏納入了國家行政治理體(ti) 製。鄉(xiang) 裏行政組織及其吏員大體(ti) 以唐宋為(wei) 界，分為(wei) “鄉(xiang) 官製”和“職役製”兩(liang) 個(ge) 階段，其地位前期高於(yu) 後期。鄉(xiang) 裏基層組織兼有民間社區特征，如依靠鄉(xiang) 裏代表性人物、宗族鄉(xiang) 紳力量，鄉(xiang) 規鄉(xiang) 約協同國家治理；通過樹立鄉(xiang) 村道德人物形象，建立以年齒為(wei) 中心的禮製秩序，聽取並選拔鄉(xiang) 村輿論所稱頌人物擔任官職等多種手段，以貫徹國家意誌。一些參與(yu) 鄉(xiang) 村治理的人物，非國家正式吏員編製，體(ti) 現出一定的自治性，他們(men) 對國家力所不及的鄉(xiang) 村事務進行補充，在許多時期發揮出較好的功能。但鄉(xiang) 村治理並不能稱為(wei) 自治，因為(wei) 無論在哪個(ge) 時期，國家對鄉(xiang) 村都有絕對的支配權，這突出反映在司法權被控製在縣一級。

知曉民情。“防民之口，甚於(yu) 防川”是曆史經驗。秦王朝嚴(yan) 厲的輿論控製，是其速亡原因之一。顧炎武認為(wei)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矣。”又說：“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yu) 清議亡，而幹戈至矣。”曆代統治者采取派出風俗使者、巡視官員，邀請民間人士顧問對話，甚至微服私訪等方式，了解地方官治理下的社會(hui) 狀況，為(wei) 國家決(jue) 策提供谘詢。漢代著名的“鹽鐵會(hui) 議”，就邀請了社會(hui) 上的文學賢良參加，就鹽鐵是否官營等問題與(yu) 官方公開辯論。而曆代地方民眾(zhong) 亦有向各級政府上訴、上告、舉(ju) 報的權利。漢代有“自言”“詣闕”上書(shu) 製度。晉、唐、宋等朝代設有登聞鼓、誹謗木、華表木等，以接納、知曉民意。明代朱元璋甚至規定人人都有至禦前奏聞的權利，以達到“廣耳目，防壅蔽，而通下情”之目的。當然，關(guan) 於(yu) 相關(guan) 程序曆代也有製度規定，如需要逐級上訴，嚴(yan) 控越訴等。

社會(hui) 救助。在《周禮》《禮記》等傳(chuan) 統典籍中，已有政府應當承擔社會(hui) 救助的思想與(yu) 救助內(nei) 容和製度的設計。儒家的“大同”“仁政”思想，墨家的“兼愛”思想，是我國社會(hui) 救助思想的理論基礎。我國是一個(ge) 多災國家，據學者不完全統計，從(cong) 秦漢到明清，各種災害與(yu) 饑荒約有5079次。鰥寡孤獨廢疾貧等弱勢群體(ti) 的存在是社會(hui) 常態。養(yang) 老長幼、救災濟貧及相關(guan) 社會(hui) 保障製度建設，是思想家和曆代政府關(guan) 注的問題。不晚於(yu) 秦漢，政府在養(yang) 老、救災、濟貧等方麵都有相關(guan) 製度措施。宗族與(yu) 民間的互救互助是國家救助的補充，也是我國特色。曆史上曾有采取以年齡分層的政府養(yang) 老救助製，但效果不是非常理想。大力提倡以孝為(wei) 中心的家庭倫(lun) 理，政府給予老人較高的社會(hui) 地位，鼓勵家庭養(yang) 老的辦法，顯然是比較好的經驗。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