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思想發微

作者：劉文劍（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一月十二日戊寅

          耶穌2019年12月7日

《春秋左傳(chuan) 正義(yi) 》卷五十八有言：“禹合諸侯於(yu) 塗山，執玉帛者萬(wan) 國。”又據《後漢書(shu) ·郡國誌》記載，在商湯時期有三千餘(yu) 國，西周時有一千七百七十三國，春秋時有一千二百國，戰國時僅(jin) 有十餘(yu) 國。曾經小國林立的中華大地隨著時間的推移怎樣能夠發展成一個(ge) 讓世界仰慕的泱泱大國？以至於(yu) 英國著名曆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讚歎道：“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yi) 民眾(zhong) ，從(cong) 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men) 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yu) 倫(lun) 比的成功經驗。這樣的統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維係統一的民族國家，一個(ge) 重要方麵就是要有共同的文化認同，縱觀中華五千年的發展曆史，這一文化使命的實現，離不開儒家的“大一統”思想。

“大一統”思想由來已久，源遠流長。《史記》將黃帝作為(wei) 五帝之首，後人將黃帝作為(wei) 中華“人文始祖”，以炎黃子孫自居。自此“四海一家，諧和萬(wan) 邦”就成為(wei) 中華民族的至高理想，逐漸積澱為(wei) “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尚書(shu) ·禹貢》把天下劃分為(wei) 冀、兗(yan) 、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個(ge) 區域，稱為(wei) 九州，九州思想的出現標誌著向往“大一統”的思想傾(qing) 向和心理狀態已經逐漸具象化。到商周時期，“天下一統”意識已十分明確，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北山》），便是這種思想的表現。春秋時期，孔子對“大一統”思想更是高度認可，這從(cong) 孔子對管仲的評價(jia) 可見一斑。盡管在孔子看來，管仲“器小”“不儉(jian) ”“不知禮”，這對具有“道德潔癖”、奉禮樂(le) 為(wei) 圭臬的孔子來說，可不是小毛病（孔子曾說“不學禮，無以立”），但是這些瑕疵跟管仲的功績比起來簡直是微不足道的，所謂“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管仲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仁至賢，因此孔子話鋒一轉，對管仲予以極高評價(jia)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yu) 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論語·憲問》）孔子對管仲的肯定實質就是對“一匡天下”的肯定，孔子之後孟子的“定於(yu) 一”、荀子的“一天下”同樣都體(ti) 現了儒家的“大一統”思想。

△《公羊傳(chuan) 注》書(shu) 影資料圖片

“大一統”一詞的正式提出是《春秋公羊傳(chuan) ·隱公元年》。孔子的“大一統”思想在《春秋》中得到了比較集中的體(ti) 現。《春秋》成，而亂(luan) 臣賊子懼，《春秋》以嚴(yan) 格書(shu) 法而成褒貶，編魯國之年，而曰“王正月”，“所書(shu) 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曆，即周正也”（《春秋左傳(chuan) 序》），刻意尊周。因此，《春秋》不僅(jin) 是一部編年體(ti) 史書(shu) ，更是一部具有明顯政治意蘊的經書(shu) ，而《春秋公羊傳(chuan) 》更是以其微言大義(yi) 將這種政治意味發揮到極致，經曰：“元年春，王正月。”傳(chuan) 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wei) 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東(dong) 漢何休注曰：“統者，始也，總係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製，布政施教於(yu) 天下，自公侯至於(yu) 庶人，自山川至於(yu) 草木昆蟲，莫不一一係於(yu) 正月，故雲(yun) 政教之始。”唐代徐彥疏曰：“王者受命，製正月以統天下，令萬(wan) 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wei) 始，故言大一統也。”（《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這裏的文王，指周文王；“王正月”，指周代曆法中春季的第一個(ge) 月。春秋戰國時期，雖然有周王室頒布的王曆，但是各諸侯並未統一采用。孔子在修訂《春秋》的過程中，多次使用“元年春王正月”，這不僅(jin) 是一個(ge) 確定性的時間表達，更為(wei) 重要的是含有尊王重統的深意，以時間上的“一”來表示政治上的“一”。《公羊傳(chuan) 》從(cong) 中詮釋出“大一統”的觀念，是對先秦儒家自孔子以降強調尊王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大一統有文王之正的理想性一麵，也有尊王的現實性一麵。“大一統”三字首見於(yu) 《公羊傳(chuan) 》，“大一統”思想也成為(wei) 公羊學派的核心思想。

△《春秋繁露》書(shu) 影資料圖片

西漢時期，董仲舒在其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wei)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cong) 矣。”（《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將儒學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於(yu) 是董仲舒構建的“大一統”學說登上了意識形態舞台。董仲舒承續公羊學之“大一統”思想，對“元年春，王正月”之公羊傳(chuan) 文進一步闡發：“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製禮樂(le) ，一統於(yu) 天下。”（《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即“大一統”除了在政治和思想上統一，還要在曆法、禮樂(le) ，甚至國家的代表顏色等方方麵麵都要統一。內(nei) 容和形式的一致，才是真正的天下一統。考諸《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可以發現董仲舒的“大一統”思想超越了《公羊傳(chuan) 》統一曆法的意義(yi) ，賦予了國家政權統一和國家意識形態統一的含義(yi) ，即政治上的一統和思想上的一統。也隻有實現了這樣的“大一統”，才能免除戰亂(luan) ，維持社會(hui) 的穩定、生產(chan) 的發展，人民才能夠安居樂(le) 業(ye) 。

△董仲舒像資料圖片

漢武帝通過對“公羊學”的推崇，使“大一統”成為(wei) 當時社會(hui) 文化的主旋律。漢代的“大一統”思想包含兩(liang) 方麵的意義(yi) ，其一是統一思想，建立國家意識形態，通過文化的一統實現政治的一統；其二是維護中華民族領土的統一，通過地域的一統實現民族的一統。文化的統一和地域的統一，都是形成共同民族認同的重要前提。

儒家的大一統思想是通過思想的統一，以達到政治的統一；通過文化的統一，以達到天下的統一。“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由此，儒家的“大一統”便構建了一個(ge) 以道德為(wei) 城、以仁義(yi) 為(wei) 郭的政治文化場域。在這個(ge) 場域裏，麵對不同膚色、不同習(xi) 俗、不同宗教的群體(ti) ，儒家主張“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禮記·王製》）。開放包容一直是我們(men) 的大國格局，“和而不同”一直是我們(men) 的大國氣象，但是，“不同”的前提是“和”，是建立在和諧、合作、尊重的基礎之上的。如果“和”的前提被打破，如果一個(ge) 國家政策隻有開放包容的一麵，沒有“多元一統”的一麵，那麽(me) 這個(ge) 國家、這種文化會(hui) 因缺少統合力而走向解體(ti) 。因此，麵對匈奴的不斷侵擾，西漢王朝首先對其進行了精神上的感化和物質上的優(you) 待，但匈奴仍毫無收斂、不思悔改，漢武帝終於(yu) 痛下決(jue) 心，舉(ju) 兵伐之，並取得決(jue) 定性勝利，換得國家的長治久安。

△梁漱溟書(shu) 法資料圖片

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yi) 》中談道：“中國以偌大民族，偌大地域，各方風土人情之異，語音之多隔，交通之不便，所以樹立其文化之統一者，自必有為(wei) 此一民族社會(hui) 所共信共喻共涵育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惟以此中心，而後文化推廣得出，民族生命擴延得久，異族迭入而先後同化不為(wei) 礙。此中心在別處每為(wei) 一大宗教者，在這裏卻誰都知道是周孔教化而非任何一宗教。”世界上沒有一個(ge) 國家像中國這樣和諧完整地存續至今，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的“大一統”思想對此居功至偉(wei) 。儒家“大一統”思想以統一為(wei) 綱，確立有序的社會(hui) 製度以達到治平天下的目標，是儒家的一個(ge) 核心思想，也是中華民族孜孜以求的終極目標，為(wei) 曆代思想家和仁人誌士所繼承與(yu) 發揚，成為(wei) 幾千年來中國曆史發展的主流。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