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更化則可善治”探析

——西漢立國七十年的曆史反思與(yu) 理論探索

作者：李英華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19年第6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一月初七日癸酉

          耶穌2019年12月2日

作者簡介：李英華（1970－），男，廣東(dong) 興(xing) 寧人，海南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教授，曆史學博士。

摘要：董仲舒回顧和反思西漢立國七十年的發展曆程，對治國之道進行了艱辛探索，提出了著名的“更化則可善治”這一命題。“更化”的基本內(nei) 涵是更而化之，需要遵循三條原則，即“奉天”“法古”“愛民”。“更化”主要從(cong) 三個(ge) 方麵展開，即意識形態的更替、政治製度的改良與(yu) 文教政策的調整。“更化”是“善治”的先決(jue) 條件，“善治”則是“更化”的必然結果。“善治”是通過德治而使社會(hui) 和諧、風俗淳美。應該遵循三條原則，即“承天意”“明教化”和“正法度”。“善治”的主要方式表現在三個(ge) 方麵：加王心、修法度；尊賢能、重教化；抑兼並、倡調均。要言之，“更化”的精神實質是順應時代潮流、反映人心向背，對治國策略做出重大調整；“善治”的本質體(ti) 現了一種“心係蒼生，不懷私意”的精神理念，在政製設計上確保“眾(zhong) 聖輔德，賢能佐職”，實現“教化大行，萬(wan) 民安樂(le) ”。一言蔽之，“更化則可善治”旨在更新和完善西漢王朝的治國理念與(yu) 方法，這對於(yu) 促進當代中國國家治理體(ti) 係與(yu) 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仍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yi) 和參考價(jia) 值。

關(guan) 鍵詞：董仲舒；更化；善治；西漢；國家治理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3XKS033）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曆史是最好的老師。我國古代主張“民為(wei) 邦本”“為(wei) 政以德”“禮法合治”“德主刑輔”“改易更化”等，這些思想觀念都能給後人以重要啟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對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為(wei) 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1]。

這段話雖然沒有提及“董仲舒”的名字，但所列舉(ju) 的治國思想觀念都與(yu)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有著密切聯係。而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濃縮於(yu) “更化則可善治”這一命題之中。這一命題的提出，正是西漢立國七十年之際[1]。這一特殊的曆史關(guan) 節點，使得這個(ge) 命題不僅(jin) 具有豐(feng) 富的曆史內(nei) 涵，而且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yi) 。

一、“更化”的曆史背景及其實質內(nei) 涵

元光元年（前134年），漢武帝下詔舉(ju) 賢良。董仲舒在其對策中嚴(yan) 厲批判秦朝時期的社會(hui) 政治背景：“（秦）重禁文學，不得挾書(shu) ，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wei) 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wei) 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嚐有以亂(luan) 濟亂(luan) ，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yu) 烈，至今未滅，使習(xi) 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天人三策·第一策》）董仲舒認為(wei) ，秦朝沿襲了戰國時期的法家政策，不僅(jin) 沒有及時調整國策，反而“又益甚之”，主要表現為(wei) “重禁文學”“不得挾書(shu) ”“棄捐禮誼”“盡滅先聖之道”等。其結果不僅(jin) 導致秦朝的暴亡，而且，它的“遺毒餘(yu) 烈，至今未滅”。

繼而，董仲舒回顧和反思西漢立國七十年的發展曆程。對於(yu) 當時西漢的社會(hui) 狀況，董仲舒批判說：“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天人三策·第一策》）這段話主要反映了武帝執政初期的社會(hui) 問題。經過七十年的休養(yang) 生息，此時西漢社會(hui) 經濟繁榮、國力昌盛，但在繁榮昌盛的外表之下，潛伏著日趨嚴(yan) 重的社會(hui) 政治問題。主要表現在四個(ge) 方麵：一是“黃老無為(wei) ”作為(wei) 一種國家意識形態，已經失去以往那種積極作用，蛻化為(wei) 一種阻礙革新的頑固、保守的思想觀念。二是地方諸侯與(yu) 豪強並不完全服從(cong) 中央朝廷政策與(yu) 法規，他們(men) 大肆兼並土地，導致階級矛盾日益激化。這不僅(jin) 削弱了朝廷的權威，而且也影響了國家的穩定。三是在思想文化方麵，先秦諸子百家遺風猶存，各執一詞，不利於(yu) 統一思想和加強中央集權。另外，由於(yu) 國家不重視文化教育，導致民眾(zhong) 道德水平低下、社會(hui) 風俗敗壞。四是匈奴時常入侵，兩(liang) 越不斷製造事端，弄得邊境不寧。正是由於(yu) 這些方麵的綜合作用，造成武帝執政初期呈現一種所謂“雖欲善治”，卻竟然“亡可奈何”的困窘局麵。

為(wei) 了打破這種困窘局麵，董仲舒提出了“更化”論。他說：“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yu) 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天人三策·第一策》）那麽(me) ，何謂“更化”？董仲舒對此並沒有作出簡明扼要的解釋。因此，這給後人的理解帶來了較大的歧異。從(cong) 字麵上說，“更”包含更新、更替、更張等意思，“化”則意味教化、化育等含義(yi) 。合而言之，“更化”是指更而化之。董仲舒說：“聖王之繼亂(luan) 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複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xi) 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天人三策·第一策》）所謂“掃除其跡”，即更張之意；所謂“複修教化”，即化育之義(yi) 。由此可見，董仲舒所謂“更化”，並不隻是簡單的更改、改變，而是包含了“更”與(yu) “化”兩(liang) 重含義(yi) 。

那麽(me) ，如何進行“更化”？董仲舒認為(wei) ，必須遵循三條根本原則。他提出：“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春秋繁露·楚莊王》）又說：“愛施兆民，天下歸之。”（《天人三策·第二策》）要言之，“奉天”“法古”“愛民”構成了董仲舒關(guan) 於(yu) “更化”的三條基本原則。根據這三條原則，並針對上述漢初社會(hui) 的困窘局麵，“更化”主要從(cong) 以下三大方麵展開：

第一，意識形態的更替。也就是治國指導思想的更新。要求徹底拋棄秦漢以來“以吏為(wei) 師”和“黃老無為(wei) ”的治國之策，轉而采用儒家學說。董仲舒在對策中鄭重地提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wei)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cong) 矣。”（《天人三策·第三策》）這種治國理念的更新可謂是“更化”的核心內(nei) 容[2]。

第二，政治製度的改良。這涉及所謂“新王改製”的問題。董仲舒說：“今所謂新王必改製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yu) 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故必徒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誌，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lun) 道理，政治教化，習(xi) 俗文義(yi) 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製之名，無易道之實。”（《春秋繁露·楚莊王》）從(cong) 表麵看，董仲舒所謂“改製”，隻是改變諸如國都、國號、正朔、服色等形式上的東(dong) 西，從(cong) 而給人一種“改製”並不怎麽(me) 重要的感覺。但是，如果深入考察，就會(hui) 發現“新王改製”其實是蘊涵了深刻的實質內(nei) 容的變革。這是因為(wei) 董仲舒強調“繼亂(luan) 世者其道變”，並特別指出：“今漢繼大亂(luan) 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天人三策·第三策》）所以，董仲舒的“新王改製”思想，反映了一種“繼亂(luan) 世者其道變”（《天人三策·第三策》）的改革精神。為(wei) 此，董仲舒提出了“強幹弱枝”“德主刑輔”“調均安民”等諸多施政建議，這些建議都屬於(yu) “新王改製”（即製度變革）的重要內(nei) 容。

第三，文教政策的調整。在董仲舒看來，秦朝所實行的法家政策是反教化的。他批判說：“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wei) 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yu) 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wei) 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nei) 有背上之心；造偽(wei) 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cong) 耕織之業(ye) ，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zhong) ，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天人三策·第二策》）這段話把秦朝所實行的法家政策批得一無是處。盡管不完全符合曆史事實，但反映了董仲舒希望變革文教政策的強烈願望。漢初實行黃老無為(wei) ，雖然在刑罰方麵有所減輕，但在文教政策方麵並沒有多少改觀。他對漢武帝指出：“今陛下貴為(wei) 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wan) 民不正也。”（《天人三策·第一策》）為(wei) 此，董仲舒主張“興(xing) 太學”“置明師”“養(yang) 賢士”（《天人三策·第二策》）。這些建議都屬於(yu) “更化”的重要內(nei) 容，後來都被漢武帝所采納，轉化為(wei) 漢武帝治國理政的文教政策。

為(wei) 了促進漢武帝對“更化”內(nei) 涵及其意義(yi) 的認識，董仲舒舉(ju) 了個(ge) 例子，他說：“夫周道衰於(yu) 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yu) 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xing) 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ye) ，周道粲然複興(xing) ，詩人美之而作，上天佑之，為(wei) 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天人三策·第一策》）在董仲舒看來，周宣王之所以能夠“複興(xing) ”西周，關(guan) 鍵就在於(yu) 他能夠及時“更化”，也即不再重蹈周厲王的衰亡軌跡，而是及時改弦更張，對治國策略做出重大調整，從(cong) 而實現史家所謂“宣王中興(xing) ”的盛況。可見，“更化”的精神實質是順應時代潮流、反映人心向背。

二、“更化”與(yu) “善治”的內(nei) 在聯係

董仲舒提出“更化則可善治”（《天人三策·第一策》）這個(ge) 命題，表明“更化”與(yu) “善治”有著密切的內(nei) 在聯係。在闡述它們(men) 的內(nei) 在聯係之前，首先有必要說明所謂“善治”的基本內(nei) 涵。可是，正如董仲舒沒有對“更化”做出明確的定義(yi) 一樣，他也沒有明確界定“善治”的基本內(nei) 涵。這需要後人通讀《天人三策》及《春秋繁露》中的相關(guan) 內(nei) 容，熟讀精思，然後才有可能做出比較合理的概括說明。這就難免仁者見仁而智者見智。

董仲舒提出“更化則可善治”命題之後，他接著說：“《詩》雲(yun) ：‘宜民宜人，受祿於(yu) 天。’為(wei) 政而宜於(yu) 民者，固當受祿於(yu) 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祜，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yu) 方外，延及群生也。”（《天人三策·第一策》）這段話可視為(wei) 董仲舒對“善治”內(nei) 涵的解釋之一。由此可見，“宜民宜人”是“善治”的核心目標，“五常之道”則是“善治”的主要方式，至於(yu) “德施於(yu) 方外，延及群生”，則是“善治”的理想境界。此外，董仲舒還說：“上下和睦，習(xi) 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遊。”（《天人三策·第三策》）這段話也可視為(wei) 董仲舒對“善治”的描述。要言之，“善治”就是通過德治而使社會(hui) 和諧、風俗淳美。至於(yu) 所謂“鳳皇來集，麒麟來遊”，顯然也是一種理想境界。比較而言，董仲舒更重視在現實政治中所能實施的“善治”方式，及可能達到的“善治”目標。這也是董仲舒論述“善治”內(nei) 涵的重點內(nei) 容。筆者將在本文的後麵三節給予更詳細的闡述。

董仲舒認為(wei) ，要實行“善治”，應該遵循三條基本原則。他在寫(xie) 給漢武帝的對策中說道：“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製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yu) 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ju) 矣。”（《天人三策·第三策》）這段話的要旨可概括為(wei) “承天意”“明教化”和“正法度”。這與(yu) 上述“更化”的三條原則（即“奉天”“法古”“愛民”）的文字表述雖有不同，但精神實質卻是一致的。因為(wei) ，“承天意”即是“奉天”；“明教化”則是“法古”的具體(ti) 化，因為(wei) ，“法古”的實質是尊奉孔子之道，而尊奉孔子之道，自然就致力於(yu) “明教化”；“正法度”則是“愛民”的製度保障，因為(wei) ，所謂“防欲”，主要是限製權貴階層私欲膨脹、與(yu) 民爭(zheng) 利。

在上述這三條原則中，第一條原則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為(wei) ，“天”在董仲舒思想體(ti) 係中處於(yu) 核心地位，所謂“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春秋繁露·郊義(yi) 》）。他認為(wei) “天常以愛利為(wei) 意”，所以“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為(wei) 意”（《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即帝王必須以“愛民”為(wei) 本。他指出：“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天人三策·第三策》）同樣是這個(ge) 天下，古代聖王敬天順命，所以大治，而今乃不治，所以應該“法古”。總而言之，正是由於(yu) “奉天”，而決(jue) 定了必須“法古”和“愛民”。同理，也正是因為(wei) 應當“承天意”，而決(jue) 定了必須“明教化”和“正法度”。

進而值得指出，“善治”的三條原則（即承天意、明教化與(yu) 正法度）和“更化”的三大內(nei) 容（即意識形態的更替、政治製度的改良與(yu) 文教政策的調整）存在密切聯係。從(cong) 本質上說，“更化”也是“承天意”的內(nei) 在要求，董仲舒說：“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shang) 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luan) 也。”（《天人三策·第一策》）為(wei) 了止亂(luan) 救敗，必須順承“天心”而及時“更化”。“更化”與(yu) “善治”體(ti) 現了“順天心”（實即人心）的內(nei) 在要求。這反映了“更化”與(yu) “善治”之間的本質聯係。不過，由此不能認為(wei) “更化”與(yu) “善治”是同義(yi) 、等價(jia) 的。董仲舒認為(wei) ，“更化”是“善治”的先決(jue) 條件。他說：“為(wei) 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yu) 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天人三策·第一策》）這說明“更化”是“善治”的首要前提，而“善治”則是“更化”的良好結果。

那麽(me) ，隻要統治者實行“更化”政策，就一定會(hui) 帶來“善治”效果嗎？董仲舒對此充滿自信，他說：“古人有言曰：‘臨(lin) 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lin) 政而願治七十餘(yu) 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天人三策·第一策》）既然“善治”能夠帶來這麽(me) 好的成效，進而值得追問：究竟應該如何治理，才稱得上“善治”？這就需要明了“善治”的如下幾種主要方式。

三、“善治”要旨之一：加王心、修法度

漢武帝在策問中提出：“朕獲承至尊休德，傳(chuan) 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wan) 事之統，猶懼有闕。”又說：“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xi) 聞其號，未燭厥理。”（《天人三策·第一策》）還說：“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天人三策·第三策》）一般認為(wei) ，漢武帝是中國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開疆拓土的帝王，但在身心修養(yang) 方麵則不無欠缺。可是，從(cong) 這幾段策問中可以看出，漢武帝為(wei) 了治理好國家，對於(yu) 心性修養(yang) 問題還是有所留意的。

董仲舒作為(wei) 西漢大儒，他很重視引導帝王進行心性修養(yang) 。他在對策中對漢武帝直言：“今陛下並有天下，海內(nei) 莫不率服，……然而功不加於(yu) 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天人三策·第二策》）所謂“王心”，即實行王道的仁心。這顆仁心必須通過平時認真、刻苦的修煉才能呈現出來。對於(yu) 漢武帝所謂“性命之情”，董仲舒解釋說：“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luan) 之所在，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天人三策·第一策》）董仲舒對人性問題具有深入研究，主要認為(wei) 人性中蘊含善質，但尚未能稱得上“善”。並且，人性還隱含“仁”（屬陽）“貪”（屬陰）兩(liang) 重性質。因此，有待聖王教化，同時也需個(ge) 人自身的努力，才能逐漸完善人性而使之向善。

對於(yu) 漢武帝所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董仲舒對此問題做了詳細的闡發，他說：“臣聞眾(zhong) 少成多，積小致巨，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yu) 諸侯，舜興(xing) 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yu) 己，不可塞也；行發於(yu) 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雲(yun)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ye) 業(ye) 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天人三策·第三策》）堯舜兢兢業(ye) 業(ye) ，謹小慎微，言行不苟，最終“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這就為(wei) 漢武帝指明了一條由量變至質變的振興(xing) 之道。

董仲舒接著說：“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wei) 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cong) ，如景鄉(xiang) 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luan) ，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yu) 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天人三策·第三策》）桀紂獨裁暴虐，肆意妄為(wei) ，導致讒奸並進，賢良隱伏，最終“陵夷而大壞”。從(cong) 而給漢武帝闡明了一條由量變至質變的衰亡之途。

所以，董仲舒所謂“加王心”，首先是指帝王要重視內(nei) 心修養(yang) ，要以身作則、做好表率。他說：“故為(wei) 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wan) 民，正萬(wan) 民以正四方。”（《天人三策·第一策》）其次，為(wei) 了更深入地啟迪漢武帝的“王心”，以便實行“王道”，董仲舒把“王心”與(yu) “天意”聯係起來論述，強調帝王必須效法天道，他說：“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yang) 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天人三策·第三策》）又說：“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yu) 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wei) 也；正者，王之所為(wei) 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wei) ，而下以正其所為(wei) ，正王道之端雲(yun) 爾。”（《天人三策·第一策》）“天意”是“王心”的本源，也是“王道”的根據。董仲舒之所以重視“天意”，目的是讓帝王感到一種強有力的外在約束，從(cong) 而增強修習(xi) “王心”、實行“王道”的自覺性。第三，“加王心”表現為(wei) 實行德治。董仲舒批評指出：“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yu) 下，怨惡畜於(yu) 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天人三策·第一策》）所以，董仲舒認為(wei) ，“加王心”最終一定要落實於(yu) “德教”之中。

為(wei) 什麽(me) 需要“修法度”？董仲舒比較分析了古今治國之效的差異，他說：“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wan) 千數。”（《天人三策·第三策》）可見，西漢的政治製度並不符合董仲舒的德治標準，所以需要改良製度（即“修法度”）。改良製度的主要內(nei) 容，就是調整德刑的主次關(guan) 係，把現實中重刑輕德（或重刑廢德）的製度調整為(wei) 德主刑輔。

董仲舒所謂“德主刑輔”，是以天道為(wei) 依據的。他說：“王者欲有所為(wei) ，宜求其端於(yu) 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wei) 德，陰為(wei) 刑；刑主殺而德主生。”在董仲舒看來，天意任德不任刑，所以，“王者承天意以從(cong) 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天人三策·第一策》）。值得注意，不宜由此以為(wei) 董仲舒完全否定了“刑”的作用及其價(jia) 值。董仲舒說：“天之誌，常置陰空處，稍取之以為(wei) 助，故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他認為(wei) 刑德就像天有陰陽一樣，陽為(wei) 德，陰為(wei) 刑，兩(liang) 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不過，天是以陽為(wei) 主，以陽統陰，因此，董仲舒主張“德主刑輔”，即以實行德政為(wei) 主，輔之以刑罰製裁，主張“慶賞以立其德，刑罰以立其威”（《春秋繁露·威德所生》）、“爵祿以養(yang) 其德，刑罰以威其惡”（《天人三策·第二策》）。總之，董仲舒的“德主刑輔”論反映了儒家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

四、“善治”要旨之二：尊賢能、重教化

漢武帝在策問中提出：“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le) ，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天人三策·第一策》）要想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除了帝王自身需要“加王心”之外，還必須尊賢能、舉(ju) 賢才。這也是上述“修法度”題中應有之義(yi) 。

董仲舒批評指出：“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luan) 國危者甚眾(zhong) ，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天人三策·第一策》）他以殷紂王為(wei) 例，批判說：“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wei) 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yu) 河海。天下秏亂(luan) ，萬(wan) 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cong) 周。”（《天人三策·第二策》）然後，董仲舒又批評指出，當今的郡守、縣令也很不稱職，他說：“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yu) 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yu) 奸為(wei) 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天人三策·第二策》）董仲舒進而分析，這些官吏之所以不稱職，主要原因在於(yu) 當時的用人製度存在嚴(yan) 重問題。他批評指出：“夫長吏多出於(yu) 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wei) 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yu) 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wei) 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ye) 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luan) ，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天人三策·第二策》）

為(wei) 了進用賢能同時淘汰冗官，董仲舒提出了一種新的用人製度，他說：“臣愚以為(wei) 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yu) 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wei) ，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wei) 功，實試賢能為(wei) 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天人三策·第二策》）應該肯定，董仲舒所謂“貢舉(ju) 製”在當時曆史條件下是一種頗為(wei) 先進的用人製度。這種製度的基本精神在於(yu) “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這有利於(yu) 促使社會(hui) 形成一種尊崇和重用賢能的良好風尚。

為(wei) 了實現“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的政治目標，董仲舒認為(wei) ，最根本的還在於(yu) 重教化。他分析指出：“夫萬(wan) 民之從(cong) 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天人三策·第一策》）基於(yu) 此，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了“以教化為(wei) 大務”的建議，他說：“古之王者明於(yu) 此，是故南麵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wei) 大務。立太學以教於(yu) 國，設癢序以化於(yu) 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xi) 俗美也。”（《天人三策·第一策》）董仲舒不僅(jin) 從(cong) 理論上闡明了教化的重要性，而且實實在在地提出了“立太學”這一建議。這一建議後來被漢武帝所采納，從(cong) 而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產(chan) 生了重要作用與(yu) 影響。董仲舒認為(wei) ，太學不僅(jin) 可以教化民眾(zhong) 、改良風俗，而且還可以培育人才、儲(chu) 備賢能。他指出:“故養(yang) 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guan) 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zhong) ，對亡應書(shu) 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xing) 太學，置明師，以養(yang) 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天人三策·第二策》）

董仲舒認為(wei) ，加強文化教育，有助於(yu) 全社會(hui) 樹立正確的義(yi) 利觀；如果民眾(zhong) 沒有接受文化教育，就不能明辨義(yi) 利關(guan) 係。他說：“故物之於(yu) 人，小者易知也，其於(yu) 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yu) 人小而義(yi) 之於(yu) 人大者，無怪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yi) 也，固其所闇也。”（《春秋繁露·身之養(yang) 重於(yu) 義(yi) 》）那麽(me) ，董仲舒所謂“正確的義(yi) 利觀”是什麽(me) 含義(yi) ？董仲舒認為(wei) ，無論是誰，他的生存與(yu) 發展都必須具備兩(liang) 個(ge) 基本條件，即“義(yi) ”與(yu) “利”。他說：“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yi) 與(yu) 利。利以養(yang) 其體(ti) ，義(yi) 以養(yang) 其心。心不得義(yi) ，不能樂(le) ；體(ti) 不得利，不能安。義(yi) 者、心之養(yang) 也；利者、體(ti) 之養(yang) 也。”（《春秋繁露·身之養(yang) 重於(yu) 義(yi) 》）這表明一個(ge) 人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同時具備“義(yi) ”（道德）與(yu) “利”（物質），“義(yi) ”與(yu) “利”各有價(jia) 值，不可偏廢。董仲舒進而說：“體(ti) 莫貴於(yu) 心，故養(yang) 莫重於(yu) 義(yi) ，義(yi) 之養(yang) 生人大於(yu) 利。夫人有義(yi) 者，雖貧能自樂(le) 也；而大無義(yi) 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實義(yi) 之養(yang) 生人大於(yu) 利而厚於(yu) 財也。”（《春秋繁露·身之養(yang) 重於(yu) 義(yi) 》）這說明，比較而言，“義(yi) ”對於(yu) 人的意義(yi) 要比“利”更重要一些。因此，一個(ge) 人在平時生活中必須重視道德修養(yang) ，體(ti) 現出一種人之為(wei) 人應當具有的精神品質，而不能見利忘義(yi) 、心為(wei) 物役，否則，就與(yu) 一般動物沒有什麽(me) 區別了。董仲舒接著指出：“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yi) 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為(wei) 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春秋繁露·身之養(yang) 重於(yu) 義(yi) 》）因此，董仲舒認為(wei) ，統治者應該擔負教化百姓、培育民智的責任，以使民眾(zhong) 能夠樹立正確的義(yi) 利觀[2]。

五、“善治”要旨之三：抑兼並、倡調均

漢武帝在策問中感慨地指出：“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luan) ，賢不肖渾淆。”（《天人三策·第二策》）應該肯定，武帝在策問中並沒有粉飾太平，而是比較客觀、比較理性地指出問題，並希望文學賢良們(men) 能夠積極提出應對之策。

西漢前期，在經濟繁榮的外衣之下，隱藏著一個(ge) 嚴(yan) 重的經濟問題，這就是土地兼並嚴(yan) 重，出現貧富兩(liang) 極分化現象。董仲舒尖銳地指出：“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漢書(shu) ·食貨誌》）。他認為(wei) ，這種兩(liang) 極分化現象的根源在於(yu) 統治者“與(yu) 民爭(zheng) 利”，主要表現為(wei) “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漢書(shu) ·食貨誌》），以及整個(ge) 社會(hui) “棄其度製，各從(cong) 其欲”（《春秋繁露·調均》）。為(wei) 了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董仲舒主張抑製兼並、實行調均，他說：“故其製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yu) 驕，貧者足以養(yang) 生而不至於(yu) 憂，以此為(wei) 度而調均之。”（《春秋繁露·調均》）這就是著名的“調均”論。其基本目的是為(wei) 了達到“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調均》）。可見，所謂“調均”，不是那種簡單的、一刀切的“平均主義(yi) ”，而是把貧富差距調控在一定的範圍內(nei) ，使社會(hui) 各階層處於(yu) 一種相對和諧的狀態。應該肯定，這種“調均”思想是比較可取的[3]。

為(wei) 了強化“調均”思想，反對統治者“與(yu) 民爭(zheng) 利”，董仲舒在寫(xie) 給漢武帝的對策中作了長篇論述。他首先指出：“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liang) 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yu) 力，不動於(yu) 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yu) 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繼而嚴(yan) 厲批判：“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yu) 民爭(zheng) 利於(yu) 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zhong) 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chan) 業(ye) ，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不上救，則民不樂(le) 生；民不樂(le) 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最後，董仲舒提出應該遵循的原則，說：“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yu) 民爭(zheng) 業(ye) ，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wei) 製，大夫之所當循以為(wei) 行也。”（《天人三策·第三策》）由此可見，董仲舒旗幟鮮明地反對統治者“與(yu) 民爭(zheng) 利”，表明了他的民本思想立場。徐複觀先生指出：“他（指董仲舒）的起心動念，都是為(wei) 人民著想。”[3]這個(ge) 論斷可謂如實反映了董仲舒的民本情懷。

值得指出，董仲舒這種反對統治者“與(yu) 民爭(zheng) 利”的思想觀念不是一時興(xing) 起，而是一貫的思想原則。因為(wei) ，在《春秋繁露》一書(shu) 中也有類似的表述。他說：“天不重與(yu) ，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為(wei) 為(wei) 製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yu) 民爭(zheng) 利業(ye) ，乃天理也。”（《春秋繁露·度製》）在董仲舒看來，上天派生萬(wan) 物，原本各得其所，也即各有度數，此即所謂“天數”。這種天數便是聖人創製立法的客觀依據。如果有誰（主要表現為(wei) “大者”）不安本分，僭越天數，就是違背了“天理”。要言之，這段話的精神旨在強調，如果統治者“與(yu) 民爭(zheng) 利”，就是違背了“天理”。董仲舒認為(wei) ：“天之生民，非為(wei) 王也；而天立王，以為(wei) 民也。”（《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zhuan) 殺》）這句話鮮明地反映了董仲舒的民本思想立場。董仲舒主張抑製兼並、實行調均，實質上就是他的民本思想精神的體(ti) 現。

董仲舒的“調均”論主要是從(cong) 製度角度約束統治者“與(yu) 民爭(zheng) 利”。此外，董仲舒還從(cong) 思想角度告誡統治者，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動機，要遵循“道義(yi) ”原則，而不要總是為(wei) 自己“謀利”。他說：“《春秋》之所治，人與(yu) 我也。所以治人與(yu) 我者，仁與(yu) 義(yi) 也。以仁安人，以義(yi) 正我。故仁之為(wei) 言人也，義(yi) 之為(wei) 言我也。……是故《春秋》為(wei) 仁義(yi) 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yi) 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wei) 義(yi) ；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wei) 仁。”（《春秋繁露·仁義(yi) 法》）可見，“仁義(yi) 法”主要是針對統治者而言。董仲舒提醒統治者：（1）仁的法度在於(yu) 愛人，不在愛己。隻有愛人，才叫“仁”。（2）義(yi) 的法度在於(yu) 正我，不在正人。隻有自正，才是“義(yi) ”。要言之，“仁”的精神在於(yu) 愛人，“義(yi) ”的實質在於(yu) 律己。這就是說，董仲舒旨在告誡統治者要實行仁政，不要隻為(wei) 自己考慮，以權謀私，也不要光用大道理去說教百姓，而自己卻置身度外。

在寫(xie) 給漢武帝的對策中，董仲舒對統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說：“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麵而內(nei) 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wei) 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義(yi) 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天人三策·第三策》）董仲舒希望，身居大夫以上的統治者要有嚴(yan) 格的自律精神，要有較高的思想覺悟，而不要把自己等同庶民，孜孜求利。

為(wei) 了讓漢武帝更深刻地理解“善治”內(nei) 涵及其意義(yi) ，董仲舒還舉(ju) 了個(ge) 例子，他說：“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wei) 憂，而未以位為(wei) 樂(le) 也，故誅逐亂(luan) 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契、咎繇。眾(zhong) 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wan) 民皆安仁樂(le) 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cong) 容中道。”（《天人三策·第二策》）可見，“善治”之為(wei) “善”，首要前提在於(yu) 帝王“以天下為(wei) 憂，而未以位為(wei) 樂(le) ”，也即需要一種“心係蒼生，不懷私意”的精神理念。其次，必須在製度設計上確保“眾(zhong) 聖輔德，賢能佐職”。再次，必須在全國範圍內(nei) 做到“教化大行”。這樣才能實現天下和洽，萬(wan) 民安樂(le) 。

六、結語：更化則可善治

綜上所述，基於(yu) 西漢立國七十年的經驗教訓，董仲舒提出“更化則可善治”這個(ge) 命題。所謂“更化”，主要包括意識形態的更替、政治製度的改良與(yu) 文教政策的調整，其精神實質是順應時代潮流、反映人心向背，及時改弦更張，對治國策略做出重大調整。董仲舒所謂“善治”，體(ti) 現了一種“心係蒼生，不懷私意”的精神理念，在政製設計上確保“眾(zhong) 聖輔德，賢能佐職”，最終實現社會(hui) 和諧、風俗淳美。董仲舒認為(wei) ，“更化”是“善治”的先決(jue) 條件，“善治”則是“更化”的必然結果。概而言之，“更化則可善治”旨在更新和完善西漢王朝的治國理念與(yu) 方法。

如今，恰逢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更化則可善治”這個(ge) 命題所蘊含的曆史經驗與(yu) 智慧值得我們(men) 高度重視。從(cong) 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探討“善政”與(yu) “善治”的關(guan) 係。其中，俞可平先生認為(wei) ，善政是對政府治理的要求，善治則是對整個(ge) 社會(hui) 的要求。善政一般包括四個(ge) 要素：嚴(yan) 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員、很高的行政效率、良好的行政服務；善治則包括了十個(ge) 基本要素：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責任性、回應、有效、參與(yu) 、穩定、廉潔、公正[4]。他還指出：“善政是通向善治的關(guan) 鍵。”[5]應該說，這些觀點有助於(yu) 促進中國國家治理體(ti) 係與(yu) 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基於(yu) 此，我們(men) 在肯定董仲舒“更化則可善治”這個(ge) 命題所蘊含的精神理念的基礎上，賦予其一種新的時代內(nei) 涵，即把“更化”視為(wei) “善政”，把董仲舒所謂“善治”理解為(wei) 現代意義(yi) 的“善治”。這樣，董仲舒“更化則可善治”對於(yu) 促進當代中國國家治理體(ti) 係與(yu) 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jia) 值和借鑒意義(yi) 。

參考文獻：

[1]習(xi) 近平.牢記曆史經驗曆史教訓曆史警示,為(wei) 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N].人民日報,2014-10-14(01).

[2]李英華.董仲舒對西漢初年時代問題的思想探索[J].中國當代價(jia) 值觀研究,2016(5):76-90.

[3]徐複觀.兩(liang) 漢思想史:第2卷[M].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187.

[4]俞可平.論國家治理現代化[M].北京: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3,59,61.

[5]俞可平.走向善治: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中國方案[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250.

[1]元光元年（前134年），漢武帝下詔舉(ju) 賢良。此時，上距劉邦於(yu) 公元前206年滅秦被封“漢王”為(wei) 72年；上距劉邦於(yu) 公元前202年戰勝項羽、建立西漢王朝為(wei) 68年。取其整數，正好是70年。

[2]需要說明，董仲舒這一建議的提出，並不是出於(yu) 一時的決(jue) 定，而是經過了長期的艱辛探索。特別是，自漢武帝於(yu) 建元元年（前140年）執政以來，董仲舒又經曆了6年的期待與(yu) 努力。董仲舒在其《士不遇賦》中所謂“正身俟時”和“心之憂兮”等詞句即表明了這一點。隻有待到元光元年漢武帝下詔策問時，董仲舒才迎來抒發自己政見的機會(hui) 。

[3]董仲舒還提出了關(guan) 於(yu) “調均”的一些具體(ti) 措施。這裏就不展開論述了。有學者指出：“董仲舒經濟思想中最有價(jia) 值的部分是他對土地兼並的揭露和批判。他是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最先論述了土地兼並問題的根源及其危害，並且為(wei) 限製土地兼並而提出了限田主張的思想家。”“董仲舒的限田論，和孟軻的井田思想，以及後來出現的均田思想，是中國封建時代田製思想的三個(ge) 基本模式。在長期的封建社會(hui) 裏，每當封建土地兼並趨於(yu) 劇烈的時候，都會(hui) 有限田呼籲發出，而後代的限田論者，實際上都不過是以這種、那種方式把董仲舒的限田思想加以具體(ti) 化。”參見趙靖主編《中國經濟思想通史》（修訂本）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版，第536、539頁）。“限田論”隻是董仲舒“調均論”中的一個(ge) 要點而已。僅(jin) 從(cong) 這一要點就可以看出董仲舒“調均論”的重要意義(yi) 。而周桂鈿先生則從(cong) 宏觀角度對董仲舒“調均”思想作了整體(ti) 性的精辟評論。參見周桂鈿《董學探微·續探》（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版，第4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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