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洪強】源流互質視野下的董仲舒及漢代《春秋》觀

作者：劉洪強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19年第6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一月初七日癸酉

          耶穌2019年12月2日

作者簡介：劉洪強（1986－），男，山東(dong) 臨(lin) 沂人，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助理研究員，曆史學博士。

摘要：西漢《春秋》學有以下幾個(ge) 特征：神化孔子作《春秋》，為(wei) 漢代政治合法性服務；以《春秋》經世，為(wei) 漢代政治和改製提供藍圖和具體(ti) 指導；《春秋》流為(wei) 史學，為(wei) 後世的曆史書(shu) 寫(xie) 提供了較為(wei) 成熟的範式、體(ti) 例。通過以章學誠提出的源流互質的方法來對以董仲舒為(wei) 代表的漢人經學觀和史學觀進行研究，辨析其學術思想的特征發現，相對於(yu) 章學誠對於(yu) 政治性闡釋的審慎和更加關(guan) 注“《春秋》經世”或“《春秋》家學”的史學意義(yi) ，漢儒對“《春秋》經世”的理解帶有很強儒學政治化的色彩，其學術形態和政治形勢有著千絲(si) 萬(wan) 縷的勾連。

關(guan) 鍵詞：董仲舒；《春秋》；章學誠；源流互質；漢儒

《春秋》撰成後，孔子口授弟子，在流傳(chuan) 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解釋《春秋》的傳(chuan) 。《漢書(shu) ·藝文誌》著錄了五家：《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左傳(chuan) 》《鄒氏傳(chuan) 》《夾氏傳(chuan) 》，其中，“鄒氏無師，夾氏無書(shu) ”[1]，兩(liang) 漢廣泛流傳(chuan) 的主要是《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左傳(chuan) 》三傳(chuan) 。據清代學者皮錫瑞的觀點，漢代是“經學昌盛時代”和“極盛時代”[1]，後世《春秋》學的解釋範式大多在兩(liang) 漢有著對應形態。據宋代學者洪邁考證，《公羊傳(chuan) 》盛於(yu) 景帝以後，最先立於(yu) 學官，公孫弘、董仲舒皆治《公羊》；《穀梁傳(chuan) 》盛於(yu) 宣帝時，劉向曾研習(xi) 《穀梁》學；《左傳(chuan) 》終西漢之世不顯，雖得到河間獻王、劉歆等重視，卻為(wei) 官學博士們(men) 反對，認為(wei) “左氏不傳(chuan) 《春秋》”[2]406-408；東(dong) 漢章帝令賈逵為(wei) 《左傳(chuan) 》作訓詁後，《左傳(chuan) 》大興(xing) ，《公羊傳(chuan) 》《穀梁》二傳(chuan) 逐漸衰微[2]。

概括來說，西漢《春秋》學有以下幾個(ge) 特征：

第一，神化孔子作《春秋》，為(wei) 漢代政治合法性服務。西漢開國皇帝劉邦起於(yu) 庶民，在時人看來，其得國與(yu) 夏、商、周等朝代為(wei) 聖王之後且經過多代人積累不同，相比似乎不夠根深葉茂，在尚處於(yu) 封建製向郡縣製轉換適應期的人看來似乎有些合法性闕失，這也是西漢中後期“再受命”出現的一個(ge) 原因。在此情況下，不斷有人試圖以符瑞諂媚、以緯書(shu) 附會(hui) ，通過神化孔子以論證劉氏之興(xing) 為(wei) 受命於(yu) 天，為(wei) 非貴族出身之漢朝合法性辯護。姑且不論緯書(shu) 中對“端門受命”等說法的鋪張，即使在兩(liang) 漢《公羊》家闡釋中也時有漢朝受命的說法。西漢《公羊學》家將孔子視為(wei) “素王”，將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視為(wei) 孔子受天命製作的符瑞。董仲舒認為(wei) ：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製之義(yi) 。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yu) 天下之憂也，務除天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隨天之終始。[3]157-158

趙岐在注解《孟子》“其義(yi) 則丘竊取之矣”時，指出：

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wei) 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也。[4]

何休在解詁《公羊傳(chuan) 》的“西狩獲麟”時說得更為(wei) “環環相扣”：

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為(wei) 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為(wei) 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cong) 東(dong) 方王於(yu) 西也，東(dong) 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螽蟲冬踴彗，金精掃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zheng) 強從(cong) 橫相滅之敗，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虐，然後劉氏乃帝，深閔民之離害甚久，故豫泣也。

以何休為(wei) 代表的《公羊》學家構建了一個(ge) 關(guan) 於(yu) 漢代起源的政治神話，“西狩獲麟”就是這個(ge) 神話體(ti) 係中重要一環。在何休看來，在象征君位的麒麟，被樵夫在西方獲得後，孔子預言到了，周衰之後，將有庶民劉氏以兵戈取天下，且路線為(wei) 自東(dong) 向西。通過將“西狩獲麟”與(yu) 春秋以後時勢變遷和劉邦逐鹿中原的曆史的結合，何休賦予《春秋》一種政治性。何休認為(wei) ，孔子不僅(jin) 預見到秦亡漢興(xing) ，而且不滿足於(yu) 停留在“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無王者之位卻行王者之事，“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5]3297，借助創製《春秋》“為(wei) 漢帝製法”：

孔子見時衰政失，恐文、武之道絕，又見獲麟，劉氏方興(xing) ，故順天命，以製《春秋》授之。必知孔子製《春秋》以授漢者。[6]3

何休為(wei) 東(dong) 漢《公羊》學大師，此說當出於(yu) 西漢緯書(shu) 或《公羊》家師說。通過後儒對孔子作《春秋》的神化和附會(hui) ，《春秋》在漢代具備了成為(wei) “帝王之學”最重要的功能，論證漢興(xing) 的合理性與(yu) 正當性。

這種風氣甚至影響到以紀實和文辭見長的《左傳(chuan) 》，後儒出於(yu) 政治需要，對於(yu) 《左傳(chuan) 》“奮其私筆，任意更改”[7]98。近人唐文治援引王祖畬《讀左質疑》的看法指出：“西漢時，《公羊》先立於(yu) 學官，緣飾讖緯，治《左氏》者效之，亦竄入符瑞之說。”[7]98如《左傳(chuan) 》文公十三年記載：士會(hui) 返晉，他有一支後嗣繼續留在秦國，“其處者為(wei) 劉氏”[8]，以之劉氏為(wei) 堯帝之後。東(dong) 漢古文經大師賈逵在《左氏長義(yi) 》進一步解釋，“在秦者為(wei) 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他還以此論證《左傳(chuan) 》之義(yi) 長於(yu) 《公羊》《穀梁》二傳(chuan) 甚至於(yu) 其他諸經，“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為(wei) 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9]383。實際上，從(cong) 修辭角度來說，這句話略顯冗贅，後世有學者認為(wei) 非《左傳(chuan) 》原文，而是漢代儒者為(wei) 論證劉氏得天下之正而羼入的，“自是之後，自托古帝王之胄裔，複成積習(xi) ”[10]，代漢而立的王莽就自陳為(wei) 舜帝之後。同樣推崇《左傳(chuan) 》的劉知幾對賈逵此舉(ju) 頗不以為(wei) 然，稱之為(wei) “取悅當時，殊無足采”[9]380。

第二，以《春秋》經世，為(wei) 漢代政治和改製提供藍圖和具體(ti) 指導。《春秋》寄托了孔子撥亂(luan) 反正的理想，司馬遷評價(jia) 為(wei) “撥亂(luan) 世反之正，莫近於(yu) 《春秋》”[5]3297，為(wei) 君主和士人之政治實踐提供了一種可能性。相對於(yu) 父、祖，漢武帝好儒學，尤其“好《公羊》”[6]7-8，朝廷大政方針的出台和調整經常需要從(cong) 《春秋》上找到依據，漢武帝出擊匈奴理論依據即為(wei) 《公羊傳(chuan) 》“大複仇”之義(yi) ；流風之下，張湯等政治嗅覺敏銳的司法官員在斷案時常常比附《春秋》經義(yi) ，即所謂的“春秋決(jue) 獄”。西漢末，劉向援引《春秋》經義(yi) “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zhuan) 之可也”，為(wei) 陳湯在西域矯詔屠滅北匈奴郅支單於(yu) 的行為(wei) 辯護[2]705-706。

漢武帝對《春秋》的推重與(yu) 改製的時代需要密切相關(guan)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向漢武帝明確提出了改製之主張與(yu) 路徑[2]563-570，徐彥征引《春秋》說指出“孔子作《春秋》以改亂(luan) 製”[6]3，《公羊傳(chuan) 》恰好契合了這一時代要求。因而當漢宣帝繼位後，改變了武帝時開拓進取的內(nei) 外政策後，轉而支持相對而言略為(wei) 守成的《穀梁傳(chuan) 》。

董仲舒認為(wei) ：“《春秋》文成數萬(wan) ，其旨數千。”[11]1康有為(wei) 在《春秋董氏學》中按照“春秋旨”“春秋例”“春秋禮”“春秋口說”“春秋改製”“春秋微言大義(yi) ”等條目對董仲舒之《春秋》學思想進行了梳理，就以“春秋旨”為(wei) 例，其所列條目即有：“奉天”“天子諸侯等殺”“立君書(shu) 不書(shu) ”“譏賞罰不當”“親(qin) 德親(qin) 親(qin) ”“惡伐同姓”“傷(shang) 痛敦重”“惡欲為(wei) 君則從(cong) 其誌”“誅細惡以止亂(luan) ”“刺上矜下”“敬賢重民”“惡戰害民”“戰有惡有害”“當仁不讓”“常變義(yi) ”“處變大義(yi) ”“知憂”“得誌宜慎”“榮辱”“諱大惡”“慎所從(cong) 事”“得眾(zhong) ”“猶天下”“譏不合群”“重誌”“聽獄本事援誌”“誅意”“不畏強禦”“為(wei) 善不法不取不棄”“察微”[11]1-22。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說得更明白：“《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3]161可見，所謂“《春秋》之義(yi) ”就是政治原則、政治經驗及在具體(ti) 情勢下辨別政治行為(wei) 之是非善惡，並為(wei) 下一步的政治實踐提供一套行為(wei) 方式。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春秋》成為(wei) “經世之學”。

何休認為(wei) 孔子“誌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6]3。徐彥對此注解到：“凡諸經藝等皆治世所須，但或此經或是懲惡勸善，或是尊祖愛親(qin) ，有國家者最所急行，故雲(yun) ‘治世之要務’，言治世之精要急務也。”[6]3

司馬遷曾問學於(yu) 《公羊》學大師董仲舒，在《太史公自序》中他係統闡述《史記》著述之義(yi) 及對《春秋》一經的看法：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yu) 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chuan) 》，繼《春秋》，本《詩》《書(shu) 》《禮》《樂(le) 》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wei) 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餘(yu) 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wei) 魯司寇，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wei) 天下儀(yi) 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yu)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yu) 變；《禮》經紀人倫(lun) ，故長於(yu) 行；《書(shu) 》記先王之事，故長於(yu) 政；《詩》記山川溪穀禽獸(shou) 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yu) 風；《樂(le) 》樂(le) 所以立，故長於(yu) 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yu) 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le) 》以發和，《書(shu) 》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yi) 。撥亂(luan) 世反之正，莫近於(yu) 《春秋》。《春秋》文成數萬(wan) ，其指數千。萬(wan) 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之千裏。’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wei) 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wei) 人君父而不通於(yu) 《春秋》之義(yi) 者，必蒙首惡之名。為(wei) 人臣子而不通於(yu) 《春秋》之義(yi) 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wei) 善，為(wei) 之不知其義(yi) ，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yi) 之旨，至於(yu)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yi) 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wei) 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wei) 禁者難知。”[5]3297-3298

由上可知，司馬遷對《春秋》甚為(wei) 推崇，“繼《春秋》”是他的一個(ge) 誌向。他認同董仲舒的看法，周末王道廢弛，孔子作《春秋》以寄托王道之意，為(wei) 此，他在董仲舒的基礎上提出了“《春秋》辨是非，故長於(yu) 治人”“《春秋》者，禮義(yi) 之大宗”等對後世頗有影響的命題。在司馬遷看來，《春秋》之長在於(yu) “治人”，在於(yu) 防患於(yu) 未然。從(cong) 大的方麵來說，《春秋》“上明三王之道”，確立了一套政治原則，如“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撥亂(luan) 反正”[5]3297；從(cong) 小的方麵說，《春秋》“下辨人事之紀”，在具體(ti) 政治情勢下可以起到辨別嫌疑、明辨是非、消除猶豫的效果。《春秋》作為(wei) “禮儀(yi) 之大宗”，相對於(yu) 直接刑罰來說，是一種事前之規範，具有防微杜漸、曲突徙薪的意義(yi) ，可將禍患消滅在萌芽狀態，故而《春秋》既是君主的“帝王之學”，又是士人的“經世之學”。

司馬遷在將《春秋》視為(wei) 值得仿效的史學範例的同時，也注重《春秋》的經世價(jia) 值和政治意義(yi) 。

總之，以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為(wei) 代表的《公羊》家通過“理論的旅行”的方式，將孔子對於(yu) 春秋時期社會(hui) 變遷的思考，放置到漢代政治語境之中，以之汲取政治智慧。政治性是《春秋》學在漢代發揮的重要方式，它為(wei) 漢代提供合法性，為(wei) 漢代君主和士人提供了一個(ge) 理解近世曆史變遷的尺度，並為(wei) 政治實踐提供了一個(ge) 行動指南，有助於(yu) 增強漢儒政治實踐能力。但對於(yu) 政治的過度比附，也造成了經學文本解釋的隨意性，進而導致儒者在言說《春秋》時不免存在“倍經、任意、反傳(chuan) 違戾”[6]4令“說者疑惑”[6]4之處，這也是《公羊傳(chuan) 》“多非常異義(yi) 可怪之論”[6]3-4的重要原因。

第三，《春秋》流為(wei) 史學，為(wei) 後世的曆史書(shu) 寫(xie) 提供了較為(wei) 成熟的範式、體(ti) 例。司馬遷仿照《春秋》之意著成《史記》。班固承繼劉向父子之學，在《漢書(shu) ·藝文誌》中以“七略”整理古今著述，將史學附於(yu) 六藝略中的“春秋”條目下，可謂卓見。《漢書(shu) ·藝文誌》對《春秋》之作及其史的意義(yi) 有如下論述：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ju) 必書(shu) ，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wei) 《春秋》，言為(wei) 《尚書(shu) 》，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ye) ，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yu) 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xing) 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借朝聘以正禮樂(le) 。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shu) 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chuan) ，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yu) 傳(chuan) ，是以隱其書(shu) 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chuan) 。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yu) 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shu) 。[12]

可知，班固在《漢書(shu) ·藝文誌》中是講《春秋》與(yu) 史學勾連在一起，他在《春秋》目下羅列二十三年中，既有《春秋古經》《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鄒氏傳(chuan) 》《夾氏傳(chuan) 》《公羊外傳(chuan) 》《穀梁外傳(chuan) 》《公羊章句》《穀梁章句》《公羊董仲舒治獄》等經或解經及就《春秋》經闡發治事之作，也有《奏議》《奏事》《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漢大年紀》《續太史公》等政書(shu) 和曆史類著作。

如前所述，班固將史學歸於(yu) 六藝之下《春秋》，將《春秋》《尚書(shu) 》視為(wei) 古史官對於(yu) 君主言行之書(shu) 寫(xie) ，並認為(wei) 《尚書(shu) 》為(wei) 左史記言之作、《春秋》為(wei) 右史記事之作。周朝衰微之後，典籍殘缺，孔子借助周朝史記寄托“褒諱貶損”之義(yi) 。班固強調《春秋》與(yu) 史的關(guan) 聯。實際上，在“七略”書(shu) 籍分類體(ti) 係中，史學著作被歸類於(yu) 《春秋》類，在《春秋古經》之下，首列《左氏傳(chuan) 》，在敘述中，也強調左丘明得孔子之“真”，而於(yu) 《公羊》《穀梁》《鄒》《夾》四傳(chuan) 等孔門弟子口說之傳(chuan) 則有“空言說經”之批評。在班固看來，《春秋》是“事”與(yu) “義(yi) ”之集合。

通過分析章學誠相關(guan) 文本可知，《周官》與(yu) 劉向、劉歆父子為(wei) 章學誠學術思想的重要源頭，章氏以“推闡向、歆父子之業(ye) ，以究悉其是非得失之所在”[13]945-946為(wei) 誌業(ye) ，劉氏父子則稱得上章氏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13]945-946學術方法的更早實踐者。盡管劉氏父子《七略》《別錄》等書(shu) 已經散佚，但班固《藝文誌》卻保存了劉氏校讎目錄之學，可以通過《藝文誌》推究劉氏父子之學，正所謂：

劉向《洪範五行傳(chuan) 》與(yu) 《七略》《別錄》雖亡，而班固史學出劉歆（歆之《漢記》，《漢書(shu) 》所本），今《五行》《藝文》二誌具存，而劉氏之學未亡也。[13]184

章學誠認為(wei) 班固史學出自劉歆，其《漢記》等書(shu) 雖散佚，但由於(yu) 《漢書(shu) 》的存在，仍可借此窺測劉氏學術之麵貌。遍覽章氏論著，他對劉氏父子的推崇隨處可見，以此為(wei) 其文史校讎之學的宗旨與(yu) 評價(jia) 學人學術成就的尺度。章學誠在《校讎通義(yi) 》《信摭》中以此衡量《通誌》作者鄭樵：

《藝文》為(wei) 校讎之所必究，而樵不能平氣以求劉氏之微旨，則於(yu) 古人大體(ti) ，終似有所未窺。[13]945

校讎之書(shu) ，自劉氏父子淵源流別，最為(wei) 推見古人之大體(ti) ，而校訂字句，則其小者也。[13]949

《章氏遺書(shu) 》的編者王宗炎曾複信章學誠也指出：

《春秋》為(wei) 先生學術之所從(cong) 出，必能探天人性命之原，以追闡董江都（仲舒）、劉中壘（向）之緒言，尤思早成而速睹之也。[14]927

章學誠在《清漳書(shu) 院留別條別》中，對《春秋》與(yu) 其他諸經比較，認為(wei) 其在論事上較有長處：

此經文體(ti) ，用論事之法，則出經入傳(chuan) ，縱橫樹義(yi) ，較他經文字，易於(yu) 見長。[15]

顯然，王宗炎認為(wei) 《春秋》是章學誠學術的重要前提，其“探天人性命之原”“識古人之大體(ti) ”可以追溯到董仲舒、劉向。作為(wei) 章學誠的好友和著作整理者，王宗炎這個(ge) 判斷是值得注意的。實際上，董仲舒之成為(wei) 章氏“探天人性命之原”所效法的對象，與(yu) 司馬遷就《春秋》問學董仲舒是分不開的。盡管董仲舒專(zhuan) 注經學，司馬遷聚焦史學，然而在章學誠看來，“司馬遷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說，而為(wei) 經世之書(shu) ”[14]67，因而兩(liang) 者在經世及“探天人性命之原”等思想方麵卻異曲同工，司馬氏效法《春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宗旨與(yu) 董仲舒《天人三策》及《春秋繁露》相關(guan) 旨趣是一致的。章學誠對“事”與(yu) “義(yi) ”的討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董仲舒經學在史學領域的一種體(ti) 現，正所謂“馬、班著史，等於(yu) 伏、孔傳(chuan) 經”[16]221-222，章學誠也堅持史學同樣存在類似於(yu) 漢學般的史學傳(chuan) 授體(ti) 係[3]，仿照經學傳(chuan) 授體(ti) 係，他探本溯源，構建了一個(ge) 從(cong) 《春秋》到《史記》再到後世官修和私家著述的一個(ge) 史學的傳(chuan) 授譜係。

漢儒與(yu) 章學誠均注重“《春秋》經世”，不過兩(liang) 者對於(yu) 這一範疇的理解有著鮮明的區別。在章學誠看來，史學源於(yu) 《春秋》，《春秋》是“事”“文”“義(yi) ”的結合，不單是史料的堆積和文辭的排比，而是有其義(yi) ，即“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不拘於(yu) 常理，“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yu) 一心”[16]151-152，史學區別於(yu) 隻對“君臣事跡，官司典章”進行編纂排比的“整齊故事”之類的史料匯集，而是專(zhuan) 家之學、獨斷之學。專(zhuan) 家之學，講究變通、追求“別識心裁”，區別於(yu) “科舉(ju) 之程式，胥吏之文移”[16]151-152。章學誠曾多次提及東(dong) 漢大儒馬融師從(cong) 班固之妹班昭的事例，以此論述“家學”的重要性。“《春秋》家學”聚焦的問題是如何以恰當的形式體(ti) 現曆史之“意”，所謂“古人重家學，蓋意之所在，有非語言文字所能盡者。……家學所存，他人莫能與(yu) 也”[14]688。章學誠據此對後世史學之流變進行了評判，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他得出了“唐後史學絕而著作無專(zhuan) 家”[14]170、缺乏“能推古人大體(ti) ”的良史的結論[4]。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昌明“《春秋》經世之學”的路徑：“誠得如劉知幾、曾鞏、鄭樵其人而與(yu) 之，由識以進之學，由學而通乎法，庶幾神明於(yu) 古人之意焉。”[14]750實際上，這也正是《文史通義(yi) 》一書(shu) 的宗旨和章學誠參與(yu) 地方誌纂修的一個(ge) 重要意圖。

在章學誠看來，史學不是開館匯集眾(zhong) 人修史的筆削之學，而是一門專(zhuan) 家之學。值得注意的是，專(zhuan) 門之學、專(zhuan) 家之學並非今天意義(yi) 上的史學專(zhuan) 門化，章氏反對史學專(zhuan) 門化，他對於(yu) 考據學的批評正是從(cong) 其支離瑣碎上入手的。他追求的是“通”，是“博而能約”。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章學誠疏離了公羊學意義(yi) 上的春秋觀，也對文人修史提出了批評。

在一定程度上，與(yu) 漢儒對“《春秋》經世”的儒學政治化的理解不同，章學誠更關(guan) 注“《春秋》經世”或“《春秋》家學”的史學意義(yi) ，以之梳理史學的淵源和流變，“吾於(yu) 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wei) 後世開山”[14]688。盡管章學誠對於(yu) 《春秋》的政治性闡釋較為(wei) 審慎，但並不代表他不從(cong) 經學中汲取政治資源，否則章學誠就不會(hui) 刻意區分周、孔而視周公為(wei) 集大成者了。章學誠更熱衷於(yu) 從(cong) 《周官》《周易》中提煉“官師合一”範式和改製、變化思想。比如章氏對《春秋》“即器以明道”[16]151-152的定義(yi) ，更像是對《周官》的佐證，而非對《春秋》之義(yi) 的發明。他的改製、變化之義(yi) 並非如董仲舒等漢儒以《春秋》“元年春王正月”闡發[5]，而是從(cong) 《周易》“變易”之義(yi) 引申而出[17]，這當然與(yu) 章學誠對《春秋》《周易》的不同理解，也與(yu) 文字獄等清代文化政策對士人書(shu) 寫(xie) 方式的規範有關(gu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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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劉洪強.源流互質視野下的章學誠思想研究[D].北京:清華大學,2009:65-80.

注釋：

[1]洪邁《容齋隨筆·容齋四筆》卷二，清修明崇禎馬元調刻本。

[2]洪邁《容齋隨筆·容齋四筆》卷二，清修明崇禎馬元調刻本。

[3]再如章氏喜歡用的“專(zhuan) 家”“專(zhuan) 門”等皆為(wei) 西漢儒者治經的重要特色。

[4]章學誠多次提到“至唐而史學絕矣”的觀點，在他看來，唐以後除劉知幾、曾鞏、鄭樵寥寥數人外，“餘(yu) 子則有似於(yu) 史而非史，有似於(yu) 學而非學爾”。倉(cang) 修良《文史通義(yi) 新編》第750頁。

[5]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有《三代改製質文》一篇，借助《春秋》“王正月”闡發“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製禮樂(le) ，一統於(yu) 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乃所以受之於(yu) 天也。王者受命而王，故製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蘇輿《春秋繁露義(yi) 證》第185頁。

[6]對《春秋》改製與(yu) 《周易》變化的區分，體(ti) 現出章學誠對於(yu) 清代正統性的看法，也與(yu) 文字獄對清代書(shu) 寫(xie) 方式的影響有關(guan) 。在章學誠看來，孔子以士人身份討論改製、王魯、《春秋》作新王等義(yi) ，在清代危險性係數是頗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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