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liang) 製”進入下半場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原載《明報》（香港））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九月廿三日辛卯

          耶穌2019年10月21日

香港反修例運動真正構成了「一國兩(liang) 製」香港實驗前後半場的分水嶺。對這一分水嶺的時間點與(yu) 巨大的曆史轉折意義(yi) ，香港社會(hui) 或許仍然缺乏充分的自覺。但黑衣青年卻以「一國兩(liang) 製」所保障的高度政治自由並依賴社會(hui) 對青年造反運動超強的道德寬容而充當了突顯這一界標的直接曆史動力。他們(men) 以法律所保障的自由對法律秩序本身造成持續的破壞，以不斷犯下新的罪行的方式追求完全免罪，以勾結外國勢力的方式尋求實現脫離《基本法》上的普選，以持續反國家的方式試圖阻斷「一國兩(liang) 製」內(nei) 在而自然的融合發展進程。反修例運動暴露出香港社會(hui) 在回歸22年之際仍然未能發展出一種真正奠基於(yu) 「一國兩(liang) 製」的共識史觀與(yu) 憲製認同。借用呂大樂(le) 教授的一個(ge) 經典斷語「尷尬的香港，仍在準備中」。青年造反以及整個(ge) 社會(hui) 的自虐式破壞，顯示的正是香港「精神回歸」途中的極度窘迫困頓之態，如同高燒不退的病人一般。

反修例運動打亂(luan) 國家戰略布局

這場運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打亂(luan) 了國家關(guan) 於(yu) 「一國兩(liang) 製」下半場的戰略布局。十八大以來，麵對香港經濟的「空心化」以及香港社會(hui) 「分離主義(yi) 」的暗流湧動，中央在「一國兩(liang) 製」框架下對治港方略進行了結構性調整，總體(ti) 方向是以《憲法》和基本法為(wei) 依據、以國家主場的經濟戰略為(wei) 抓手推進一種「融合發展」的政策重構進程。這一重構以4份前後相續的政策性文件為(wei) 標誌：其一，2014年治港白皮書(shu) ；其二，2017年回歸20周年習(xi) 近平講話；其三，2017年十九大報告港澳專(zhuan) 章；其四，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麵對國家主場與(yu) 國家政策性權力的合法擴展，香港社會(hui) 表現出空前的精神緊張與(yu) 未來主義(yi) 焦慮，痛切感受到香港的「一國兩(liang) 製」不是朝著「完全自治」方向演變，而是朝著「融入國家」方式整合。國家計劃、權威與(yu) 政策的密集展現，打破了這座自治城市「自以為(wei) 是」的西化定位和本土認同。占中運動是一種立足「普選民主」價(jia) 值的阻斷嚐試，反修例運動則是一種立足「自由安全」價(jia) 值的阻斷嚐試。這就使得香港「一國兩(liang) 製」的下半場變得充滿不確定性乃至於(yu) 發展停滯風險。

「一國兩(liang) 製」的功能區間

「一國兩(liang) 製」始終是國家性戰略，始終是國家現代化總體(ti) 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其基本的製度功能區間涵括：（1）國家統一；（2）經濟現代化；（3）製度現代化；（4）終結冷戰世界觀與(yu) 冷戰秩序，探索世界和平之道。鄧小平的「一國兩(liang) 製」實踐側(ce) 重前兩(liang) 項功能，而習(xi) 近平的「一國兩(liang) 製」實踐側(ce) 重後兩(liang) 項功能。國家在「一帶一路」與(yu) 「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中的香港角色設計，是以後兩(liang) 項功能為(wei) 依據的。

「一國兩(liang) 製」始終存在國家賦予的一種特別的「國家理性」（Reason of State），即國家對地方的高度自治授權與(yu) 地方對國家的持續貢獻的理性結合。也因此，香港隻有持續對國家做出合理而獨特的貢獻，高度自治地位的製度保障才能得到全體(ti) 中國人民的繼續承認和接受。也就是說，作為(wei) 一種理性化的製度設計，「一國兩(liang) 製」不是天賦，不是對香港的偏愛及對其他地區的歧視，而是國家立足於(yu) 現代化大局作出的特別憲製安排，將香港設定為(wei) 國家現代化戰略的「杠杆」。隨著傳(chuan) 統「杠杆率」的下降，香港自身本應主動尋求與(yu) 高度自治地位相稱的國家貢獻方案，而國家通過主場戰略主動配置了新的貢獻空間，這就是所謂的「國家所需，香港所長」。新時代將香港對國家的貢獻從(cong) 既往的「經濟現代化」進一步提升為(wei) 更加綜合性的「民族複興(xing) 」與(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也就是上述後兩(liang) 項隱在於(yu) 「一國兩(liang) 製」完整邏輯鏈條之中但既往並不突顯的功能部分。

比較而言，「經濟現代化」的功能的實際履行並不需要香港製度與(yu) 社會(hui) 做出太大的調整與(yu) 適應，即便按照「井水不犯河水」這樣不嚴(yan) 謹的政策行話精神也能大致相安無事。這就是「一國兩(liang) 製」50年不變之前半場的主調，是突顯「兩(liang) 製」卻淡化「一國」的和樂(le) 階段，也是香港對內(nei) 地進行資本輸出和價(jia) 值觀輸出的階段，是香港持續俯視和「教導」內(nei) 地如何現代化乃至於(yu) 民主化的階段。香港社會(hui) 尤其是文化精英非常愜意於(yu) 那樣的「優(you) 越感」。但是，隨著整個(ge) 西方逆全球化和民主民粹化的衰退性演變，以及國家主場經濟實力與(yu) 戰略的快速提升，和樂(le) 的時代結束了，角色重新適應與(yu) 轉型的時代開始了。「一國兩(liang) 製」的下半場由此揭幕。

這場運動對香港既有的民主、法治甚至人權造成結構性、持續性破壞，對香港核心價(jia) 值觀構成一種顯著的「反噬效應」。一個(ge) 原本文明有序、民主法治健全、市民理性溫和的現代社會(hui) ，為(wei) 何會(hui) 在一場明顯擴大化與(yu) 暴力化的運動中持續發燒、喪(sang) 失理智、無法煞車甚至無法對話呢？看到黑衣青年空洞懵懂的麵龐、粗陋的街麵塗鴉、單調的政治口號、無端的極限暴力以及網絡上自以為(wei) 「義(yi) 士」的英雄主義(yi) 幻象，很容易讓人想起漢娜．阿倫(lun) 特（又譯漢娜．鄂蘭(lan) ）的「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他們(men) 絕不應當是香港青年的真正代表，但卻在曆史的特殊時刻充當了某種「代表」角色。

精英衰退與(yu) 社會(hui) 重建

「五十年不變」已過半。在前半場，香港優(you) 越，「兩(liang) 製」相安。在後半場，國家主場，民族複興(xing) ，「一國」對「兩(liang) 製」的正當塑造作用日益顯著。回歸初期的香港由於(yu) 未能完成23條立法及係統推行國民教育，香港的法製體(ti) 格與(yu) 精神品格依然保持著回歸前的結構與(yu) 狀態，因而在「一國兩(liang) 製」下半場變奏之時已跟不上鼓點，奏不出和聲。香港精英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管治精英責任倫(lun) 理缺失，戰略視野與(yu) 決(jue) 斷力缺失，仍未脫港英公務員的事務官本質，與(yu) 高度自治地位不符；社會(hui) 文化精英乖巧自負，媚俗自肥，巧言令色，精致功利。精英若此，普通市民為(wei) 「沉默大多數」，多持縱容綏靖心態，固然不惡，但為(wei) 善亦難。青年則以青春熱血奉獻於(yu) 蠱惑者及野心家的政治祭壇，充當了極端勢力的「衝(chong) 鋒隊」。

但香港社會(hui) 仍可有重建的希望與(yu) 未來：

其一，中央是「一國兩(liang) 製」的最終責任人，以極度的包容和善意堅持「一國兩(liang) 製」及國家體(ti) 係正當有序的吸納原則，不會(hui) 放棄香港，也不會(hui) 允許極端勢力持續破壞香港；

其二，香港真正的自治與(yu) 自救力量正在複蘇重組，比如麵對示威者暴力衝(chong) 擊，香港基層社區更加團結，對法治與(yu) 秩序的共識更加鞏固，以及香港警隊得到國家與(yu) 內(nei) 地民眾(zhong) 更大認可與(yu) 支持；

其三，大灣區對香港各階層尤其是青年的發展支持政策體(ti) 係更快形成，願者上釣，先來先得，對香港社會(hui) 逐步形成「北上拉動力」；

其四，反修例運動自毀「香港驕傲感」，使得香港與(yu) 內(nei) 地更為(wei) 平等，創造一種下半場融合發展的合理精神條件；

其五，國家持續性的民族複興(xing) 與(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建構進程逐步提供一種整全的21世紀新世界觀與(yu) 全球化秩序，有助於(yu) 香港會(hui) 的精神轉型與(yu) 融入。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