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與(yu) 中國“文”化

——王充“孔子之文在仲舒”說詮說

作者：楊朝明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19年第5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廿一日己未

          耶穌2019年9月19日

摘要：在對於(yu) 董仲舒的曆史文化地位的評述中，以王充《論衡》所言“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最為(wei) 確切精妙。孔子推崇以周文王為(wei) 核心代表的周代文明，留存周代文明命脈，整理周代經典文獻，係統闡發了周代的禮樂(le) 文明並以此教諭弟子，構築了儒家的思想文化體(ti) 係。至於(yu) 董仲舒，則適應了漢代新的曆史環境，將儒家學說通過製度建設、核心價(jia) 值觀構建真正落實於(yu) 政治與(yu) 社會(hui) 實踐之中，進而塑造了帝製時代中國政治文明的麵貌。王充“文王－孔子－董子”之說，更準確地說明了董仲舒在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關(guan) 鍵詞：董仲舒；王充；文；中國文化

在董仲舒與(yu) 儒家思想研究愈加深入的今天，從(cong) 整個(ge) 中國文化的視野去審視董仲舒的曆史地位，竊以為(wei) 東(dong) 漢思想家王充《論衡·超奇》中的話值得注意：“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此言內(nei) 涵豐(feng) 富，值得細細品味。這一評價(jia) 從(cong) 孔子思想來源說起，涉及以往人們(men) 注意不夠的周文王，這啟示我們(men) 要以更加廣闊的視野，準確把握董仲舒的曆史地位。

一、王充心目中的董仲舒

王充（27－約97年）出生在董仲舒（前179－前104年）去世130年之後，他的《論衡》是他用畢生精力寫(xie) 成。到王充時，漢代學術文化經過了200多年的發展，出現了很多優(you) 秀的學者和思想家，王充通曉百家，學識淵博，從(cong) 而能獨抒己見，批古論今。在《論衡》中，王充“銓輕重之言，立真偽(wei) 之平”，對往古與(yu) 當時的學術思潮、思想學說進行衡評，“折衷以聖道，析理於(yu) 通材”，定其是非，攻擊虛妄。

王充對曆史人物、事跡的評價(jia) 鞭辟入裏，與(yu) 他自身成長經曆關(guan) 係密切。據說，他小時候逛書(shu) 店，就閱讀那裏的書(shu) 籍，後來回到鄉(xiang) 裏教書(shu) 。王充善於(yu) 思考，不死記章句。他擅長辯論，認為(wei) 庸俗治學往往失去儒家本質。他曾閉門思考，謝絕一切俗禮和儀(yi) 節，專(zhuan) 心研究寫(xie) 作。故所著《論衡》解釋萬(wan) 物異同，糾正了當時的不少疑惑。

在王充對自己家族淵源的敘述中，可以看出他思想中的特立獨行之處。在《論衡·自紀篇》中王充記載了個(ge) 人祖上的“家醜(chou) ”。當然，王充的本意是為(wei) 凸顯自己出身貧賤，說明“宗祖無淑懿之基”，成功靠的是自己。但也印證了王充“疾虛妄”而稟實直言的人生信條。在那個(ge) 格外崇尚孝道的年代，他的做法難免會(hui) 令人誤解，如唐代的劉知幾就認為(wei) 不合綱常，說他“曆詆其祖父之惡，恐難稱孝”。我們(men) 今天看，王充不為(wei) 祖上諱，自抖“家醜(chou) ”，顯現了王充對於(yu) 前人評價(jia) 中的篤實、中肯、可信。

王充對包括董仲舒、司馬遷、揚雄等人在內(nei) 的漢代不少名家都有評價(jia) 。例如，王充尤其讚賞和推崇桓譚（約前40－32年，字君山），他把桓譚與(yu) 董仲舒進行比較，說：“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論難追。”（《論衡·案書(shu) 》）他還把孔子稱為(wei) “素王”，而稱桓譚為(wei) “素丞相”。就像孔子從(cong) 來未曾做王一樣，桓譚也從(cong) 來沒有做過丞相，可王充認為(wei) 桓譚可與(yu) 孔子相配，將桓譚作《新論》與(yu) 孔子作《春秋》類比。在王充看來，桓譚評定世事，討論疑難，無人能出其右。與(yu) 桓譚一樣，王充反對神學迷信等虛妄之言，所以他的《論衡》才能“解釋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論衡·對作》）。

王充反對虛妄，所以稱道董仲舒為(wei) “孔子之文”的落實者。那時，章句之學熾盛，他反對章句之儒隻知信守師說。很多儒生拘泥於(yu) 家傳(chuan) ，師徒相傳(chuan) ，不敢改變，故所知有限。王充認為(wei) ，既然“六經之作皆有據”，那就說明“書(shu) 亦為(wei) 本，經亦為(wei) 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論衡·書(shu) 解》），既然如此，諸子也各有其長。王充認為(wei) “初為(wei) 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論衡·書(shu) 解》），所以他說：“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王充廣涉經子，所見亦深，他形象地比喻說：“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鱉，其尤深者觀蛟龍。”（《論衡·別通》）

在王充的視野裏，董仲舒是一位博學的“鴻儒”。王充把儒學之士分為(wei) “儒生”“通人”“文人”“鴻儒”四等：“能說一經者為(wei) 儒生，博覽古今者為(wei) 通人，采掇傳(chuan) 書(shu) 以上書(shu) 奏記者為(wei) 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wei) 鴻儒。”又說：“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論衡·超奇》）儒生托身儒門，治聖人之經，學聖人之道，自然勝過不學無術的俗人。但儒生僅(jin) 守一經，不知世務，不通古今，不離師法，辭說雖多，也不能稱博；通人則博覽群書(shu) ，識古通今，但知識豐(feng) 富，卻未必了解世事。如果學而不能用，知道再多也沒有益處。王充“貴其能用”，主張文人要能“抒其意指”，反對“信師是古”，文人草章屬文，損益博通而能用世。如果在此基礎上連綴篇章，成一家之言，那就成為(wei) 非常理想的鴻儒。王充最貴鴻儒，就在於(yu) 其為(wei) “世之金玉”，他們(men) “超而又超”“奇而又奇”，在王充那裏，董仲舒、司馬遷、揚雄、劉向、劉歆、桓譚等人都屬於(yu) “鴻儒”。

在王充心目中，無論董仲舒的治學精神，還是他的道德政治論述，都值得充分肯定。周桂鈿先生說，王充《論衡》提到董仲舒62次，大都是正麵評價(jia) 或推崇[1]。例如，他說董仲舒論“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評價(jia) 他的對策“策既中實，文說美善”“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如此等等。在我們(men) 看來，王充對於(yu) 董仲舒的評價(jia) 是頗值得玩味的。除此之外，他在《論衡·超奇》中把董仲舒與(yu) 文王、孔子並提，說“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王充的這句話也許在當時並非鄭重其事的評論，卻很能表達董仲舒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

二、“文王之文”與(yu) “孔子之文”

那麽(me) ，“文王之文”說的是什麽(me) ，王充何以說“文王之文在孔子”，關(guan) 鍵是怎樣理解這個(ge) “文”。

孔子周遊列國，經曆過很多困厄。一次，他和弟子們(men) 在匡地被圍困數日，《論語·子罕》記：“子畏於(yu) 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zi) 乎？天之將喪(sang)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yu) 於(yu) 斯文也；天之未喪(sang)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在這樣的困厄中，孔子的擔當與(yu) 使命感充分體(ti) 現出來。在此，孔子自謂為(wei) “後死者”，以傳(chuan) 承中華文明、繼承文王之道為(wei) 己任。孔子極力推崇文、武、周公之道，《中庸》說他“憲章文武”，《論語·子張》記子貢曾說孔子學修“文武之道”。孔子一生求道，他以文、武、周公之道的繼承者自居。他渴望道的實現，希望社會(hui) 具有正確的價(jia) 值與(yu) 信仰。他在匡地的淡定和從(cong) 容，正源自他內(nei) 在的信仰與(yu) 生命追求，他要傳(chuan) 承周文禮樂(le) ，繼承發揚以周文王為(wei) 創立者的周文化。孔子說，文王死後，禮樂(le) 文化遺產(chan) 不都在我這裏嗎？上天要消滅這種文化，那就不會(hui) 讓我掌握這種文化了；如果上天不滅亡這種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麽(me) 樣呢？

正如後來許多文廟“斯文在茲(zi) ”的匾額所提示的，孔子所說的那個(ge) “文”指的是斯文、文化，也可以指文獻，指蘊含文武之道的六藝典籍，孔子正是用這些文獻傳(chuan) 授於(yu) 弟子。這個(ge) “文”，不可簡單地理解為(wei) “文章”而已。古代教育有小學、大學之分，朱子《大學章句序》說：“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yu) 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zhong) 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yu) 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以黃震《黃氏日鈔》說：“所謂文者，又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金履祥《論語集注考證》引何北山曰：“所謂文者，正指典章文物之顯然可見者。蓋當周之末，文王、周公之禮樂(le) 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入散亡，序詩書(shu) ，正禮樂(le) ，集群聖之大成，以昭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所謂得與(yu) 斯文者也。”這個(ge) 說法更為(wei) 準確！

孔子推崇周文化，還在於(yu) 周文化本身，在於(yu) 它繼承了夏商以來中華民族所創造的文化成果。《論語·八佾》記載說：“子曰：‘周監於(yu) 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所謂“鬱鬱”，形容事物盛美、繁多，這裏是指富有文采。孔子斯言體(ti) 現了他對周代文化的整體(ti) 認識。在他看來，夏商周三代文化是損益發展的，周代禮樂(le) 文明並非全然新創，而是在夏、商基礎上有所借鑒、有所損益發展而成。在對夏商周三代文化進行比較的基礎上，孔子認識到周文化繼承了夏、商的主體(ti) 結構與(yu) 基本精神而更加充實燦爛，故而他才對周文化非常向往，明確表示“從(cong) 周”。

“文王之文在孔子”不僅(jin) 在於(yu) 孔子對周文化的體(ti) 認，還在於(yu) 他對周文化的發揚光大。周文化“鬱鬱乎文哉”，故孔子之口常常不離“周道”“周訓”“文武之政”，他還時常“夢見周公”。孔子信仰周代的文化，希望恢複這樣的禮樂(le) 之治。他意念堅定，表現在時時處處。例如，途經宋國時，他與(yu) 弟子們(men) 在大樹下習(xi) 禮，“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yu) 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述而》也記載了孔子的這句話。這樣的情形與(yu) 他在匡地被困正相仿佛。對自己的文化使命，孔子似乎有一種神聖體(ti) 認和自覺意識。此種近乎宗教般的精神，正是古今中外偉(wei) 人應對危難、創造偉(wei) 業(ye) 的動力與(yu) 支柱。有人說此不過是“壯膽的話”，則失之淺矣。

周文王代表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之道在孔子那裏得到了充分繼承與(yu) 闡發、完善。文武之政、周公禮樂(le) ，從(cong) 而得到了充分的展開。如果對文、武、周公之道進行曆史解讀，就會(hui) 發現孔子對周代禮樂(le) 文明的係統化。《淮南子·要略》說：“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武王、周公作為(wei) “文王之子”，他們(men) 自然要大力發揚文王之道，不忘“文考”遺訓。所以，不論“成康之道”，還是“周公之訓”，皆“文王之文”也。王充說的“文王之文在孔子”，說的就是孔子對他以前曆史文化的繼承和發展。

總之，孔子“憲章文武”，以“斯文在茲(zi) ”的使命擔當，發揚光大周文化，係統闡發周朝禮樂(le) 文明，形成了他的博大思想體(ti) 係。正如“文王之文”得到了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的闡發與(yu) 弘揚那樣，孔子思想也被包括孔子弟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在內(nei) 的早期儒家進一步發揚光大，“孔子之文”由此更加光彩奪目。

三、董仲舒與(yu) 中國“文”化

孔子儒家的學說是治世的學說，所追求的是人心和順、社會(hui) 和諧、天下和平。儒學絕不僅(jin) 僅(jin) 停留在認知的層麵，絕不僅(jin) 僅(jin) 是空洞的理論，孔子和早期儒家都關(guan) 注現實。不僅(jin) 孔子和他的弟子們(men) 棲棲惶惶到處奔走，子思、孟子、荀子也與(yu) 孔子一樣周遊列國，希望說服當政者行教化、施仁政、興(xing) 禮樂(le) 。然而，孔子儒家的治世學說真正具體(ti) 落地而變為(wei) 現實，卻是從(cong) 董仲舒開始的。

從(cong) 春秋末年的孔子時代開始，社會(hui) 持續動蕩不安。孔子去世到董仲舒出生的整整300年間，可以說一直處在孔子所言的“天下無道”狀態。春秋末年，禮壞樂(le) 崩；戰國時期，征伐不斷；秦朝短暫統一，實行暴政，二世而亡；楚漢戰爭(zheng) 以後，西漢雖然建立，但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對於(yu) 如何治理天下，漢初君臣都不得不去探索、去思考。他們(men) 總結秦朝滅亡的教訓，認識到“仁義(yi) 不施”是秦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也看到了儒家“難與(yu) 進取，可與(yu) 守成”（《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chuan) 》）的特點，明白騎在馬上可以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的道理。無奈受製於(yu) 西漢之初的經濟狀況，隻能采取與(yu) 民休息的基本國策。於(yu) 是，黃老之學興(xing) 盛一時，儒家思想依舊黯然不彰。

這種狀況，到了董仲舒時發生改變。《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說：“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wei) 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ju) 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孔子學說的特點在於(yu) 經國濟世，董仲舒闡發了孔子思想，並且將這一學說具體(ti) 落實在政治與(yu) 社會(hui) 實踐中。班固所說“推明孔氏”，正是王充推崇董仲舒的原因所在。

孔子一生追尋，希望天下有道。他周遊列國，晚年回到魯國，在遲暮之年根據魯國的曆史作了《春秋》。《春秋》寄寓了孔子的微言大義(yi) ，寄寓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孟子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yi) 則丘竊取之矣。’”（《孟子·離婁下》）孔子痛心於(yu) 禮崩樂(le) 壞、諸侯恣行、名分淆亂(luan) 的現實，感歎道：“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yu) 後世哉？”（《史記·孔子世家》）他認為(wei) “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深切著明”（《史記·太史公自序》），於(yu) 是與(yu) 左丘明入周，論史記舊聞，刪煩去重，製定書(shu) 法義(yi) 例，借史明義(yi) ，以期救世。這本是王官之事，而孔子以布衣身份代行天子賞罰，為(wei) 後世垂教立法，所以他說“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孔子之“文”，從(cong) 某種意義(yi) 也可以理解為(wei) “道”，是人之所以為(wei) 人、社會(hui) 之所以為(wei) 社會(hui) 的和諧、和順之道，其中包含了文、武、周公所聚合起來的三代聖王治世理念，這個(ge) “道”又為(wei) 孔子所接續、所傳(chuan) 承、所發揚。另一方麵，所謂“文”，也是“事”，即事功，“文”不是不著邊際的空洞遐思，而是需要落實和踐行。在此基礎上，董仲舒“推明孔氏”，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具體(ti) “文化”社會(hui) 。

孔子作《春秋》，“其文則史”，借史明義(yi) ，經過董仲舒的切實努力，《春秋》大義(yi) 又得以明於(yu) 漢世。《春秋》通過魯國曆史表達孔子的政治理想，董仲舒則推動這種思想在漢代社會(hui) 現實中具體(ti) 落實。他在漢代確立以三綱五常為(wei) 核心的價(jia) 值體(ti) 係，構建禮法結合的治國方略及思想傳(chuan) 統，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價(jia) 值意義(yi) 。董仲舒關(guan) 注社會(hui) 現實，就像前人指出的，董仲舒的許多做法，如“限民名田塞並兼”“天不重與(yu) ”以及“有大俸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yu) 民爭(zheng) 利業(ye) ”等，有利於(yu) 縮小貧富差距，彌合官民對立，“調均”社會(hui) 資源分配。

王充所說“孔子之文在仲舒”，其所指應該就是孔子的治世理論到董仲舒這裏成為(wei) 政治管理的實踐，這其實也是孔子當年所孜孜以求者。董仲舒的曆史功績在於(yu) 他適應西漢中期的曆史需求，與(yu) 漢武帝這樣的政治家合作，努力把儒家思想變成國家意識形態，成為(wei) 全社會(hui) 的指導思想，然後通過製度建設、核心價(jia) 值觀構建，通過行政係統的中介，把儒家思想落到實處，使先秦儒家孔孟荀的思想在漢代變成現實。所以，李宗桂先生說，這種“思想家與(yu) 政治家的政治合作傳(chuan) 統，從(cong) 源頭看，並不起於(yu) 董仲舒，但真正將其落到實處，並且將其鍛鑄為(wei) 後世認可並踐行的文化傳(chuan) 統的，是董仲舒”[2]。

董仲舒對孔子思想的繼承和弘揚，使孔子之道深入人心。如果把董仲舒思想與(yu) 孔子學說放在中國文化大背景中，進行深入研究和細致比較，就會(hui) 更加有助於(yu) 對董仲舒思想的認識。孔子思想儒家文化的形成有一個(ge) 廣闊的文化背景，我們(men) 對孔子儒學以及董仲舒思想的認識，不應該過於(yu) 簡單化。例如“三綱五常”思想，人們(men) 對此討論雖多，但它畢竟是屬於(yu) “天地秩序”範疇的綱紀，沒想到在帝製時代發生了那麽(me) 大的變異與(yu) 扭曲。還有被認為(wei) 董仲舒“政治思想兩(liang) 大武器”的祥瑞說、災異譴告，其實算不上董仲舒的創造發明，在孔子整理的《尚書(shu) 》中就有這樣類似的事例，如《金縢》篇裏的“大雷電以風”、《歸禾》篇所謂“異畝(mu) 同穎”（《史記·魯周公世家》亦載）都是。其實，祥瑞說、災異譴告就是《中庸》所說“國之將興(xing) ，必有禎祥；國之將亡，必有妖孽”，這裏所說是國家興(xing) 亡與(yu) 社會(hui) 民情直接相關(guan) ，假如悖情違理的事情不斷出現，難道還不應該引起重視和警覺！

董仲舒受到世人稱讚，其實是他在“正其誼”“明其道”的社會(hui) 意識與(yu) 價(jia) 值信仰方麵的切實努力。他在《賢良對策》的最後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wei)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cong) 矣。”統一國家要有統一的思想意識，古今皆然。董仲舒強調要統一到六藝、孔子之術，這就是後人所概括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曆史上，很多學者都看到了董仲舒的傑出貢獻，紛紛對他加以稱讚和表彰。《漢書(shu) 》稱董仲舒“為(wei) 群儒首”“為(wei) 儒者宗”，王充《論衡·案書(shu) 》說：“孔子終論，定於(yu) 仲舒之言。”這與(yu) 班固的“推明孔氏”相同，而康有為(wei) 《春秋董氏學·天地人》則說：“賴有董子，而孔子之道始著矣。”這些其實都與(yu) “孔子之文在仲舒”的表述一致。

對於(yu) 董仲舒的曆史定位，以前學者們(men) 多認為(wei) ：董仲舒是一個(ge) 偉(wei) 大的思想家，與(yu) 孔子、朱子並稱儒學三大巨擘。依今天看，我們(men) 更應當把眼光放大、放寬，從(cong) 而站在中華文化五千多年創造與(yu) 發展的廣闊視野裏，更多關(guan) 注中華文化形成的漫長過程。如果將中華文化比喻為(wei) 大樹，那麽(me) 其主幹是儒家文化，根脈是孔子之前的“文王之文”，而董仲舒則使儒家思想和現實相結合，才使中華文化的大樹有了這樣的姿態，伸展出枝條，開結出花果。

竊以為(wei) ，王充所說“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可以很好地詮釋董仲舒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王充處在東(dong) 漢時期的中國，他對於(yu) 孔子儒學形成的曆史應該看得更為(wei) 真切。可以說，孔子繼承了他以前的中國文化，奠定了中國的價(jia) 值觀念基調，董仲舒則通過漢代的社會(hui) 政治實際進行了有效鋪染。與(yu) “孔子－董子－朱子”的論說框架相比，似乎“文王－孔子－董子”更能說明董仲舒在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參考文獻：

[1]周桂鈿.我的學術曆程(三):三次定性董學[EB/OL].[2019-06-12].https://m.sohu.com/a/196820453_99916795.

[2]李宗桂.董仲舒思想曆史作用之我見[J].衡水學院學報,2019(2):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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