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弗朗索瓦·何維勒、極權主義(yi) 衝(chong) 動和知識分子

作者：佩德羅·布拉斯·岡(gang) 察雷斯

譯者：吳萬(wan) 偉(wei)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十八日丙辰

          耶穌2019年9月16日

 讓·弗朗索瓦·何維勒（Jean-François Revel）犀利無比的書(shu) 《民主如何消亡》第一章的標題是“偶然事故的結局”。這個(ge) 偶然事故是民主過程的未來，更具體(ti) 地說是西方民主的未來。何維勒非常說明問題的觀點是現代民主是曆史革新和人類實驗性的社會(hui) 政治組織。他認為(wei) 這個(ge) 實驗還在進行中，因而是流動性的。這樣看來，民主是必須不斷提供營養(yang) 和強化的動態過程，依靠尊重其複雜和脆弱的核心本質的機構和態度的不斷成長。

何維勒認為(wei) ，民主作為(wei) 在社會(hui) 政治聚居地的人道實驗的概念是比曆史上出現的其他專(zhuan) 製性政治體(ti) 製的顯著進步。這是對後現代性的可靠建議，那是被剝奪了曆史記憶的時間段。民主過程的文明準則是顯著的成就，因為(wei) 民主很容易受到來自民主內(nei) 部獨立結構的腐敗引發的攻擊，而民主正是由這種結構定義(yi) 的。這個(ge) 實驗總是處於(yu) 危險之中，因為(wei) 大量的敵人的存在，這是民主必須對付的敵人，尤其是來自內(nei) 部的敵人。

 讓我們(men) 對比民主容易受到內(nei) 部顛覆的特征與(yu) 20世紀另外一個(ge) 裏程碑式政治思想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在《開放的社會(hui) 及其敵人》中所說的“部落本能”。波普爾認為(wei) 民主是一種價(jia) 值觀體(ti) 係，它與(yu) 集體(ti) 主義(yi) 形成辯證對立的關(guan) 係。之所以這樣是因為(wei) 民主渴望個(ge) 人的自主性，擺脫人類根深蒂固的集體(ti) 的部落歸屬感的渴望。按照何維勒和波普爾的觀點，民主表明了人在世界上的存在的本體(ti) 論特征。

 比如，波普爾認為(wei) 某些知識分子受到極權主義(yi) 衝(chong) 動的吸引就是部落性的和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體(ti) 製的回歸。被強迫的集體(ti) 化是對人作為(wei) 不同的、獨立的存在的否定。通過將人的存在集體(ti) 化，我們(men) 變得很容易受到錯誤觀念的影響，隻有在此情況下，人才能戰勝支配人類生存條件的物質和身體(ti) 力量。何維勒和波普爾認為(wei) 這後麵的力量必須被理解為(wei) 本質上的形而上學存在，而不是社會(hui) 政治存在。極權主義(yi) 衝(chong) 動與(yu) 民主推動的人道主義(yi) 價(jia) 值觀是格格不入的。之所以這樣是因為(wei) 極權主義(yi) 衝(chong) 動的主要攻擊對象是人類生命本身。這是民主作為(wei) 曆史過程的困境的最顯著分析。在何維勒和波普爾看來，開放的社會(hui) 讓社會(hui) 政治過程變得具有人性。

兩(liang) 位思想家都指出反人道主義(yi) 的激進意識形態是開放的社會(hui) 的美德的最大威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開放的社會(hui) 對公民的最根本要求就是踐行善意。

免責聲明：在何維勒和波普爾看來，開放的社會(hui) 不應該與(yu) 匈牙利共產(chan) 主義(yi) 者喬(qiao) 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的開放的社會(hui) 基金會(hui) 混淆起來，這裏的開放的社會(hui) 是指一種社會(hui) 政治術語，是個(ge) 貶義(yi) 詞。

知識分子在開放的社會(hui) 中的角色 

思想家應該在開放的社會(hui) 中扮演什麽(me) 角色？在技術性的意識形態激進化的時代，仍然有些有良心的思想家提出了這個(ge) 問題。負責任的和誠實的思想家除了維護個(ge) 人自主性之外，還應該尊重和保護人的尊嚴(yan) 。這應該翻譯成保護最能捍衛個(ge) 人自治的社會(hui) 政治製度。

雖然大部分人通過無涉政治的棱鏡觀察生活，但是，很多後現代思想家和知識分子認為(wei) ，將人類生存的所有方麵都政治化成為(wei) 他們(men) 賴以存在的根本使命。矛盾的是，這尤其是在民主的、開放的社會(hui) 中更是如此。何維勒對激進意識形態的哀傷(shang) 和知情的批判之所以見解深刻就是因為(wei) 他在年輕的時候是社會(hui) 主義(yi) 者。

這個(ge) 問題之所以也很重要是因為(wei) 人類生活的政治化在大屠殺中達到高潮，這是極權主義(yi) 反烏(wu) 托邦的道德的和邏輯的結果。比如，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某些社會(hui) 工程師的希望是在技術專(zhuan) 家管理下的社會(hui) 中實現這種設想。也就是說，科學家和工程師治國，技術是其核心號召力，可以稱為(wei) 技術專(zhuan) 家治國。蘇聯采用了所謂的科學的辯證唯物主義(yi) 的臨(lin) 床準確性；男人、女人和孩子不是作為(wei) 人的內(nei) 在價(jia) 值得到解釋，而是被當作構成人類集體(ti) 化的臨(lin) 時單位。

 蘇聯巨大的人類改造的社會(hui) 工程在西方被社會(hui) 科學家和心理學家模仿，其中就有斯金納（B.F. Skinner），他相信自由意誌是一種幻覺。鑒於(yu) 過去百年收集到的龐大數據證明激進政治化對人的心理產(chan) 生的破壞性影響，我們(men) 今天比從(cong) 前任何時候都麵臨(lin) 一個(ge) 更加緊迫的問題：思想家在開放的社會(hui) 中應該扮演什麽(me) 角色？

我認為(wei) ，在身份認同和激進意識形態問題上，公共知識分子、科學家和哲學家應該保持客觀的和沒有利益糾葛的立場。相反，私人事務中的謹慎應該作為(wei) 最強大的指南，溫和應該是公共目標---至高的善（the summum bonum）。自主決(jue) 策的審慎總是智者的道德指令和義(yi) 務。我們(men) 能夠以多種不同的方式履行公民責任。這是謹慎提出的要求。謹慎並不會(hui) 把人類生存條件的所有方麵都政治化。

教育、關(guan) 照孩子並為(wei) 孩子做出犧牲不僅(jin) 是道德義(yi) 務，而且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men) 的道德行為(wei) 擁抱了一種公民自豪感，其最初的源頭是榮譽。經驗法則是知識分子應該關(guan) 心自己的生活方式，以維護公共利益為(wei) 導向真誠地生活，並贏得一定程度的尊嚴(yan) 。後現代的虛偽(wei) 的異乎尋常的表現是支持者呼籲集體(ti) 的、人為(wei) 造就的工作的社會(hui) 正義(yi) ，卻不願意在私生活中踐行這些理念。這就是亞(ya) 當·斯密（Adam Smith）說的為(wei) 公共利益而裝模作樣的意思。

西班牙哲學家奧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雄辯地論證了社會(hui) 政治層次上的分歧總是表明形而上學層次和道德層次的更大混亂(luan) 的標誌。我在此的觀點有兩(liang) 層意思：首先，不是人類問題的所有解決(jue) 辦法都能被當作政治性的。其次，激進意識形態與(yu) 真正的人文價(jia) 值觀是截然對立的。我們(men) 都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與(yu) 到民主的過程中。甚至那些為(wei) 站不住腳的東(dong) 西辯護的反複無常的牢騷滿腹者也從(cong) 民主過程中獲得重大好處。在激進意識形態理論家鼓吹的反民主政府體(ti) 製中，一知半解的牢騷滿腹者是不能容忍的。

為(wei) 此，我們(men) 必須對激進意識形態對開放的社會(hui) 產(chan) 生的破壞性態度保持高度的警惕。極權主義(yi) 衝(chong) 動持續不斷地促成創建這樣一種社會(hui) ，那裏所謂的結果平等會(hui) 扼殺和窒息個(ge) 人自由。這是極權主義(yi) 的目的。因此，在２１世紀我們(men) 不知不覺地討論烏(wu) 托邦語言掩蓋下的極權主義(yi) 的本質問題，就像房間中的大象，我們(men) 已經視而不見了。

 理性、善意和民主

我們(men) 也必須詢問，作為(wei) 邏輯的和自我管理的過程的理性中天然存在的條件等同於(yu) 思想詭計表現出的東(dong) 西嗎？前者是真理的權限，後者是激進意識形態支持者的特征。理性作為(wei) 啟蒙性人類形態捍衛善意，而善意是民主價(jia) 值觀的根本組成部分。另一方麵，我們(men) 已經見證了智慧如果沒有受到三權分離和製衡等自我管理原則的指導，可能具有破壞性和缺乏人性，這就體(ti) 現在對激進意識形態的盲目追隨上。  

 激進意識形態是一種包括了人類生活條件的社會(hui) 工程，因為(wei) 激進意識形態是消耗一切的。囊括了生活中與(yu) 社會(hui) 政治領域沒有任何關(guan) 係的方方麵麵，激進意識形態強迫人們(men) 進入一種虛幻的狀態，即任何東(dong) 西在本質上都是政治性的，因而需要政治性解決(jue) 辦法。這是21世紀西方激進主義(yi) 尤其是法蘭(lan) 克福學派的遺產(chan) 。

當理性仍然建立在良心作為(wei) 善意的基礎上----一種讓理性成為(wei) 孤獨的旅行者---它仍然是沒有利益糾葛的。理解和智慧是反思性思想的結果。這就是蘇格拉底用私人精靈（daimon）概念展現的內(nei) 心聲音，通常能夠避免虛假，並總是指導他走上正確和高尚的道路。

個(ge) 人反思的莊重與(yu) 為(wei) 了自身利益的社會(hui) 政治行動是根本不能相提並論的，它與(yu) 激進意識形態有明顯的差別。後現代是一個(ge) 枯燥乏味的時刻，聲音最大的、最不誠實的政治正確主張反而能贏得觀眾(zhong) 的注意力。為(wei) 此，不將理性與(yu) 遏製善意和美德的政治權宜之計的思想詭計混淆起來就十分重要。 

從(cong) 其構成來看，理性是普遍性的，沒有利益糾葛的，讓人擁抱不言自名的真理的邏輯後果。同時它也是自我驅動的和沉思默想的。理性能夠讓人擁抱美德、紀律和自我理解作為(wei) 命運之愛（amor fati）---即願意熱愛自己的命運。關(guan) 心自己的命運意味著采取必要的步驟獲得一些條件，無論是在社會(hui) 政治領域還是在道德精神領域都能夠讓人培養(yang) 自我管理能力。理性命令采取的最漫長、最艱巨和最終贏得勝利的道路。理性是有助於(yu) 知識和價(jia) 值傳(chuan) 播的工具。

理性帶來的結果是淨化，一種能夠鞏固美德的精神淨化過程。這難道不是民主激發的共同自主性的莊嚴(yan) ？不容反駁的真理是民主讓我們(men) 變成更高尚的人，無論我們(men) 是否有能力得到社會(hui) 的關(guan) 注。但是，默默無名往往是自戀的知識分子最不能容忍之事。在極權主義(yi) 國家，致力於(yu) 遵從(cong) 黨(dang) 的路線的知識分子已經心甘情願地委身於(yu) 政府部長或者文化機構。在民主國家，知識分子必須依靠智慧、誌業(ye) 、辛勞等贏得自身的分量。

民主讓人們(men) 能夠過一種有尊嚴(yan) 的生活。誠實地考察理性在創造和維持文明中扮演的角色讓每個(ge) 人都在這個(ge) 事業(ye) 中承擔責任。理性指導人們(men) 去追求真理，正如真理像核心齒輪一樣存在於(yu) 人的發展中。在人的道德和精神發展中，理性和民主是夥(huo) 伴。民主並沒有道德義(yi) 務讓我們(men) 幸福，但它的確比任何其他管理體(ti) 製更容易讓人獲得滿足。

知識分子與(yu) 民主

許多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已經參與(yu) 到政治領域中了，他們(men) 的行為(wei) 常常令人欽佩和高貴。這些高貴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名單是很長很多的。但是，這種道德意識開始消退，因為(wei) 20世紀開始產(chan) 生羅伯特·穆齊爾（Robert Musil）所說的“沒有個(ge) 性的人－－－生活在虛假的社會(hui) 政治混亂(luan) 淩駕於(yu) 理性和道德之上的人。”[1]

許多知識分子依靠意識形態迷霧將自己與(yu) 人類現實隔離起來，這讓他們(men) 作為(wei) “有用的白癡”為(wei) 極權主義(yi) 者服務，正如列寧辛辣地諷刺的那樣。20世紀時，這樣的知識分子在建立和維持極權主義(yi) 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在21世紀的前20年，我們(men) 已經見證了這種思想不誠實的泛濫。

 當今民主實行世俗的管理。問題是激進的意識形態世俗主義(yi) ，也就是世俗權力從(cong) 僧侶(lv) 向公民秩序的轉換已經把人類條件的所有方麵都世俗化了。換句話說，我們(men) 已經把活力、深刻和莊嚴(yan) 等統統從(cong) 人類生存和機構中擠掉了。

後現代激進意識形態已經在大規模實施的再教育目標已經將從(cong) 法蘭(lan) 克福學派開始的反人文主義(yi) 的和虛無主義(yi) 的價(jia) 值觀顛覆製度化。激進意識形態熱衷的文化和道德墮落已經將人類存在的單純形而上學和存在的方麵政治化。這讓西方民主變成了道德破產(chan) 的和空洞無物的文化外殼－－－成了深刻性的贗品。

 當知識分子心甘情願地擁抱政治權術和激進意識形態權宜之計，理性就已經不再承認客觀性和對真理的追求。致力於(yu) 黨(dang) 的政治目標的知識分子會(hui) 把人類所有東(dong) 西瑣碎化和政治化。激進意識形態支持者在後現代性中提議的社會(hui) 政治辯論的結構已經沒有任何道德的和價(jia) 值觀的指南意義(yi) 了。

因為(wei) 擁抱極權主義(yi) 衝(chong) 動的人的道德和思想破產(chan) 是無可救藥的，後現代激進意識形態支持者已經采取了篡奪資本主義(yi) 者的資本的措施以便資助其社會(hui) 工程的文化戰爭(zheng) 。激進意識形態支持者拒絕考慮能夠駁斥烏(wu) 托邦社會(hui) 政治工程的壓倒性的現有實證性證據，而後現代性中激進意識形態實踐帶來的災難決(jue) 不能被輕飄飄地放置在一邊。知識分子仍然在不間斷地呼籲建立到現在為(wei) 止已經嚐試過且失敗的意識形態反烏(wu) 托邦，其迫在眉睫的危險是這種思想和文化已經變成了進步解放幌子下的集體(ti) 無意識。

 激進意識形態不滿及其對智慧的破壞

激進意識形態集體(ti) 化非常擅長將一切嚴(yan) 肅和莊嚴(yan) 的東(dong) 西轉變成為(wei) 虛假的、憤世嫉俗和、時裝店風格一樣的激進政治宣傳(chuan) 。這是激進意識形態分子病態的自我厭惡的深刻表現。蘇維埃理論家們(men) 非常清楚，黨(dang) 的路線的政治正確隻能通過欺人之談和虛假的道德進行合理性論證。

西方民主社會(hui) 的激進意識形態分子已經將蘇聯恐怖時期審判作家的技巧製度化，比如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米歇爾·維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和已經過世的意大利女記者作家奧莉婭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等人，這是極其危險的現實狀態。我們(men) 不應該忘記的是這類審判是蘇聯陣營各國的傳(chuan) 奇性標誌。

 真正自由的人文思想家的根本特征是率性而發而不是激進意識形態。這些個(ge) 人從(cong) 來沒有自封為(wei) 知識分子。人文主義(yi) 者－－－無論是基督教的還是世俗的－－－都應該是常識和善意的實踐者，在他們(men) 看來最重要的事是人類存在的連貫性挪用。人文主義(yi) 在曆史上已經宣揚了一種能夠放大個(ge) 人價(jia) 值的反思模式。激進意識形態從(cong) 來沒有實現這個(ge) 目標－－雖然它發現有必要偽(wei) 裝自己，穿上人文主義(yi) 的外衣招搖過市。

1960 年代，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前往古巴旅行，親(qin) 眼見證了卡斯特羅革命為(wei) 這個(ge) 島國帶來了共產(chan) 黨(dang) 政權。薩特竭力讚美共產(chan) 黨(dang) 製度應該成為(wei) 所有國家的典範，實際上它成為(wei) 人類精神的監獄。[2]擁有善意的人很容易就能看穿薩特自我設置的目光短淺和思想詭計促成的反人類罪行。為(wei) 什麽(me) 他和其他知識分子就不能呢？

 激進意識形態的思想詭計從(cong) 來不能將自身轉變為(wei) 自我反思的智慧，因為(wei) 自我認知是智慧的一部分。這種沉思默想的形式可以在柏拉圖、蘇格拉底和斯多葛派中找到。在古希臘思想家中，我們(men) 遭遇欺騙性的實用理性受到自我反思的指導。這是西方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men) 在羅馬皇帝馬可· 奧勒留（公元121 年4月26日－公元180年3月17日）（Marcus Aurelius）身上見證了理性伴隨道德美德，這是體(ti) 現了柏拉圖的哲學家國王理想的思想家，伊壁鳩魯（Epictetus）則是獲得解放了的奴隸，這真的很有諷刺的味道，不是嗎？

波愛修斯（Boethius）在其代表作《哲學的慰籍》中宣稱哲學是一位優(you) 雅的女士。他是在西方文化裏建立音樂(le) 理論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人，在他看來“音樂(le) 不僅(jin) 和猜想有關(guan) 而且和道德有關(guan) 。宇宙的靈魂是根據音樂(le) 旋律融合在一起的。”[3]鑒於(yu) 波愛修斯是在被關(guan) 進監獄等待處決(jue) 的時刻寫(xie) 這段話的，這種善於(yu) 反思的性格對知識分子來說實在太重要了。這種追求真理的傾(qing) 向性也可以在聖托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的身上找到，他承認宣稱神聖性和理性是追求真理時的平等夥(huo) 伴。

很多有良心的知識分子為(wei) 開放的社會(hui) 做出貢獻。但是，其他很多人已經被強加在人類現實上的狂熱自我的不間斷需要與(yu) 現實割裂開來。令人遺憾的是，後一種知識分子在後現代性中充當了極權主義(yi) 衝(chong) 動的法官、陪審團和執行者的角色。

注釋：

[1] Robert Musil,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Translated by Sophie Wilkins.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1996

[2] 沒有什麽(me) 地方比在遙遠的地方發生的浪漫的“革命”更讓人強烈地感受到極權主義(yi) 衝(chong) 動的了，那裏的土著居民毫無疑問會(hui) 對不惜做出個(ge) 人犧牲的資產(chan) 積極知識分子充滿感激。

[3] Daniel Boorstin, The Creators: A History of Heroes of the Imagin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2), 238.

作者簡介：

佩德羅·布拉斯·岡(gang) 察雷斯（Pedro Blas González）佛羅裏達邁阿密海岸巴裏大學（Barry University）哲學教授。1995年在德保羅大學（DePaul University）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岡(gang) 察雷斯博士出版了很多有關(guan) 西班牙哲學家奧爾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和烏(wu) 納穆諾（Unamuno）著作。

譯自：Jean François Revel,the Totalitarian Impulse,and Intellectuals　by

有興(xing) 趣的讀者可參閱“死亡哲學”2016-08-20

和“論長生不老”2018-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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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注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