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陰一陽之謂中國

——中國文明演進動力之文化地理分析

作者：姚中秋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hui) 科學版）》2019年第7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十八日丙辰

          耶穌2019年9月16日

摘要：可以燕山、陰山、賀蘭(lan) 山、邛崍山為(wei) 界，分中國為(wei) 陰、陽兩(liang) 區域，地理、氣候等條件不同，經濟形態不同，人民風習(xi) 不同，是以文化不同。其性相異，故交感而互動，構成中國文明演進之內(nei) 在動力。曆史上四次重大變化，黃帝堯舜建立華夏國家，周人興(xing) 起、至禮樂(le) 完備，秦人興(xing) 起，建立郡縣製，至漢穩定完備，以及最後，清一統陰陽兩(liang) 麵，動力均來自於(yu) 此。

關(guan) 鍵詞：一陰一陽之謂道，文化地理學，中國文明

中國文明之最大特征是可大、可久。何以可大、可久，《周易•係辭下》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然則，中國文明變動與(yu) 通變之機理何在？

關(guan) 於(yu) 變，中西有不同理解：西人傾(qing) 向於(yu) 尋找第一推動力，而張載《正蒙•太和篇》說：“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蕩、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變動是內(nei) 生的，陰陽交感而生。

中國文明變動與(yu) 通變之動力，正在於(yu) 文化地理意義(yi) 上的陰、陽交感互、動，借用《周易•係辭上》“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一陰一陽之謂中國，以下試以陰陽交感、互動模式，觀察和探討中國曆史上幾次重要的製度變遷與(yu) 中國可大可久之道。

一、中國一體(ti) 涵陰、陽

人類古典文明發源於(yu) 歐亞(ya) 大陸（含北非），由於(yu) 帕米爾高原和喜馬拉雅山脈之阻隔，東(dong) 西交往不便，乃生成兩(liang) 種不同類型的文明：在世界島東(dong) 端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內(nei) ，中國自成一體(ti) ；西方各地交往便利，其古典文明間多見傳(chuan) 播、交融之事，可統歸一類，是為(wei) 廣義(yi) 的西方。

中國內(nei) 部又有兩(liang) 個(ge) 地理和文化上的子係統，所謂一體(ti) 涵陰、陽。此在地理上顯而易見，試以地圖示意之：

可以燕山、陰山、賀蘭(lan) 山、邛崍山為(wei) 界，分中國為(wei) 兩(liang) 部分：此線以東(dong) 、以南地區為(wei) “華夏”，因其在南、在東(dong) ，當為(wei) 陽；但其地勢較低，亦可謂之陰；此線以北、以西為(wei) “中國弧地帶”，因其在北、在西，當為(wei) 陰；但其地勢較高，亦可為(wei) 陽。故陰、陽並非固定，重要的是，確可分陰分陽。

這一分界線與(yu) “胡煥庸線”不同：胡線是東(dong) 北-西南走向的直線，此處所劃陰陽分界線則為(wei) 曲線，其樣態頗類於(yu) 古人所畫“陰陽圖”，但轉動方向不同，卻與(yu)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之彩繪龍紋陶盤中的龍紋轉動方向一致。

略加觀察即可發現，西北陽麵之中心在三江源，一源分出長江、黃河和瀾滄三江，其在陽麵，卻滋養(yang) 陰麵文明之發育，陰陽互涵之意甚明。陰麵之中心在虞、夏最初立國之晉南、豫西，此為(wei) 中國最早凝定之地。

就麵積而言，陰、陽兩(liang) 麵明顯失調。但若加人居條件和人口因素，大小、多寡相互抵消，則兩(liang) 麵大體(ti) 平衡。東(dong) 南在溫帶，有或大或小的河流衝(chong) 擊麵原，適合發展種植農(nong) 業(ye) ；西北為(wei) 幹旱、寒冷的高原，以遊牧、漁獵和高原農(nong) 業(ye) 謀生。

兩(liang) 地自然條件大同，人民生計不同，則其社會(hui) 組織和文化必定不同。但兩(liang) 者不是自我封閉的。恰恰因為(wei) 一陰一陽，其性相異，兩(liang) 者必定相感、互動。西、北民族所從(cong) 事的產(chan) 業(ye) 之效率低下，無以自足，其生計所需重要物品如金屬甚至糧食，需從(cong) 外部輸入，用於(yu) 標誌社會(hui) 等級的奢侈品更是如此。且西北地區生態環境脆弱，一旦遭遇氣候變化，如異常的冷、幹氣候，人民無以生存，故其主動交感於(yu) 東(dong) 南族群之動力更為(wei) 充分。東(dong) 、南農(nong) 業(ye) 族群大體(ti) 可以自足，但其亦有仰賴於(yu) 西北之處，最為(wei) 重要的是，作為(wei) 重要的交通和戰爭(zheng) 工具之馬匹，來自西北。總體(ti) 上，兩(liang) 者相互需求，而西北有求於(yu) 東(dong) 南地區者略多，故曆史上，陰陽互感之動力多首發於(yu) 西北，此即所謂陽性動而陰性靜也。

文化上的陰陽互感，必展開於(yu) 特定地理範圍，此即陰陽交接區域，具體(ti) 為(wei) 今甘肅東(dong) 部，陝西西、北部，山西、河北北部，內(nei) 蒙古河套地區、東(dong) 部草原，以及遼寧西部，呈現為(wei) 一弧形地帶，可謂之“陰陽交感地帶”。自然條件決(jue) 定此處為(wei) 介於(yu) 農(nong) 業(ye) 區和牧業(ye) 之間的亦農(nong) 亦牧地帶[1]。這是東(dong) 南農(nong) 業(ye) 區與(yu) 西北高原區互動之地，可以是和平的交易，也可以是相互爭(zheng) 奪的戰爭(zheng) 。

中國曆史上具有突破意義(yi) 的重大製度創新，多由生存於(yu) 陰陽互感弧形地帶之族群率先突破，此即所謂“變”。不過，最終，仍需借東(dong) 南地區更為(wei) 發達的文化傳(chuan) 統予以充實、完善，此即所謂“通其變”，最終推動整個(ge) 中國趨向於(yu) 良好秩序。

以下就幾個(ge) 具有標誌意義(yi) 的曆史節點略作分析，以見地理、文化意義(yi) 上一陰一陽相互交感之神妙。

二、華夏國家誕生於(yu) 陰陽互感

孔子刪定《尚書(shu) 》，斷自堯舜，蓋孔子以為(wei) 中國誕生於(yu) 堯舜。《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qin)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wan) 邦。”眾(zhong) 多族群、邦國之聚合而有中國。哪些族群？何方邦國？去古未遠的司馬遷已感慨，上古茫昧，文獻不足。然而，二十世紀以來諸多重大考古發現，已初步展現中國誕生的過程。

傳(chuan) 世文獻多以為(wei) “堯都平陽”，二十世紀最有理論意識、尤其是文明自覺的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以為(wei) ，其地可對應於(yu) 近年來發掘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此遺址“是迄今中原地區考古發現唯一較早近似社會(hui) 分化達到國家（古國）規模的大遺址，絕對年代距今4500年前後，與(yu) 傳(chuan) 說《五帝本紀》後半的堯舜禹從(cong) 洪水到治水、從(cong) 治水不成功到成功的時期大致吻合”。[2]似可認定陶寺為(wei) 堯舜王天下之都也。

蘇秉琦又指出，陶寺遺址是“多種文化融合產(chan) 生的文明火花，如從(cong) 國家形成模式看，它是以外部因素影響為(wei) 主形成的次生型‘古國’的典型實例。陶寺遺址發現的斝、鬲、彩繪龍紋陶盤，彩繪、朱繪黑皮陶器，包含北方因素，根與(yu) 北方有關(guan) ”。[3]此北方指燕山北側(ce) 地區的紅山文化地區，主體(ti) 位於(yu) 今內(nei) 蒙古赤峰市、通遼市、遼寧朝陽市。

蘇秉琦分析北方因素進入陶寺的路徑曰：“我們(men) 似還可以作進一步理解：距今7000-5000年間，源於(yu) 華山腳下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通過一條呈‘S’型的西南-東(dong) 北向通道，沿黃河、汾河和太行山山麓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幹河上遊至內(nei) 蒙古河曲地帶，同源於(yu) 燕山北側(ce) 的大淩河的紅山文化碰撞，實現了花與(yu) 龍的結合，又同河曲地區古文化結合產(chan) 生三袋足器，這一係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5000-4000年間又沿汾河南下，在晉南同來自四方（主要是東(dong) 方、東(dong) 南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結合，這就是陶寺。”[4]

此處提及兩(liang) 次文化融合。第一次是成熟於(yu) 華山腳下的文明之北上：“在距今五六千年間，源於(yu) 關(guan) 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個(ge) 支係，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圖案彩陶盆為(wei) 主要特征的廟底溝類型，與(yu) 源於(yu) 遼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遼河和大淩河流域的紅山文化的一個(ge) 支係，即以龍形（包括鱗紋）圖案彩陶和壓印紋陶的甕罐為(wei) 主要特征的紅山後類型，這兩(liang) 個(ge) 出自母體(ti) 文化，而比其他支係有更強生命力的優(you) 生支係，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廣、更遠的擴散麵。它們(men) 終於(yu) 在河北省西北部相遇，然後在遼西大淩河上遊重合，產(chan) 生了以龍紋與(yu) 花結合的圖案彩陶為(wei) 主要特征的文化群體(ti) 。紅山文化壇、廟、塚(zhong) 就是它們(men) 相遇後迸發出的‘火化’所導致的社會(hui) 文化飛躍發展的跡象。”[5]以上考古學所揭示者，乃中國文明誕生過程中第一輪陰陽互感。

第二輪陰陽互感、文化融合則是河套地區之北方文化南下：“源於(yu) 關(guan) 中，作為(wei) 仰韶文化主要特征器物之一的尖底瓶，與(yu) 源於(yu) 河套地區土著文化的蛋形甕結合，誘發了三袋足器的誕生”，此即鬲，為(wei) 中國古文化所獨有的器物。[6]此為(wei) 另一輪陰陽互感。此器廣泛傳(chuan) 播，遍及大半個(ge) 中國，推動中國進入考古學上的“龍山化”時代，而這正是中國誕生之前一幕。

越來越多的考古學家相信，參與(yu) 中國誕生的北方文化因素，似即傳(chuan) 世文獻所說之黃帝。傳(chuan) 世文獻所記黃帝之事多在燕山南北長城地帶，《五帝本紀》所記黃帝與(yu) 炎帝之間的戰爭(zheng) ，“與(yu) 考古學上以紅山文化與(yu) 仰韶文化這一南北之間主要文化關(guan) 係及其重大影響，兩(liang) 者驚人的吻合”[7]。

可見，在華夏國家形成過程中，燕遼地區有極重要作用，蘇秉琦先生強調，“遼西地區的‘北方古文化’不能認為(wei) 是或僅(jin) 僅(jin) 是‘中原古文化’衍生的一個(ge) 支係或地方變體(ti) ，我們(men) 絕不可低估遼西地區、河套地區‘北方古文化’在我‘中華古文化’形成發展中所曾起過的作用”[8]。

燕遼地區何以如此重要？蘇秉琦分析其原因曰：“在史前時代，這裏的社會(hui) 發展曾居於(yu) 領先地位”[9]，原因在於(yu) ，此地帶屬《禹貢》所說冀州，“厥土惟白壤”，也即“沙質土壤易於(yu) 開發”，這在農(nong) 業(ye) 工具主要為(wei) 石器的時代，占有優(you) 勢。[10]此地因此有較高生產(chan) 力，農(nong) 業(ye) 產(chan) 生足夠剩餘(yu) ，禮樂(le) 文明乃在此較早成熟，“以祭壇、女神廟、積石塚(zhong) 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質禮器為(wei) 標誌”，“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國家已經產(chan) 生”。與(yu) 此形成對比，同時代的中原地區，迄今尚未發現同一水平的禮製。[11]

蘇秉琦又指出，“但也許正是這一原因，這一帶的地力也最先遭到破壞，水土流失早……所以到紅山文化以後，農(nong) 區衰退，文化中心也向南、向西轉移。”[12]其族群由此進入冀北張家口一帶，再進入晉南，與(yu) 其他文化聚合而成中國。

故《五帝本紀》以黃帝為(wei) 首，確有所本；其所記黃帝之所行，確契合於(yu) 北方民族習(xi) 性，如“教熊羆貔貅貙虎”，此習(xi) 可見於(yu) 東(dong) 北漁獵民族；“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wei) 營衛”，後世北方民族多有此習(xi) 慣；“官名皆以雲(yun) 命，為(wei) 雲(yun) 師”，北方高原上空無一物，惟雲(yun) 之變幻最為(wei) 醒目，紅山文化玉器中也多有勾雲(yun) 形器；又謂黃帝有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wei) 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降”常指從(cong) 北方南下。

當然，綜合《五帝本紀》和《尚書(shu) 》，或許可以說，黃帝雖開啟了構建華夏王製國家之事業(ye) ，但未能凝定之，最終則由堯舜通過融匯東(dong) 方文化完成之。

據《堯典》，帝堯於(yu) 構建中國，有大功三：第一，以其大德，初步建立華夏國家，即本節開頭所引；第二，“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樹立敬天，以為(wei) 華夏信仰信仰，進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治曆明時。第三，開始治水事業(ye) ，任命鯀治水。

接下來，四嶽推舉(ju) 舜為(wei) 王位繼承人。孟子曰：“舜生於(yu) 諸馮(feng) ，遷於(yu) 負夏，卒於(yu) 鳴條，東(dong) 夷之人也。”[13]舜來自黃河下遊，從(cong) 考古學上看，當屬山東(dong) 龍山文化。此地在黃河下遊，洪水泛濫，舜乃率其族群西遷，至於(yu) 晉南。這可以解釋，何以今日山東(dong) 濟南和晉東(dong) 南均有有舜之傳(chuan) 說。由此，東(dong) 西文化融匯於(yu) 晉南。

由《舜典》可見，舜為(wei) 華夏國家之立法者：舜本身以大孝聞名於(yu) 天下，其被舉(ju) 薦為(wei) 王，即立孝為(wei) 普遍的教化之道；上任之後，立刻祭祀天與(yu) 各種神靈，建立祀典；巡守四方，與(yu) 諸侯共同製禮；又作刑，並執行之，“流共工於(yu) 幽洲，放驩兜於(yu) 崇山，竄三苗於(yu) 三危，殛鯀於(yu) 羽山，四罪而天下鹹服”；堯崩之後，正式繼位，則建立政府。舜所任命之人多數來自東(dong) 方和東(dong) 南方，黃河下遊和淮河流域各族群之代表；代舜而興(xing) 的禹，即來自淮河流域，其源頭甚至在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14]

也就是說，華夏國家教化、法製完備於(yu) 舜，舜帶來東(dong) 方地區發達的文化，融會(hui) 貫通，創製立法，此可謂陰陽互感、文化融合之第三輪。帝堯融匯渭河、汾河流域文化和北方文化初建華夏國家之骨幹，舜帶領東(dong) 方、東(dong) 南方聖賢君子則使這個(ge) 初生的華夏血肉豐(feng) 滿。

由於(yu) 堯舜締造單一政治體(ti) ，組織化程度提高，文明演進速度加快；相形之下，未加入此政治體(ti) 的諸多族群則日見野蠻，由此而有文明意義(yi) 的華夏與(yu) 蠻夷戎狄之別，且其重新分配居住地：華夏憑其較強組織力，在平原上擴展；蠻夷戎狄被排擠至山區。於(yu) 是，此前文化程度相當的各族群互感的地帶，轉化成有明顯文明程度之別的華夷交錯、爭(zheng) 奪地帶，後世長城正位於(yu) 華夏與(yu) 西、北戎狄爭(zheng) 奪之地帶。

總結以上所述，華夏國家之誕生，經曆多輪陰陽互感：來自黃河中遊地區的諸多文化北上與(yu) 當地文化融匯，在燕遼地區形成高度發達的紅山文化；此文化南下，與(yu) 來自黃河下遊、長江下遊的文化融合於(yu) 晉南、豫西，而有華夏國家之誕生。後人以豫西伊洛地區為(wei) 天下之“中”，良有以也；此地也正是我們(men) 所繪圖中東(dong) 南麵之中心。

也就是說，華夏國家本身是來自廣闊地域的多種不同文化相互碰撞、融匯之產(chan) 物，西方、北方、東(dong) 方、東(dong) 南方的高度發達的文化匯聚一處，聖人和而不同，多元合為(wei) 一體(ti) ，故中國誕生之初就是費孝通所說多元一體(ti) 格局[15]。中國是有“中”的，四方輻輳於(yu) 中構成中國曆史演進之大勢。正是這種向“中”輻輳的力量，造就此後多次陰陽互感。

三、周禮完備於(yu) 陰陽互感

呈現為(wei) 弧形的陰陽互感地帶，是海洋秩序興(xing) 起之前中國與(yu) 中國以外文明“交易”的地帶。當時世界主要文明集中於(yu) 歐亞(ya) 非大陸，中國位於(yu) 其東(dong) 端，故華夏遠距離對外交易主要向西展開，周人正是憑借其交易優(you) 勢，興(xing) 起於(yu) 西部。

周人祖先為(wei) 棄，《史記•周本紀》記，帝舜“封棄於(yu) 邰，號曰後稷，別姓姬氏”，邰在今西安以西的武功縣。此地距離虞夏活動中心區域晉南、豫西有六七百裏之遠。華夏之王何以任命僻在西方之周人“播時百穀”？唯一可信的解釋是，周人最早掌握了某種重要作物的種植技術。何種作物？麥。

傳(chuan) 世文獻已明言麥類作物係由外部傳(chuan) 入華夏，《詩經•周頌•思文》謳歌棄之功業(ye) 曰：“思文後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麰，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於(yu) 時夏。”“來”即小麥，所謂“麰”即大麥。麥的本字即為(wei) 來，古人造字已指明，麥是從(cong) 外部來到華夏的。作為(wei) “到來”之來，係由此引申。

全球有三大農(nong) 業(ye) 起源中心：第一個(ge) 是中國，北方最早培育粟、黍、菽（即豆類），南方最早培育水稻；第二個(ge) 是西亞(ya) ，最早培育出小麥；第三個(ge) 則是美洲，培育出玉米、薯類。大約在龍山文化時代，麥類作物傳(chuan) 入中國，棄興(xing) 起於(yu) 這之後。

麥類作物傳(chuan) 入通道則為(wei) 北方草原大通道，而在華夏各族群中，周人在最西北，處在西方陰陽交感地帶偏華夏一側(ce) ，故得以最先接觸、種植小麥，並因此聞名於(yu) 華夏。帝舜因此任命棄為(wei) 後稷，將其種植技術推廣到華夏中心區域，此後逐漸成為(wei) 北方重要農(nong) 作物。周人因此在華夏諸多族群中興(xing) 起，最終成就王業(ye) 。

此後，周人一直活動在陰陽互感地帶。據《周本紀》，後稷最初立國於(yu) 邰，夏後氏政衰，其族群乃竄於(yu) 戎狄之間，則必有戎狄化過程，其生業(ye) 大約也有所調整，或以畜牧為(wei) 主。約至商前期，“公劉雖在戎狄之間，複修後稷之業(ye) ，務耕種，行地宜”，周人逐漸恢複種植業(ye) ，這很可能是因為(wei) 氣候變得暖濕，但畜牧可能在其經濟生活中仍占重要地區。“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yu) 豳”，約在今陝西彬縣，顯示其向南遷徙。到古公亶父時代，已在殷後期，“複修後稷、公劉之業(ye) ”，周人決(jue) 計全麵恢複種植業(ye) 。由此引發其與(yu) 當地人的文明衝(chong) 突，於(yu) 是“薰育戎狄攻之”。周人乃南遷至於(yu) 岐下，“於(yu) 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至此周人在經濟和文明上完全恢複華夏文化。

周人本為(wei) 華夏重要族群，但有過戎狄化、再華夏化過程。此後四五千年，在陰陽互感地帶，如此故事將反複發生。而總體(ti) 趨勢是，蠻夷戎狄持續地華夏化。畢竟，相對於(yu) 蠻夷戎狄，華夏的文明程度更高，故對蠻夷戎狄有巨大吸引力，故其通過各種方式努力進入華夏，輻輳於(yu) “中”，形成費孝通先生所說的中國“滾雪球式”擴展之勢。

正是由於(yu) 這一反複過程，周人得以完整地體(ti) 認一陰一陽之中國，對中原文化和戎狄文化皆有把握，故能涵攝東(dong) 南文明可取之處，同時掌握應對戎狄之道。周人在殷人治下即得以擴展其影響力，恐怕主要就是因為(wei) 其掌握應對戎狄之道，此為(wei) 麵臨(lin) 戎狄威脅的殷人所迫切需要者，故季曆、文王得以為(wei) “西伯”。同樣因為(wei) 對戎狄有較深認識，故武王、周公克殷之後，雖傾(qing) 向於(yu) “宅茲(zi) 中國，自茲(zi) 乂民”[16]，以位居華夏之中心位置的洛邑為(wei) 成周，終未放棄關(guan) 中故地，而以豐(feng) 鎬為(wei) 宗周，以防禦西、北方向的戎狄。由《詩經》、《周本紀》可見，有周一代，戎狄的威脅始終存在。

在成周，周公從(cong) 容地製禮作樂(le) ，，兼具陰陽之德。孔子論三代禮樂(le) 之別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qin) 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qiao) 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qin) ；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qin) 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17]

夏文化中心在晉南、豫西北，距陰陽交感地帶不遠，質樸而不免簡陋。商人起於(yu) 東(dong) 方，勤於(yu) 事奉鬼神，崇尚嚴(yan) 刑峻法。周人則有一大變，子曰：“周監於(yu) 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18]周人回歸夏道，遠鬼神而近人，崇尚德行而重視禮製；但也接納了較為(wei) 發達的殷商之禮，隻是變其事奉鬼神之禮製為(wei) 人際的親(qin) 親(qin) 、尊尊之禮，由此建立完備的封建之製。

總之，周人往來於(yu) 華夏與(yu) 戎狄之間，綜合兩(liang) 地文化，興(xing) 起於(yu) 在陰陽互感地帶。革東(dong) 方殷商之命後，綜合東(dong) 、西兩(liang) 種文化，因乎東(dong) 方殷商之禮樂(le) ，化之以其剛健清新之風，華夏禮樂(le) 文明由此進入完備狀態。經由孔子之“從(cong) 周”，周代禮樂(le) 及其所養(yang) 成城的君子，構成華夏文明之基本氣質。

四、郡縣製成熟與(yu) 陰陽互感

近千年後，同樣興(xing) 起於(yu) 陰陽互感地帶的秦人，再度給華夏帶來新的治理模式。

《史記•秦本紀》記，秦人祖先本在東(dong) 夷，舜命伯夷為(wei) 虞，管理王室之上下草木鳥獸(shou) ，而其“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殷商後期，秦人先祖則“在西戎，保西垂。”其後，“蜚廉為(wei) 紂守北方”[19]，可見其活動區域已逐漸轉移至西、北方，正在陰陽互感地帶。

秦人發展曆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yi) 的人物是造父：“造父以善禦幸於(yu) 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le) 而忘歸。徐偃王作亂(luan) ，造父為(wei) 繆王禦，長驅歸周，一日千裏以救亂(luan) 。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wei) 趙氏。”[20]造父得以深入西域，西戎之地也；其受封之趙，則在今山西洪洞縣，正在華夏與(yu) 北狄交錯之地。

入周，“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yang) 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yu) 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秦人已以畜牧為(wei) 主業(ye) 。周王乃命其“邑之秦”[21]，在今甘肅清水縣秦亭，六盤山西麓。

由此，秦人開始華夏化，為(wei) 保衛周王室，與(yu) 西戎頻繁發生衝(chong) 突：“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wei) 大夫，誅西戎。”[22]秦人的華夏化進程快速推進，毛詩《秦風》第一首《車轔》序曰：“有車馬、禮樂(le) 、侍禦之好焉”。

然而，戎狄勢力強大，“西戎、犬戎與(yu) 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dong) 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wei) 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23]秦襄公之國在今甘肅禮縣，秦更進一步華夏化，《秦風》第二首《駟驖》序曰：“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le) 焉”；第三首《小戎》序曰：“備其兵甲，以討西戎。”此後，秦向東(dong) 發展，至秦穆公，甚至與(yu) 晉爭(zheng) 霸。

然而，秦晉崤之戰，秦遭遇失敗，轉而走上戎狄化之路，穆公重用戎王之使由餘(yu) ，“由餘(yu) ，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其對穆公，公然否定華夏禮樂(le) ，肯定戎夷之治：“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而秦穆公欣然從(cong) 之，“秦用由餘(yu) 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裏，遂霸西戎。”然而，秦也由此走上戎狄化之路，在禮樂(le) 上即為(wei) 反乎周道，大量使用人殉：“繆公卒，葬雍，從(cong) 死者百七十七人”。此後，“秦僻在雍州，不與(yu) 中國諸侯之會(hui) 盟，夷翟遇之”。[24]

秦孝公繼位之初，再度開啟華夏化過程，“於(yu) 是乃出兵東(dong) 圍陜城，西斬戎之獂王。”[25]重用公孫鞅，“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衛本為(wei) 康叔之國，與(yu) 魯為(wei) 兄弟之國，於(yu) 天下諸侯中禮樂(le) 較為(wei) 完備；“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wei) 中庶子”[26]，而刑名之學最早出現於(yu) 魏，係由孔門子夏之學轉出，魏於(yu) 列國之中最早變法，頗見成效，衛鞅正是帶著這些知識到秦，推行新法度。

由於(yu) 秦僻處西垂，封建傳(chuan) 統淡薄，公室權威強大，故新法得以徹底推行，乃第一個(ge) 形成完備的國王以科層官僚治理萬(wan) 民之政製。借此製度，秦人最早實現“富強”，最終掃滅東(dong) 方各國，一統天下，建立郡縣製，此為(wei) 社會(hui) 治理模式之大變。

秦人雖創建新製度，卻不二世而亡。而後，楚人興(xing) 起，從(cong) 陳勝吳廣到項羽、劉邦，皆楚人也，乃恢複封建製。但在人口繁密、往來便利的時代，封建之製顯然已經過時，先是劉氏誅殺異姓王，而後劉氏諸王迭有謀反之事，景帝平定七國之亂(luan) ，武帝行推恩令，削弱諸侯，終究還是回到郡縣製正軌。

但郡縣製度之最終穩定，有賴於(yu) 士人入仕之製度化。劉邦立國之後，治理較為(wei) 寬鬆，學術得以恢複，士人群體(ti) 壯大。至漢武帝時，推動複古更化，立王官學，興(xing) 學校，行察舉(ju) 之製，士君子得以大量成為(wei) 各級政府官員，“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27]。至此，秦所初創之郡縣製乃得以穩定，且行之兩(liang) 千餘(yu) 年。

學者於(yu) 周秦之變多所關(guan) 注，然秦漢之間亦有大變。秦人興(xing) 起於(yu) 陰陽互感地帶，以東(dong) 方最早出現的縣製運用於(yu) 西方，初建王權製國家，實現富強，橫掃東(dong) 方六國，代周而恢複一統，普行郡縣製於(yu) 天下。然而，郡縣天下治理之定型，在漢武帝複古更化之後，以黃河下遊繁榮的三代文化為(wei) 國家之本，以其所養(yang) 成的士人為(wei) 治理主體(ti) ，天下始得以安定。

五、清朝合陰陽為(wei) 一體(ti)

考察中國曆史可以發現，陰陽二麵互感、互動之曆程，大體(ti) 可劃分為(wei) 三階段：

第一個(ge) 階段，虞、夏、商、周時代，陰陽互感發生在西方、西北。彼時戎狄活躍於(yu) 華夏中心區域之西（靠近陰麵中心三江源）和西北：周人曾麵臨(lin) 戎狄壓迫，其在當時華夏之西北；秦人曾為(wei) 周人防禦戎狄，則在華夏正西。

總體(ti) 上，早期戎狄生活於(yu) 華夏周邊山地中，即隴東(dong) 山地、關(guan) 中以北山地、山西汾河盆地兩(liang) 側(ce) 山地中，由此形成其群落分散的特征，如太史公所說，春秋時代，“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yi) 渠、大荔、烏(wu) 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dong) 胡、山戎。各分散居溪穀，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yu) 戎，然莫能相一。”[28]

至於(yu) 華夏各邦，則生活在幾塊相連的河穀盆地和河流衝(chong) 擊平原上，交通便利，有利於(yu) 維護統一；可耕地廣大，農(nong) 業(ye) 發達，人口繁庶；故相對於(yu) 戎狄，華夏擁有較大戰略優(you) 勢和經濟優(you) 勢，可有效抵禦之，並部分同化之。

第二個(ge) 階段，戰國以後，陰陽互感轉至北方。彼時，華夏諸國不斷擴張，戎狄部分華夏化，部分被排擠到蒙古高原上，其生業(ye) 遊牧化，其生產(chan) 形態、社會(hui) 組織形態與(yu) 華夏完全不同。夷夏形勢乃有一大變。

蒙古草原上的牧民逐水草而居，故各族群之間普遍處在離散狀態，政治組織水平極低。華夏保持統一時，常對其施加較大壓力，自保本能促使其聯合。而從(cong) 大興(xing) 安嶺到天山之間，無高山大河阻隔，有利於(yu) 諸部整合為(wei) 一。故曆史上，華夏政治統一，常與(yu) 草原統一相先後[29]：秦建立統一的郡縣製秩序時，北方草原上形成匈奴主導的第一個(ge) 統一的遊牧民族政治體(ti) ；隋唐再度統一，北方草原上形成統一的突厥政治體(ti) 。

盡管如此，草原遊牧民族縱橫馳騁於(yu) 上萬(wan) 裏的弧形草原地帶，過大的地理範圍不利於(yu) 其提升政治組織水平，故匈奴、突厥隻能進行快進快出的掠奪，而無力進入華夏，撼動華夏中心。最終，匈奴、突厥也被漢、唐擊潰。

中古時代，對華夏構成真正威脅者實為(wei) “胡人”，即內(nei) 遷的北方草原民族。漢、唐兩(liang) 朝將其安置於(yu) 陰陽互感地帶，如陝西北部、河套地區、山西、河北北部，本意是防禦其外部之戎狄，所謂“為(wei) 漢保塞”。然而，當華夏政治出現混亂(luan) 時，胡人滋生政治野心，利用其接近外陰麵中遊牧族群的有利態勢，逐鹿中原，由此而有董卓之亂(luan) ，有“五胡亂(luan) 華”，有“安史之亂(luan) ”，以及河朔藩鎮之割據。此時，陰陽互感地帶成為(wei) 中國動蕩之源，經由胡人的中介，遊牧民族進入華夏，禍亂(luan) 黃河中遊的華夏核心區域。

遭遇胡人連續衝(chong) 擊，自三國始，華夏中心區域人口被迫向南方遷徙。隋唐成為(wei) 中國經濟地理演進之轉折點：南方的文化、經濟力量超過北方，傳(chuan) 統華夏的中心區域，即渭河、汾河流域、黃河中下遊則逐漸衰敗、空虛，夷夏關(guan) 係由此進入第三階段。

第三個(ge) 階段，中唐之後，陰陽互感轉至東(dong) 北。

據《禹貢》記，虞夏之時，冀州為(wei) 華夏中心區域，晉南在其中，斜向伸展，經燕山兩(liang) 側(ce) 至今日東(dong) 北渤海之濱。九州之劃分顯示，在黃帝堯舜時代，這一片地區構成同一政治、文化互動空間。秦、漢也有能力經略東(dong) 北，比如漢代的右北平郡遠在燕山以北，今赤峰市寧城縣境內(nei) ，後來的遼中京城即在其東(dong) 北三四十公裏開外。

但此後，隨著人口南遷，文化經濟中心向南轉移，華夏逐漸喪(sang) 失經營東(dong) 北的能力，戎狄乃得以在北偏東(dong) 的華夏當麵從(cong) 容發育，並擁有較為(wei) 強大的政治統治能力。

鮮卑已預示了後世中國邊患興(xing) 起之地：草原東(dong) 端，大興(xing) 安嶺西麓，今呼倫(lun) 貝爾大草原；或東(dong) 北平原、山地。隻不過，鮮卑仍先立都於(yu) 華夏正北的平城，今山西大同，然後南下，立都於(yu) 洛陽，治理整個(ge) 北方，這是北方民族第一次統治黃河流域。後來的契丹、女真均興(xing) 起於(yu) 東(dong) 北，蒙古也從(cong) 草原東(dong) 端興(xing) 起，成吉思汗稱大汗於(yu) 鄂嫩河，而後向西擴張。

縱觀幾千年夷夏互動曆史，由東(dong) 北興(xing) 起的戎狄社會(hui) 之組織化程度最高，軍(jun) 事政治能力最強，且呈現逐漸遞增的趨勢，從(cong) 而得以逐漸擴展其統治範圍：遼與(yu) 北宋對峙於(yu) 今河北中部白溝一線，金與(yu) 南宋對峙於(yu) 淮河-秦嶺一線，最終，蒙古和滿清征服整個(ge) 華夏。

此中值得注意者，加上鮮卑，入中國之統的北方民族全部興(xing) 起於(yu) 燕遼及其以北地區。[30]何以如此？關(guan) 鍵在於(yu) 理解燕遼地區的重要戰略地位。在華夏凝定過程中，此地區是重要的文化融合舞台；在過去一千多年間，類似作用再度體(ti) 現。蓋因此地是農(nong) 、牧、漁混合區，故為(wei) 北方民族整合之最佳地點。

蒙古高原西部多為(wei) 沙漠戈壁，生態較好的大麵積連片草場均在燕遼地區及其以北，如緊鄰燕遼地區的科爾沁草原、烏(wu) 蘭(lan) 察布草原，往北的呼倫(lun) 貝爾草原，往西的錫林郭勒草原。草原遊牧人口主要聚集於(yu) 此，故為(wei) 支配整個(ge) 草原力量的最佳支點。

燕遼地區可向東(dong) 、北直通東(dong) 北漁獵地區，向北、西則是草原遊牧地區，兩(liang) 者生活習(xi) 性有相近之處，容易結盟，建立統一政治體(ti) ，漁獵民族常為(wei) 領導者。蓋因其過定居生活，社會(hui) 組織化程度一般高於(yu) 遊牧民族，鮮卑、契丹、女真似均為(wei) 漁獵民族；其有政治自覺之後，由東(dong) 而西，進入草原，整合遊牧民族，而後在燕遼地區集結，聯手南下。

又，燕遼地區是穀物種植業(ye) 所能到達之最北端，常有漢人在此定居生活，其社會(hui) 組織化水平高於(yu) 蒙古草原和東(dong) 北漁獵地區。惟其孤懸塞外，極易為(wei) 北方民族所征服。北方民族至此，即可招募華北之漢人，包括其士人，學習(xi) 中國之教與(yu) 政，局部地華夏化，改進其生產(chan) 形態，改造其較為(wei) 原始的組織，大幅度提高社會(hui) 組織化水平。

因此，燕遼地區是北方遊牧、漁獵民族南下之根據地。北方民族進據此地後，其政治組織快速進化，軍(jun) 事能力大幅度提高。由此，積累南下之力，首先華夏北方，進而統治整個(ge) 華夏，入中國之統。

當然，就地理而言，由此南下最為(wei) 便利。此地與(yu) 華夏的天然阻隔是燕山。而華夏文化經濟中心南遷之後，在燕山一線組織防禦的經濟成本極高，北方民族以較低成本持續騷擾、進攻，終能攻破之；隻要越過燕山，即為(wei) 大平原，平原地區的社會(hui) 組織已然鬆動、軟化，無力組織有效的抵禦。

清朝是以上所述曆史進程之收官者。滿清興(xing) 起於(yu) 東(dong) 北，首先向東(dong) 發展，聯合呼倫(lun) 貝爾草原和科爾沁草原之蒙古民族，而後定都於(yu) 沈陽，匯聚三種經濟形態，共存三種社會(hui) 組織體(ti) 係，有頗為(wei) 高超之政治技藝。興(xing) 起於(yu) 華夏交織地帶的周人有此技藝，而後世治理文教一統之華夏的中原王朝皇帝、士大夫卻普遍喪(sang) 失這種技藝。

滿清入關(guan) 之後，以東(dong) 南之經濟實力支持滿蒙軍(jun) 事力量向西擴展，蒙古高原、西域即今新疆，以及青藏高原，悉數納入中國政治體(ti) 中，並初步推動其郡縣化。此為(wei) 中國五千年未有之大巨變也。五千年前形成的華夏與(yu) 中國弧地帶陰陽互感的格局，進至於(yu) 陰陽合一。當然，清朝隻是把中國弧地帶初步納入中國，但陰陽真正融合為(wei) 一，尚需進一步努力。

由於(yu) 陰陽合一，古已有之的雙都格局，到清代跡近於(yu) 無。虞、夏、商均有頻繁遷都之事，推測其主要目的是應對蠻夷戎狄之騷擾、入侵。周人興(xing) 起，其所麵臨(lin) 的戰略困境更為(wei) 明顯，乃創造性地發展了新的國家戰略，在東(dong) 西軸線上設置雙都：克殷之後，武王、周公營建洛邑為(wei) 成周，以治理文化經濟發達的東(dong) 方；同時保留關(guan) 中的豐(feng) 鎬為(wei) 宗周，以防禦西方和西北的戎狄。這一局麵持續近兩(liang) 千年，隋唐仍行之。

但隋唐時代，全國格局已有大變化，文化經濟中心南移，而戎狄來自北方，後來更來自東(dong) 北，故至宋代，都城先在洛陽以東(dong) 之開封，北宋滅亡後南遷。明則反向運動：最初定都南京，又遷都於(yu) 北京。但遷都之後，未廢南京，雙都布置於(yu) 南北軸線上，南京在文化、經濟中心，北京則在抵禦北方戎狄之前線。為(wei) 此，投入巨資維護元朝修建的京杭大運河。

對清而言，當然不必防禦北方，但同樣有經營新納入中國的諸西北民族之事，乃續設雙都：北京之外，承德接近都城規製。北京轉而為(wei) 統治南方之中心，承德則是治理中國弧地帶之中心。雙都間距離極近，僅(jin) 五百裏，這正是陰陽合一之結果。北京承德相距如此之近，深刻揭示了北京為(wei) 清朝已降的中國之“中”，定都北京乃陰陽合一後的中國之勢所必然——承德廢棄之後，今日建設雄安，意在培厚北京之根基，信乎其為(wei) “千年大計”。

揆之以近世之事，亦可見此理顛撲不破：蔣介石北伐勝利之後，乃定都南京。北京失去都城地位後，現代工商業(ye) 快速流失，北方乃日益衰敗、空虛；日本殖民者得以從(cong) 容經營朝鮮、東(dong) 北；進而從(cong) 東(dong) 北蠶食華北，進擊蒙古高原，撼動整個(ge) 中國弧地帶，新疆、西藏等有分崩離析之勢。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反其道而行之，終獲革命成功：中共本興(xing) 起於(yu) 南方，遭圍剿而失敗，乃進行長征。其路線正在傳(chuan) 統的夷夏交界線上，其北上所經之地有當年秦人興(xing) 起之地；落腳於(yu) 陝北，仍為(wei) 傳(chuan) 統的夷夏交界之地，當年周人曾流落於(yu) 此。中共由此出山西，開辟晉察冀根據地，同樣在傳(chuan) 統的陰陽互感地帶。日本投降之後，中共得以由此迅速進占東(dong) 北，積聚力量，此合於(yu) 過去一千多年開國者起於(yu) 東(dong) 北之大勢。而後揮師入關(guan) 南下，勢如破竹。放棄南京，重新定都北京，得以有效經營內(nei) 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並以政治力量矯正東(dong) 西、南北間之不均衡，大一統中國可謂固若金湯矣。

六、作於(yu) 西北，成於(yu) 東(dong) 南

中國位於(yu) “世界島”東(dong) 端，大洋高山合圍構成一相對封閉的地理單元，其中又有兩(liang) 個(ge) 不同的子單元，形成中國之陰、陽兩(liang) 麵。既分陰陽，則互感、互動而生變化，此即中國文明演進之內(nei) 在動力。以上對中國文明演進曆程中四個(ge) 重要曆史節點之分析表明，新製度大體(ti) 初創於(yu) 陰陽互感地帶，最終完備、穩定於(yu) 陽麵的所提供的製度、教化支撐：

第一次，來自北方的黃帝開始構建中國的事業(ye) ，位於(yu) 陰陽互感地帶的帝堯聯合諸邦為(wei) 一體(ti) ，來自東(dong) 方的舜、禹、皋陶等人則大量創製立法，最終完成華夏政治與(yu) 文明體(ti) 之構建。

第二次，活動於(yu) 陰陽互感地帶、在華夏化和戎狄化之間往來反複的周人，在西方建立其封建製，而後進入東(dong) 方，營建洛邑，吸納殷商禮樂(le) ，以至於(yu) “鬱鬱乎文哉”。

第三次，活動於(yu) 陰陽互感地帶、在華夏化和戎狄化之間往來反複的秦人，在西方初創郡縣製，而起於(yu) 東(dong) 南方的漢，融文教於(yu) 其中，郡縣製得以穩定，行之兩(liang) 千餘(yu) 年。

第四次，中國文化中心轉移到南方之後，滿人在政治上成熟於(yu) 東(dong) 北的陰陽互感地帶，而後南下，依托南方士人治理華夏；又經由位於(yu) 陰陽互感地帶的承德，向西經營中國弧地帶，納其入中國，中國治理範圍至於(yu) 其地理極限矣。

在這中間，中古另有一些曆史變遷，模式與(yu) 此類似：起於(yu) 陰陽互感地帶的北朝各國如北周，積極創新製度，隋唐一統天下後沿用之，行於(yu) 天下。

以上四次重大曆史變遷，有明顯的規律可尋，即作於(yu) 西北，成於(yu) 東(dong) 南。

《史記•六國年表》序說：“禹興(xing) 於(yu) 西羌，湯起於(yu) 亳，周之王也以豐(feng) 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xing) ，漢之興(xing) 自蜀漢。”但前麵卻說：“或曰：‘東(dong) 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yu) 東(dong) 南，收功實者常於(yu) 西北。”此說與(yu) 其例證不符，當為(wei) ：王天下者，必興(xing) 起於(yu) 西北，收功實者於(yu) 東(dong) 南；且其所謂西北，實在我們(men) 所說的西部、北部陰陽互感地帶。

新製度何以作於(yu) 西北？各代情形不同，歸納起來可以說，西北陰陽互感地帶族群多樣，文明不同，社會(hui) 複雜，且生態脆弱，故族群衝(chong) 突頻發，原有製度易遭衝(chong) 擊、崩解，形成製度真空。這給新興(xing) 力量興(xing) 起創造條件，當其興(xing) 起，不能不創設新製，以建立和維護秩序。其創建製度，必觀陰陽兩(liang) 麵：西北出問題，東(dong) 南有知識，關(guan) 於(yu) 倫(lun) 理、製度的知識；但此知識又難以簡單搬用於(yu) 西北，須作創造性轉化、發展，此即構成製度創新。比如，秦設立王權、縣製之知識，由商君作中介，來自東(dong) 方之魏；在其自身環境中，經過變通，予以實施，乃成就一全新體(ti) 製。

新製度何以成於(yu) 東(dong) 南？東(dong) 南為(wei) 黃淮平原，及長江中下遊平原丘陵，適宜穀物種植，故在農(nong) 業(ye) 為(wei) 主業(ye) 的時代，東(dong) 南的經濟始終較為(wei) 發達，人口繁庶，城邑眾(zhong) 多；並有足夠剩餘(yu) 發展文化教育事業(ye) ，養(yang) 成士人群體(ti) ，生產(chan) 、積累、傳(chuan) 承各種知識，包括社會(hui) 治理知識。故孔子出於(yu) 魯，諸子皆為(wei) 東(dong) 方人。

簡言之，從(cong) 物質、文化各方麵看，東(dong) 方更為(wei) 文明，此即構成中國之“中”。這對任何政治力量都有巨大吸引力，故興(xing) 起於(yu) 西、北陰陽互感地帶的族群，必謀求進入和統治東(dong) 、南，由此構成所謂曆史演進之輻輳力量。黃帝謀求進入這個(ge) 地區，周人、秦人都謀求進入這個(ge) 地區。

新起的政治力量一旦進入東(dong) 南，即可得到此地成熟的知識，得到士人，即可完善初創製度，而至於(yu) 大成。當然，也惟有如此，新興(xing) 政治力量才能為(wei) 東(dong) 方所認同，維護政治統一。秦之不二世而亡，即因為(wei) 其一統天下之後，竟然焚詩書(shu) ，摒斥東(dong) 方士人群體(ti) ，其人轉而成為(wei) 撼動其秩序的力量。漢興(xing) 之後，順天應人，吸納東(dong) 方知識，建立察舉(ju) 製，給東(dong) 方士人上升通道，則成就王業(ye) 。

可見，作於(yu) 西北的剛健質樸的力量，必須經過東(dong) 南深厚文教之化成，方能大成。荀子曾區分“兼並”和“堅凝”：“兼並，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皆百裏之地也，天下為(wei) 一，諸侯為(wei) 臣，無他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31]兼並和堅凝可轉用於(yu) 理解中國曆史上重大製度變遷之機製。製度構建可分兩(liang) 階段：始創和凝定。始創新製度固然重要，但惟有凝定，製度才可以正常運作。始創，需要果決(jue) 和力量，打破舊秩序、舊格局的勇氣；凝定，則需要荀子所說的文教。相對而言，西、北剛健質樸，東(dong) 、南文教興(xing) 盛。所謂成於(yu) 東(dong) 南，即是融文教入新體(ti) 製中，進而“體(ti) 萬(wan) 物而不遺”，全麵改造、提升草創於(yu) 西北的製度。

此大成可謂之文質彬彬，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32]西北陰陽互感地帶有剛健之氣，可以始創製度，此即為(wei) “質”。東(dong) 南文教禮樂(le) 較為(wei) 完備，則為(wei) “文”。西北草創，其製度未必可以持久；文之以東(dong) 南的禮樂(le) ，文質彬彬，則可大可久。

故曆史上的製度變遷通常經曆兩(liang) 度陰陽互感：第一輪，活躍在陰陽互感地帶中的族群，麵對其治理難題，綜合運用兩(liang) 麵的知識，新製度在之迸發；第二輪，陰陽互感地帶始創的製度與(yu) 東(dong) 南既有的發達禮樂(le) 相融合，形成新的普遍的禮樂(le) 法度，行於(yu) 天下，中國文明由此向前推進一步。

故曆史上重要王朝立國常需經過“第二次立憲”環節。此由陸賈對漢高祖第一次明確提出：“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shu) 》。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shu) 》！’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33]高祖雖為(wei) 東(dong) 方人，卻定都於(yu) 長安，並沿用秦製；《詩》《書(shu) 》為(wei) 東(dong) 南文教之代表，陸賈欲高祖融此東(dong) 南文教於(yu) 秦製之中，此正漢武帝所行之事也。

所以，理解中國，必須全麵完整。既要關(guan) 注農(nong) 耕地區的文化、製度，也要關(guan) 注非農(nong) 耕地區的文化、製度，尤其是要關(guan) 注兩(liang) 種文化、製度在兩(liang) 者交錯地帶之融匯、碰撞，新製度、新王朝常興(xing) 起於(yu) 此。為(wei) 全麵理解中國，或許可以分中國為(wei) 三：東(dong) 南平原丘陵農(nong) 業(ye) 區，西北高原牧業(ye) 區，兩(liang) 者的居間、交錯地帶，中國文明之陰陽互感、製度內(nei) 生變化之機正在後者。

六、餘(yu) 論：陰陽交感而有天下秩序

中國文明在持續演進中，其驅動力量是西北、東(dong) 南兩(liang) 種地理環境中發育成長出來的陰、陽兩(liang) 種文化間之互動，中國由此得以持續成長。至清，合陰、陽兩(liang) 麵為(wei) 統一的中國，可謂五千年未有之大“作”。

惟此一統中國尚未至於(yu) 大“成”，東(dong) 南文教尚未完整進入西北，兩(liang) 者形合而神未全合，故過去兩(liang) 百年來仍有不少齟牾，甚至有分離之事發生。今以文教化成初入中國之陰麵，乃國運隆盛之“千年大計”。

中國用四五千多年時間，把歐亞(ya) 大陸東(dong) 端如此廣大、多樣之族群融攝為(wei) 一，內(nei) 部有強大凝聚力，此誠為(wei) 人類文明、政治史所僅(jin) 見者。因為(wei) ，世界的絕大多數地區常陷入破碎之中，即便近世如日中天的西方文明，其總人口不及中國，卻破裂為(wei) 幾十國，且絕無一統希望。如此西方文明顯然不足以引領人類至於(yu) 普遍秩序。

涵陰陽於(yu) 一體(ti) ，故自誕生起，中國本身即是天下；同時，中國又在更大範圍的天下之中。故中國之大成不意味著曆史的終結，而是中國底定天下秩序之新起點。

中國內(nei) 部有陰陽之分，由中國的西、北繼續向西、向北，即為(wei) 廣義(yi) 的西方，其與(yu) 自成一體(ti) 的中國，構成人類文明之陰、陽兩(liang) 麵。中國是人類之“分形”結構，正是這一結構“自相似”特性，讓中國對人類負有特殊責任：把中國內(nei) 部的陰陽互感之道應用於(yu) 更廣泛的天下。

天下內(nei) 在地有合為(wei) 一家之趨勢。自古以來，人類陰、陽兩(liang) 麵一直有零散交往。華夏國家最初的誕生即得益於(yu) 西方諸多文明要素經由北方草原通道傳(chuan) 入中國，周人學習(xi) 小麥種植技術即為(wei) 其一；而後又有絲(si) 綢之路，直接溝通中國與(yu) 亞(ya) 洲內(nei) 陸地區，並向西延伸；伴隨著中國經濟重心轉移到東(dong) 南，又有海上絲(si) 綢之路之興(xing) 起，中國與(yu) 歐洲得以直接交流，時在鄭和下南洋、西洋之後。

此後，歐洲傳(chuan) 教士譯介中國思想到巴黎，引發啟蒙運動，西人得以打破神教束縛，走上理性主義(yi) 之路。此事件頗類似於(yu) 商鞅介紹東(dong) 方思想到西方之秦，秦人得以變其舊法。西人得中國思想之助，擺脫神教束縛，相信人的力量，乃用心其心力於(yu) 支配物，率先實現石化能源驅動、機器生產(chan) 為(wei) 關(guan) 鍵的工業(ye) 革命。

與(yu) 秦類似，西方各國建立了與(yu) 此相適應的民族國家建製，進而以武力征服全世界，打通世界為(wei) 一。這類似於(yu) 秦之興(xing) 起和掃滅六國，此為(wei) 人類一大巨變。就人類普遍曆史而言，此為(wei) “作於(yu) 西北”。但畢竟，這隻是荀子所謂“兼並”，世界未至於(yu) “堅凝”。西方缺乏凝定天下之價(jia) 值和製度，不論其一神教或普遍價(jia) 值，均為(wei) 衝(chong) 突、撕裂之源泉。經曆短暫的曆史終結興(xing) 奮期後，今日作為(wei) 西方文明規模最大、因而也是其最後代表之美國，正處在全麵的戰略收縮過程中。世界正陷入碎片化和動蕩之中，且將日益嚴(yan) 重。

世界普遍曆史發展下一波之主題是“成於(yu) 東(dong) 南”，此即“通其變”，以中國文化更化西方所初創、但已不穩定的世界治理機製，以使世界秩序趨於(yu) 穩定。這類似於(yu) 漢初東(dong) 方文化複興(xing) ，灌注於(yu) 郡縣架構中而更化秦製。今日世界演變之大勢亦當為(wei) 位於(yu) 東(dong) 方的中國，以其源遠流長的文教，涵攝、化成西人始創之現代國家和世界秩序，以化成天下，以安天下人。考慮到人類規模和族群之多樣，此一進程將是極為(wei) 漫長而艱難的，當以百年、千年計。但縱觀人類各大主要文明，人類普遍秩序除了由中國引領、“成於(yu) 東(dong) 南”之外，尚有其他選項乎？

中國幾千年曆史演變之基本線索是一陰一陽之互動，中國由此成長、擴展；普遍的天下秩序也隻能生成於(yu) 一陰一陽之互動中，西方人以其暴力始創之，至於(yu) 其凝定之道，則在中國智慧中。

注釋：

[1]唐曉峰認為(wei) ，古代中國北方有三元人文地理結構：漢族農(nong) 業(ye) 地帶，戎狄混合經濟地帶，匈奴草原遊牧經濟地帶，見唐曉峰：《先秦時期晉陝北部的戎狄與(yu) 古代北方的三元人文地理結構》，《地理研究》2003年第5期。

[2]蘇秉琦著，《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8頁。

[3]《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第118頁。

[4]《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第118-119頁。

[5]《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第90頁。

[6]《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第35頁。

[7]郭大順著，《追尋五帝：揭幕中國曆史紀元的開篇》，遼寧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3頁。

[8]《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第72頁。

[9]《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第100頁

[10]《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第100頁。

[11]《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第102頁。

[12]《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第100-101頁。

[13]《孟子•離婁下》。

[14]對這一點的論述，可見郭大順《追尋五帝》，第51-60頁。

[15]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ti) 格局》，收入費孝通等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格局》，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第1頁。

[16]何尊銘文。

[17]《禮記•表記》。

[18]《論語•八佾》。

[19]《史記•秦本紀》。

[20]《史記•秦本紀》。

[21]《史記•秦本紀》。

[22]《史記•秦本紀》。

[23]《史記•秦本紀》。

[24]倶見《史記•秦本紀》。

[25]《史記•秦本紀》。

[26]《史記•商君列傳(chuan) 》。

[27]《史記•儒林列傳(chuan) 》。

[28]《史記•匈奴列傳(chuan) 》。

[29]對此詳盡論述，可參看[美]巴菲爾德著，《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yu) 中國》，袁劍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14頁。

[30]蘇秉琦說：“認識到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wei) 重心的北方地區在中國古文明締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一連串問題，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這裏，不僅(jin) 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後，從(cong) 南北朝到遼、金、元、明、清，許多重頭戲都是在這個(ge) 舞台上演出的”（《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第35頁）。

[31]《荀子•議兵》。

[32]《論語•雍也》。

[33]《史記•酈生陸賈列傳(chuan) 》。關(guan) 於(yu) 漢代第二次立憲之詳盡分析，可見姚中秋著《國史綱目》，海南出版社，2013年，第245-259頁。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