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是“中國第一位社會(hui) 學者”

——探尋中國社會(hui) 學話語體(ti) 係的第一個(ge) 版本

作者：景天魁（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學部委員、社會(hui) 學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北京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十一日己酉

          耶穌2019年9月9日

中國古代沒有社會(hui) 學嗎

100多年來，所謂社會(hui) 學隻是“舶來品”，中國古代沒有社會(hui) 學，已成無需論證即廣被承認的“鐵案”。20世紀初美國基督教傳(chuan) 教士來中國傳(chuan) 授西方社會(hui) 學，即確立了其在大學講堂的獨占地位。社會(hui) 學在中國恢複重建之初，1980年日本著名社會(hui) 學家又來宣揚，中國不僅(jin) 本無社會(hui) 學，就是引進社會(hui) 學也“比日本晚四分之一世紀”。在這一“洋教條”禁錮下，有人居然把中國社會(hui) 學史視為(wei) 西方社會(hui) 學在中國的傳(chuan) 播史。至於(yu) 中國本土到底有沒有社會(hui) 學，竟然基本無人提及，就是罕見地談到荀子之時，也隻是說他提出了“群”的概念，頂多承認他提出了“群論”，根本稱不上是“學”。如此以來，西方概念和理論就占據了獨尊的地位，以其裁剪中國經驗事實自然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可是這樣的話，怎麽(me) 可能像吳文藻、費孝通等前輩所希望的那樣，在中國土地上從(cong) 頭建立起一門中國自己的社會(hui) 學，更遑論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hui) 學話語體(ti) 係和學科體(ti) 係了。由此看來，中國社會(hui) 學到底有沒有自己的本土起源？搞清楚這個(ge) 問題，對於(yu) 中國社會(hui) 學的前途命運至為(wei) 關(guan) 鍵。早在1902年，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總論中寫(xie) 道：“上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中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雖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見此偉(wei) 大國民，不能恢複乃祖乃宗所處最高尚最榮譽之位置，而更執牛耳於(yu) 全世界之學術思想界者！吾欲草此論，吾之熱血，如火如焰；吾之希望，如海如潮。”

而發端於(yu) 春秋之末，以戰國為(wei) 主的數百年，梁啟超稱之為(wei) 中國學術的“全盛時代”。荀子生活的戰國之末，則是“全盛中之全盛”時期。他盛讚荀子創立的群學，稱荀子是“社會(hui) 學之巨擘”。早在1897年所作的《說群序》中，他就立下了要“發明群義(yi) ”的宏願，然則“理奧例賾，苦不克達，既乃得侯官嚴(yan) 君複之治功《天演論》，瀏陽譚君嗣同之《仁學》，讀之釋然有當於(yu) 其心”。於(yu) 是，計劃“作《說群》十篇，一百二十章”。這一宏願不知何故卻未能實現，留下了學術史上的巨大遺憾。不過，梁啟超在《新民說》等多篇著作中，還是對群學多有闡發。荀子群學是戰國末期處於(yu) 世界學術“最高尚最榮譽之位置”的傑出成果之一，循著先哲的研究方向，回到荀子群學元典，探賾索隱，繼續“發揮之光大之”，亦是今日致力於(yu) 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吾輩之責。

中國社會(hui) 學究竟始於(yu) 何時

在今天，研究群學元典，不僅(jin) 對於(yu) 清末民初的先哲們(men) 而言具有接續的意義(yi) ，對於(yu) 建設中國社會(hui) 學的學科體(ti) 係和話語體(ti) 係更是一個(ge) 重大而迫切的任務。中國社會(hui) 學究竟始於(yu) 何時？這是不可回避的一個(ge) 重大問題。百年來流行的“中國本無社會(hui) 學”之論，完全漠視了中國曆史上深厚而璀璨的社會(hui) 學資源。然而，費孝通先生多次引述英國功能主義(yi) 大師拉德克利夫·布朗在20世紀30年代的論斷：中國早在戰國末期已由荀子創立了社會(hui) 學這個(ge) 學科。照此說來，中國社會(hui) 學絕對不隻是什麽(me) “舶來品”，中國社會(hui) 學史絕對不隻是“西方社會(hui) 學在中國的傳(chuan) 播史”，它有自己的起源與(yu) 演進脈絡。荀子群學就是中國社會(hui) 學話語體(ti) 係的初始版本。以此為(wei) 曆史基礎，才可能“在中國土地上從(cong) 頭建立起一門中國自己的社會(hui) 學”，才可能真正增強中國社會(hui) 學的學術自覺和學科自信。

為(wei) 什麽(me) 說群學是中國古典社會(hui) 學的元典

在筆者看來，令梁啟超感到“理奧例賾，苦不克達”的，很可能主要是群學在《荀子》一書(shu) 中的呈現形態問題——《荀子》一書(shu) 並不是符合西方學科標準的單一學科“專(zhuan) 著”，為(wei) 什麽(me) 說該書(shu) 之中的群學是中國古典社會(hui) 學的元典？這是一個(ge) 必須回答的問題。這個(ge) 問題，不僅(jin) 在梁啟超所處的群學與(yu) 西方社會(hui) 學相遇初期是“理奧例賾”的，就是在今天也難免令人有“苦不克達”之感。事實上，這是一些人不理解群學就是中國古典社會(hui) 學的“原因”之一，也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顯然，《荀子》一書(shu) 並不是單單講“群”的專(zhuan) 著，我們(men) 說《荀子》一書(shu) 中包含著群學的元典形態，根據就在於(yu) 該書(shu) 提出了群學的合群、能群、善群、樂(le) 群四層命題，形成了最主要、最基本的群學概念體(ti) 係和命題體(ti) 係，而不在於(yu) 荀子是否提出了“群學”之名，不在於(yu) 《荀子》一書(shu) 是不是符合西方學科標準的“社會(hui) 學專(zhuan) 著”。以是否提出了“群學”之名，是否有西方樣式的專(zhuan) 著，作為(wei) 評判荀子是否創立了群學的標準，那是用現代人的“學科”概念去苛求2200多年前的古人。這就如同問荀子是否有“身份證”、群學是否注冊(ce) 了發明權一樣。梁啟超稱讚荀子是“社會(hui) 學之巨擘”，衛惠林肯定荀子是“中國第一位社會(hui) 學者”，拉德克利夫·布朗認定荀子是社會(hui) 學的老祖，顯然都不是依據那種表麵的“標簽”，而是根據實質性的“內(nei) 涵”——群學的概念、命題和原理。

“元典”初創的標誌，是形成了核心概念和基本原理；“元典”完成的標誌是形成了相對獨立的概念體(ti) 係和相對係統的命題體(ti) 係。群學命題體(ti) 係是在群學概念體(ti) 係的基礎上構建而成的。命題是由概念構成的判斷，由命題組成的命題體(ti) 係可以完整地表達群學的宗旨、要義(yi) 和功用。如果說概念體(ti) 係可以證明群學的存在性，那麽(me) 命題體(ti) 係則可以直接呈現群學的豐(feng) 富內(nei) 容。而這些在《荀子》一書(shu) 中都以當時可能的最完整、最係統的形式呈現出來了。

責任編輯：近複